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近日再次分组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一些常委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本法的立足点应当放在预防上。
应努力创造和谐文化环境
“精神障碍的防治主要问题是重在预防。”丛斌委员说，这个疾病和其他疾病不同，精神障碍性疾病关键在预防。草案规定的预防措施有些单调，没有从整体上考虑精神障碍的预防。
他指出，精神障碍的发病总体上有三大因素：一是遗传性因素；二是身体有其他自然性疾病，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或损伤；三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从目前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看，社会文化环境对精神病的发病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精神疾病是一个国家转型期的一个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这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老百姓讲，穷也好、富也好，只要把日子过得安心一些就是幸福。”丛斌委员说，解放初期，精神病的发病率不高，文革期间突然上升了，改革开放后又下降了。精神病的发病率是一个国家文明和谐程度的晴雨表，是关乎社会和谐的一个指标。社会和谐了，这方面的疾病发病率就会降低。
他建议，在草案预防一章，加上“公民、社会和家庭有营造和谐、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的义务”。
丛斌委员认为，现在宅男、宅女多，得精神障碍的也多，主要诱引可能还是文化因素，信仰缺失、价值观不健康，感到很焦虑，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实现不了自己的社会价值，为此而烦恼，这些问题都是导致精神障碍疾病发病的重要因素。草案应从和谐文化环境创造的角度多考虑精神病预防的问题。因此，本法应当把立足点放在预防上。
“不能单纯地就精神疾病谈精神疾病，就精神卫生谈精神卫生，这种疾病和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文明程度密切相关，要把立法的视野放开阔一些。”丛斌委员强调。
关注的视野应该更加宽泛
全国人大代表图娅是一名中医，从事了20多年精神疾患的治疗和相关新药研发。
图娅代表说，我国当前存在大量的独生子女，他们的精神心理状态有别于有兄弟姐妹的这些人；空巢老人的精神心理健康值得关注；社会变动剧烈，造成临床上的患者非常多。
“精神卫生法关注的视野应该更宽泛。草案主要内容都是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但是精神卫生法作为一个国家立法，最主要的不仅仅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护以及相关问题，而是全国公民精神卫生、精神心理健康。”图娅代表说，草案在总则方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干预前置、防重于治。精神卫生立法重点是提高全民对精神心理卫生健康的认知度和可操作的预防措施。
图娅代表强调：“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公共卫生预防方针，应将精神疾患的预防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只有纳入这个体系，有了经费和渠道，才可能真正的把预防工作做好。”
应建立相关责任追究制度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玉英也认为，精神卫生的预防应该是重于治疗和康复。预防是针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在普通的人群中或轻或重都存在这方面问题，对于这些人如何加强预防非常重要，而治疗应该说是针对比较少数的人群。
“草案在预防一章中，内容软性的要求占主要篇幅，缺乏刚性的要求。”李玉英代表说，现在我们有的单位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对于这个单位能否有责任追究。现在我们对政府的各种行为都有责任追究，在这个方面特别是人命关天的事件发生时，这个单位却没有责任追究。
李玉英代表建议，在预防方面应当有一些刚性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具体的单位和部门提出一些要求。
在分组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时，金硕仁委员提出，用人单位应承担起责任，创造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并开展减压工作。
草案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创造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
对此，金硕仁委员提出，应对“用人单位”作进一步明确的规定，建议将其修改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他的理由是，现在工作在不同行业和单位的职工普遍有工作压力、心理压力、家庭抚养压力等等。不仅是企事业单位，在机关工作的一些干部压力也很大。因此，将用人单位清楚规定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有利于这些用人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能承担起责任，创造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并开展减压工作。
（以上消息来源：法制网 记者：陈丽平）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