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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制不死,民难不止

    2019年中国传统农历大年初一,也就是中国最隆重的春节,《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披露出,"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批号:20180610z)艾滋病抗体阳性。"并且,据悉由于货源一直紧张,该批号产品一万二千瓶,目前绝大部分已经使用。业内人士指今次重大事故的背后,不仅是管理和技术存在缺陷,亦因政府为了战略目的而无视民众的用药安全。

    在中国大陆,已经无法计算清楚如此导致国民生命安全遭受危害的重大公共事故发生了多少次,仅仅就药品疫苗事件而言,从媒体持续不断披露结果看,自2010年山西疫苗重大事件至今近10年来就没有间断过。就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的署期,还爆出重大疫苗事件,今天事件仍然没有处理完毕,现在大年初一又爆出了上海具有央企及军方背景的大型药企产品出现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长期来持续遭受着何等严重的危害?而导致中国公民生命安全长期遭受危害正是中共权力丧失了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根本职责,而沦陷成权贵掠夺奴役民众的工具所致。中共权力集团如此枉顾公民生命安全,肆意践踏基本人权,蔑视法制,致使中国持续不断发生重大危及公民生命的公共事件。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媒体披露,一份要求暂停使用上海新兴医药一批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的国家卫健委通知曝光,显示该医药公司生产的经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被江西方面检测出艾滋病抗体呈阳性。通知还要求立即对已经使用问题批号产品的患者作出监测,配合药品监管机构做好相关处理工作。

    据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一位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刘女士透露,血液制品被验出艾滋病抗体阳性,说明原料血中已被艾滋病毒污染。她指因为生产免疫球蛋白的工序可以分解活艾滋病毒,但如果仅仅是抗体阳性,而不是制品中含有病毒,并不会导致传染,但带有艾滋病毒的原血如果加工成凝血因子等其他产品,就可能传播艾滋病。刘女士表示,虽然官方还没有公布原因,但导致这个结果,可能是生产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流程操作。她透露,因为生物制品是国家严管的垄断行业,其中国企管理的业馀和混乱,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但政府为了保护国产生物制品,一般不允许进口国外的高质量制品。

    对于在中国一再发生危及公民生命的疫苗药品事件,学者张雪忠先生对此进行过精辟的分析:"虽然这样的危机曾一再发生,高层官员也曾就此一再批示,但疫苗安全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好的保障,倒是揭露疫苗问题的记者和总编被去职,维权的受害家长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指控。在民愤特别强烈的情况下,或许会有个别的厂商受到处罚,但过不了多久,同样的危机又将因同样的原由而发生。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政府官员得不到严格的问责。"

    "一般的现代政治观念认为,保障国民的安全,是人们组建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政府的根本职责之一。这种安全保障,不只是使人们免受他人的暴力侵害,还包括保障药品、食品、交通、环境等各方面的生活安全。公正而合理的法律,则为政府履行职责提供了规范,政府既不能滥用职权去打击无辜者,也不能徇私枉法去纵容作恶者。但政府的职责都是通过公务人员(主要是政府官员)来完成的,如果国民缺乏及时和有效问责公务人员的途径,后者就不会有依法履职的持续动力,甚至还会为一己私利而成为作奸犯科者的后台,政府官员及公共机构的失职,就会成为必然而普遍的现象。为了掩盖自身的贪腐与渎职,各级官员们又一定会极力迫害那些揭露真相和伸张民权的公义人士。"

    "若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问责,就必须要有现代的政治运作机制,包括自由的媒体、竞争的政党、定期的选举和独立的司法,等等。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很少出现广泛而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危机,不是因为它们的官员和商人都是不求私利的天使,而是因为现代政治体制下的问责机制,使得依法履职和合法经营,成为最合乎官员和商人自身利益的行事方式。当然,长时间良性的制度运作,也会在全社会形成较为牢固的诚信意识,以及较为稳定的遵纪守法的行为模式,从而使得疫苗造假之类的行径成为不可思议之事。但如果国民缺乏对公务人员进行问责的有效途径,人们的生活安全在各方面都无法得到保障。并且,这样的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久,政府的腐败和治理的溃烂就越彻底。"

    由中国持续不断出现药品疫苗重大危害公民生命安全事故,以及张雪忠教授对此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到,极权专制是制造危害公民生命安全的祸根,专制不死,则必然民难不止!要想在中国根本消除疫苗药品重大事故祸害,必然开启监督权力制衡权力的政治改革,使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公共权力得到有效监管,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危及民众生命安全的重大事故循环反复。所以,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本着对公民生命安全负责的精神,立刻放开媒体监督,落实公民宪法权利,开启走向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7日

  • 人权缺失,灾难不止

    ——民生观察就中国接连发生疫苗事件的声明

    7月23日中国大陆媒体《南方周末》刊发《“百白破”疫苗之危》的报道,直指:武汉生物所40万支不合格“百白破”疫苗销往重庆和河北。而就在前几日,媒体报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厂家虽声称该产品尚未投入市场,但事实究竟如何有待查证。而在去年10月,长春长生生产的百白破联合疫苗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药品抽样检验中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且25万支百白破问题疫苗已全部流入山东,主要注射对象是6岁以下的儿童。如此接连爆出事关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的疫苗事件,揭示着中国疫苗生产及其相应监管机制存在的无视生命、丧失职责、腐败滥权、监管缺位、违法侵权等极其严重的导致人权灾难的问题,民生观察对此事态高度关注,对疫苗受害者维权坚决支持,对制造如此严重人权灾难的单位与制度强烈谴责!

    据《南方周末》披露,7月22日,烟台疾控中心在组织孩子补种百白破的公告中称, 目前国内只有武汉生物制品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生物所)一家生产,供应全国,产量严重不足,国家正在积极调度,“一旦补种百白破疫苗到货,我们立即补种。”但是,记者发现,武汉生物所生产的百白破疫苗也有问题,且不合格的数量更多。根据原国家食药监总局2017年11月的通报,除了长春长生的25万余份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外,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40万余支白百破疫苗的效价指标也不合格,“按劣药论处”。

    连日来如此严重的问题疫苗的爆出,使社会陷入高度恐慌之中。然而,只要国民稍有记性,应不会忘记早在2010记者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陈述了在山西全境那几年里,大量孩子接种疫苗之后会出现一系列异常反应,有的导致残疾,有的致死,用事实客观地揭露了当时疫苗存在的诸多问题,直陈中国疫苗监管及《疫苗条例》存在漏洞,急需加强与修订。然而,如此对疫苗问题的报警,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相反调查记者王克勤被迫离开报社,而该报总编包月阳被撤职。面对山西疫苗问题及其中共当局处理方式,王克勤曾不无痛心地预言:“山西疫苗案不了了之,山东及全国必出问题。”

    事实上,对于疫苗问题不仅现实中诸多惨剧多年来已经一再控诉着,良心记者如王克勤也调查揭露了,就是中国有关疫苗的专家与高官也是心知肚明的。如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王宇在2010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有一段讲话,他认为中国的疫苗质量是存在问题的,跟国际疫苗相比差距非常大,疫苗要进行大规模筛查,要确保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原话,东方卫视有报道,也就意味着王宇对中国国产疫苗的质量心存疑虑。

    到2013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疫苗之殇》的文章,再次直面疫苗引起的不幸情况,一度引起网络热议,然而,却遭到官方大V和环球时报等媒体的群起攻之,使疫苗问题再次被掩盖过去。直到2016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即“山东疫苗事件”,再次唤起社会对疫苗问题的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仍然因为中共当局的言论封锁,而没有使问题深入探讨下去,直到今天疫苗更为严重的造假制劣事件爆发。

    纵观世界疫苗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也曾出现过疫苗问题,但是,那些事件都是因工作疏忽或技术所限而导致,而绝没有人为造假,甚至企业有计划性地制劣,且在官方心知肚明情况下进行。如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1955年春天的疫苗事件,是当时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Cutter Laboratories)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候,因在用福尔马林灭活相应病毒时不够彻底,导致疫苗中出现活体病毒,而在安全测试中该问题未被发现。最后在接种疫苗的12万名儿童中,4万人染病,113人终生瘫痪,56人患上了麻痹型脊髓灰质炎,5名儿童最终死亡。这次事件不仅直接当事企业被重罚,对受害者给予巨额赔偿,而且导致了美国医疗界的人事地震,时任卡特实验室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被开除,美国卫生部秘书长Hobby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Sebrell引咎辞职。更为重要的是,从此美国对疫苗实行严苛立法,对疫苗监管达到严密防范,使美国疫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

    对照世界文明国家疫苗管治制度,我们会发现中国当局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疫苗重大灾难性事件前,完全无动于衷。远者不说,仅从2010年以来,就接连如此频繁地发生波及面广受害人多的重大疫苗事件,并且在媒体不断揭露,在广大受害者不断控诉与维权,而中国官僚也了解情况且承认存在问题下,假劣疫苗仍如此泛滥,从生产,到销售,到接种,完全没有任何防范、监管、保障与救济措施,使中国公民生命安全与健康屡屡遭受严重侵害,大规模系统性人权灾难持续上演。

    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疫苗灾难肆虐?从那些报道疫苗问题的媒体与记者遭遇严惩,而涉毒奶粉问题官员不仅不被追究相反还被提拔到食药监局领导岗位可以看到,中国对假劣疫苗存在制度性保护,不仅各种监管法规严重缺失,而且有限的监管也完全形同虚设。在权贵畸形经济下,权力成为假劣疫苗横行的保护伞,在疫苗巨大的利润面前,权力与金钱勾结来鲸吞民财与民命就是必然的结局。而要想挣脱中国疫苗灾难频仍的困境,根本问题还是得落实公民的监督权、选举权、言论权、集会游行权、结社权等等基本人权。只有公民这些宪法权利得到落实,公民才有维护自己生命权与健康权的力量与资源,才能打破权贵奴役掠夺的枷锁,才能将权力真正关入笼子,才能制订出真正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法律并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中共当局在中国土地上仅在疫苗方面就制造如此深重的人权灾难,是严重违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与《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中“缔约国应确保负责照料或保护儿童的结构、服务部门及设施符合主管当局规定的标准,尤其是安全、卫生、工作人员数目和资格以及有效监督方面的标准”的条款,漠视儿童生命权;违反中国政府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制定出台食品安全法,建立健全与食品、药品相关的生产许可、强制检验、市场准入、召回以及进出口检验检疫等制度,并对贯彻实施情况加强检查监督,确保严格执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与保护儿童权利的“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努力保障儿童的生存、发展和参与的权利”的承诺;中共当局打压揭露疫苗问题的媒体与记者也是严重违反《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与中共新当权者一再宣称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党就是追求人民的幸福,人民群众在什么方面感觉到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排忧解难”相背离。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

    一、立刻启动针对疫苗受害者的调查与救治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挽救疫苗受害者生命,为广大疫苗受害者恢复健康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二、对相关疫苗制假售劣的企业主及其背后保护伞追究刑事责任,赔偿一切受到疫苗伤害的个人与家庭的经济与精神损失;

    三、开启旨在落实公民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为公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提供起坚实保障。

    民生观察 2018年7月23日

  • 远不止“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

    ——民生观察就中国警方再枉法拘押医生的声明

    6月20日,中国大陆官媒《医学界》报道了贵州航天医院(当地唯一实际开展职业病尘肺病诊断的医院)负责尘肺病诊断的黄亨平医生、张晓波医生和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董有睿医生,因诊断尘肺病,被遵义市警方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带走拘押半年多,至今未释放,这引起了医学界的恐慌不安。正如上海市肺科医院尘肺病科毛翎主任所言:“对于此案,哪怕不是搞尘肺病的医生,也都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因为只有不做才不会犯错,做到最后进监狱了,谁还敢做啊。”

    黄亨平等医生被拘押之事起因是人社部门收到企业举报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医生将“非尘肺病”劳动者诊断为“尘肺病”。警方指证三位医生失职犯罪的证据是一份鉴定意见书。而据知情人士与专家认为,这份鉴定意见书是公安机关以严重不公正的方式筛分出来的,另外案子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也是由于办案机关对尘肺病诊断鉴定专业性的认识不到位、不理解不尊重医学所特有的客观情况造成的。

    根据中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的职业病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设区的市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负责职业病诊断争议的首次鉴定。当事人对设区的市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鉴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鉴定组织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职业病鉴定实行两级鉴定制,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

    因此,贵州航天医院放射科主任余雷先生说:“假如认为我们的诊断有问题,可以申请对诊断结果进行鉴定,也不能直接来抓人啊,其它医疗纠纷事件也都要先做鉴定的。”

    由黄亨平等三名医生被拘押事件来看,警方在办案中完全不顾相关专业特殊性与相关医学鉴定法规,而是根据自己办案需要选择性地组织材料,扣加罪名。因此,引起医界类似毛翎主任的“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的惊呼。

    其实“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的事实不仅仅反映在黄亨平等三名医生被枉法拘押上,今年4月中旬,中国大陆媒体纷纷报道广东医生谭秦东因撰写了一篇《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文章,而遭到内蒙警方跨省抓捕,拘押三个月的事件,就引出过医界人身安全危机的恐慌。

    据媒体报道,2017年12月19日,谭秦东当时在广州市用手机APP“美篇”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鸿茅药酒对患有高血压、血管老化、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的老人会造成伤害,指出“鸿毛药酒”通过电视广告“夸大疗效”,幕后推广公司有巨大商业利润等。今年1月10日,谭秦东被鸿茅药酒所在地的内蒙古凉城警方跨省近4000里到广州抓捕刑拘、逮捕,此后该案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直到有媒体揭露相关案情,引起舆论哗然,4月17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消息称,因案件证据不足,决定暂不起诉谭秦东,并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当晚,谭秦东的代理律师为谭办理取保候审,谭自1月10日起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到取保候审,在看守所已被拘押三个月。从系狱前后情形对照,可以看到谭医生整个人被摧残得面目全非、判若两人。以致出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惊恐地不断追问“我这样说他们不会再来抓吧?”可见恐惧何等深入骨髓?!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谭案举世瞩目之下,警方仍不断传唤谭秦东,以致谭出现精神病而住院,最后不得不公开发出就自己文章的道谦信,说“本人在写作上述文章时使用了‘毒药’作为标题,主要是想用这种‘抓眼球’的方式吸引读者,强调该药品的‘禁忌症’,希望对特殊人群起到警示作用。我承认在标题用词上考虑不周,缺乏严谨性。如果因该文对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影响,本人在此深表歉意,同时希望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谅解。”

    谭医生本着从医的严谨与对民众生命安全负责的精神,如实发出了鸿茅药酒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的警示,结果招致抓捕,被迫害致精神病,最后不得不出来公开道谦。

    比较谭秦东医生案与黄亨平医生等人案,会发现都是因利益相关企业向警方举报了医生,而警方居然违反诸多法规与执法程序而将人肆意抓捕拘押。这种接连针对医生履行医职而出现的抓捕事件,的确引起医界的恐慌,以致生出“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的惊叹。

    然而,只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在中国远不止医生这个行业危险,而是如新闻传媒、律师审计、工程运输、公益救助、环保卫生、教育文化等等,几乎所有行业职业无一是安全的,无一是有人身自由保障的。我们只要稍稍翻开当代历史,那从土改到镇反,从反右到大跃进,从四清到文革,从反自由化到八九屠杀,从镇压维权,到镇压信仰,自然明白在中国近70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行业是幸免于难的。而今天抓捕尽责履职的医生,那只是社会大抓捕中的一支,是对新黑五类之外良心尚存人士的惩戒。可见,在中国不仅是医生这个职业做不得了,而是任何职业只要你保持一份良心,想努力尽份职业道德,讲点真话,办点实事,那你就随时面临被抓捕的危险。

    中国今日何至于连医生职业无法做了呢?原因就是国家公权力已经严重腐化变质。这不仅是个公权变成了私权的问题,事实上封建专制时期皇权私有,要远比今日中国好得多。而今日中国权力只听从金钱与更高一层权力的使唤,即只为金钱与更高一级权力服务。任何一级的权力行使者,要么为能塞入自己腰包的钱办事,要么为能稳固或提升自己权力的人办事。国家原本应该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执法机构,完全变成了权贵的家奴,惟权贵之命是从。在如此情况下,我们回头再看今天警方拘押医生,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因为,那些医生,无论是谭秦东还是黄亨平等等,都以医生的职业与良心而讲了真话,触犯了作为企业表象的权贵利益集团,最终警权为着金钱与地位的需要,自然镇压到这些医生头上。所以医生要忠实于自己职业,就成为抓捕镇压的对象。而依此类推,在中国一切忠实于自己职业而不屈从于权贵的,那就都是镇压的对象或潜在对象,安全的只是暂时还没有镇压到,而早晚被镇压却是全体忠实于职业的宿命。这就是常言,在一个国家保护不了普通公民,也就保护不了国家元首。相仿,一个国家保护不了律师,也就保护不了医师,也就保护不了任何职业。因此,在中国不依从于权贵的任何职业都是没法做了的。

    面对中国没有任何职业是安全的状况,全体国人必需深刻认识到这种毫无人身自由保障的危机,努力凝聚力量,结束被权贵奴役统治的命运,切实落实公民权利,真正开启一个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新时代,唯有如此,才能使社会的各种职业得到安全保障,才能免除公民的恐惧。

    民生观察 2018年6月21日

  • 老母亲“被精神病”不止是为儿不孝

    3月28日,因为家庭矛盾纷争,陕西省咸阳市男子刘某峰将母亲刘玉栈用绳子捆绑手脚、胶带封嘴,送往200公里外的洋县一乡镇卫生院精神科,称母亲有精神病。在医院被限制人身自由50小时后,刘玉栈被女儿解救。4月18日,应刘玉栈老人和其女儿的请求,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为刘玉栈老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做出诊断,结果显示老人精神正常。(4月21日《华商报》)
    一个思维敏捷、谈吐正常的老母亲,竟然被其子五花大绑,且胶带堵嘴,强行送往200公里外的一个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反家暴法》的实施,或许让虐待、辱骂、殴打等通常的家暴行为有所收敛,难不成“被精神病”又成了其“升级换代”的“变种”?
    其实,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已证实缘于为儿不孝、且是“征地补偿款”惹的祸:老母亲名下的地被征用,80万补偿款却被儿子独占。于是,愤而提起诉讼。而老母亲被绑送精神病院,恰恰发生在开庭的前夕,其意不是很明显了么?试问,为了阻止母亲出庭,居然想出这么歹毒的主意,且在送往途中,捆脚塞嘴,甚至踩踏头部,“天理”在哪?而“摊”上这般认钱不认亲的不孝子,是不是一个母亲最大的悲哀?
    然而,老母亲“被精神病”,又岂止是为儿不孝?作为熟知其家庭纠纷的村委会,如果说先前让其子独吞补偿款是“考虑不周”,那么,眼下在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的前前后后,何以照样一声不吭?是认识上的偏差,仅将其看作是“家务事”,还是慑于其子的“淫威”?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干部,若连眼皮底下的“逆子绑母”都可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这样的村委会,是不是太过让村民寒心?
    而那家200里之外的乡镇卫生院精神科,则有“助纣为虐”之嫌:放着离家不远的专科医院不送,舍近求远,除却费用低廉,不就是想着容易蒙混过关么?事实上,还真就如其所愿,不加诊断,就把其母“坐实”成了“精神病”。什么“被其子骗了”,什么“其母患精神病的诊断证明是随手写的”,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本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却置医德于不顾,听凭其逆子摆布,又哪还有一丝医生的良知?
    让人添堵的,还有当地派出所的“不为”:应该说,其子恶行并非始自今日,早在前年9月,就将其妹打伤住院,曾受到该所“若再犯将从重处理”的警告。既有如此前科,加上其对老母亲的屡屡“大不敬”,亦历经多次调解,想来也是看在眼中,却为何一再放纵?不仅如此,在其母被绑送途中,加油站职工报警,如“泥牛入海”;其女报案,亦不置可否;即便女儿截获证据后再次报案,得到的回复仍然是需要“调查”。只是这一“调查”,从事发之初,持续到次月后的今天,也不知何因,却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而当地派出所最终给出的解释则是,“其母是被亲生儿子送去的,加上有医生证明,所以无法立案。”但此说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其子对母亲实施了捆绑、殴打等行为,铁证如山,且情节严重,已构成事实上的家暴,岂有不追究之理?何况,以“被亲生儿子送进去”为理由卸责,就更让人瞠目结舌:《反家庭暴力法》刚刚实施,不知当地派出所是没看过?还是没把这当回事?至于将没有资质的乡镇卫生院证明视为“合法有效证据”,也不知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不会仅为置身事外,对证据的获取也来个“饥不择食”吧?
    可以说,在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的过程中,村委会不问、派出所不管、卫生院照收,算得上“一路顺风”。若非当地卫生局最终指令乡镇卫生院“放人”,指不定老母亲现在还被当“精神病”看管着。而直至本月6日,当地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仍言“不知道此事”,始终不肯介入。由此可见,《反家庭暴力法》尽管已颁布实施,但要确保各地“剑出鞘”,仍然还有不短的“路”要走:譬如,相关普法宣传是否到位?各地乡镇政府、村委会及派出所准备好了么?老百姓都知道么?再如,对反家暴中出现的诸如“被精神病”等新情况、新问题是否有处置预案?对《反家庭暴力法》拒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的又该如何追责?这一切,难道不该多多反思?或者说,不该好好“补补课”么?
    (来源:华声在线http://opinion.voc.com.cn/article/201604/201604211844059303.html  201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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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伍立娟:生命不息维权不止

    这几天的天气真热,这几天一直在市政府与银行之间来回跑,走到那里都是踢皮球不作为,奔波在这样法制既不健全又极其不公平公正,行政又不作为的体质中维权谈何容易啊?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老百姓到那里去寻找公平公正?。
     
    湖北潜江市工商银行没有签字买断而下岗的伍立娟与黄行芝两人这几天一直在与政府与银行之间来回奔波,就这样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九年的奔波与牢狱之灾的心酸无法用语言表达,多次的交谈都没有法律文书的答复,唯一有效的是政府软禁与关押,银行把一切都推向政府,这就意味着银行出了钱,【政府就替银行消灾】现在中央已经把信访问题的责任划分到责任单位了,希望政府与公安不要再插手信访的事,不要只看到银行的【钱袋子】,把我们上访人无数次的【转卖>】,最奇怪现象就是中国最穷的人在养活最富有 的人。
     
    上访人就成了各部门的【摇钱树】,就这样来回巡转,信访的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偶尔给你解决一点点问题,还得求爹爹告奶奶,也不依法彻底给你解决,还要看多少白眼,跑多少路。我们去北京上访就是违法,他们非法剥夺我工作了18年的劳动权利就是政策,而我们就得无条件的接受就是好公民,不接受去维权就把你说成好吃懒做,还说上访人是刁民。伍立娟去北京维权市政府信访局还把伍立娟的生活费扣押不给,直到伍立娟回来到现在还没有给。
     
    生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看看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公安,还有银行说的话,这叫什么政策与法律的国家,这次7.22回来后,总行一直在给下面基础行压力,要做好一切维稳,防止7.22上北京的人员再次去北京维权,总行已经下发了7.22人员的名单与稳安费到各基础银行,已经兑现的有湖北武汉去北京总行维权的人,在接回时在北京就兑现了一个人一万伍千元才回来的,潜江市支行也有文件指明,伍立娟与黄行芝两人,要做好再次的稳安工作,解决起基本困难,但是伍立娟与黄行芝两人都没有拿到此费用,所以伍立娟与黄行芝准备马上再次去北京维权。
     
    湖北潜江行买断职工伍立娟
     
    2013-8-22

  • [四、调查与访谈:维权不止苦难不止—访谈被精神病者刘炳同

    刘炳同是河南省人,因“超生” 刘炳同受过处罚,因上访刘炳同被关过黑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从刘炳同的身上我们看到,维权者们往往受到不止一种人权侵害和打压,也不仅仅一时受到打压。可以说维权不止,苦难不止。

    今年五月,已残疾的刘炳同在北京上访被抓回郑州后,又被关进了郑州市一“黑监狱”内。刘炳同的遭遇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2012年7月,美国史密斯议员致信郑州市长要求释放刘炳同。7月16日,刘飞跃电话采访了已残疾的刘炳同,当时他正在郑州一“黑监狱”内。

    刘飞跃:你好,刘炳同。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关进来的?

    刘炳同:2012年5月15日,我正在北京上访,结果被郑州来的人抓住绑架回了郑州。押回郑州后,我先被拘留了十天,十天期满后又被带到郑州一马路派出所内关了三天,5月29日凌晨,我就被送到郑州南关办事处民乐里社区益民旅社106房间关押至今。

    刘飞跃:你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有受到虐待吗?

    刘炳同:我现在被南关办事处派的人分三班,每班二人轮流看守。这次关押连在一马路派出所内那次我共被打了七次。在益民旅社被打,每次都是因为我不“老实”,不配合他们。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7月12日晚上,当时我想出去透透风,还要买尿袋,结果就遭到先后来的六名看守殴打,他们还说要打死我。在派出所内被打,是因为他们说我不配合按手印。

    刘飞跃:接下来请你介绍下你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吧。

    刘炳同:我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防胡镇高林村人,1966年3月15日出生。后来我一家到郑州做生意,赚了点钱,户口就迁到了郑州市管城区布厂街113号。我在郑州一直守法经营,靠劳动养家糊口。我全家六口人,我、妻子李炳珍和四个小孩。我大女儿刘桃桃从1999年2月26日就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刘飞跃:你家的厄运好像也就起于1999年?

    刘炳同:是的,1999年2月19日我正在郑州苑陵商场旁卖皮带,另外一个推主吴仁美伙同二个儿子强抢我的货,还将李炳珍毒打了一顿。2月26日,我大女儿刘桃桃又突然失踪了,至今没找回来。事发后,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无故将犯罪嫌疑人放走,没给我们一个说法。知情人说吴仁美给了二七分局十二万。我多次就此提出上诉未果,无奈之下只好上访。

    刘飞跃:上访是条不归路,听说在这期间你多次被打、被关押。

    刘炳同:是的,2001年5月26日我被二七公安分局邹保合科长打了一顿;6月16日我和弟弟刘亮被二七分局一马路派出所长等人打伤;10月18日我被送遣送站;2002年我们夫妻二人又被打昏在派出所门口;3月8日我妻子和二个孩子被人拉到黄河边威胁要喂鱼;11月9日我在北京上访被拉回来后又在拘留所关了九天;2003年10月10日我到市政府上访,结果又被拘留关押十六天。

    因为上访我还两次被劳教,一次是2004年7月8日,我被指向市场执法人员杨某脸上吐了三下而被劳教一年半,当时我被关在郑州市齐礼阎劳教所。另一次是2007年6月14日,我因在河南省委前上访被劳教两年。

    刘飞跃:你好像就是在劳教期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刘炳同:是的,2004年6月19日,我在郑州市操场街市场的摊位被人抢,抢摊位者是二七执法局副队长的“老表”。市场执法局人员因此不公正执法,还指我向市场执法人员杨某脸上吐了三下。我先是被抓到一马路派出所,派出所说我四处告状,当时对我拳打脚踢一顿暴打,所长王新敏、民警赵小亮、胖敦都对我狠打,当时我被打得视力严重下降什么都看不清了。

    7月8日我被送进齐礼阎劳教所,因我干活慢,劳教所让吸毒人员打我,还把我吊在铁门上打。就这样我到劳教所不久便“急起不语”“     表现孤独”,大家怀疑我患了精神障碍。10月27日,我被河南省精神病院鉴定为急性应急性精神病。

    我被生病后就不能再劳教了,二七公安分局为此专门开会研究,2004年12月15日,我被送进了郑州市精神病院,监护人是二七公安分局,具体签字人员是公安局办我案的人员,医药费也是由二七公安分局出的。当时我妻子虽然也被关了,但我父母、兄弟都在,凭什么他们做监护人。

    到精神病院几个月后,我的病就好了,但医院不放我出来,说是二七公安分局不让。我妻子到医院接我出来也不被允许,他们就是怕我出去上访。在医院内,我曾被强制打针吃药,医生护士还曾威胁要电我。就这样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内,直到2006年8月23日才出院。至此,我在精神病院内关了近两年的时间,现在也没个说法。

    刘飞跃:听说你也是名计划生育的受害者。

    刘炳同:是的,在淮滨时政府指我超生,有四个小孩,不仅罚了我七、八千元的款,连我家门窗都拆了抬走,不让我们住。那时计划生育真厉害呀,我的小儿子就是躲在庄稼地里出生的。

    刘飞跃:这么多年的遭遇对家庭一定影响很大吧。

    刘炳同:对,我的大妞刘桃桃至今下落不明,公安局至今不给立案。我的另三个小孩学习成绩都不错,有的还是学校评的三好学生,但现在都失学了。一系列的关押、殴打把我弄残了,我现在不得不靠轮椅代步。我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刘飞跃:多保重。

    刘炳同:谢谢。

    201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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