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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地铁安检被骂上热搜!仅10小时“流产”!

    12月9日,广州地铁因推行安检措施被骂上了热搜!采用比机场还严格的安检,过了金属探测门后还要手工扫描复检。一人一检,不允许带20000毫安时以上充电宝,连纸巾也都要拿出来检查……仅仅实施了10个小时就匆匆宣布“结束”这一新政,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因事发突然,导致地铁站里大排长龙,有的站等待安检的队伍长达百米,有人排了超过半小时才上地铁。

    有网友注意到,12月8日下午广州地铁发布两条通知,提醒进站乘客主动配合,按照“人过门、物过机”的要求进行安检。如通过安检门、安检机有提示报警的,安检员将会人工进行复查及开包复检,确认无问题后予以放行。广州地铁还表示,早晚高峰时段进站时间较往日将可能有所增加,请大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有序安检乘车。

    广州地铁迅速作出响应,表示正在积极探索引入智能化安检设备和技术手段,以优化安检流程,提高通行效率。

    以北京、上海为例。2020年数据显示,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共投入安检人员23400余人,人工费用投入每年约13亿元,占总费用的11%。而上海也配置了地铁安检人员约1万人,每年人工费用超过7亿元。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臻教授发声质疑:他们为什么屡屡做出严重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的决策?不要以为是个别现象!

    那么,为何这些离谱的决策频频出现?朱教授指出,根本原因有两个。

    首先,许多决策者主观上不愿承担责任,他们更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非百姓的福祉。换句话说,他们的决策往往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乌纱帽”而非真正为人民考虑。这种心态使得决策者在面临重大问题时,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担当。

    其次,许多决策者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决策过程也缺乏科学依据。他们常常以“拍脑袋”式的思维来做决定,过于自信于自己的能力,却未能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

    网友也纷纷表示,这种“朝令夕改”的决策,浪费公共资源,扰乱社会秩序。这次地铁安检闹剧,看似荒唐,实则可怕。好在这错误及时纠正了,但还有多少类似的错误被掩盖?“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这火不能烧到老百姓身上!决策者要对后果负责,别再拍脑袋决策了!“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这句俗语,道出了多少基层的心酸!希望有关部门能真正重视民生,别再搞这些劳民伤财的“幺蛾子”了!

    破聚:广州地铁被骂上了热搜并收到大量投诉,仅仅实施了10个小时就匆匆宣布“结束”这一新政,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哈勃观察员:广州地铁安检加码,遭市民们吐槽。有网友说,加码后的安检措施套用了机场安检的流程,这样脱离群众的决策实无必要。

    @君行侠123:此举措不是蠢就是坏。

    @世说新语日记:只要不贪(或者贪的方面没被抓),蠢货做官做的蠢事是永远不会被处罚的,又一个猪领导一拍脑门儿干下的缺德事。

    石述思:一些地方的安检正在向尸检方向发展。实在不明白地铁如此严格安检的意义——不惜增加公众出行的代价和公共管理的成本。那些昂贵的设备,那些雇佣的安检人员,都是老百姓支付的用于管理自己的代价,高昂而令人费解。

    @茉莉花茶是橙色的:用这种方式打造管理社会,所有的信用会呈几何式继续垮方,因为人人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刘卫华3254:头痛医脚,制造矛盾,激起更大民粪~

    @兵临城下1902:主要是他们把每一个人都视作潜在的危险分子

    瑶碧丹华:广州地铁安检何止引争议,确切地说应该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从早上“突然加码”到傍晚“突然撤销”,本次广州地铁安检新政施行了差不多10个小时,确实很荒唐。首先普通上班族不是恐怖分子,你不能假设所有进地铁的乘客都是坏人然后对其检查;其次,广大人民群众进地铁是为了方便出行,不是为了给自己添堵,地铁安检凭什么给数百万人次添堵、凭什么严重影响老百姓正常生活秩序呢?再怎么打着“保护乘客安全”的旗号,都要把握一个度,过犹不及,毕竟众怒难犯。出台一个新规,一定不能“拍脑袋”决定,在位者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智慧。

    风光:广州地铁安检新政,寿命竟然只有10小时!这政策仅仅10小时就“寿终正寝”了。这10小时,浪费了多少人的时间和精力?这背后,暴露的是某些决策者的“拍脑袋”作风。

    黄峻论投资:本来把地铁高铁进行高规格安检已经在目前国际上非常罕见,再把地铁安检改成机场安检规模,整个城市都能给整瘫痪。很多“试点”其实就是测试群众反应与是否有力量控制,更之前的“特殊时期”其实一样的原理。

    街拍帅哥:地铁安检是一个国家不安全不和谐无底线的体现!如果社会和谐干嘛需要坐地铁都安检?

    大众的看法:
    许多乘客对广州地铁的新安检规定感到愤怒,认为安检流程繁琐、耗时且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出行和生活。不少人因为排队迟到而被扣款,甚至错过了重要的会议和活动。市民普遍质疑安检规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其人为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

    大众疑惑:
    部分市民对新安检规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示怀疑,认为其扰乱了正常的出行生活秩序。他们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如实施潮汐式安检法、增配安检设备和延长安检时间,以及对公交安检和地铁安检的统一强化。市民普遍希望地铁公司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广州地铁安检“回炉”,不是一次简单流程调整,而是官民之间和谐博弈的生动实践。以闹剧开始,用笑话结束。

  • 王全璋与外界联系仅一日电话被没收

    【民生观察2020年4月7日消息】日前,刚刚于前日(4月5日)刑满释放暂时被当局强制安排在济南家中隔离(监管)的“709”王全璋在与外界联系仅一天时间,手机即被收走。当局形容王全璋打入的电话乱七八糟,并指允许王全璋使用手机是让其与家人联系,引起家属与外界不满。

    由2015年“709”事件期间被捕的王全璋在被酷刑关押三年后,律师仍未获准会见,其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四年半,于2019年4月末被移送山东临沂监狱服刑,直至4月5日刑满出狱,当局以疫情期间需要隔离14天为由,随即安排将王全璋送到济南的家中隔离(家属称实质为继续关押囚禁),目前未知所谓的隔离期限届满后是何情况。

    据了解,王全璋被送到济南后,由于刚刚出狱,暂时未办理身份证,当地社区主任以自己的身份为王全璋办理了电话卡,暂时方便王全璋与家人朋友联系。不过,仅仅一日时间,社区主任便上门要求拿回手机,理由是遭到上面的批责,指王全璋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电话,还表示以后只允许王全璋和家人打电话,言下之意即不准与朋友通话。

    据多方消息显示,有多位王全璋的律师同业以及好友致电表示问候,其中同为“709”受害律师的李和平致电时谈到他们在天津第一看守所羁押时遭到酷刑的情况,王全璋称自己左耳因遭到虐打而导致耳膜穿孔,听力受到一定影响,其中还谈到被审讯期间观看了李和平遭到酷刑虐打的视频录像,当局以此恫吓要求其认罪服法。其他律师同业包括蔺其磊、粱小军以及已去美国学习的陈建刚等人纷纷致电进行问候。

    从王全璋与妻子及好友的通话中可以看到,目前王全璋的房子外面,从楼道到小区均有当局安排的人员24小时驻守,防止王全璋外出以及外人进入,特别是外媒的采访。按照家属的说法,王全璋虽然已经刑满释放,但仍旧处于坐牢的状态之中,亦未知何时能够结束被看管的状态而去到北京与妻儿团聚。

    网友刘先生认为,当局绝不会轻易放松对出狱政治犯的监管,而此次疫情的所谓隔离顺理成章成为当局继续囚禁王全璋的借口。当局之所以没收王全璋的电话,与重点监控不无关系,当局至少暂时不愿看到王全璋与外界有所联系,比如律师同业、昔日好友等,更加要防止的是外媒的电话采访。之前获释已一年多的的江天勇律师至今未获得自由,继续被软禁在河南老家父母家里,当局出动几十人24小时轮班严密看管。由此可见,王全璋的情况亦未必乐观,当局可能会在14天隔离期满后再找到新的理由继续将其控制在济南家中。

    王全璋于5日清晨五点多出狱,随即被警方直接送到济南自己名下的房产进行“隔离”,当日妻子李文足曾通过订餐平台给王全璋送去外卖以及花束,但送餐员遭到阻拦,并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而“709”家属王峭岭网订鲜花慰问王全璋,花店配送员同样遭到阻拦以及被带去派出所问话做笔录。另外王全璋堂弟受李文足之托,给王全璋送物品时被警方围困,其后被带到派出所问话,再做完笔录后才获释。

    有关王全璋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 王默被迫解除新任辩护律师委托

    【民生观察2019年10月28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苏淮安王默案已于“十一长假”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家属持续受到各方高压维稳,新近聘请的辩护律师签署委托协议仅一天时间,被迫解除委托关系。

    据了解,淮安警方于“十一长假”后已将王默案移送检察院,现正审查起诉中。王默于2019年4月初刑满释放,出狱仅五十天时间,于5月中旬再次被捕,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至今。

    有最新消息指,王默家属于10月24日聘请彭剑律师担任王默的辩护律师,但双方签署委托协议仅一天时间,王默家属在当局的严厉逼迫之下,无奈在25日提出解除委托关系。

    据知情人透露,王默被刑拘后不久,警方曾搜查王默住处,当场扣押苹果手机一部,以及其他个人零星物品,随后不久王默便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王默自5月被捕至今已有五个多月,尚未有辩护律师的顺利会见记录。过往曾有多名辩护律师接受委托跟进该案,但当局一直禁止律师会见。期间曾有上海彭永和律师短暂会见王默,但在双方开始讨论案情时被看守所暂停会见,而且彭永和律师在离开看守所后距离大门不远处遭到多名不明身份人员的纠缠与袭击,接下来更遭到相关部门的恐吓威胁,最后被迫退出代理。

    有消息指,王默家属近两个月不断受到滋扰,当局多个部门三天两头以谈话为名施压压力,解除委托律师便是一例,且禁止家属接触外界和媒体,以防止家属向外透露王默案更多信息。据称,家属前不久曾探视王默,健康及精神状况尚算可以。

    另有消息指,王默被刑拘后,当局一直要求其低头认错,但王默认为自己并无过错,不知如何认罪,可能也是当局要严惩王默的原因,因此可能并不乐观。

    相关报道:王默新律师遭威胁会见受阻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3/2019/0725/18790.html

  • 北京幼儿被抢未遂案嫌犯仅拘五天

    【民生观察2018年10月7日消息】2018年10月2日北京丰台区大红门某商场内发生三名妇女公然抢夺孩子事件,后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案件经审理后,丰台警方却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四名嫌疑人作出拘留5日的决定。但受害儿童家属认为是一起拐卖儿童未遂事件,并质疑警方处罚过轻,已依法向警方提起复议申请,誓要为孩子讨回一个公道。

    据悉,2018年10月2日,受害者妻子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前往银泰百货(大红门店)买奶粉,其妻在商场内等直梯过程中,突然遭到三名陌生妇女暴力抢夺婴儿车中的孩子,因其妻只有一人,对方有三人,孩子还是被对方抢到手里,后其妻声嘶力竭的呼救,才在好心群众的帮助下将孩子夺回。围观群众报警后,犯罪嫌疑人却趁乱逃走了。当天下午,几名犯罪嫌疑人再次在商场作案时,被蹲点警察当场抓获。

    案件经过审理后,丰台区公安局却对此案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并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四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对于丰台警方的处理结果,受害儿童家属表示无法接受,并认为这是一起犯罪分子拐卖儿童未遂案件,同时质疑警方处罚过轻,犯罪成本如此低廉,实质上是在纵容犯罪分子再次作恶。2018年10月4日,家属已依法向丰台警方提起复议申请,坚持要为孩子讨回一个公道。

    以下为当事人爆料事情经过:

    我家住北京市丰台区三环外角门小区,2018年10月2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我妻子推着婴儿车独自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去银泰百货(大红门店)买奶粉,在商场内等直梯过程中出来三名妇女一前两后围向我的妻子,其中前面的妇女(沙国兰,内蒙人,39岁)看了我儿子一眼说“小孩真漂亮”,然后就想把我儿子暴力从婴儿车里拉出来,我们出门有给孩子系婴儿车安全带的习惯,她第一下没有成功把我儿子拉出来。此时我妻子迅速上前去制止她。这时另外两名妇女(高端云与运桂枝,均为天津人,分别69岁和63岁)赶紧拉扯我妻子。由于类似的事情我们在网上看的太多了,我妻子非常警觉,一边声嘶力竭的大喊“来人啦,有人抢孩子,快帮我报警”一边双手死死的拉住我儿子。但是由于对方是三个人,孩子还是被对方抢到了手里,我妻子只能死死的抓住对方的衣服不放。这时孩子被对方拉扯的厉害,哭的非常厉害,脸颊也在拉扯过程中划伤。由于听到了我妻子的叫喊以及孩子的哭声,电梯门口此时周围聚集了一些人,其中一位瘦弱的男子去了商场里面喊人,然后跑出来了一位在商场里面买物品的高大男子(为防止罪犯打击报复,此处不便透露恩人姓名),此男子从沙国兰手中使劲抢过孩子,并大声呵斥对方“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居然敢抢孩子,我们已经报警了”!说完话之后,带着我儿子跟我妻子去了他们的店里休息,由于我老婆被吓的不轻,注意力又都在我的儿子身上,三名罪犯也没在意去了哪里了。

    过了一段时间(具体多少时间我妻子也记不清了),大红门派出所的警察来了,简单的询问了一下情况,带我儿子和老婆去了大红门派出所,需要配合做笔录。在做笔录的过程中,听警察说那三个罪犯又拉来一个老太太(李花平,山东人),在银泰百货内自称是孩子的奶奶,在二次寻找孩子的时候被蹲点刑警抓获(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听到这个消息,我与妻子高兴万分,我妻子热泪盈眶的对我11个月大的孩子说“宝贝,坏人被抓到了,警察叔叔会将坏人绳之以法,还你一个公道的”,可是谁知道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也是我们对法律绝望的开端!

    做完笔录以后,丰台区公安局警察让我们等待,此时警察应该对那四名罪犯进行审讯,在让我们等待的过程中时不时有警察过来问我们夫妻二人一些问题,类似什么夫妻关系好不好,婆媳关系好不好,与其他人有无债务纠纷等问题。我于是提出:你们的侦查方向出现了问题,这就是一起性质及其恶劣的拐卖儿童事件,不要总是质疑我们受害者。但是此时我与我妻子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这是罪犯惯用的伎俩,假装认错孩子了,为自己拐卖儿童找借口。大约下午五点左右,大红门派出所魏嵬副所长找我谈话,说对方承认是认错了孩子,因为罪犯也有一个类似大的孩子,这事纯属巧合。此时我不知道魏所长想从我嘴里听到什么,他可能最想听到的就是我说“既然是认错孩子了,那就算了吧”,这样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并且大红门派出所领导在年终向丰台区里汇报时又可以得意洋洋的说“我所管辖范围内,未出现一例拐卖儿童事件!”。但是作为孩子的家长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反问警察“如果罪犯觉得孩子是她们的,为什么报警后她们就跑了?会认错孩子,难道连大人也会认错吗,连自己的儿媳妇都不认识吗?如果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孙子,会不顾孩子的生命危险,那么暴力的抢夺?”魏所长被我问的哑口无言后离开了。

    在魏所长与我谈话的时候,也有警察在跟我妻子说着同样的话,或许他们是想从我们这两个人中找到一个突破就可以了。但是奈何我与我妻子的态度都非常坚决,我们对警察说:我们只有一个诉求,那就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可是在北京,祖国的首都啊,难道连这里都这么不安全了吗,如果北京是这个情况,那其它各省市的情况简直不敢想象了!我与我妻子说:原来不是没有拐卖儿童的事件啊,只是警察更想把类似案件归类到因家庭纠纷而导致的抱错孩子事件,这样一下子就把案件的性质改变了。原本是拐卖儿童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家庭纠纷,需要警察提起公诉的事情,变成了需要我们受害者去起诉。对于想出这个办法的警察,我真佩服你是个高人!这个行为属于懒政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么做警察会节省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不需要进行调查取证、不需要审犯人、也不需要公诉了!

    见与我们谈话无果,魏所长说让我们等待,大约到了晚上20点,石岳警官通知我妻子去做辨认(一张画面上给你10个大头贴,让她指出罪犯),我妻子说她只能辨认出当时抢孩子的沙国兰,另外两个由于在她的身后,她辨认起来有困难,石岳告诉我妻子,没事,就觉得是就行了。我妻子凭借模糊的印象指了另外两个罪犯,我想问问石岳警官对不对,被告知:我们不能说,不能违反规定。这几个字也是我们夫妻二人在大红门派出所听到的最多的话了。辨认完以后通知我们可以回家了,回家等结果,结果会在24小时(犯人被抓时算起)内通知我们。回家的路上我跟我妻子说:咱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吧,看警察的意思是不想按照拐卖儿童来处理这个事情了,准备向最高机关起诉吧。妻子哽咽的说“大红门派出所不管,咱们就去丰台区公安局,丰台区公安局不管咱们,咱们就去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不管,咱们就去北京信访局,为了儿子,老娘跟他们死磕到底!”

    第二天上午(2018年10月3日)九点左右,我接到石岳警官电话,让我们去给孩子及大人开诊断证明,诊断证明需要有三甲医院开具,此时我幻想是不是警察掌握了新的证据,想用这个诊断证明作为量刑的依据呢,于是立刻带着我妻子及儿子去了北京博爱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自费分别给大人和孩子做了检查,开了诊断证明。由于医院人很多,又去了两个不同的医院,开完诊断证明送去派出所已经是下午2点半。本想听到警察告诉我们已经对人贩子进行立案处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结果:丰台区公安局给我们开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四名犯罪嫌疑人只是被东城区拘留所行政拘留,为期5天!那也就意味着5天后她们出来,可以继续为非作歹,拐卖儿童未遂,居然只是拘留5天!现在打架斗殴都不止这个天数吧!对于如此轻的判罚,我问石岳警官,判罚为何这么轻,他告诉我,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如果觉得不妥,可以向上级反映。

    我不知道这些罪犯有没有与警察勾结,也不敢胡乱猜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领导怕自己辖区内出了拐卖儿童的事,会对他的仕途有影响,从而将这个事情压了下来。我只知道作为父母,这个结果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如果拐卖儿童未遂只是行政拘留五天,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家庭深受其害。犯罪成本如此之低,罪犯只会胆子越来越大!为了我11个月大的儿子,我跟我妻子决定死磕到底,为我儿子讨一个公道!

  • 徐琳案即将开庭 仅两旁听名额

    【民生观察2018年7月23日消息】今日,徐琳案辩护人蔺其磊律师发出消息称,已被羁押超过十个月的广州异议作家、民运歌曲创作人、注册建筑工程师徐琳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将于7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但家属透露当局仅提供了两个旁听名额。

    据悉,蔺其磊律师是在今日(7月23日)上午十点左右,接获广州市南沙区法院徐琳案主审法官的电话,告知徐琳案已经定出开庭时间,将于7月27日(周五)上午9:30分在南沙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请辩护律师准时到庭参加庭审。对方指有关开庭的书面通知书将用邮寄方式送达给辩护律师。

    另外,据徐琳妻子透露,其于今日上午亦收到南沙区法院的电话通知,除了告知徐琳案开庭时间外,还通知家属该案开庭时法院仅能提供两个旁听名额,要家属提前做好旁听准备。

    对于当局如此安排,蔺其磊律师表示,从当局的反应来看,证明有为数不少的朋友正在关注徐琳案。法院刚刚定下开庭时间,旁听座位就已经只剩下两个名额了,实在振奋人心。假以时日中国的法治发展了,应该取消家属旁听,以便让更多的民众旁听开庭接受法治教育。

    广州王先生认为,当局提前放出旁听席位紧张的消息,旨在通过此消息令围观和旁听人士知难而退,但结局可能恰恰相反。徐琳被拘捕前的数年间创作了不少大家熟知的民运歌曲,在民运界已经传唱深远。当局对其作出”寻衅滋事”的指控,很显然是政治层面的打压和迫害,而此举恰恰令当局更显心虚和恐惧。

    相关报道:良心犯徐琳患乳腺增生疼痛难忍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8/0627/17651.html

  • 王全璋父母租房仅一天即被停水停电驱赶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7年5月27日北京消息】本网获悉,今天早上十点刚过,王全璋父母短期租住的房屋外面来了好多人,包括房东以及房屋中介公司职员,声言驱赶昨日才刚刚租房住了一晚的王全璋父母。

    据悉,附近居住的“709”家属李文足和王峭岭等人匆忙赶来,到现场后发现除了房东和中介还有多名佩戴耳唛的不明身份人员。房东声称要收回已经签订合同才居住一晚的房子,并用断水断电等言论威胁逼迫王全璋父母搬离。

    昨日上午,王全璋的父母和姐姐王全秀以及妻子李文足等众人来到最高检控告“709” 案的违法问题,下午,该房房东和中介已经前来要求两位老人家搬走,并扬言断水断电。目前该出租房已经被断水断电。

    王全璋父母于前日从七百公里外的山东五莲县赶来北京寻找失踪快两年的儿子王全璋律师。该出租房租期仅为一个月,是专门为方便俩老人这次在北京短住。两位老人均年逾七十,王全璋母亲更是半身瘫痪行动不便需要照顾。

    有关王全璋及其家属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王全璋律师家属前往最高检控告“709” 案违法问题 租房被逼迁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0527/15889.html

  • 仅四成精神病人被送院治疗

    近日,陕西延安市男子暴打2岁男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经查,这名男子为精神病患者。此事也再度引发该如何管理精神病人的探讨。记者近日专访了长期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教授。贾福军表示,频繁发生精神病人伤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精神病人“脱管”,广东120万~150万精神病患者中,仅有1/3的精神病人登记在册,4成患者送医院治疗。但另一方面,这些精神病患者又在大量浪费医疗资源,有5成以上精神病患者达到出院标准却仍“赖”在医院,导致新增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床位。他建议,应该提高精神病患者就医的报销标准,对于重度精神病患者,应由政府免费治疗。
    门槛费过高看病难报销
    广州日报:现在精神病患者在入院治疗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贾福军:首先的问题是“门槛费”过高。现在的报销规定是,在门诊看病,达到600元~800元的门槛费,医保才能进行一定比例的报销。对于很多贫困家庭,他们连门槛费的钱都没有,于是干脆就把精神病人关在家里,锁起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报销重住院轻门诊。大部分病人不需要住院,但住院报销多,这导致精神病人家属为了多报销一些,本来门诊可以解决的,宁可住院。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是医院床位不够,另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很多人还留在医院,就是因为住院报销比例高,出院报销低。据我统计,50%以上的精神病人早就具备出院标准,仍在医院赖着。这些人不愿意出院,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人却进不来。这是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是政策导向带来的问题。
    广州日报:是因为政府财力有限,不能兼顾门诊和住院,只能先考虑住院患者吗?
    贾福军:不是,这是制定政策人的想法。他们认为病情重的才住院,所以住院的多报一点,门诊就少报点。但精神疾病大部分都是慢性的,要长期治疗,终身吃药。现在,精神病患者是自己不能决定自己是否出院的,要有家属来接他才能出院,但家属并不了解患者是否具备出院条件。而站在家属的角度来看,他宁愿让患者住院,否则出来了还要家属操心。不少精神病患会碰到这样的现实问题,患者签字出院了,家人却不肯接收。而这跟整个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还不足有关。我们通常指的重度精神病人其实是根据病种来分的,但这些人中会伤人毁物的还不到10%,90%的患者都是“文疯子”,只有幻听、幻视的情况。
    患者住院时间增15
    广州日报:院方反映每天180元的报销标准远远不够,精神病人住院报销的比例是不是也有待提高?
    贾福军:现在的住院标准远远不够。在一般的市级医院,如果患者一年需要住一次院,住一次院一天的成本大概是两三百元,一个月就是六七千元。但住院,少说也要花费一万多元。医院就只能给患者开一些价格便宜、副作用比较大的药,其次眼看患者的住院包干费用超标,医院就只能建议家属让患者出院,这时就顾不上病治得怎样了。
    广州日报:一般精神病人每年平均住院时间有多长?
    贾福军:前两年的统计全国平均45天,这两年因为医保政策,时间达到了60天,但其实这是种倒退,因为国际上都认为住院时间越短越好,病情控制稳定就要出院。而现在,有些人常年以精神病院为家,在里面住了几年的都有,浪费资源不说,人的社会功能都退化了,本来不傻,待久了也变傻了。
    广州日报:这些年广东的精神病患者发病有哪些新特点?
    贾福军:一是病种多元化。十几年前,90%的精神病都是精神分裂症。现在,住院的病种逐渐多了起来,从精神分裂症,扩展到躁狂症、抑郁症、强迫症、焦虑障碍、药物依赖、毒品、酒精成瘾等等。二是白领阶层、高压力人群,得抑郁症和相关系列疾病的人群在增多,失眠、焦虑症、强迫症有明显的增多。
    登记患者不足50
    广州日报:政府很重视,但精神病患者伤人的事情还频繁发生,问题出在哪里?
    贾福军:这是因为还有很多精神病人在政府的管理之外,隐身或散落在社会中间,等到出事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是精神病人。严格来说,精神病人是要登记的。但国家有规定,登记是自愿的。很多人对家里的精神病人都是隐瞒的,不愿意告诉社区。广东有重性精神病人120万~150万名左右,已登记在册的不足50万人,这一比例在全国属较高水平,但仍有大量病人“隐名埋姓”。
    广州日报:社会歧视是否是精神病患者“隐身”的原因?
    贾福军:精神病患者中有肇事肇祸倾向的严重患者只有10%,但现在一旦有凶杀案,大家就呼吁把所有精神病人管起来。这是典型的一人感冒,全家吃药。没有正确对待精神病人的危害。其实,精神病人的发病是可以预防的,但社会越歧视他,他就越隐藏。另外企业对精神病人也有歧视,一旦得知工人有精神病,他的工作可能就没了。我们国家要求各个企业要招收残疾人,为什么不能对精神病人也实施这样的照顾呢?
    广州日报:所以,应该送去治疗的精神病人比例也很低?
    贾福军:是的。真正送去医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只占全部病人的4成。但大量有风险,随时都可能发病、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却散落在社会上,所以才经常有精神病患者伤人的事情出现。
    广州日报:有医院方面反映,新《精神卫生法》实施后,送精神病患者入院的条件更苛刻了?
    贾福军:是的,几乎所有的精神病患者自己都没有主动治疗的愿望。但《精神卫生法》规定,如果他没有危害到自身或他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就不能在违背病人意愿的情况下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以前接到家属电话,医院可以出车去把病人接到精神病院来,现在不行了,医院所有的治疗活动都只能在医院内开展,精神病人只能由家属自己送过来。那么这就势必会有一部分病人散落在社会上。
    呼吁重度精神病人应免费治疗
    广州日报:国外在管理精神病人方面有没有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贾福军:西方国家资源多,已经探索出套路。国外一是有专职的精神科医生,而是多为团队治疗,不单是医生,有护士、心理师,有社工还有治疗师,五个团队组成小组。比如,在澳大利亚,精神病人病了不一定在家住,他可以在外面租房,政府给他房,还管饭,还给他发失业补贴,一周发一次,几百澳元。团队看他该买衣服了,就有人去给他买衣服,我在澳大利亚,跟着去看过他们的精神病人康复站,体验他们的多团队服务,当时就感觉,人家对精神病人管得可真细啊。
    并且,国外对精神病人的信息是全国联网的,当然,人家会做好保密工作。一个病人从出院到门诊到家庭,都有人交接,社区知道病人出院了,要给他提供跟踪的随访服务。
    国内虽然不能跟西方比,但可以受启发,我举个例子,我们常抱怨说摸查社区精神病人难,精神病人潜伏在社会上太多,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如果鼓励患者登记,并能够给登记的患者予以更高的报销或补贴,肯定会有更多的精神病人前来登记注册。再比如那些重度精神病人,应该由政府免费治疗。
    (来源: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a/20150519/43785514_0.shtml 2015年05月19日 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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