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2024年底在中国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个事件，把中国女性在这个极权主义社会所遭受到的不公对待、歧视、苦难再次暴露在公众视野，凸显了习近平时代专制社会加剧恶化中国的性别环境，女性的普遍人权、尊严以及自由被践踏的现实。
12月初，在山西发生的女硕士被人口拐卖事件被警方轻描淡写定调为“收留”，掩盖了事件背后的强奸、拐卖、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性质，饱受公众批评的此案显示出的官民相护的包庇网络，与徐州铁链女事件如出一辙，弱化犯罪、标签化受害者，纵容虐待、侵犯、伤害女性。
12月中旬，曾任中共外交官员如今摇身一变为“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宪举在与哈萨克官员的交流活动上，，抛出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撼的提问：“如何能让女大学生服服帖帖生孩子”，显示以王宪举为代表的中共官员、学者，根本没有把女性当人来看待，需要的是民众“服服帖帖”听话服从，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在他们眼中也无非是生育机器罢了。
而在11月份开始持续延烧至今全网强烈关注的卫生巾产品质量问题，更显示了社会对女性权益长期忽视的严重问题，体现了女性的健康、安全等需求长期被漠视乃至歧视，所以卫生巾的问题从来不止是卫生巾的问题，女性的声音从来在这个国家被缺席，在消费时代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在被权力剥削之外再加上被资本的剥削而已。
这些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正如一句民间谚语所言：“当你在阳光下发现一只蟑螂时，那意味阴暗处蟑螂多得挤不下了。”由于中共的信息审查控制，对各种官方认为“有害”的消息进行过滤严控，能被社会知悉关注的事件已是凤毛麟角，女性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一样在中国是属于被限制传播的对象，所以偶尔能突破信息封锁而曝光成为公众热议的事件无不透露了其背后女性群体受到不公对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极权主义中国对女性的伤害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从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人权迫害到控制女性的子宫，子宫姓党，不想要你生，就不能生；想要你生，就得生。自1979年开始实行的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迫妇女节育和堕胎，不但杀害了无数婴儿，更对妇女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身体健康终身受损。到了现在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口危机造成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当局又开始以“国家需要”的名义强制女性生育，不少地方政府荒谬到打电话关心女性的月经周期，被民众讥讽为中共恨不得拿女性当母猪一样去“配种”。这就是王宪举之流大放厥词的底气，是铁链女层出不穷的真正原因。
极权主义体制的社会控制不但包括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包括私人生活，通过家庭关系进行控制是其基本逻辑，所以子宫姓党是极权主义的重要特征。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在基列国这个极权社会，统治者不但禁止手机、计算机、电视、书籍、音乐、艺术等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女性更只是男性的附庸，分为四个等级，被驯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称为“行动的子宫”，专责生育。玛格丽特写道：“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任何独裁的政权都会采取这一措施。”
这部写于1985年的小说的洞见是对的。极权主义体制与父权（男权）社会是高度重构的，专制体制不管怎么演变，都脱离不了“家天下”——“家国一体”为特征，君权就是扩大的父权，专制集权某种意义上为“父权型权威”的治理模式。中共的政治就是男性的舞台，从中共建党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一个女性，有实权而非花瓶的女性领导更是少之又少，习近平时代更是连把一两个女性放在政治局作为“花瓶”的官样文章都懒得做了。习近平宣称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正是要把女性重新恢复到传统的角色“养儿育女、照顾老人”，无不呈现出这个独裁者的传统父权思维。所以中国的新生代反对者旗帜鲜明地打出“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的口号，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说在江湖统治时代，社会还有一定的空间，因而女性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成长也曾在公共空间能发出声音，那么在寸草不生的习近平时代，女性议题完全消失在公共视野，自2021年开始，社交平台上众多女权账号、自媒体被当局封杀，微博等平台甚至新增了“挑唆性别对立”作为举报原因，官方媒体把女权主义者定义为“境外势力”等等举动，都显示了女性主义被中共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极权主义下中国每一个民众固然都是受害者，但男性的受害程度和女性所遭受到的苦难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铁链高挂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争取女性权利的抗争也就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