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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尹旭安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亲友无法与其联系

    【民生观察2023年12月22日消息】中国湖北大冶公民尹旭安于今年11月底刑满获释,被送回湖北老家后被多人监控看守,其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其出门看病不被当局允许。尹旭安的情况引起网友关注后,当局曾将他送往镇医院进行治疗。家属称,目前他被当局送去武汉治病,但其手机被没收,亲友无法联系和探望他,其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2023年12月20日尹旭安的弟弟表示:“只知道哥哥在武汉住院,但找不到人。”

    尹旭安的弟弟于12月17日回老家,看到哥哥12月11日在家中留下的字条,说是去武汉看病了。尹旭安自12月5日传出极高危高血压出狱后毫无医治,一直失联至今。他的手机被当局没收,以致亲友无人知道他在哪里。

    12月5日向外发声后,尹旭安曾被送到保安镇医院住院。他父亲得知后提出要去看望,也被当局拒绝。

    家人认为,因在保安镇医院治疗无效、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故尹旭安提出要求转到武汉医院看病;既然此前在镇医院住院都不许家人探望,何况现在在武汉医院,家人难以打听到下落,探望更成奢望。

    据悉,尹旭安于2023年11月22日刑满获释,被监狱和地方维稳人员强行送回家中。

    回家后的尹旭安发现房屋前后都装了监控摄像头,其家中安装了三个摄像头,有20人被安排轮流看守他。

    尹旭安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高血压和心脏病,去年病历记录血压高压300/低压200心率170,但当局始终不让他外出就医。从11月22日出狱后一直没有降压药可以服用。

    2023年12月5日,在尹旭安的要求下,当日下午14:40分,看守带班黄劲松带医生到家给尹旭安量了血压,平均为高低压270/170。医生在为尹旭安检查病情后,没有开药就走了。

    当时在场人员有尹旭安的父亲,另一个看守人员小石。当天,尹旭安将血压检查结果告知了朋友,随后一直失联至今。

    尹旭安是湖北省大冶市的上访人士和人权捍卫者。早年因离婚纠纷被法院枉法裁判而上访,后在维权过程中多次遭到打压和迫害。其后开始更多关注民主公益维权事业。

    2021年7月21日,尹旭安被大冶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刑期至2023年11月22日止。

    尹旭安电话:13807232503


  • 王藏一直在入监队服刑购物受限

    【民生观察2023年4月22日消息】云南诗人王藏(王玉文)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近日,王藏妻子王丽(王利芹)前往会见了王藏。

    据会见情况得知,王丽于4月22日会见了丈夫王藏,王丽感觉其状态还行,皮肤白了一点点。每个月可以消费一百五十元,每个月只能购物一次,偶尔能吃上水果和牛奶。

    里面的规矩比较多,也有很多限制。王藏会一直在入监队服完剩下的刑期,本应上个月调到普通监,但不知什么原因将他留在入监队。

    王丽二月份给王藏寄去孩子们的照片和信件,唯独大儿子的信监狱方没有给王藏。王丽表示,一封普通的信件对三年未见面的父子来说是多大的安慰?请监狱有关负责人把信件还给王藏。

    王藏说可以看书,若有朋友寄,通信地址不变。地址:云南省昆明市101信箱附14号。王玉文收。

    最后,王丽谢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对她的支持和鼓励!

    王藏于2020年5月31日,被云南警方抓捕。同年6月,妻子王丽(王利芹)因在网上呼吁释放王藏也被抓捕。夫妇俩人被抓后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由王藏母亲负责照看,老人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多监控和限制。

    2020年7月3日,王藏被楚雄州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妻子王丽也被定为同罪,于2020年7月24日被楚雄州检察院批捕。夫妻俩被分别羁押在楚雄市看守所、楚雄州看守所。

    2022年11月11日上午,云南楚雄州中级法院开庭宣判,王藏、王丽夫妇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分别被判刑4年和2年6个月。王藏、王丽均当庭表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王藏本人当庭以诗言志申明无罪。张磊、张庭源两位辩护律师出庭为俩人做无罪辩护。

    2022年12月16日,王丽刑满获释。获释后的王利芹生活和出行仍受到一定限制。

    王藏,本名王玉文,出生于1985年9月26日,云南省籍,中国著名诗人、影视编剧及画家、人权捍卫者、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


  • 郭飞雄在狱中绝食并写信交代后事

    【民生观察2022年3月18日消息】去年12月,湖北民主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因要求出境赴美探望患癌的妻子,被中共广州当局抓捕关押,期间一直以绝食抗议,律师多次要求会见遭拒,郭飞雄处于封闭关押中,中国政府对其继续欺骗,因飞雄称,“美国疫情凶猛,半年不可去美国”。

    今年1月,其妻张青在美病逝,郭仍在被关押中。2022年3月2日,郭飞雄收到姐姐杨茂平的来信,当天立即给姐姐回信,信中他表示对妻子的去世极度悲恸,并向姐姐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

    信中称:我于3月2日上午收到你的信,立即写如下回信。

    1、我于1月15日得知我妻子噩耗,次日正式回答儿女征询如何处理后世的意见时,我明确地说:按照我本人与我妻子的约定,保留遗体,第一供解剖病因,第二供将来与我合葬于家乡最高的山上。目前的后世处理方式完全违背了我本人和我妻子的基本意愿,对此儿女和你没有责任。全部责任要由拒绝转达者承担。

    2、我如果死后,不能火化,只能土葬于家乡老君山距山顶百米左右(若无法一步到位,可分两三次过渡)。若干年后让我妻子棺木(全起出,不可开)与我本人合为一大冢。以上要义全属于我本人和我妻子的自然权利。我对我妻子的非正常结束感到极度的悲恸、内疚和罪孽感,让我永远向她赔罪。

    3、半年内不可赴美,美国疫情太猛,太危险。

    据悉,2006年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携一对子女经泰国辗转出境,赴美进修半工读,并于2009年11月获美国批出政治庇护,并于马里兰州定居。

    2020年1月张青不幸罹患肠癌;2021年1月28日,郭飞雄在上海浦东机场准备搭机赴美探望病妻时,被边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下落不明。

    2021年11月29日,郭飞雄再次向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能放他出境赴美探望病妻,但依然没有回音,同年12月5日再度被扣押。

    2022年1月10日凌晨一点多,张青突然昏迷,抢救不果,于当天清晨病逝。同年1月14日,对华援助协会称广州国保大队警察放出风声,称郭飞雄已被正式逮捕,并称他“不可能出国”。之后,一直没有郭飞雄的任何消息。

    弟:杨茂东
    2022年3月2日上午11:00

    简介:郭飞雄(本名:杨茂东)中国维权人士、独立作家。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曾参与1989年学运,是中国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

    郭曾言“反宪政者,皆国贼也”。曾因维权行动、为法轮功辩护声援、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而四次被中共当局关押,有上百位律师加盟成立郭飞雄的法律后援团。2006年至2011年曾入狱五年。

    2013年4月,中国8个城市发生公民街头举牌要求中共官员公布财产,郭飞雄被认为是组织协调者之一。2013年8月8日郭飞雄被刑拘。

    2015年11月27日,郭飞雄被广州天河区法院裁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及寻衅滋事罪罪成,两罪并罚,判囚6年。至2019年8月7日早上由广东英德监狱刑满释放。

    2021年1月28日,郭飞雄在上海浦东机场欲搭机赴美探望病妻,被边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下落不明。

    获释后,郭飞雄给李克强总理写信要求出境赴美探望病妻无果,2021年12月5日再度被警方扣押逮捕。目前被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具体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槎头广海路狮岗北街9巷,广州市第一看守所1108仓。希望大家寄明信片给他,他可以收到。

  • 陈燕华、李美青被打案警方拖而不决

    【民生观察2018年5月22日消息】曾于上个月(4月)11日因看望居住北京八角中里社区的”709案”被困家属李文足(王全璋妻子)而于楼下在多名警察眼皮底下被一群维稳办雇佣的暴徒群殴导致身体多处严重受伤并被摔坏及抢走手机的北京维权人士陈燕华及李美青,一个多月以来,一直以报案、立案、申请信息公开等形式为自己维护权利,但遭遇警方拖延、不理、回避等手段的“软处理”,期间更有派出所民警多次带领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堵门不准外出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出现。

    据悉,4月11日事情发生后,陈燕华及李美青曾有到八角派出所将自己被打严重受伤以及一部手机被摔坏和两部手机被抢的案件进行报案,但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时间,八角派出所至今未予立案,致电办案民警也一直无法联系。5月2日,陈李两位受害人分别向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区分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调取2018年4月11日下午4点至9点在石景山区八角中里打人事件中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的派警、出警,处警等记录以及当日案发时该地段的天网监控录像等情况,但至今已超过十五个工作日,警方未有任何回复。

    因发生被打伤事件后,陈李二人一直要求立案和申请信息公开,因此李美青多次遭遇所属派出所民警带领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去到住所堵门,限制其人身自由。5月20日,李美青以邮寄方式向北京市丰台区监察委员会举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和义派出所民警的上述行为违法,但最终邮件被原路退回,丰台区监察委员会竟然以收件人外出为由,拒绝接收举报信。

    李美青表示,警方一直采取拖延战术,两位受害人分别用警方提供的电话致电办案民警,但一直没能成功联系上,接电话的民警也是一直踢来踢去,令她们无可奈何,申请信息公开更是石沉大海,毫无说法和回复。就算案发地点的监控摄像头都坏了,难道两个出警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也同时失灵显然说不过去。最最匪夷所思的是,4月27日,即案发半个月后,接到八角派出所民警的电话,警方说打人者的伤检报告已经出来。警方既然知道行凶者是谁,却能让暴徒逍遥法外,实在有点哭笑不得。



  • 特朗普有精神问题吗?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怀疑特朗普有精神问题。比如1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专门和耶鲁大学精神病专家斑迪·李会见,探讨特朗普是否还有“任职能力”。

    斑迪·李的结论是:特朗普精神确实有点问题,而且很可能会最终崩溃。他说,“频繁发推特,就是特朗普压力之下即将崩溃的一种表征。”

    那么,特朗普到底是精神有点问题,还是有了精神病的症状?概念不一样哦。手中挥舞着“科学”这尊大神的斑迪·李没有说,看来“精神病学”这么高大上的学问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也还是“主观判断”嘛。

    精神病专家们好像挺关心总统的精神问题。早在2017年2月,35位精神病专家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警告说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定”,这表现在他的讲话和行为中,这让他“不能安全地履行总统职责”。他们认为特朗普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DP),其主要症状如下:

    沾沾自喜,缺乏对他人的关注,需要获得赞美;
    相信自己至高无上,相信自己应该得到特殊对待;
    追求极度的赞美和关注,对批评和失败无法应对。

    按照这个标准,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其实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现在的普通人中,也是一抓一大把。

    对于斑迪·李和这35位专家的“诊断”,我想引用一位非著名人士的话:成功的精神病专家都是成功地用精神病学把自己弄成了精神病的人。

    当然,在精神病专家的阵营里,也有人对这类“诊断”嗤之以鼻。比如一位叫弗朗西斯的专家就说,说特朗普“有病”,侮辱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也许是一个世界级的自恋者,可是和传说中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完全是两回事。

    熟谙美国权力斗争,以及精神病诊断杀伤力的人,当然都明白为什么这些精神病专家喜欢盯住特朗普的精神问题。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深入地揭露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生产流程,那是知识和权力的合谋,本身就是一种病。

    特朗普真有精神问题吗?我赞同弗朗西斯的意见,自恋的心理-行为,和变成了一种精神疾病,是猫和老虎,黄鳝和蛇的区别。把猫看成老虎,把黄鳝看成蛇的人,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心智问题。当然,我知道很多被精神病学的“知识”洗脑的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把猫看成老虎,把黄鳝看成蛇的。

    斑迪·李的那句话,本身就是自己低下心智的暴露。拜托,特朗普频繁发推特,不是压力之下即将崩溃的表征,而恰恰是通过表演,去释放蓄积的压力,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自我解压能力。

    我问了很多人,没有几个人能明白精神病专家们的那些术语,比如“自恋型人格障碍”(更不用说“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了)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们这里所说的“人格”(personality)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吗?但我清楚,让“外行”的人不明白,确立一个“专业壁垒”,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李峻石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远离人们的经验,所以你不“科普”一下,大家是不懂的。可是跟人,跟社会有关的学科,并没有一个可以与周围非学术环境有所区别的研究对象,其话语并不排斥日常语言。从研究经济,到研究人的心理,还有“精神”,这些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呀,为什么要弄得好像只有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懂?他们懂的只是那一套似乎跟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还是跟语言没多少关系的关于人和事物的真实?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的评论是:把自己搞得很“专业”,不过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的分析是:这是确立知识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造魅”。

    (来源:南风窗 http://www.nfcmag.com/article/7815.html 2018-01-23)

  • 一直被忽略的精神病照顾者

    对于港人来说,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虽然不是新奇事,但要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坦然面对社会,仍是难事。事实上,关于精神病患的讨论里,我们经常把集中力放在患者身上,但一直被忽略的精神病患者照顾者,其实也应该被关注。

    根据三个关注精神病患的组织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明爱全乐轩及香港家连家精神健康倡导协会委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民调与研究中心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现时香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约有48000人,据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估计,照顾者约有48000至60000人,而面对社会(甚或照顾者本身)对精神分裂症的不理解、患者拒绝服药、覆诊,令照顾者的压力日渐积累,感到忧虑、失眠,甚至出现情绪病的症状,如抑郁、情绪低落、悲观等。精神分裂症患者与照顾者彷佛身处对平衡时空中,前者会坚信自己的幻觉、幻听,而后者则无法理解患者所坚信的“事实”,进退两难,在社会中被忽略、找不到支持的同时,在其家属、朋辈之间亦得不到谅解。

    精神分裂症照顾者彭淑贤小姐的妹妹患病超过三十年,曾经因为对精神病的误解而误会妹妹是鬼上身、有暴力倾向等,面对妹妹不稳定的病情,她及其母亲的压力从未减少,母亲甚至因而患上抑郁症。但彭小姐指出,照顾精神病患者是很漫长的路,社会的资源对照顾者来说是很重要,当中包括让不同的照顾者互相支持、分享;学习精神病的行为及病症、照顾方法等。

    政府现在只有一家家属支持中心,去年亦有增加资源给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发展照顾者支持服务,但据统计各区中心共所接触的照顾者只有3000人,受支持的照顾者人数不到十分一,可见政府并没有足够资源支持。虽然现时政府开始发展复元人士的朋辈支持服务,但在照顾者的层面上则尚未发展。而更长远的,是应该让患者尽早使用第二代长效针剂,减低复发机会的同时,不需患者经历第一代长效针剂产生的副作用,如手震、坐立不安、口干、便秘等。

    事实上,任何精神病都不是个人的病,是影响一个家庭的病,不单是照顾者,其实连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应该支持。而发展支持服务,是需要政策规划,从对大众的教育也好、患者的药物治疗、照顾者的支援也好,都不是单一次拨款就能解决的问题,能具备长远的规划才为上策。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z3QBs3 2017/10/3)

  • “被精神病”20年,她一直希望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因身体不好提前退休,被办了个精神残疾证,此后再也难以回到原来的生活,“精神病”的符号,她背负了将近20年。前几天,崔桦(化名)刚过了50岁生日,正式告别不惑之年。这些日子,她正经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惑——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这个问题有多难?她借助百度寻求答案,居然有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

    假如被关进精神病院,如何证明自己没病?有个叫“bbsriver”的网友给出的答案是:无法证明。让崔桦绝望的是:共有7706 人赞同了该回答。

    讲述:总务主任递给她一个小绿本

    1986年,崔桦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远大中学任会计,事业编制。

    1995年,崔桦因意外感染甲型肝炎住院治疗,此后又因肌腱受损等原因,休养了将近一年时间。

    有一次回学校办事,校总务主任袁某主动找到崔桦,对她说:“看你身体不好,孩子又小,干脆办个退休吧,也不用再交病假条了。”

    听说能办提前退休,崔桦欣然应允。

    她说,虽说是退休了,可是什么手续也没办。但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从“退休”那个月开始,还给她涨了80元工资。

    从此,不满30岁的崔桂华过上了平静安逸的退休生活,“退休”工资每月定期打入她的工资存折里,300元左右虽不算多,但在当时,柴米油盐过日子,完全可以填饱肚子。

    1998年,崔桦在学校与总务主任袁某偶遇,袁某递给她一个“小绿本”,封皮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崔桦打开证件端详,疾病种类赫然写着“精神”两个字,证件核发单位栏上,盖着“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两枚鲜红的印章。

    袁某的解释是:办了这个证,学校的校办工厂可以免交一些税费。

    想到这也算是给学校做“奉献”,崔桦也就没再吭声。但回到家,她发现这个残疾证上没填家庭住址,残疾等级一栏也是空着的。

    疑惑:不算退休却在家领退休金

    几年前,工资普涨,退休和在职的职工都一起涨,可是崔桦的账上没多一分钱。

    崔桦在丈夫李先生陪同下去学校问原因,新上任的潘校长一口气反问了她三个问题:“你退休了吗?你办退休手续了吗?你退休证呢?”

    崔桦这才明白,她并没有退休,而且在“自行退休”的这段时间她也没上班。

    根据潘校长的说法,“退休”和“在职”两个先决条件都不具备,当然不存在涨工资的可能性。
    于是,她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海淀区教委。当时的教工委郭副书记听他们讲述了前后经过,专门召集学校的代表、教委工作人员开了一次会。两天后,海淀教委人事科的科长约崔桦去协商工资问题,提出每月增加180元的处理意见,崔桦当即表示认可。

    该涨的钱是拿到手了,但是这涨的是工资还是退休金,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既然没退休,就应该回去工作。为此,崔桦已记不清找了学校多少次,这期间,校长从潘校长、张校长换成了石校长。在石校长那里,崔桦问明白了一件事儿,不让她回来工作,是因为她有“精神残疾”。

    说法:残联经调查认定发证无效

    2006年教育部颁布第23号令,于当年9月正式施行《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其中第四章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学校教职工应当符合相应任职资格和条件要求。学校不得聘用因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或者有精神病史的人担任教职工。

    崔桦认为自己没病,希望能够找医院或者专家鉴定一下,于是,她找到了精神病专科医院北医六院。医生说,这种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的“证明”不能开,如果做鉴定,需要组织机构(工作单位)或司法机关出具“证明”才行。但是,学校方面却并未明确表态需要她去做“证明”。

    不能做精神病鉴定,崔桦想到了要把那个精神残疾证的来龙去脉弄清楚。2016年底,她给北京市残联理事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开残疾证的办证信息。随后,市残联责成海淀残联就此事展开调查。

    海淀残联调查后给了崔桦两份意见:《关于查询崔桦一代残疾人证底卡的说明》和《关于崔桦一代残疾人证无效的证明》。

    两份证明中提到:经海淀区残联、紫竹苑街道残联对崔桦一代残疾人证进行查询与核实,1998年北京市远大中学向紫竹苑街道提交材料,以崔桦残疾人证丢失为由,申请换领新的残疾人证,根据材料中显示的061020的旧证号进行查询,该号码的残疾人底卡不是崔桦本人的。经过查询与核实,1998年申请为崔桦办理一代残疾人证的机构所提交的材料不全,填写的残疾人状况登记表存在问题,因此,当初为崔桦办理的一代残疾人证自始无效。

    崔桦本人及家属对一代残疾人证无效的情况表示认可。

    碰壁:需证明曾经也不是精神病

    崔桦拿着残联这两份材料激动万分。她问残联的工作人员,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我不是精神病了?

    崔桦说,残联的工作人员告诉她,2009年更换了新的二代残疾证,一代证同时废止,如果没有办新证,说明精神病的事实已经不被认可。

    崔桦拿着残联开的说明和证明找到学校,找到了她曾经的工作单位——现已更名为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此时校长由韩校长变为董校长。

    崔桦以为有残联的证明材料,足以还她一个清白,让她有机会重回工作岗位。孰料,董校长给她的答复是:你证明你现在不是精神病,但不能证明你曾经没有得过精神病,依照2006年教育部23号令,仍然不能安排工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崔桦说:“证是学校给的,残联发的,这中间我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让我来承受伤害,背负将近20年的精神病名声?”

    说起对未来的打算,崔桦一脸苦笑,她说,看过一个小品,一个好好的人如何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小品中,愤怒无比和心平气和均被人认为是患有精神病……任何举动都可以看做是病人的表现。

    校方:她当年拿着火柴四处烧东西,母亲和姐姐都有精神病

    8月4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董校长,他表示,崔桦的精神病一事,在当年就有表现,崔桦的母亲和姐姐都有精神残疾,而崔桦本人也有类似的表现,比如存在拿着火柴四处烧东西等行为,经过她的亲属同意,才为崔桦办理了精神残疾证,可以“内退”。

    “这个证件是残联办的,不是学校办的,而且还补办过一次。”董校长说,学校根本没有办证的权利,“现在没有内退一说,她可能认为经济受到损失,所以才四处找,几年前教委也给过她一定的补助,签过相关协议,要求不再追究,不知道为何被本人再次提起。”

    董校长说,学校一直认可崔桦的残疾人证是真的,而崔桦所拿到的海淀残联等出具的说明,校方找律师看过之后,认为不具有合法性。

    “现在有关部门正按照程序为她处理此事。”董校长说,如果上级部门有相关结论之后,校方可以按照上级要求执行。

    对于董校长所说拿着火柴烧东西的行为,崔桦回应称,过了将近20年,真的记不清是否有这样的小事,而母亲以及更上一辈根本没有任何精神病,“我姐姐在20多岁时,因为感情问题,是变成了精神残疾人,但我家根本没有精神病史。”

    残联:当年所办证件程序和手续均不合法,证件无效

    记者联系上了海淀区残联张理事长,他表示,崔桦多次反映自己的问题,经过工作人员查询核对,找到了相关材料发现,当年为崔桦办证的所有程序和手续均不合法,“她竟然有两个残疾证,而且是通过不同的街道办理。经过鉴定,我们认为以前的两个证件均无效,不能把她认定为残疾人。”

    “现在残联认定精神病证件无效,可学校又不认可残联的说法,我这个背负了20年的精神病名声,何时才能卸下来?”崔桦说。

    律师说法:可申请劳动仲裁

    北京市冠领律师事务所任战敏律师说,由于劳动案件是仲裁前置案件,首先崔女士可以通过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在仲裁过程中如果校方执意要崔女士证明其曾经没有得过精神病,崔女士可以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要求校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崔女士曾经得过精神病,否则就要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满,还可以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来源:法制晚报 http://news.ifeng.com/a/20170805/51571024_0.shtml 2017年08月05日)

  • 访民南站大游行后警方一直高度戒备 访民一刑拘一重伤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14消息:12月3日一千五百名左右的访民在北京南站(永定门汽车站路)大平台举行举牌、拉横幅抗议示威活动。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二、三千访民又走上街头大游行。自此以后,北京南站周围警方一直高度戒备,每天在北京南站和大平台周围有二十至四十辆大小警车停在路边,原来访民聚集或路过的地方被警察占据,每天警察的人次达上百人,中午吃饭他们都不离开,都在警车上和路边吃盒饭,而访民已经看不到几个,偶尔有几个访民聚集,马上就遭到警察过来驱赶。一丰到今天上午,警察们才陆续撤离,但南站永定门路大平台仍警察驻守。
     
    另外, 12月4日访民大游行后的下午1点结束后,河南访民金惠铃在离开南站附近,在陶然亭公园等公交车准备回住处时,被警察跟踪或定位抓走,12月5日下午被刑事拘留,金惠铃的弟弟于昨日赶到北京拿到金惠铃被以“聚众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罪”刑事拘留的家属通知书。当天同样参加游行的湖北武汉汉阳访民邹后珍老太太则说,在游行遇到警察阻拦时,她与警察发生冲突,用拐杖反抗,游行之后她被不明汽车撞倒,又立即遭到撞倒她的小车上下来的人用匕首在她左手肘臂上连捅两刀。邹后珍老太太说用车撞她和用匕首在她左手肘臂上连捅两刀的人穿着便衣。邹后珍老太太当天被送到北京丰台区丰台医院急诊观察室里急救和看护。邹复习题太说她现在三处骨折,肋骨断了五根。

    北京南站的警车


     

    北京南站访民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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