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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接二连三发生无差别针对公众的血腥报复社会事件，造成惨重人员伤亡，特别是在11月11日发生在广东珠海体育中心的撞人酿35死43伤，震惊中国社会，由于这些事件中行凶者无差别杀戮更造成大面积的社会恐慌。有网友将中国今年的报复社会事件详细列出，数量多达25起，当中最少6例涉及驾车撞人，7例是持刀伤人，当中3例是针对幼童，事件的密度以及无底线烈度，显示中国社会戾气弥漫，病入膏肓。

面对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报复社会暴力事件，中国媒体噤若寒蝉，不敢有一言半语，社交媒体上网民的相关言论均遭当局快速删除屏蔽，只有警方惯例“一切以通稿为准”的一纸蓝底白字情况通报，事件的真相、伤亡人数是否属实等等，公众完全无从得知，使社会根本无法追根溯源，反思吸取教训。

报复社会暴力事件频发极大地动摇了中共的社会管治能力，党魁习近平批示称必须要从“源头防控”，随后当局定调为“三失一偏”人群为严控目标群体，在全国进行排查维稳。所谓“三失一偏”，即当局认为涉及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性格偏执的四类人员是进行报复社会行为的高风险人群。

当下中国经济萎靡不振，民众不但收入急剧减少，更严重的是，经济萧条下企业不是倒闭就是大幅裁员，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是官方也被迫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在9月25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称“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作为底线，显示目前民众的高失业率已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除了经济问题外，成为中共社会治理的不稳定因素还有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环境等民生问题，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渎职侵权政府失信等政治问题，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歧视等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中国民众的被剥夺感日深，对未来完全看不到希望，缺乏救济渠道、无力改变自身困境下，一部分人在被推向社会边缘且觉得没办法让人听取自己声音下，萌生极端的反社会心理，把问题归咎于社会，铤而走险制造极端事件拿社会泄愤让社会陪葬就成为其选项。

所以说到底，中国的血腥报复社会事件是中共社会治理失败的结果，是极权主义这种完全以榨取民众为特征的极端不公体制必然出现的危机，根源在于政治，而不在于什么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性格偏执“高风险”人群。

中共当然回避且绝对不会承认恶在于己，而以一贯的高压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各级维稳机构目前实行对“三失一偏”人群的严控手段，包括盘查目标人群的家庭现状、经济、就业情况、心理状态、思想动态，展开“专项教育”，督促“遵纪守法”，筑起思想“防火墙”等诸多手段，都以基层压制运动式排查而不是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为目标，当然不可能有效果，与之相反的是，这些专制政权特有的维稳手段更多的是激发矛盾触发逆反心理，更可能加剧了人群的反社会情绪，从而制造极端事件向社会“复仇”。

固然报复社会事件是极权主义制造的恶果，但这种向社会“复仇”归根到底是弱者对强权怯懦而挥刀向更弱者的反社会反人类行为。事实上在专制制度下整个社会都是强权的牺牲品，中国人活得无比劳累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生存焦虑、经济焦虑、政治焦虑、安全焦虑、信仰焦虑等犹如重重大山层层积压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头上。严酷专制社会下多重压力积累，很容易导致人的行为偏激，从而产生社会的戾气，戾气弥漫的社会同样很容易导致人以极端暴力方式宣泄个人不满，这种戾气极具传染性，最后很容易出现社会的整体全面溃败。

接二连三的无差别血腥报复社会事件是社会的整体全面溃败的先兆。同样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整体全面溃败的信号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网络流行有关“张献忠”的梗。张献忠是明末民变首领，在统治末期对四川民众进行了疯狂屠杀，现在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有关“张献忠”的梗，指代那些对社会不满，进行无差别攻击的人，“张献忠”被逐渐符号化，报复社会事件被称为“献忠”事件。“张献忠”梗的流行，显示社会戾气弥漫下，一部分绝望的人的心态倾向于既然这个社会已无可指望，不如砸了再说，出一口恶气。

因而接连发生的无差别报复社会血案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极权主义体制造成的社会个体走投无路与社会整体日益暴戾的综合效应，总根源仍在中共这头丑恶怪物身上。中共的统治体系一天不崩塌，中国社会的衰败不可避免，中国民众的苦难不可止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潜在的受害者。

2月4日，美职联足球队迈阿密国际与香港联赛选手队在香港大球场进行了一场表演赛，由于迈阿密国际队的世界著名球星梅西缺阵，引发成为一场令世界目瞪口呆的闹剧，让全球看到了香港的全面崩坏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疯狂。

自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后，中共曾向世界承诺的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完全荡然无存，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会这些过去赖以成功的基础纷纷土崩瓦解，人权状况急剧下滑，营商环境持续恶化，从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完全沦落为无足轻重黯淡无光的国际金融遗址。

中共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决定了香港的全面崩坏状况。对中共来说，曾经对世界承诺的所谓“一国两制”不过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摆脱内政外交困境的产物，为了利用香港的资金、资源与西方的技术，而做出的权宜之计。中共从一开始对香港的态度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说香港从来只是中共的利用对象，而绝不会是为了什么香港的繁荣与香港人的幸福。

在中共的极权主义崛起成为自由世界威胁的当下，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踌躇满志作出“东升西降”论的现在，香港曾有的作用与地位在中共的战略布局里已大为降低，而随着在2014、2019年香港持续的两场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兴起，香港的自由社会对中共统治的威胁已超过其对中共经济贡献，为了防止香港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形成效仿效应，进而威胁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中共悍然在香港全面出击，以国安法为手段，让香港从曾经的万马奔腾变成现在的鸦雀无声。

中共对香港的强力控制对香港声誉和国际商业形象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害，这座昔日享有自治、开放的国际都会正逐渐转为“中国城市”。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外资持续外流，累积流出港股已高达1.05万亿港币，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而根据香港入境处统计，过去三年从香港离开却没有返回的人数高达53万，严重的是，离开的人很大比例是学历高、有专业技术的香港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在英国统治下经历一百多年港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才绽放出来的东方之珠，在中共统治下仅仅20多年就衰落如此，极权主义的危害可见一斑。

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笼罩香港让其经济日渐衰退，俯首听命为虎作伥的香港各级大小奴才官僚挖空心思以“说好香港故事”为名，大张旗鼓做政治宣传宣扬太平香港是“亚洲盛事之都”，粉饰香港“由乱到治”，不断推出“你好，香港！”、“开心香港”、“夜缤纷”及“盛事经济”的表面文章以图增强香港的吸引力，却依然门庭院冷落，一个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的石屎森林完全丧失了曾经的魅力。

在此背景下，香港奴才官僚把世界球王梅西之行视为摆脱困境的绝佳机会，迫不及待地高度政治化这场普通的商业活动。在迈阿密国际队比赛前一天的2月3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发表社论《放大梅西效应壮大盛事经济》，宣称“特区政府要和各界一起，共同放大梅西效应……为香港带来更多国际关注和美誉，更加稳固香港国际盛世之都的地位”，充分显示了极权主义政体企图用定型化、程序化的“重大盛事”包装其陈腐统治的政治意图。

然而，由于赛事承办商并未与梅西签订合同，梅西因而缺阵后，引起了不明真相一心一意为球王而来的球迷的不满，同时梅西于球队赛后颁奖仪式时，绕过了香港傀儡特首李家超等港府官员的握手队伍，使急于政治化赛事脸上贴金夸耀管治成果的官僚的意图落空。已然烂到透顶成为极权看家走狗的香港官僚阶层在舆论压力下，转嫁矛盾把商业活动上纲上线操作为“辱华事件”，指责梅西不尊重香港、不尊重中国，煽动民族情绪，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以极其愚蠢的操作在公众面前上演了一场闹剧，显示了一个曾经开放、自由的香港今天之全面崩坏。

梅西事件被推波助澜炒作为“辱华事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投靠中共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香港权贵的横行无耻。操作梅西之行为“香港盛事经济”粉饰太平的主要操盘手是香港足总主席霍启山，是香港红色权贵霍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其爷爷霍英东于朝鲜战争时向中共走私军火而发家，与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霍启山其弟弟、霍氏家族第三代的霍启刚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霍氏家族已把培养、操作霍启刚成为未来香港特首视为首要目标。

霍氏家族一直通过体育而进入香港政坛，梅西香港之行是霍氏家族“壮大盛事经济”为霍启刚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工具手段。在梅西抵达香港之前，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突然冒出无数吹鼓手，肉麻地吹拉弹唱霍启刚的“政治情怀”、“家教”、“朴素”，操作舆论为霍启刚争取政治筹码。在梅西缺阵把事情办砸了后，恼羞成怒的霍启刚为转嫁矛盾，先后在Facebook和微博发表长文批评梅西和迈阿密国际，“不能就此事作罢”，煽动民众煽动舆论裹挟民意，成为针对梅西个人网暴的最主要推手。

在官僚与权贵的双重加持下，一个只不过是买票入场观众与表演赛主办方的消费权益之争的商业活动急剧上升至“辱华”政治事件，《人民日报》旗下的民族主义标杆《环球时报》更上纲上线为“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还以“梅西老板和中情局有关”为题，声称“梅西个人故意得罪香港观众和中国人的可能性不大，执行老板旨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取消阿根廷足球队3月份在中国的足球比赛，疯狂的中国民族主义向全世界展现了其丑陋不堪的面目。

梅西事件向公众展现了真实的香港与真实的中国。极权主义政治摧毁了真正的社会公共生活，其僵化堕落的体系必然把公共领域沦为闹剧或滑稽戏。梅西事件正是这样一出在极权主义中国、极权主义香港上演的不折不扣的滑稽戏。

笑果文化公司旗下的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在演出中，因笑称野狗“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被上纲上线指“侮辱”人民解放军，遭无限期停止演出并被警方立案调查带走，笑果文化公司也遭到当局1335万的天价罚款，暂停线下演出。

李昊石“辱军”事件使中国的脱口秀行业遭到沉重打击。在官方宣布处罚后的几小时里，上海、北京、深圳，以及山东省组织脱口秀表演的机构都取消了演出。甚至有舆论称““这种脱口秀直接封杀吧，一堆没文化没道德没思想的人表演，社会的退步。”

“脱口秀”是从英语词组TalkShow(口才展示)中音意同译的精彩典范，“脱口秀”形容人的口才很好，说出的话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谈吐不俗，博得众人的喝彩，是西方常见的电视节目。在中国对疫情控制的三年时间里，民众的出行娱乐受到严厉控制，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放松解压、获得情绪释放出口的社交新方式，脱口秀不仅仅是娱乐节目，更成为疫情期公众讨论热点社会问题和表达态度的舞台因而受到民众欢迎，脱口秀表演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蓬勃发展。数据显示，2020-2022年，脱口秀行业票仓从2000万的体量扩大至4.8亿，翻了超20倍。抖音上“脱口秀”话题播放超346亿，快手“脱口秀”话题播放超31亿，微博“脱口秀大会”阅读量超105亿。

脱口秀虽然在中国迅速走红，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和审查，使其在表达题材方面受到相当大限制，用行业内人士的说法是：“这个行业需要用80％的精力创作内容，再花500％的时间精力去应付审查，是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对人的青春也是一种空耗——完全没有趣味也没有价值可言。”

即使如此，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如果脱口秀想的只是如何讨好时代，不可能有吐槽的能力。中国的脱口秀表演带着镣铐跳舞，仍然在尽可能在夹缝中试探着“红线”，结合社会议题针砭时政嬉笑怒骂，特别是中国政府在疫情期的荒谬防控给民众造成的各种磨难成为很多脱口秀的段子。

2022年“白纸运动”发生后，笑果的脱口秀演员孟川在微博写下：“希望我的软肋能成为南传孩子们那样的硬骨头。”其后孟川的微博被“禁言”。另一名脱口秀演员池子，在今年2月北美巡演中公开讽刺中国的防疫政策以及审查制度而遭到中国官方的封杀。今年2月初，李昊石曾到美国洛杉矶演出，座无虚席，有脱口秀爱好者专程从美国中部坐飞机到洛杉矶观看演出，而其花大钱看演出的原因是觉得中国脱口秀限制越来越多，不知道下次能见到这些演员是何时，“等李昊石回国搞不好脱口秀都没了”，结果一语成谶。

对中国政府来说，脱口秀的紧密关注社会议题已成为对中共控制社会的挑战，官方借李昊石事件对脱口秀行业进行整顿势在必行。官媒“浙江宣传”发文表示：“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我们深深理解脱口秀事业发展的不易，但也绝不容许打着艺术创作的幌子践踏底线、红线，以有意为之的‘笑柄’在公序良俗和法律边缘疯狂试探。脱口秀看似门槛很低，实则很高，因为幽默是一门很有难度的艺术。只有心怀敬畏之心、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让脱口秀真正回归艺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脱口秀之所以不为官方所容，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和讽刺、幽默、恶搞、政治笑话一样，成为新的解构极权主义的利器。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以谎言和暴力进行统治。极权主义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全面颠覆与摧毁，调动起人性恶的一面，鼓励诬告、掠夺、欺骗、背叛，摧残道德良心，压抑和泯灭人性中的美好，民众的生活被封闭，被主宰，被监视，尊严被践踏。正如鲁迅所言“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被统治的臣民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压抑、焦虑、愤怒不断累积而无处宣泄，所以在极权主义下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是冷嘲、讽刺、幽默、政治笑话盛行，在不自由的社会，私下里幽上一默间接表达不满给人带来些许解脱和自由感。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对这个荒谬体制的嘲讽成为民间反抗的普遍形式之一。在前苏联，政治笑话广为流传，共产党的高压专制，并没有那扼杀掉民众的幽默感，简直是全民吐槽，折射出苏联真实、冷酷、无情、让人窒息的社会现实。而中国的政治笑话也不相伯仲，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的残酷社会现实，更让习近平的诸多外号如“包子”、“宽衣帝”、“加速师”风行一时，坊间关于他的笑话络绎不绝。如一个流传的讽刺习近平头衔的笑话是：

习近平要去偏僻农村调研，下面领导先去预先布置，对要给习主席安排访问的农家两老夫妻说：你们很光荣，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国国家军委主席、中央重大决策决定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非常时期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军事国防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经济领导小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长、全国人大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央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资深体育爱好者、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核心、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要探望你们。两老听了战战兢兢地说：这么多中央领导光临好是好，但我们房子这么小，如何欢迎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的凳子啊。

在极权主义风声鹤唳的政治高压下，脱口秀同样成为民间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亚文化，通过隐性的符号拼贴，以吐槽和自嘲的方式解构日常生活，用夸张的手法进行描述或者讽刺，表达边缘文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间离和解构。

刘晓波深刻地指出过这种解构与反对运动的逻辑关系：“真话政治是少数良知人士不畏强暴的公开挑战，为民间标示出严酷环境下的高贵人性。没有真话政治，便没有民间道义勇气的公开表达。玩笑政治是沉默大多数的私下挖墙角，让民间以柔性的方式表达不满。没有笑话政治，真话政治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社会土壤。如果说，公开的真话政治是把后极权的非人性暴露于大庭广众，也把坚守人性尊严提升到不畏强暴的高度，对唤起民间觉醒和国际关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私下流行于民间的笑话政治，就表征着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未泯，也凸现出后极权制度的根基在民意中的腐烂。而根基腐烂的制度，或迟或早，注定要发生雪崩式坍塌。”

独裁者可以抵挡批评、仇恨、斥责，但是面对奚落、嘲笑，“皇帝的新装”成为极权主义的梦魇。反人性、反人类、反文明的极权主义在美学上是审丑的，必然成为人民吐槽的对象，这不会因为其抵制、扼杀脱口秀等亚文化解构而得到缓解，借用艾略特的名句“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的表述就是：

极权主义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就是嘘的一声。

民生观察 2023年5月26日

为庆祝香港主权转移中国25周年，中共喉舌央视找来一批香港的天王巨星包括刘德华、周星驰、张学友、谢霆锋等拍宣传片。张学友在“贺片”中只表示，“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我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

张学友的发言播出后遭到小粉红狂批，攻击他“不爱国”，理由是不仅没提到“祖国”和“回归”二词,还以“香港加油”做结尾，“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是对香港25年来的变化有所不满。鉴于批评声浪快速上升，央视官网不久便将张学友这段访谈删除。

张学友因为“跪得姿势不够标准被网暴”，这就是所谓香港“回归”、“平暴治乱”后香港社会急速大陆化的现实。1997年前的香港，是亚洲最自由最繁荣的城市，它的开放，包容，中西文化交萃，使香港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

然而，主权转移仅仅25年，香港就只能在中共专制铁拳的牢笼里呻吟挣扎，甚至连无奈与悲哀的叹息都不能发出，万籁俱寂，只能攀比跪的姿势够不够标准，歌颂不够卖力，就会被扣上各种帽子。一开始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不能说，现在是香港加油不能说，以后必然是和中国大陆一样，各种敏感字满天飞。曾经的华人世界守护希望烛光的自由火炬在中共的侵蚀下不但已被熄灭，还要被这地球上最黑的染缸污染未泯的良知。香港，这颗曾经的东方之珠，自由之魂已荡然无存，还有什么值得人缅怀的呢？

苹果日报被禁，立场新闻被封，人权新闻奖被停办，资深传媒人被封嘴，大学教授被解职，支联会被解散，民主活动家被入狱，国殇之柱被拆除，图书馆被查禁书，博物馆被移除展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被关闭，教科书被删改，集会被拘捕，结社被针对，选举被废除，司法独立被干涉……林林总总，中共恣意妄为地在香港制造白色恐怖。

香港的沦陷是必然的。对中共来说，所谓的一国两制，所谓的50年不变，只不过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摆脱内政外交困境的产物，为了利用香港的资金、资源与西方的技术，而做出的权宜之计。中共从一开始对香港的态度就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说香港从来只是中共的利用对象，而绝不会是为了什么香港的繁荣与香港人的幸福。

所以，在中共的极权主义崛起的今天，在习近平踌躇满志作出“东升西降”论的今天，香港的地位在中共的视野里已大为降低，而香港近年来日益高涨的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已成为中共统治的主要威胁，为了防止香港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形成效仿效应，中共悍然在香港制定国安法，实施高压统治，破坏香港的自由、开放、多元文化，扼杀香港的公民社会传统，最终把这颗美丽的东方之珠糟蹋得面目全非。

香港的命运，凸显了中共极权主义的政治恐怖和僵化意识形态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导致社会结构的退化和停滞。2019年10月份访问香港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克鲁兹回国后在达拉斯晨报发表文章写道：“纵观历史，各种肤色和信仰的人民，都在寻求逃离共产主义的魔爪。独裁暴君们对此是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建柏林墙，不是拒民于外，而是锁民于内。柏林墙存在期间，东德的苏联共产政权囚禁和杀害了成千上万渴望自由的人民。……布满涂鸦的混凝土高墙在东德被推倒了，不过，各种现代的柏林墙依然还在。暴君们还在全世界压迫数十亿人民，特别是在中国。中共继续侵蚀香港的自治权，摧毁那里的民主惯例。争取自由的事业从来没有如此的伟大。今天的香港就是新柏林。”

红色恐怖确实可以短暂维持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可以让香港从万马奔腾变成鸦雀无声，然而，墙可以越筑越高，但是大地与天空还在。正如禁锢人民自由的柏林墙最终被人民追求自由的怒火所推倒一样，彻底失去政治合法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或者活得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忍耐，但它必然、最终定会在香港、中国大陆人民对更为美好、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活着的坚定追求与奋斗中轰然倒塌。

民生观察 2022年7月6日

2022年6月22日和24日，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官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山东临沂被“不公开审理”。这是他们两人在2013年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受到牢狱之灾后，又一次被捕受审。当局尽最大可能封锁有关许志永与丁家喜案的信息，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都发表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许丁二人。

许志永和丁家喜是因为在2019年12月7到8号参与到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次私人聚会而受难。这次在厦门的公民群体线下见面交流，许志永称之为是“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但在中共大幅度收紧社会空间的现实下，当局指定所谓专案组迅速在各地展开抓捕行动，许志永和丁家喜因此被捕。

厦门聚会在当前中国压抑沉闷的政治氛围下，无疑足以引起当局忌讳和警觉。近几年来，中国极权主义调门迅速升温，力图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自觉地自外并且抗衡世界民主共同体。

在中共眼里，应对人民挑战一党专政统治，就必须重新构建政权与社会个体的直接控制方式，才能防患于未然保证其政权安全。在极权体系对人力、财力的无限制支配能力下，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对国民监控网络，通过精细严密、无孔不入的数字极权，使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极权政体，通过对国民资讯的侵入性搜集，通过大数据汇总分析，这个体系具备迅速的事件发现和反应能力，从而及时打击民间的对抗体制活动。

2020年7月，美国参院出台了一份报告，题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字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该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花大力气，创造数字威权管理模式，来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信息控制，以此持续强化境内的威权统治模式，并向数字极权主义过渡。

中共的监控网络对其掌握、跟踪、抓捕包括许志永和丁家喜在内的厦门聚会参与者起到重要作用，显示了当局倾尽资源打造起来的以数字极权作支撑的对社会控制体系的恐怖性。根据参与厦门聚会被抓捕者的透露，聚会点已经被当局事前布控了，安装了摄像头和录音器，掌握了发言顺序、座位排序等。但对民间很多人来说，还是忽视了现有的数字极权下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和因此民间风险的增加，如在厦门聚会中尽管组织者再三强调安全性问题，但还是有参与者无视警告在现场玩手机。

而即使在现场的安全性受到了重视，但官方的数字极权仍然在AI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支撑下可以做出快速定位追踪目标，如对地铁、巴士、飞机等交通枢纽的视频监控，对外来车牌的监测，对街头、商场等公共空间的摄像自动人脸识别等，用大数据模式挖掘、收集、分析、排查社会抗争积极分子、人权活动人士等“高危人士”并以预警、跟踪、控制。可以说，《1984》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在中国确确实实成为现实，无所逃监控之下。

中国数字极权主义这种全新形态的社会控制的崛起，无疑使中国的社会运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和挑战。几乎所有在社交媒体兴起时使公民得予进行身份识别、交往、行动的经验和方法都迅速在高风险下被淘汰，如何在数字极权主义下探索出新的公民组织、动员、抗争方式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首要课题。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28日

近日，河南多名银行储户和停工楼盘业主维权，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被官方强制变红，导致他们行动困难，抗议活动也被迫取消，此事在网络引爆舆论，民众纷纷认为过去两年被用来防范疫情的健康码已经变成了当局的“维稳”工具，官方正在把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

新冠疫情爆发后，为了掌握民众在疫情期间的踪迹，中共采用“健康码”制度，监控“所有人”行踪，所有人须透过微信、支付宝等App，由系统根据14天内足迹，发给“绿、黄、红”等级的“健康码”。民众出入公共场所、运输工具，必须有“绿码”才能通行，红码不能乘坐公共交通，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合。被赋予黄红码者，必须经过筛检等符合条件后才能解除。现在应用于健康的红码被用于防疫之外的事，使其失去了信用，此事引起了民众严重关注。

事实上应用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被官方滥用于社会维稳，并不是在此河南维权储户健康码事件才第一次暴露出来。去年11月6日维权律师谢阳在推特及微信朋友圈发文表示，为阻止他去上海探视张展的母亲，5日长沙市公安局派两位警察到家中劝阻未果，6日就在他的健康码上做文章。长沙属于低风险地区，近期都没有确诊者，谢阳之前的健康码一直是绿码，在上飞机前突然变红了，很明显是当局的政治操弄。在谢阳取消去上海探望张展的母亲后，他的健康码又变绿了，而且要求其接种疫苗的通知也没了。当局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他去上海，阻止其目的达成了，红码就解除了。

无独有偶，去年11月8日，维权律师包龙军在前往苏州办事后欲乘车回到北京家中，在进站乘车时被要求出示绿码，其健康码被设置不准回京，且绿码变成黄码。中国经营报记者程维持绿码在杭州采访，被杭州市将绿码改成黄色，目前正被当地防疫人员强制隔离，关在昊丽酒店。福建省福州上访多年的林应强在去年11月的一场党内领导人会议召开前，他被警察从火车上带走，健康码变成黄色，要求他返回福州接受隔离，尽管他从未接近任何确诊病例。

由此可见健康码在河南维权储户事件前就已被官方充当限制异见人士出行的工具，沦为中共的打手。正如网民zhongsuxiaohua所感叹的，很多人都在感叹“万万没想到红码会被这么用”，是天真是外宾还是不记打呢？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如此完善和全面的管人系统，不这么用还能怎么用啊？

中共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对社会、对人民的控制上，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控制社会、控制人民，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监控网络系统。这套监控网络系统以大数据、云计算、人脸识别、行为识别、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核心，对舆论控制、信息封锁、社交出行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把中国的极权主义快速进化到数字极权主义，从而对社会实施无缝隙的监管和控制，以无限的权力来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

健康码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技术控制社会的应用，通过健康码，中共体制搜集获得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出行数据，并成为所有国民大数据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用疫情为借口通过健康码对人民进行了一场大型的服从性训练，通过恐吓与剥夺训练之后让人民无条件接受“不惜一切代价”，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思维方式，服从于极权主义体制对人性的剥夺。

既然健康码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控制社会的工具，既然极权主义的权力从来不受制约，那么健康码被用于社会维稳不就是必然的吗，凭什么健康码就成为极权主义各种控制社会工具的例外？

所以，健康码是不是被官方滥用于社会维稳不是关键，健康码才是关键，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本来就不应该出现什么健康码，任何权力都无权以任何手段获得公民的出行数据，任何权力都无权限制公民出入公共场所、运输工具。

而当一个社会的国民习惯于没有普遍的公民权利时，就是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了。所以，与其惊侘于健康码成为良民证，不如惊侘于为什么会有健康码，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国家从来只是成为肉猪而不是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