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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企业家被人大代表迫害寄到本网的申诉信

    辽宁企业家张铂长,被地方人大代表及官员陷害判刑17年,其85岁的老母亲向本网控诉,并提供相关资料供参阅,现在由于张母年事已高,再遭受儿子被冤的打击,视力极具下降,张母恳求社会关注,替她的儿子申冤,以下是她提供的资料————
     
    控诉:全国人大代表辽宁于洪勾结公安局长潘春吉捏造罪名,将民企家张铂长投入大牢17年没收掠夺几亿矿山财产
    作者:王淑珍 对此文章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附事实照片)
           身份证:211325300117102
    我叫王素珍,今年85岁,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原虹源矿业有限公司(民营企业)法人张铂长的母亲。我向您们控告辽宁葫芦岛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潘春吉徇私枉法、为黑撑伞、滥用职权、践踏公民权利、制造冤案,使我儿子蒙冤被判十七年的罪行。因为我儿子的冤案,给我们全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因儿子入狱,眼睛哭的视力困难,奔走上访,身心受创;我在上学的孙子孙女,被迫中断学业走上为父申冤的路,生活无来源异常窘迫,已处难以为继的状态,请救救我儿子救救我们全家。
     
    张铂长85岁的老母亲,为了救儿子,哭的视力模糊,不断上访,要儿子回家,只因人大代表于洪看上了张铂长价值数亿的矿井,与好哥们公安局长潘春吉采取了一系列非法和罪恶手段,捏造事实、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儿子打入大牢。儿子一点没犯法,愣是被关进监狱判刑17年,天理何在?
     
    于洪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宏跃集团的董事长,年轻时打架斗殴时脸上留下大疤痕,有了钱后,他去掉疤痕,摇身一变,成了全国人大代表。他利用金钱权力曾在葫芦岛市迫害多家企业家,抢夺他们的财产,运用黑社会手段,和葫芦岛公安局长潘春吉联手“抢劫“他人的血汗钱。在葫芦岛当地堪称一霸!无人敢惹。把黑手又伸向我儿子。
    于洪十多年间曾多次运用黑社会手段妄图抢夺张铂长的公司,他指使手下人把车辆停放在张铂长的虹源公司门口,不让虹源公司生产营业,致使30多名员工被困矿井中36个小时。他敢如此行事,还不是因为仗着势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拥有数亿元资产,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一手遮天,公安局长潘春吉是他的铁哥们!狼狈为奸!于洪还曾在十多年间运用黑势力手段强抢张铂长的虹源公司矿井:
     
    潘春吉原是辽宁省省长闻世震的秘书,到葫芦岛市任公安局长兼副市长,于洪和潘春吉是老乡、铁哥们,潘春吉为了帮助他的好哥们于洪抢夺张铂长的价值上亿元的矿井,他俩合谋构陷了张铂长的冤案,潘春吉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拘捕,刑讯逼供,潘春吉局长为我儿子专案组组长,为达到把我儿子的上亿财产抢走的目的,指示办案人员,用刑讯逼供来取证。按着他的指示,办案人员对所涉案的19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刑讯逼供。我的二儿子张久昌被打的遍体鳞伤,从看守所抬出送医院时生命已奄奄一息,在地方医院抢救不了,连夜送往北京302医院,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才脱离危险。现在一有人提及被打之事时,他的精神都恐怖万分,浑身颤抖,泪流不止。办案人员对我三儿子张铂长的刑讯逼供手段就是更残忍。2010年5月10日至17日,他们以协助找人为名,把我三儿子从看守所提出带到一个地方,他们把他拖到老虎凳上,手脚锁死,套上铜套电击,手被打破、皮肤冒烟。他们用木棒抽打他的手脚,用案卷本抽打他的头,打得我儿子几次昏迷过去。不让吃饭、喝水、睡觉、上厕所,戴着头套和棉帽无法呼吸,胳膊背过来用绳子捆住,人被吊起来,昏迷后用凉水泼,7天7夜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他们逼他在事先拟好的无审讯人、无审讯地点、无审讯时间的刑讯逼供的笔录上签字认罪,不签就给他用刑,多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然后用凉水浇醒再拷问。在这7天里,我儿子饱受了身心的极度摧残。我儿子至今是什么罪名,没有法律文书,没有通知、告知家属。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儿子打入大牢。
     
    潘春吉局长和办案民警采取了一系列非法和罪恶手段,以捏造事实、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儿子打入大牢。潘春吉和于洪实现了霸占吴家屯井田的第一步。在谋划把吴家屯井田据为己有的方案中。首先由潘春吉出头,安排兴城市法院有关领导,组织对我儿子吴家屯的几个矿井进行评估,我儿子公司被没收有3个矿井,吴家屯井田是我儿子从1997年至2005年建设生产的。期间投资在1亿3千多万,其他的两个矿井投资也有6-7千万。吴家屯井田的资源价值也有几十个亿以上。可兴城市法院在组织评估时却一压再压评估额,最后在潘春吉的指使下,把价值几十亿元的三个矿井仅评估了2500万元,低估价值达上百倍之多。为了在形式上合法化,2012年9月潘春吉安排了一个所谓的拍卖会,以底价2500万元拍卖三个矿井。在葫芦岛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三个矿井是潘春吉迫害我儿子强夺来的,迫于潘春吉的权势压力,谁也没敢来参加竞拍。结果参加拍卖会的只有全国人大代表于洪的一个公司。于洪以底价2500万元就把价值几亿元的三个矿井收入囊中。至此,于洪和潘春吉合伙实现了十年企图拥有吴家屯井田的梦想,完成了他俩煞费苦心设计的,通过陷害、冤狱的手段,巧取豪夺吴家屯井田。潘春吉和于洪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制造张铂长的冤狱。真是无耻,天理难容、罪恶滔天。

        我儿子还有价值五千万的左右矿石,兴城法院受到于洪和潘春吉的利益、权利驱使,和拍卖公司合谋,仅仅拍卖100万元,于洪和好友刘海成、李玉志买到矿石后倒手净挣1000多万元,兴城法院相关人员得到160万元的好处费!官官相护、相互勾结,官商勾结共同得利,于洪等人和兴城公检法合伙达到了掠夺张铂长财产的目地。
     
     控诉人:王素珍
     身份证:211325300117102
    电话:13164243336

  • 全国人大代表李大进:完善程序 杜绝“被精神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将于5月1日正式实施。人们对这部法律更多的关注是,法律的实施能否让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医治,能否避免“被精神病”事件的继续发生?
    精神病患者发病肇事案件每年1万多人次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到1亿人以上。近几年来,每年有1万多人次肇事事件是由精神病人引起的。受访专家分析,在社会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例如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种种因素造成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
    记者发现,修改后刑诉法实施3个月以来,各地已发生多起强制医疗案件———
    2013年4月1日,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向该区法院申请对涉嫌故意杀人罪的精神病人柳某实行强制医疗,这是该院受理的首例强制医疗案件。
    4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检察院将现年37岁患有精神病的幸某移送斗门区法院,建议对幸某做出强制医疗。2012年11月幸某杀害自己的父亲,斗门区法院依法向幸某宣布了对其强制医疗的决定。
    有人担心,强制医疗已成为精神病患者肇事后的“避风港”。
    强制医疗不应具有惩罚性
    如何厘清人们普遍关注的强制医疗相关法律问题?记者采访到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律师李大进。李大进表示,修改后刑诉法第284条规定的强制医疗程序,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四个特别程序之一。在办理该类案件时,司法机关要充分体现出人文关怀。
    李大进认为,实施暴力行为是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但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284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39条的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暴力行为具有特定的含义,需要符合一定的特征:一是必须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二是本应判刑,因有精神病不能判刑;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四是具备以上条件的不一定都关押,只是“可以”强制医疗;五是没有暴力行为的“执拗型精神病者”不属于强制医疗范围。李大进强调,司法机关在审查暴力行为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修改后刑诉法从程序上保证了公民不被错误进行强制医疗。李大进表示,从2013年开始,没有律师的辩护,没有法院的决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将公民关入精神病院:一是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不能直接将病人送精神病院,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二是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三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四是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五是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六是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李大进强调,强制医疗不具有惩罚性。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措施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医疗,治愈后应当及时出院。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强制医疗程序有待完善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白磊参与办理了岳某持刀杀人等强制医疗案。结合办理强制医疗案件的司法实践,白磊认为,强制医疗程序存在漏洞,相关司法程序在运行时仍需进一步完善。
    “相比过去公诉部门办理的刑事案件,强制医疗案件审查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相关配套制度、法律文书不健全,而案件承办人缺乏必要的精神病学知识。”白磊说,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有“精神病人”这一概念,但这一刑事法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人”概念却是建立在精神医学基础之上,是以精神医学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需要检察官和法官对基本的精神病学知识有所了解,对于司法人员而言,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
    另外,司法鉴定时间过长影响精神病人基本权利保障。白磊举例说,案发后,公安机关均及时聘请有关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单位对精神病人进行鉴定工作,但由于目前鉴定机构能力不足现象突出,导致此类鉴定工作难以及时进行。在漫长的鉴定等待期间,看守所难以及时对精神病人进行完善的精神疾病治疗,不利于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和人权保障。
    白磊建议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相关配套规则。对于强制医疗程序,应当从案件的网络电子管理、法律文书规范化、案件流转制度化等几个方面,参照现有刑事案件办理流程建立配套制度,实现收案统一管理,权利义务告知及时有效、确保法律援助到位的办案效果。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建立对强制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机制,实现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执行情况的监督。
    (来源:检察日报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4-22/47523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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