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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韭菜不够割了:延迟退休进一步动摇中共政权合法性

    9月13日,中共官方正式出台了延迟退休年龄的决定。规定从2025年开始,逐步分批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60岁延迟到63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起,从原来的15年逐步增加到20年。

    新做法引发轩然大波,尽管多年前早已放出风声,国民对此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靴子落地后仍然引发民众的巨大不满与愤怒。一个与所有国民权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没有经过任何民意咨询、调查,没有任何公共讨论,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推出,工薪阶层民众普遍难以接受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动,认为中国政府失信于民。反对声浪之大,使中国国内主要网站上的相关新闻讨论区和评论区被匆忙关闭,数十多万条的反对留言被删除。而在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也不容许网民的任何反对声音,封号禁言层出不穷。

    中共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真正得益者只是一小撮体制内的高官厚禄者,中共的极权主义制度使这些掌握了巨大权柄的权贵可以凭借手中权力寻租,侵吞社会资源,所以对手中权力恋栈不舍,延迟退休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继续带来利益,延长了他们的政治生命,自然是举双手欢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是对于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当局在中国养老金体系濒临瓦解的危机下转嫁矛盾给国民,这是人类历史上对于养老金最大规模的掠夺,国民只是中共镰刀收割的韭菜与榨取的“人矿”,而在没有充分的保障平等就业和养老待遇公平公正的中国现实下,所谓的延迟退休加剧了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恶性竞争,普通人谋生必然更加艰难。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完全得不到民意的支持,而在如今中国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推出更是一个相当糟糕的时机。当局并不是不知道此恶政的后遗症,之所以没有经过任何铺垫甚至连表面的功夫也懒得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匆匆忙忙推出,是因为与中共迫在眉睫的危机相比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亦相信以自己的控制社会能力足以消弥所有反对声音,与其所得而言所失可以忽略不计。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匆忙推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六个字:“韭菜不够割了!”其宏观背景就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再加之中国经济步入看不见尽头的衰退阶段,繁华不再,社保基金危机迫在眉睫,在根本上动摇了中共的社会统治。

    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推出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这场邪恶、灭绝人性、侵犯每个人生育权利的激进、人类社会绝无仅有首次以权力控制到子宫的野蛮运动,迫使数亿中国女性堕胎,大量女婴被流产、被遗弃,导致人口性别比惊人失衡,产生约三千万剩余男性以及不利维持国家经济健康的人口年龄分布。从80年代到201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造成中国人口断崖式的下跌,人口模型推测中国三十多年来至少少出生了4亿人,在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较前一年减少85万人。而在过去6年间中国出生率一直在下降,达到每1,000人只有6.77名新生儿的历史最低点。2023年,中国人口净减了208万。

    野蛮的计划生育最终政策成功实现了中国人口的萎缩,中国丧失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人口条件的人口红利,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从2012年开始就在下降,经济增长率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下滑,其带来的恶果在今天悉数显现。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按这一进度,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不断萎缩的劳动力无法养活不断增长的老龄化人口,而劳动力短缺与人口老龄化,加速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

    与此同时,中共内政、外交上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导致中国经济步入看不见尽头的衰退阶段。无论是极端的疫情清零运动还是重新定义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积极挑战对抗西方的“积极有为”习近平外交策略,都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嗄然而止,与人口危机相随而至,雪上加霜地加重了中国经济危机爆发的深度、广度。

    2024年9月9日,中国财政部公布的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收入为115913亿,比去年同期下降2.8%。其中各地财政赤字高达5.7万亿,全国只有上海录得约700亿盈馀,其余各省均出现赤字,最严重的四川赤字高达4130多亿,而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财赤高达2129亿。

    长期以来,中国的养老金缺口收不抵支,缺口巨大。人社部数据显示,1998—2017年,各级财政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总额达4.11万亿元,几乎与同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4.39万亿元的滚存结余相当。换言之,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建立以来,几乎所有基金余额存量都是由历年各级财政转移支付“转换”而来的。中国社科院数据显示,如果剔除财政补贴,在2014年全国就有23个省份和新疆兵团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出现收不抵支现象,其赤字共计2900余亿元。由政府财政负担、看得见的收支差额,即为养老金显性缺口。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养老保险收支缺口接近7000亿元,全国共有3亿人领取养老金。从2022年开始,中国迎来人口退休高峰期,“十四五”期间,还将有4000万人退休。

    人口危机导致的萎缩劳动力无法养活不断增长的老龄化人口,以及经济危机导致的财政压力,使当局再也无法承受来自社保基金的危机,中共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拖延了,只能急匆匆推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让国民为其错误的社会管治买单。国民每延迟退休一年,相当于多缴一年社保并少领一年养老金,此消彼长相当于每一个国民每年损失4万元人民币,延迟退休三年至五年,相当于至少每人被中共“劫”走12-20万元。

    经济进入下行轨道时,在民主国家一般政府会出台以家庭和消费者为中心的财政政策,以减税或提高社会福利等措施鼓励增加支出,增强家庭、产业的信心,以重拾经济动能。但中共极权主义体制从不以国民的利益为其导向,只以其一姓一家一党利益为其管治目的,无论是灭绝人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掠夺民众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都体现了中共政权的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本质。

    在极权主义的天罗地网高压下,中国民众除了“道路以目”,确实没有太多的方式与途径表达他们被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反对与愤怒。但是,韭菜又被收割这深重的被剥夺感无疑加深了国民对习近平家天下、中共党天下的离心离德,进一步动摇了中共政权在国民心中的合法性。愤怒的种子已经播下,极权主义大厦的坍塌就是从这些不断积累的不满、怨恨开始。

  • 袁兵出狱不到十天遭骚扰恐吓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3日消息】本网获悉,刑满出狱不够十天的湖北赤壁异见人士袁兵(网名:袁奉初)不断遭到当局的骚扰和恐吓,其本人及家人不胜其烦忧心忡忡,袁兵形容自己“跟在监狱服刑没什么区别”。

    据袁兵讲,10月2日出狱回家后,连续一个礼拜多,自己和家人受到了无穷的烦恼。地方上的几个有关部门每天电话不断,表面上嘘寒问暖,还表示有啥困难愿意帮忙解决。村里的左邻右舍也遭到当局的发动,都积极靠近套话,设法打听有关袁兵的一切事情,时刻注意袁的动向,简直跟在监狱服刑没什么区别。

    而周一(12日)上午,司法局及警方人员特意到袁家,故意大声敲门和问话,除了引来邻居观看,夸张的声势还令袁父受惊过度,以为又要抓捕儿子。上述人员进屋后,对袁兵多角度拍照录像,还做讯问笔录,更将全家人的个人信息登记在案,十足震慑袁兵恐吓其家人的气势,态度极度嚣张跋扈。

    事后袁兵在推特发文表示“本来坐了几年牢,刚出狱,身体比较虚弱,不想发推特,想好好调养一下身体。谁知共党不想让我清静,硬是逼着我发了几条推特。当然这可能又是我下一次坐牢的证据,不过无所谓,我已经坐了七年牢,不怕再多坐几年。”

    对于上门人员自称的“帮教”,袁兵愤怒表示“收起你们罪恶的假面孔,我不需要你们假仁假义的帮教,还我七年青春,否则一切免谈。所谓的上门帮教不过是想吓唬我家人,顺便摸摸我的想法。好采取下一步对我实施打击的对策。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只会让我的抵触情绪更加升级。我鄙视、我愤怒、我反感、我诅咒……”

  • 仅仅立案还不够——民生观察评立案登记制度实施一周年

    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院变立案审查为立案登记。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在立案、调解、案件受理范围、应诉等方面,均做出了修改,成为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明确写入立案登记制的诉讼法。2015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度在全国各地法院全面实行,对法院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到今天,立案登记制度实施运行整整一周年了。
     
    虽然中国的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在1990年10月1日就施行,但是长期以来,公权力为了维护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官员利益,对“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以“内部文件”、“土政策”、“利益交换”、“打招呼”等各种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干预,使“民告官”的行政诉讼面临不予立案,有案不收,拖延立案,不给理由,不出驳回或不予受理的裁定等匪夷所思的状况。根据统计,2014年仅仅在北京市,法院行政诉讼的立案率也只有30%,而在地方基层法院,有的甚至几年没有行政案件立案。这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威,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使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同时成为很多群体事件的导火索,由利益冲突而导致官民双方的对立,激化了社会矛盾。立案登记制改变了目前中国司法的“立案难”问题,特别是涉及公民对政府的行政诉讼“民告官”立案难问题,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立案登记制保障了公民的起诉权利,是司法领域的一大进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起诉渠道畅通下,诉讼案件出现快速增长的情况在所难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6月4日的数字,自5月1日起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一个月,全国法院共登记立案1132714件,同比增长29%。其中行政案件增幅最大,登记立案29924件,同比增长221%,并承认立案“数字的变化是惊人的”。《安徽日报》旗下中安在线7月9日报导,受5月1日起实施的新行政诉讼法影响,安徽省政府在今年上半年共当了71次被告,比去年同期多30次;估计下半年可能还要充当被告100次以上。天津法院的行政案件立案数量同比增长752.40%,山西法院同比增长480.85%,上海法院同比增长475.86%。据广州市法制办官网,广州市政府上半年被告94次,同比增长154%,其中五六两月被告52次,同比增长333%。
     
    然而,与“民告官”案井喷式增长相对应的,“民告官”案的低胜率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4年11月,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对媒体表示,10年前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占到30%左右,“近年来基本是10%以下,6%、7%的样子。有些省份甚至只有2%。”根据2015年11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人大披露的的数字,2010年至2014年,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166万件,行政机关败诉5.9万件,败诉率为9.1%,也就是说民告官胜诉率9.1%,绝大部分还是民败官胜。
     
    2015年上半年,安徽省政府71次被推上被告席。71件案件中,上半年合肥市中院审结了20件,其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8件,确认省政府行为违法1件,撤销省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1件,即到目前为止民告官仅一起案件胜诉。2016年1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的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年共受理行政案件610件,其中以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有242件,根据上海三中院提供的数据,市政府的败诉率为零,也就是说民告官胜诉率为零!
     
    零的民告官胜诉率,背后的逻辑就是公权力毫不遮掩对法律的藐视,增加的是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愤怒,推动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
     
    即使是在全国的民告官胜诉率9.1%,也存在很大问题。根据民生观察工作室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民告官胜诉率的案件,基本为一些信息公开案件,这些案件基本不涉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官员利益,而与公民利益相关的起诉官员贪腐案,征地,拆迁,行政部门失职、渎职、懒政,维稳等案件,公民几乎没有任何胜诉,一些案件因“敏感”不被立案,如广西人权捍卫者端启宪,因六四发起绝食被拘,获释后便提行政诉讼,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拒立案。
     
    在这些非常有限的官方败诉的案件中,据民生观察观察发现:从最高法院颁布《立案登记制》以来,官方报道统计的官方败诉的“民告官”案例,结论多数是撤销原来的裁定或判决,对被告并无追究任何责任,对原告少有赔偿。
     
    也就是说,立案登记制的施行固然是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民告官”立案难问题,但是起诉不等于胜诉,官方的权力运行逻辑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党大于法,依然是司法不公,依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侵害公民的利益、权利,依然是官民对立。这样我们不仅要问,当局实施这一制度的意义何在?能达到他们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吗?
     
    要改变这一切不公平的状况,仅仅只有立案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司法独立,没有人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没有独立媒体的舆论监督,没有宪政制度,那么所谓的立案登记制最终还是权力的作秀,忽悠人民的表演,它既无从以推动司法改革,更难以解决官民对立的社会矛盾。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6/5/01

  • 上岗堵门还不够 北京张淑凤张德利夫妇被带至派出所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22消息:北京顺义拆迁户张淑凤张德利的房子被强拆后,夫妇二人一直遭当地严密监控(北京顺义拆迁户张淑凤遭黑白两道跟踪监控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5/0114/11698.html)。
     
    今天上午,张淑凤多次致电本工作室说,今天不知又是发什么神经,她夫妇二人先是被四、五名人员和车辆守在家中不让出门。就这样还不够,临近中午,夫妇二人又被带至仁和派出所控制起来失去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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