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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以为家?致安徽高院董开军院长的公开信

    尊敬的董开军院长:

    您好!我是蒙冤律师吕先三的家属赵静。非常感谢安徽高院这次能够给予吕先三开庭的机会,原定4天的庭审开了6天两晚,基本上保证了律师和当事人的辩护权利。通过庭审案件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吕先三无罪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吕先三是被冤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法庭限制了旁听、也没有庭审直播,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排非,明显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非法笔录却没有排除,这样走形式的庭审让我感到绝望。

    到现在吕先三已经被关押19个月,孩子都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爸爸了。

    出身贫苦家庭的吕先三

    吕先三,出生在淮南寿县,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孤儿。吕先三有两个哥哥,均因家庭困难没读完小学。吕先三的学业也是在亲友、村民的接济下才得以完成。

    吕先三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他年迈的父母没有养老金,一直跟着我们生活,全家人生活都靠吕先三的收入。我们有两个儿子,吕先三被抓时大的6岁,小的9个月。一审宣判后,他70多岁的老父母喊了几句冤枉,就被以妨害公务罪刑拘了,直到30天后才被取保。遭此一役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特别是我婆婆,想儿子已经入魔,一天到晚寻死觅活。我们全家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安徽高院,两位老人更是每天都在安徽高院大门口等待儿子吕先三回家。如果您上下班留意一下,一定可以在大门口看到他们,两位风烛残年的瘦弱老人,那就是吕先三的父母。

    从2018年3月15日吕先三被抓开始,我们一家就没有了任何收入,但家里还有房贷要还,老人、孩子要养,快要活不下去了,恳请董院长能够主持正义,救救我们这个家庭。

    且看吕先三是如何被冤枉的

    吕先三因代理邵柏春、徐维琴与李光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被控共同诈骗身陷泥潭,检察院3次不批捕,最终却没有顶住公安局施加的压力,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批捕并提起公诉,顺便给吕先三多加了涉黑的罪名。一审合肥市中级法院虽然给吕先三去掉了涉黑罪名,却以诈骗罪判了吕先三12年有期徒刑。

    合肥市中级法院认定吕先三构成诈骗罪是明显错误的。这所谓的诈骗案,实际上是一起普通的借款合同纠纷。邵柏春夫妇将钱借给了李光建,李光建用该笔钱投资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借贷双方对借款数额、利息、还款期限、抵押等事项都是明确的。就连借款人李光建本人在被合肥警方讯问时,都近百次否认被骗,否认报案,否认认识吕先三。

    合肥案就是合肥市公安局学上海,要搞到位,才搞出来的一个“套路贷”涉黑案,因为上海的案子里有律师参与,合肥市公安局有样学样,也要搞出一个代理律师来,吕先三才被从代理徐维琴的众多民事案件的14位律师里挑选出来,为这个任务陪葬。斯伟江律师向法庭出示的《信访批复》是徐维琴案能够立案的原因,即使李光建本人没有到场信访,即使李光建与徐维琴之间的民间借贷已经被其他公安机关确定为经济纠纷未予以立案,但有了所谓的批示和一个拿着外国人护照的信访,这个已经界定的“民事争议”就符合刑事立案的标准了。斯伟江律师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是,本案是连“被害人”李光建都没有调查,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犯罪证据都没有收集的情况下就立案了。

    这样漏洞百出的案件,请您一定要看清是谁在里面搞鬼,是谁的权力压过了法律。

    侦查人员不惜刑讯逼供也要搞到位

    被告人邵柏春遭受刑讯逼供,被警察钱晓星整得哎吆哎吆不断惨叫的视频,已经被公布在网络上了。被告人徐维琴也被警察拽着头发往椅子上磕……指控吕先三参与犯罪的假口供就是这么来的,吕先三冤案就是这样被“打造”出来的。

    公诉人王云徽借本案公报私仇。本案一审中的公诉人王云徽就是被告人徐维琴的债务人,他欠了徐维琴的钱,想赖账。他在提审徐维琴时曾明确说要把她关死在看守所里。王云徽这位与案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公诉人,在辩护人提出回避申请时非但没有回避,竟然还到看守所里威胁被告人邵柏春、梅泉必须指控吕先三,不能翻供,否则将对其家人采取措施。

    法律人守望相助,都期盼着吕先三无罪回家

    吕先三蒙冤,一审时我们曾面临着没有律师的困境,万般无奈之下,我微博求助,得到广大律师同行的支持。北京的金宏伟、燕薪律师前来援助吕先三,一审进行无罪辩护。我永远无法忘记一审判决后,我公公婆婆喊冤被以妨害公务罪刑拘,家里只有我带着两个幼儿。最绝望的时候,律师界没有放弃吕先三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律师,周泽和斯伟江律师免费援助,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周立新律师、张维玉律师、王海军律师、赵和旭律师不远千里前来给我支持、援助我公公婆婆的案件。

    除了吕先三的辩护人周泽律师和斯伟江律师,本案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如屈华律师、冯延强律师、余忠谱律师、姚文根律师等都认为吕先三无罪,并在法庭上发表吕先三无罪的辩护意见。

    各位律师同行都是基于吕先三绝对无罪的认识才无私地帮助我们,之后我带着孩子去北京为吕先三维权整整9个月,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帮助,我知道体制内正义力量一直都在,我相信您也一定能坚守正义还吕先三一个清白。

    恳请董开军院长主持公道,我们坚信吕先三无罪

    吕先三是一个符号,诚如辩护人所问:民事案件已经判决生效,一个刑事判决却能将其全部推翻,民事法律的既判效力如何保障?如果像吕先三这样合理合法的代理行为都构成犯罪,那么民事代理律师的风险真的是无处不在,希望这个案件的判决不要摧毁了民事判决的公信力,不要让律师们人人自危。

    吕先三律师案与林小青律师案极为相似,无罪的理由非常充分;曾有法学教授以林小青律师案和吕先三律师案做了详细比较,林小青是法律顾问,吕先三只是个案律师,吕先三和林小青一样都没有违反《律师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安徽律师吕先三诈骗案与青海律师林小青诈骗案比较研究)吕先三作为当事人借款还款后才介入案件的代理律师,绝不可能明知徐维琴、邵柏春与李光建之间借贷的全部真实情况。林小青律师终获无罪,希望安徽高院也能依法判决吕先三无罪!

    再次恳请董开军院长为吕先三主持公道,拯救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叩谢!

    吕先三之妻:赵静
    2020年9月7日

  • 美媒报导错重点,令大众以为枪击案凶手都有精神病

    2018年2月14日下午,佛罗里达州的道格拉斯高中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校园枪击案,造成17名师生死亡,14人受伤。事发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对此演说,强调要「处理心理健康的困难问题」。

    事实上,将心理健康议题与枪击事件连结起来,在美国已经算不上是新闻。2012年发生了美国史上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枪手先行凶而后自杀,包括《今日心理学》与《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推断凶手兰萨(Adam Lanza)可能有未获诊断的思觉失调症。然而,诸多实证研究发现,直接将精神疾病与枪击事件画上等号,此等宣称其实过于简化,也无益于减少枪械暴力问题。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McGinty等学者的研究(注1),从1997年至2012年的研究期间,同时包含严重精神疾病与枪械暴力的新闻媒体报导,有51%发生于大规模枪击案的三年间(2007年维珍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011年图森枪击案、2012年奥罗拉枪击案与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更有甚者,其实此类报导有35%是发生于这四件枪击案后的两周内,代表社会大众会在非常特定的时间点内接收到上述讯息。大规模枪击案后的媒体报导,谈到枪械暴力的原因,多数聚焦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危险人士」,而非「危险武器」本身。在这样的脉络下,无怪乎类似的论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而范德比大学的Metzl与MacLeish,则透过大量的文献回顾,统整出美国社会对大规模枪击案常见的四种假设(注2),并进行批判性的检验:

    1.精神疾病造成枪械暴力;
    2.精神疾病的诊断能预测枪械犯罪;
    3.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代表独来独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疯狂行为;
    4.枪械管制无法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

    尽管这些假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正确的,但这些假设的背后反映出的,则是更深层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层次的结构问题。

    首先,美国社会认为精神疾病造成枪械暴力的假设由来已久。

    自1960年代起,精神医学文献便有针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应该拥有枪械的讨论。法界也有类似见解;美国最高法院也曾基于重刑犯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倾向而支持禁止其拥枪权。然而,实际上很少有群体层次的证据显示,精神疾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容易犯下枪械犯罪。只有约5%的暴力事件能归因于精神疾病患者。(注3)

    研究者也已经找出真正与枪械暴力相关的风险因子,举例而言,已有明确的证据指出,酒精与药物使用会增加七倍的暴力犯罪风险。(注4)此外,有论者声称拥枪能减少犯罪,但研究反而指出,家庭拥枪率较高的地区有更多的杀人案件。(注5)因此,误把枪械犯罪连结至精神疾病,或许其实才是阻碍了解决根本问题的可能性。

    其次,美国普遍认为精神疾病的诊断能预测枪械犯罪的假设,也是历史的产物。(注6)

    1960年代后,在精神医学期刊、联邦调查局,以及荷里活电影等的推波助澜下,思觉失调症与犯罪及暴力行为开始产生关联,「思觉失调症杀手」(schizophrenic killers)一词也逐渐大行其道,然而在1920至1950年代之间,思觉失调症则仅被认定为是影响人们「思考与感觉」能力的精神疾病。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也有类似的状况,社会大众常有「发疯的退伍军人」的印象,但实际上却没有证据可以证实PTSD与暴力及犯罪之间的关联。有关精神疾病诊断及其印象的演变,是造成这类假设的主因。

    再者,有论者认为,美国大规模枪击案代表的是独来独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疯狂行为,背后同样历经了一番转变。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包括麦尔坎·X(Malcolm X)以及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等民权人士及团体,才是被联邦调查局、精神医学期刊,以及报章杂志等认为是有妄想或精神病的主要对象。

    包括1960至1970年代,在医学期刊《一般精神医学档案》上头营销抗精神病药物「好度」(Haldol)的广告,画的内容是一名「具有攻击性且好战」的黑人男性,并强调「配合通常由『好度』开始──开始治疗的第一选择。」(注7)

    Metzl与MacLeish指出,当年黑人团体被贴上的精神疾病标签,导致政治上对于枪械管控的强力要求;如今由白人男性单独犯下的几次枪击案,却导致社会上放宽多数人拥枪权的呼声,并聚焦于个人层次的脑部疾病问题,或者仅要求限制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拥枪权。美国社会对枪击案反应的流变,其实更映照出复杂难解的种族议题。

    至于美国社会的第四种假设,则是认为枪械管制无法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

    其立论在于,当凶手是精神疾病患者,枪械管制与拥枪者的背景检查终将徒劳无功。然而,能有效遏止大规模枪击案的关键因子,目前研究者仍无法有效提出。与其把焦点放在个人的犯罪或枪手本身的心理状态,不如着重于社群层次的日常暴力行为,以及枪械泛滥所造成的恐惧与伤害。研究显示,诸如奥克兰或芝加哥等枪械犯罪频繁的城市,许多低收入的群体并无法获得充足的心理健康照护,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社会及经济上基础建设不足,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疯狂之处。

    话虽如此,也并非全然没有改变的希望存在。在佛州枪击案的半个多月后,相关新闻仍占据美国媒体版面。层次甚至上升到检验个别政治人物的承诺及金钱流向。有许多因素可能扮演了关键角色,包括今年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或是特朗普当家造成政治上的反作用力,但最重要的推手,正是悲剧的幸存者,道格拉斯高中的高中生们。

    他/她们挺身而出、侃侃而谈,直面媒体镜头,没有人能质疑他/她们动机的真诚与纯粹。既然前述的错误假设与误解有其脉络可循,或许当枪械管制取得重大成果的那一刻,我们便能期待,精神疾病患者能够不再成为枪击案的头号检讨对象。

    (来源:关键评论 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91261 2018/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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