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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3年10月31日消息】近日，湖北异见人士高飞被中共广东当局用软暴力四处驱赶，堵截谋生之路，高飞特发表声明，希望大家关注他的最新维权动态。

近日，高飞来到广东梅州五华县横陂镇联长村某铝艺厂打工谋生，但却遭到五华县维稳部门及相关人员的驱赶，并威胁其雇主，如不赶走高飞，就要对工厂断水断电查消防各种找麻烦，无奈之下高飞只好离职，自此广东当局堵截了高飞的谋生之路。

2023年10月29日，高飞在网上公开发表声明，称梅州五华县相关维稳部门驱民如驱狗，自己作为谋生人誓死要讨一个公道。

高飞在声明中说：“2023年10月19日，掉到佛山一个大型工厂招工套路(招工工资实际差距太大，离职率太高，很多应聘的同行都说掉坑里了，过去开销花了近一千)回到东莞住处(租的房》，处于再次待业状态，在网上寻到梅州五华某铝艺的招工信息，因为专业更对口，有信心胜任，跟老板沟通后于21日乘车来到工作单位，老板简单了解过后，很大气的租了一个条件很好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供住宿，我跟老板说有些浪费，老板说这不算啥。

后面两三天熟悉工作环境，逐步正式工作，我和老板几天了解下来都有长期意向，甚至预期明年，一切平淡而顺利。

不曾想，还没满三天，那天下午下班了，老板也回去了，有两个自称是公安局的人到车间，问正对面的店跟工厂是不是一家的，我说是，他们说要找老板查一下监控，我告诉他们老板下班了，你直接给他们电话，他们转身走了。”

高飞继续说：“第二天上年，老板过来跟我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他说看我说话做事都实在本分的，也不像是做了什么事。又说：有公安局找到他说是要查监控，后又突然冒说要我赶你，不要在这里做。老板回不可思议，高飞又没做错事，我没有理由赶他，他们却说，一定要赶我走，要不然到时候政府的人上门，就不是这么好说话，会把行李直接扔出去。我告诉老板，我没什么事，他们大可直接来找我，犯法了就直接来抓我，没道理这样逼你，如果再找你，你叫他们直接找我，老板认为是这个理。

我第一次有这种遭遇，什么理由都没有，就要赶我走，还是政府干出来的，不可理喻，不可思议，今年合适的工作太难找，大部分时间都在失业状态，如今临近年关，好不容易找份工作，最起码做到年底吧。老板也认为我没什么事，这挺挺应该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是完全低估了有关部门的下作无耻，在后面的几天，他们从来没联系过我，从来没找过我，连续几天不断骚扰威胁我老板。他们铁了心的要赶我走，又没个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程序。甚至哪个部门哪些人，我们都不知道，老板问了他们从来不说，骚扰威胁老板的手机也不固定，(也或者是老板被威胁受到压力不敢说)。”

高飞称：“我遭这莫名的政府公权力像赶流浪狗一样的驱赶，而且拿我老板当枪使，但我老板是个好人，虽受我牵连，一直顶着压力，却没有要赶我走。我遭受这样的屈辱，当然要讨个说法公道，要等他们自已上门赶我走，现出原形。

但他们的邪恶再次突破底线，正是这次，老板再也顶不住。27号，老板说他们找派出所找村干部到家里去了，说再不赶我走，就要给工厂停永停电查消防各种找麻烦，要厂开不下去，这是维稳任务，上面要求的必须要赶走。老板的爸爸也是被恐吓到跟老板大吵一架，说招的什么人，不要搞成了窝藏罪犯。我究竟是犯了什么罪，要遭这无法无天无形的公权力这样压迫，，我老板又何其无辜要遭受这遭不住的刁难。

老板对我表示歉意，确实没办法，没办法留我继续工作，不要找政府，民不与官斗，斗不过，工资损失该多少都赔给我，我告诉老板，是这些个公权力太邪恶，他们要搞我，你受牵连，也有损失，要补偿赔偿也是要这群顶着公权力毫无底线的王八蛋来赔。”

高飞表示：“既然是所谓[维稳的]，那是地方政法委的权力范围。27日上午，我两次拨通了五华县政法委办公室的电话，接线员告诉我，她跟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报了我的名字后，知道是怎么回事，会派人跟我沟通交涉。

等到中午依旧无人联系，下午乘车到县委，找到政法委办公室后，几个办公人员却说自己才知道我的事情，我不论他们是真是假，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全国各地都像他们这样，在这样的中国，我岂有活路，没有任何左右，没有任何活路，把人往死里逼，就要想好要付出代价。

我现在只能先离职，带着所有行李临时租住宾馆。那藏头藏尾的下三赖手段，无理可讲，无法可诉，这样特色的公权力，我也只能找主要责任单位的政法委要个最低的公道：首先向我老板道歉，并赔偿给他造成的损失，次而赔偿我所有的损失。”

声明最后，高飞表示，“我只是想不要像狗一样的活下来，如果这最基本的两条都达不到，一定要驱民如驱狗，那我只能学学当年的杨佳先生，你不给我一个公道，我就给你一个结果。阐述此间经历，只为留作众人凭。”

常玮平，陕西公益律师，他曾代理多起公益诉讼，包括艾滋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等。因为代理所谓敏感案件，曾遭遇被停业、律所被注销、被吊销律师执照。于2020年10月22日，常玮平律师被陕西宝鸡市公安无手续带走，再次被指定监视居住(秘密关押)。在被带走前，他曾发布视频称之前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酷刑。目前其委托律师会见、取保候审等申请都被陕西当局拒绝。

我是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也是他的高中同学，认识很久了，我对他非常了解。

我们一起就读于陕西省凤翔中学，算是本县最好的高中。当时整个宝鸡市只有四所省级重点高中，其中有三个在宝鸡市区，我们是县区唯一一个省重点中学。我们高中组建了一个重点班，招收的都是初中阶段竞赛获奖的学生，也算是笼络了本县及临县的大部分尖子生。他拿了化学竞赛全国一等奖，我拿了英语竞赛市级三等奖，差远了。后来他说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第一名，有一次考试，全部九门课程，他拿了九个单科第一，导致校长发奖的时候，他跑上去九次，还挺不好意思。他不仅被我们学校提前录取，他还被当时西安最好的高中西安中学提前录取，但是他和他爸去西安转了一趟之后还是选择了我们学校，长安米贵，久居不易。

他属于很聪明的那种学生，天天打篮球，看课外书，看着也没有很努力的学习，但是在聚集了全县骄子的我们班，他的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十名。以至于他高中时候追我我觉得他是闲的没事干。大学他学的是化学，但是他经常给我讲的是时政、经济和股票，看着更像个文科生。当时《经济观察报》和《南方周末》是他每周必买的报纸。

大学毕业后，我去北京读研究生，他先是去海南海马汽车工作，后来又去了北京，在招商证券工作。他来北京后我们就结婚了。法律算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当时凡是在清华北大举行的法学名家的讲座，他大体都不会缺席，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他的法学精神世界。我以为他参加司法考试就是去看看自己水平怎么样，没想到他还考过了。2011年的圣诞节在北师大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他问我，你觉得今年最重要的五件事是什么，我想了想，说了几个。他又说，那就说最重要的十件事吧，我实在想不到了，连给师姐搬家都算上凑了十件事。他笑着对我说，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通过了司法考试。

后来他还真的以法律为生了。我一直很惊奇，刚通过司法考试，实习期的时候他就能去出庭，过往的教育经历中没教过这个啊。他说很多事情是天赋，他就是适合做律师。回陕西之后，他就不拿律所的工资了，自己独立接案子了。一开始没有案源也很苦恼，我清楚的记得他的第一个案子在陕西洋县，律师费才两千块钱，他总共跑了三四次，当时我们住在西安，这个钱也就刚刚够车费，但他还是很兴奋。第二个案子在厦门，律师费一万元，他也跑了三四次，大体也就够车费。但后来当事人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被释放了的时候，他很开心。

他对公益案件也一直很感兴趣。他起诉过金龙鱼，因为它标示的：“转基因大豆”几个字不够大，不利于消费者发现。起诉过陕西咸阳机场公安，因为对方开具一个临时身份证明收费40元，他认为那张纸不值40元，并且，火车站也开临时身份证明，但不要钱，难道机场就要比火车站高贵一些吗？后来经他起诉后，这个收费取消了。他还起诉过滴滴，诸如此类事做了很多。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成了一些人眼里的另类。

后来，他还代理了一些反性别歧视及LGBT群体的案子，他是一个包容的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闪耀点，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友爱的。有一年过年，他拿着单反相机，去给村子里的每一位老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还给每人一张冲洗了出来，送给他们。他不会嫌弃他们衣衫不够体面，面容不够干净，他觉得村子里的老人也需要关心，因为现在出去打工的人多，他们的儿女过年可能就没有回来，一张自己的照片，是可以让他们感到被人关心尊重的礼物。

总体来讲，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政治观点也很温和，虽然在办案过程中遇到过种种问题，但是他还是肯定现行体制有其优越之处，比如，因为土地公有，所以征地的阻力就会小很多，才可以如此快速的建立全国的高铁网络。

因为代理过一些信仰、拆迁等敏感案件，他一直有被国保定期叫去喝茶的烦恼。其实我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江青都有律师辩护，这些案件也需要律师的介入。并且在办案过程他没有因为哪起案件违规办理被司法机关训诫等。但是2018年。陕西省司法厅以他未将律师费打到所在事务所账户上处罚了他。事实是当时的立刚所开不出来发票，他无法正常收费，而且，立刚所在注销前还欠着他几万块的律师费不给，直到现在这笔账也没人管。他本不服气，但找他喝茶的领导希望他能接受这个处罚，不然事情不好办。他也就忍气吞声妥协了。谁知，这才只是噩梦的开始，陕西省司法厅一位叫党健的领导公然声称和常玮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必须分出你死我活，他亲自坐镇注销了立刚所，砸了常玮平的饭碗。其后，常玮平在全国上下找了十几家律所，但是每到签约的时候，该所主任就会被谈话。到现在，因为悬空六个月，他的律师证已经被注销了。

2020年1月12日-2020年1月23日，他被宝鸡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此期间受到严酷的酷刑。但是在他取保候审的那天，宝鸡警方的领导跟他说，让他好好配合，律师证的事他们去和陕西省司法厅去谈。他当时非常高兴的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律师证有希望了。

现在想想是多么辛酸，一个律师要靠遭受酷刑拿回自己的律师证。而且后来证实，这句话也只是宝鸡警方骗他不要说出遭受酷刑的谎言而已。在被取保候审的这十个月里，他很无奈、苦闷，多次提到这几年没有正常收入，愧对家人。想见孩子，但又来不了，他只能远程订个蛋糕，打个视频，所以十个月的时间里，小孩已经吃过好几个蛋糕，许过好几个愿望了。今天孩子还给我讲着足球课上新学的技能，过年回家要和爸爸比一下他俩谁厉害。

傻乎乎的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年要是见不到爸爸，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明明他爸爸没做任何坏事，却偏偏落得这样的境遇。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对新冠病毒传播事件的深层反思

目录
一、酿成此次国难的信息封锁机制
二、危机暴露的中国国家能力的严重衰减
三、无限集权与信息社会自然秩序的根本冲突
四、只有享有政治主权，才能实现命运自主
五、政治转型成功的前提是平民阶层与官吏阶层的历史联盟
六、作为公民我对公仆习近平先生的善意忠告

今夜义人逝矣，今夜悼者难眠！
就在今夜，武汉疫情八大吹哨人一李文亮医生不幸身亡。他曾因其接诊亲历察知疫情，出于良知和责任率先向同仁报警，却遭警方传唤和训诫。而他的身体早已被新冠病毒悄悄侵袭，虽经隔离抢救，终告不治。但至死他都没有得到警方的一句道歉。噩耗传来，举国痛悼，互联网上悲号与愤怒此起彼伏。
这无疑为当下新冠病毒凶猛扩散这一空前国难，增添了更为悲情的一页。这场和平时代的国难，这场由于信息封锁而造成的国难，如同童话、寓言一样，在和平增长的中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灾祸之大、生命损失之惨重，令人哀痛。短短十五天内的网络信息爆炸表明，中国亿万民众正在惊恐和痛苦中大警醒、猛回头，中国历史也必将由此进入新时代。

一、酿成此次国难的信息封锁机制

情节就像童话、寓言一样，集体撒谎引发巨大的信号错乱，从而使生命共同体遭受巨大的报应。
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日渐富庶，然而远非国泰民安。不仅改革开放路线自设禁区、自裹小脚，而且中共拒绝根本政治变革的集团自私行为更导致新的“僵化倒退”卷土重来。在思想控制方面，自2013年始，过往的制度性说谎，升级至集体撒谎的最高境界：一边是大作减法，打压《南方周末》、关闭《炎黄春秋》、撤销数千网络意见领袖账号并大面积封群、抓捕和重判英勇发声的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与维权人士，钳万民之口、使万众失声；另一边是大作加法，以举国之力，投入巨量资源，由庞大的秘密警察和思想警察机构、数十万信息员或五毛、大数据利维坦等等，积极主动地合力创设出一种疑似存在，一个童话、寓言式的“谎言国”。在这个“谎言国”中，自由市场改革和部分分权放权所产生的成就被说成是统制制度的优越性，前任实干家的功劳被记在甚少独立做事成功记录的现任账上，模仿追赶所获得的二流技术被夸大为一级前沿和“厉害了我的国”……举国弥漫的谎言云雾缓缓渗透，使民众麻醉，也使官吏麻醉，愚民同时也更加愚官。
同1958年童话、寓言般集体撒谎“放卫星”运动引发三年大饥荒一样，此次国难亦是人祸远大于天灾。人为酿成灾祸的核心细节极具黑色幽默：政府不去控制病毒，却把首先喊出“萨斯病毒来了”的八位医生控制了。在一个身处一线只能使用模糊语言预警的地方，暴力机器竟然暴力性地要求使用精确语言。当一线知情者被卡喉、信息自由公路被封锁，病毒就自由地侵入不设防的人间营养源，自由地控制无知无觉的民众。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上报共有七人包括一家三口被感染病毒，国家卫健委首批专家赶赴武汉调查后，却公开宣布病毒“不会人传人”，话音未落，专家组组长王广发就发现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
尤为甚者，“政治第一”（而不是事实第一，说真话第一）——这一集体撒谎运动的总纲领，被作为行政指令明确下达到卫生健康系统，用以强迫一线医生闭口。1月2日以“国家喉舌”身份公布“八人造谣被处理”的中央电视台，则构成为酿成此次人祸的谎言放大器，新诞生的“谎言国”就这样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主要用在举国封锁信息以服从政治需要上面。于是，严峻的“人传人”疫情被隐瞒二十天之久，一贯信任政府的信息和信用的民众安然向新冠病毒敞开胸怀，武汉地区因此错失了最佳防控期，病例得以几何指数增长，疫情很快失控。
以举国体制，把八位一线医生关于“病毒来了”的救世真话诬陷为“谣言”，修改常识理性关于“谣言”的定义以服从政治需要，从而造成亿万民众的信息自然扩散通道在病毒大举入侵前夜发生巨大阻滞，这就是酿成此次国难的信息封锁机制。那些长期以来参与构建和运作这一信息封锁机制的官吏、网管与信息员，以及此次无意危害他人、自身以及亲友也可能是此次灾祸的受害者的警察，面对此次如此惨烈的人祸，良心应该感到内疚了。

二、危机暴露的中国国家能力的严重衰减

一场并非顶级危险的病毒传染，被中国各级政府处理得山崩地裂、天旋地转，数亿人口就像经历“泰坦尼克”号倾覆灾难一样逃难、躲藏、惊恐、悲怆。数百或许更多的生命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更有数万人业已染病，网上发表了许多触目惊心甚或令人泪崩的报道：封城后，武汉地区的染病者纷纷前往医院求治，却得不到及时的检验、确诊或住院急救。多少患者排队等候十几小时，直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或者辗转三四家医院，都无功而返，身心备受摧残，有人在候诊室内大口喷血不止，甚至出现某些倒毙于医院走廊的悲惨个例；也有市民家人染病，打着永远打不通的收治电话，眼看着全家一一被感染，最后一道躺卧等死，生命似乎贱如蝼蚁，衍生出种种人间悲剧和人道灾难。
还有无形而深层的巨大损失：为防止病毒蔓延，惊恐过度的各级行政机构像抵御外星人入侵一样纷纷实行战时性管制，处处封路、封店、封村，把社会生活“瞬时冰冻”，造成全国普遍的工商业萧条。似乎很少有人议论：未来一年的经济生机活力对于民众生计、健康和生命是何等重要，可以预计的数万亿的经济损失和巨量人口失业，会间接造成那些贫寒而且潜藏重症的底层人群多大数量的“提前死亡”？
封城之举正如自由思想家笑蜀所评判的那样，并非中道稳健的政治操作，封城绝非最佳选择。但即使封城，也需要同时实施多种收放平衡、社会心态微调、保存促进生机活力的杠杆组合。目前全国一片外部沉寂肃杀、内部惊恐过度的异状异象足以证明，当局者迷，当局者多非职业棋手，政府各级官员严重缺乏基本管理能力、处置重大变数的危机管理能力、驾驭巨型社会的系统均衡能力。
若干核心细节可以为此作证：12月底疫情已经爆发，大年初一即1月25日中共最高层才成立疫情小组，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速度”？封城之后，一线医院各种急救和防护物资的严重短缺，更不可思议地发生在拥有上万亿岁入的大省，发生在拥有十八万亿岁入的中国！火神山医院的快速建设的确令人振奋，但十几天来有多少染病者无法入住医院因而病情加重或濒危，为什么统管全局者没有首先在封城令下达之后的1月23日，立即就在武汉市区内征用五十所中学、大中专院校教学楼和各类场馆充作临时急救中心，征调五百支外省医疗分队紧急支援？这仅仅只需应急管理部的一位科长、处长，在几张白纸上简单勾勒、修改数次，就可规划出操作方案（当然，这一操作方案本来就应在应急管理部的档案柜里早已备存）。一个真正把平民百姓生命看作高于一切、同时没有优柔寡断性格的领导人当可立即签字决断。
2月3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医学影像专家、博导张笑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指武汉大批核酸检测呈“阴性”但CT影像已经查出为“阳性”的疑似病人仅被要求居家隔离，结果造成大面积家庭聚集性发病。张教授要求主管部门将确诊流程改以CT影像取代以往的核酸测试，将居家隔离改为公共场馆集中收治，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工作，否则有限的医务人员是无法应对十几万无症状或加重留观人员的。显然，如果1月23日起就将CT影像为“阳性”的数千或上万患者紧急移往五十家临时公共场馆加以隔离和治疗，目前这种大面积家庭聚集性传染本是可以避免的。实在地说，大规模征用场馆方案，若干网友第一时间就已想到并建议过，但为什么统管全局者没有这种基本预见力？
十几年前，某位1978年前的上海市副市长曾经对我议论：美国九一一事件中纽约市的紧急救援并非没有瑕疵，如果当时从倒塌的世贸双塔废墟附近的地铁临时打坑道过去，不排除有可能抢救出十几条生命来。这一操作奇想顿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问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他回答：他做上海市副市长，正好分管“抢险救灾”这一块，有时凌晨两点也会接到紧急电话，什么水灾火灾的都需要连夜处理，久而久之，他处处想到能否找到更巧妙的救援策略。
你坐到书记、行政长的位置上，你的第一任务是尊重民众委托、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这就需要你事先对各种可能的危情有种种预见、规划、应对演练。如果你没有危机管理意识，没有几十年都在搜集、思考和累积危机管理经验，却又孜孜以求地谋取更大权力和无限集权，那你就是一个装模做样的混世者。
不必请出职业分析家，即使平民百姓，通过这件事都可以现实地观察到：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行政效率、人心凝聚力已经大不如前。自从2003年抗击萨斯疫情以来，在中国，民的能力在自然地累进，官的能力在诡异地后退。正如历代皇权数传后发生的那样，党国金字塔顶层已经落入“政治特权阶层核心领导力衰减律”中，“庸人当政”成为其稳固的主调，中国最优秀的政治、管理、战略人才主流已经不在党国之内。尤其是近年以来，在中央集权制的选人用人机制下，在惯例性的公正、效率两大规则之外，新出现了第三大“正式规则”：个人效忠或个人依附，由此就催生出了前所未有的“用人不公”。为官方媒体所一再诟病的“懒政怠政”现象，原因种种，其间就不无体制内各类人士针对越来越严重的“用人不公”所做出的消极抵抗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极权专制所必然导致的优汰劣胜的逆向选择机制。总的看来，树心本身在快速腐烂，但平民百姓却成为首先和最终受害者。

三、无限集权与信息社会自然秩序的根本冲突

在突如其来的大疫情面前，举国体制如同纸糊灯笼，一戳即破。可以说，在政治学和管理学层面，新冠病毒事件是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票否决。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中央电视台披露了“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等核心事实。这位市长语调平稳，历练有素，看来本是潜在的人才，虽然其危机管理水平不敢恭维，但其在关键时刻说出真话、让全国民众瞬间明白原始真相的勇气，还是相当可嘉的。
现在全国民众都知道了：由于湖北省的“更上级”封锁致命信息，导致武汉官民损失了二十天抗疫黄金时间，酿成了此次疫情失控的灾祸。近年以来，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无限集权体制不断把各种权力上收，集中于一人、定于一尊，彷佛毛时代重演。但是，任何一人，包括习近平先生，有能力使权力集中再集中，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能力通过“无限集权”，来对巨型社会实行高效治理。此次一场“中级疫情”被人为地操作成“惨烈灾祸”，即是铁证。
回顾人类历史，“集中力量办大事”仅仅只是小概率。姑且不谈政体，在纯粹事功方面，即使最法西斯、最极权的秦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皆为兴盛于分权，败亡于集权，有《卧虎地秦简》和《曼彻坦因回忆录》为证。高集权和“无限集权”不可能产生更大效率——为什么如此？因为两大基础性的数学物理原理在起作用：具体信息不完全扩散原理，局部因果关系不完全扩散原理。人类生命的一线行动和因果事变的天然分散性，导致了一线信息的天然分散性。一般人都知道，信息在中转传输中会失真，会处处打折扣（正如我们的CDC院士们之所作所为），会耗费诸多的社会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是，紧急事态和原创性行动的一线信息具有倒计时特质，不允许长距离和缓慢传输，长距离和缓慢有时就意味着毁灭。所以，紧急事态和原创性行动必须就近决策。按照信息社会的自然秩序，诸如传染疫情的公布权本来就应当放在距疫情中心两小时地铁附近，而不是中南海。通过一人来统制一切的“无限集权”由于违反自然秩序，必定是低效的，颟顸迟钝和酿成巨祸不是意外，而是它的本色。
在今日信息社会，信息是第一资源，是原始物质力量的引领者，信息社会的基本行为结构是多元化、多中心化的自然扁平结构，在信息社会里，处处是一线，处处都应当具有某种决策权，处处都应当实行分权或自治。此次抗击新冠病毒活动的举国异状异象，充分证明了当今中国这个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自由选举和多党竞争、没有分权制衡和问责弹劾、没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极权政治制度严重落后于信息社会的基本需要。而在信息社会实施一元化、定于一尊、无限集权，更是直接与信息社会自然法则和天道相对抗、开历史倒车的“愚官”行为。如果不寻求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中国民众将面临更多更大甚至灾难深重的人祸和倒退。管理学上的墨菲原理曰：凡事可能出岔子，就一定会出岔子。只要你的基本结构有问题。这不是猜谜赌博，而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因果原理。
我们这个高度集权、低度人权的社会，长期以来官强民弱，亿万民众如同不自然的温室花草一样，对政府有着巨大的信息依赖和信用依赖，一旦许多“谣言”被人们发现竟然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人们就空前失落，对政府彻底不信，转而盲信各种危言耸听的传说。过去十五天，中国社会一夜之间退回到前现代的集体非理性状态。各级政府更是以战时状态放大着全民恐慌，官民合力共振，极大地加重了灾祸的次生效应。显然，仅仅用人口素质是解释不了这个必将载入史册的“全民恐慌”经典案例的。更深层的原理在于信息传播的法权结构塑造着社会心理。

四、只有享有政治主权，才能实现命运自主

灾祸面前，民众在自救，刚强豪迈的湖北人在灾祸面前尊严地承受着危难，并互相提携，的确令人尊敬。有的志愿者义务开车接送医护人员因而染病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堪称人道义士。
“谎言国”最珍贵的资源是“说真话”。面对严酷的思想控制、数字化极权和漠视民命的信息封锁，一线医生护士说出攸关民众健康安全的核心信息，普通公民为所有人说真话权利发声、为有效保障说真话权利的政治制度呼吁，这是一等一的事业，此时此刻具有一等一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
被诬陷为“造谣者”的八位医生中的李文亮把警方训诫书公布于众，第二次表现出“直言英雄”风范，然而却不幸染病逝世！湖北航天医院医生胡电波实名爆料，武汉发热人数可能超过十万，官方不重视，但民众因之而警觉。公民笑蜀在外媒连续发文抨击专制政治，公民陈秋实在现场进行视频报道，公民方斌在拍摄拉尸车实景……（希望今后这里能增添更多闪亮的名字！）
但真正的一线声音仍然很难发出。在参与酿成严酷灾祸之后，中宣部不知悔改，仍在禁网、钳口。有报道称，中宣部要求从2月3日开始，媒体对所有涉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的报导，都进行严格的审查。由此人们知道，没有亿万民众的敲打和制衡，数字化极权和“1984”是不会吸取教训的，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一些愤怒的公民提出了“信息公开”的要求，官方也做出了“改进疫情预警防控体系”的承诺，但这些仅仅属于小小的“改良”，“改良”是绝对不够的，“改良”将会反弹。因为这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没有制度保障。“改良”仍然是奴役的一种变体，是漂亮的新枷锁。他们想以“改良”逃过举世的滔滔谴责，他们想蒙混过关，他们还会卷土重来，更严重地祸害我们。
多少善良的民众心智麻木已久，而不愿正视：无限集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政治体制，它已经挣脱了一切制度制衡和内外牵制，必定趋于无限失控和放纵，因而必定祸乱天下。我们不能抱着“它要闹，就让它闹呗，看它最后如何收场”的看客心态，因为我们民众自身是灾祸的最先和最终承受者。无限集权体制既然已经在我们中间诞生，就必定将我们步步推向深渊，这一代人，这十几亿同胞，必须自救，必须阻止之。自从2017年底“无限集权”的战车启动以来，中国国势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严重受伤。全国民众不是傻瓜，看一看吧，这几年，它犯下多少颠覆性错误，从错误走向错误，几乎每一件重大经济、人权、外交和战略事务，都被它搞砸了。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供其剥夺、还有多少家底可任其败坏？这一次它所造成的病毒大传播的严酷人祸，已经触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生存底线。如果我们不从此反击、抗争并根治之，难道就任由这个无限集权体制把我们的数十年和平繁荣化为灰烬，把这一代人推向停滞、动荡和内乱的深渊吗？
体制内可能还有人抱持返回到2017年前或者2013年前的幻想。但是，第一，体制内的实力结构已经没有这种缓冲或转轨可能。第二，民众至此已经大面积觉醒。无论新极权、旧极权，老调子已经唱完。民众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民众的愤怒是无法遏制的。几乎一夜之间，多少善良的民众明白了，只有由人民掌握政治主权、选举领导人并控制政府，才能避免类似的人祸重演，民众自身的政治觉醒才是根本的自救之路。
保守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享受了数十年和平繁荣生活的平民百姓，总是企盼守住幸福，好上加好，迈向盛世。但盛世还没有到来，就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一波和平繁荣“景气”没有现代政治文明作地基支撑，它不过是机会主义的爆发户，而非久经锤炼的书香门第。
领导人是靠不住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在此次我们普通民众蒙受危难的时候，他们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尤其不可信任，临当危难他们总会这样抛弃我们，即使没有自然的灾祸，他们也会用权力的放纵来为我们制造人为的灾祸扣在我们的头上。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救自己。只有享有了政治主权和政治权利，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命运自主。只有建立人民主权下的宪政民主制度，我们的社会才会获得真正的尊严幸福和长治久安。

五、政治转型成功的前提是平民阶层与官吏阶层的历史联盟

无限集权体制的祸害来得如斯凶猛迅烈，即使早有预见者亦感到震惊，但如果仅仅用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历史或政治偏好来解释其前因后果，未免失之浅薄。无限集权制是1992年以来的“九龙治水、有所牵制的后极权”这个母亲的儿子，它们母子之间具有家族类似，按照墨菲原理，只要有这个机会，帝国梦、法家铁腕、乾纲独断和全面统制这几大政治元素之间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古语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党国长期拒斥根本政治变革，早晚会催生暴烈的变态。
不管是极权、后极权，还是新极权或无限集权政体，实质都是一丘之貉，都在政治上拒斥宪政民主，实施权力的排他性垄断，剥夺人民各项政治权利，严酷打压政治反对运动。所以无论它怎样修补或改良，都不可能抛弃其落后的前现代政治制度。宪政民主的大本大源不立，极权专制横行肆虐，这实际构成为中华民族最为深重的政治癌症。这一次病毒大传播的人为灾祸，这几年“国之大事”从失败走向失败，都是中国政治制度“癌症”恶化的最新见证。
2020年，是一个灾祸与觉醒同来的历史节点，是一个需要解困救急又需要高瞻远瞩的历史节点，是一个既要及时根治新冠病毒又要启动根治政治“癌症”工程的历史节点。
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是根治中国政治“癌症”、最适合中国这块土地、最适合中华民族需要的政治真理。但是要把这个政治真理操作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对这一代中国人有着很高的道德约束和操作智慧要求。有一位思想家说得好：“争自由的事业，需要英勇担当风险，也需要审慎平衡各种因素，防止出现人为的重大失败，因为重大失败会使人民的枷锁更加的沉重。”
我们必须尊重亿万主权的民众对幸福生活的保守心态。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追求业已到来的政治转型过程的平稳、平和。自由民主主义者，尤其是“宪政民主运动”这一温和保守学派，应当与十几亿主流民众世代相传的那些不违天道和人道、不具排他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同正确，同错误。我们要和我们的父母之邦同命运。任何根本变革都不能允许让普通民众和善良官吏作为最终的受害者，任何“转型阵痛”都不允许把我们脚下的船弄翻了。
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的祖先孔子、孟子、墨子的人道主义理念，以和平仁爱、不忍人之心、换位思考来推动争自由的事业。目前独立民间历经严酷打压而实力稚弱，主要致力于道义批判，但必须遥远地预判未来的种种变数，严防重演1644年“闯王进京”仅仅42天就崩盘的诸多道德和战略错误。李自成进北京，一则把暗中对义军有所期待的宰相将军群体绑在树上拷打，以榨取贪污受贿的金银财宝，结果让全国各地处在观望状态的明朝官吏阶层心寒远离。二则放纵部下侮辱吴三桂的父亲与爱妾，把坚守一线的山海关十万国防军逼反，使其投入到屠杀成性的外敌怀抱。而在此之前的数月内，崇祯皇帝两次提议要调动山海关为全民族守卫最后屏障的十万国防军返回北京，抵御李自成大军，但宰相大臣们皆以伏地痛哭而予以破坏。在众宰相大臣那里，还有“全民族安危第一优先、个人生命次之”的大局意识，但李自成集团没有。如果“闯王进京”后迅速而成功地实现了平民阶层与官吏阶层的政治联盟，中国历史就会是另一番模样。
纵观人类历史，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在建立第一代政治民主、创造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之前，已经实现了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历史性的大妥协。古罗马在进入繁荣昌盛之前，也已经实现了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在选举制度上的大妥协。今天的中国要建立伟大的宪政民主，创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的经典文明，必须首先在国内实现平民阶层和官吏阶层历史性的大妥协。这个重大课题是必须解决的，是不能跳过的。

六、作为公民我对公仆习近平先生的善意忠告

目前首要的考题是我们如何看待无限集权体制的首要责任人习近平先生。如果习近平先生为酿成此次“人祸”真诚道歉和反省，终止无限集权，做出重大改变，并且启动根本的政治变革，那么，他将重新赢得全国亿万主权的公民的认可。“仲尼不为已甚”，中国人都是善良宽厚的。
问责、批评、监督领导人，是主权的公民堂堂正正的政治权利。目前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批评、谴责，甚至怒斥，是主权的公民对酿成巨大人祸者的即时反击，是人间正气，是自然生态。“君子爱人以德”。此时此刻，众多公民的愤怒声讨，从一个侧面也是对公仆习近平先生的爱护。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痛骂蒋中正，促使良知尚存的蒋中正日趋决意抗日，终于通过统率八年抗战而成为继岳飞之后的伟大民族英雄。1989年至1992年，国内民众与国际舆论对邓小平强烈抨击，促使理智尚存的邓小平与计划经济教条彻底决裂，正式推出“市场经济”，在历史上扳回一局。习近平先生目前处境与二人多少有些相似，是否有足够的良知或理智正面接受举世滔滔的批评谴责，遵循天道与人道积极作为，为自己在永恒历史记录中扳回一局？
暂时不谈政治转型，仅仅只谈纯粹为人。正面接受出于正义感的公民对自己的公义批评，正是习近平先生展示“男人胸襟”的机会。当初董琼瑶在上海对习近平画像泼墨，本来可以一笑置之，在今天这个开放时代，就算有不同意见者对着国家元首本人扔鸡蛋、丢西红柿，又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习近平顺便开一个玩笑，默认这是公民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那么全国民众都会十分敬佩习近平的“男人胸襟”，相信有不少为人父母者会拿这种“男人胸襟”作为教育孩子的榜样。然而，习近平先生的部下却把董女送进精神病院并下了药。历史会怎样记载这件事情呢？
继续暂时不谈政治转型，仅仅只谈纯粹为人。许章润教授，习近平先生的清华大学师友，近日在网上著文，强烈抨击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极权政治酿成此次严酷人祸。不管两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习近平先生能否请许章润教授在中南海、清华大学或者某处吃个便饭，听听许章润教授谈一些与政治无关的其他清华趣闻？分手后，许章润教授可以继续主张民主自由，习近平先生也可继续主张“党是领导一切的”，但包括我在内的多少中国同胞会认为习近平先生真有“男人胸襟”！
返回到政治转型话题。我历来主张公民对政府和公仆有充分的公义批评权，甚至指手画脚权。我当然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人身攻击，而历来主张“对事不对人”，尤其认为首恶在于无形的后极权和无限集权体制，而任何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都是可以说服、可以改变、可以共处的。
我生于穷苦人之家，多年来都在尝试尽绵薄之力直接或间接帮助底层民众自力或维权。过去六年，我身处习近平先生一手造成的政治冤狱中，但是我却一直对习近平和栗战书两位先生大力推动的“精准扶贫工程”赞不绝口，哪怕明知其有所谓的民粹主义考量，哪怕明知其间潜藏着严重的水分！我还认为，如果通过宪政民主制度平台，甚至还可以把“精准扶贫工程”打造成持久的“自力奋斗型福利国家”的某种起点。可能会有很多激切的自由同仁认为我很可笑！但我这里讲的是我真实的感受和数十年基本理念。我一直认为，专制派与自由派都是一国同胞，仅仅政见不合而已，任何为了理想价值而发生的竞争或对抗必须保持一定的分寸和最后的底线。只要专制派转向宪政民主，我们自由派必定回报以真诚而热烈的认同和接纳。如果2020年习近平先生和栗战书先生与备受民众支持的李克强先生等一道推动全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推动基本放开新闻自由，进而在未来两年推动中共由极权党转为选举党，帮宪政民主制度解决“两党制”中的一半难题，我们维权运动愿意为三位中国公民维权三十年。
真正的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对所有的同胞都心怀善意。我们愿意拥抱所有接受宪政民主的同胞。在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圆桌上，一个都不能少。即使备受民间谴责的国保与“环球”，我们也可以通过“使功不如使过”的技巧，文明地迫使其为未来的中国版“福利国家”或均衡的言论自由超常卖力地干活。
愿这一代人没有白白经历此次灾祸与劫难，愿武汉民众惨痛的承担没有虚掷，愿自然良知与健全理智成为所有同胞心中的真宰！
天佑湖北同胞，天佑十四亿同胞，天佑中华民族！

郭飞雄 2020年2月6日晚至2月7日晨

我几十年来不断地向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政府追讨被贪污（1997年至2009年）的工资未果,今年7月在网上发出了 “龙港镇明目张胆地贪污工资和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有区别吗？龙港镇组织部门索贿不成就恶意报复篡改工资级别成铁证！组织部门声称“六四”问题没解决谁也不敢给你补发工资！这是针对“六四”受害者的迫害？还是龙港镇组织部门的腐败？”的质疑。

龙港镇当即回应：“龙港镇的组织部门都集体犯傻了吗？贪污你的工资放自己口袋里了么？你大学本科毕业生这点常识都没有了么？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一样的么？你一同参加工作人员当领导你就一样会当领导且拿一样的薪酬么？龙港镇组织部门的权利有那么大么能随便扣发在岗上班人员的统发工资么？既然铁证何不走司法程序呢？ 8964光一个龙港组织部门就能说清楚么？党委、政府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你早都干嘛去了呢？现在有些人要钱的方式也真是千奇百怪，有谁见过没在岗还讨要工资的，而且还说十几万是打发要饭的，帮助处理旧事的人反而被诬陷的，也许有很多人不会相信这样事情，但是这个奇葩的事情确在某人身上发生了。”

针对龙港镇的无耻谎言作出如下的回应：

“龙港镇的组织部们的工作人员现在应该主动向纪检部门自首或者揭发内部的腐败问题以求国家宽大处理，还在这里混淆是非诋毁受害人到底还要不要脸？从目前中央公布的反腐败数据来看政府部门的犯罪往往都是集体作案，很多人未必清楚自己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在犯罪，龙港镇的组织部门都集体犯傻了有什么奇怪？这叫做利令智昏!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固然不会都是一样的，一同参加工作人员有没有当领导拿的薪酬不一样都很正常，但我正当的工作权利和工资被组织部门无故剥夺，人生的轨迹被扭曲造成的伤害自然向组织部门要说法，这有错么？

试问：8964的事龙港组织部门如果说不清楚，为什么龙港镇组织部门多次要提8964的事？我的工作权利被剥夺和工资被克扣哪样跟8964有关？党委、政府固然不是今天才有，我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前面政府官员腐败渎职，后面的是不是要“前腐后继”？这人世间要钱的方式本来就是千奇百怪，但只要合法都是无可指责的，到底组织部门眼睛瞎了还是脑子进水了，我明明在华东制版厂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怎么会是不在岗还讨要工资呢？ 如果我是不在岗你会说赔我十几万的？说这十几万是我在龙港镇十二年的工资总和，我确实说过“这十几万是打发要饭的”，过去的工资拿来是在过去那个年代消费的，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水平及物价指数都不一样了，把几十年前的工资数额放到现在才发给工作人员确实不合理。像现在政府发给那些低保的人每年的救济款项都在一万几到几万，这些人如果没有政府的救济就有可能去要饭，他们得到救济二十几年加起来也在二三十万以上，我这样说有错吗？我们没有那些共产党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贡献出一切那样的伟大胸怀！我要的是我应该得到的工资，这没什么可耻的，工资对于每个工作人员来说是养家糊口所必需的，但对于那些靠索取贿赂的组织部门的人而言工资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看不上。

帮助处理旧事的人反而被诬陷了吗？

龙港镇政府曾书面回复：“经了解，你于1987年参加工作时被派至华东制版厂、包装装潢厂（以上两个单位均已改制）等单位工作，原工资系县二轻局发放,1989年8底因”六四”事件受同学连累被拘留,1989年12月取保候审,1991年被判缓刑。1997年10月你调至龙港镇，至2009年底。因你系在编不在岗人员，龙港镇没有为你发工资（2009年苍南县在编不在岗人员的相关政策出台前，人事挂靠龙港镇的人员均未发放工资），2009年县在编人员的相关政策出台后，你返岗上班，并正常发放工资。”

很清楚！我是在二轻局被派至华东制版厂、包装装潢厂等单位工作的，我的工资是二轻局发的，我是在1997年10月因二轻局撤并被调至龙港镇的，写得很明白，我的工资关系已经转到龙港镇，龙港镇必须继续给我发工资？怎么突然变成人事挂靠龙港镇了呢？我明明在华东制版厂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怎么突然变成是在编不在岗的人员呢？如果龙港镇需要我回到政府工作完全可以通知我到政府报道，何况我本人已经向组织部门要求回到政府工作，组织部门推说党委会“研究研究”，却一直没有落实，却把国家发给我的工资强行领走。

组织部门作出的答复如此前言不对后语，连简单的逻辑关系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脑残了还是道德有问题？

现在龙港镇政府终于承认过去扣发的工资是不对的，但同意赔偿给我的工资金额竟然只是过去工资数字的累计，说这是依法补偿的就这么多了！如我不同意可以去法院或者劳动仲裁部门告他们，如继续在网上发表言论一切后果要我自己负责，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

这就是我们的龙港镇人民政府吗？他们为了掩盖扣发我工资的事实，极力将整个事件与“六四”挂上钩，试图将贪污我工资的无耻行径政治化，难道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六四”可能作为贪污我工资的理由？

[薛振标简历]
薛振标，1989年因收留大学同学王有才，被拘留，后被判刑两年，缓期两年。
1987年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物理系
1987年9月—1989年7月，分配到苍南二轻局工作，同年被下派到浙江塑胶包装装潢厂工资，工资由二轻局发放, 但编制从原来答应的行政编制被改为事业编制。
1987年8月的工资被无故停发，直到97年10月，国家发给我的工资记录在人事局的挡案，我没有领到。
1989年8月19日因收留参与“六四”事件受通缉的王有才被苍南公安局收容审查，
1991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1989年12月25日（被取保候审）–1993年在浙江塑胶包装装潢厂继续工作，同年该厂倒闭，转到华东制版中心上班。
1993年—1997年在华东制版中心工作。
1997年11月二轻局被撤销，随龙港办事处人员被龙港镇接收，但一直不给安排工作，而我的工资却被龙港镇截留直到09年8月，只得继续留在华东制版厂工作。
1997年—2008年6月被华东制版中心派到广西南宁办事处工作。
2008年6月—2009年8月协助浙江塑胶包装装潢厂清算组工作。
2009年9月，县在编不在岗人员的相关政策出台的时候被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