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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厦门聚会案亲历者纪实

    2019年12月26日,以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等4人被抓捕为标志的厦门聚会案进入公众视野。在随后的半个月内,各地警方对参会者进行传唤、拘留,甚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部分参会者逃亡海外,部分参会者离奇失联,许多人对案件讳莫如深。时至今日,整个案件仍然是个谜。作为厦门聚会案的亲历者,我愿意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与大家分享,让大家了解这次聚会的来龙去脉。2020年12月自由亚洲电台对一些参会者做了访问,该访问评论理念多于记录事实,还是没有满足公众对案件真相的关切,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知道的一切写出来,当然,有些细节可能会因记忆而有出入,我也希望其他参会者有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聚会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烟台警方大张旗鼓,搞得全国各地鸡犬不宁,无外乎是想办一个所谓的大案要案向上级邀功,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无限上纲上线,甚至不排除有杀良冒功的嫌疑。

    厦门聚会案最开始抓人是在2019年12月26日,从法律文书上了解到的是,该案的代号为12.13专案,实际上真正聚会的时间是在2019年12月7号和8号两天,因此民间也把厦门聚会案称作12.26专案或者12.13专案。

    我参加这个聚会是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记得在2019年11月中旬左右,有人用聊天工具在一个聊天群里发了信息,大意是十二月初有空的朋友可以到厦门来吃海鲜,晒晒太阳,因为那时候已经冬天,厦门市靠南边比较暖和,最初大家说的是去厦门大学外面的沙滩玩,然后去鼓浪屿什么的,后来确定先报名,根据参加人数的多少,再确定具体地点和方式。当时群里似乎说过参会者来回路费自付,这个群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无外乎是电报群、微信群或者WhatsApp群,那时好像还没有大规模用signal群。我因为想出去散散心,也想结交一些朋友,就报名要去玩两天。大概在十二月初,我收到私信,说聚会时间定在12月7、8号两天,地址是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李林社266号奈斯轰趴别墅,这个名字真拗口,我早就忘了,因为要写这个纪实,我问了其他朋友才记录下来的。

    我是12月6日晚上飞到的厦门,打了一个出租前去,司机根本找不到地方,在那条路上转了几圈,最后我不得不下车自行询问了路边的人才找到那个别墅。进门后,我看到几个人在唱歌,喝啤酒,就像KTV的风格,我因为比较累,给大家打了个招呼后就睡觉了。老实说,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睡觉,床铺还是通铺,似乎淋浴设备也无法正常使用,这也是第二天换酒店的原因之一。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也比较晚,大家都很随意,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认识,其中一个我熟悉的朋友介绍了其他人给我认识,这些人有很多在同一个微信群,但是没有见过面,有三四个在网上聊过天,一见面还是有点脸熟,更多的人都是不认识的新朋友,直到今天,有些人我都想不起长相来。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前面是一个小院子,有些植物,房子好像是四层,二楼有个大阳台,晒太阳不错,房间里面有卡拉OK厅、台球桌、游戏厅等,很像那种私人会所,这个会所房间里面有录音录像的监控设备,不过大家也没有觉得什么大不了。

    吃了早饭后,已经九点半左右了,大家就在一个卡拉OK厅的包间里面开始聊天,当然也可以说是开会,这就是官方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戏开场了,12月7号参会的人员现在我也记不得有几个,一是因为有好几个人不认识,二是因为有些人进进出出,大家也没有注意,反正坐了一圈,十几个肯定是有的。按照罗规方式,当时有个主持人,也就是计时并提醒发言人注意时间、不要偏离主题等等,12月7号的主题就是各自谈谈自己的现状,以及自己遭受的一些打压,或者谈谈对香港局势、中美贸易战的看法等等,每人好像是五分钟,其实大家也就是泛泛而谈,因为很多内容都是媒体报道过的,也没听到什么很有见地的观点。相对而言,几位律师谈得更具体,比如办了什么案件,受到司法局或者律协什么样的打压等,访民也谈了一些自己的遭遇,希望律师们能帮忙维权。但总的来说,没什么敏感议题,其中有两个人谈到中央可能对香港的策略问题,不过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我们都不是非常合格的政治评论员,几乎没有人会预见到大陆会以通过港版国安法这种措施来管制香港。因为人多,发言一圈下来就是近两个小时,很快就到了中午,大家叫了外卖过来,吃完饭,定好下午三点再继续聊。中午有些人出去转了转,有些人睡睡午觉,精力好点的就在哪里唱歌、打台球、聊天,下午好像也没干啥,就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喝茶、喝咖啡闲聊。然后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地方有监控,加上住宿条件不好,建议最好换个地方,很多人附和这个建议,于是有人去张罗晚上的饭局,有人就去订新的酒店,大概在5、6点钟,大家就分乘几辆车子去了一个饭店,这个饭店的名字我已经忘了,晚饭比较丰盛,吃了些海鲜,席间大家无外乎也是聊天喝酒,谈的话题天南海北,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香港局势、特朗普、中美脱钩、人权律师等等,我后来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幸好当时还没有发生BLM运动和新冠肺炎,否则以今天泛自由派的分裂状况来看,如果当时有这些问题,恐怕会有人吵架,甚至不排除打一架,这样也好,免得党国抓人,聚会就结束了。吃完饭,大家又分乘几辆出租车到了新的地方,新的地点是厦门市集美区孙坂南路港头二里的墨和小院,这个酒店有点像农家乐,还算干净,大家两人一间分好房间后就各自休息了。我是和一个律师住在一起,大家聊了些律师江湖的趣事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吃了早餐后,大概九点半又开始在墨和小院的一个会议室开会,我记得有两位朋友订的机票或者高铁比较早,在8号上午十一点左右就走了,也有一两位似乎是12月8号上午十点过才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厦门聚会颠覆案,在我看来既无组织性,又无纪律性,后来被当局无限拔高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如果说12月7号的开会内容多少有点务虚的话,12月8号的内容可以说相对实在些,总的来说,整个8号的会议谈了三件具体的事情,第一是要评选2019年中国十大公共事件,由谁具体负责我已经忘了;第二是要发表2020年元旦新年献辞,这个献辞当时确定是由常玮平执笔,后来常玮平还没有动笔就被监视居住了,我猜想这也是常玮平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原因之一;第三就是要评选2019年度的杰出公民奖,但是谁负责牵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从我后来在媒体上了解的情况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评选过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抓人,这次要抓人,我就不清楚缘由。8号上午在茶歇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做一个游戏,就是让大家预测一下共产党在多少年内会垮台,有人预测说就在这两三年,有的人则认为至少三十年,大家不过就是随便说说而已。紧接着这个游戏,有人提出讨论一下中国民主转型后面临的社会问题,大家都提出了一些观点并指出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做的一些预案,同时有人也谈到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的问题,谈到了民族矛盾如何化解的问题,总之讨论很广泛,但观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假设和探讨。在讨论过程中,有两位朋友还因为罗规适用规则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了。很快就到了十二点过,主持人提议结束,于是大家就分头离开厦门,出来的时候,时间充裕的参会者就在路边一个小饭店一起吃饭,我们大概还剩下十五个人左右,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发现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似乎在对我们进行拍照、跟踪,不过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因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聚会,讨论了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根本不用遮遮掩掩,把自己弄得杯弓蛇影的。但是,以现在的情形来看,我们这些人还是太年轻了,太幼稚了,压根没有想到普通的聚会最后会演变成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大案。我大概在下午两点离开了饭馆,赶往厦门机场,其他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这次厦门的聚会,严格来讲是一天半,因为8号中午就结束了,具体每个人谈的什么内容,我现在确实也记不得,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案子要定颠覆国家政权,的确是高看了我们这些人。这个聚会纯粹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探讨问题的交流会·,没有任何其它目的。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参会人员的名单,就可以看出,律师占了大多数,数量超过了一半,当时媒体报道是另一个“709事件”,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了解到的参会人员应该有丁家喜、许志永、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常玮平、黄志强、王江松、卢思位、卢廷阁、庄道鹤、文东海、唐荆陵、刘家财、吴绍平、庞琨、刘四仿、王应国、丁灵杰、王磊,另外有两人通过视频聊了两句,分别是刘书庆和吴明。

    这就是整个厦门聚会案的来龙去脉。

    厦门聚会案的待解谜团

    厦门聚会案到了今天,已经侦查结束,因被牵连而仍然羁押的还有四人,分别是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常玮平和李翘楚是真正的冤枉,我了解到的常玮平不过就是公开了宝鸡对他进行酷刑的事情而已,李翘楚是因为与许志永的特殊关系,一直在外面为许呼喊而开罪了北京和山东国保,就顺便把她也收拾了。厦门聚会案,到今天还有几个谜团没有解开。第一,为什么当初是山东烟台立案,现在又让山东临沂来办理?厦门开会和烟台临沂有什么关系?第二、为什么陕西宝鸡警方要对常玮平第二次下手,除了因为常玮平公布宝鸡警方滥施酷刑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第三、许志永最终被捕究竟是因为厦门聚会案还是因为他在逃亡过程中写了著名的《劝退信》?

    厦门聚会案,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仅仅因为这种就餐聚会就可能会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现在也被当地国保列入敏感名单,给我生活带来了很多烦恼。以我后来对这些参会者的了解,这些人都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普通公民,他们现在有的被吊证,有的人为了生计奔波,有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有的则被羁押待审,命运堪忧。比如丁家喜、许志永,他们仅仅为了追求一个美好的中国,却不得不面临三、五年的刑期,这对他们是何其残忍?常玮平,一个普通的律师,不仅丢了证,遭受酷刑,还面临判刑,这对他又是何等的不公?李翘楚,一个90后女孩,仅仅因为对爱情的执著,为了自己所爱的男人呼吁而身陷囹圄,遭遇办案人员的羞辱,这又是何等的荒唐?我有时在想,这些办案机关的警察真的就如此缺乏最基本的良知和人性吗?他们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就不怕报应吗?当我要结束这篇纪实的时候,我祝愿因厦门聚会案受到羁押的人尽快获得自由,祝愿那些因本案受到牵连的人生活恢复正常。

    一个厦门聚会案的亲历者小L

  • 亲历者寄信全国500家医院呼吁终结“被精神病”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昨日,4名非自愿收治亲历者(俗称“被精神病”者)寄信给全国500家精神病院和法院,呼吁精神病院应审查送治人的监护人资格,遏制滥用精神病收治。这4名亲历者来自北京、河北、江苏、福建,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经历来提醒更多普通人,避免“被精神病”。

    就在2个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精神卫生法》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1985年,我国开始起草《精神卫生法》。然而这部历时26年,经十多次修改的法律草案,目前仍未能终结“被精神病”问题。有专家认为,草案虽然在针对患者维权的司法救济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实践中,医院若承担起审核非自愿住院者监护人资格的责任,将更有效遏制“被精神病”。

     “我们是受害者,但我们不愿意去抱怨,跟住精神病院的经历比起来,抱怨显得不值一谈……”

    抱团

    一群“被精神病”者的自助

    这是昨日,4名有过“非自愿收治”经历的人,寄给全国精神病院的信的开头。在这封信中,这4名亲历者希望用个人经历推动更好的精神卫生法。

    “由于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使我戴上了精神病人的‘帽子’,无法摘除。又由于当今中国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十分严重,请允许我匿名给您寄这封信件。”

    在这次寄信活动的讨论中,参与的亲历者担忧最多的就是怕遭报复与歧视,所以在信件中决定采取了匿名的方式。

    此次寄出了130多封信,“非自愿收治”亲历者、前外企白领阿莉(化名)说,“6年的维权经历,虽然败诉了,但仍然对司法怀有期待。这些年唯一的收获就是学习了许多医学和法律知识,参与了司法实践。我们这次给精神病院和法院的信,都是我们非自愿收治亲历者的心声。”

    心声

    医院不能为了利益而收治

    寄信活动缘起在今年8月底,一些有过“非自愿收治”经历的人组成了民间互助小组。互助小组主要是依托网络、微博、QQ群等,让有“被精神病”经历的人聚集在一起。

    “非自愿收治”亲历者、已婚的秦兰(化名)说,“这就像是个自助者家园,因为太恐惧了,伤害我们的人是最信任的人。其他的人都不敢相信。”

    在寄给精神病院的信中,亲历者们明确提出,医院审查送治人的监护人资格,可包含以下判断:1. 被送治人是否真的需要监护人?2. 送治人与被送治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3. 被送治人是否信任送治人?

    “非自愿收治”亲历者彭宝泉说,“医院有审查送治人监护人身份的责任,特别是很多人其实根本不需要被监护。这是基本的医疗伦理常识,医生接受病人,要有审慎原则,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装糊涂”。

    而被妻子强送精神病院的陈国明(化名)则说,“如果医院不审查送治人的监护人资格,就有可能沦为帮凶”。

    专家

    医院应审查送治人监护人资格

    近日,卫生部印发《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培训管理办法》,明确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设立精神疾病防治培训区域指导中心,并公布了首批108名精神疾病防治培训国家级师资人员名单。此份名单人员,也将会收到亲历者寄出的信。

    寄信人陈丹(化名)认为,如果这108位专家能在培训中重点提出审查送治人监护人资格这一点,规范精神病院的医疗行为,将能大大改善乱收治的现状。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刘瑞爽认为,长期以来精神医学界对于监护人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即由医院将强行送医的“亲属”自动推定为监护人。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为成年人指定监护人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由法院进行判决方有法律效力,其他任何机关、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指定监护人的资格。因此,无论这个送医‘亲属’是谁,医院均无权自行将送医的亲属推定为监护人。同时,医院负有审核送医者与被送医者关系的法定义务。”刘瑞爽说。

    亲历者:那些“被精神病”的日子

    故事一

    医托怂恿下双亲关女72小时

    讲述人: 陈丹(化名)

    本科文化程度,在北京生活近10年,职业是工程师,未婚。

    我自幼生活在一个父母感情不和的家庭,因为父母在个人情感、事业、家庭方面不如意,所以把所有人生希望寄托在作为唯一女儿的我的身上,体现为强烈的控制欲,不尊重孩子的个人意志,在生活各方面代为做决定。

    今年6月5日,常年生活在老家的父母,因反对我的恋爱关系,在事先未与我进行过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直接来到北京我的住所。

    在医院结识的4名医托男子怂恿下,父母和他们一起撬门,强行闯入我家,通过暴力手段将我带到一家精神医院,并在未经医生接诊的情况下,把我关进精神科病房近72小时。

    后经三级专家会诊后我被批准出院。离开医院后,我决定聘请代理律师对医院进行民事诉讼,同时向公安局报案,控告父母和医托男子非法侵入住宅罪和非法拘禁罪。

    故事二

    与家人不和被骗入精神病院

    讲述人:秦兰(化名)

    专科文化程度,河北人,公司职员,已婚。

    我从小和我父母关系不好,大专毕业以后在石家庄打了几年工,后来因为婚姻问题,回到家乡工作。

    只要是和父母相处就一直矛盾不断,他们还想像以前一样控制着我,我不是那样软弱的性格,矛盾不断升级,经常吵架,后来就被他们骗去精神病院了。

    关进去三个月,每天都吃药,精神病院的人就是你交钱就能把人弄进去,一想起来我就失眠,就是哪怕在里面呆一分钟我也不愿意,现在我虽然结婚了,但是我还是很恐惧,总是担心再一次被送进去,想起在里面住了十年的一个老太太说过的话,“这里暗无天日”,真的,很恰当。

    现在我和父母还保持来往,但想起曾经的三个月经历,这让我鼓起勇气参加寄信,希望能给更多人提醒。

    故事三

    故事3:金店老板“被精神病后”后损失近600万

    讲述人:陈国明(化名)

    初中文化程度,福建人,出事前是金店老板,现与妻子分居。  

    我在一个小县城白手起家,经营这家金铺快二十年。一直以来,妻子家人经常找我借钱,而那次我拒绝了。

    去年2月10日,晚上9点多,我回家吃了一碗泡面,感觉人昏昏沉沉的,就回房睡觉。不一会儿,我就听见房间里有响声,岳父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老婆带走了正在睡觉的儿子。随后,老婆就和她弟弟、舅舅、父亲4个人一起,把我捆绑起来押到楼下她弟弟小车里。就是这样,我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跟外界沟通,四天后我姐姐得知我被关的消息,去公安局报警,但医院要谁送来谁接走,认为老婆是我的监护人。被关了56天后,我才被放出来,出来发现自己股票账户上近80万元全都被人套现了。经营了十几年的珠宝店也关门了,店里大约价值500多万元的珠宝都被卷走。而当时店钥匙和家门钥匙都掌握在老婆手里。

    现在起诉老婆和她家人的案子一审被判了败诉,判决书说“这是正常的求医行为”,我不服,再提起上诉,9月24日刚刚二审开庭。

    链接:

    “世界精神卫生日”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1992年发起的,时间是每年的10月10日。世界各国每年都为“精神卫生日”准备丰富而周密的活动,包括宣传、拍摄促进精神健康的录像片、开设24小时服务的心理支持热线、播放专题片等等。我国从2000年起开始组织“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来源:广州日报)

    http://news.sina.com.cn/c/2012-10-10/0848253278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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