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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张好峰父子正当防卫案获复查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7日消息】2009年7月19日夜11点左右,河南新乡张好峰、张海宾父子与强行进入其院内的歹徒搏斗,其中一名非法侵入住宅的歹徒受伤不治身亡,同样受伤的父子两个随后被当地警方以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此后,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好峰死刑立即执行,张海宾死缓。

    两人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院,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河南省高院又发回新乡中院重审,新乡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将张好峰的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两个不服再次上诉至河南海上高院,河南省高院维持新乡中院的判决。

    此后,张好峰的妻子常卫云走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常伯阳律师作为张海宾发回重审后的辩护人,后来又受常卫云的委托一直帮肋常卫云申诉,寒暑易节,冬去春来,经过向河南省高院申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向河南省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

    2018年常伯阳律师作为常卫云的申诉代理人陪同常卫云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当时最高院多次强调对正当防卫案件的法律监督的意义,又发布了10起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最高检决定复查,后又转河南省检察院复查,河南省检察院又转信阳市检察院复查,2020年张好峰、张海宾父子正当防卫案又回到河南省检察院复查。

    所谓的被害人,曾经两次冲去张海宾张好峰家里,第一次家里的男士不在家,把家里的两个女人打伤入院,第二次又去,还是半夜持棍棒把门都踹变形了但没踹开,最后翻墙而入,张家父子因此在自己家里被迫防卫,一片漆黑混战之中,其中一名入侵者受伤死亡,张家父子这能叫故意杀人吗?

    此案是典型的正当防卫案,可是却经历了将近8年的申诉仍然看不到希望。现在,此案已进入最关键的时刻,希望最高检此次将本案交由河南省检复查后,张好峰、张海宾父子能够等到属于他们的公平正义。

    另据常卫云讲,前几天河南省检察院的检察官刚刚和她谈过,也认为张好峰、张海宾父子确实是正当防卫,但本案最后怎样处理,要上报上级领导最后决定。

    案件背景:

    深夜里杀人事件

    “举报完当天晚上就出事了!”2012年12月10日,张好峰妻子常卫云说。

    那天是2009年7月2日,张好峰等人来到封丘县纪委,反映该村支书许洪振涉嫌非法倒卖土地、套取退耕还林补贴等情况。一同反映问题的,还有徐景周等人。

    7月3日凌晨零点30分,当睡梦中的徐景周被叫喊声惊醒时,家里已经进来五六个不速之客。

    “小串(许振军的小名,村支书许洪振的三儿子)说我告许洪振了,一进俺家堂屋就朝我头部打一拳,我爱人就拉小串,拉的时候他又打我几拳,然后我跑到东屋,我妈就把东屋门绊住了,小串又把门跺开,我老婆拉着小串不让进,另外四五个人把东屋玻璃砸了,小串叫我出来我不出来,然后他们就走了。”徐景周事后向公安机关称。徐被打得头部眩晕了好几天。

    许振军在新乡市城管系统工作,自己还开办一家汽车美容店。邢阳阳在许振军的汽车美容店打工,是当天陪同许振军的人员。他告诉警方:“许振军对我说,‘你们和我回趟老家,有人告我爹,你们和我一起去敲敲他。敲敲他,就是打架的意思。”

    当夜,许振军、邢阳阳一行人从徐景周家出来后,又去“敲敲”第二家。邢阳阳称:“许振军跺那一家的大门,还吵着:‘我是谁谁的三儿子,你有本事出来’,还骂了一些难听的话。当时去第二家时,许振军手里拿着棍。”

    这第二家,就是张好峰家。当时邢阳阳被派去堵张好峰家后门,以防他家人逃跑,所以并未目睹院内情况。打一阵儿后,他们一行人便离开了。结果张好峰一家都挨了打,张好峰妻子常卫云头部被打伤,住院一个多月。

    封丘县警方针对上述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事件的起诉意见书上称,“2009年7月3日凌晨1时许,许振军以张好峰搞许洪振为由,许振军带领许宗义等几人将张好峰家的门砸破并进入张好峰家,在张好峰家,许振军和许宗义将常卫云头部打伤,经法医鉴定常卫云头部所受伤为轻伤。”

    这是许振军死亡事件的前奏。

    2009年7月19日晚9点多,许振军开车带李克强、赵文杰等数人从新乡市来到清河集村张好峰家。

    李克强向警方交代:“俺三个到那一家以后,许振军下车去跺那一家的大门……许振军随即冲了进去,我和小杰(指赵文杰)也先后往那一家的院子里跑。”当时李克强手持一把砍刀进了院子。

    村民徐坤亮听到跺门的动静,就走到附近看热闹,站在张好峰家大门口十几米远的背阴处,他向警方陈述:“……看到有五六个人进入张好峰家……过了一会儿,从他家大门跑出来一个人,看身形像是张好峰的儿子(指张海宾)……”

    2009年7月19日的晚上,张好峰家到底发生了什么?2012年12月10日,案件重审开庭,张好峰、张海宾父子出庭陈述了一些细节。

    听见跺门,张好峰和儿子张海宾准备了就把房间的灯拉灭了,院内、房中一片漆黑。张好峰起初躲到自家的农用车下面,来人进入院子后,还是发现了他。双方厮打,张好峰手持一根棍子,但很快被打昏在地。

    来人进入时,张海宾正在二楼。他手持一短刀冲下去,朝李克强身上砍了一刀(事后才知道砍的是谁),但发现地上躺了一人之后,便冲出院子,去找亲戚帮忙。当时他以为躺在地上的是其他人,不是他父亲。

    据李克强笔录,追张海宾未果返回后,许振军在张好峰院子里已经走路不稳。李克强和赵文杰发现后,将其架回车上,送到医院治疗,不料许振军不治身亡,身上十多处伤痕,左臂桡处动脉离断和背部的两处为致命伤。而经法医鉴定,张好峰身上共有13处刀伤,张海宾也有多处受伤,仅头部就缝了十几针,封丘县警方鉴定为轻微伤。后来,两人被拘留以致起诉。

    2010年6月,新乡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好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张海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1年1月,河南省高院裁定驳回张好峰父子二人的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月,最高法在死刑复核期间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2年12月10日,新乡中院开庭重审此案。

    需要指出的是,李克强、赵文杰两人于2010年3月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当年4月17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0年12月,因涉嫌非法侵入住宅被刑拘,当年12月被起诉。2012年2月,因“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封丘县检察院将案件撤诉。

    举报村官非法卖地

    案件发生地封丘县曹岗乡的清河集村地处黄河滩区,有八千多人口,两万多亩耕地。村民的耕地、住宅在黄河大堤内外两侧都有。

    2002年,因黄河实施调水调沙,清河集村的耕地被淹,鉴于此,封丘县河务局加高加宽黄河大堤,与清河集村签订协议,挖耕地取土,并给予经济补偿。固堤完成后,致使清河集村上千亩耕地无法耕种,补偿款有上百万元。

    常卫云娘家所在的村庄与清河集村毗邻,也与河务局签订了补偿协议。“最后发到每个村民手里8000块钱!”常卫云说。

    当时常卫云的娘家人都外出打工了,她就代领了补偿款。“手里捧着一厚摞钱,咱啥时候见过这么多钱?但俺村到现在还没有发到手里头,你说说俺心里是啥感觉?”

    黄河滩区多林地,张好峰与几户村民承包经营300多亩林场,退耕还林,国家还有补贴。但林场却无故被村支书许洪振收回。另外,据调查,移民款、出租上千亩土地等诸多收益,该村村民称“连影儿都没见过”。与之对比的是,据常卫云称,村支书许洪振家在新乡市有多处房产,有多辆小轿车,甚至还有一些工程车辆,用以承揽生意。

    上述权益,村民们无法在村集体内通过正当的申辩获取,为此,张好峰便联合几户农民到县城上访。2009年7月2日上访当晚,上述一连串的非常事件便发生了。

    在案件再审开庭过程中,许振军的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称,关于许洪振涉嫌贪污等事件的举报,经封丘县纪委的调查,纯属无稽之谈。

    那么,关于案件本身,首先还是正当防卫和故意杀人之争。

    2012年12月10日的庭审中,许振军的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认为,许振军当夜9点去找张好峰,是为了“说事”。因当时正处盛夏,晚饭后9点多串门符合民间习俗,且张好峰家大门没有遭损坏的痕迹;张好峰将院内的灯光拉灭,即显示了其杀害许振军的蓄谋;杀害许振军,正是为了报复此前7月3日凌晨被打一事。

    张好峰的辩护律师刘卫国就此反问:“难道张好峰要把全家的灯光都打开,让许振军他们看清了再打吗?”

    “深夜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攻击他人人身。而他人在人身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必须进行正当防卫,根据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此刻被侵犯的人有无限防卫权。如果他们不奋起反抗,那死亡的可能就是他们。”张海宾的辩护律师常伯阳称。

    “如果李克强和赵文杰的非法侵入住宅罪成立,那本案中张好峰父子的正当防卫就成立了。”常伯阳表示。

    本案还有一个重要情节,也就是2009年7月19日之前的的7月2日深夜1点,还是许振军带人强行进入张好峰家中打伤了张好峰的妻子常卫云和女儿。导致常卫云轻伤,女儿大脑损伤造成智力障碍未做鉴定。

    案件疑点重重

    常伯阳透露,李克强和赵文杰对非法侵入张好峰住宅一事曾供认不讳,但检察院撤诉后,封丘县公安局也撤案了。常伯阳曾追问有关部门,“事实和证据起了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有关部门语焉不详。“曾经有人告诉我,封丘县公安局也不愿意这么干(指撤案),但是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常伯阳说。

    其次,许振军之死的事实细节仍旧认定不清。村民徐景周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等他们进了张好峰家以后(指追赶张海宾未果回来后),接着又听到一阵打架的声音,这时的打架声比刚才还厉害,这时我们听到从院里传来一句喊声,不知谁喊了声‘是我呀’,听着那个声音都变音了,变得沙哑。”

    上述言词证据至少指向了许振军被误伤的可能。常伯阳律师表示,许振军背部的致命创伤存疑。

    “在面对面厮打的时候,对方不可能捅到他的后背。另外,伤口宽度3.5厘米,而张海宾自称所持的那把刀,刀尖往下两厘米的地方,已经有5厘米的宽度了。”

    张海宾自称的这把刀,在案发八个月后被发现。虽经反映,但一直未被司法机关提取。2012年12月10日的开庭,辩方律师曾向法庭出具了这把刀。但是否被认定,仍不得而知。

    案件对于两家来说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案发时,许振军32岁,妻子有孕在身,尚未生产,未见孩子一面,许便撒手人寰。而张海宾当年22岁,妻子也有孕在身,案发后,张海宾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家。张好峰还有一个女儿,据常卫云称,因家中的变故,该女儿精神出现问题,常常神志不清。

    虽然疑点多多,但该案还是获得了再审的机会。与案件事实一样,需要重新认定的,是张好峰举报该村支书许洪振的贪污嫌疑,这是案件的源头,也是诸当事人命运的拐点。

  • 重庆蔡邦英遭恐吓殴打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重庆维稳公民蔡邦英因进京上访,被地方强制带回非法拘禁在度假山庄,至昨天8月14日蔡邦英才获得自由。蔡邦英透露,在被强制带回和关押期间,她遭到殴打、威胁、恐吓。

    据悉,2020年8月8日上午11点左右蔡邦英路过北京站时,一位北京警察走到她身边说,通过人脸识别她是上访人员,随后把她带到北京站派出所了解情况,经简单问话后该警察又把蔡邦英带到久敬庄接济中心。当天下午4点左右,重庆市观音桥民警崔双燕等人将蔡邦英强行推上一辆轿车,然后开往北京丰台区一公寓内,大约过了1小时后,崔双燕等人又将她带往石家庄一酒店,次日将蔡邦英强行带回重庆。

    8月10日11:27分列车到达重庆时,蔡邦英被8至9名不明身份人员强行绑架上一辆(渝A3S320)的警车上,在车上他们把蔡邦英双手反扣,进行殴打,导致蔡邦英至今后背疼痛难忍腰背无法伸直。中午12点20分左右,警车开到铁山坪彦霖山庄,蔡邦英被关押在此处,期间她多次打110报警都无人出警,看守人员知道她报警后,又强行把她转移到铁山坪碧海山庄关押。

    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多次威胁、恐吓蔡邦英:再敢报警,就不给饭吃饿死你,把你推下悬崖摔死。

    在被非法关押4天后,至2020年8月14日蔡邦英才被释放获得自由。

    据了解,蔡邦英是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大水井村村民,因房屋被偷拆未得到合理赔偿而上访维权多年,期间多次被截访人员暴力殴打、绑架、关黑监狱。

    2017年7月6日,蔡邦英接到辖区信访办的通知,说是问题已经给她解决了,让她7月7日去信访办公室去办理。7月7日,蔡邦英来到了辖区信访办,一进门工作人员就叫她先写一份“息访承诺书”,承诺从此停止一切上访活动。蔡邦英询问该工作人员说:“我的房子安排好了吗?在什么地方?多大面积?只有房子安排合理了我才会写息访承诺书。”后来,一位姓董的工作人员就拿来一份图纸给蔡邦英看,蔡邦英大概看了一下,发现赔偿房屋只有60多平米,且装修等其他补偿费都没有,对此蔡邦英表示不能接受。最后,一位王姓科对蔡邦英说:“现在已临近午饭时间,如果你不满意就下午再来谈。”。为了节约时间,蔡邦英没有返家,而是留在了信访局附近吃午饭。吃饭之际,突然跑来4名不明身份人员,他们手持木棒一拥而上,把蔡邦英打的头破血流,事后蔡邦英报警处理,但派出所民警明显有包庇迹象,一直都没有给蔡邦英立案通知书,至今也不破案(事发地有监控录像)。

    2017年10月15日,蔡邦英因进京上访在北京四路“通川菜馆”吃晚饭,吃饭期间突然来了两名不明身份人员质问她“你是不是重庆人?你到来北京干啥?”蔡邦英说:“我来北京访友和看病的,请问你们什么人?”两人说:“我们是重庆驻京办的工作人员。”随后两人掏出证件给蔡邦英看,证件显示他们是重庆市驻京办工作人员,一位叫张磊,另一位姓代。不久,那位姓代的工作人员就对蔡邦英说:“北京不欢迎你来玩!”蔡邦英就质问他说:“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力代表北京不欢迎我来玩?”对方不予回答,随即打电话叫来了四五个身强力壮的男性,他们生拉硬拽的把蔡邦英拖出了饭店扔上了一辆汽车,之后又被带去了重庆进驻京办,关押在里面的黑监狱里近24小时,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蔡邦英又打又骂。

    2018年两会前的2月24号,蔡邦英准备再次进京上访,但却在在重庆火车南站被派出所、道综治办工作人员绑架到派出所审讯。2月25号上午10时许,街道主任陈晓辉安排了两辆小车共10人,把蔡邦英生绑架到了重庆市长寿湖的一个小岛上,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非法限制蔡邦英的人身自由,并收缴了她的手机且当面砸毁。2月27号,蔡邦英因要求回家被稳控人员推搡,推搡的过程中,蔡邦英被从二楼推落到了一楼摔伤,两小时后,蔡邦英被送到了重庆市长寿区医院诊治,体检的结果显示:蔡邦英双脚粉碎性骨折。

    几个月后,蔡邦英来到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报案,但警察却找借口推脱。之后,蔡邦英又来到重庆区政府及信访局反映问题,但也遭到了相互推诿。

    2019年7月22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蔡邦英从重庆乘坐z4列车,在石家庄站她发现被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花园村派出所民警崔双燕等人跟踪,刚到北京西站下车,就被崔双燕伙同重庆驻京办工作人员戴亚东(音)等一帮人强行绑架,其他公民见到此事一起呐喊也没能起到任何作用。这些人夺走蔡邦英的拐杖,将她连拖带拽塞到一辆黑色轿车上进行威胁、恐吓,行为粗暴,随后又强行夺走蔡邦英的手机。到达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一3号(黑监狱)后,戴亚东威胁蔡邦英不说出手机密码,就要将手机砸烂。

    当天中午12点左右崔双燕等一帮人将蔡邦英带到丰台区一个饭店(良吉缘酒店),戴亚东等人将蔡邦英按在沙发上又强行抢走她包里的身份证,并非法拘禁长达几个小时。下午5点左右,把蔡邦英拽上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皖3129R,后车子开往高碑店火车站,蔡邦英被拖进候车室,又被非法拘禁长达12小时,后被强行带上k820/19次列车,期间被监视长达20多个小时,才到达当地花园村派出所。

    在派出所内,蔡邦英要求返还手机和私人物品无果,凌晨一点崔双燕指使协勤,将蔡邦英连拖带拽出派出所殴打后抬上车,送到蔡邦英现在的居住地(江北区南桥寺维丰小区),被拖下车的蔡邦英再次遭到殴打。在被非法拘禁期间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2019年7月28日,蔡邦英同样在北京西站刚下火车,就被花园村派出所民警李常青伙同一帮人,将她绑架拽上一辆黑车(车牌号为:MJ094),之后有一不明身份人员对蔡邦英进行殴打掐脖子,并强行抢走她的手机后,将她带到高家场黑监狱内关押。在被关押到晚上7点多钟时,又被一辆黑车(K3129R)押往高碑店火车站,并乘坐当晚10:20左右的列车回到重庆。到达重庆后,蔡邦英同样遭到殴打,造成身体多处软组织和头部受伤。

    2019年8月26日,蔡邦英在北京上访期间,再次遭到暴力绑架,此次被带回当地后,被关黑监狱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45天之久。

    2020年8月8日,蔡邦英再次进京维权,被北京警察查获,在被地方强制带回和关押期间,她遭到殴打、威胁、恐吓。

    蔡邦英电话:15683254618

  • 余文生被羁押近千日首见律师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5日消息】周五(8月14日),被以“煽颠罪”获判有期徒刑四年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余北京知名人权文生律师在被羁押近千日后,中共当局终于获准其二审辩护律师跟进会见,余文生自述身体健康尚可,唯有右手及牙齿出现问题。

    公开信息显示,余文生律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已快两年零七个月,在近千日的时间之内,历经被批捕、被起诉、被秘密开庭审理直至被秘密宣判有罪获刑四年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共当局始终未批准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

    经中共当局2019年5月9日秘密一审后,拖延至2020年6月17日才秘密宣判,余文生判四剥三,当事人表示不服判决,并当即提出上诉。家属许艳女士聘请河南常伯阳和四川卢思位两位律师担任辩护人。上月(7月),常伯阳律师前往徐州跟进,但遇到阻滞,未能成功会见以及阅卷并复印卷宗。

    8月13日,余文生案二审辩护律师卢思位去到江苏省检察院,成功阅卷并复印纸质卷宗,但因时间关系,未能拷贝电子光盘证据,要等到下次再办。翌日(周五,14日),卢思位律师前往徐州市看守所申请会见,竟然成功会见,过程比较顺利。

    余文生告诉卢思位,自己身体健康及精神尚可,只是右手抖动厉害无法提笔写字,同时牙齿出现问题,除左边无力咀嚼之外,右边牙齿更有脱落现象,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右手神经受损发生抖动疑因是2014年被关押北京大兴看守所时留下的后遗症,而徐州冬天天气湿冷,导致手患加重,目前只能练习用左手写字。

    根据余文生自述,2018年1月被捕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种种折磨,被指定长时间坐在铁凳上,导致其意识出现模糊,难以分辨时间,譬如上午、下午或是晚上。2019年7月即余文生被秘密开审后两个月,曾因中暑晕倒,当时血压出现异常。目前余文生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并可以看书并练习左手写字。至于监仓居住条件,余文生认为尚不糟糕,定员24人一间,目前关押21人,不算太挤迫。

    余文生向律师表示,一审欠公正,一审律师(官派律师)的辩护流于形式,而且极不尽责,并在2019年5月9日秘密开庭后,就再未前去会见。

    余文生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公正处理,辩护方案方面则全权授权辩护律师相机行事,同时认为自己的案子并无秘密,应该让所有关心余文生的人知晓。最后,余文生向妻子许艳女士表达深深的感谢,同时亦感谢所有关心的家人、朋友、同袍、国际社会以及媒体朋友等人士,表示他日获得自由后将会一一致谢。

  • 冀中星被殴致残事件获解决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4日消息】判刑六年,服刑四年零八个月后,首都机场爆炸案当事人冀中星经过减刑在2018年3月21日出狱,出狱时这个39岁的山东农民已经瘫痪了13年。

    2019年2月21日,经过了约半年左右的交涉,40岁的冀中星与广东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委会等部门达成“救助协议”。至此,冀中星14年前被新塘村治安队员殴打致残事件终于有了维权结果。

    “救助协议”内容规定:除先行获得30万元外,冀中星每月将获得1万元救助款,每两年增加10%,增加三次后不再增加,直到其生命结束。目前,冀中星已收到33万元救助款。

    2005年6月28日凌晨2时左右,冀中星开摩的送一名客人经过广东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治安队门口时,和其所拉客人遭到新塘村治安队队员殴打,脊椎被棍砸致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

    东莞厚街警方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被查车的情况下,骑车不慎摔倒受伤,坚持以交通肇事立案。此后8年间,冀中星通过上访、诉讼及在道路上燃放鞭炮等多种方式,向广东省东莞市政府等部门反映诉求,但一直未得到解决。

    2013年7月20日,坐在轮椅上的冀中星在首都机场T3号航站楼二层国际旅客到达B出口抛撒印有“报仇雪恨”字样的传单,后无意引爆手中自制爆炸装置。

    冀中星左手炸伤遭截肢,还造成一名警察轻伤,后被法院以爆炸罪判刑六年。他在山东邹城监狱医院度过了自己的服刑期。

    经过两次减刑后,2018年3月21日,冀中星刑满获释。出狱后一个月,冀中星继续与东莞相关部门交涉,希望破案。

    时隔10个月后,冀中星与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委会等部门达成“救助协议”,附带的条件则是“停止上访投诉”。

    意外改写人生

    冀中星,1979年12月出生在山东省鄄城县大冀庄一户农民之家。14岁时,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求学,读到初中二年级,他离家外出打工,而后漂泊各地。1999年,冀中星来到广东,用打工积攒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开“摩的”拉客贴补生活。

    冀中星所开的“摩的”为无证运营的“黑摩的”。他曾告诉记者,当时禁止“摩的”上路,他只敢在夜间载客。导致他命运骤变的受伤事件发生在2005年6月28日。

    据冀中星的博客内容、他会见外人时的自述、当年的笔录口供、当夜乘坐冀中星“摩的”的乘客龚明照的证言和2013年8月24日龚明照交予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长达7页的证明信等材料,记者还原了2005年6月28日凌晨可谓冀中星人生浩劫的那场遭遇。

    6月28日凌晨两点,在东莞,冀中星载着珊瑚大酒店的厨师龚明照(曾用名龚涛)从酒店门口开往龚明照的住处厚街新塘,当时他们商量好的车资为5元。当他们进入新塘地段时,在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上,冀中星发现后面有警车拉着警笛追了上来。因为害怕被查,他加速行驶。同时,警车也加速追赶。冀中星转了几个弯后掉头往右行驶。几秒钟后,他发现前方路中间有一名治安队员,旁边停着一辆治安专用的摩托车。该名治安队员拿物件向冀中星的摩托车前方砸来,被冀中星绕了一下躲了过去。而后,该名治安队员骑车追赶。继续行驶时,冀中星的摩托车右前方出现了四五名手持钢管、身着迷彩衣的治安队员。冀中星驾驶摩托车向左方躲避时,被路左边三四名手持钢管的治安队员打倒在地。

    “三四名治安队员冲上来往我身上乱打,我看见另外三四个去打冀中星”,龚明照在证明信中说,“我的头部、手部、腰部和脚部都被治安员用钢管暴打,衣服裤子全是血。后来听到一个声音说别打了,他们才停下来。”被暴打后的冀中星很快陷入昏迷。随后,冀中星和龚明照被送往厚街医院接受治疗。

    冀中星醒来时,已是当天中午,他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头缠绷带的龚明照告诉冀中星:“你倒地以后,七八名治安队员仍举着钢管朝你的腿部、脚部、腰部猛打,直到警车赶到,发现你已经昏死过去,才赶紧把你送到厚街医院。”龚明照帮忙联系冀中星的老乡,老乡又帮忙给老家打了电话。得知情况后,冀中星的哥哥冀中吉随即赶往东莞。而后,冀中星在哥哥的陪护下在厚街医院住院住至7月24日。冀中星住院27天,共花掉医药费1.43余万元。再也无力继续自费住院治疗了,冀中星只得中断治疗,由哥哥陪着他回到了山东老家。龚明照也因身上只剩下100元钱交不起住院费,第二天就离开了医院。之后打针、换药和拆线,他都在外面的小诊所处理。

    冀中星被医院诊断证实“腰1椎体暴裂性骨折并完全性瘫痪”。经法医鉴定:“已构成2级伤残并须长期被人护理”。案发7天后,冀中星的女友黯然离去。

    首选法律维权

    2005年6月28日,龚明照在医院走廊的一个小床上睡着,他说不知睡了多久,一个声音把他叫醒,问他新塘出车祸的是不是他。这时天已经大亮,他看见问话的人是一名交警,交警还递给龚明照一张受理单。龚明照随即回应称不是车祸,他是被治安队员打伤的。然后,龚明照忍着疼痛到医院门口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警察赶来。他再次申明不是车祸,他是被治安队员打伤的。但警察告诉他,因为有人报了交警,交警方面就要受理。所以,他应该先去交警队录口供。即便是被人打伤,也要一步一步来。

    龚明照到交警队录完口供后,他在证明信中说交警也认为不是交通事故,没有受理,让他去报案。于是,龚明照在离开交警队后第二次拨通报警电话。这一次,警察对他说:“你慌什么慌,交警方面还在调查。”没有录口供,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说法,此事不了了之。龚明照在证明信中说,此后,他就不知道该去找谁了。

    冀中星在住院期间通过老乡的帮助,找到了广东省东莞市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的薛朝辉律师看到他们的状况后,同意免费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由于事发凌晨,沿路几无行人,薛朝辉第一时间联系目击证人龚明照。龚明照明确指证新塘治安队员暴力殴打冀中星,并答应出庭作证。当时,冀中星手里还有厚街医院出示的医疗记录。冀中星和律师都觉得官司一定会赢,因为他们手握人证和物证。

    2005年7月8日,冀中吉在冀中星的催促下到厚街公安局上访,但被告知没有证明显示治安队员曾打过冀中星。2005年7月26日,东莞市人民法院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为冀中星与治安队员碰撞所致。

    2005年7月28日,冀中星和哥哥在离开东莞前,委托律师薛朝辉向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要求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赔偿33万余元,后被拒绝。薛朝辉曾要求厚街警方以故意伤害立案,但遭拒绝。厚街警方坚持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被查车的情况下骑车不慎摔倒受伤,只肯以交通肇事立案。但薛朝辉始终认为冀中星遍体鳞伤绝不可能是简单摔一下就能摔出来的。

    刑事立案失败后,薛朝辉于2007年1月31日向东莞市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由于薛朝辉成功考取公务员,这一案件他转交给同事许名勇律师代理。在诉讼期间,冀中星在山东老家通过电话和许名勇律师保持联系,随时把需要的材料寄往东莞。

    在民事诉讼一审期间,代理律师根据冀中星的陈述、证人龚明照的证言以及厚街医院的《病例及诊断证明书》等相关证据,要求法院认定新塘治安队员的殴打行为,并以此要求新塘治安队所在的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村民委员会对冀中星赔偿33.82万元,其中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但被告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村民委员会辩称,首先,2005年6月28日他们没有收到上级机关的任何需要协查巡逻的通知,对于冀中星受伤之事只是有所听闻;其次,冀中星请求解决的法律途径错误,没有通过交通管理部门划分确定谁对谁错,反而要求派出所协助调查处理,正因如此延误交警处理本交通事故的时效,才造成交警无法处理,应由冀中星承担后果;最后,冀中星受伤是因为本人无牌、无证、超速驾驶摩托车撞上行人倒地所致,理应承担自身所致的事故责任。但截至举证期限结束,新塘村村委会都没有向法院提供所辩内容的相关证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冀中星所骑车牌为豫QE5216的摩托车所有人为于文平,使用性质为非法营运,检验有效期至2006年4月12日止。冀中星以1500元购买所得,且该车没有购买保险。2005年6月28日凌晨2点至3点,冀中星骑该车载着案外人龚涛(龚明照的曾用名),由厚街方家庄公园至厚街新塘市场方向行驶,途中因害怕被警察查车,加速行驶,驾驶至厚街新塘村治安队门口附近与在路上巡逻的厚街镇新塘上塘村护村队队员陈汉华和陈梅庄发生碰撞。其中,陈梅庄因跳上花槽避免受伤,陈汉华被摩托车撞上,与冀中星和龚涛三人倒地,并相继受伤。”事故发生后,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厚街中队对龚明照和陈汉华分别作了询问笔录,后案件移送至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仙桥派出所处理,至法院宣判未侦查完毕。

    2007年7月26日,东莞市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以认定新塘治安队员有暴力殴打冀中星的行为为由驳回冀中星的诉求。其中,证人龚明照在交警队的询问中自认与冀中星是朋友关系,后在派出所的询问中又称起初不认识冀中星,但冀中星在庭审中自认与龚明照相识。证人证言中的矛盾和瑕疵被法院认定证言不予采纳,加之在场的治安队员的笔录和派出所关于案情的简要情况说明均无显示冀中星的损伤是治安队员殴打所致。一审以冀中星败诉而结束,7584元的诉讼费由冀中星负担。

    冀中星不服,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8年1月31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样,这一次败诉的理由仍然为证据不足,6374元受理费经冀中星申请法院同意其免交。

    此时,距离冀中星受伤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两年半的时间。每天,冀中星都躺在病床上,原本白净高挑的青年,自肚脐以下都不再有知觉,吃喝拉撒全靠年迈的老父亲悉心照顾。

    据当时采访过冀中星的记者回忆,刑事立案失败时,冀中星仍然对法律抱有希望,觉得官司可能还有机会赢,指望着民事诉讼能获得赔偿,自己的治疗能够继续。但是,终审败诉后,律师许名勇就感到冀中星有些失望,他向律师要走了所有判决书和相关司法材料,之后再未联系。

    求助媒体发声

    最初的投诉无果后,冀中星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司法途径之外的舆论监督上。

    冀家的一位远亲从事媒体工作,曾帮助冀中星向媒体同行反映情况,山东省菏泽市一家地方媒体为此做了专题报道,冀家也拿到了该报纸,但之后没有了下文。

    在这位亲戚的指点下,冀中星又邀请河南常帮欠薪和遭受工伤农民工维权的媒体人吴贤德到山东采访。2006年5月28日,吴贤德与实习生从郑州多次转车到达山东菏泽,冀中星的父亲冀大荣开拖拉机把他们接进村。在吴贤德的描述中,冀中星家家徒四壁,房子是用破烂的灰砖砌起的墙。当时,受伤已近一年的冀中星病情恶化,臀部生出巨大的褥疮,浑身气味很重。冀中星躺在一张用几块木板临时垒成的床上,床中间挖了一个洞,下面有桶,上面放了一块海绵。

    吴贤德无法忘记第一次见到冀中星的场景:“他大小便没法儿自理,只能光着身子。周围有排泄物,有些臭,夏天苍蝇飞来飞去,他只好又盖了一条白色的被单。”第二天,冀中吉从东莞赶到家里,为吴贤德带去一堆律师整理的材料,哭着为他讲述事情的经过:“事发后我及时赶到广东,可我们是农民,家里穷,又没钱,找谁都不管,如今欠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吴贤德为此事找到东莞公安、法院和地方政府等多个部门,但没有一个部门承认治安队员暴力殴打冀中星。2006年6月2日,吴贤德在博客上发出《山东鄄城农民工惨遭广东东莞“恶治安”员殴打终生残废》的文章。而后,他又把为冀中星求助的文章投往山东《齐鲁晚报》《山东日报》等媒体,但都没有得到关注。后来,吴贤德又把文章发到东莞报业网、人民网等多家网站和论坛。然而,帖子不是被删,就是少人问津。

    吴贤德回忆说,当时冀中星对人没有敌意,没有要报复社会,只是为被打而生气。那时,冀中星脆弱但对未来不失期望。他哭着对吴贤德说,希望能翻案,尽快要到赔偿款好为自己治病。

    首都机场爆炸案发生的当晚,吴贤德接到全国各地记者炮轰式的电话,直到手机没电,QQ上也有50多人申请加他为好友,大部分都是记者。

    寄希望于上访

    2007年,在媒体的发声没有给冀中星带来想要的关注且官司还在进行中时,冀中星尝试着去了一趟北京,他希望进京上访能为他的维权带来一丝帮助。去之前,他告诉同乡阿贵,在地方解决不了大问题,只有上中央。

    冀中星到达北京后,刚出火车站就被拉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一家收容所,那里管吃管住,还专门安排一名老头儿照顾他。一个星期后,老家村里有人去北京把他接回,承诺解决问题。然而,回去后情况依旧。这次,他把上访材料投给了公安部和国家信访局,两个部门答复称他的人身侵权赔偿官司正在东莞的法院进行,不属于他们管。

    2008年,官司败了,冀中星跟朋友说想去闯奥运场馆,并在网上发信息称想买炸药去炸东莞厚街新塘村治安队。临走前,他告诉阿贵,自己心里恨东莞的那些治安队员,想去炸他们。网上的消息被富春乡党政办发现,菏泽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冀中星身上的炸弹。因当年为奥运年,时间段敏感,当地政府没收了冀中星的轮椅,派人看守他,直至奥运会结束才把轮椅还给他。

    从此之后,冀中星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上访这条路上。2009年,他在村里的一个家电维修处买了一台旧电脑,因为网络的威力大,他说这样就不怕“限行”,可以更方便地通过网络申诉。同年9月,他写给中央政法委的信访件被转至东莞市政法委办理,东莞市政法委又将该案转至东莞市公安局办理。次年,东莞警方派出工作组赶到鄄城,在当地乡政府的介入中,经协商给了冀家10万元。冀中星也曾因此看到信访带来的曙光。因为起初县里和乡里考虑到冀中星的情绪,告诉他这是赔偿款。其实,东莞在名义上并不承认殴打冀中星的事实,且对于这笔10万元款项的官方解释是:“考虑到冀中星家庭困难,经东莞市公安局协调,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

    虽然这笔钱缓解了冀家的燃眉之急,但一切还是没有说法。这些年来,冀中星的父亲靠耕种一亩八分地以及他和儿子每人每月110元的低保为生。2011年,冀中星又多了30元的重残补助,从此,每月他总共能领到250元的补贴。冀中吉说,这次得来的10万元钱对于弟弟8年来求医治疗以及维持生命的日常药费等开销,还远远不够。

    自此后,冀中星对上访的信心越来越弱。屡次求医都被告知无望医治,尝试民间偏方也无效。他整日待在电脑前,沉迷于网络,没有人和他说话。于是,所有的困苦就这样独自在冀中星的心中积淀发酵。一位亲属说,小时候的冀中星很坚强,后来他经常哭,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不对外诉说。眼看同龄人结婚生子,过着正常幸福的日子,而他却下身瘫痪,成为家人的累赘。

    8年来,他夜以继日地想着如何讨回公道。

    2013年,国家信访局的投诉网站多次收到冀中星重复反映同一问题的投诉。东莞官方表示,国家信访局已经将冀中星的投诉经广东省信访局转给东莞市信访部门,东莞市信访部门也在2013年7月17日将投诉交给厚街镇人民政府,并要求其在25个工作日内将情况回复给东莞市信访部门。但遗憾的是,2013年7月20日,冀中星离开家时对此毫不知情。这一次的投诉,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出门时的冀中星也不知道自己这次再次进京是否能为自己带来想要的结果。

    最后的挣扎

    2013年7月20日,冀中星已卧榻近3000个日日夜夜。这一次,他选择不再在框架内无劳地伸冤,他用极端、暴戾、最原始粗暴的方式发声,集聚世人迟到的瞩目。他伤害自己,危及公共安全,逾越法律底线,也从法庭中的原告席换到被告席。

    2013年春节期间,冀中星曾悄悄地告诉同乡他要去炸飞机场,并向同乡展示自己床下的两响炮壳。这一年夏天,菏泽的小麦因为旱灾和病虫害而严重减产,原本拮据的生活又难上加难,而这似乎成了冀中星走极端的导火索。

    7月20日,冀中星事先联系了一位残疾人朋友叫了出租车,这位朋友帮忙把他抬到出租车上,冀中星一人到达鄄城县长途汽车站。早上六七点,他坐上一辆车牌号为鲁RK9595开往北京的金旅牌客车。下午3点到达北京丽泽桥汽车站后,他打出租车到达首都机场。一路的不便都在他人的帮扶下得以解决。冀中星背着一个黑包,里面装有厚厚的一沓上访材料,有诊断书、判决书及一叠一叠的上访信。

    当晚18时许,冀中星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二层国际旅客到达B出口处。冀中星转悠一会儿就开始发放写有他冤情的传单。后来他跟律师说,因为没有人关注他也没有人阻止他,于是,他就拿出自制炸药,但并未有意引爆。当警察上前制止时,他喊道:“我有事说,我有炸弹,躲远点儿”。据现场人员回忆,当时冀中星情绪激动,把自制炸弹置于身体左侧,突然一声巨响,一团光亮包围了他。冀中星被炸成重伤,同时造成一位民警面部、双臂、胸前及背部多处被灼伤,经鉴定为轻微伤。爆炸现场秩序混乱,国际旅客到达出口通道紧急关闭。冀中星被当场查获。事后,该民警表示谅解冀中星。

    直到晚上接到媒体的电话,冀中吉才得知这一情况。

    爆炸案发生后各方迅速介入

    2013年7月20日当夜,广东省东莞市市委、市人民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专案组对冀中星投诉之事进行复查。广东省公安厅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表示将复查该案,结果会及时向社会通报。爆炸后第二天,东莞市市委宣传部作出一个简短的说明,强调:“因整个案件过程没有其他路人及群众围观,至今仍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龚涛的情况,故该案仍在调查中,如若查实,将依法处置。”

    第二天,冀中星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接受治疗,左手被截肢后,转入北京市公安医院继续治疗。而后,首都机场也启动防爆安检预案。

    2013年7月24日,龚明照接到家里电话,称当地的警察带着东莞的警察到老家找他。2013年7月25日,东莞市公安局警察在珠海找到龚明照,向他询问当年在东莞厚街冀中星骑“摩的”载他至新塘受伤一事,他仍坚称冀中星当年是被治安队员殴打致伤的。

    爆炸案发生当晚,著名律师刘晓原即在新浪发送实名微博:“我愿为冀中星提供法律援助!”后通过电话联系到冀中吉,冀家经商量后在7月25日回话愿意签订委托协议。当天,正在山东沂南办案的刘晓原律师就与李方平律师驱车350多公里经5个多小时来到冀中星家。李方平律师回忆说,当时冀中星的父亲一见到他们就止不住地跪下哭诉,让他们救救冀中星。家里找不到一张桌子,冀中星的父亲戴着老花镜蹲在冀中星以前睡觉的床边签了委托书。

    7月29日,冀中星因涉嫌爆炸罪,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8月8日,侦查终结,案件被移送至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8月29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援律师会见当事人

    8月1日,刘晓原曾向广东省公安厅、东莞市政府及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邮寄信函,要求广东省公安厅、东莞市政府公开复查结论,要求东莞市厚街公安分局公开当年处理冀中星案件的相关信息。这一天,刘晓原和李方平律师还经申请会见了在北京市第二看守所的冀中星,律师说当时冀中星坐着轮椅由护工推进会见室,同时有两名警察陪同,他左肢用纱布包裹着,向律师阐述了2005年受伤的事情以及此次进京的全部经过。他跟律师说他非常后悔,没有想到这样的后果,十分担心家中的父亲,希望自己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待到8月20日,律师第二次会见冀中星时,他截肢的伤口已经治好。这一次,他躺在护理床上被推出来会见,不停地询问老父亲的状况。

    2013年8月7日、8日,刘晓原亲自找到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了解案件复查情况,答复称复查仍在进行之中。

    目前,冀中星四肢已去三肢,左耳耳膜穿孔。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法律和命运的裁决。冀中吉在电话中伤心地告诉记者:“我弟弟是冤案啊,现在反倒成了犯案人员。”然而,无论冀中星先前蒙冤多深,他都应该为他制造的爆炸承担法律责任。而如果冀中星所申诉事情属实,那么,当年无论无证运营“黑摩的”的冀中星应该接受怎样的正常处罚,对他实施暴力殴打的行为人及相关机构也同样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013年9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冀中星涉嫌爆炸罪一案。因身体原因,冀中星由法警用移动病床推入法庭。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审判长允许其坐着说话。同时,法庭为其安排了2名医护人员,并告诉他,如果感觉身体不适无法坚持庭审,可随时举手示意。

    冀中星在法庭上称,关于爆炸物来源,火药是从“二踢脚”鞭炮里拆出来的,开关是从网上买的,制作方法是跟网上学的,用纸包着火药,把手电筒的电线塞到里边。关于爆炸物是怎么带进机场的,他说怕安检查出来,特意把炸药从包里拿出来,用胶带缠在腿上。案发当时,当机场民警到达后,他怕民警抢他右手里拿着的爆炸物,所以,就把爆炸物倒了个手,放在左手上。这一倒手,不小心触碰开关,随之发生了爆炸,他表示他不是故意引爆的,是过失行为。最后陈述中,冀中星说:“我确实很后悔,再大的冤情也不应该这样表达诉求,我感到很后悔,希望审判长能够给我个机会。”

    对弱者的法律保护

    对弱者的保护是现代文明以人为本的体现。作为“特定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一方”的弱者,其身份具有多重性、法定性、移动性、例外性、独立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弱者保护的法律实践是对《刑法》理性的情理“补充”。在我国的法治实现过程中,弱者保护应当也必然成为立法与司法的重大课题。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名誉会长陈光中教授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洪艳蓉。两位专家就弱者的法律保护问题作了如下阐释:

    弱者的法律界定

    现代社会摒弃出身、地位等身份差别,倡导基本人权,使国家权力借助法律上之抽象人格制度,对人施以平等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一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标杆,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日渐深化,催生了平等表象下处于劣势的弱者,并逐渐泛化成法制社会平等主流中势不可挡的暗潮,日益呼唤着法律保护天平的倾斜!

    “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弱者身份这一具体人格的出现,是动摇了近代以来法律维护平等的基础,还是法律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因应之举?人们应有理性的认识。

    众所周知,强弱的分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而弱者保护则是现代文明以人为本的体现。在法律领域倡导弱者保护,应以界定弱者身份为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法律以一定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强者与弱者相对称,针对现实生活中情形各异的弱者,可将其含义界定为“特定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一方”。

    弱者身份并非与生俱来,它是公民参加到某一特定社会关系中才享有的或者某种身份是公民所特有的,但并非该公民参加所有社会活动都受到这种身份的保护,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身份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劣势的考评应是客观且贯彻始终的。这里有两个衡量标准:其一,处于劣势的一方不拥有足够与处于优势的一方相抗衡的力量,也可以说在相抗衡中处于劣势的一方相对于处于优势的一方是收益递减、成本递增的,并最终导致零收益甚至负收益;其二,处于劣势的一方与处于优势的一方彼此的地位是不可互换的,也可以说这种互换在现实中不具备条件或将导致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完全改变。

    弱者这一具体人格,是法律在以抽象人格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一体保护基础上考察现实生活,旨在维护社会实质正义的制度安排。弱者身份的出现,绝不是重蹈等级身份的覆辙,它源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自身的特点。

    《刑法》中的弱者保护

    长期以来,《刑法》以严刑峻罚、铁面无情的理性著称于世。在现代社会,它更以限制人之自由、剥夺人之生命的威慑成为惩治犯罪、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后的坚强盾牌。弱者保护的渗入,使《刑法》保持威慑的同时融入了人性的温情,在惩罚罪犯的过程中完成对罪犯的思想改造,也激发了人们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从而为社会长治久安奠定了情理交融的刑事法律基础。

    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使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被告人和未成年人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及无钱支付律师费用的当事人能获得具有专业知识与经验的律师的协助,在与处于优势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对抗中维护自身权益;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制度的设立及承担责任条件的相应宽泛标准,有效鼓励了处于劣势的公民与罪犯作斗争的积极性。

    保障《刑法》目的实现的《刑事诉讼法》中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弥补了被束缚自由的犯罪嫌疑人无从收集利己证据、维护正当权益的缺陷,无罪推定的确立和类推制度的取消避免了处于强者地位的司法机关的不公正处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定罪量刑上法定、酌定情节的考虑和综合地区发展水平确定财产犯罪定罪量刑数额,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守法的范围内有了情的韵味,契合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有利于对他们的惩罚改造。

    诉讼活动中对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审判的同时进行和对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没收财产时民事赔偿费用的先行支付都体现了在国家制裁违法犯罪过程中对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人的照顾与保护。

    基于社会实质公平而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不仅意味着应尽可能全面地为现实中的弱者提供畅通无阻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且也意味着通过法律救济途径,弱者能及时地获得无论在保护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弥补其劣势的救济。

    “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对于立法者而言,要洞察现实生活中强弱对比的变化,及时界定弱者群体的范围,形成有效的保护措施,付诸立法实践;对于执法者,要全面地执行法律,使弱者保护的法律规定得以实现;对于司法者,要正确把握弱者的含义,未有规定的法律漏洞,应运用公平原则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尽量维护弱者的利益。在我国的法治实现过程中,弱者保护应当也必然成为立法与司法的重大课题。

    冀案的亮点

    针对于冀中星案,陈光中明确表示,惩罚犯罪是必要的。爆炸案发生的前一天,陈光中正乘坐飞机赶往外地出席一个研讨会。听闻爆炸后,他深感爆炸行为给人们造成的恐慌巨大,社会影响很大。

    陈光中表示,冀中星的行为若已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针对冀中星的个案而言,从他之前受伤造成瘫痪,却未受到合理处理,正所谓有因才有果。综合考虑冀中星的情况,陈光中建议法院从轻处罚。毕竟对于冀中星而言,四肢中已有三肢丧失功能,仅剩下一只手,他今后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在陈光中看来,冀中星可谓双重弱者:第一,与公权力抗衡中,他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在广州作为外来打工者,他同样处于弱者的地位。双重压力之下,造成了冀中星的悲剧。毋庸置疑的是,冀中星案中有几处亮点,首先是法律援助律师的鼎力相助,其次是冀中星当年在东莞受伤时的乘客作为证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最后是在爆炸案中于机场受伤的民警对冀中星也表示了谅解。这些都完全可以看作是法律对于弱者的保护。

    陈光中说,在十八大以前,上访申诉之路正处于改革之中;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法委等相关部门领导曾明确认为,过去对于上访、申诉人员主要以控制为主,这种维稳的方式要改变。过去的做法未必妥当,有违法之嫌,效果也不大好。

    陈光中历来主张,对于申诉者、上访者,首先不是不让其上访,而是要真正对其上访的理由进行调查,当地有关部门真正地公正处理好。诚然,那些坚持上访者并不是都有合理合法的理由,但至少有一部分上访者是有正当理由的。依法处理上访者的要求,不仅要彻底弄明白法律关系,同时,对于那些于法无据而于情有理的案件,当地政府是否可以适当地考虑给予一些帮扶。

    陈光中强调,纵览那些极端性事件,消除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只有对每个个案公平对待、妥善处理,杜绝社会不公的土壤,才能真正地让社会和谐、稳定、长久地得到发展。

  • 苏州老兵朱永健取保获释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4日消息】昨天下午,江苏维权人朱永健告诉本网志愿者,他在今天上午被取保回家。

    朱永健反映,自己生于1964年,1983年入伍当兵,1987年在入伍的解放军坦克二师入了党,之后退役回家。退伍后自己先是到山上开矿,后于2000年到菜市场卖肉。朱永健接着说,当时自己进入市场后,用电子秤给顾客秤肉,破坏了缺斤短两的原经营人的规矩,2000年9月2日早晨,相邻经营猪肉的吴林元用砧板强行侵占了朱永健的摊位,从而发生双方争执,被市场管理人员拉开后,吴林元唤其兄到朱永健的摊位前行凶,对朱永健陆双英夫妇俩进行殴打。朱永健被迫用磨刀的操杆进行抵挡、自卫,导致吴林元兄弟俩和朱永健夫妻俩都有不同程度受伤。到2001年,吴林元拿着听力下降的鉴定意见书,到有亲戚的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最后由法院作出(2001)吴刑初字第1号刑亊附民事判决,朱永健被拘役6个月。自己当时面对吴元林兄弟的暴力,明明是正当防卫,想不到“人民”法院如此颠倒黑白枉法裁判,退伍军人的朱永健不服,从而开始逐级依法申诉上访,至今已整整18年!在这上访伸冤的18年中,朱永健没有了工作,还5次被送入精神病院,3次被劳动教养,又1次被以“毁坏公私财物罪”判刑,被限制人身自由更是家常便饭。

    最为荒唐的是,朱永健还两次被开除党籍。2004年8月8日,吴中区藏书镇纪委领导陈爱根、王伟珍在采香泾村支部大会上,口头宣布朱永健被开除党籍,朱永健查了相关党内文件,说开除党籍应当由县级纪委作出,就于2004年10月到吴中区纪委,领导张建春等解答:“没有对你开除党籍,只要不上访申诉举报,我们还算你是共产党员”。见开除自己党籍原来是假的,目的是胁迫自己放弃伸冤、控告,朱永健不服,继续伸冤与控告。2006年9月11日,吴中区纪委传达(2006)26号关于给朱永健开除党籍的决定。党籍闹剧告一段落。朱永健说,自己因为砸了非法拘禁自己的地痞维稳人员的黑车,被“涉嫌毁坏公私财物罪”拘押在看守所中时,还差一点被下毒灭口,幸亏自己警觉才逃过一劫,但还是未能免得了被一顿爆揍。此后,因为朱永健坚持上访,被辖区警方和维稳办人员多次绑架到精神病院关押折磨。

    2018年6月23日,朱永健又到江苏镇江市声援维权战友,在警察清场时被暴力殴打致头破血流,后被非法押解回家。押解回家后,朱永健又被地方政府雇佣的维稳地痞的围困在家中,不准出门。2018年9月14晚10点,当地派出所突然闯进朱永健家中将其抓走,后又以其涉嫌“破坏他人财物”及“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至此,朱永健被警方羁押了近两年时间,直至2020年8月13日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

  • 无锡周小凤发微博被拘留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3日消息】为了实现2020年“零上访”的假像落实,江苏无锡不法官员又一次把逃难在外的周小凤绑架、拘留,强行取保候审,原因是她在微博上发出了家被强拆,全家被殴打一家人无家可归的微博。

    2019年9月无锡政府为了达到“零上访”把周小凤从北京大兴的公交车站拦截、殴打后、绑架回无锡,以她去信访局多次上访为由对其强行监视居住其哥哥家。每天被30多个黑保安骚扰监视,甚至到无法正常吃饭,法院开庭的权利也被剥夺,逼迫离家出走……

    2020年7月30日再一次把周小凤从家里强行带到藕塘派出所关了12个小时,原因是当天下午2点30分周小凤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一个案子要开庭,在取保候审期间随时都可以被传唤、讯问,让周小凤无法去北京开庭。

    周小凤说,《宪法》和《信访条例》赋予公民有自由权,控告、举报、诉讼的权利,但是无锡地方政府无底线的非法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对她进行截访、绑架、殴打、拘留、判刑等一系列迫害。她真心不想变成杨佳、范木根,她只是想讨回被抢走的家而已。

    附周小凤维权简历:

    2015年8月7日,周小凤别墅被强拆,她全家被黑势力殴打,并且关进小旅馆非法拘禁,从此走上维权路。

    2015年8月29日在北京上访,被截访人员截住,驻京办雇佣黑车黑保安13个人对她轮番殴打,被黑保安用脚踩身体,从北京踩到无锡藕塘派出所,被打得浑身是伤,被派出所以故意伤害罪刑拘7天,到9月6日强行取保。

    2016年2月24日拘留十天,理由是她在2015年12月24日去南京信访,违反监督管理规定。

    2016年4月8日到18日到北京上访,派出所又以她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拘留十天。

    2016年4月18日至2017年10月17日冤案判刑一年半。

    2016年2月4日因迎接被非法拘留的人权捍卫者沈爱斌出狱,现场一黑衣蒙面人对迎接人员及沈爱斌拍摄,该黑衣人被群众揭开面罩,原来是国宝邓永峰,公安恼羞成怒,当年4月13日,无锡大抓捕九人,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四人被枉法判刑,其中周小凤判刑一年六个月。在看守所期间,因拒绝配合公安做笔录,拒绝陷害其他人,在看守所干部的教唆下,她受尽凌辱,同监室犯人对她挑起八次打架,周小凤被看守所严管,手脚锁住十五天。周小凤前后向家人寄出委托律师,需要加帐的信件八、九封,全部被看守所干部扣押。五个月不能开帐买生活用品。

    2018年9月19日,没有任何通知和手续,她家的厂房突然被封,几个穿着城管衣服的人没有任何手续赶走住在里面的住户,口里骂骂咧咧说,谁敢再租这个房子就把他抓起来。

    2019年9月15日无锡不法公安和雇佣的黑社会人员,把在北京大兴打工谋生的周小凤绑架到北京京华宾馆后,3个大男人把周小凤关在卫生间强行搜身后,用黑车绑架回惠山区藕塘派出所传唤了42小时,罪名是周小凤在8月份去信访局正常上访犯了“寻衅滋事罪”,随后被监视居住在其母亲家里,每天前门、后门、窗户边几十个警察看守。

    2019年11月29日无锡不法公安和雇佣的黑社会分子,再次把去北京求助的周小凤绑架殴打至全身是伤,一只眼睛不能正常睁开,后用黑车绑架到无锡藕塘派出所关押了24小时后扔进了拘留所10天,期满后刚出拘留所,被警方强行一天两度传唤,再次被几十个黑社会人员日夜看守在家里!

  • 律师陈书伟向深圳律协宣战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2日消息】深圳律师陈书伟于2020年3月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因所谓的“黑名单”,在联系多家实习律所之后,均被律所拒绝接收。为此,受害人陈书伟向深圳律协发出宣战,要求废除律师行业“潜规则”,依法为其办理实习登记。原文如下:

    深圳市律师协会:

    本人陈书伟,热衷于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有志于成为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经过不懈的努力,于2020年3月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尽管全国律协制定的《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以及你单位制定的《深圳市实习人员管理办法》由少数律协领导密谋起草制定严重践踏法治,是名副其实的“潜规则”。但是,本人还是按照上述“潜规则”的规定准备了大量无关的证明材料,用于办理实习登记。原以为顺着你们能求个安稳,不承想在联系实习律所之后,该律所却以本人在所谓的“黑名单”,中途拒绝接收本人。本人后续又联系多家律所,均是相同的情形。至此,本人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你单位制定的“潜规则”的邪恶与无耻,今日正式与你单位宣战。

    申请律师执业许可是本人的法定权利,律师协会出具的实习考核证明材料是申请律师许可的法定形式要件,办理实习登记是取得考核证明材料的前提。法律并不禁止公民在律所实习,本人在律所实习亦无须你单位同意。但是按照你单位制定的“潜规则”的规定,办理实习登记要由接收实习的律所向你单位提出申请,可是律所迫于你单位之淫威不敢接收本人,那么本人申请请律师执业的权利就成了“有意无意的欺骗”。你单位层层设卡的原因就是为了维护的你们的邪恶统治,把律师行业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行政许可法》玩儿成了笑话。

    综上,本人严正督促你单位立即主动废除上述“潜规则”,依法为本人办理实习登记,你单位逾期不予书面答复的,本人将提起行政诉讼强制你单位办理。同时,本人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实习律师行业的悲惨现状,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万众一心推动废除深圳律协制定的“潜规则”《深圳市实习人员管理办法》、全国律协制定的《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共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携手推进依法治国。

    本人联系电话:18025308888

    本人首席法律顾问张文鹏、李庆亮的联系邮箱为:15622245153@sina.cn

    公民:陈书伟
    2020年8月10日

  • 残障儿童母亲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1日消息】今天(8月11日)是全国肢残日,两位分别向各地政府申请公开残疾人康复资金使用信息。

    今天是第10个肢残日,河南辉县何方美和广东河源欧阳春兰,通过邮寄方式向各地政府发出信息公开申请。了解各地的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康复药品报销比例、康复治疗医保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

    据悉,河南辉县何方美、李新夫妇1岁10月大的小女儿李琪于2018年3月在河南辉县接种甲肝、麻腮风、百白破疫苗后,导致病毒性脊髓炎而瘫痪,在多方求助投诉均被拒绝后,夫妇俩人在北京一边为女儿治病,一边上访维权,但无数次遭地方维稳人员打压迫害。广东河源欧阳春兰则是一位癫痫患童的母亲。

    两位母亲说: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儿童都渴望得到最好最有效的康复治疗,长大后不拖累父母争取做贡献。

    两位家长表示:我国2008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各部门要履职尽责、协作配合,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深化“放开服务”改革,努力实现“最多跑一次”、“一站式结算”,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共同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让残疾儿童得到最有效的康复治疗也正是让残疾人享有“平等、参与、共享”社会生活,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共建更美好的世界!

    欧阳春兰表示,8月5日,她曾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公开一针70万天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定价依据信息。

    欧阳春兰说,“我今天上午已经正式寄出申请,一个普通家庭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

    “2014年我儿子才几个月大就得了癫痫,经常发作会抽搐,当时只有一种激素药物可以治疗,但这个药非常难找,我们几乎找遍了国内的大医院都找不到,真的是一药难求。”

    欧阳春兰回忆,6年前这种激素药在国内很少,就没有药企生产。“当时这种药特别的难找,一直就没有找到,后来我是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转卖这个药,我就高价买来的,25毫克规格的将近2000元一支,当时给我儿子打了以后很有效,孩子就不再抽搐了,但是这个药只能是暂时控制住病情。”

    欧阳春兰表示:“我们家也是普通农村家庭,我没有工作,就是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带我儿子,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就是孩子他爸,他是跑建材、装修生意,他的收入要看他的业务量,有时候几千元也不稳定。”

    欧阳春兰承认经济压力很大,“这个病需要长期用药,而且后期的康复治疗更难,所以还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欧阳春兰表示,近2000元一支的激素药物尽管价格不菲,但是要和湖南怀化的病童一针高达70万元的诺西那生钠相比,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看到湖南怀化这个事情,一下子就勾起我对过往的回忆。我最近一直在联系怀化这个家庭,但是还没有联系上。我看到湖南这个家长可能是同病相怜,一下子特别能感同身受,他们跟我们早几年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我能感受到他们几乎是濒临绝望,一个普通家庭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因为搞不好他的孩子需要连续打几针,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不可能承受得起的。”

    欧阳春兰说,更令她匪夷所思的是,有网友说这个救命药在澳洲只卖41澳元,折合280元人民币就能买到。“我就觉得很难相信,我就想找出答案,所以我就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信息公开,我就认为有必要为这个孩子,为所有普通家庭的子女,就想问个清楚。”

    “我就是想知道这些,希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能公开相关信息,我希望各种天价药都能进入寻常百姓家。”欧阳春兰表示,她请求公开引进诺西那生钠的采购合同、国内销售价格定价依据和定价计算相关说明,以及诺西那生钠库存数量和分配发放的信息。“寄送应该3天就可以到北京,而且应该是在收到之后的15天之内作出答复。”

    但目前为止她还没有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书面答复。两位母亲欢迎各地媒体记者关注采访报道!

    何方美电话:13233809174
    欧阳春兰电话:13750225455

  • 黎智英等被以“违反国安法”拘捕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0日消息】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1个月,据香港“东网”报道称,香港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乱港分子、壹传媒黎智英、及其两儿子和多名壹传媒高层等7人,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香港国安法。

    报道称,7名被捕人士包括黎智英、其两儿子黎见恩及黎耀恩、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黄伟强及吴达光。

    “东网”表示,黎智英被捕罪名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中,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另涉及串谋欺诈及煽动罪。其两儿子则涉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此外,身处海外的黎智英左右手Mark Simon则被警方通缉。Mark Simon今早在社交媒体贴文,公告黎智英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被捕的消息。  

    “东网”消息称,黎智英涉及的串谋欺诈,与壹传媒在将军澳工业邨厂房涉嫌经营独立公司,提供“公司秘书”服务,涉违地契外或以欺诈方式获利有关。早前有说法称壹传媒在将军澳工业邨厂房,涉嫌经营至少14间独立公司,涉及不同业务。翻查纪录,该批公司董事均为黎智英,其中一间公司为黎智英次子黎耀恩经营的10间食肆及公司提供“公司秘书”服务,包括早前爆出“二手冻柠茶”奉客的“四季常餐”。将军澳工业邨则由香港科技园公司负责管理。香港科技园公司在审批工业邨用地申请时,订明只可在厂房内进行已批准、或经科技园书面同意的其他运作,亦不可分租予其他人士。

    附:黎智英简介

    1948年生于大陆;
    1960年(12岁),怀揣1港元游泳偷渡到香港;
    1981年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
    1990年创办壹传媒集团;
    2020年8月被捕。
    他说:“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所得一切都归功于香港之自由,如今感恩得以以生命回报自由。”

  • 退役老兵李雄文维权被刑拘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0日消息】李雄文,50岁,退役军人,中共党员,央企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化四建)全民所有制职工。

    作为化四建单位双职工家庭的李雄文,其噩梦是从2015年7月中旬开始,一家人基本被迫过着非正常生活,遭遇断水停电、砸玻璃、死亡威胁等。唯一一套不到50平米的个人住宅在棚户(旧城)改造工程中被他人侵占致使成为无房户,家里财产也在2018年3月20日被抢劫一空,在经历法律程序与逐级向相关部门走访申诉后均无果。

    2019年11月5日,李雄文得知近两天化四建上一级领导要来本单位讲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于是当天中午,带着(2016)湘06民终1040号裁定书、岳棚字(2016)5号文件、化四建西区10栋311房户主的证据、化四建南区477家联名签字请愿书、危房旧房实拍u盘一个以及岳阳市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等材料,再就是咨询退役军人相关待遇等问题,来到化四建办公大楼院内,强烈要求当面向上级领导汇报实际情况,但化四建某些人却无情剥夺了李雄文的政治权力与政治生命,无理拒绝且阻挡其与上级领导见面。

    在知悉上级领导即刻要返程时,情急之下,李雄文向领导挥手拦车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时,其背后遭突然袭击,三名工作人员在他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瞬间将其控制自由,将他倒拖五六米远,使其无法呼吸。

    在求生的本能挣扎中,李雄文挥拳击中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戴忠的鼻粱,造成其轻伤,随后李雄文被殴打失去知觉被丢在地上,被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刑拘,关进岳阳市看守所。

    据李雄文透露,其在岳阳市第一看守所24号牢房的状况:一、在牢房里头靠马桶睡觉,时常被飘在脸上的尿水与打屁声扰醒;二、在4号牢房与刚从广济医院转过来的犯罪嫌疑人同铺;三、双腿长时间浮肿,多少次发生精神恍惚,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做过经历过什么。

    在被关押5个多月后,李雄文于2020年5月22日被检察院不予起诉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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