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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卖地的“钉子户”
 今年60岁的胡羊群是河北省邢台市的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中年丧偶，身体健康，为人忠厚，两个女儿已出嫁。按当地农村的说法是“给老人送了终，给闺女找了婆家”，完成了人生的两大心愿，再加上“身体还比较健壮”，每月有政府的低保补贴，日子也算过得安生、舒心。

这种安生、舒心的生活自2009年6月8日起不复存在了。

2009年6月15日下午3时许，胡羊群正在自家责任田查看小麦能不能收割，突然被三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到一辆面包车上，绑架他的人自称是国家干部，要把他带到信访局结局一些问题。
原来村里要征用胡羊群仅有的两亩多耕地，说是要立项目搞房地产开发，答应每年每亩给补偿小麦、玉米各900斤，让他在协议书上签字。但胡羊群估摸着这不是国家合法的征地，所以拒绝签字，并向市、省有关部门反映过。这次绑架他觉得应该就是因为这事来的。

面包车没有开往邢台市信访局，而是开到了沙河市第二医院即精神病专科医院（下简称沙河市精神病医院）。
 
关入医院的“被精神病人”
 下车之后，胡羊群抬头一看居然是精神病医院，便迫不及待地向旁边的医生（后了解到是该院院长）解释“我没精神病，把我放了，我要回家”，但却遭到了对方的白眼与忽视，几分钟后胡羊群被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壮汉簇拥着进了“病房”，完全不理会他的申辩。
   
胡羊群心里开始有点恐惧，然而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
　 
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胡羊群一心想逃出去，但病房有两道门，里边那道门是铁门，且有壮汉护士把守，窗户上密密的钢筋棍有大拇指粗，严实得如铁笼子，和监狱差不多。
　　
在病房里，老胡开始担心：自己被关进精神病院，两个闺女还不知道，她们上哪儿去找我呢？更让老胡担心的是，家中的麦子该收割了，谁来收麦子，那可是一年的口粮啊！趁医生查房的时候，老胡向值班医生要求，给闺女打个电话，但被医生拒绝。
　　
医生每天都要给老胡服用两次不知名的药片。药片有红，有白，有绿，每次有十几片。老胡知道自己什么病也没有，明白“是药三分毒”的道理，不愿意吃。护士指着他的鼻子警告说如果不吃药就得挨揍，“进了这儿的人，我们都往死里揍。”老胡半信半疑，但还是坚持不吃药。可当老胡看到其他“病友”因不吃药被几个壮汉护士把四肢捆在床上灌药的情景，听到病友不听医生的话被壮汉护士电击的惨叫声，还是违心地把药吃进了肚里。
　　
吃了两天药后，“口干舌燥，头晕瞌睡，又想呕吐”，老胡害怕了。这样下去会不会伤害身体？老胡灵机一动开始了绝食，并谎称胃里难受。这一招果然奏效，医生开始给他打点滴，输葡萄糖。后来胡羊群女儿经多方打听，才找到距他们家40多里开外的沙河市精神病院，通过村干部到场才把被非法关精神病院长达六天的胡羊群解救出来。
 
诉状遭拒的法院“门外汉”
2010年3月8日上午，胡羊群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沙河市人民法院立案大厅立案。一位年轻女同志看完诉状说：“你们没有被告沙河市第二医院的病历，不能立案”。

代理律师找到立案庭靳庭长说明病例在医院扣押不予提供，受害人被非法送治的事实客观存在，有证人和照片及媒体记者采访录音、记录为据等情况。但立案庭坚持没有病历不能立案。无奈，代理律师在费尽一番周折后才将病历复印到手。

3月10日上午，胡羊群又一次来到沙河市法院立案大厅,胡羊群等人按照立案庭工作人员的要求，首先拿出从沙河精神病院复印来的病例。立案庭工作人员和靳庭长对他们要的病例连看也不看，又提出新的意见：被告沙河市第二医院没有侵害受害人，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说明被告有责任，被告没有诊断胡羊群有精神病只是进一步观察。据此不予立案。

胡羊群当场反驳：“没有诊断我患有精神病，为啥还强迫我吃药，不让我回家？把我和真正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同吃、同住？我精神受到的伤害没法说了，现在村里一些人真认为我是精神病了，见面招呼都不打了。精神病院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任凭胡羊群怎么说得有理有据，立案庭工作人员就是不立案。

代理律师提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予立案应当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

但沙河市法院既不立案，也不答应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
 
法院不立案，无奈和解
民生观察网记者通过电话后续采访了解到，当时胡羊群出院后，沙河市精神病医院和胡羊群所在村委会各一次性给出了1000元的精神损失费。此外，当地政府答应每年给胡羊群两亩地的补助款五千多块（按小麦、玉米市面价格各900斤计算）。另外通过采访记者还了解到，作为低保户的胡羊群，从2008年春节开始，就不再享受国家的低保政策，至于为何在不告知的情况下被取消，至今也没有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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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北郊磙山村访民毛庆爱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湖北随州村委会签约毛庆爱不再进京上访，违约送精神病院。
    来电称：2012年1月20日下午，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大二的儿子（毛旭，逝年21岁），在家中突然无故身亡。负责此案的北郊派出所出现场勘查、拍了两张照和简单询问后，提出交300元尸检立案费的要求，遭拒绝后，派出所就以没人要求尸检立案为由，将此案定性为“自杀”，让一名叫李东的亲属在鉴定书上签了字，就走了。
    我和毛旭的大姑妈（方真英）、大姑父（金运亮）在警察走了之后赶到现场时，看到毛旭脖子正咽喉处有一道约15厘米长、大拇指般粗的紫痕，而毛旭的两耳往下并没有索沟，皮肤丝毫无损，舌头也没有出来。
    据第一个发现毛旭出事儿的外婆讲：当时毛旭双脚踏在椅子上，脖子中用一条长不过60公分的白色纱巾，绕成结套在一根人为搭起的横木上。外婆喊邻居解救下来，但为时已晚。
    就在我蒙然抱着一动不动的儿子痛哭不到20分钟时，赵某全家对我围殴，陈某叫来火葬场的车，说要拉我儿去火化。就在我奋力阻止时，陈某的儿子将现场的证物（纱巾、椅子等）拿走烧毁了。我没能保住证物，我儿子的尸体也被他们抢走了。大概半个月之后，我得知儿子的尸体没有被火化，而是被埋了。
    我儿毛旭生前在校品学兼优，又是中共的预备党员，事发之前，没有任何轻生的迹象，有学校的证明为据；而我儿脖子上的伤痕和“自杀”现场均存在诸多疑点和事后犯罪嫌疑人赵某、陈某父子的异常表现，都让我觉得这更像是一起谋杀。而办案单位北郊派出所为什么看不到这么多明显的疑点？
    2013年5月2日，我和老父去曾都分局索要“尸检报告”和他们的“定案证据”，当晚老父在该处被失踪。5月9日，我到随州市政法委门外要，又遭警号为094859的警察狠命踢伤。        2013年底，老父为孙申冤未果，含恨离世。
    2014年1月2日，我从马家楼被地方抢回，关押在随州市大十字街宾馆，磙山村主任金爱国带7人之众，将我衣服撕光，逼跪在卫生间水涡里，反背双手头磕在水地，背心放一杯水，数九寒天给我冲冰水澡。之后，对我毒打关押76日，逼我签精神病院协议书，并以此威胁我不准再为儿申冤，否则就将我送精神病院，如果不签，就折磨死我。
    重获自由后，我马上又来到北京上访，虽投诉无门，但我不能不顾我儿的枉死，杀人偿命古来言。
（来源：六四天网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5-id-17915-page-1.htm 2014-07-21 22:0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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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民生观察网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解到，因医疗事故纠纷在北京上访的江西宜春宋春生于7月1日被当地政府截访带回关押至看守所。
    2009年11月，在家人陪同下，当事人宋春生在江西省宜春人民医院花费3万多元钱完成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然而此后，他的病情并无好转，反而身体日渐出现出汗、乏力等症状。在听到街坊邻居说“可能是医院安装了一个已经坏了的起搏器”之后，宋家人多次赶到医院讨说法，漫漫维权抗争之路由此开始。
2010年上半年，宋家人找到当地一名律师，企图通过状告宜春市人民医院的正当法律途径讨个说法。说到这里，宋春生妻子无声叹息：“政府、法院和医院都是一伙的，怎么可能会判我们赢。”果不其然这场官司以宋家人败诉告终。
既然法律不能给自己一个说法，宋家人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2011年11月8日，宋春生独自一人来到宜春市人民医院，希望院方能够给自己病情日益加重、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情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双方交谈几个小时后，突然有数十个青年人冲进医院，对着尚未反应过来的宋春生一阵猛打。
“一群后生拳打脚踢的，把他（宋春生）打得半死，然后丢到了住院楼后面的河边。”宋春生妻子说道，“最后还是政府的人把他（宋春生）带回家来。”
这次挨打事件的结果是，由政府充当调解人，医院赔偿宋春生医疗费2000元。据宋家人所言，那群打人的青年人是街上的一群小混混。“他（宋春生）说其中有几个看着眼熟，而且后来有个罗汉（流氓地痞）在街上（被问起时）自己也承认了。”
如此的赔偿方式与费用，在宋家人看来，简直就是草率和侮辱。2012年8月7日，宋春生和妻子再度来到宜春市人民医院，找到曾经的主治医生丁春平，要求他能站出来给个说法。交谈过程中，双方产生口角冲突，丁扬言“我有的是办法整死你”。
半个小时候，再次有一群青年人闯进医院。“打着赤膊，有些手上还提着木棍，上来就是一阵猛打。”宋春生妻子回忆道，“当时医院的人就在旁边看着，不管不理。”年过五十的夫妻二人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棍棒之灾，妻子被打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而宋春生被打得满身是血后，再次被扔在河边。
这次挨打事件惹怒了整个宋家族人。不仅因为宋春生夫妻二人被当成重伤，更重要的是宜春市人民医院居然对受伤的二人拒绝救治。次日下午，宋家外亲内戚四十多号人愤怒地冲进医院。宋家人觉得人是医院打伤的，当然应该给予治疗。而院方的一方面并不承认那群青年人是其找来的打手，另一方面认为宋家人没有交医药费，当然不予救治。双方的矛盾再度激化，一场恶战一触即发。就在此时，市政府和公安局的人闻讯赶到，并再次充当调解人一角色。事件的结果是医院赔偿宋春生夫妻二人每人600元医药费。
有了两次挨打受痛的经历，宋春生学“乖”了。他不再到医院“闹事”，而是按照中国传统老百姓伸冤的办法，踏上了赶往北京的上访之路。从2013年3月始，宋春生先后数次进京，但每每呆了十天半个月后，总能被宜春市政府派人强行“接回”。
“第一次被带回来的时候，政府打电话到家里来让我们去接，顺便做一个他的思想工作。我和女儿当然不答应。他们要是心里没鬼，又为什么这么怕出事？”宋春生妻子说道，“我们普通老百姓受了这么大的冤屈，连个说法都没有，怎么说得过去？所以我们没有去接他（宋春生）。”
此后数次，当地政府派人将宋春生带回之后，并不再通知他的家人。而是直接送到宜春市公安局或看守所，关押数日后再放行。“有时候关他四五天，有时候关他七八天，这都说不定。”宋春生妻子道。
2013年1月10日，宜春市政府主动找到宋家人，表示通过和解的方式，让医院给宋家人一个交代，从而说服宋春生放弃进京上访的想法。在宜春市政府和猛辉村（宋春生所在村庄）村长的见证下，宜春市人民医院赔偿宋春生十万元。一个星期后，款项已经完全到账。
然而这样的最终和解结果并没有让宋春生满意。从2010年至今，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以前他是做泥匠的，每天还能干点活，可是现在，他连走路都感觉困难。”宋春生妻子哽咽着。
于是，尽管这笔看似数额不小的钱已经到账，宋春生还是坚持要去北京讨说法。有了之前的经验，宋春生北上寻求藏身的方法也变得更加灵活丰富。从刚开始的只能呆十天半个月，到后来“躲上一两个月都没人找得到”。面对这种状况，宜春市人民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今年7月1日，宋春生再次被当地政府人员带回，关押在当地看守所。“他们说这次要关半年多。”宋春生妻子声音低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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