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

  • 北京全世欣案审限已过未有动向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4日消息】近日,疑因推特言论而遭迫害的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欣传出新消息,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已过,但尚未收到起诉书。全世欣去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北京海淀区看守所,目前已近十个月。

    据知情人透露,近日,羁押海淀区看守所的全世欣托人带出口信称,自己很好,很想念朋友们,并告知曾收到一张国外寄来的节日贺卡,很开心,不过自己曾多次写信出来却无回应,可能是被有关部门截留,通信权利被剥夺,亦曾多次要求打电话给朋友,但被看守所拒绝。

    同时,全世欣托人带话表示,自己的“寻衅滋事罪”案审查起诉期限已于5月7日到期,但尚未收到案件的《起诉书》,亦未知案件的具体进展情况。

    由于全世欣家属不愿意配合志愿者,因此全世欣至今案件未有律师跟进,亦因此被羁押近十个月以来尚无会见记录,所以全案的具体进展外界无法获知。

    全世欣系北京海淀区四季青未婚村民,多年为未婚女争取宅基地权利,以及其他村民权利,多次遭到打击报复,2018年末曾因反对四季青垃圾场项目而被刑拘,最后被取保候审,2019年7月,正值取保期间的全世欣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罪名“寻衅滋事罪”,而当时全世欣正从事“帮助流浪狗狗找到家”的公益活动中,但据知情人猜测,全世欣被捕可能与当时推特言论有关。

  • 江西萍乡朱玉芳等集访遭推诿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4日消息】日前,江西萍乡维权访民朱玉芳、周爱莲等七人集体到省会南昌信访维权,不过遭到信访官员的推诿卸责,最终以疫情期间不受理为由拒绝接访,并将集体信访登记为个人信访。

    因受疫情影响,从1月至今,各地信访维权人士无法出门为自家冤案奔波求助,法院等部门同样以疫情为由拖延案件,加上2020年“两会”因疫情而推迟举行,省市乃至全国的访民维权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过最近全国疫情措施在复工复课的政令之下有所松动,除东北地区及北京外,其他地区出行或到达已经基本不受影响。

    周二(5月12日),江西省萍乡市维权访民朱玉芳、周爱莲等七人去到南昌市的江西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反映问题,主要涉及地方政府对信访事务的处理问题。不过江西省信访局工作人员以疫情期间不受理集体信访为由,未将七人的信访信息录入信访电脑系统,只是作了个人信访的基本登记,期间萍乡安源区的姚培江在现场被当地维稳办的截访人员强行带走。

    据相关信访规定,集体信访案件会由上一级政府部门督察督办,因此会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有望解决长期拖延不办的积案,因此维权访民抱团取暖进行集体信访的个案并不少见。

    而朱玉芳等七人反映的问题有两个,第一,萍乡市委市政府信访局造假,在信访平台非法作出虚假的信访办结,导致朱玉芳等七人正常合法的信访渠道被堵死,艰难维权十数年的冤案无法再有解决的可能性;第二,萍乡市委市政府不作为,未对信访积案进行督察督办,多年来每次的信访接待日从未见到市领导踪影,而访民们每次致信市领导反映情况从未得到任何回应。

    公开信息显示,大概十五年前,朱玉芳因拆迁补偿无法落实问题加入维权行动,艰难维权十年而不果。2015年,萍乡警方将坚持维权的朱玉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导致正在北京向多部门反映情况的朱玉芳被北京警方抓捕,后移交萍乡警方,朱被带回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其后被判刑三年,2018年刑满出狱,但仍然坚持维权。

    七人中的周爱莲亦坚持维权多年,早年因计划生育政策遭到当地计生办工作人员的迫害,身体受到严重创伤,导致不孕不育,但维权无果,其后周爱莲家还遭遇强征强拆,一度无家可归生计不保,还不断遭受地方维稳人员的骚扰恐吓。

  • 武汉肺炎幸存者要求追责和赔偿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4日消息】近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武汉肺炎死者母亲杨敏女士,在市政府门口举牌,要求政府公开隐情,还女儿死亡真相,被警察和保安粗暴夺取纸牌,不许喊冤。她的女儿田雨曦死于武汉肺炎,年仅24岁。

    杨女士今年50岁,家住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她的女儿田雨曦今年24岁,在疫情中去世。这是她唯一的孩子。

    她写了一份《申诉材料》,详细列入了疫情之初,武汉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她写到李文亮被训诫,电视上说不会人传人。

    她写到了武汉两会热闹举行,百步亭举办万家宴,武汉媒体报道。

    她写到武汉各方面都在传递错误信息,让武汉市民疏于防范。

    而她的女儿,在1月16日去协和医院就诊时,被感染新冠。19日出现发热症状,然后入住医院。

    就在女儿出现发热症状的这一天,百步亭的万家宴如火如荼,热闹非凡。

    武汉人还不知道,魔鬼正在悄悄扑来,而他们连防御的盔甲都没有穿戴。2月6日,女儿去世。

    这期间,她也感染了新冠。但幸运的是,她活了下来。

    失去了女儿的她,心力交瘁,悲愤不已,她写了《申诉材料》,主要提出了两点诉求:

    一个是要求追究从上到下官员的反人类罪,一个是赔偿她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附:申诉材料】

    我是一个年近半百的普通武汉市民,也是一个武汉新冠肺炎的幸存者,更是一个因为此次新冠疫情痛失24岁爱女的母亲。当我面对她的遗照,看着跳动的烛火,就好像她在向我哭诉她所遭遇的冤屈,女儿患病时痛苦的经历犹如电影画面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脑中。

    据国家卫健委对李文亮事件调查报告显示:

    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医医院张继先医生收治3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29日中西医院再次报告发现4例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系统下发《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等两份部门文件,后两份文件被他人上传互联网未向市民预警。同一天李文亮在微信群发出新冠肺炎病毒的小范围预警;

    12月31日,武汉市已有27例新冠肺炎的感染病例,他们没有向人们发出警示;

    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医生被训诫,被各大媒体转载,武汉市依旧未向市民预警,反而传达错误的信息;

    1月6日,电视上发出通告“未见人传人”;

    1月10日,李文亮在接诊中被感染出现发热症状,12日入住其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14日转入本院呼吸科危重病房,让国家调查组专家的论断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就是人传人,此时还是未向市民预警;

    1月6-10日,武汉市两会热闹举行;

    1月19日百步亭万家宴依然大张旗鼓的开宴,并且登上了各大本地媒体的头版头条,进步向市民发出了错误信息。直到1月19日晚,钟南山领导的第三批专家组到汉后,才揭盖病毒人传人的盖子;

    1月21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就“百步亭万家宴”接受东方卫视采访中承认预警不够。直至今日我们才知道,就在当时武汉市已有62例确诊,2例死亡。

    我的女儿是在1月16日区协和医院就医时被感染,19日晚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就这样医生还不敢以新冠肺炎为诊断,病情一天天加重,一直到1月25日,几经周折才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由于瞒报导致的仓促应对,医护力量严重不足,此时女儿已经卧床不起,连喝口水都十分困难,排泄物更是得不到清理,完全是睡在污秽物之中。每日的打针治疗,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出现了咳血、血氧浓度急速下降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顾家人反对,于1月28日冒着生命危险,逆行到最危险的金银潭医院危重病房去照顾女儿,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要用我的身体我的生命去抵抗病毒对女儿造成的痛苦。然而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照顾,女儿并从死亡线上挣脱回来,女儿说她呼吸困难,我看她张大嘴巴用力去呼吸,就像把鱼从水里捞出来无法呼吸时张大嘴一样,我的心如刀割,我恨自己不能替女儿受苦啊!

    就这样我也开始出现高烧不退的症状,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拼命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照顾女儿。可是我不知道的是,就在2月6日,女儿被送进icu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爱她的家人。我的老公为了我能够有求生的欲望,一直骗我说女儿还在icu里治疗。在治疗期间我经历了女儿一样的遭遇一一呼吸困难,每吸一口气就要用尽所有的力气,肺里像有玻璃渣一样咯得疼,更不要提连续几天的高烧,烧的人意识都出现了模糊,我这才知道女儿是怎么辛苦的挺过病发时的那段日子,她是多么坚强的想活下去啊!!当我知道女儿去世后,犹如五雷轰顶,我的掌上明珠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冤屈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才24岁啊!

    现在,我的身体虽然已经治愈,但是心里的创伤却难以愈合,回到家中目之所及,全部充满的都是女儿的影子,原本幸福美好的回忆,如今变成了最让人痛苦的回忆。

    由于前期政府官员的一己之私,瞒报疫情,欺骗民众,至民众生死于不顾,不作为乱作为,直接导致我的女儿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去世以及无数个无辜群众的死亡,间接导致无数家庭的破碎,致使他们身心受到了致命摧残,特向上级部门提出以下诉求:

    1.追究瞒报疫情从上到下官员的法律责任及反人类罪行,并公开事实真相,向所有死难家属公开道歉;

    2.赔偿本人家庭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3.本人将保留向媒体、网络、司法申诉的权利。

    遇难者家属、确诊患者:杨敏
    2020年4月7日

    杨敏,女,1970年11月1日出生,民族:汉
    微博:哭泣的亡魂,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公民身份证号:420102197011014
    有需要为罹难去世的无辜逝者讨还公道的家人们请联系:13387660862

  • 重庆邹茂淑等人被驱赶、隔离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3日消息】本网获悉,由中共操控的政协、人大两会将于2020年5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为了确保会议期间不出现反对声音及热点维权事件,中共维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人权法治,大规模非法监视、禁言、拦截、拘禁、拘留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自5月1日以来,已有数百名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被禁言、禁足、绑架、拘禁、拘留甚至殴打。5月11日,两会维稳又出现了新模式,即当局以“新冠疫情”为由,将乘车的维稳对象驱赶下车,再强制进行隔离稳控。

    5月11日,重庆市长寿区访民邹茂淑等四人结伴外出,在搭乘Z4次列车途径湖北恩施站时,被列车乘务员和乘警强行驱赶下车,列车工作人员告知四访民说“你们要经当地政府同意才能准许乘车”,邹茂淑等人据理力争说,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有搭乘列车的法定权利,法律没有授权政府阻止公民乘车。乘警回复说自己不管这些,上级领导叫怎么办就怎么办。随之乘警和乘务人员把守住乘车入口,严密阻挡邹茂淑等四人搭乘火车,最后四人被滞留在了湖北恩施火车站。

    滞留在恩施后,四人尝试换其他乘车辆前往目的地,但每次使用身份证购票时,电脑都会遭遇“交易失败”,无奈之下,邹茂淑等人只好放弃出行,打算返回重庆家中休息。在购买返程重庆的车票时,她们很顺利的就购买到车票了。邹茂淑认为,这可能是政府把自己设置成了黑名单,每到中共敏感时期,她们就只能呆在重庆家中,不能乘车外出了。

    邹茂淑返家不久,辖区维稳人员就带着防疫人员赶来,以其曾滞留湖北疫区为由,将邹茂淑带走强制隔离起来。

    对此,邹茂淑的朋友曾女士表示,这显然是政府暗中布局的结果,他们设局拦截邹茂淑等人出行,再假借疫情防控为名,把邹茂淑这样的访民强制隔离,以期到达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完成两会维稳的任务。

    据悉,中共维稳当局会在暗中将所谓“不稳定人员”设置为黑名单,对他们的身份证设置特殊报警装置,对他们的通讯设备进行监听,每到中共重大会议及敏感时期,各级维稳部门就会不择手段的监听、监视、跟踪、拦截这些人出行,以非法手段将这些合法公民控制在辖区内维稳。

    曾有几位老访民透露:现在警察手中的身份证识别仪,对所有进京访民都设置了特殊报警装置。其中一位访民说,他有亲属在当警察,已经拿他的身份证试验过了,他在北京是二级稳控对象。这位访民详细说明了识别仪对访民分多级稳控的标准。(1)新来的,只在指定的信访口上访的;他们也不能有一般的国民待遇,报警灯显示的是黄色,表明是访民,注意其行为,不采取其他的稳控措施。(2)在敏感地区有“过激言论、过激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报警灯显示的是红色,要带回留置室进行盘查,并通知地方驻京办,驻京办要是接,就交给地方,不接需要数小时后才能放人。(3)有过多次过激行为和言论、在境内外媒体维权过的访民、被定为异议人士的访民,这些访民识别仪上显示的是网上追逃犯,是要严加稳控的,敏感时期是要被上手段的。

  • 江苏陈翠琳在京被抓走关押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5月11日晚8时,江苏射阳县访民陈翠琳在北京大兴区的出租房内,被十多名警察和保安闯入抓走。

    5月12日上午,陈翠琳致电本网志愿者称:5月11日晚8时,十多名警察和保安闯入我在北京大兴区的出租房内,强行把我抓上警车带到金星派出所关押。在派出所内,警察审讯后没有发现我有任何违法行为,就把我送进了北京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关押。半夜,江苏省信访局来人了解我的情况,他们说次日让江苏射阳县维稳部门来接我回家。12日上午,射阳县维稳人员来到久敬庄把我接到了驻京办关押,维稳人员说下午或者晚上会搭乘高铁把我带回老家稳控。

    陈翠琳反映,自己因为私家财产被地方政府侵权而上访10多年,上访后多次被维稳部门非法绑架、拘禁、殴打,最为恶劣的是,射阳维稳部门为了完成稳控任务,还非法把陈翠琳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2009年11月2日,陈翠琳在北京到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交完上访申诉表后,被3名身穿黑衣服的男性青年强行抓上车送到类似于监狱的黑屋子里关押,这一过程中,陈翠琳的手机被抢走并遭到殴打。其后,陈翠林被押送回射阳县关押,没有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数日后,陈翠林又被扭送江苏省泰兴市溪桥精神病院关押、强制“治疗”,期间,陈翠琳亲属多次到县政府要求放人,但是县政府与镇政府互相推托,导致陈翠琳被精神病院强制灌药、打电针。

    2020年5月11日晚8时,陈翠琳在北京大兴区的出租房内无故被十多名警察和保安闯入抓走,之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违背陈翠琳的意愿强行送到北京久敬庄关押。在久敬庄内,陈翠琳发现很多访民都被关在这里,一同被关押的访民告诉她,关押在这里的访民都是没有违法犯罪的合法公民,只是因为北京市要召开2020年全国两会了,北京警方才大肆搜捕在京访民,然后通知各省市维稳部门进京强制遣返,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些非法手段驱赶在京访民,以保障两会没有不同声音的召开。

    据了解,每年的全国两会前期,中共维稳部门都会严密部署,以非法手段大肆抓捕、驱赶、关押不同政见者、私有产权捍卫者,这些维稳措施会不计代价、不择手段,以到达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两会顺利召开,胜利闭会”,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党的领导等造假目的。

    有北京网民透露,此次两会维稳非常严格,两会期间,对所有寄往北京的邮件进行“二次安检”。其中,对寄往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及中央领导机关等地邮件,更需要“三次安检”,从新疆寄往北京的邮件,更需特别检查。两会期间,北京禁飞“低慢小”航空器,即禁飞“飞行高度在1,000公尺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面积小于二平方公尺”的航空器,主要包括轻型机、滑翔机、三角翼、载人气球、飞艇、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等。

  • 淮安王默因言获罪将获起诉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2日消息】江苏淮安异议人士王默案有新进展,律师会见得知,案件已由淮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王默被指控“寻衅滋事罪”已满一年,从检察院公开的起诉书来看,案件将会排期开庭。

    2013年曾因在广州公开拉横幅支持香港“占中运动”(雨伞运动)而被判四年半,2019年4月刚刚刑满出狱,而仅仅一个多月后,王默被指于去年4至5月一个多月间,在微信和推特上散布辱骂党和政府领导人信息20余条,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等虚假信息,炒作、声援犯罪分子等信息700余条,涉嫌“寻衅滋事”。

    检方认为,王默在网上“辱骂他人情节恶劣,大量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混淆视听,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触犯《刑法》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指王默“歪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犯新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依法判处”。

    另有消息称,早前,王默在其老父探视时告知检察院已经下了起诉书,并要求聘请广西覃臣寿律师为自己辩护。而王默对两次被控以“寻衅滋事”的罪名不以为然,曾在去年刑满出狱后一度自称“煽颠未遂犯”。

    网友刘先生表示,王默属于硬汉实力派,不惧中共牢狱之灾迫害确实令人钦佩。当年支持香港案法庭最后陈述中主动承认自己的行为就是“煽动颠覆”或者“颠覆”,而非不痛不痒的“寻衅滋事罪”,可见其信念坚定、意志坚强以及中共不灭死不罢休的精神,这一点在出狱才一个多月即被再次投入大牢足以证明,相信中共绝不会容忍此种硬汉继续在社会上存在,但又苦于没实质性“犯罪事实”,因此只能从言论入手,进行迫害禁锢,美其名曰“依法治国”。

  • 因公开致信人大代表张雪忠凌晨被带走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几日前曾以公开方式致信全国人大及代表的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已在凌晨被上海警方带走,目前情况未明。

    据了解,周一(5月11日)凌晨一点多,上海警方到张雪忠住处敲门传唤,当时张雪忠曾发出信息,其后不久便与外界失去联系。有朋友曾在凌晨及上午试图联络,但手机关机,其他通讯平台亦无反应。

    张雪忠于三四日前向全国人大及人大代表发布公开信,呼吁启动政治改革,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并谈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指出“全国人大代表”属于不具正当性的伪代表,“全国人大”则属于“非法组织”,同时公开信还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正当性问题,“全国人大”屡屡违背“宪法”正由此而生。

    张雪忠曾系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执业律师,多年来一直针砭时弊、评判时政以及关注国内人权问题,曾多次代理敏感政治案件,包括江西新余刘萍案。三年前,中共当局指使华东政法大学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张雪忠。

    附张雪忠公开信原文:

    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
    ——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尊敬的各位代表:

    你们好,

    我叫张雪忠,是一位居住在上海的普通中国公民。当你们于2020年5月22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此次新冠疫情可能还不会结束,我希望你们能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祝愿你们平安健康,就像我祝福所有在疫情期间需要外出工作或学习的人一样。

    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但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我非常敬佩你们。不过,对你们个人业绩的敬佩,并不等于我承认你们作为中国人民之代表的正当性。基于以下两点主要的理由,我不认为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正当代表,也不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正当的代议机构:

    第一,你们并不是中国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代议者)。现代政治代议制是以国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虽然组成全国性代议机构的代表们在行使职权时,也就是在进行审议和决策时,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对于选民的独立性,但他们的代议职权必须是源于国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必须经由定期的、自由的和有竞争的选举而产生。但你们的代表身份,并不是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获得的。实际上,我们的国家还不存在这样的选举。

    另外,真正的代议机构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必须经过必要的辩论程序。这不但有助于明了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利弊得失,从而提高公共决策的水准,而且还可保障国民对决策过程和内容的知情权。但这么多年来,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你们就政策问题进行过辩论,你们在开会时的表现,更像是一台台只知道举手的机器,而不是严肃尽职的代议者。

    第二,现行“宪法”是全国人大产生和行使职权的依据,但它本身却根本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现代宪法是落实国民主权的法律文件。一方面,国民主权意味着全体国民是一国之内最高政治权力的享有者,另一方面,数量众多且分散居住的国民,事实上又不可能亲自和直接进行国家治理,因而需要创设代议制政府和选任政府官员来进行日常的治理工作。正是这种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状态,使得宪法成为一种必要之物:全体国民制定一部成文的宪法,用来创设、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机构及其权力,然后再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来选任、监督和控制政府官员。

    宪法应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是国民政治意志的书面化和固定化。当作为主权者的全体国民无法直接在场时,它代替全体国民君临和梭巡于共同体的政治领域,以其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俯视、督导和警示着一切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以促使后者须臾不可忘却自身的职责,不可滥用手中的权力。

    既然宪法应该体现全体国民的政治意志,它的制定和修改就必须包含国民参与的环节,并且是决定性的和权威性的环节。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的,比如,以全民公投来决定一部宪法草案或一项宪法修正案能否生效;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由全体国民出于制定或修改宪法之目的,选出一个特别的制宪会议,并授权后者直接制定或修改宪法。这里的关键是,不能由宪法所创设的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成为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权威机构。也就是说,制定宪法的权力(制宪权)和宪法创设的权力(宪定权)必须要有所区隔,否则,宪法就无法起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宪定权)的作用。

    但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并未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最初制定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由全体国民自由选举产生的,因而并不是一个可以贯彻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正当的代表机构。而且,全国人大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制宪机构,而是依照宪法规定产生和行使权力的宪定机构,由此便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全国人大是一个日常的、普通的立法机构(政府分支机构之一),它的产生和运行必须受到宪法的规范;另一方面,它又是宪法的创制者,可以自行制定和修改宪法。这样一来,全国人大既是由宪法创造的,又是创造宪法的,就好比一个人同时是另一个人的父亲和儿子!况且,宪法本来是全体国民用来约束在一切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的,但如果普通的立法机构可以自行制定和修改宪法,这样的约束作用就完全丧失了。

    另外,现行“宪法”一方面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单个政党的永久领导地位,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而如果人民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一切权力之上的领导权,就像是一块比最大的石头还大的石头,简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

    如果不考虑英国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政府协约》和美国各州宪法的话,美国联邦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现代成文宪法。随着这部宪法的成功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不少国家也开始效仿美国的做法,基于类似的政治原则制定本国的宪法,确立本国的宪政体制。

    在这一过程中,“宪法”逐渐成为一个极富正面意味的用语,连那些完全不认同现代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与现代宪法概念是不可分离的)的政权,也开始炮制被称为“宪法”的文件。首先这样做的是一些专制君主国(比如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君主以最高主权者的身份,将一部体现君主意志的“宪法”恩赐给国民。后来,一些由单个政党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国家也这样做(比如以前的苏联和现在的朝鲜):执政党将一部体现本党意志的“宪法”强加于国民,并在“宪法”中规定自身的永久执政地位。这些东西在专业的宪法学上被称为“伪宪法”,因为它们只是将与现代宪法格格不入的专制政体,用“宪法”这一用语掩饰一下而已。

    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就是一部伪宪法。宪法应是不直接进行治理的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体现,而不是某个君主或某个政党意志的体现。宪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保障国家政权的持续生产和更替,就是为日常的政治竞争和政策形成,提供明确而稳定的原则和制度框架,从而使得和平的国内政治竞争成为可能,并实现共同体政治生活的文明化。

    宪法是对政治活动进行法律化的一种手段。它的作用不是消除政治活动,而是要规范政治活动,并使各种政治分歧和争议,可以在各方都认可的原则和框架下得到解决或处理,由此便可实行基于说理的治理(government by discussion)。在宪法框架下,人们不再将武力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失败的一方不但不会被消灭,而且还有在未来赢回来的机会。宪法为政治争端的解决所提供的原则和框架,使得各种信念和利益的追求者,都能从中体会到某种共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有助于维系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并不断强化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谐。

    要做到这一点,宪法对执政权力的约束,必须是周密而全面的(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也就是必须规范执政权产生、运行和更替的全过程。假如一位君主或一个政党,可以将一部“宪法”强加给一个国家,并利用“宪法”永久地垄断政治权力,那就意味着他们在宪法制定之前便已经掌握了政权,也必然掌握了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但这样一来,他们在“宪法”制定之后的统治,其实就不是基于“宪法”,而只是基于武力。这样的“宪法”根本不可能对权力进行周密而全面的约束,反而只会是掌权者利用、忽视、轻蔑和任意改动的对象。这样的“宪法”,当然只是一部虚假的宪法,或者说是一部伪宪法。

    各位代表,正如你们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一样,现行“宪法”也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它不是中国人民用来创设和规范政府权力的根本法,而只是执政党用来组建和运行自身政权的操作手册。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美国的共和党与军队合作,废除联邦宪法和民主体制,建立由军队和警察支持的、不允许任何政治竞争的一党政权:(1)这个政权完全可以通过不断颁布特别政令施行统治;(2)但出于效率和便利考虑,它也可以制定一份《共和党永久政权组建和运行规程》;(3)为了让政权显得像个现代政权,它也可以给这份规程取名《美利坚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有谁能够否认,这部所谓的“宪法”和被废除的美国联邦宪法,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东西呢?

    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一部伪宪法,来实现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是公民权利得到可靠保障的国家。但在我们的国家,人们不但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利,不能自由选举各级政府官员,而且连财产权和人身权也缺乏有效的保障。比如,原本完全合法的私人住宅小区,仅仅因为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划方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必须强制拆除的违法建筑;公权机关可以用扫黑除恶的名义,随意侵吞企业的合法财产;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强行而野蛮地铲除人们祖先的坟墓,或是拆除合法建造的教堂上的十字架……再比如,既然法律规定的上访制度,那么上访就应该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实际情况是,各地政府经常会委派截访者去限制访民的人身自由;这些年来,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被传唤、被拘留和被判刑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在不少所谓“敏感”案件中,当事人不但被因言加罪,而且连正常委托律师辩护和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都不能保障……

    当公民权利不能通过一部真宪法得到落实,政府权力不能通过一部真宪法得到约束时,民生也不可能得到政府的重视。虽然政府已给国民施加超高的税费负担,但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却要优先满足各级官员的需要,并被他们以各种明目、途径和手段归入私囊。在正常国家,政府预算中的社会福利开支,都是优先用在有经济困难的民众身上,而在我们国家,却是优先用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在很多地方,公务人员的工资,本来就是企业职工的好几倍,平时还要享受比后者更优厚的福利,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也是后者的好几倍。各级政府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和浪费,就更不用说了。整个官僚系统和公务员队伍,已不像是服务于国民的公仆,更像是无底线地吞噬社会财富的怪兽。

    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各国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人们大都没有事先做好心理和财务上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从各级财政中匀出一些钱发给民众,帮助大家度过难关,是很多国家民选政府的普遍做法。但在我们国家,整天高喊“执政为民”的政府,却恰恰不愿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让各级政府、各种衙门将到手的肥肉拿出来,实在是太难了。相对而言,忽视民众的需要和诉求更为容易,因为各级政府官员都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都不需要谋求民众的授权。民权没有落实,民生却可以得到政府的重视,这样的情况古今中外都是从未见过的。

    由于尚未通过一部真正的宪法建立现代政治体制,中国的社会治理仍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政府官员的普遍贪腐、司法公正的普遍缺失、自然环境的普遍恶化、食品、药品及疫苗安全事故的反复出现、物价相对于居民收入的过快上涨,社会保障领域的亏空与失信、企业经营日趋艰难,以及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城乡居民就业日益困难等诸多问题,无一不在严重削弱国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并使大家对未来普遍感到迷茫与焦虑。在我看来,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体制。在这种前现代的体制下,公务人员的权力缺乏最起码的限制与约束,这就使得他们一方面为了自身私利而大肆滥用权力,一方面又疏于履行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乃至生命安全的职责,官员的普遍贪腐和社会治理的溃败,因此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此次疫情的爆发与蔓延,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时,充分而及时的信息公开,可以帮助公众作出安全、合理的行为选择和生活安排,因而对防止危机的升级是极其关键的。但是,合理应对危机的信息公开逻辑,和前现代政体的社会管控逻辑,又是截然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从已有的公开报道来看,武汉地方政府不但在很长时间里对公众隐瞒疫情,而且还严厉压制披露疫情信息的公民。外事机构自2020年1月3日起便开始向美国政府频繁通报疫情,但疾控部门却没有同时向本国民众进行通报:对本国民众生命安全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谓是举世罕见!

    另一方面,在已知的最早病例出现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媒体对疫情进行调查和报道,也没有医学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更看不到社会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记者、好的医生或热爱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说明,政府对社会与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完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武汉方面在封城前22天,还在查处公开疫情的市民(其中就包括已不幸离世的李文亮医生),可见政府对社会的压制是何等的严密与专横。

    疫情在武汉爆发后,当地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低效、无能和颟顸也是举世瞩目。在武汉“封城”后,大量的疑似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检测和有效隔离,大量的实际感染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当一线医务人员冒着巨大的风险与疫病斗争时,平时卖力吹嘘自身政绩的各级政府,竟不能给他们提供最起码的后勤保障。疫情持续期间,各地政府以邻为壑的割据式“自保”动作和相互截取对方物资的行径;各地大量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遍布疫区的无数人道主义灾难,则充分表明:过去七十年,无论是在国家构建方面,还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当前的中国,亟需以包含国民主权、社会自治、政党竞争、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政治原则的现代政体,取代当前极其落后和不公正的前现代政体,以落实民权,保障民生,并实现国家政治的和平转型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必须要以一部体现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真宪法,来取代现行的伪宪法。

    各位代表,虽然我基于自身的政治信念,无法认同你们身为人民代表的正当性,但我亦认为,你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机构,因而完全可以启动国民制宪程序,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及现代化作出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在此,我谨以中国公民之一员的身份,向你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虽然全国人大作为一个常规的、普通的立法机构是不正当的,但它可以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启动国家政治转型的特别机构,且该特别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制定选举规则和任命中立、公正的选举委员会,并委任该委员会组织自由、普遍和直接的选举,以产生新的全国性的代议机构。该代议机构为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下称“最高过渡权力机构”)。

    (二)最高过渡权力机构有权组建过渡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并任命该机构的官员,同时有权对各级司法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三)最高过渡权力机构有权颁布必要的法令,完成各级地方代议机构的选举,并产生各级地方行政机构。

    (四)最高过渡权力机构一经产生,即应尽快创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并委任该委员会起草一部合乎现代政治原则的宪法草案。宪法草案起草完毕后,应交由最高过渡机构进行表决,若表决未通过,则应发回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修改;若表决通过,则应付诸国民投票,并于投票通过后予以实施。

    (五)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

    (六)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立即开放党禁、报禁,容许人民自由结社和自由创办、经营新闻媒体。

    (七)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规定任何政党均不得再享有国家公务机构的地位,任何政党成员均不得再享有国家公务人员的待遇。

    (八)最高过渡权力机构首次集会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即告解散。依新宪法产生的全国代议机构首次集会时,最高过渡权力机构即告解散。

    各位代表,当你们于本月22日开始开会时,你们可以像以往一样走走过场,像以往一样成为只知道举手的道具。但你们也可以选择正视我们国家的种种积弊和危机,肩负起一项重大的历史责任,为自己的国家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让自己的国家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果你们选择这样做,你们就不会像以前各届不负责任的人大代表一样,迟早将全然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是将作为中国宪政体制的伟大开创者而永载史册:你们的名字将被后人永久铭记,你们的功绩将被后人永久感戴。

    全体国民,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才是制宪权的享有者,这一道理是世所公认的。但任何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若是对本国的宪制安排有着自己的思考与构想,都可以通过自认为适当的方式,提交给全体国民加以考虑和参照。个体公民在制宪事务上的建议权,不但不会侵害全体国民的制宪权,反而更有利于制宪权的行使与实现。基于这一考虑,我将自己编撰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作为这封信的附件一并提交,以供可能的参考之用,同时对草案的内容略作如下说明(如有需要,我还可提供更为详细的条文释义):

    (1)《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简称“一八宪草”,除序言外,分为“基本权利”、“国会”、“总统”、“法院”、“宪法审判委员会”、“选举管理”、“地方自治”、“宪法的施行与修改”、“其他规定”和“过渡条款”等10章,共计133条。草案在充分考虑本国各方面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博采各国、各地区宪法理论与实践之长,以期既尽量尊重和适应本国的现实,又努力确保草案本身的合理与完善。

    (2)草案在贯彻民主、法治、分权等各项现代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尊重和迁就既有的规则、惯例和行政区划,以避免人们必须同时接受和适应太多陌生的东西。如果既有的一些技术性安排尚不够妥善和合理,可以等到新宪法的运作趋于稳定后,再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宪政框架下从容地加以改进。

    (3)草案采用“中华统一共和国”之国号(可英译为UnitedRepublicofChina),是因为“统一”一词,既能顾及国家主体部分一直实行单一制的事实,又能容纳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形,特别是它们与中央政府之间在关系及权限上的差别。在由多个原本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一个新国家的情况下,采用联邦制是较为恰当的选择;而在一个原本实行单一制的国家,贸然采用联邦制,则很可能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调,甚至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政治动荡。在后一种情况下,更稳妥的选择是在延续单一制的同时,着力强化和扩展地方自治。

    从各国宪法实践来看,联邦制和单一制之间的区别已有相对化之趋势:在联邦制国家出现了中央权威加强的态势,在单一制国家则出现了地方自治扩展的态势,两者之间的差别已越来越小。这一趋势的内在动力和政治原理是: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宪政框架下,各种政府权限的分配会通过不断的调整而渐趋合理,因而使得不同的权限逐渐分属于最适合行使它们的层级和机构。法国宪法第72条第2款的表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原理:“对那些在其层次能以最佳方式行使权力的所有事项,地方组织得自行作出决策。”

    (4)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孰优孰劣的问题,目前尚无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结论。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不同的国家大都是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草案采用了总统制,既有对传统习惯和国民心理的尊重,也期望政府的行政分支在未来能保持必要的稳定和效率。在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总统制”,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实行的行政长官制,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总统制提供了相对亲切和稔熟的参照资源。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对议会内阁制的实践则更为陌生与不适应。不过,在采用总统制的同时,草案中规定的一系列制度设置,亦可构成对总统权力的有效约束,以避免出现个人独裁的局面。

    (5)一部好的宪法,当然应该合乎民主、法治、分权等现代政治原则,但又不能仅是对这些原则的一般宣示,而是应该将这些原则贯彻和内化到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置中去。草案特别注重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可操作性及规范作用,以保障人们在宪法一经施行后,便可遵循相关条款顺利组建必要的国家机关,并可较为明确地界定它们各自的权限。

    (6)在前现代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对这些问题进行公正而合理的处理,可以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对体制转型的认同与支持。因此,草案专设“过渡条款”一章,以保障转型过程的平稳和顺畅。

    (7)最重要的一点是,草案特别强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在今天的中国,政府机构的普遍腐败和社会治理的全面溃败,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因为对公共权力缺乏限制与约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因为对个人权利缺乏尊重和保障。为了改变不尊重个人权利的政治传统,草案先是在序言中将“保障个人自由”列为新体制和新政府存在的首要价值,继而在第一章详尽地规定了国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草案第一条还借鉴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的内容,将“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规定为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并将基本权利视为有效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则。德国基本法特别强调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之重要,这既是对纳粹政权大规模侵犯和践踏人权的反思,也是对未来发生类似情形的警惕与防范。就国家权力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而言,我们中国人已有太多惨痛的教训,因而亦有必要对此加以特别的防范。

    (8)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想在这部草案中寻找特别新颖的内容的人,都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在编撰这部草案的过程中,创新从来都不是编撰者追求的目标。为了编撰这部宪法草案,编撰者既考察了自清末以降的本国制宪实践,也研习了近三十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理论与实践,但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发明新颖的东西,而是为了吸取前人及他国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整部草案的总体架构,还是每一条文的具体规定,都只是尽力追求内容本身的合理、恰当及稳妥。若是别国宪法中有规定得特别好的条文,且又恰好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编撰者甚至情愿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就这部草案的编撰而言,编撰者的主要目标,甚至可以说唯一的目标,是让它尽量合乎中国确立现代政体的现实需要。

    各位代表,以上是我对现行“宪法”、现行政体、社会现状及中国政治现代化最优途径的真实想法。虽然我是以最坦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个人看法,但我无意冒犯任何人,更不想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任何人。我的看法不可能全是对的,有可能全是错的,更可能有些是错的,有些是对的;但无论是对是错,我作为中国公民之一员,将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思考结果,提交给一群被称为“人民代表”的人来审视和参考,应该不算是特别不恰当的做法。

    衷心祝愿各位代表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张雪忠
    2020年5月9日

  • 公开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张雪忠凌晨被带走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几日前曾以公开方式致信全国人大及代表的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已在凌晨被上海警方带走,目前情况未明。

    据了解,周一(5月11日)凌晨一点多,上海警方到张雪忠住处敲门传唤,当时张雪忠曾发出信息,其后不久便与外界失去联系。有朋友曾在凌晨及上午试图联络,但手机关机,其他通讯平台亦无反应。

    张雪忠于三四日前向全国人大及人大代表发布公开信,呼吁启动政治改革,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并谈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指出“全国人大代表”属于不具正当性的伪代表,“全国人大”则属于“非法组织”,同时公开信还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正当性问题,“全国人大”屡屡违背“宪法”正由此而生。

    张雪忠曾系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执业律师,多年来一直针砭时弊、评判时政以及关注国内人权问题,曾多次代理敏感政治案件,包括江西新余刘萍案。三年前,中共当局指使华东政法大学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张雪忠。

    附张雪忠公开信原文:

    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

    ——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尊敬的各位代表:

    你们好,

    我叫张雪忠,是一位居住在上海的普通中国公民。当你们于2020年5月22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此次新冠疫情可能还不会结束,我希望你们能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祝愿你们平安健康,就像我祝福所有在疫情期间需要外出工作或学习的人一样。

    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但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我非常敬佩你们。不过,对你们个人业绩的敬佩,并不等于我承认你们作为中国人民之代表的正当性。基于以下两点主要的理由,我不认为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正当代表,也不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正当的代议机构:

    第一,你们并不是中国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代议者)。现代政治代议制是以国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虽然组成全国性代议机构的代表们在行使职权时,也就是在进行审议和决策时,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对于选民的独立性,但他们的代议职权必须是源于国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必须经由定期的、自由的和有竞争的选举而产生。但你们的代表身份,并不是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获得的。实际上,我们的国家还不存在这样的选举。

    另外,真正的代议机构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必须经过必要的辩论程序。这不但有助于明了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利弊得失,从而提高公共决策的水准,而且还可保障国民对决策过程和内容的知情权。但这么多年来,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你们就政策问题进行过辩论,你们在开会时的表现,更像是一台台只知道举手的机器,而不是严肃尽职的代议者。

    第二,现行“宪法”是全国人大产生和行使职权的依据,但它本身却根本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现代宪法是落实国民主权的法律文件。一方面,国民主权意味着全体国民是一国之内最高政治权力的享有者,另一方面,数量众多且分散居住的国民,事实上又不可能亲自和直接进行国家治理,因而需要创设代议制政府和选任政府官员来进行日常的治理工作。正是这种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状态,使得宪法成为一种必要之物:全体国民制定一部成文的宪法,用来创设、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机构及其权力,然后再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来选任、监督和控制政府官员。

    宪法应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是国民政治意志的书面化和固定化。当作为主权者的全体国民无法直接在场时,它代替全体国民君临和梭巡于共同体的政治领域,以其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俯视、督导和警示着一切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以促使后者须臾不可忘却自身的职责,不可滥用手中的权力。

    既然宪法应该体现全体国民的政治意志,它的制定和修改就必须包含国民参与的环节,并且是决定性的和权威性的环节。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的,比如,以全民公投来决定一部宪法草案或一项宪法修正案能否生效;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由全体国民出于制定或修改宪法之目的,选出一个特别的制宪会议,并授权后者直接制定或修改宪法。这里的关键是,不能由宪法所创设的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成为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权威机构。也就是说,制定宪法的权力(制宪权)和宪法创设的权力(宪定权)必须要有所区隔,否则,宪法就无法起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宪定权)的作用。

    但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并未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最初制定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由全体国民自由选举产生的,因而并不是一个可以贯彻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正当的代表机构。而且,全国人大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制宪机构,而是依照宪法规定产生和行使权力的宪定机构,由此便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全国人大是一个日常的、普通的立法机构(政府分支机构之一),它的产生和运行必须受到宪法的规范;另一方面,它又是宪法的创制者,可以自行制定和修改宪法。这样一来,全国人大既是由宪法创造的,又是创造宪法的,就好比一个人同时是另一个人的父亲和儿子!况且,宪法本来是全体国民用来约束在一切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的,但如果普通的立法机构可以自行制定和修改宪法,这样的约束作用就完全丧失了。

    另外,现行“宪法”一方面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单个政党的永久领导地位,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而如果人民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一切权力之上的领导权,就像是一块比最大的石头还大的石头,简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

    如果不考虑英国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政府协约》和美国各州宪法的话,美国联邦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现代成文宪法。随着这部宪法的成功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不少国家也开始效仿美国的做法,基于类似的政治原则制定本国的宪法,确立本国的宪政体制。

    在这一过程中,“宪法”逐渐成为一个极富正面意味的用语,连那些完全不认同现代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与现代宪法概念是不可分离的)的政权,也开始炮制被称为“宪法”的文件。首先这样做的是一些专制君主国(比如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君主以最高主权者的身份,将一部体现君主意志的“宪法”恩赐给国民。后来,一些由单个政党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国家也这样做(比如以前的苏联和现在的朝鲜):执政党将一部体现本党意志的“宪法”强加于国民,并在“宪法”中规定自身的永久执政地位。这些东西在专业的宪法学上被称为“伪宪法”,因为它们只是将与现代宪法格格不入的专制政体,用“宪法”这一用语掩饰一下而已。

    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就是一部伪宪法。宪法应是不直接进行治理的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体现,而不是某个君主或某个政党意志的体现。宪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保障国家政权的持续生产和更替,就是为日常的政治竞争和政策形成,提供明确而稳定的原则和制度框架,从而使得和平的国内政治竞争成为可能,并实现共同体政治生活的文明化。

    宪法是对政治活动进行法律化的一种手段。它的作用不是消除政治活动,而是要规范政治活动,并使各种政治分歧和争议,可以在各方都认可的原则和框架下得到解决或处理,由此便可实行基于说理的治理(government by discussion)。在宪法框架下,人们不再将武力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失败的一方不但不会被消灭,而且还有在未来赢回来的机会。宪法为政治争端的解决所提供的原则和框架,使得各种信念和利益的追求者,都能从中体会到某种共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有助于维系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并不断强化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谐。

    要做到这一点,宪法对执政权力的约束,必须是周密而全面的(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也就是必须规范执政权产生、运行和更替的全过程。假如一位君主或一个政党,可以将一部“宪法”强加给一个国家,并利用“宪法”永久地垄断政治权力,那就意味着他们在宪法制定之前便已经掌握了政权,也必然掌握了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但这样一来,他们在“宪法”制定之后的统治,其实就不是基于“宪法”,而只是基于武力。这样的“宪法”根本不可能对权力进行周密而全面的约束,反而只会是掌权者利用、忽视、轻蔑和任意改动的对象。这样的“宪法”,当然只是一部虚假的宪法,或者说是一部伪宪法。

    各位代表,正如你们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一样,现行“宪法”也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它不是中国人民用来创设和规范政府权力的根本法,而只是执政党用来组建和运行自身政权的操作手册。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美国的共和党与军队合作,废除联邦宪法和民主体制,建立由军队和警察支持的、不允许任何政治竞争的一党政权:(1)这个政权完全可以通过不断颁布特别政令施行统治;(2)但出于效率和便利考虑,它也可以制定一份《共和党永久政权组建和运行规程》;(3)为了让政权显得像个现代政权,它也可以给这份规程取名《美利坚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有谁能够否认,这部所谓的“宪法”和被废除的美国联邦宪法,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东西呢?

    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一部伪宪法,来实现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是公民权利得到可靠保障的国家。但在我们的国家,人们不但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利,不能自由选举各级政府官员,而且连财产权和人身权也缺乏有效的保障。比如,原本完全合法的私人住宅小区,仅仅因为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划方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必须强制拆除的违法建筑;公权机关可以用扫黑除恶的名义,随意侵吞企业的合法财产;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强行而野蛮地铲除人们祖先的坟墓,或是拆除合法建造的教堂上的十字架……再比如,既然法律规定的上访制度,那么上访就应该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实际情况是,各地政府经常会委派截访者去限制访民的人身自由;这些年来,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被传唤、被拘留和被判刑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在不少所谓“敏感”案件中,当事人不但被因言加罪,而且连正常委托律师辩护和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都不能保障……

    当公民权利不能通过一部真宪法得到落实,政府权力不能通过一部真宪法得到约束时,民生也不可能得到政府的重视。虽然政府已给国民施加超高的税费负担,但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却要优先满足各级官员的需要,并被他们以各种明目、途径和手段归入私囊。在正常国家,政府预算中的社会福利开支,都是优先用在有经济困难的民众身上,而在我们国家,却是优先用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在很多地方,公务人员的工资,本来就是企业职工的好几倍,平时还要享受比后者更优厚的福利,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也是后者的好几倍。各级政府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和浪费,就更不用说了。整个官僚系统和公务员队伍,已不像是服务于国民的公仆,更像是无底线地吞噬社会财富的怪兽。

    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各国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人们大都没有事先做好心理和财务上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从各级财政中匀出一些钱发给民众,帮助大家度过难关,是很多国家民选政府的普遍做法。但在我们国家,整天高喊“执政为民”的政府,却恰恰不愿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让各级政府、各种衙门将到手的肥肉拿出来,实在是太难了。相对而言,忽视民众的需要和诉求更为容易,因为各级政府官员都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都不需要谋求民众的授权。民权没有落实,民生却可以得到政府的重视,这样的情况古今中外都是从未见过的。

    由于尚未通过一部真正的宪法建立现代政治体制,中国的社会治理仍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政府官员的普遍贪腐、司法公正的普遍缺失、自然环境的普遍恶化、食品、药品及疫苗安全事故的反复出现、物价相对于居民收入的过快上涨,社会保障领域的亏空与失信、企业经营日趋艰难,以及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城乡居民就业日益困难等诸多问题,无一不在严重削弱国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并使大家对未来普遍感到迷茫与焦虑。在我看来,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体制。在这种前现代的体制下,公务人员的权力缺乏最起码的限制与约束,这就使得他们一方面为了自身私利而大肆滥用权力,一方面又疏于履行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乃至生命安全的职责,官员的普遍贪腐和社会治理的溃败,因此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此次疫情的爆发与蔓延,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时,充分而及时的信息公开,可以帮助公众作出安全、合理的行为选择和生活安排,因而对防止危机的升级是极其关键的。但是,合理应对危机的信息公开逻辑,和前现代政体的社会管控逻辑,又是截然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从已有的公开报道来看,武汉地方政府不但在很长时间里对公众隐瞒疫情,而且还严厉压制披露疫情信息的公民。外事机构自2020年1月3日起便开始向美国政府频繁通报疫情,但疾控部门却没有同时向本国民众进行通报:对本国民众生命安全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谓是举世罕见!

    另一方面,在已知的最早病例出现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媒体对疫情进行调查和报道,也没有医学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更看不到社会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记者、好的医生或热爱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说明,政府对社会与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完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武汉方面在封城前22天,还在查处公开疫情的市民(其中就包括已不幸离世的李文亮医生),可见政府对社会的压制是何等的严密与专横。

    疫情在武汉爆发后,当地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低效、无能和颟顸也是举世瞩目。在武汉“封城”后,大量的疑似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检测和有效隔离,大量的实际感染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当一线医务人员冒着巨大的风险与疫病斗争时,平时卖力吹嘘自身政绩的各级政府,竟不能给他们提供最起码的后勤保障。疫情持续期间,各地政府以邻为壑的割据式“自保”动作和相互截取对方物资的行径;各地大量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遍布疫区的无数人道主义灾难,则充分表明:过去七十年,无论是在国家构建方面,还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当前的中国,亟需以包含国民主权、社会自治、政党竞争、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政治原则的现代政体,取代当前极其落后和不公正的前现代政体,以落实民权,保障民生,并实现国家政治的和平转型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必须要以一部体现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真宪法,来取代现行的伪宪法。

    各位代表,虽然我基于自身的政治信念,无法认同你们身为人民代表的正当性,但我亦认为,你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机构,因而完全可以启动国民制宪程序,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及现代化作出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在此,我谨以中国公民之一员的身份,向你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虽然全国人大作为一个常规的、普通的立法机构是不正当的,但它可以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启动国家政治转型的特别机构,且该特别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制定选举规则和任命中立、公正的选举委员会,并委任该委员会组织自由、普遍和直接的选举,以产生新的全国性的代议机构。该代议机构为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下称“最高过渡权力机构”)。

    (二)最高过渡权力机构有权组建过渡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并任命该机构的官员,同时有权对各级司法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三)最高过渡权力机构有权颁布必要的法令,完成各级地方代议机构的选举,并产生各级地方行政机构。

    (四)最高过渡权力机构一经产生,即应尽快创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并委任该委员会起草一部合乎现代政治原则的宪法草案。宪法草案起草完毕后,应交由最高过渡机构进行表决,若表决未通过,则应发回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修改;若表决通过,则应付诸国民投票,并于投票通过后予以实施。

    (五)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

    (六)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立即开放党禁、报禁,容许人民自由结社和自由创办、经营新闻媒体。

    (七)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规定任何政党均不得再享有国家公务机构的地位,任何政党成员均不得再享有国家公务人员的待遇。

    (八)最高过渡权力机构首次集会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即告解散。依新宪法产生的全国代议机构首次集会时,最高过渡权力机构即告解散。

    各位代表,当你们于本月22日开始开会时,你们可以像以往一样走走过场,像以往一样成为只知道举手的道具。但你们也可以选择正视我们国家的种种积弊和危机,肩负起一项重大的历史责任,为自己的国家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让自己的国家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果你们选择这样做,你们就不会像以前各届不负责任的人大代表一样,迟早将全然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是将作为中国宪政体制的伟大开创者而永载史册:你们的名字将被后人永久铭记,你们的功绩将被后人永久感戴。

    全体国民,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才是制宪权的享有者,这一道理是世所公认的。但任何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若是对本国的宪制安排有着自己的思考与构想,都可以通过自认为适当的方式,提交给全体国民加以考虑和参照。个体公民在制宪事务上的建议权,不但不会侵害全体国民的制宪权,反而更有利于制宪权的行使与实现。基于这一考虑,我将自己编撰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作为这封信的附件一并提交,以供可能的参考之用,同时对草案的内容略作如下说明(如有需要,我还可提供更为详细的条文释义):

    (1)《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简称“一八宪草”,除序言外,分为“基本权利”、“国会”、“总统”、“法院”、“宪法审判委员会”、“选举管理”、“地方自治”、“宪法的施行与修改”、“其他规定”和“过渡条款”等10章,共计133条。草案在充分考虑本国各方面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博采各国、各地区宪法理论与实践之长,以期既尽量尊重和适应本国的现实,又努力确保草案本身的合理与完善。

    (2)草案在贯彻民主、法治、分权等各项现代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尊重和迁就既有的规则、惯例和行政区划,以避免人们必须同时接受和适应太多陌生的东西。如果既有的一些技术性安排尚不够妥善和合理,可以等到新宪法的运作趋于稳定后,再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宪政框架下从容地加以改进。

    (3)草案采用“中华统一共和国”之国号(可英译为United Republic of China),是因为“统一”一词,既能顾及国家主体部分一直实行单一制的事实,又能容纳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形,特别是它们与中央政府之间在关系及权限上的差别。在由多个原本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一个新国家的情况下,采用联邦制是较为恰当的选择;而在一个原本实行单一制的国家,贸然采用联邦制,则很可能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调,甚至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政治动荡。在后一种情况下,更稳妥的选择是在延续单一制的同时,着力强化和扩展地方自治。

    从各国宪法实践来看,联邦制和单一制之间的区别已有相对化之趋势:在联邦制国家出现了中央权威加强的态势,在单一制国家则出现了地方自治扩展的态势,两者之间的差别已越来越小。这一趋势的内在动力和政治原理是: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宪政框架下,各种政府权限的分配会通过不断的调整而渐趋合理,因而使得不同的权限逐渐分属于最适合行使它们的层级和机构。法国宪法第72条第2款的表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原理:“对那些在其层次能以最佳方式行使权力的所有事项,地方组织得自行作出决策。”

    (4)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孰优孰劣的问题,目前尚无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结论。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不同的国家大都是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草案采用了总统制,既有对传统习惯和国民心理的尊重,也期望政府的行政分支在未来能保持必要的稳定和效率。在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总统制”,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实行的行政长官制,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总统制提供了相对亲切和稔熟的参照资源。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对议会内阁制的实践则更为陌生与不适应。不过,在采用总统制的同时,草案中规定的一系列制度设置,亦可构成对总统权力的有效约束,以避免出现个人独裁的局面。

    (5)一部好的宪法,当然应该合乎民主、法治、分权等现代政治原则,但又不能仅是对这些原则的一般宣示,而是应该将这些原则贯彻和内化到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置中去。草案特别注重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可操作性及规范作用,以保障人们在宪法一经施行后,便可遵循相关条款顺利组建必要的国家机关,并可较为明确地界定它们各自的权限。

    (6)在前现代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对这些问题进行公正而合理的处理,可以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对体制转型的认同与支持。因此,草案专设“过渡条款”一章,以保障转型过程的平稳和顺畅。

    (7)最重要的一点是,草案特别强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在今天的中国,政府机构的普遍腐败和社会治理的全面溃败,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因为对公共权力缺乏限制与约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因为对个人权利缺乏尊重和保障。为了改变不尊重个人权利的政治传统,草案先是在序言中将“保障个人自由”列为新体制和新政府存在的首要价值,继而在第一章详尽地规定了国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草案第一条还借鉴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的内容,将“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规定为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并将基本权利视为有效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则。德国基本法特别强调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之重要,这既是对纳粹政权大规模侵犯和践踏人权的反思,也是对未来发生类似情形的警惕与防范。就国家权力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而言,我们中国人已有太多惨痛的教训,因而亦有必要对此加以特别的防范。

    (8)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想在这部草案中寻找特别新颖的内容的人,都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在编撰这部草案的过程中,创新从来都不是编撰者追求的目标。为了编撰这部宪法草案,编撰者既考察了自清末以降的本国制宪实践,也研习了近三十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理论与实践,但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发明新颖的东西,而是为了吸取前人及他国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整部草案的总体架构,还是每一条文的具体规定,都只是尽力追求内容本身的合理、恰当及稳妥。若是别国宪法中有规定得特别好的条文,且又恰好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编撰者甚至情愿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就这部草案的编撰而言,编撰者的主要目标,甚至可以说唯一的目标,是让它尽量合乎中国确立现代政体的现实需要。

    各位代表,以上是我对现行“宪法”、现行政体、社会现状及中国政治现代化最优途径的真实想法。虽然我是以最坦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个人看法,但我无意冒犯任何人,更不想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任何人。我的看法不可能全是对的,有可能全是错的,更可能有些是错的,有些是对的;但无论是对是错,我作为中国公民之一员,将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思考结果,提交给一群被称为“人民代表”的人来审视和参考,应该不算是特别不恰当的做法。

    衷心祝愿各位代表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张雪忠

    2020年5月9日

  • 两会维稳 上海金妹珍被拘留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0日消息】今年的北京两会即将在5月底召开,两会维稳已经拉开序幕,各地开始大量抓捕访民,在被带回原籍后遭到非法拘禁、强制隔离,甚至是非法拘留。

    2020年5月7日下午5点左右,上海浦东新区维权人金妹珍和丈夫张坤福在家里正准备吃晚饭时,由浦东新区川沙派出所警察带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到金妹珍家敲门,由于不清楚对方的意图,夫妻俩拒绝开门,在僵持一段时间后,这伙人把金妹珍家门撬开,强行把金妹珍带到川沙派出所关押审讯,到凌晨三点左右,以寻衅滋事罪送往浦东看守所关押,拘留时间不详。

    据了解,金妹珍原拥有农村宅基地上的合法私有房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望楼二村东张家宅19号。2005年,由于浦东国际机场动迁,该房屋被强拆,至今未得到安置房和补款偿。为此,金妹珍常年奔波在在上访维权的路上,期间多次遭当地维稳部门打压迫害。

    另据访民消息,2020年5月6日,上海访民共计8人在虹桥火车站被维稳人员截住,全部送进度假村关押,现在只知道其中有一个叫许锦华,其他人等姓名不详。

    2020年5月8日上午,辽宁访民杨秀梅被劫访人员在打工地北京花卉大观园劫走,同时被劫走的还有3个男访民。杨秀梅被带回原籍后并没有被释放回家,而是直接被带到当地一家宾馆进行为期14天的强制隔离。

  • 王永明案律师反映案情遭拒

    【民生观察2020年5月9日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55岁的王永明因“涉黑案’被当地警方带走,之后一年内十多次收到医院的病危通知,之后家属收到包头市东河区公安分局的逮捕通知书。近日,受家属委托两位辩护律师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多家司法机关,希望能当面反映案件的一些新情况,结果都是不予接见。

    2020年5月8日,第一站,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

    郑世保教授、袭祥栋律师首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多次拨打刑庭郭云楼庭长的办公室电话和孙书记员手机,均不接或接后挂断。后孙书记员终于接了袭律师的电话,孙说:已给郭汇报了,律师反映的情况郭都知道了,没有结论不接待律师。

    2020年5月8日,第二站,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两位辩护人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多次拨打第三检察部陈雪梅主任的电话,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接听。他在电话里说:“陈主任有案子不方便接待你们。”袭律师又拨打了尾号为123的电话,表明来意后,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出来告诉律师:“(包头案的)材料已经收到了,收到了很厚的一摞材料。”

    袭律师说:“我是王永明的辩护人,我们有新的情况需要向陈雪梅主任反映,并且我可能了解的情况会比其他律师更全面。希望向陈主任当面反映,”但是这位工作人员却说:“陈主任出差了,无法会见。”

    陈雪梅主任是真的有案子在忙,还是已经出差了,亦或是根本不想接待律师?结果都是不接见。

    2020年5月8日,第三站,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员会

    两位辩护人又来到区政法委。通过门卫的电话,政法委执法监察处的工作人员讲:昨天放在收发室的文件,他们专门有收发人员负责领取,领取到这个文件之后,就会按照流程报给领导。上次我们寄送的文件,领导也是按照这个流程阅览的。

    郑世保教授在电话里陈述了一些案情,讲到了王永明已经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重点讲了管辖问题。这个工作人员还主动询问了一些本案问题,然后他说一定会按照流程,把这个材料报给领导,并且说上一次的材料也报给领导看过,还问了我们的具体诉求。

    郑世保教授希望给辩护律师一个当面陈述的机会,被拒绝。

    另外,李爱军律师还收到了内蒙古高级法院孙书记员的短信,告知郭云楼庭长已经收到了他昨天递交的材料。

    包头案人命关天,警察敲诈勒索被告人之后又对被告人进行诬告陷害,两级公检法已经未审先判,必须异地管辖。

    案件背景:2019年4月王永明被包头市公安机关带走。在被带走期间,王永明中途晕倒,被送往包头市中心医院抢救。但因“病的太重,无法医治”,被建议尽快转院。家属向包头市东河分局提出转院申请后,等待了将近4天,才拿到转院手续。之后王永明前往北京看病,等到了北京再次入院后王永明已经形成了下壁心梗,心脏Ⅲ级心衰。在医院看病期间,因为病毒性感染鲍曼不动杆菌,全身多器官衰竭,只能选择做了截肢手术。

    从2019年4月至今,王永明被多家医院下达了十几次的病危通知,目前的病情是:截肢、脑出血、脑梗、脑疝、肾移植术后、重度贫血、多器官功能衰竭……而现在的王永明只能住在包头市东河区医院里,等待着转院申请的通过,再进行下一步治疗。期间律师和家属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均未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却收到了王永明的逮捕通知书。

    那么,王永明为什么被抓?2010年,王永明的一位朋友向他提出了借钱,当时在协商后,王永明就把钱借给了孙某,孙某则以一处房产给做了抵押。2012年,借钱的孙某因为还不上钱,就消失了。2016年,当初抵押的房产经过法院多次拍卖流拍后,经过协商,房产归到了王永明名下。

    让王永明没想到的是,孙某不只借了他的钱,他还向一位在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工作的民警王刚借了近20万元。王刚多次找王永明探讨向孙某要钱的事情,最后协商后,王永明告诉王刚,等抵押房产处理后,除去自己的本息,如果还有剩余,把剩余的钱给王刚。

    王永明原来在当地做运输生意,年龄大了以后,开始拿着之前积蓄下来资产,在当地从事个人放贷的业务。“我父亲给别人贷款后,如果借款人不能归还借款时,基本都是通过诉讼手段催收债务。是得到法院判决支持,受法律保护的。”王永明女儿王然表示,在当地经营个人放贷业务的有很多,其中有一条街道上基本全是从事个人放贷业务。

    2016年12月,王永明的妻子和外甥前往和王永明有债务纠纷的一户人家协商还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对方辱骂前去要钱的王永明妻子并打了其一个耳光后,导致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和王永明妻子同去的外甥把对方打伤,形成了轻伤害。因为此事,王永明的妻子在2017年被刑拘了37天。王刚找到王永明,提出了让王永明替孙某还钱的事情。其中在一份录音中,王刚提出了只要给他二十万元就可以帮王永明的妻子办理取保。王永明拒绝后,只是和被打伤的一方进行了赔偿,最后互相达成了谅解。

    王永明本以为此事结束了,然而2018年,王刚为了尽快把钱要回来,开始三番五次的找王永明要钱,但都没有成功。“这个钱是孙某欠王刚的钱,现在王刚反而让我父亲来还钱,本来这个钱就是和我父亲没有任何关系。”王永明的女儿王然说。

    找王永明要钱被多次拒绝后,王刚开始找到王永明的妻子,在一份录音中,王刚说道:“你们宁愿钱充了公也不愿意给我?那这就是最后一次见你了,你们家完了,以后咱们可能也没机会再见面了,就没有关系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刚再次找到王永明的妻子说道:“你不给我钱,有好多人联系我治你了,知道吧。我这几年就研究你们家了,你们儿子女儿哪上班、什么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你给不了我钱,你儿子也得给我。”

    在王刚说完这些话过了4个月后,王永明突然被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的民警带走。在同一天,王刚带队也把王永明的妻子带走。在将近半个月时间里,王然和家人没有接到任何公安局的通知,经过多方打听后,才知道王永明和妻子是以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带走。

    据家属反映,在王永明被抓前后,他曾接到多个朋友打来的电话,提醒王永明要小心一点,公安局有人要整他。2018年一名叫做牛棋(化名)的人给王永明打电话,在录音中牛棋对王永明说道:“他在和王刚等人一起吃饭时,王刚说你要不给解决这点事,明年你就有事啊。”

    2019年4月4日,王永明被抓后,因为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前往北京看病治疗,在这期间一个叫做刘云(化名)打电话告诉王永明在录音中,刘云表示,王刚叫他去写关于王永明的材料,如果刘云不去的话,就出警带他去。在电话里王刚明示刘云可以去告王永明扰民和非法拘禁。但是被刘云拒绝了。“我说人家没弄我,我告人家个啥?”

    王永明在北京住院期间,王刚曾再次以办案民警的身份找到王永明,在医院里王然和王刚因为她父亲的事情吵了起来。“当时王刚在医院走廊里,指着我说,我告诉过你,也告诉过你妈,我就是想整谁就整谁。”王然说,他的父亲被抓和现在一些被追诉的罪名,她认为都是王刚主导的。

    2019年5月份,王永明在北京武警总医院住院治疗,王刚给王永明又打一个电话。“当时他问我父亲再次索要43万元。他不让转账,要求我们准备43万元的现金。”王然说,当时我们都想着赶紧把钱给他,让他能放过我父亲。家人把43万元凑齐后,就交给了一名中间人。

    2019年11月份,王刚再次找到王永明的家人,拿着报案材料告诉王然:“你爸完了,你看有那么多人举报他。”王然发现,之前刘云、王丽(化名)等多人告诉他父亲有人要整他的那些朋友都成为了报案人。

    “现在举报我父亲的人,基本上都是和我们家有债务关系的人。”王然说,现在他的父亲就像被痛打落水狗一样,莫名的多出来一些罪名。“我的父亲现在生命垂危,希望有关部门能公正办案,救救我的父亲。还我们家一个清白。”

    2019年11月,王然把关于王刚的威胁录音等问题举报到了包头市纪委监委,但是将近6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