标签: 【

  • 玫瑰团队徐琳已刑满出狱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6日消息】今天下午通过电话确认,生于1966年的株洲人徐琳先生早上已经回到广州番禺东涌家里与妻儿团聚。由广州维稳部门派人从监狱接回。徐琳极具正义感且多才多艺,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庆幸》《站在正义一边》等颂扬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歌曲。因而遭到黑暗势力的政治迫害,2017年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构陷入狱3年。今天是3年刑期坐满出狱,没有获得任何减刑,可见徐琳拒不认罪,对邪恶势力的暴行採取了完全蔑视的态度。

    徐琳,性别:男,1964年生于湖南株洲永兴县,后移居广州。自由民主人士,建筑工程管理高级工程师,诗人、哲学研究者,歌曲创作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坚持追求自由、民主,撰写和创作了诸多自由民主题材的文章及歌曲、参与公民维权抗争行动。其作品多由互联网发布和传播。常年受当局监控,多次被软禁及秘密关押。自上世纪末开始撰写时政文章、诗歌,创作歌曲。2010年左右开始,在广州、深圳等地开展街头举牌、演讲,组织公民集会等活动。2012年8月,因欲参与王登朝(时任警队队长,后被当局构陷判刑12年)发起的‘莲花山公园千人公民集会’,计划于活动现场发表政治演讲,事前遭当局绑架,后被秘密关押三个月。2013年1月,现场参与“南方周末”事件,现场进行了举牌、诗歌朗诵、演讲等抗议活动。2014年5月,开始与刘四仿合作制作和发布歌曲作品。2014年10月,发表关于请联合国向中国派驻人权观察机构的公开信,与刘四仿作为共同发起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创作歌曲:《站在正义这一边》、《庆幸》、《我在去监狱的路上》、《我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等。

    2015年8月,因发布“709”事件而创作的歌曲《正义律师之歌》触怒当局,其任职的公司因受当局施压而遭失业,并被绑架至广州软禁一个月。创作歌曲:《自由无价》、《还原真相》、《请叫我的真名—纪功碑》、《正义律师之歌》、《一人一票》、《砍头也不回头》等。2016年3月,再次发表敦请联合国向中国派驻人权观察机构的公开信。创作歌曲:《民主大潮》、《救救孩子》、《雷洋之死》、《坦克人》、《正义之师军歌》等。2017年9月26日,于湖南父母家被广州警方抓捕,后被刑事拘留于广州南沙看守所(11月2日被控“寻衅滋事”遭当局批捕)。同案同日遭抓捕的刘四仿被刑事拘留月余后得以取保候审。徐琳被关押至2018年12月7日开庭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

    观察员与家人取得联系确认徐琳已经回家,身体各方面都还好,徐琳他谢谢一直关心他的朋友,徐琳刚回来需要安静修养身体,占时没有联系方式不方便与朋友联系,马上国庆节了,一家人希望有一个快乐的节日!徐琳在监狱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爱为妻子写歌,为思念妈妈表达对母亲的敬爱为母亲写歌,为徐琳回家后与家人团聚而祝福!希望一家人快乐健康!

  • 尘肺病工人维权近五年获赔偿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6日消息】工人患上尘肺病,律师参与维权近五年,终获赔偿,金额从4万元涨到100多万元。

    案情概览

    2011年,电焊工高某某受用人单位甲公司劳务派遣到乙公司务工,因长时间接触电焊烟尘,期间患上尘肺病。

    患上尘肺往往伴随着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咯血等症状,是不可逆的,病情会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来越严重。患者不仅仅身体要承受巨大的痛苦,一生无法治愈,精神更是受到无尽的折磨。

    涉事三方围绕民事侵权纠纷展开马拉松式诉讼,先后经历一审、二审、再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历时近五年,穷尽几乎所有民事诉讼程序,颇多曲折。

    起先,高某某仅收到甲公司给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在陈进学律师建议下,高某某先后两次分别到广东法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申请对其后续治疗费进行评估,对其伤残程度进行鉴定,为索赔取得了坚实依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当事人和律师维权路上的努力坚持,2020年3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在重审一审中作出(2019)粤0115民初1202号民事判决,被告广州甲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乙国际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高某某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后续治疗费、鉴定费及检查费共计1066633.92元。

    律师参与

    高某某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陈进学律师,陈律师曾被广州市律协评为法律援助先进个人。在为本案维权期间,陈律师同时代理了与甲、乙公司存在尘肺病侵权纠纷的其他三个工人的案件,包括本案在内的两位当事人的重审一审都胜诉了,另外两位当事人虽然未出结果,但因案情相似很可能会得到同案同判的处理。

    包括劳动争议胜诉的款项,陈律师仅仅为本案当事人高某某一人就争取到近20万元各类赔偿、补偿,不包括将来可能继续执行的100多万元,而陈律师本人只能得到法援机构发给的每案2000元左右的微薄补贴。

    谈到为何会不计报酬、无怨无悔、连续投入五年做这个法援案子,陈律师表示,自己来自湖北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就是一个民工,从9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上海务工,一路供养自己考上中山大学读法律。看到这些遭遇悲惨的工人自己会特别感同身受,就像是自己亲人在经历这种事情,出于一种伸张正义的公义之心,就想尽己所能去帮助他们维权,虽然法援案子费用低,但通过律师的努力能切实帮助尘肺病工友改善处境,帮助到他们的家庭,自己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从电焊工高某某的角度,自己在维权路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对了律师。但是陈律师则认为,高某某等几位工人都比较坚持,而且能抱团互相鼓励,为了自身的正当权利从未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还自学《工伤保险条例》、《劳动法》等相关法律,遇到看不明白的法律问题还会积极咨询陈律师,自身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工人维权过程中也会遭遇偏见,比如庭审过程中用人单位、用工单位的代表就会直接在庭上言辞激烈地攻击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在“无理取闹”,通过不停打官司在“闹事”。

    陈律师认为,案件胜诉的原因跟法制环境也有关系,自己主要经办的刑事类案件代理相对更艰难,阻力更大,而此类职业病纠纷仅仅是民事侵权,对抗性小,人为干预因素小,法官讲法律的空间更大,只要律师能提出坚实的法律依据,把事实和道理讲清楚,胜诉机会就比较大。

    作为陈律师办理的头一批职业病纠纷案件,能取得旗开得胜的办案效果,跟陈律师忘我的投入不无关系。当前职业病案件高发,其中多达600万人的尘肺病群体更是得到社会广泛关注,著名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项目,基督徒艺人袁立的公益基金会都是此类典型。因为过去职业病纠纷胜诉案例不多,本案突破性的思路也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本案原审二审生效后,当事人和律师都没有选择放弃,而是相继闯过了艰难的再审“立案关”,并罕见地获得改判,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逢年过节高某某等人都会发信息感谢陈律师,甚至当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工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为陈律师的法律工作提供了无穷动力和激励。

    法律分析

    关于高某某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能否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争议。

    高某某在与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被派遣到乙公司工作期间被诊断患职业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规定,可知法律赋予了职业病患者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依照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办案点睛

    1.在以往的职业病案例中,当事人往往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忘了继续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本案中,高某某避开了这个错误,使得赔偿金额从4万元增加到100多万元,极大地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

    2.本案中,陈进学律师创造性地申请法院参考《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的标准,对当事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等级进行司法鉴定,得到法院支持,当事人据此主张残疾赔偿金,此种做法应属全国首例。

    律师简介

    陈进学,男,籍贯湖北黄冈,现居广州市,系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2016年-2020年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6年-2015年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5年-2006年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1999年-2003年中山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
    专注于刑事辩护和劳工权利保护,代理的不少刑事案件取得了不予批捕、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无罪结果;
    代理的职业病民事赔偿案件、临时养老保险案件有突破性效果;
    陈律师长期热心社会公义,2007年-2009年度被广州市律师协会评为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现在依然坚持代理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的疑难、重大刑事案件。

  • 天津杨松发杀人案再审开庭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4日消息】天津杨松发因19年前一起疑点重重的杀人案获刑死缓,始终拒绝减刑,坚持申诉。2018年12月25日,最高法终于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天津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杨松发故意杀人案进行再审。杨松发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翘首以盼。2020年9月24日上午9:30分,杨松发故意杀人再审案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辩护律师吴丹红、赵德芳将出庭为其作无罪辩护。

    财新网此前报道,因为卷入一起故意杀人案,现年55岁的杨松发失去自由已经超过19年。漫长的铁窗生涯里,他始终拒绝减刑,坚持喊冤,否认自己是凶手。

    2001年3月中旬,天津郊外发现一具女尸,5月底,死者前男友杨松发被警方带走。2003年10月,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认定杨松发故意杀人罪成立,依法应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节”,决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杨松发不服,表示自己没有作案时间和动机。他的律师也表示,该案仅凭口供和证言定罪,办案机关没有对案发现场两个尺码不一的鞋印作出任何解释,作案凶器始终未找到,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指向杨松发的生物检材证据。

    此后十年间,该案历经上诉、驳回上诉,申诉、驳回申诉,申请抗诉、不予抗诉,穷尽了在天津本地的所有救济程序。后来杨松发继续向最高法院申诉,终于在2018年12月25日,最高法院作出一纸再审决定书,认为该案事实不清、主要证据存在矛盾,指令天津市高级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最高法院的再审决定让杨家人看到了曙光。然而,再审指令下达至今已经过去一年八个月,该案迟迟没有再审开庭。

    杨家有四个子女,杨松发排行老二,随母亲杨宝兰姓。杨宝兰是陕西人,生于1942年,早年在大庆油田工作,后搬家到天津。自杨松发出事,她就踏上了为儿伸冤之路,近20年来不断在天津北京多处往返奔波。年近八旬的她告诉财新记者,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为儿子洗刷冤屈。

    凶杀案与死缓判决

    杨松发1965年10月出生在河北沧州。2000年夏天,35岁的他已经离异,有一个七岁的儿子,在天津市原大港区(现已并入滨海新区)中石化集团第四建设公司工作。那年,经人介绍,杨松发与同样离异的刘彩菊相识后同居。据杨宝兰回忆,刘彩菊与杨松发的年龄相仿,二人相识时,刘彩菊正在准备开一个发廊。

    2001年春节前,杨松发与刘彩菊分手,此后结交了一位新的女朋友。杨松发后来对警方表示,短暂接触后,觉得刘彩菊爱唱歌跳舞,不适合自己。

    杨松发与刘彩菊分手约两个月后,刘彩菊遇害。

    司法材料显示,2001年3月16日上午7时许,刘彩菊的尸体在天津市原大港区联盟村青静黄河内被村民发现。根据验尸报告,刘彩菊头部砍创13处,两前臂砍创15处,经鉴定审查,刘彩菊系因失血性休克造成死亡。作为刘彩菊生前的接触者,杨松发很快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2001年5月30日被刑事拘留,6月13日被逮捕。

    2002年7月,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杨松发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2001年3月2日,杨松发从天津市大港区光照汽车租赁服务部租用一辆红色大发汽车。3月3日,杨松发带刘彩菊开车外出至大港区联盟村南青静黄河北岸土道停车,二人下车后,因故发生争吵。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杨松发持事先准备好的菜刀朝被害人头、双臂猛砍,将刘砍倒后经拖拉抛于青静黄河内,后逃离现场。

    天津二中院查明,多位证人证言证明了杨松发与刘彩菊交往、同居的情况。杨松发曾经向警方供述,与刘彩菊同居期间,因两人性情不和,不喜欢刘彩菊,不愿意与其结婚,为此曾与刘彩菊发生争吵,为摆脱刘彩菊的纠缠而将她杀死。法院认为,杨松发的供述与证人证言相吻合,证明其在刘彩菊提出结婚后,为摆脱刘彩菊遂产生杀害刘的动机。2001年3月3日晚8点刘彩菊离家后一直没有音讯。根据证人证言等可认定,其死亡时间是3月3日晚8时至3月4日上午。法院还查明,3月3日下午4时,杨松发在刘彩菊姐姐家偷拿一把菜刀,后用这把菜刀杀害刘彩菊并将菜刀抛弃。

    天津二中院审理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应予以支持。被告人杨松发为摆脱与被害人的恋爱关系,持凶器朝被害人要害部位多次、重复砍击,其犯罪情节、后果均属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节,杨松发尚不属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何为“本案的具体情节”?判决书并未说明。

    2003年10月29日,天津二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松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杨松发坚决否认自己有杀人行为,上诉至天津市高级法院。而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则认为量刑畸轻,提起抗诉。在二审开庭审理后,2007年12月20日,天津高院裁定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天津高院二审认为,一审对杨松发定罪量刑时已经充分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故对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不予支持。本案事实有相关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和鉴定结论等证明属实,杨松发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二审宣判后,杨松发被送往监狱服刑。他在狱中向天津高院申诉。天津高院审查认为,案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实杨松发杀人的事实。且申诉中杨松发未能提供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申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1年10月14日,天津高院宣布驳回申诉。杨松发仍未放弃,转而向天津市检察院申请抗诉。天津市检察院认为,案件的证据情况不符合抗诉条件,2013年1月14日作出复查通知书,决定不予抗诉。

    至此,杨松发案走完了在天津本地的所有救济程序。

    矛盾的证据

    天津高院当年二审认为,杨松发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然而复盘庭审经过,这个结论可谓疑点重重。

    杨松发曾在接受审讯时供述是自己作案。不过到了法庭上他全面翻供,坚决否认自己杀人,表示出事发当天其没有租车、没有作案时间和也没有杀人动机。他还强调,无论是刘彩菊还是其本人,在短暂相识的大半年中均未提出过结婚。

    杨松发在申诉材料里表示,2001年3月3日当天一早就外出,晚上先去母亲家,接着外出同朋友喝酒,此后又回到了新女友家中。他说之所以能记清楚当天的事情,是因为新女友是广西人,3月3日是广西一个农历节日,加之快到妇女节,新女友希望他送其一个小礼物。

    刘彩菊的死亡现场勘查笔录显示,在案发中心现场位于青静黄河北岸西侧,一条南北走向呈“几”字形管道东侧有三处血迹,第一处血迹周围,有两趟成趟足迹,一种呈旅游鞋底花纹,长26厘米(42码),另一种呈皮鞋底花纹,长21厘米(32码)。在第三处血迹向南至水边有5米的拖拉痕迹,痕迹两侧伴有旅游鞋足迹,第三处血迹南侧有一新鲜土坑。

    杨松发的二审辩护律师表示,认定杨松发杀人的证据不足,杨松发否认租车,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车轮印痕。除此之外,两个不同尺码的鞋印也显示凶手可能另有其人。在审理过程中,法院确认杨松发作案用的菜刀是从刘彩菊姐姐家偷盗的,但这个凶器始终未找到。刘彩菊姐姐刘彩凤出具的证言称,家中有两把菜刀,刘彩菊失踪以后,发现家中丢了一把,丢失菜刀为黑色塑料把菜刀。而杨松发供述,作案用的菜刀为黄色木把菜刀。

    从常理来看,32码的鞋通常适合七岁左右儿童穿着。杨宝兰则告诉财新记者,杨松发个头小,鞋子尺码既不是42码也不是32码,而是38码。

    吊诡之处在于,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均未对案发现场两个不同尺码的鞋印作出任何说明,也未对供述不一致的作案工具作出说明。在残忍的凶案现场,公安机关也没有提取到任何指向杨松发的生物检材证据。事实上,一审期间,天津市法律援助中心为杨松发指派的辩护律师就曾提醒法庭,本案没有被告人实施犯罪的直接证据,应慎重判处。

    杨松发为何一开始向警方供述是开着租来的面包车到达案发现场?他后来在法庭上表示,因为案发现场路程较远,不可能骑自行车到达。在案件预审过程中,因为遭到刑讯逼供,只好说租车,又顺势胡编曾经租过车的地方。二审的辩护律师也曾明确指出,在租车的时间上,租车公司员工的说法前后不一致。

    二审期间杨松发和辩护律师还表示,在侦查阶段,杨本人遭到殴打、体罚、折磨,每次提讯后身体都有伤痕。讯问笔录显示,杨松发第一次接受讯问的时间是从2001年5月30日下午3点30分持续到6月1日下午4点10分,接近49个小时,期间杨松发没有正常休息。杨松发和律师认为,有罪供述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不具备证据合法性,不能认定为案件事实的依据。

    不过天津高院二审认为,杨松发上诉否认犯罪的上诉理由以及辩护人提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采纳。

    等待再审开庭

    服刑期间杨松发拒绝减刑,不断喊冤。在申诉材料中,他写道:曾经遭遇刑讯逼供,自被羁押当天,就遭受到侦查人员的轮番殴打,前前后后共计6至8名办案警察对其实施了暴力,且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和吃东西,身上到处都是伤,两腕受伤、两肋的皮都掉了。不得以承认罪行后,便一直在翻供。

    2017年4月,北京律师吴丹红接受委托,担任杨松发的申诉代理律师。他向财新记者回忆,2017年初,已经75岁的杨宝兰拄着拐杖找到自己。杨母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没杀人,他不要求减刑,就是要申诉。”

    了解基本案情后,吴丹红认为,即使以当年的证据认定标准来看,此案也大有问题。“脚印的矛盾、凶器的矛盾怎么解释?而且现场没有任何生物检材证据,定案依据只有口供和证人证言,案件有明显的逻辑问题。”

    吴丹红称,刚开始看不到完整的卷宗,就根据有限的材料向最高法院写了申诉状。2018年12月25日,最高院下达再审决定书,认为杨松发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申诉符合重新审判情形,指令天津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吴丹红说,2019年4月获悉最高法院已经指令天津方面再审,此后才调阅到全部卷宗材料。

    《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六个月。然而杨松发案自最高法院决定再审至今,已经过去一年八个月,仍未再审开庭。

    吴丹红透露,该案原计划在2019年12月召开庭前会议,但因故推迟到2020年1月,此后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又延期了大半年。8月中旬,天津高院办案法官联系吴丹红,称案件的庭前会议正在积极协调,近期将要召开。

    坚持为儿伸冤的杨宝兰已经年近八旬。谈起伸冤之路,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她告诉财新记者,杨松发出事后,一家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大儿子的工作受到牵连,自己则靠缝纫手艺到处打零工,生活窘迫。多年奔波给她带来了多种病痛,因为患上肾结石已经摘除了一个肾。

    财新记者未能联系到死者刘彩菊的家属。杨宝兰说,事发以后两家人没有联系过,即使在街上碰到,也没有打过招呼。

    “我一辈子就只有四个孩子,现在最大的意愿,就是希望自己的二儿子能够早点得到清白。”杨宝兰说。

  • 江苏翁金妹举报信

    我丈夫王小洪系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国企职工。于2017年8月1日下午被黑恶份子殴打致残,经签定为重伤,至今卧床不起,濒临死亡。报案后,江苏常州钟楼分局五星派出所拒绝立案,三年来,江苏常州钟楼分局徐海、五星派出所指导员陈茹梅、王超益民警,采取诬陷、诽谤、恐吓、威胁多次打压我和我儿子。

    一、案情经过.监控录像显示2017年8月1日下午5点02分凶犯从勤业中学后面的来加来健身馆出来,5点12分骑电动车在我家门口,先撞倒我丈夫,随之发生口角,争执中,将我丈夫拳打脚踢,直到丈夫倒地后,凶犯才逃逸案发现场。有完整监控资料证明。

    二、出警不立案,2017年8月1日下午5点20几分,监控录像显示5点12分凶犯殴打十几分钟全部过程,5点22分两只双手重重的推倒受害老人,严重受伤,头脑、脸上、脑袋、胸部、肚子、腿部受伤。受害者老人倒地后还踢了两脚,目击者想抱我丈夫起来,但腿打断了,站不起来,凶犯没等警车到来,逃逸案发现场。王超益接警没有给我们笔录,就问了一句好走吗?我们说不能走,需要送医抢救,王叫我们自己打电话,然后就开车走了。路上行人帮忙打了120电话报警求助,有监控录像显示很清楚,事后王民警还说谎,说是用警车送我们去医院抢救治疗的,简直一派胡言。诽谤老人喝酒闹事,王超益发现我们受害者家属不知情况,而且一直逃避责任。我们是8月3日晩上医生做手术后,发现我先生不是自己摔倒的,因为严重粉碎性骨折,而且从头到脚都是软组织损伤,叫我儿子去交警支队看看路边监控,方才知道是恶魔打的,我们去五星所报警,五星派出所前台说,王超益接警的,这个案子别的民警不好插手,我们联系了王超益,一会说出差,一会说生病了,一直说谎,就是我们在大厅见面,也说有事,没有空接见来访。逃避现实,荒谬掩盖,拒不立案。

    三.为犯罪开脱。2017年8月30、31日我在五星所查看监控录像,监控不同角度有三个画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总算找到凶犯是从来加来健身馆出来的,监控录像上显示2017年8月1日下午5点零2分从来加来出来,骑着电动车摇摇晃晃的到劳动西路至长江路丁字路撞了我家老先生,我先生看他撞了人想跑,就上前说不要跑,这个凶犯从车上下来,说我先生碰瓷,凶相毕露,拳脚相加,遍体鳞伤,倒地后来两只手重重的把老人推到,老人倒地后还踢了两脚,逃逸案发现场。8月31日我们去来加来找凶犯信息,打电话给王超益,总是说没空,只好报警后五星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说你们的案子他们不好插手,叫我们来加来门口等王超益,等待了半天到天黑王超益也没有来,这样一等就是三天,我联系王超益去了来加来,结果监控录像与电脑信息都没有了,与凶犯串通一气。9月6日说凶犯还没有找到,然后又说你们放心吧凶犯找到了,家里有钱的,是常州本地人,有正当工作的,你那点医药费赔的起的,知法犯法。

    四、恶意作假,重伤定轻伤。每次王超益带我去一院做了初步伤情鉴定,先把我关在门外,出来也不给报告我看,只说轻伤二级,要等一个月后重新做鉴定的,结果前后去了六次还是不好做,每次去做鉴定他先进去交流半个小时,让我先生进去把他脚要扳到跟正常人一样,还不能说痛,我先生痛的头上冷汗直冒!每次做鉴定对病人是一种身心上的折磨,对我们很不公平,病腿锯了一断,装了30公分长的假肢,刀口长18公分,而鉴定结果是7.8公分,相差十公分,应签定为重伤,却鉴定为轻伤一级。

    五、不抓罪犯却打击家属

    1、2018年11月23日,我儿为父亲伸张正义,化龙巷发帖,揭露案情经过,五星派出所陈茹梅对我儿子学校施加压力,给学校发短信,学校迫于压力,辞去了我儿子的工作。

    2、2020年8月27日晚8点,钟楼分局五星派出所7个民警硬闯我家,我说家里有病人不好受剌激,有什么事外面讲,闯进来抢我二个手机一台电脑,更可恨的是翻箱倒柜找我儿子,屋面上的天窗打开没关,9月1日大暴雨,导致家里进水,我的字画及材料损失严重。抢了我的手机删了我重要的资料,录音录像等等。9月3日我报警仍然不给,9月4日我在五星乡政府报警二次,乡政府领导带我到五星派出所等了二个小时才还给我手机,手机被整整扣押九天,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工作买菜付款等等,期间还派人监视跟踪我。

    3、2020年9月11日上午九点,钟楼分局与五星派出所7个民警,对我搜身,抢我手机,把我关进黑监狱8个小时,对我人身攻击,诽谤,恐吓威胁,给我带黑头套。不经我同意打开4G流量用去60元。

    非常可恶的事情,我强烈要求对王小洪被故意伤害致残事情立案调查。还我公道!对徐海、陈茹梅、王超益三位不作为乱作为民警,一查到底。

    举报人:翁金妹
    电话:15861192561(微信同号)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勤业吴家村89号
    2020年9月13日

    附:王小洪被故意伤害案案情经过及处理经过

    2017年8月1号,那天我和我儿子去看画展,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回家发现我先生不在家,然后我们听到外面有人说,快去看看马路上的是不是你老公,于是我们跑出去一看果然是他,只见他坐在地上,我儿子想扶他起来,但是他说脚很痛走不了路。我先生王小洪,59岁,在家门口散步,一骑黑色电动车,蓝色上衣男子前面带着一个小孩,先是电动车晃晃悠悠的撞了我家先生,把我先生的胳膊撞出血了,我先生让他不要走,对方非但没有道歉反而想要逃跑,而且随即对我先生连推带殴打十几分钟,最后双手用力把我先生重重的推倒在地,我先生当即就没能再站起来!因为我先生是中共党员,又是北京军区复员的老兵,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还一下手,对方把他当沙袋一样毒打!而且罪犯打人后就骑车逃逸了!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当时警车来了,下车的是接警警官王超益,他就简单的看了下问我先生能走吗,我们说不能,并请求让他警车送我们去医院,他不肯并说没有这个义务,笔录都没给我们做就上车走了。还是路边的好心人帮我们打的120,我们一直在案发现场等救护车过来送医院抢救,检查下来医生说是股骨头严重粉碎性骨折,身上多处软组织伤!需要立刻动大手术,而且要把自身原来的股骨头和韧带割掉,换一根人造的股骨头进去。医院第二天安排了手术,我在手术室门口等了足足八个小时,看到我先生嘴上戴着氧气罩,腿上一条近二十公分长的刀口,插着导血管,被推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至少要知道犯罪分子为什么要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下如此的毒手?

    后来医生说这么严重的伤肯定是外力引起的,让我们去看看周围的监控,于是我儿子先去的交警大队调监控查到是被人故意伤害所致的,让我们赶紧去派出所报案,于是我儿子又来到五星派出所报案并要求民警立案侦查,接待我们的是当时的处理民警王超益,他就是案发那天的接警民警,之前他一直说很忙,好不容易才见到他,他又说他有事,监控还是我们自己在监控室待了一天一点一点查到的,而且他监控还不肯给我们。然后他不是说出差就是生病,感觉见他一面真的很难,就这样一直等我们出院后一个多月,才终于约好去市一院法医科做的伤情鉴定,鉴定的时候王警官把我关在门外不让我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他手上拿着一份盖了医院红章的鉴定报告,在我面前晃了晃说是轻伤,报告都没给我看就被他带走了。

    我们表示有疑议?这么重的伤怎么可能是轻伤呢?过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再去,法医说不能做。他说要三个月以后再做一次,于是我们又等了三个月,我轮椅推着我先生去的,到了法医科,王警官还是先把我们关在门外,他拿着上次做的鉴定报告进去跟法医交谈了近半小时,然后才让我们进去。法医连我们的病历都没看,上来直接就说要让我先生的腿能像正常人一样弯曲起来,这怎么可能呢,他的韧带都已经割断了,主治医生都说以后都只能靠轮椅和助行器活动了,就好比让一个没有手的人去抓东西可能吗?然后又让我们等半年后再去做,结果半年以后去还是像当初那样无功而返,前前后后一共鉴定了五六次,每次法医都是同一个人,未免也太巧合了吧?而且我们每次找王警官,他们的态度都非常恶劣,电话里都是冲我们又吼又叫的,这是身为人民警察对待我们受害者应有的态度吗?

    我先生腿的残疾已经构成既定事实了,这么严重的伤还怎么可能跟正常人一样活动呢?我先生由于是部队退役的军人,对于自己残疾的事实想不开,几度想自杀,而且脑子里被对方殴打的那幕总是挥之不去,连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有人要害他,已经严重抑郁了!我们只好把他送到常州102医院精神科住了一个多月,经检查有脑积水,还吸了高压氧才有好转,但是人已经恍恍惚惚,没有精神,跟从前判若两人了!我由于担心他回家后还会想不开,只能放弃了工作,每天只能寸步不离的看护他。

    我们从治疗到现在一共用去三十多万元的医药费,我先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在医院的时候虽然请了专门的护工护理,但是家人同时也背负了巨大的煎熬,出院后我还请了专业的康复师每天到家里来帮我先生按摩大腿,希望他肌肉不会萎缩,后续假肢的更换还需要一大笔费用,家里已举债累累,期间我们曾多次去求过王警官,让对方出面拿点钱出来给我们治疗,王警官直接说“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难道调解不是身为一个民警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吗?而且王警官一会说没有找到人,一会又说对方有钱的,赔得起的,这讲话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施暴者是谁,而且一直跟我们隐瞒了对方伤害我先生这一事实,还是我们自己去查了监控才知道的。他不心虚又为何要隐瞒?

    我身为普通老百姓,有困难只能找职责部门,但是我们的案件被他一直搪塞这么拖延3年多了,到现在都没有立案,我们家属强烈要求立案,希望请有关部门的领导能帮我们伸张正义,赔偿一切经济损失,作为民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为民,不作为,不依法办亊,已形成违法违规行为。希望将犯罪份子绳之以法为感!

    陈述人:翁金妹
    2020年9月10日
    家庭住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勤业吴家村89号
    联系电话:15861192561

  • 玉林斑美拉案 辩护律师在行动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4日消息】斑美拉案,被广西玉林的官方炒作为斑美拉特大传销案、广西第一大传销案。

    “斑美拉”本是余石容经营的一家公司的字号,因为经营模式先进、发展势头良好、热衷于公益,曾经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制作节目,公司负责人余石容与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倩进行《对话中国品牌》。公司的理念就是在销售产品的同时,让有意向的客户变成代理商,也能赚到钱。

    公司也曾邀请中国顶级刑法学专家高铭暄、赵秉志、阴建峰教授对公司的经营模式进行分析、论证,他们一致认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但三名刑法学专家敌不过广西玉林市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当二审法院的法官和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就联合办案了,别说是刑法学专家了,就算是上帝、佛祖、老神仙来了,或许也难以与其辩驳。

    果不其然,有了共同联合办案的基础,该案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中都是一路绿灯,玉州区法院不听被告人的辩护,不允许辩护律师发言,不采信辩方证据,甚至不惜对律师动武,把辩护律师架出去。

    果不其然,一审判决不仅对余石容等人重判,而且还罚没了数亿元财产。一审判决结束的次日,中级法院便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一审法官的文章,公开宣示:一审判决有理。

    这起被玉林市司法机关强行非法管辖的大案,被告人及其家属感觉自己如同被打劫了一般。谋财不要害命呀,他们本来对二审抱有极大的期望,可玉林市中级法院在立案半个月之后,突然宣布:二审不开庭。

    辩护律师向玉林市中级法院提出变更管辖的意见

    2020年9月22日上午,斑美拉案中余石容的辩护人冯延强律师、秦华俊的辩护人刘良强律师来到玉林市中级法院。因主办法官罗斌及合议庭其他成员都不在,刑一庭的法官助理邱助理前来接待。

    辩护律师此前曾明确要求罗斌法官书面告知此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结果得到的书面告知是这样的:工作人员在便签纸上写下合议庭成员的名字交给律师。

    随后,两位律师来到诉讼服务中心联系该院的监察室。不久,两名监察室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待,其中一名接待人员姓罗。辩护律师明确要求该院查清楚一个关键事实——曾在本案侦查阶段与侦查人员、检察官“一起长时间的互相讨论、深入研究、查找案例”的法官姓名及职务。

    两位辩护律师还针对此案存在的二审法院插手基层法院一审程序、公然自称是一审法院、鼓励基层法院的法官非法驱逐律师的一审法官、在一审判决书作出次日便在二审法院的网站上刊登一审法官的文章等违法问题,明确要求该院立即撤销不开庭审理的决定,将该案的二审移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管辖。

    辩护律师赴玉林市检察院控告二审法院的不法行为

    从玉林市中级法院出来,两位辩护律师又赶至玉林市检察院,就玉林中院诸多违法情形进行控告。

    对辩护律师反映的中院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情况,接访的检察官很诧异,他说本地的案件只要上诉基本上就开庭。辩护律师联想到,被告人余石容曾说“同监室二审的案子都开庭”,玉林中院执勤的法警也说“我们法院刑事二审的案子都开庭”。为什么偏偏斑美拉案的二审不开庭?

    辩护律师也向该检察官反映了玉林中院刑庭法官在该案侦查阶段参与办案、对案件未审先判的问题,并提交了证据材料。该检察官也认为作为法官作为裁判者,这样的做法很不合适。这位检察官还仔细核对了辩护律师的邮寄地址,会在7日内向律师书面告知处理进展。

    辩护律师去玉林市工商联合会反映民营企业家被掠夺的问题

    玉林本无管辖权,硬要抢。究其原因,为了钱。

    刑法打击的传销活动,是指以发展人员为目的,没有实际商品交易或者不以实际交易为主的,以赚取人头费、门槛费为敛财手段的传销行为。现实中的表现形式通常是以介绍工作、旅游看房、考察生意、相亲或会见网友为由邀约参加所谓的纯资本运作、连锁销售等传销骗局。

    而斑美拉公司有实际经营活动和真实存在的商品,且一直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许多代理商均是在亲自使用之后感觉到效果好才主动加入的,绝非虚假宣传。根据物流单和银行流水可知,斑美拉公司的交易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斑美拉公司允许因产品质量问题退货,有退货渠道,符合实际经营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斑美拉公司是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而非以发展人员数量为计酬依据。上线代理商的利润可能会更多,但是利润的增加是源于下线代理商不断地销售产品,而不是基于人员数量增长收取的入门费。没有被害人报案是本案的最大特色,根本就不具备法定的“诈骗财物”的入罪要素。

    在玉林市工商业联合会,辩护律师提交的材料中明确提到:“国家不断鼓励和提倡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央层面反复强调和下文件要保护民营企业、维护民营企业家权益、维护法治秩序。然而,背后个别地方执法机关又在大力地打击微商,逐利式执法、创收式执法。”斑美拉案,就是司法机关掠夺式办案的典型案例,必须引起重视。

    离开玉林市工商业联合会,辩护律师安排下午会见被告人,然后转战南宁。明天,将有十几位辩护律师一同前往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政法委、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反映情况。

    辩护律师认为,玉林斑美拉案,程序严重违法、实体严重不公,如果放任玉林市司法机关的种种违法行为,无论是对法治建设,还是对经济发展,都将贻害无穷,必须立即纠正。

  • 村民为“好人耿光旭”奔走喊冤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2020年9月16日,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坪村村民自发为“好人耿光旭”奔走喊冤。村民们认为云南曲靖案耿光旭不是黑恶势力而踏上了上访的道路。他们认为耿光旭是最好的村支书,是当地最好的企业家!他捐款1个多亿为村民修路、建学校、通水通电、帮百姓买保险、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发奖金…

    如果把这样一位心里真正想着群众,真正能够为人民做事的好干部打成黑社会,老百姓实在想不通!“我们恳请省、市党委、政府、政法委、扫黑办,检察院、法院领导,要体察民情,听听我们老百姓的呼声,实事求是,公平办案。他是我们14个自然村的当家人,我们希望他早日回家,带领我们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们快生活不下去了,我们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因此,村民们纷纷向省政法委、省检察院、市政法委、市检察院信访部门反映耿光旭的真实情况并递交上千人的万言书,同时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耐心的听取村民们对耿光旭情况的真实反映!这样的好人不应该被冤枉!

    据悉,“云南耿氏兄弟案”是指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坪村村支书、富源县人大代表、曲靖市人大代表耿光旭及其兄弟耿光照,两人是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涉足煤矿、农业、养殖业等多个行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并解决了诸多就业问题。但因为在民间放贷、收账过程中存在一些纠纷,被当地警方在扫黑除恶运动中打成黑社会。而据代理律师们称,这是“模范村支书”、“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扫黑除恶运动中被指控为黑社会。今年7月,还发生了13名辩护律师集体前往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反映问题的情况。

    在全国扫黑除恶运动进行的第三年,我们发现这场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却存在太多的问题。为完成指标上纲上线,把民营企业家打成黑社会,为罚没巨额财产不惜搞逼供信,三家内部协调,诉判一致,辩护空间被严重压缩,二审不开庭维持原判,导致很多涉黑案家属喊冤申诉。随着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接近尾声,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将来会愈发突显。

    在这几年的扫黑除恶中,出现了一批被打成黑社会的民营企业家,其中难免有一些“逐利性扫黑”的现象。地方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成为打击的重点,办案机关以过去十几年里存在的一些纠纷为切入点,以涉黑的名义径行接管企业,查封冻结扣押财产,只要判决没有出现意外,就存在从巨额罚没中“返利”的情况,这非常可怕。

    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张明楷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返利”机制的危害性,说这是某些办案机关的利益驱动。比如,有报道称,池州市陈氏兄弟涉黑案就是这种典型,2020年5月14日,法院进行宣判时,法庭内外哭声喊冤声不断。

    而13位知名律师为什么要跑到市检去信访,因为他们深知,涉黑案件虽然都指定在基层法院,但起决定作用的都是市检或省检,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以庭审为中心只是一句口号。在法庭上辩得再好,再把控方证据打得稀里哗啦,都不及上级检察院、法院和扫黑办的批示,很多结果早就是内定好的。异地管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刑讯逼供,查扣冻全部财产,三司内定,诉判一致,庭审走过场,顶格重判,全部罚没,二审书面审,已经成为这类案件的标准套路。

    如果大律师大教授们都通过上访而不是通过庭审辩护为被告人喊冤,我们口口声声说的法治还存在吗?有钱请律师的企业家尚且如此,无权无势无钱的草民们,蒙冤的话还有活路吗?

    当运动式治理过去后,是留下一地礼花的碎屑,还是远处此起彼伏的喊冤声声?或许,历史会对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有所评判吧。

  • 成都何艾芩再去北京喊冤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今年年初就在北京居住喊冤的成都冤民何艾芩,受疫情的影响躲过了惯例的北京“两会”,所以不受干扰的继续待在北京。但是躲了初一没有躲过十五,在延期的“两会”就要召开前夕,还是被警方暴力拦截,交由政府送回成都,软禁到两会结束之后方才得以全身自由。

    今年的5月,何艾芩在北京西城被成都警察暴力拦截,西城警察熟视无睹。转运到房山区临时非法关押地,北京警察欲索贿而为成都贪官作保护伞。何艾芩认为北京警察不仅渎职失责,违背中央一再强调“对上访人员进行保护”的政策要求,而且还蛇鼠一窝或明或暗向成都警方索要好处费。

    9月下旬,躲过成都封锁线的何艾芩再度来到北京,就管辖地北京没有依法保护她的人身安全,维护她的合法上访权,而且还存在资金索贿的腐败问题,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投诉举报反应诉求。

    工作时间抵达北京市公安局的何艾芩,遇见四川来的文仁贵,重庆来的冉崇碧,也是投诉北京丰台警方配合截访、非法羁押、存在经济上的现金交易问题。同时,她还观察到来这儿投诉反映同样问题的还有其他省市的上访冤民。

    何艾芩介绍说,遇见一位自称是国务院退休干部模样的老人,无不爱惜和痛斥的劝说引导他们“不要上访,上访是没有任何用的。现在的官员成拦路抢劫的土匪,警察变为维腐走狗,教授为兽类,处干是畜类,中国已经沦为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官员变成没有丁点人性的畜牲了,不会同情你的,只会更加残酷迫害老百姓。”

    此后,何艾芩还吃惊的目击,一位不知何故、何由、何事的活人瘫倒在市局门口,无人搭理也无人护理,只是有很多人用手机拍照。结果警察将正在拍照的一位年轻人二话不说抓进警车,还扬言继续拍照者照样不误。此话一出,吓的很多过路拍照者,纷纷转移镜头离开而走。

  • 青岛村民王书春敲诈政府案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2013年5月,山东青岛村民王书春的房屋被强拆,此后王书春持续上访反映诉求,五年后即2018年8月底,在当地政府终于肯为王书春的信访事项召开听证会以后,王书春却被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同年9月21日被批准逮捕。

    政府批准建设并居住十年的房屋 突然成了违章建筑

    2000年3月,青岛胶州市的村民王书春向镇政府申请宅基地。2002年3月,镇政府批准了申请后,王书春在码头村自建了95.4平米的房屋。十年后,即2012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开展大沽河综合治理工作,认定王书春的自建房屋位于大沽河河道内,需要进行拆除。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初是政府批准王书春建房,现在政府又要拆王书春的房,过错不在王书春,政府得赔偿。但是,胶州市的九龙街道却滥施阴招,将王书春的房屋按照违章建筑来进行评估,欲以极低的评估价进行补偿。合法的变成非法的、应赔偿的变成应补偿的、正常价格变成极低的价格,王书春当然不能接受。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王书春的螳臂也挡不住街道办的大车。2013年5月23日,九龙街道向王书春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两天后,直接强拆。

    五年上访换来的听证会,却成了他的滑铁卢

    从2013年11月开始,王书春多次到北京、山东省巡视组、中央巡视组上访,反映其被强拆的房屋应当按照有证房屋进行补偿。近五年后的2018年8月28日,九龙街道终于肯为王书春的信访事项召开听证会。当时,王书春仍然是拒绝按照违章建筑进行补偿,并要求参照相对合理的胶东机场、青连铁路的标准进行赔偿。听证会后,王书春被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9月21日被逮捕。

    王书春敲诈了谁?法院说他敲诈的是政府

    青岛胶州市法院认定,王书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上访为要挟,强行索要公私财物,要求政府赔偿房屋的价值明显高于其房屋自身价值,非法占有的故意和敲诈公私财物的目的明显,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刑三年半。

    王书春不服,上诉。2019年11月21日,青岛市中级法院认定,王书春到中央、省、市各部门上访要求支付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房屋价格,实质上是以影响地方政府形象为威胁、要挟内容,达到从政府等有关部门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构成敲诈勒索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忍老汉蒙冤,家属委托律师申诉

    接受代理申诉的是山东本地的两位青年律师,淄博的张凯和济南的周云昌。两位律师研究此案后,一致认为:政府作为行政机关,行使的是公权,当然不能成为被要挟、被勒索的对象。敲诈勒索罪中的被敲诈对象要产生“恐惧心理”,政府怎么可能因为产生“恐惧心理”?它也没这个生理功能呀。

    住宅权是公民最基本的财产权,甚至是天赋人权。公民基于对政府的信任,依法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建设的房屋,政府不得说拆就拆,行政法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信赖保护原则。政府辜负了公民的信赖,并因此造成了公民的经济损失,当然有权利主张赔偿。所以,本案不具备敲诈勒索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要件。

    再者,公民依法提出的赔偿要求、正大光明的在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上主张具体的赔偿要求,作为政府,只需依法作出赔偿与否或者赔偿多少的决定即可。岂能将公权和私权混同?

    所以,青岛市两级法院的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王书春无罪。

  • 任照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2日消息】前律师任照因网络言论被八里岔乡派出所调查,为了监督八里岔乡派出所的执法行为,特向该所申请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以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

    任照:就在一个小时前,我爸爸打电话,说昨天八里岔乡派出所在调查我,爸爸说我要再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就有可能失去自由。

    我已经从6月份以来自动禁言,因为身为一个不能执业的律师,已经失去在法庭上仗义执言的机会,在网上说的再多也无济于事,所以,也就不再说话了。

    但是理性归理性,如果理性能解决问题,恐怕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重新在朋友圈发言,也仅仅3天左右,不想昨天就有派出所调查的事情出现。

    没想到我失去律师证还不是故事的结局,是不是一句话不说就是结局呢?我估计也不是。我的同行们不是有不少身陷囹圄吗?他们都做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做的事都是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就连这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实现,甚至会因此失去自由。

    但是,我想起一句话,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法律对公权力机关的行权原则,公权力机关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且执法必须依法,没有任何例外。

    那么,八里岔乡派出所对我的调查是否符合《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呢?如果不符合,它就是违法了。

    为了监督八里岔乡派出所的执法行为,我要申请其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

    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任照,男,汉族,1983年8月3日出生,身份证号:411528198308037115,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莲花村任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226号40号楼4层410号,联系电话:13598818106

    申请事项:申请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系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的公民,属八里岔乡派出所的辖区居民,八里岔乡派出所的维稳经费使用明细与我息息相关,为了实现公民的知情权,现向你所申请公开此信息,望从速公开。

    此致
    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

    申请人:任照
    2020年9月21日

  • “余江帆案”因无管辖权被迫休庭

    【民生观察2020年9月19日消息】2020年9月18日,河南省邓州市余江帆涉嫌寻衅滋事案开庭审理,邓州市法院因无管辖权而被迫休庭。

    指控余江帆的三起上访行为,都是发生在北京,案发前她一直常住北京,北京是其经常居住地,河南省邓州市法院根本无管辖权。而且余江帆上访反映的房屋质量问题和父亲被非法拘禁后病亡问题,都跟地方政府有利害关系,邓州法院曾因她上访判过其三年半有期徒刑,在余江帆看来,邓州法院不可能公正审理她的案子。

    9月18日,余江帆案开庭审理,辩护律师是王万琼和李仲伟律师,因上述原因,休庭延期。

    2011年,余江帆所住的村为支持南水北调工程举村搬迁。那时候,杨河村从淅川县搬迁到邓州市还不满两年。搬迁伊始,安置点尚未完工,雨水积在邓州市夏集乡孙沟(杨河)安置点的大道上,基础设施还没有建好,村口的化粪池暴露在外,垃圾堆积如山。分配给村民的房屋房顶漏水,墙体歪斜、开裂,地面凹凸,还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钢筋。

    无奈之下,84名村民写信上访,请求解决房屋漏水、墙壁歪斜开裂、室内地面凹凸、地面裂缝、全村没有生产道路、没有一口机井、没有养殖地、下水管道不通、垃圾无人清运等问题,保障村民搬迁之后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

    2013年2月1日,杨河村41名群众到河南省省委反映情况。时任夏集乡党委副书记李晓东会同杨河村四名干部驱车追赶、劝返上访群众。次日,时任夏集镇党委书记秦峰、人大主席王景敏也前往劝返。上访群众于2月3日晚返乡。

    返乡后,当地政府对村民的诉求作出了回应。

    2013年2月3日的《关于杨河村班子建设处理意见》显示,对现任班子成员全部停职,自2月4日起启动换届程序,建立新的班子。落款是“夏集乡党委”,并有秦峰、王景敏、李晓东三人签字。

    一份有时任夏集乡乡长、王景敏、副书记李晓东签字的文件显示,当地政府承诺解决排水、资金、生产路、村委换届、房屋质量等问题。

    另一份有秦峰、李晓东签字、时间为2013年2月2日的文件显示,二人承诺正月十五后组织质检人员现场查看,群众代表参加,核定施工费用后交给农户,由农户自行维修。

    至此,这次群体性事件已经迎来了转机。村民反映的问题属实,当地政府承诺核查、解决村民反映的住房、生产和生活设施问题。接下来,就应该是政府兑现承诺,启动勘查。

    然而,新的风波不期而至。

    当地政府一边承认村民反映的问题属实,承诺帮助解决,另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处罚维权村民。

    2013年2月25日,夏集镇党委政府报请邓州市信访局同意后,对余相林等主要带头越级上访人员进行为期26天的训诫教育,一直到2013年3月22日才予以释放。期间,余相林等人一直被羁押在邓州市拘留所。

    这次为期26天、名为训诫教育、实为非法拘禁的处罚,完全曲解《信访条例》的训诫教育措施,变相限制人身自由,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作为训诫教育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
    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本条,公安机关可以对信访人采取的措施,由轻至重为劝阻、批评或教育、警告、训诫或制止、治安管理处罚、追究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单一违法行为规定的行政拘留,一般不超过15日。该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20日。”由此可知,行政拘留的时间最长不超过20日。

    然而,余相林被处以比行政处罚程度更轻的训诫,却被非法羁押了26天。对余相林的训诫教育,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是对《信访条例》的错误适用。

    夏集镇党委政府和邓州市信访局,实际上创设了一种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比行政拘留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严重违背《行政处罚法》第九条“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规定。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对余相林的训诫教育不符合《信访条例》《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应当无效。

    2013年3月22日,余相林结束为期26天的训诫教育回家。

    4月10日,余相林因身体不适入住邓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现邓州市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脑梗死、右支气管肺癌、冠心病、心功能III级、肺部感染。

    住院治疗12天后,余相林接受医生建议转院至郑州治疗。

    6月9日,余相林因医治无效去世。

    余江帆反映,其父余相林曾在训戒中心遭工作人员殴打。夏集镇人民政府调查后认为不属实,政府调查后提供的证据材料包括:

    (1)邓州市公安局询问训戒中心陪护人员樊殿昂、陈荣林、杨玉洁,三人均称没有殴打事实;(2)邓州市公安局警报督察大队证实在2013年7月2日之前没有收到余相林被打的投诉;(3)邓州市训戒中心负责人黄长城表示,2013年7月1日前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投诉或要求查处的批示。

    父亲去世后,24岁的余江帆背负起父亲的遗愿和为全村人维权的责任,开始了漫漫上访路。她要继承父亲遗志为村民讨一个公道,也为含冤而逝的父亲要一个说法。

    一份杨河村村民集体签字的《杨河村移民对耕地落差、荒坡、林地等赔偿款的要求》显示,为南水北调工程搬迁8年之后,赔偿金数额、用途、保管等事项,村民仍一无所知。

    然而要讨个公道,要个说法,并不容易。

    2013年08月20日,余江帆因上访被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

    2013年08月30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予以警告。

    2013年09月17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八日。

    2013年10月11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七日。

    2013年12月03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4年01月11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4年02月12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4年03月11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三百元。

    2014年04月09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4年05月08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5年01月23日,邓州市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余江帆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等到2017年11月7日刑满释放,余江帆28岁。她和哥哥乘火车返乡,到父亲坟前祭奠。百草枯寂,坟前堆满菊花。4年上访无果,只换来一个又一个处罚,不知道她在父亲墓前,望着苍茫天际,回顾往昔,作何感想。

    28岁的余江帆,说起她在看守所、监狱的遭遇,无比平静。搬迁、上访、痛失至亲、接连拘留直至入狱,痛苦和折磨汇入她的生活,最终成为她的一部分。但你甚至感受不到她的忿恨和抱怨,只有难以言喻的镇定和平静。

    她的生活却并不能风平浪静。出狱后,余江帆到北京打工,依然因为出现在敏感区域被频繁拘留。

    2017年12月08日,余江帆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8年03月16日,余江帆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9年07月08日,余江帆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8年,当地政府曾和余江帆沟通房屋修缮问题。余江帆坚持对全村295户房屋进行全面质量评估,按照评估修缮费用折现金发放给各户自行修缮,完毕后再解决自己的房屋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2019年12月10日,邓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前述3起事实指控余江帆寻衅滋事罪,认为余江帆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为村民和父亲奔走多年的余江帆,再次面临寻衅滋事罪的指控。

    2020年8月7日,是余江帆被控寻衅滋事罪一审开庭的日子。

    此前,余江帆的两名辩护律师均事先向法院告知庭审日期冲突、确实无法到庭、希望调整开庭时间,法院没有同意。

    庭上,余江帆明确要求:第一,不同意视频开庭,同监室的其他人均是现场开庭;第二,法院没有提前三天通知其开庭违法,申请法官回避;第三,由两位因庭审冲突不能到庭的律师为其辩护。

    因为余江帆的要求,庭审没有进行。

    再次站上寻衅滋事罪的被告席,也许她会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一指,那时的她还不知道,为了这一指,自己人生最青春的年华,会变成一场西西弗斯式的循环。

    “咽气前,父亲已经不能说话,父亲指了指自己的头,又指了指北方。”

    “父亲是告诉我,割下他的头,去上访。”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