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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企不是中共的“自己人”

    近期中国官方对民企大吹暖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3月6日向工商界代表发表讲话强调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始终是“自己人”,中共有责任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则在首场记者会上,试图传递中国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信息,承诺公平对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利益。3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称今年国家网信办准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着力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网络合法权益,特别是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权益。

    引起争议最大的还是3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网民纷纷质疑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是否拥有法外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因中共的现实需要而成为一纸空文。

    中共官方现在对民企的做法与习近平登基十年间对民企的态度相比可谓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作为中国经济驱动力支柱的民企在这十年饱受挤压,在国内的经营环境急剧恶化,国进民退成为普遍现象。2022年9月7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资产总额下降了近18%,为41.64万亿元。民营企业税后净利润下降了12.28%,为1.73万亿元。

    民营企业的衰退在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房地产业最为明显。2022年7月30日中指研究院发布《2022年1—7月全国房地产企业拿地TOP100排行榜》显示,2022年1—7月,TOP100的企业拿地总额为8,024亿元,央企、国企和地方城投平台成为土拍的成交主力,民企几乎销声匿迹,重点城市拿地金额TOP10的房企中,有八成为中共央企、国企。中国房地产平台“克而瑞”数据显示,曾在土地拍卖市场大肆收购的民营房企,2022年1—7月拿地金额仅占17%。

    这十年间中国民企在政策导向、资源配置、市场环境受到严重歧视和刻意打压。中共日益用党代替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因此以低效着称的国企在政府以各种强制性的手段扶持下纷纷侵蚀、抢占民企打开的市场,国企控制了所有最赚钱、利润最丰厚的产业,能源、通信、银行、交通、房地产等等。民营企业正经历倒闭潮,特别是制造业、房地产业。2021年,申请破产倒闭的房地产民企数量达396家,尤其是恒大等大型房企纷纷出现债务违约。2022年上半年房地产民企的破产数量达到175家。民企为解“燃眉之急”,纷纷被迫向国企出售股权,辛辛苦苦多年打下的江山一夜之间就被国企不劳而获。

    说到底,民企从来就不是中共的“自己人”。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只不过因为社会主义体制是对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在整个国家陷入困境时被迫而为,是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不得已而为之。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是要控制社会一切,“改革开放”是被迫给了社会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空间,就在这空间的夹缝中民企顽强发展壮大。民企灵活,国企固化;民企激进,国企保守;民企创新,国企守成,这些明显的优劣对比,使民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对力图控制一切的中共来说,民企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始终是个心腹大患。民企发展必然要求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员流动,自由的不被政府权力干预权利,必然划定界限要求权力规范运行,必然要求公权力依法行使,不得干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催生不同程度的公民社会自由与成长等。这些都是与中共的根本利益相悖的。中共始终把控制社会视为政权安全的基础,如果民企发展带来的是对中共权力控制的冲击,那么中共宁愿不要这种经济发展。

    在改开年代因为经济增长带给了中共继续垄断权力的合法性,中共要被迫容忍民企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那么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踌躇满志,认为东风已压倒西风,开始全面对抗西方后,中共越来越不能容忍民企的发展让权力失去载体,所以才有了近十年来国进民退的趋向。

    2018年的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求是》刊出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直接要求消灭私有经济,显示了中共对民企的真实态度。中共不断打压私人资本,扶持国企控制市场,并采取各种强制、行政手段要私人企业入股国有企业,或者国企收购优质私人企业,化私为公。在中共心目中,只有国企才是自己的亲儿子,民企从来就不是中共的“自己人”,是中共在实用主义下一块随用随丢的抹布。

    对民营经济的疯狂压制,与西方民主国家交恶,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持续三年的流行,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已经危及到了中共的政权安全。从来是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共政权立刻又改变了嘴脸,开始对民企大开绿灯,希望能挽回信心尽丧的民营企业家,重启中国经济的引擎。

    然而,如同网民冷嘲热讽所言的“今天天平可以打到这一头,能不捕的不捕;明天天平就可以打到那一头,能捕的必捕”,民企天然不是中共“自己人”,中共的刀子始终悬挂在所有民企的头上,只是什么时候落下的问题而已。辛苦忙活37年挣下51亿元的大午集团最后被党国吞净落得个只有基本生活费的结局就是留给所有民企的警钟。

    民生观察 2023年4月6日

  • 大学生不是可任意兜售的“猪仔”

    ——大学“本转专”风潮中的学生权利问题

    连日来,中国浙江、江苏等地纷纷爆发因大学本科教学忽然被转成职业技术教学,学生学位由本科降格为专科,或普本降为高技,而引发学生群体不满,进而起来抗议,结果遭致当地警方暴力镇压事件。

    客观而言,一个大学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原本无可非议,那都是大学自己根据中共教育部门申办批准开设教学,招生与培养都有系统性设置。然而,问题是大学在招生时白纸黑字,甚至信誓旦旦地承诺是本科教学,而学生到校学习过程中忽然被转成了职业专科,这无论从契约信用,还是从公民教育权、知情权等等基本人权,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事实是公然欺骗,将学生当成可肆意兜售的猪仔,任意收取费用,任意理性颁发文凭。而学生起来抗议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教育权利,契约信用,也是在维护为人的尊严,且集会抗议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因此不应该被暴力镇压。

    据媒体报道,近期,中共官方推动逾百个“独立学院”改制、合并成职业技术院校,引爆学潮。南京学生日前“扣留”院长、抗议并校,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迄今江苏和浙江被迫收回命令。

    6月6日,南师大学生听说,中共教育部同意将江苏省教育厅3月18日宣布的计划将“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与“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合并,转设为“省属公办本科学校”的消息,逐发起维权请愿。有学生解释,如果南京师大中北学院转为职业学校,相当于学历被“降格”,对未来求职、考研究生都有大影响;且该校学费昂贵,多数学生就是为取得普通本科教育学士学位才来,因此无法接受合并。于是学生自发起来抗议以维护自身权利。抗议行动从6月6日晚开始持续到6月8日凌晨,学生们聚集在教学楼门口,要求领导给说法,并在抗议现场高呼“拒绝职本,还我普本”等口号。现场估计有三四千人。学生还在学校的北门和图书馆两个地方进行和平抗议。该校学生总数八九千人。8日凌晨4时许,大批特警直接冲进学校,打学生、喷辣椒水,目前校园被封,许多同学失联。从微信、推特等等自媒体传出的视频可见,中共出动大批警察对和平抗议的学生实施暴力殴打,有学生被打得当场头破血流昏倒于地,还有学生满面流血被警方押走。目前事件仍在发酵中,后续中共当局将如何秋后算账,还有待观察。虽然中共当局针对学生抗议而临时宣布停止将学院由普通本科转为职业学院,但以中共从来不讲信用,谎言欺世本性来看,这个停止只是暂时的缓兵之计,过后仍会进行转职。

    与南京师大相应的,还有浙江大学生抗议。6月4日,也就是32年前中国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被屠杀镇压的纪念日,在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内出现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在校园内集体拉横幅进行抗议,横幅内容包括“公办普本,别的免谈”“之江学子绝不低头,改名换姓不能接受”“三万的学费,550的分数线,不是为了本转专”等,他们要求“转设可以,公办普本,拒绝职本”。与此同时,家长们集体前往浙江教育局表达跟学生相同的诉求。6月5日,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学生们在校园内游行抗争,他们人手一把伞,一边走一般高喊口号“拒绝职本,还我普本”等,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中共当局面对学生抗议,出动大批警察冲击抗议队伍,对学生进行殴打。从传出的视频可以听到学生惊叫“杀人了”。当局为了控制学生,强制将学生分别软禁于宿舍,不许外出。网上有图片显示,浙江杭州商学院学生在校内游行抗议后被封堵宿舍,当她们出宿舍吃饭都要被保安看照片签字。同时,杭州商学院被大批警察封校,学生被堵在校内不让出校门,同时不让声援的家长们入校。很多家长在校园大门外怒斥学校。6月6日,有被困宿舍内的女生控诉,男教师随意闯进女生宿舍,并在宿舍外有很多男教师、员工监控学生的举动;当她们出宿舍吃饭都要被保安看照片签字。

    与南京师大、杭州商学院等等类似抗议的还有浙江独立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浙江财政大学东方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等。

    之所以导致如此规模性大学学生起来抗议,直接原因是中共教育部门将全国一大批普通本科教学的学院要转为职业技术教育,而出现如此普转职风潮,皆因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四月的发话。

    2021年4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务求“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并须“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在中共极权体制下,党魁的发话那就成为圣旨,中共教育部门各级官僚自然迎合,于是掀起了一波普本转职高风潮。然而,这些院校在招生时明确学生属于普通本科,在收取高昂费用,将学生招进大学后,却忽然自食诺言,一下又将普通本科转成职业技术专科,这样严惩影响学生后续考研、求职等等发展。显然是种公然的毁信弃约,欺骗讹诈学生行径,学生对决定自身命运的教育没有任何选择与发言的机会,这是公然侵害学生基本人权。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从来没有将公民宪法权利当作应该尊重保护的对象,而是一切为了极权统治需要,而教育也一直被中共当局当作奴化民众以维护统治的工具。所以,今天为了所谓的职业教育需要,为了让大量年轻学子成为技术工人,成为中共极权统治收割的韭菜,而在完全不信守招生承诺,更不尊重学生意愿情况下,随意将普通本科学生转成职业技术大专。这种严惩侵犯公民权利的行径,理应受到学生、家长与社会的坚决抵制,而学生通过和平集会游行来表达抗议,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中共暴力镇压更是延续六四屠杀的犯罪,因此文明世界对此应该高度关注与严正谴责!

    民生观察 2021年6月10日

  • 本来就不是病,何来“矫正治疗”?

    当同性恋还被当作精神病的时候,一个诊断带来的不止是冷言冷语,更是创伤极大的“矫正疗法”,一个诊断足以影响另一个人的终生。

    “相信我,没有人会跟你做朋友的。”

    “你是爷爷临终时的最大遗憾。”

    “社会负累、人渣。”

    “你一定会染上艾滋病的。”

    “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基佬。”

    也许你不会相信,专业治疗师会说出这些恶毒言语。

    但这只是恶梦的开始,更不人道的“治疗方式”陆续有来。

    治疗师会强迫“患者”观看男人与男人亲热及做爱的影片,然后轮流用冰、火、电流等刺激他的身体,目的是让绑在椅子上的他,把这些伤痛及煎熬与眼前的画面联系在一起,从而扭转他的性取向,变回“直男”。

    旧时代的笑话,中世纪的折磨,依然存在

    这就是所谓的“性倾向矫正疗法”(Conversion therapy),而这疗法的发展基于一个错的假设: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病,而人的性取向是可以强行改变的。

    很多人或会以为转换疗法只是旧时代的笑话,或是中世纪的折磨方式,但其实在大部份国家这种“治疗”依然合法,很多同性恋者仍要为此担惊受怕。

    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治疗”会为无辜者带来多大的创伤,甚至可以说是另类虐待。有研究指出大部份接受过这“服务”的人都感到被伤害,有些人更衍生出抑郁的征状、自杀的念头、社会孤立等问题。

    即使“性倾向矫正疗法”没有科学根据,不少国际医疗机构亦表示做法不合医学伦理,但若一日不立法禁止错误且野蛮的所谓疗法,我们便不能确保没有新的受害者出现。

    在美国,性倾向矫正疗法在超过四十个州份仍然合法,纽约市也是在最近一个月才全面禁止。

    在中国,一名男同性恋者于2014年控告一间提供“性倾向矫正疗法”的诊所,北京法院最终判他胜诉,而2016年亦有类似的个案成功争取赔偿,中国的同志组织正就著这两宗判决,向有关当局要求立法全面禁止。

    在香港,虽然大多数执业医生都根据国际组织的标准,不会视同性恋为精神病,但无奈于香港进行“性倾向矫正疗法”依然合法。有同志平权组织曾于2010年向立法会提出禁止相关“疗法”,但最终还是遭特区政府拒绝。同时,有报导指不少社工仍会转介同性恋者接受“疗法”,2011年社会福利处亦曾举办讲座,邀请精神科医生向社工介绍“性倾向矫正疗法”,反映香港在LGBT议题上的发展依然非常落后。

    在台湾,禁止“性倾向扭转(回转)治疗”的立法,因为反对意见令立法迟迟未能实行。2017年1月,台湾卫生福利部预定将“医师执行性倾向扭转(回转)治疗”列为当地医师不得执行之医疗行为,到同年5月的时候却突然喊停,原因是当局在数月间涌入了80份反对意见,所以担心贸然实行会引发争端,反同婚团体“护家盟”更在2017年12月向卫福部表示,禁止“性倾向矫正疗法”会侵害家长权益及漠视同志人权。

    终于在2018年2月22日,卫福部以函释方式确定禁止性倾向扭转治疗,违者将触犯强制罪或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轻则罚锾,最严重者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刑期。

    一个诊断足以影响一生

    1973年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移除,尽管医学界的主流不再视同性恋为疾病,提倡尊重每人与生俱来的性取向,但历史遗留下来的标签对性小众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同性恋者,不论男女,不论年龄,不论场合,还是会受到不同形式的差别对待。在童年会以为自己是个怪胎,把心声告诉父母可能换来一轮说教毒打;在成长期,男的若是娘娘腔便可能会被欺凌,女的剪了短发便会被嘲笑说是TB男人婆;出来工作,又得担心上司或同事知道自己的性倾向,怕会因而影响仕途;终于找到了称心的伴侣,却不知如何向家人交代,被三姑六婆追婚只能支吾以对……

    种种对同性恋的误解、标签、偏见及歧视,都使他们的不能毫无顾忌地活出自我,可能会因为这份不必要的伤痛,诱发出精神或情绪的问题。

    医生的责任是何其重大。回到1973年之前,同性恋还被当作精神病的时候,当时的一个诊断带来的不止是冷言冷语,更是创伤极大的“矫正疗法”,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另一个人的终生。同样的道理能应用在所有的医学诊断上,医护人员在下诊断时必先有足够的理据支持,医学界亦需要与时并进,在科学及社会急速发展下不断审视自身,永远从病人的利益出发。

    同性恋者喜欢同性,跟异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一样,都是很自然的心理及生理反应。喜欢同性不是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只不过是忠于自己,又何罪之有呢?

    虽然近年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有所提高,在街上牵手接吻的情侣不再一定是一男一女,议员、歌星、艺人相继出柜,平权运动迎来一道又一道的彩虹。然而,要建造光辉宏伟的彩虹桥,自然需要积聚不少水分,可想而知之前的暴风雨有多么的惨烈。

    可悲的是,现在的彩虹大桥还不足以承托所有同志,究竟还要经历多少场腥风血雨,躲于衣柜里的人才能从缝隙间瞥见七色幻彩,鼓起勇气做回真正的自我?

    (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303-notes-life-and-death-cheuk/ 2018-03-03)

  • 自言自语不是精神病是什么?

    尤金·甘布尔(Eugene Gamble)职业生涯的多数时候都是在伦敦当牙医,默默无闻、不辞辛劳地为人们打理牙齿。但在3年前,他决定放弃这份工作,创办自己的公司。

    但有一个问题:他并不擅长经商。当自己的想法失败时,他的信心遭受重创。

    他本可以重新回去当牙医,但他却下定决心要在商界打拼出一片天地。所以,他聘请了一位商业教练,从那里获得了一条古怪的建议。"他让我大声自言自语。"甘布尔说,他的公司专门帮助富人投资住宅。

    没错,教练让他自己跟自己说话。

    "这很奇怪,因为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情。"他说,"我不相信这有什么用,但当我尝试之后,发现真的很管用。"

    跟自己说话可能有些奇怪,因为我们往往认为大声自言自语的人精神有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言自语对记忆、信心、专注力等许多方面都有好处。

    "这并非毫无道理。"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加里·卢普阳(GaryLupyan)说,他曾经研究过自言自语对人的记忆产生的影响。"你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会说什么——就连你自己可能都会感到惊讶。"

    他的成果在该领域被引用的次数名列前茅。在研究过程中,他会让受测者盯着计算机屏幕上的物体,然后让部分人大声说出物体的名字,另一部分人则保持沉默,同时在大脑中记住相应的单词。结果如何?大声说出来的人能够更快地确定物体在屏幕上的位置。

    还有一个类似的实验则是让人们大声说出常见的杂货店物品的名称,之后让他们在照片上寻找这些物体。说出名字的人找到这些东西的速度更快。

    他表示,虽然我们都知道香蕉是什么样子,但大声说出"香蕉"两个字却能有助于大脑激活更多关于这种水果的信息,包括它的样子。当然,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在店里找到香蕉,但说出它的名字可以加快速度。

    "大声说出名字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线索。"卢普阳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指示你思维里大量信息的指针。与单纯用脑子想相比,听到物体的名字可以加剧大脑活动。语言可以加强这一过程。"

    实际效果

    安妮·威尔森·沙夫(AnneWilsonSchaef)曾经是一位心理学家,现在担任作家兼演讲家,她就经常鼓励客户自言自语。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记忆力,还能改变很多人的感受。例如,如果病人很生气,她会告诉他们大声说出那些让自己不快的事情,愤怒就会烟消云散。

    她认为这跟倾听的对象有关系。"我们都需要跟有趣、有智慧、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人聊天,而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她说,"我们很可能是自己知道的最有趣的人。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所思所想有助于我们自我提升。"

    研究表明,沙夫所言不虚。密歇根大学的伊桑·克洛斯(EthanKross)2014年发表论文称,自言自语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感觉更好,还能增强自信,帮助我们面对严峻的挑战。然而,我们必须使用恰当的言辞才能让这种做法发挥作用。

    克洛斯和几位同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让人们使用自己的名字或者"你"、"他"、"它"来描述自己的情绪体验。他发现,与第一人称相比,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称来描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感受和思维。

    在另外一项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BusinessReview)的研究中,克洛斯让人们在凖备演讲时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称默默提及自己,结果发现他们比使用第一人称的人更加镇静和自信,实际表现也更好。克洛斯写道,这些结果意义重大,现在他甚至让自己的女儿在感到紧张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跟自己说话。

    自言自语还有其他很多好处。"针对自言自语展开的研究有很多,我们的发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研究都有深远的意义。非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不仅能帮助人们在压力状况下获得更好的表现,还能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有助让他们更加理性。"

    改善肌肉记忆

    虽然甘布尔还没有用第三人称自言自语——他觉得这很奇怪——但他的教练的确让他大声重复一些自我肯定的评论,例如"不要尽力,要竭尽全力。"他的确把这些建议记在心里,而且发现确实有效。

    自言自语还帮助他练习演讲。在跟富裕的投资者见面之前,他会大声复习自己的演讲。甘布尔首先把内容写下来,然后一遍一遍朗读,修正感觉蹩脚的词汇。他表示,通过倾听自己的演讲,他可以更好地整理思路,内容也记得更牢。"这是一种肌肉记忆。"他说,"就像学钢琴一样,我会反复弹奏整首曲子,直到找出缺点为止。"

    大声自言自语有时也会引发不悦——我们可能不愿意在公众场合不停地跟自己说话——这或许也是多数人不这么做的原因。然而,儿童可以这么做,而且有很多研究表明,自言自语是儿童成长发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对5岁的儿童来说,大声自言自语的孩子在运动技能方面的表现好于默不作声的孩子。

    甘布尔认为,他现在比以前更有信心了。虽然在他从牙医成功转型为房地产创业者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发挥了作用,但跟自己大声说话的确起到了一定影响。

    "我有的时候必须后退一步,看看现状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效吗?"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现在的状态比3年前好得多。大声自言自语的确有效果。"

    (来源:BBC http://www.bbc.com/ukchina/trad/vert-cap-40060075 2017年5月26日)

  • 成都警方通报网传“抢小孩”视频:不是抢小孩 是精神病发

    4月9日,两段视频在网上引起网友关注,在成都一小区内,一名女子从绿化带里走出,疑似抱走婴儿车中的小孩。该名女子随即被群众围住,后被警方带走。

    9日晚,成都金牛警方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网传抢小孩有误,视频中长发女子患有精神病,做出异常举动系精神病发。通报同时指出,目前该女子已送医治疗,其家属已向孩子家属诚恳道歉,双方已达成谅解。

    网传“抢小孩”视频

    9日下午,两段视频出现在网上、朋友圈,并被转发者冠以“抢小孩”字眼。记者注意到,两段视频时长分别为41秒、3分30秒,第一段视频为小区监控视频,时间为星期日早上9点58分。

    在视频中,一名黑衣女子推着婴儿车,另一名长发女子,从绿化带中走出来后,试图抱走婴儿车中的孩子,双方发生了拉扯。随后,在约二十秒的拉扯后,长发女子放下了孩子,不再拉扯,随即向外小跑了出去。

    在第二段视频中,一名带着手铐的长发女子躺在地上,旁边有民警在看守着,围观群众议论纷纷,不少人称其“抢小孩”。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名长发女子随后被警方带上警车。

    警方通报:不是抢小孩 是精神病发

    9日晚上9点47分,成都金牛警方通过其官方微博@成都金牛公安,发布此事件的调查结果通报,全文如下:

    关于网上流传的“抢小孩”的视频,我局高度重视,现将调查结果通报如下:

    今日上午9时29分,家住金牛区蜀跃东路138号翡翠海湾小区业主何某报警称其嫂子(刘某某,38岁,患精神分裂症8年,精神残疾二级)精神病复发,在何某家中大吵大闹。

    我局金泉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赶赴该小区,得知刘某某已离开何家不知去向。

    民警在对其体貌特征做好登记后,开始对小区周围进行查找。10时2分,派出所接到交警二分局通报称,有群众在蜀西路55号金玺苑小区大门处抓到一名抢小孩的中年女子。

    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发现该中年女子与之前正在寻找的刘某某体貌特征相似。

    后经何某辨认后,确定抢小孩的中年女子就是其嫂子刘某某。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派出所通知120将刘某某送至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经医院初步诊断系精神分裂症,目前已住院接受治疗。

    刘某某的丈夫事后当面向小孩的家属作了解释工作,并诚恳的进行了道歉,目前,当事双方已达成谅解。

    (来源:华西都市报 http://www.thecover.cn/recommend/310549 2017-4-9)

  • 人大代表:精神病司法鉴定不是“免责金牌”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不久,武汉面馆砍头事件、南京宝马肇事案等精神病人犯罪问题将公众舆论聚焦在精神病人犯罪管控的议题上,也为平安中国建设提出新的考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多位法律界代表直面社会治安顽疾,为推进精神病管控法治化建言献策。

    预防:建立统一的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库

    “精神病人犯罪一直是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的危险因素,如何做好事前预防,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减少其社会危害性是我一直关注和调研的方向。”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大阳沟派出所所长郑尚伦代表给记者拿出他从2015年开始调研的资料。

    “长期以来,由于一些家属不愿配合、没有及时诊断评估以及信息没有共享等问题,客观地造成了精神病人尤其是重性精神病人的‘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给相关部门排查以及管控工作带来了被动。”针对这一现实问题,郑尚伦建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建立精神卫生工作信息共享机制,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库,实现信息同民政、公安等部门互联互通、交流共享。

    “全社会要消除歧视,要认识到精神疾病患者是弱势群体,应给予患者足够的人文关怀,对他们多一些尊重、关爱和善待。”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秦希燕代表认为,在“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管理模式之外,要把精神病人的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卫生、民政、公安等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网络监控体系,及早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发病征兆,督促监护人对其约束、治疗。加强对精神病人群的管理登记,对于精神病人肇事实行责任倒查。

    惩治:提升司法鉴定的科学性、真实性、公信力

    一旦发生精神病人犯罪事件,舆论焦点总是追问如何保证司法鉴定的科学性、鉴定意见对最终量刑是否产生影响等。对此,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代表认为,必须要规范司法鉴定管理,提升司法鉴定的科学性、真实性、让司法鉴定的公信力有保障。

    秦希燕认为,精神病司法鉴定也并非唯一依据,享有裁判权的法院仍须依法结合案件事实、证据、情节进行综合评判。

    “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要合理整治,集中羁押,配备完善的医疗保障设施。”傅莉娟介绍说,现在湖南已经有一些地区建成配备完善医疗条件的羁押场所,但相对于实际存在的精神病人数量还远远不够,应该继续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保障:设立精神障碍患者专项救助基金

    重性精神疾病社会危害大,医治时间长且易复发,造成很多患者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中断治疗,最终导致一些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不能及时被救治,为社会安全埋下隐患。

    郑尚伦建议学习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政府设立专项救助基金,对因家庭贫困等原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一般精神障碍患者,实行免费的保护性救治,确保病情得到控制、不恶化;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要畅通住院救治渠道,实行免费救治,对有暴力倾向的要实行强制性救治,通过完善的救助康复机制,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医疗康复保障,确保对重性精神病人“控得住、不流窜、不肇事”。

    (来源: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jxsw/201703/t20170306_1725460.html 2017年3月7日)

  • 协助精神病患者,不是单靠药物来疗愈

    ·尖沙咀港铁站的纵火事件令人伤心和震惊,带出了有关精神病的讨论。舆论和社交媒体的分享倾向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构成对社群潜在的风险,需要密切的监察和控制,以及更好的「跟进」和「照顾」。

    ·我不禁会问,这是小撮人精神健康「不对劲」的问题吗?

    我曾经因为儿童时的艰难经验和社会孤立而发展出强迫症、抑郁症和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特色。我十三歳被诊断为有精神病,之后感受到身边的人会抗拒我这个身份,因而不会分享自己的经验予人知道。在承受童年创伤、精神病污名和失学、失业的影响,我在廿歳左右开始在街上感到别人走过来会加害于我,他们会说出辱骂的声音。在精神科病房里,我认为医护人员联合来针对我,令我不能出院。我有被迫害的想法,是因为我长期被忽略和压力所影响,而十分贬低自己,那些迫害我的角色,其实是我看待自己的心声。我在之后重投社会生活,建立支持的关系和社会角色,这些想法和声音便逐渐消失。

    我在十三歳开始接触精神科,我学习了不分享自己的事给医生知道。医生听我说了被人迫害的想法后,只会加药,令我承受痛苦的药物副作用。医生不曾关心过我这些想法背后,是诉说着一个怎样的创伤故事? 当中的痛苦是怎样的? 我曾经询问过医生有关药物副作用的问题,医生响应说他要诊治很多病人,无时间回答我这些问题。我需要解除心中对药物的疑虑,我也需要心理方面的支持,但换来的只是简单的「被服药」—在不情愿的状况接受效果不佳的治疗。我自然会想不服药,而我当时就是这样做了。

    近年来,我开始不用服药。我建立了自己帮助自己的方法和能力,也有支持我的关系、角色和信仰。我体会到艰难经验,包括被虐待、被忽略、持久和巨大的压力等会造成创伤,引致过去严重情绪困扰的反应。虽然药物治疗在当时能够一定地缓解我的困扰,受伤的心不能单靠药物来疗愈,重要的是让我有机会去分享经验和获得支持,以及能够接触足够的资源,建立支持关系和社会角色。当没有了这些小区联系和投入,药物治疗本身并不能帮到我多少。

    我们需要的是加强小区里的支持,让人们能够过自主和有尊严的生活,获取资源,建立关系和实现角色。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服务用户平等地在小区中过着人性化的生活,而不是着眼「跟进」和「照顾」他们。

    每当有这类暴力事件发生,服务提供商,包括医管局的医护人员及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的社工都更警觉「风险」的出现。服务提供商会为了安全着想,会加大力度来监察他们认为有同样风险的人士,确保他们服药和得到支持,更容易会去考虑以强迫入院的方式来处理不依循治疗的受困扰人士。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在这些风险管理和强迫治疗的气氛下,更难去聆听和理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经验,令他们更加孤立、困扰和抗拒帮助。各类「强迫治疗」的措施容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情绪困扰,令人抗拒寻求帮助。

    涉嫌在尖沙咀港铁纵火的男子经历过甚么? 他面对过甚么伤痛? 医疗等支持服务能否促进他在小区中过着平等和人性化的生活? 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可以反思社会在预防创伤和情绪困扰方面的工作,究竟做到几多? 在儿童、青少年期,成人们和社会制度会否压迫年轻的一辈,阻碍他们的全人发展和成长? 在进入成人世界后,市民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发展机会,让人丰盛安稳地生活吗? 扭曲的价值观、人际关系的疏离正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 那涉案男子其时讲了「曾荫权害死我儿子」的说话,其实反映了他的甚么经验和社会病态?

    没有人想有这样的惨剧发生。我们经历极端惶恐和困惑之后,要避免将这个事件简单化,只当为小撮人的治疗和支持问题。研究显示,患有精神疾病人士的暴力率与其他人没有显著地不同,他们造成的暴力事件往往源于很多的背景和环境因素。

    有关当局须订立促进「全民心理健康」的政策。社群中是否互相关怀和支持? 社会政策是否能促进人们身心灵生活的丰盛发展? 人们赚钱谋生的过程和生活的基本资源是否有助其身心灵健康? 香港社会是否尊重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并且让其平等地在小区生活? 我们尤须关注儿童及青少年在增强抗逆力和处理心理创伤的工作,及早预防严重情绪困扰的出现。

    不论有没有精神科诊断,大家都会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迫和创伤,经历所造成的心灵伤害。在我来说,情绪困扰的经验诉说着社会压迫、创伤的故事,启发了我面对逆境和疗愈伤痛,以及实现社会转变的方向。

    【编按:作者是精神病康复者及从事精神复康服务的社工。】

    (来源: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72234 2017-02-15)

  • 监察体制改革不是政治改革—民生观察关于政改的呼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将在京、晋、浙三省(市)设立监察委,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监察委由人大产生,将把现有的监察、纪检、反贪等机构整合为一。文件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中纪委官员署名文章《政治改革和反腐治本的新探索》,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释放出政治改革特别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改革重大利好。

    目前中国的反腐败机构分布在行政和司法系统,包括党务体系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体系的行政监察机构监察部,国务院直属的国家预防腐败局,行政体系以外检察院的反贪局。从积极意义上设立监察委确实有助于改变目前这些各级反腐机构的职能重叠、人浮于事、反腐效率低下的状况。

    中国的贪腐问题,特别是权力的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一直是现行体制的痼疾。毋庸讳言,近几年当局的反腐力度是非常大的,国家监察体制是设立即是其中一例。然而,设立监察委还是在体制内反腐,采取的还是自上而下的传统模式,中共体制基本运行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国家依然高高在上、社会仍然低微在下,所以在根本性质上来说这种反腐改革并没有改变体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事实。

    所以,官媒虽然歌功颂德言之凿凿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政治改革,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行政体制改革,决不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就现行体制而言,什么样才是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包括发展民主、开放言论、实现社会公义、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等核心内容,所以不能偷梁换柱把监察改革这些行政改革称为政治改革。

    翻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也可看到其内涵要比三十年后的现在要更接地气。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最基本的内容是党政分开,实质上是要解决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最后实现国家权力为人大所有。

    自1989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迄今已近三十年。拒绝政治改革使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日益严重,成为现行体制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注意到,官方亦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前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的40天里六次提及政治改革问题,公开称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权,推动社会公义、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然而,尽管温家宝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反复提到要实行政治改革,但他从未触及政改内容及方案。近几年体制的保守化越来越严厉,向极左的方向发展到极致,社会的政治自由天花板越降越低,以至于很多人质疑是不是第二次“文革”就要发生了。所以事实上的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是处于完全停滞萎缩状态。

    基于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解决腐败痼疾,缓解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冲突,民生观察呼吁政府立即推进政改,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现司法独立,保障新闻自由,实现社会公义,保障公民自由权利,完成中国向宪政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

  • 律师谈白银奸杀案:性变态不是精神病 应承担刑责

    在甘肃省白银市,从1988年至2002年的14年间,先后发生了9起女性惨遭入室杀害的案件,凶手专挑红衣女性下手,作案手段残忍。其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也发生过两起类似案件。今年826日,甘肃警方在白银市工业学校一小卖部内将犯罪嫌疑人高承勇抓获。经过警方的初步审查,犯罪嫌疑人高承勇对11起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性变态强奸杀人案;性变态并非精神病,犯罪嫌疑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案情

      凶手尾随或溜门入室奸杀女子

      1988年至2002年,白银市白银区先后发生9起强奸残害女性的杀人案。警方确认,案件是同一人所为。然而,虽然案犯留有脚印、指纹、精液等线索,甚至警方模拟出了画像,但一直难以排查出其人。连环杀人案引发当地恐慌,警方悬赏20万元缉凶无果。

      其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也发生了两起类似案件。

      案情显示,11名被害人均为红衣女子,案犯进入家中或女子住处的方式多是尾随或溜门,作案时间多在白天。

      20018月,白银系列恶性强奸杀人案被公安部重点督办。2004年,专案组将9起案件并案侦查。经长时间比对并论证,该案被定性为性变态杀人案200485日,公安部组织专家会诊,将白银、包头两地共11名女子被杀案并案,确定为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案。

      20163月,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对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案展开新一轮侦破工作。专家组确定了利用新科技手段对原有生物物证再利用的主攻方向,取得重大突破。826日,犯罪嫌疑人高承勇在其位于白银市工业学校的小卖部内落网。

      高承勇现年52岁,被警方抓获后他对自己在白银、包头两地作案11起、杀死11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988526日下午5点多,23岁的女职工白某被害于白银区家中;

      1994727日下午250分许,白银市供电局19岁员工石某在宿舍遇害;

      1998116日下午4点多,白银区胜利街29岁的女青年杨某在家中遇害;

      1998119日下午545分左右,白银区水川路的27岁女子邓某家中遇害;

      1998730日下午6点多,白银供电局职工曾某8岁的女儿苗苗(化名)在家中遇害;

      19981130日上午11点左右,白银某公司女青年崔某在白银区东山路的家中被杀害;

      20001120日上午11点多,白银棉纺厂28岁的女工罗某在家中被杀害;

      2001522日上午9点左右,白银区妇幼保健站28岁女护士张某在其水川路的家中被害;

      200229日,25岁的女子朱某在白银区一宾馆客房内被害。

      揭秘

      DNA-Y染色体锁定嫌疑人

      性变态连环杀人案发生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武伯欣曾带研究生专门赶赴白银,并踏勘了多起现场,后来对该案进行了专门且系统深入的研究。武伯欣透露,他们于2006年至2007年间介入该案研究分析,他们了解到,多年以来,尽管各级公安机关作出了很多努力,但该案的侦破工作难有进展。当时该案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性变态作案,但当时的户籍制度、人口登记等管理存在很多疏漏,嫌疑人未进入排查范围。当时的技术和现在的技术也不一样。

      那么,第一起案发28年之后,警方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之中锁定犯罪嫌疑人高承勇的?

      据了解,DNA-Y染色体成了破案的关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院长陈刚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介绍,DNA-Y染色体是一种父系遗传基因,通过该基因,基本可以圈定一个家族范围。DNA存在于每一个细胞核里,在白银系列案件中,警方提取了嫌疑人的精斑,因此可以提取DNA进行检验。高承勇之所以被锁定,是因为其家族中某一个人在外地被警方抓获,警方在比对基因时,发现该人的基因与此案犯罪现场所提取到的基因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办案机关在海量的数据信息中找到了与高承勇相关的关键信息,提取了他的指纹和DNA,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指纹和DNA进行信息比对,就此确定了高承勇的嫌疑人身份。

      在央视记者第一次采访到高承勇时,他有一个请求:捐献自己的器官。对此陈刚分析,因为年龄不同,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会反思、会有良心发现。另外,他可能知道自己罪不可赦,想在死之前挽回一点,给公众稍微留点好印象。

      专家解读

      典型的性变态强奸杀人案

      该案自第一起案发,以至后来的连续发案,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性变态强奸杀人案。昨晚,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武伯欣分析称。

      武伯欣称,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性变态也是人格的一种变态,这表现在性行为上也与众不同,其背离了当地或是当下社会的风俗习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系列案件从第一起发案,就表现了犯罪嫌疑人比较年轻这个特点,当时,因为他年龄还比较小,最初的性变态还不是特别严重,作案手段还处于初期,但是,从其作案的特征,就是其满足性欲的方式和满足性欲的对象这两方面看,和正常人就已经明显不一样。

      犯罪动机纯粹带有生物性

      武伯欣认为,从犯罪嫌疑人选择的对象上看,他选择的都是女性,男性找女性,这个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从其满足性欲的方式看,就是性变态的特征。他的满足方式,不像是正常的性犯罪,而是有明显的故意性。这种故意性则是完全受性冲动的影响,从研究看,他满足的方式非常残忍。一般讲,男子在性冲动的左右下,一般犯罪就是实施强奸、满足了就走,但他每一起案件都有明显的虐待和性宣泄,实际上他是在凶残地杀人,有恃无恐地杀人。一般讲,看到血光,凶手会恐慌感上升,然后逃逸,但血光却助长了嫌疑人的性冲动,他感觉这种刺激更强烈。

      武伯欣分析,犯罪嫌疑人应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该类行为,且一步步变本加厉。只要侦查过了风头,他就会重复;只要有特定的诱惑,他的性冲动马上会产生。他指向了特定的对象,比如,他找到都是年轻女子,或是身材姣好的,或是穿着某颜色衣服的。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这些女子都是比较丰满的。

      从犯罪动机上,武伯欣说,一般人作案多少会带有社会性,比如贪色、图财等,而该案纯粹地带有生物性,他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作案的次数也会减少

      性变态难以控制自身行为

      针对网上热议高承勇是不是有精神病一事,武伯欣称,性变态并非精神病,作案的时候,他不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而是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精神病是大脑神经系统和心理的整体瓦解,性变态则是大脑功能正常,他完全可以做一些调控,他的想法带动着行为实施并达到目标,直到能满足欲望为止,从开始到结尾,他的思路是清晰的。

      谈及高承勇在案发后沉稳的表现,武伯欣称,一些犯罪嫌疑人角色转变非常彻底,比如拦路抢劫,作案后会很快转变为旁观者、目击者角色,他不认为自己就是犯罪嫌疑人,再作案时也就没有负罪感。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就是这样,他的人格特点应该是粘液质的,这个性格特征就是比较沉稳,隐蔽性强,话不多,他自己从来也不提及此事,所以他家人都不知道。

      应当普及防范性变态知识

      如何发现性变态并避免受到伤害?武伯欣认为,年轻女子应该随时察觉和识别,一是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第二是在独自、比较空旷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该系列案件发生的时间都是在白天。正是因为在白天,女性会以为平安无事,但性变态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像一些公交车上的性摩擦,人再多他也不会顾及。

      武伯欣提出,尽管当下社会对女子着装越来越能容忍,但年轻女性还是应该适可而止,毕竟性心理的诱惑不是来自一个方面,它不仅有视觉,还有听觉,肉体接触,色彩、语言诱惑,有时候人说话的声音好听,也容易惹起性变态的发作。另外,这些诱惑还会让他拿自己的妻子作比较,他认为比他的妻子身材好、长相好或是讲话好,这样就来瘾了。

      律师说法

      性变态并非精神病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晓江分析,性变态杀人狂不能直接判定为精神病,我觉得性变态与精神病两者是有不同层次的定义。性变态这类行为人,多数有着一个问题,就是自我心理及自我认可的极端性。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而受主观意识和意志的支配,陷于精神障碍状态,性变态者属于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人。而精神病,简单理解就是神志不清、行为不被感官控制。故虽然性变态是一种病态,但并不意味着性变态属于精神病。若性变态的人除了在取得性满足的方式上偏离正常之外,在情感、理智、智能等方面都没有异常的表现,则不属于精神病。

      宋晓江称,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对于性变态者,如伤害到他人或他人利益时,一般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宋晓江认为,从我国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的角度,犯罪嫌疑人是可以申请精神病鉴定的。

      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

      高承勇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88年,至今已经28年。11起案件中,有部分案件已经超过了20年的追诉时效,是否可以不追究该部分案件的刑责?

      宋晓江表示,我国《刑法》第89条规定了追诉期限的计算与中断: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但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应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因此,该案是犯罪嫌疑人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要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是要追求其刑事责任的。

    (来源:京华时报http://news.jinghua.cn/guonei/20160830/f217272.shtml 201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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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赵家人”如何享受赵家法 浙江林松兰六次被精神病

    为了法院判决能执行,林松兰荒废了十多年的光阴来上诉,要求法院执行庭执行判决,可中国式的法律从来没有站到过人民这边,在这个国家百姓从来不是“赵家的人”,如何享受得了“赵家的法”。
     
    林松兰,女,汉族,1951年1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戴西村,没上过什么学。结婚后,老公跟弟弟去新疆谋发展,结果回来的只有老公,而弟弟不知去向。林松来后来也因为跟老公感情不合,过了三年后双方离婚,分割财产时,法院判决林松来分的一套房子,而执行庭却拒不执行,林松兰去找执行庭负责人,他说让等几天,林松兰就每天到法院去等,好不容易等到执行庭负责人出差回来,却告诉她需要递交一万元钱。
     
    2001年5月24日,她拿不出钱,再找该负责人商量,结果遭到了暴力殴打,林松兰脑部被打至积累了大量淤血,被打完抬出法院后拉到车上还没有放过她,又被暴打一次。
     
    这次被打激起了林松来进京告御状的想法,伤好后,她开始进京申冤,后来的生活一直穿梭于北京和乐清中间,随着时间的积累,此种常年上访的行为终于惹怒了某些领导,当然林松兰被迫害的闸门也就此慢慢打开。
     
    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公安部上访的她,被截访人员带走,24日接到乐清,然后投入乐清戒毒所关押,每天和吸毒人员关在一起,稍有不顺从,就遭到训斥打骂。这种日子熬了两个月,11月底林松兰被带离戒毒所送到杭州第七精神病院。到了该院后,医生对她做了全面检查鉴定,然后告诉她一切正常没有精神病院,但是医院医生提出,你是政府送来的能不能配合在这里少住两天,林松兰回复到,我没有精神病,怎么能住精神病院呢?医生想了一一下觉得也对,最后作出决定,不收留她。
     
    而这种能抵抗住政府压力和金钱诱惑的医院毕竟是少数,这也并不意味着林松兰逃过此劫,恰恰是劫难的开始。
     
    第二天,她就被送到了浙江台州路桥区精神病院,林松兰形容“进去就吃药,吃的身体臃肿发胖,跟人死了多日未冷冻的样子。一天要吃3次药,每次2片,也给打针,但是量比较少,而如果抗拒不吃药他们就电击,两只手连上金属,一开电打得牙齿都抖,精神病院住的地方很糟糕,有些病人拉屎尿都在房间里!特别难闻,这次关押4个月后被释放出来,出来的时候身体胖的鞋子都穿不进去”。
     
    出来在家休养4个月后,身体稍微好转,她又出发到北京去公安部登记,没想到进去登记后就不让出来了,被接待窗口直接通知乐清截访人员带走,送回去关到乐清市康宁医院。
     
    林松兰说“在这里吃药打针天天有,搞得后面脑子开始呜呜的响,我去问医生怎么回事,他们的回答是“你自己的病,我们不知道”。这次我被关押5、6个月后释放出来”。
     
    关押精神病院就像一个堤坝,一旦决堤灾难将像猛兽一样扑面而来。第二次关押后,2008年奥运会时,出于维稳的需要,林松兰又被抓住关在康宁医院,这第三次被关押6个月左右; 2009年世博会时,同样因维稳需要她又被抓,也是关押6个月左右,这第四次还是关在康宁医院;2012年1月份,在北京上访被警方抓住后,送到北京昌平区的精神病院,这第五次被关押4天;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国家信访局被警方抓走送回乐清,关在康宁医院,3月18日释放。
     
    长长短短共计关押了她六次精神病院,只因最初要求的法庭执行,发展到后来的被打赔偿。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房子虽然现在已经属于了她,可挨打的赔偿遥遥无期,青春岁月也已浪费在这不可挽回年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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