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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8月31日发表外界期待已久的关于中国新疆的报告，该报告指中国以“反恐”和打击“极端主义”为名，严重侵犯新疆地区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群的人权，中国当局可能犯下了反人类罪。

这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发生在新疆的“大规模任意性拘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涉嫌参与恐怖主义的人未经合法诉讼程序，就被无限期地关押在高戒备设施当中。而中国宣称这些营地属于再教育和培训设施，并否认发生任何虐待行为，称这是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化。这份报告还发现了对酷刑与性侵犯的“可靠”指控，包括在新疆拘押中心的强奸罪行等。报告指出实施强迫劳动、绝育与堕胎，以及压制信仰自由的行为。

中共在新疆的反人类罪行一直是国际社会近年来关注的重点。对世界文明国家来说，绝难容忍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还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国家暴力手段行禽兽不如的暴行。所以，从国际人权组织到新闻媒体都全力关注、披露新疆的反人类行为。

2019年11月《纽约时报》率先曝光400多页中国政府内部如何开启和升级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拘禁和监控政策的文件，令世人震惊。接着在2021年2月BBC报道采访了在新疆集中营中受到拘禁、并自称受到和性侵、强奸的维族妇女，西方文明世界为之哗然。2022年5月24日，由14家世界级媒体组成的联盟重磅披露了新疆警方内部关于集中营内数以万计的照片和相关文件的《新疆公安文件》，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新疆集中营”的内部资料外泄，文件证实了年新疆存在广泛的迫害和大规模的拘留。媒体联盟在披露前曾花费数周时间共同研究、评估了相关文件，并部分验证了文件的真实性。

这次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表的中国新疆的报告，耗费了三年时间编写，在48页的报告中历数在中国新疆发生的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暴力行径，基本肯定了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对新疆暴行的批评，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牢牢地钉在反人类的兽行榜上。

民生观察是一直以来严重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机构之一。在2020年3月17日，民生观察发表的《2019年中国社会控制年终报告》（https://msguancha.com/plus/view.php?aid=19504），就以“恐怖集中营”为专门专题，对中国政府在新疆施行压制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新疆模式”社会控制着重进行系统性的阐释，指出新疆极端化、中国新疆化、世界中国化是中共极权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认为不结束中共的极权统治，则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后果不但是中国人民承担，最终也必然要被世界人民承担。

正如“人权观察”组织全球宣传部副主任约翰·费舍尔在报告发表后所说的：“长期遭受中国政府诋毁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终于见到他们所受的迫害得到承认，现在能够指望联合国和其成员国采取行动，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了。”国际社会在如此反人类暴行面前，不能再视而不见，是时候采取具体步骤制止这些危害人类的罪行，并追究中共的暴行责任。

必须要指出的是，新疆反人类罪行仅仅是中共的极权恶之花结出的毒瘤之一，还有西藏、蒙古等少数族裔同样遭受民族压迫和文化消灭，香港正在被消灭原有的基本自由，而在整个中国，更有不计其数普通中国人没有基本的人权。这是作为极权主义的中共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全体中国国民的犯罪，不是民族对民族的压迫。

9月7日，联合国网站刊出了包括任意拘留问题、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等联合国人权工作组和酷刑、意见和表达自由等特别报告员共四十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布的共同声明，呼吁国际社会不能、也不应当忽视新疆的反人类行为。随着更多的国家、人权组织、媒体基于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加入声讨行列，中共在世界正在变成过街老鼠。

兽行必须被严惩，正义必须被伸张，中共的独裁统治必须被结束！

今天（2020年7月9日）是“709大抓捕”五周年。2015年的7月9日中共当局悍然发动了针对中国大陆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等人权捍卫者的大抓捕，在短短半个月内，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传唤、抄家、拘押、强迫失踪人权捍卫者300多人，并且整个疯狂镇压运动持续至今未息。

中共当局何以忽然如此疯狂针对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实施超越一切法制的运动式镇压？至今分析众说纷纭，然而，从五年来中共当局的诸种反法治、反人权、反文明的行径，可以确定这次起自2015年7月9日的大抓捕，是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针对中国民间多年来致力推进法治人权建设努力的大镇压、大反动，是公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宣战，对文明世界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挑衅。

2015年7月初，中国刑法修正草案暂时搁置，中国各地的维权律师虽为搁置情况，但对未来不抱乐观的态度。中国维权律师王宇认为，刑法修正草案未依照国际标准，让律师在刑事辩护上有豁免权，不论是中国死磕派律师、人权律师还是其他律师都会受到影响。果不其然，就在当月发生了针对人权捍卫者的大抓捕。

今天回望“709大抓捕”事件，是指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当局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后证实一批人权捍卫者被秘密拘押于天津，是中共当局专门设立的专案组负责办案。

事件简要是，2015年7月9日凌晨起，北京著名人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律师）及16岁儿子包卓轩陆续失踪，王宇最后一次对外发出讯息是在7月9日凌晨4点17分，由她的朋友在两小时后读取。该则讯息称：门外有人试图撬开我的门锁。然而在此之后，外界便再也无法与王宇取得联系。王宇所在社区的保安透露，凌晨四点左右，大约二十到三十名员警以抓吸毒人员为名，包围了王宇所住的单元楼，并带走一人。在此之前，王宇曾在凌晨3点发出一则讯息称：家里的电源和网络均被掐断；而且听见门外有人撬门；另外，从凌晨1点开始，她就再也无法与她的丈夫和儿子取得联络。7月8日晚，王宇曾在北京国际机场为丈夫及儿子送行。第二日，王宇的朋友从机场查询得知，王宇的丈夫及儿子并未离开过中国。失联后，王宇的律师及朋友不断向当地警方查询三位的下落，但警方一直矢口否认或拒绝回应。

2015年7月10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四名成员——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律师、周世锋助理李姝云律师、财务总监王方，以及行政助理刘四新，陆续被不明身份人士带走调查或不明原因失踪。该律所曾代理多起著名人权个案，同时也是王宇律师执业的单位。

自当日起，搜捕行动扩大，48小时内北京、天津等15个省市，陆续有维权律师与维权人士被捕。

2015年7月11日，维权律师李方平，被江西省萍乡安源区凤凰派出所警察带走。2015年7月12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在7月11日发出的《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一文，证实有部分律师遭逮捕和传唤，宣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该文指出：“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日前，备受关注的翟岩民、吴淦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供述和更多的案件线索指向，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并引述被捕的维权人士的陈述，指控“维权律师”和“维权事件”是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

据国内人权关注人士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8月21日18:00，中国大陆至少276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8月28日止，总人数为277人。9月4日止，总人数为284人。9月18日止，总人数为286人。到10月底，总人数达309人。

2016年1月12日，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锋、律师王全璋、实习律师李姝云、律师助理赵威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同月，为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工作的瑞典人彼得·达林，因与锋锐律师事务所有关而在北京被拘。

历经近一年后，外界才陆续获悉，被逮捕的人权律师、人权活动家都关押于天津市看守所，并受天津市中级法院的审判。2016年8月2日，翟岩民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16年8月3日，胡石根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6年8月4日，周世锋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6年8月5日，勾洪国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17年4月28日，李和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17年12月26日，长沙市中级法院宣布谢阳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法庭罪罪名成立，但由于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且他归案后悔罪、认罪，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然而，被判同样罪名的吴淦，却被以“犯罪行为积极，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大，主观恶性深”判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9年1月28日，天津市第二中院宣判王全璋颠覆国家政权案，认定王全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在2017年3月举行的中国全国两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工作报告中，都将“依法起诉、审结周世锋、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作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政绩。

由“709大抓捕”事件简要经过可见，这是件由中共当局最高层决策布局，针对中国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等人权捍卫者而发起的一场全国性长期间的大镇压。目的就是要扑灭中国文革后民间成长起来追求法治与人权的力量，要剿杀一切追求普世价值的努力。

“709大抓捕”绝不仅限于2015年下半年对人权捍卫者的抓捕上，而是至今仍然持续不断的对中国民间一切追求法治民主人权人士的镇压。2015年后大批人权律师被吊照，至今仍关押的余文生、陈家鸿、覃永沛等等律师及大批人权捍卫者，就明证了中共当局大镇压的持续。

中共当局在和平时期何以丧心病狂地对人权捍卫者如此大镇压？这就是由中共极权统治反人类、反法治、反普世文明的本性决定。中共极权统治以“解放人类”来掩盖奴役人类的宗旨，一切现代文明的法治人权理念与规则，都天然成为极权统治为祸人类的障碍，所以清除法治、人权等等一切文明元素，是维护极权统治千秋万代的必然课题。血债累累罪恶深重的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深恐中国人权捍卫者将法治人权理念传播民众，并通过维权点滴撑开极权的闸门，于是在中共18大新当权集团登基之后悍然发起了对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大剿杀。所以，这次大抓捕本质就是对中国多年民间努力推进法治与人权的阻止，对中国通往人类普世文明力量的宣战。

“709大抓捕”五年来，中共出台各种司法姓党政策，香港送中条例及到港版国安法，律所党组织建设等等，无不是推行以党代法，将极权统治全面深化，以铲平中国多年艰难生长的法治人权普世文明元素。中共当局如此反文明，反人类，反法治的行径，业已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给世界发展带来深重危机。当此，“709大抓捕”五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应该深切认清中共极权反法治人权文明的本质与挑战。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9日

据媒体报道，中共当局近年来在系统性摧毁中国基督教时，也努力想将残存的教会及其宣教的牧师纳入自己统治管控之下，作为自己专制统治的粉饰，让这些教会与牧师们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进而成为宣传自己极权意识的鼓手。近日，中共在河南推行牧师讲道需经政府批准，讲义需得政府审核制，极其鲜明的暴露出中共统治基督教，管控上帝的图谋。中共当局镇压民众信教，审批牧师传道，意图将上帝纳入自己麾下的行径，不仅逆天背理，张狂无知，而且严重践踏人权，违反法制，是公然与人类为敌，与文明为敌。

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掌权以来，提出了“宗教中国化”，使其成为了中国政府宗教事务管理的明确目标。受此影响，当局在全国广泛掀起了拆除基督教堂十字架、取缔家庭教会、并禁止在网上销售圣经。有知情人士说，河南、福建等地开始对牧师的布道内容开刀，严格审查牧师传道讲义。

从多种公开报道可见，河南当局对基督教活动开展紧锣密鼓的打压。网上流传的一份河南某地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2019年3月印发的《深化治理工作台账》显示，当局正通过各种手段压制当地基督教活动，包括拆除宗教标识、取缔集会场所、禁止宗教物品流通，建立到乡村控制的多种管理负责制。

据《基督日报》引述河南商丘的一位不具名的三自教会牧师说，他们的讲章需要契合当局的要求，加入中国传统元素，并歌颂政府政策。为了确保他们的布道内容符合政府要求，他们还需要把讲章交给当局审查。

除了河南，中国其他省份也在出台落实“宗教中国化”。福建省基督教两会2019年3月发布的通知显示，为了庆祝中共夺权70周年，他们将分别于5月和9月举行讲道交流会和圣乐作品音乐会，推动当地教会“讲好中国故事”，并“汲取中华优秀文化养分”。

在如此严酷的对教会控制与打压下，河南商丘市基督教协会会长宋永生，7月17日在其办公室跳楼自杀，终年54岁。一份网传的宋永生遗书中，称自己心力交瘁，教会受到来自统战等部门逼迫，作为两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牧师，他亦得不到信任，并指该市两会不像教会，不像机关，不像社团、不像公司，即「四不像」。宋是近二十年来，河南首位自杀的市级宗教部门的官员。可见，在中共体制内有宗教信仰者面临的巨大精神压迫。

另据材料显示，2018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多次发起针对全能神教会的专项抓捕行动，致使11,000多名信徒被抓。2019年迫害仍在继续：据统计，山东是目前该教会成员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自今年初以来，全省各地已有300余名教会信徒被抓，其中，近150人仍被关押，至少55万元人民币（约8万美元）教会财产被当局掠夺。

而同样让世俗震惊的还有中共当局对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打压。2018年12月9日中共当局警察、国安、宗教局等多部门数百人联合出动，对秋雨教会大肆抓捕，王怡牧师及妻子蒋蓉分别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李英强、黄雅玲、王飞、苏炳森、李子虎、黄于阗、戴志超、曹庆恩、程章纯等人分别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葛迎峰、吕金衡、李晓凤、覃德富、付礼俊、朱晓光、宋恩光、梁华利等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经营罪”；朱东和罗耀两人罪名不祥被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丁书奇和刘应许处于强迫失踪状态。已知在这场镇压秋雨之福教会中，有23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中21人被刑事拘留或指定场所监视居住，2人仍处于强迫失踪中。100多人相继被带走调查。大批书籍与教产被查抄。直至半年多后，除了部分人员取保候审出来，仍有王怡、李英强等近10人被关押。

中共当局近年来在全国掀起对基督教会如上疯狂的镇压运动，目的就是要将教会变成中共统治的工具，变成帮中共涂脂抹粉的歌手，而对那些胆敢不臣服于中共极权统治的教会与牧师，则采取严酷镇压，不仅没收教产，威胁警告逼迫信众，而且将牧师投入大牢。中共当局如此罪恶行径，就是赤裸裸要将上帝置于自己统治下，要上帝来为自己统治服务。

中共当局残酷镇压基督教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同时也违背中共宗教工作对外宣称的“信教群众不是党和群众的对立面，更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阻力和障碍，信教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依靠力量。如果认为广大信教群众是异己力量，是统治和管理的对象，是防范和打击的对象，就会犯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错误。并且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还与中共标榜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对基督会的打压，切实落实宪法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19年7月23日

看到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10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可见中共当局在加力推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而在一个不承认人类存在普世价值，完全敌视人类文明，禁止谈论普世价值的国家，推销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推销一党之私，推销其党的意志，推销其所谓“中国特色”的世界化，而中共党的意志就是一党专制下的党国极权主义，而“中国特色”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民生观察对这种敌视普世价值，抵制人类文明的行径呼吁世界保持高度警惕！

中共宣讲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其解释是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无论中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冠冕堂皇地解释，宣讲人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但其中都在兜售所谓的特色，互不干涉内政，各国有自己发展的道路。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则无视甚至有意回避人类应该共同遵循的价值，只强调一些外在的依存关系，而拒绝内在的共同价值准则；一则在有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推销中国所谓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奇迹，宣讲中国模式，旨在将中国这些不允许外国置喙的特色，设法推销到外国去，成为世界效法推行的准则。

应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恒久的命题，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今天中共认识到的课题，因为早在人类之初，就有类的概念，就有同类相处的认识，而到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更深切感到休戚相关，存亡与共，因此制订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等等诸多国际公约，用以规范约制人类。而这些公约的主旨正是凝聚人类有史以来对基本人权的认识，应该说这些公约就是人类最大的价值共识，就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就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遵循准则。这里人类在这个时代，所达成的最大共识与应该遵循的最高准则。是事关人类福祉的最大保障与最大公约数。

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统治集团，如果对这些最集中反映人类共同价值的准则都无视，甚至敌视，那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挑衅，对人类底线的否决，就是想以自己的意志来凌驾于人类之上。这种逃避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的所谓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当然就是推销自己的意志，要用自己集团的意志来代替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是要将自己的意志变成人类共同遵循的价值。这种以一党意志凌驾世界所带来的危害，从纳粹极权与共产极权祸害人类历史中早已得到验证。

所以，今天无论中共当局以怎么样的名词来包装粉饰自己，本质上都是设法要抛开人类血泪凝聚起的普世价值而偷换成自己那套价值理论。

如果说中共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那么首先应该不折不扣地落实《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等等国际公约，而不是至今拒绝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不应该将宣讲已经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的人士当作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来拘押判刑。从中共至今所行来看，其对一切国际人权方面的公约都是仇视防范的，不仅官方不承担自己签署时对公民宣讲的义务，而且对民间宣讲人士不断镇压。如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陈西重判，将全国维权人士抓捕判刑。中共当局如此对待凝聚普世价值的国际共约，哪里有半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它从骨子里就是将人类文明视为敌人，是不共戴天的，是必须抵制消灭的，因为共产极权理论本质上就是反人类文明的。

中共之所以今天要努力兜售“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则要拒斥普世价值对中国民众的启蒙与唤醒，一则要努力将自己一党的价值理念包裹在经济外衣下输出。这种拒斥与输出的需要，必然带来国内民众反抗与世界文明的抵制，于是偷换出一个命运共同体来欺骗糊弄世界。

如果一个统治集团都不能将自己国民的命运放于心上，都不能善待本国民众，都没有与本国民众结成命运共同体，而是掠夺压榨奴役本国民众，使人权不断恶化，灾难接连发生，那么它能给世界什么样的共同命运？它又想结成世界什么样的命运？很显然，它就是在奴役了本国民众后，想继续扩大对世界的奴役。这种命运共同体世界人民愿意吗？世界人民不该清醒认识吗？

所以，要认清中共当局努力兜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要看看它如何认识对待普世价值，如何认识对待本国民众，就一清二楚了。面对中共这种假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名，而兜售自己一党之私的行径，一切文明世界都应予以坚决拒斥。

民生观察 2018年10月15日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法的形成莫不循自然之理，就如浩荡的江河遇山则曲，遇堵则溢——即“顺天意，得民心”。人权天赋（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与生俱来，并非任何政治集团的恩赐！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即“权为民所授”，政府是为民而存在。为了保障这些让渡的权利不为被授权者滥用，近代先贤们设置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将权利关在笼子里。基于此，无论是心怀鬼胎的独裁政体，还是民主共和政体，为了夺取政权，争取到人民的授权，莫不扛着“人民”的旗号，涂上这层美丽的光环。

正如国际法所定义的国家是由固有的疆域、人民、政府所组成。疆域和人民是永远颠覆不了的！而政府即政权则是人民的授权。疆域和人民是铁打的营盘，政府是流水的兵，当被授权者背离了人民的意旨，甚至走向反面。人民有权收回其授权并予以改变。过去的经验证明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是皇权专制政权，还是民选政权皆然！为了争到这个授权，中共的先辈们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向人民开出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张亮丽的支票。正因为其亮丽，所以人民用手推车，甚至不惜用自己儿女的血来改变其曾经授权过的政权，而重新授权！到了该兑现支票的时候，先辈们不仅忘了，而且还以“救星”自居，并造出了一尊“救星神”。是我们的人民好骗吗？不，不，是我们的人民清楚地知道为了重新授权不得不忍受让渡更多的权利给新的被授权者的暂时阵痛，但不能长久！不兑现这张支票，国家和民族就如邓小平所说的“文革浩劫”，那就是历史的必然，伤人害已！在接二连三的风暴的打击下，新的被授权者自己也遍体鳞伤了，当他们回过神，发现还是这张支票管用。旧的支票没有兑现，我心灰意冷！恍惚间，有一天，我彷徨于我们的法律文献里，睁眼一瞧，哇，每一页纸上都写着“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字样，走在大街上、马路边、公园里、草坪上……满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横幅。这是真的吗？会不会……？

带着这个疑问我不停地拷问我自己：当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因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而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时；当法院为了加罪于无辜的当事人，而不惜违法剥夺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法定权利时；当司法机关为了迫害一名致力于国家进步和社会公正的无辜公民，而肆意违反和毁弃法律时，……，在人们心里，法律已经死亡！人们将不可能再对法律怀有丝毫的敬畏和信任。

但法律的死亡，并不能免除我作为辩护人的职责。然而，当我的辩护词仅为这幽暗法庭装饰的时候，我决定我将卸去装饰，诉诸人类良知的法庭。我相信，这不公不义的法庭加诸秦永敏的罪罚，终将成为人类良知法庭嘉许于他的荣耀。

我搜寻旧的支票和新的支票，发现支票上所开列的清单是多么的诱人呀！然而，仍是中看不中用的装饰。远的，别的案子不说了。就本案而言：

《刑诉法》上写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核实有关证据。然而，秦永敏的辩护律师不仅要隔着双层细密的铁丝网与其对话，就连一纸《会见笔录》让其签名也递不进，遑论将整本证据材料让其核对？！

为了更好地履行辩护职责，我们要秦永敏的书面辩护意见，几番交涉。得到的答复是：秦永敏的片纸也不能带出来！

《刑法》总则赫然写着：罪刑法定、罪责自担的原则。然而，赵素利作为秦永敏的新婚妻子，却被青山区维稳办带走，强迫失踪达三年之久。同胞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事将心比心，假使有那么一天你、我成了囚徒，论罪当罚，但当殃及你的妻儿时，你还会对这张支票有丝毫的信用感吗？

另，这张支票上开列的清单虽然清楚明白，不得不兑现，但债务人在兑现时却又象是摩术师般的变着法子来应敷。其制定的法律不过是手中任意揉捏的玩物，如本来是普通案，为了阻止律师会见它可揉捏成《刑诉法》中的三类案件，实在不好意思揉捏了，就干脆弃之不用，借用行政的、经济的等诸多手段迫使律师放弃自己的职业坚守；此招不行就用先打后拉的方式（美其名曰“教育挽救”）——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病毒胁迫或诱使当事人放弃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惜在电视上“自污、自损”来换取二害相称取其轻的现实结果。在本案中，由于秦永敏的坚守，以致其整个侦查阶段见不到律师，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也受到种种刁难，法院审理阶段律师虽能会见，但，如上所述，当事人和律师的诸多权利仍受到法外的限制。

《刑诉法》设置了公开审判的原则。当然，本辩护人也不是没有注意到国家机密案的例外设置。然而，在本案中何谓国家机密，由当局任意拿捏——秦永敏能现实点上电视“自污认罪”为当局洗地，此案就不是国家机密了，否则，就是！本案中将其刚出狱时，朋友通过西联汇款小额支助使其渡过暂时的困窘，暂不讨论这种支助是支持其个人生活，还是支助其从事民运活动，是否与当局指控的犯罪有关联；也无需深究该支助，秦永敏是用于民主活动关联于当局指控的犯罪。单就西联汇款这一国际支付方式而言，它是面向全世界公民提供的金融服务，不可能成为任何国家的机密。如果说要有机密那也是针对收款方的个人信息和取款密码，交易完成后，也就无密可保了。因本案是否公开审理是程序性问题，可在庭前会议解决，本辩护人曾提出将西联汇款定性为国家机密，其定密的主体是谁？该主体有无资质定密？密级是多少？是秘密、机密还是绝密？合议庭没有正面回答。

略有知觉的人都知道，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在人人自保的年代里，他给你一个怎样的回答能四平八稳呢？他能改变这个结果吗？我已习惯了这样逻辑——不公开审理是因涉密，不涉密何以不公开审理呢？至于是不是密，反正有人定密。责任不在我法院，这是一个多么高超的自保技巧呀！

以上是程序方面的辩护，再回到实体辩护。

为了兑现这张支票秦永敏付出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今天我来到这里，在庄严的法庭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为秦永敏该不该要求兑现这张支票而辩护！为秦永敏要兑现这张支票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是否合法而辩护！

秦永敏为了兑现这张支票，《起诉书》中指控的部分事实，是真的，是秦永敏的荣耀，终将使其成为人类良知法庭的嘉奖状。《起诉书》也许有“掠人之美”吧，但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美之事不是我律师辩护的职责范围，是否“掠人”自有被掠者站出来主张其知识产权。我不会为了减轻秦永敏的处罚，而作出否定性的辩护；又鉴于兑现这张支票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也不会为秦永敏的政治主张和文中观点进行任何价值判断。因为即使其文中观点和政治主张是错误的，也没有超出这张支票所开出来的范畴。原因很简单：没有与错误观点的争论，哪有正确的观点？就如美国《宪法》是在争论中，在各方博弈中所取得的成果！错误的观点可以批评、争论，但不为罪！

《起诉书》指控秦永敏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竟然是其《和平宪章》中提出了“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基本方针”。。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战略考量、策略和方法”。为了论证秦永敏颠覆国家政权，《起诉书》以秦永敏在《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三——论和平转型与革命和暴力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我们当然要达到政治变革的基本目标——使中国从一党专政走向政治多元化，进而实现宪政下的多党公平竞争。”作为论据。这不是中共先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了争取人民的重新授权，向人民开出的一张支票吗？刘少奇说“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秦永敏只不过是在文字上改变了其表达方式而已！罪在哪里？“全民和解”有罪，难道回到文革互斗互害的岁月，政权就稳固？“人权至上”不是《宪法》中白纸黑字新开出的支票吗？“良性互动”有罪，难道你死我活的恶斗就能使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吗？“和平转型”，改革不就是要转型吗？难道要暴力转型吗？

是当局实在找不到更好的“颠覆”理由，还是另有“名帮实坑”的良苦用心呢？维护政权也不至于颟顸到如此地步吧！任何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懂得“两利取重、两害取轻”的道理呀！几回回，我徘徊于武汉的首义广场，仿佛看到那个士兵擦枪时冒出的星火燃遍全国。慈禧妖后为保住自己既得的尊贵，绑架爱新觉罗的江山，康、梁走了，谭嗣同杀了，权力的傲慢满足了她一时快感与愉悦！然而，菜市口的血点燃了武昌的熊熊烈火。利害得失想必你们比我更清楚。莫非，此案不公开开庭审理，其深意就在于此？！

秦永敏的辩护律师：刘正清
2018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