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上访

  • 邓兰英上访告状被关精神病院,无良医师实行电击酷刑

    邓兰英,女,55岁,湖南省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身份证号:430422195803187925,2007年1月17至12年2月15日被关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也就是腊月28才放出来),共计29日,被鉴定为 偏执型精神病,期间遭遇医师残酷的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短短29天,给邓英兰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都要拄着拐棍走。
     
    2013年10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对正在北京上访的邓兰英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邓兰英由于丈夫在89年被害致死,上访多年,一直没人给申冤,2004年其儿子被公安局批准逮捕,警方告诉的原因是抢劫,而正式下发的逮捕书逮捕原由一栏没有填写任何东西,面对这个结果邓兰英表示,我儿子是刚复原回来的武警军人,怎么会干这种事。除了持续的上访告状外,邓兰英找不到别的方法申冤。
     
    2006年乡政府在北京把她接回去后关在永州市救济处,雇的四个黑保安殴打,那些黑保安还跟邓兰英说我是山东省的、我是河北省的,我们是你们这的官员一个月6000钱花钱请我们打你,要打到你不上访,在这次被放出后。邓兰英逃跑到北京后紧接着就被接回湖南,然后被关在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受到了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等酷刑。

    以下是邓兰英的一段自叙————
     
    他们在让我吃药的时候,我告诉医生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有冤上访的,医生就说,你有冤?你的儿子过得好,你的房子新盖的,给你装修的好,买新家具给你,一个月七八千块钱给你,你还上访你不是精神病吗?我告诉医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儿子现在还在牢里面呢,后来我就要走,我告诉他我不是精神病,他们说你们那里的干部会来看你的,你等着吧,结果也没等到来,在后来他们就把我手绑了,脚绑了,然后就把电插到我身上,就打得我晕过去了,等我醒过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针,给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几个医师就把我脖子卡住给我吃,打的我当时站起来倒下去,再站起来再倒下去,我要是再在里边呆几天,我肯定死在里边。
     
    中国从1986年12月12签署了《反酷刑公约》,1988年9月提交全国人大得以正式批准,于1988年11月3日开始在中国生效。从邓兰英身上可以看出签署二十多年的公约在中国政府实践当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还是以自我判断、自我优越为前提,并没有受到该公约的制约。
     
    邓兰英接着说:“后来当官的问我有没有亲戚是当官的,我说有,我要是说没有的话怕他们搞死我,后来我就天天喊冤、天天喊,他们让我跟那个电脑说话测试,我说我不会,我也不认识字,他们说那就给你找个专家说话吧,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找一个证人,那里有一个韩医师很老实,我就让他给作证,他们来后我给他们讲了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再到省政府的告状情况,腊月28他们放我出来,那个医师给了我两个棍子,我支撑着棍子才走回来的”!
     
    因为不懂法,从来没请过律师,事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2013年9月9日8点左右,邓兰英又被接访人员重殴,2013年9月14日衡阳市仁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显示,多处软组织受挫檫伤,漆盖插伤红肿严重,鉴定伤情为轻伤,邓兰英说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也不知道碰到多少回了,这次还算是好的,能站起来走路就算幸运了!
     
    而最近的国庆来北京上访,邓兰英拿着身份证去国家信访局领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你的案件已经终结,没表可给你领了,邓反驳到,怎么处理的?谁处理的?你们给个答复,他们回去就当垃圾仍了,也算处理了吗?不管声音多么大,里边的办事员没有在给她表,也就预示着登记的终结。
     
    遇害——上访——领表——拿着处理单回去——没人理会或受到更大的威胁——继续蹲在北京上访——被人说成所谓的精神病、刁民——失去尊严的抗争,这就是中国式法律处理的最终结果,法律没有为受害者群体铸起一道守护墙,却为他们开了一扇受害的门!
    事情没解决,也许在北京各部委的信访处还能看到她的身影,接下来的路何去何从,邓兰英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她绝望的大哭声中落幕……
    晋贤
    2013-10

    以下是邓英兰的相关资料和采访视频:

    邓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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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英兰上访告状被关精神病院,无良医师实行电击酷刑

    邓英兰,女,55岁,湖南省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身份证号:430422195803187925,2007年1月17至12年2月15日被关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也就是腊月28才放出来),共计29日,被鉴定为 偏执型精神病,期间遭遇医师残酷的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短短29天,给邓英兰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都要拄着拐棍走。
     
    2013年10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对正在北京上访的邓英兰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邓英兰由于丈夫在89年被害致死,上访多年,一直没人给申冤,2004年其儿子被公安局批准逮捕,警方告诉的原因是抢劫,而正式下发的逮捕书逮捕原由一栏没有填写任何东西,面对这个结果邓英兰表示,我儿子是刚复原回来的武警军人,怎么会干这种事。除了持续的上访告状外,邓英兰找不到别的方法申冤。
     
    2006年乡政府在北京把她接回去后关在永州市救济处,雇的四个黑保安殴打,那些黑保安还跟邓英兰说我是山东省的、我是河北省的,我们是你们这的官员一个月6000钱花钱请我们打你,要打到你不上访,在这次被放出后。邓英兰逃跑到北京后紧接着就被接回湖南,然后被关在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受到了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等酷刑。

    以下是邓英兰的一段自叙————
     
    他们在让我吃药的时候,我告诉医生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有冤上访的,医生就说,你有冤?你的儿子过得好,你的房子新盖的,给你装修的好,买新家具给你,一个月七八千块钱给你,你还上访你不是精神病吗?我告诉医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儿子现在还在牢里面呢,后来我就要走,我告诉他我不是精神病,他们说你们那里的干部会来看你的,你等着吧,结果也没等到来,在后来他们就把我手绑了,脚绑了,然后就把电插到我身上,就打得我晕过去了,等我醒过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针,给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几个医师就把我脖子卡住给我吃,打的我当时站起来倒下去,再站起来再倒下去,我要是再在里边呆几天,我肯定死在里边。
     
    中国从1986年12月12签署了《反酷刑公约》,1988年9月提交全国人大得以正式批准,于1988年11月3日开始在中国生效。从邓英兰身上可以看出签署二十多年的公约在中国政府实践当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还是以自我判断、自我优越为前提,并没有受到该公约的制约。
     
    邓英兰接着说:“后来当官的问我有没有亲戚是当官的,我说有,我要是说没有的话怕他们搞死我,后来我就天天喊冤、天天喊,他们让我跟那个电脑说话测试,我说我不会,我也不认识字,他们说那就给你找个专家说话吧,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找一个证人,那里有一个韩医师很老实,我就让他给作证,他们来后我给他们讲了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再到省政府的告状情况,腊月28他们放我出来,那个医师给了我两个棍子,我支撑着棍子才走回来的”!
     
    因为不懂法,从来没请过律师,事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2013年9月9日8点左右,邓英兰又被接访人员重殴,2013年9月14日衡阳市仁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显示,多处软组织受挫檫伤,漆盖插伤红肿严重,鉴定伤情为轻伤,邓英兰说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也不知道碰到多少回了,这次还算是好的,能站起来走路就算幸运了!
     
    而最近的国庆来北京上访,邓英兰拿着身份证去国家信访局领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你的案件已经终结,没表可给你领了,邓反驳到,怎么处理的?谁处理的?你们给个答复,他们回去就当垃圾仍了,也算处理了吗?不管声音多么大,里边的办事员没有在给她表,也就预示着登记的终结。
     
    遇害——上访——领表——拿着处理单回去——没人理会或受到更大的威胁——继续蹲在北京上访——被人说成所谓的精神病、刁民——失去尊严的抗争,这就是中国式法律处理的最终结果,法律没有为受害者群体铸起一道守护墙,却为他们开了一扇受害的门!
    事情没解决,也许在北京各部委的信访处还能看到她的身影,接下来的路何去何从,邓英兰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她绝望的大哭声中落幕……
    晋贤
    2013-10

  • 辽宁一猪贩上访被“精神病”送医 起诉政府被驳

    辽宁猪贩刘刚在山东临沂上访两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一案,历经四次开庭,昨日上午9点,辽宁省北镇市法院宣布了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刘刚的起诉。
    行政裁定书宣读后,刘刚在法庭上情绪失控,当庭表示不服,要求上诉。
    联系医院诊治并无不当
    法院认为,临沂市民政局在接待刘刚上访期间,认为原告刘刚有精神异常表现,打电话报警将原告刘刚护送到被告临沂救助管理站,并联系临沂荣军医院对刘刚诊治,并无不当。并且对于刘刚的诉讼请求,临沂民政局、山东民政厅、山东人民政府已作出答复、复查、复核意见,因此刘刚对临沂民政局不应再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临沂市卫生局没有参与对刘刚的救治和诊疗,而是按照山东省政府的信访复核意见作出了信访答复意见,其没有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临沂市卫生局作为本案被告不适合。
    符合先救治后救助原则
    法院认为,被告临沂救助管理站认为原告刘刚精神异常,将其送到医院履行救助职责,符合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没有证据证明救助管理站在实施救助过程中限制了刘刚的人身自由。
    被告临沂公安局兰山分局自2009年1月6日出警后,没有对刘刚作出任何行政行为,刘刚在第二次开庭前未向兰山分局主张权利,对兰山分局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
    第三人临沂荣军医院与原告刘刚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医患关系,荣军医院对刘刚的救治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实施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范围。
    专家说法
    “法院说法矛盾不可理解”
    公益法律研究所研究员黄雪涛认为,没有刘刚本人同意的前提下,非自愿的送治必然涉及对人身权利的限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使用法律依据不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也表示,不能依据“救助管理者认为原告精神异常”,就可以把人送进精神病院,而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机构鉴定,并及时通知家属。
    此前开庭,法院裁定救助并非自愿,有强制措施行为,此次又裁定没有证据证明救助过程中限制了刘刚的人身自由。黄雪涛认为,法院两种说法自相矛盾,不可理解。
    案件回放
    2008年
    刘刚贩猪崽经临沂郯城县检查站,被要求交钱重检。回辽后猪崽死光,索赔遭拒。
    2008年9月19日
    刘刚到临沂反映情况被送救助管理站,后被送医院。医院“诊断”其患癔症。10月8日出院。
    2009年1月6日
    刘刚到临沂市民政局上访,再次被送往相同的医院,“诊断”为癔症,2月11日出院。
    2013年1月
    刘刚案一审在辽宁北镇法院开庭,休庭前,法庭决定对刘刚进行精神病鉴定。
    2013年3月
    控辩双方均接受在不用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情况下继续开庭。
    2013年4月
    二次开庭,控方追加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为被告,荣军精神病医院为第三人。
    2013年6月19日
    三次开庭,双方就是否对刘刚采取了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展开辩论。
    (新京报 王瑞锋 徐欧露http://news.sohu.com/20131101/n3893539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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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维权上访人士姜家文被北京警察等十余人抓走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1-6消息:今天下午,正在北京的辽宁丹东维权上访人士姜家文突然被警察抓走,现下落不明。
     
    据介绍,下午来的警察有六人,还有七、八个便衣,这其中有北京警察,可能也有辽宁警察。警察等人是在姜家文在北京的租住地,北京丰台区吕村南站将姜家文抓走的。

  • 湖北农行一、二百买断下岗职工北京上访被送马家楼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1-5消息:从昨天开始,来自湖北省各个地区的一、二百名买断下岗职工就开始在北京上访维权,昨天他们去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但在那里仍未讨得一个说法。
     
    今天,湖北农行下岗职工们又来到了天安门、中南海,结果晚上一百多人被抓上车都送往了马家楼。
     
    以下是昨天和今天的图片:

     

    昨天在农总行

    今天在天安门

    在马家楼内

  • 武汉新洲二十余人区委上访讨说法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1-4消息:今天上午,武汉市新洲区委前又聚集了不少访民。据新洲拆迁户邵莱翠告诉本工作室,来的人中有拆迁户,有退休教师人共二十余人,大家都在这里就各自的问题讨说法。
     
    当上午一名教育官员到此时,现场一名潘姓退休老师拉住该官员不让其走,后派出所人员来后将该老师带走。

    以下是今天的现场图片:

  • 南京79岁老太太王淑娟被跟踪 武汉访民进京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1-3消息:王淑娟是南京居民,今年79岁,2013年10月1日傍晚,正在北京上访的王淑娟被叫到南京驻京办说是有领导解决她的问题。到那里后,没有所谓领导,却来了四个人强行把王淑娟押上了车。
     
    王淑娟今天致电本工作室说,10月2日,押回南京的她先是被又送到其所在的派出所,当时居委会的人员也都在场。做笔录后,在居委会人员的“陪同”下王淑娟回到了家中。回家后的当天,由于身体不适,王淑娟就出门看病,结果发现被人跟踪。至今,这种监控跟踪还在继续,连晚上都有人。

    另外,武汉访民游茂民、邹桂兰、李玉琴、童斌、万少华等现在已抵京上访。

    下面是正在北京的武汉邹桂兰、李玉琴、童斌等人:

  • 山东省莱州市东宋村上访村长王民基的上访信

    山东省莱州市东宋村上访村长王民基的上访信
     
    山东省莱州市东宋村,因为有滑石资源,曾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村。依靠采矿积累的资金,在“改革开放”之初迅速办起十几个厂,出现了一时的“繁荣”气势;但由于是腐败体制,短短几年,工厂相继被贪垮,村里背上几百万元的债务,涌现了一批腐败厂长。东宋村民从那时就开始上告,至今已告了十八年!第一批上告人任子君夫妻二人已受迫害而死,王民基是第二批上告人,他选择了最有效的查腐方式:竞选村长!因为只要当选村长,就要交接账目,从没公开的腐败帐就要公开,腐败就会原形毕露;被非法出卖的土地、厂矿就可以追回!王民基的竞选一举成功,高出原村长三百多票高票当选村长,打破了前任书记、村长垄断三十年的霸权!一时间,村民人心振奋,贪官们人心惶惶。因为村民都知道,换了村长就要交接账,所有的腐败就会大白于天下!
       但是,上级官员保护腐败村官,这已是中国大陆一个不宣的秘密!莱州市很多腐败村官就是一直受到保护而至今逍遥法外!莱州市委在新村官培训会上明确强调:不能查前任的帐!镇官保腐败也绞尽脑汁:他们在选举村党支部时,让每个党员到腐败书记面前写选票:农村的党员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在腐败书记面前,不敢不写他的名,所以腐败书记仍然进了党支部,镇官自然有理由委任他当书记,并宣布:村里的事书记说了算!——这个宣布就决定了中国大陆农村民主选举的结果:村长只是一个摆设,落选于村委会的腐败书记仍是农村真正的官!——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主选举、民主自治!镇官的话大于法律!村民选举的村长别说是为村民做事,连看一眼帐的权利也没有!
        这个村的厂矿倒闭,都存在严重贪污问题,几百万元的引黄工程补偿款也不知去向;至少五百亩山地被卖掉,在疯狂毁坏中!这些都没有经过村民同意!都需要村民审议!但是,村长没有权利召开村民会议,没有权利制止这些违法行为,甚至连修修水利、修修道路这样的小事都不许干,因为,代表着党的书记不同意!上级只支持书记!所以,王民基上任的三年时间时间里,虽名为一村之长,却连选出村民代表或召开一次村民会议的权利也没有,更不能说为村民做点事、甚至看看帐本!
       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缩影!“集体所有制”给了党的书记以巨大权利,出卖厂矿、土地,还是书记一人说了算,卖了多少钱、钱进了何处,都没有村民知道! 这样严重的问题上王民基上告了三年,没有部门下来查处!   
    中国南方不少农村出现了村民集体维权、甚至围堵“治安特警”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农民被逼无奈抗议行动,也成了村民维权的唯一有效途径!王民基也试用别的办法来行使村长权利:选举出村民代表。只要选出村民代表,选出村民理财小组,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就可以否定村书记的违法买卖行为、理财小组就可以查清村厂矿的腐败案。但是,镇官员就是不准选举村民代表和理财小组!王民基曾私自下去号召村民推选村民代表,可村民有的不愿干,有的让他到上级要权,还有的怕书记的势力报复,连王民基去家访都害怕连累到他们……这就是中国大陆农村的缩影:从这个村的农民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最大的弱点:懦弱而自私!                                                                            
                                                                                        2013年11月
                                                                                           王民基电话:13181616980
     

  • 陕西吴起县郭正委就上访一再被关押致信习近平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您好!
    我叫郭正委,陕西省吴起县庙沟乡人。
    2009年7月14日早,我因和朱自宏、朱宏亮、温仲飞言语不和,因我要揭发朱自宏的盗窃行为,在吴起县胜利山隧道内被朱自宏推倒,随后即被突然过来的汽车碾过,导致终身残疾。该隧道尚未竣工投入使用,吴起县交通局疏于管理,就使车辆随意通行。
    温仲飞曾扬言,要他堂哥温仲阳开车来碾死我(当时温仲阳是吴起县县城镇派出所某个警区警长)。在我昏迷中多次出现温仲阳的影子。胜利山隧道两头一路都有监控。我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故意犯罪,而不是单纯的交通肇事逃逸案。
    所以我就不断地向县、市、省、中央等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在反映问题的这几年被吴起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三次,吴起县法院判监一次。
    朱自宏被吴起县交警队拘留数天后释放,第二次被吴起县公安局拘留45日后以盗窃不够立案释放。
    第一次在2010年8月3日,吴起县公安局以我“扰乱政府办公秩序”为由将我行政拘留十天。吴起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道:“我在上访期间在吴起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大吵大闹,辱骂撕拉政府综合办公大楼工作人员,严重扰乱了政府综合办公大楼各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致使办公大楼各单位无法正常工作。”当时我在吴起去延安的半路上,准备到延安给我妻子看病,县上误以为我要上访。我怎么可能大吵大闹,辱骂撕拉综合办公大楼的工作人员呢?
    第二次在2010年10月18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吴起县检察院批准,吴起县公安局逮捕关押在吴起县看守所,同年12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
    2010年10月12日我到县委、县政府反映问题,书记冯振东、常务副县长付天平,叫来庙沟乡维稳办主任袁启悦,让我第二天到庙沟乡乡政府领取生活费。10月13日下午3时,我上庙沟乡政府,会计梁征给了我500元,我在院子被乡政府工作人员问东问西。一会儿,党委书记张少斌、党委副书记高学尚和我们姚桥村村支书姚怀斌等喝得醉熏熏回来了。张书记叫我到他二楼办公室,我一进门,他二话没说就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将我压倒在地打了几拳,并骂:“你不死把乡政府害死。”我挣脱到乡政府大门口时,张少斌、梁征等四人将我压倒拉磨20多米。我当时对张书记说:“我到县上告你。”张书记说:“我每年给县上领导上贡100万元,你告不下。”我想不通,背着汽油上县委县政府讨个说法,最后被吴起县检察院公诉,县法院判刑六个月,实际在吴起县看守所坐监2个月。
    在被关押后,我妻子又到陕西省省委反映问题。省委下来了督察说:“人放出来坐谈。”但是也没有放人。
    我从看守所被放出来后,找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付天平,当时信访局局长白雪说:“13.8万元给你,你还可以催案,你对一次判刑和一次刑拘不服还可以走法律渠道。”当时我妻子怀有我女儿,吴起县工作人员说:不答应他们,要打掉孩子。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男孩了。当时常务付县长付天平让白雪给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打电话,说:“是不是和郭正委签个协议或者走个什么手续?”公检法没有理睬。
    2011年6月8日吴起县信访局庙沟乡政府以《息诉罢访协议书》对我救助了13.8万元。协议书上写着“结案处理,今后就同一问题不再到任何部门、单位信访”,但是没有破案怎么能结案处理呢?13.8万元只是救助款,也口头说可以到有关部门催问案情,但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关押。
    2011年10月~11月份,我多次到吴仓堡乡朱寨子村朱自宏家找朱自宏,都是窑门紧锁,却被吴起县吴仓堡派出所指导员李晓峰等人开警车将我带下山扔在半路,让我找公安局领导处理。大约2012年元月,吴起县公安局刘博华新局长上任。我想向新局长刘博华反映我的情况,至今不接见。
    2012年3月6日我到县公安局找刘博华局长,到门口刘局长看见我掉头就走掉。吴起县公安局以“将办公室主任高延伟衣服撕破……,多次到吴起公安局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办案秩序。”为由行拘十日。我双手拄着拐杖怎么能撕破他的衣服,而我的衣服又是怎么破的呢?对这次拘留我不服,于是就在同年3月21日写出行政复议。吴起县县委书记刘天才批字让法制办协调处理,吴起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程序合法”。
    2013年2月20日前我到延安看病,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延安市开两会,就在20日这天我妻子去了枣园宾馆看能否见到延安市委书记、市长。却被叫来的吴起县治安大队四位民警将我妻子骗到大门外,吴起县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闫志林将我妻子打成手指骨折、多处软组织受伤。我一边给妻子看病一边到市上反映情况,延安市公安局局长牟晓良批字“妥善处理”,反而又一次行政拘留。
    2013年3月27日早,我妻子向延安市公安局信访室反映不处理问题,一次又一次拘留,又被打坏手指。当时信访室叫来吴起县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康晓东。康晓东以处理问题将我从医院骗到延安市公安局大厅,然后说到南市派出所协商怎样处理我的事情为由拉上车,一直拉到延安市宝塔区拘留所拘留。(这一天是2013年3月27日,但后来给的处罚决定书却成了3月26日)
    当时把我拉到宝塔区拘留所外面值班室,听到拘留所米所长问康晓东“咋不到你们吴起县看守所关押?”康晓东说:“关在吴起县看守所名太大,路也远,不方便。”米所长向宝塔区分局李局长打电话请示时说:“吴起博华局长说有个年轻人没体检并且是残疾人,你知道吗?”最后我被送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我被拷在死刑床板上一夜。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有以下八点疑问:
    第一点:“7·14”故意伤害案中我裤子上轮胎的花纹可以辩认出车型,我的血迹、衣服上的纤维,肇事车上一定留有痕迹,肇事车辆一定有破损。隧道两头一路都有监控,为什么不查看摄像头?
    第二点:根据吴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书》中称“肇事后,朱自宏用你的手机于当日8时59分给朱宏亮打了电话,要求来到现场,朱宏亮及温仲飞从吴起县榆树坪村赶到现场时,于当日9时15分朱自宏又用你的手机打了110报警电话,同时朱宏亮打了120急救电话。”案发后朱自宏为什么用我手机给朱宏亮及温仲飞打电话到场?而到场后为什么用我的手机报警?当时我处于昏迷状态中,是谁做了手脚又有谁知道?
    第三点:请问吴起县公安局《情况说明书》中称“同时拨打110和120电话。”为什么120赶到110前面?“现场已被破坏”到底是被谁破坏?朱自宏当时指认的到底是不是案发现场?
    第四点:朱自宏称“我手机是他打完电话在医院就给了我大哥”,但实际是我妻子王菊花在医院问朱自宏要来的。当时我的手机和200多元钱在同一口袋装着,为什么我的200多元钱不见了?是谁拿走了?
    第五点:《情况说明书》中称“朱自宏称,到了隧道后,他将摩托车停好,你就抓住他的领口,这时就过来一辆车将你撞倒,并且他也带倒在地,因肇事车辆未查获,肇事时现场只有你与朱自宏,故你反映的肇事时朱自宏将其推了一把导致肇事的发生,无法查实。”
    朱自宏说:“我抓住他的领口他也被带倒在地”。为什么我被辗成终身残疾,朱自宏却毫发无损?
    第六点:案发后一个开皮卡车的人,来医院查探我的病史,我昏迷10天后清醒至出院。2010年初发现这个人,我向刑警队、交警队反映这个人之后,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贺占海对我说,这个人叫李听值(音),来医院是朱自宏他大哥叫来了解我病情的。
    我对这个人一直有疑问,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从案发当天就出现并多次出现?为什么案发当天这个开皮卡车的人和朱自宏一直在一起?
    第七点:每次到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北京反映问题,上面让妥善处理问题,为什么吴起县以解决问题为由带回吴起县后,引诱、设套、找证据然后刑拘?
    第八点:2010年9月1日《吴起县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第八号文件会议要求第二点中说:“定期向郭正委通报案情进展情况”。
    请问吴起县政府你们不定期向我通报案情,而我来询问案情时,反而一次又一次拘留为什么?到底有什么隐情?
    延安市吴起县作为一个革命老区,红色胜地,毛主席当年带领穷苦老百姓打江山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贪官横行,官官相护,有冤无处申的地境。我这一家有两个残疾人,无权无职,因我的冤屈无人管,5岁的孩子享受不到正常家庭的快乐也无法入学。一岁的女儿跟着一起被软禁,不给吃喝。希望习近平主席及各界人士对我冤情给予更多关注。
     
    郭正委  致敬
    联系电话:13259116576/15291492609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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