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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6日，崔兰香因在北京上访，被带到户籍所在地齐都派出所讯问室传唤17个小时后，再被处罚行政拘留7天，接受完处罚的她再次来到北京上访，这种非法行政作为的迫害已经伴随了她持续23年的上访历程，10多次被关敬老院、一次劳教、两次精神病院、在加上拘留的话，她自己说这些被迫害的时间加起来的话已经在十多年了！！
 
崔兰香，女，53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古村村民。
 
笔者在北京见到了这个身体微胖的女士，说话铿锵有力、思路清晰的她介绍了这23年的上访路，尤其是在被关押精神病院期间，不仅失去的是自由，医院乱给人吃药导致的后遗症困扰及伤害，可能此生都无法完全恢复过来。
 
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因法院判决不公，崔兰香91年开始上访，刚开始各级部门热情接待，态度还算可以，就是没有合理的处理结果。 到95年2月23日的时候，山东省公安系统厅、市等机构代表到淄博给崔兰香处理上访问题，当时交流的结果是在临淄区外给她找份稳定的工作，然而这个处理结果，最终因地方某些领导的不作为导致没有落实下来。
 
为了落实因某些领导干扰而没落实的工作，崔兰香于97年把材料递交到了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的手里，经过吴的批示转到了地方，崔以为看到了希望，然而等待她的不是问题的处理，而是被劳教两年。
 
2003年8月19日，崔兰香在北京中纪委正常上访，被截访到驻京办，20日被齐都镇政府接回关在本镇的敬老院里，由派出所警员看着。
 
8月22日，齐都镇政府拿着一张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诊断书，对崔兰香的父亲崔新民说她患有偏执性精神病障碍，由时任西古东村会计崔顺江起草了”同意入院治疗委托书” ，并由她父亲签字确认。该委托书说明作为崔兰香的父亲，同意委托齐都镇政府办理有关住院的手续。至此，齐都镇政府拿到了送她进精神病院的这扇大门的钥匙，24日被送入齐陵精神病医院，迫害至此开始。
 
崔兰香说” 在敬老院关押期间，我并未见任何精神病专家，也未有相关资质的医师给我做精神鉴定，村书记崔林江用车把我父亲拉到大队办公室，说我有偏执性精神障碍症，还对我父亲说你又没钱 给她治疗，你签个字、摁个手印，我们给她治疗，就这样在父亲未见到我的前提下被他们蒙骗签字，而村书记、村长、会计还做了证明人。”
 
8月24日下午，齐都镇政府、派出所及齐陵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联合把崔兰香送入医院，并给她注射一支镇定剂昏迷后，拿走了她身上的钱物及上访材料。由于药力过猛，第二天醒来后，自己吃饭的碗都颤抖的拿不稳！
 
入院后，每天要服用三次”加落定”(音)，早上中午各两片，晚上三片，后来又增加”奋乃净”等药物，由于副作用太大，她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白血球缺少的症状，崔兰香多次向院领导反映希望停药，均没有得到回复。
 
崔来香说”2005年5月1日，我再三坚决要求停药，结果上瘾的加落定、奋乃净让我在停药后的前6天6夜没合眼睡觉，并就此导致了长期失眠。7月23日，医生又开出了”夜里轻”的安眠性药物，8月1日换了”甜梦”，24日变成”脑灵素”加”甜梦”，结果还是睡不着。9月12日，医生给用了脑复康，由于药不对症导致我19日晚吐了三口血，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诊断为慢性胆囊炎，当天就给我吃上”消炎立胆片”加”甜梦”。
 
由于病情加重，身体状况非常糟糕，2005年12月27日，由齐都镇党政办公室和崔父签署了一份监护协议书，在签字、按手印、并向政府集纳6000元保证金后，12月30日，崔兰香获得了自由，后来她才知道，父亲当时为了争取让她出来，在镇政府党政办公室整整坐了5天，这次关押达两年四个月之久。
 
出院时，崔兰香跟院方讨要一份病历，遭到对方拒绝，2006年2月4日，崔兰香前往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医务科查询”精神病诊断书”出自何方，医务科表示根本没记录，并当时就给齐陵精神病院打电话，让他们出示该院的诊断证明，齐陵精神病院至今无下文。
 
由于有了此次关押的”前科”，2008年7月3日，北京奥运会前夕，北京城大力清理访民，在京上访的崔兰英被山东省信访办强行接回，次日上午先送到敬老院，下午在转到淄博市第五精神病院，并由该院的杜主任带人抢走她身上的400多元钱及所有上访材料，在入院后连续五天打针，打针的副作用让她近一个月看不清东西，因为要开奥运会，她一直被关押16个月22天之久。2009年11月25日医院通知政府接人，政府无人过问，医院才把她送回敬老院。而这一次连授权书都没人签署。
 
2013年6月17日晚，被齐都镇政府、派出所联合从马家楼接回，在派出所内限制自由13个小时，第二天下午4点，镇政府王主任带人把她转移到敬老院继续关押，并派出两名政府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看守。
 
崔兰香说”他们规定要管我敬老院100天，结果又因三中全会召开为由增加了50天，直到11月14日下午，王主任才勉强放我走，还威胁说我再去北京新华门等地上访，就不是关这么点时间了”。
 
2014年1月20日，由于对生活的无奈和上访的绝望，崔兰香跟镇政府签署了承诺书，双方均有签字，承诺书最后一条写明：我不在追究镇政府的任何责任，不再提出其他问题。而政府赔偿的只是每月少的不能再少的补助罢了。
 
如此简单的条件就能化解一个上访者23年的冤屈，政府最后还是没有履行下来，崔香兰还像以前一样重复着上访流程，继续申诉，当然迫害也会如影随形。类似8月的拘留一样可能会陪着她在以后的上访路上一直走下去~~!。
 
 
”23年已经走过来了，以后还得继续！越访越多的冤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清白，不管怎么样， 我会继续努力”！ 崔兰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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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同梅，女，57岁，回族，辽宁省抚顺市新屯莫地沟人。2005年7月，其身患肌无力的哥哥沙同浩去世后，因哥哥生前与工作单位抚顺矿业集团的房产债权问题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这个不识字的东北农村妇女开始了为其哥哥维权的上访之路。

起因：集体工的“同工不同酬”
辽宁抚顺为东北老矿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抚矿集团公司）是由原百年企业抚顺矿务局改制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沙同梅一家和哥哥沙同浩一家之前都是这家大型国企（更名前）的老员工。沙同浩是抚矿集团19处的火焊工，多次被单位评为积极工人。
那时在国企工作分为全民合同工和集体工。尽管工作强度并无差别，但集体工多被认为不是企业的正式员工，没有办理正式招工录用手续，没有劳保。沙同浩就属这种集体工。
1998年，因工作劳累，沙同浩开始出现肌肉萎缩的症状，病情逐步恶化，直至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这一年，沙同浩没了工作，只能在家卧床休养。
妻子丁淑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儿子沙海年纪尚幼，再加上卧床在家的自己，沙同浩一家的基本经济来源就此断绝。于是，他和妻子多次向抚顺矿业集团提出申请，要求单位给出一定的赔偿与补贴，然而屡遭拒绝。连同此前沙同浩个人支付的人身保险4400元，也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
2005年7月，沙同浩病逝。沙家人向抚顺矿业集团索要安葬费和之前的楼房改建费，均遭拒绝。
 
经过：维权者的“被精神病”
2006年1月，沙同梅背着体弱多病的嫂子丁淑惠奔赴北京，到国家信访局反映自身遭遇与困境，无奈被抚顺驻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逮住”，期间丁淑惠被狠狠推倒在地。在围观百姓的指责与报警威胁之下，二人方得以逃脱。
沙同梅再度来到国家信访局，得到的是一张单薄的回复信和一句简单的“此事交由辽宁省信访单位负责”。
2006年1月10日，沙同梅心怀忐忑而激动地来到辽宁省政府，找到相关负责人刘恩力处长。结果大失所望——“趁着我上卫生间，他们找集体局的人把我嫂子抓走了。”
“他们为什么抓你嫂子？”记者问。
“威胁她说服我放弃上访，说不然不给我们好果子吃。”
1月11日，沙同梅夫妇来到集体局，要求把尚在病中的嫂子带回家。“不仅不放人，还抓住我对象就开打。我上前拉，连着把我一起打。”沙同梅说道，“后来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到了，他们才停手。”
可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闻讯赶到的警察，强行将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一直开到抚顺市矿业集团房晓精神病院。
“医生护士绑着我，封我的嘴，扎电针，胃药，打吊瓶。”沙同梅声音涩涩地说道，“觉得胸闷心慌，舌头僵硬，而且小便失禁。”
1月12日，这天是小年夜，沙家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沙同梅的消息。其女哈影从北京连夜赶回，找到房晓精神病院要求放人。集体局在接到院方的电话后，派人赶到现场，逼迫哈影签下保证书——保证盯住其母沙同梅年前不再到北京上访，院方最终放人。
1月30日，丁淑惠因心脏病和败血病发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带着遗憾与不甘去世。
    此后，沙同梅与抚顺市公安局、集体局开始了长年累月的“捉迷藏”游戏。
但凡两会、党代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公安局、集体局必定派人蹲在沙同梅家门口，不让她踏出家门一步。
2006年6月18日，抚顺市党代会期间，信访局的孟处长约沙同梅见面，谁知到了信访局没见到孟处长就被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四天，信访局局长亲自下令，恐吓她只要她再敢上访；2007年3月两会前，沙同梅被矿务局的人强行从家中抓走，在房晓精神病院关了8天；沙同梅，这个倔强的回族女子，总是想方设法逃到北京，拿着一纸诉状书四处奔走，希望找到一个伸冤之所，一个能够“为民做主的大人物”。
然而每次都是被抚顺驻京办人员强行抓回，而抓回的结果通常只有两个：一是拳脚相加，写保证书；二是关进精神病院，被强制喂药。
“那里不是医院，是关押像我这样不听话的人的监狱。”她低声道。
2007年10月10日，沙同梅在精神病院上卫生间不慎滑倒，腰部撞上台阶。她大声呼救要求诊治，院方却态度冷淡，只是给出了几张风湿膏和止痛片。
“我是回民，不能吃汉族的菜（里面有猪肉）。我向院方提出尊重我的民族，但他们置之不理。”10月19日，沙同梅一怒之下将饭菜打翻在地。半小时后，突然冲进来六七个医生护士，“他们动手把我绑在床上，给我过电针。那种疼，撕心裂肺。”沙同梅哽咽道，“不仅非法关押我，还不给我治病，不尊重我的民族信仰，完全不给我做人的自由和权力。”
2008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上街买菜，被矿务局的人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10天；
2009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在北京上访，在去国家信访局的路上被矿务局的人带回抚顺房晓精神病院，开完会才放人；
2010年3月，沙同梅在久敬庄被抚顺矿务局的人截访带回抚顺，关了10多天；
截至目前，沙同梅已经被关入房晓精神病院前后共8次。期间院方没有索要任何精神病鉴定书，且没有任何人提出负责或说明缘由。
 
    结果：坚持上访进而连累了亲人  
2007年6月1日，沙同梅又一次被带到房晓精神病院。此时距离侄子哈海高考，不到一周。“他们上学校骚扰我侄子，告诉他我被关在这里。我侄子知道后，精神压力过大，晕倒而且把腿摔伤了，考试没有发挥好。”说起这段故事，她至今仍感觉气愤，“那只是个孩子啊！”
2007年10月6日，患有心脏亏血，肾亏竭和神经性脱发的女儿哈影在北京打电话说身体不适，沙同梅连夜跳上了赶往北京的火车。“当时凌晨两点多，我女儿在火车站接的我。天下着大雨，我和女儿拿着给她带的换季衣服，食物和熬好的十三付中药。刚出车站，就被人一辆面包车挡住了。从车上突然就跳下10多个人，凶神恶煞地把我们包围，不由分说强行把我拖上车，混乱中女儿趁机逃了，扯我的衣服，连雨伞皮包都给拽坏了。”她又一次被带回了抚顺那个噩梦般的“监狱”——房晓精神病院，并且在11月份被送到开原精神鉴定中心做精神鉴定，300道题，沙同梅几乎都能答对，可鉴定中心最后不给鉴定结果报告不了了之，患病的哈影也流浪在外没人照顾。
2010年4月15日，李克强副总理视察新屯莫地沟。“我和老头正在楼下和邻居闲谈，突然从楼西过来一辆面包车，停在我们身边。下来十多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自称是省厅和市公安局的，问我是不是叫沙同梅。我老头让他们出示证件，他们按住我们的头不说话，直到把我们拖到一间狭窄的小楼。把我们关在屋里，有人用电棍看着我们。”沙同梅说道，自己和老伴心脏都不太好，期间有人帮他们量血压竟然达到160和200，但是“没有人管我们的死活”。
 
未来：坚持是种态度
   “现在只要我一出家门，立马就会有人在后面盯着我；只要一往火车站的方向，马上就会有几个人冲上来把我押回去。衣服被扯烂，手机被摔坏，可是从来没有人负责或者赔偿。”沙同梅苦涩地说，“我只是想帮亲人争取应得的一点权益，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对我？”
     “有些事情既然是对的，那就应该坚持去做。”挂断电话前，沙同梅同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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