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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一开始，精神病人就被认为是站在社会正常秩序的对立面”
　　一
刚到台中市的那个晚上，团友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便喊着去唱K。于是，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前往KTV。我和医学博士老朴，在K厅坐了一会，有点无聊，便下楼抽烟去。
　　那个KTV位于一栋老建筑物之中，占据了其中一层。其他各层似乎是餐厅、写字楼、按摩店，等等。夜深，只有KTV还在营业。我们下到一楼，便是大厦的外端，直接通出马路。烟没有抽几口，这时直接走来一个男子，停在我们面前。
　　深夜，在异地，遇到一个陌生男子前来，我们多少有点警惕。我跟他打招呼，他没反应；朴博士递他一根烟，他也没接。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看看朴博士，场面有点恐怖。我先是怀疑他是台湾黑社会，后来发现他居然穿着一对非常可笑的女式拖鞋。我和老朴都断定：他精神有问题。
　　这个男子开口了，声音非常尖细，用的是当地方言。我和老朴都表示听不懂，同时也表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抽完烟之后回到电梯。恐怖的是，男子在电梯门合上之前突然闯入，眼睛睁得很大。我脑海里浮现了各种战斗场景，比如说对方掏刀等，并开始回想15年前学过的跆拳道课程。
　　所幸的是，电梯还算快，不足半分钟，便抵达了KTV所在的楼层，一开门，喧闹声扑面而来，男子一时还有些恍惚，我和朴博士迅速地入场，感觉到似乎远离了威胁。那个男子被KTV保安拦在门外了。
　　二
　　这一次午夜惊魂，成为团里谈资，大家一笑了之。但事情并没有过去。在接下来的台湾之行里，在台南、台北的街头，我多次遇到精神病患者——可以被一眼看出的那种。他们在市区里游荡，有时自言自语，有时手舞足蹈，有时高声呼喝。我到过亚洲、欧洲多个城市，但是目测台湾精神病患者比例高得出奇。我多次问过随行的台湾朋友，“为何不好好安置他们？”答曰：“他们又没犯法，爱怎样就怎样吧。”事实上，这些精神病患者，虽然看上去让人不安，但绝大多数是没有攻击性的。甚至说，他们除了行为、眼神有点怪诞之外，很多情况下还是好公民。一个台湾朋友说，“他们过马路还看红绿灯呢。”如果精神病患者能遵纪守法，为何要把他们“安置”起来呢？
　　对于此事，我翻阅了多篇相关论文。除了个别有暴力倾向、自杀倾向或情绪高亢的患者之外，其他鼓励在社会中进行“复健”。台湾社会与小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郑若瑟提出“以人为中心医疗”治疗概念（Person Centered Care, PCC），开启迈向康复的旅程。其中手段包括：自我照顾能力的复健、时间管理能力的复健、人际沟通能力的复健、压力挫折处理能力的复健、职业复健、邻里生活的复健等等。这些复健不同于具体的治疗，而是在社会层面上对精神病患者的支援和帮助。在这种医疗理念里，“治疗”只是精神病人康复过程的小部分，大部分是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这样的话，社会的包容程度，对精神病人的康复就非常重要。
　　我想起作家龙应台曾说过的话，“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阅读这些材料后，我对那天晚上的遭遇有了全新的认识。那位男子虽然一直看着我们，但不一定有恶意。也有可能他是想上来玩玩，但不知如何向我们表达而已。但那一刹那间，我和朴博士都过于紧张，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说不定还会“先发制人”。对于精神病人的不知名的恐惧，一开始就俘获了我们。
　　三
　　在我们身边，不少民众看到精神病患者就会莫名地感到恐惧。精神病人——尤其是被认为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似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站在社会正常秩序的对立面。
　　精神疾病与感冒、糖尿病和高血压等躯体疾病性质一样，是脑病的一种精神表现，属于疾病的一种表现形式。得不到社会的宽容与帮助，还要遭遇歧视，这恐怕是一个病人最糟糕的体验。
　　《宁波日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小伙子病发后，被家人送到医院治疗。等到病愈出院，小伙子发现情况全变了。单位领导劝他继续休养，工作的事慢慢考虑；朋友见他能躲就躲，不能躲也是搪塞两句就闪人，就连妻子看他的眼神也变了。
　　尽管小伙子努力使大家相信，他已经病愈，可以回归生活。但越证明越受到排斥，仿佛他已经成了异类。最后，他终于放弃，选择了自杀。
　　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很多精神科医生都指出，精神病患者的回归之路困难重重，原因是缺乏善意的环境，除了遭遇各种歧视，很可能还被限制了自由。哪怕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也会被调到其他边缘位置。这加深了患者的挫折感，甚至诱导他们选择自杀。一个资深的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精神病人也有人格尊严，只要有歧视存在，他们纵使患病也会感受得到。精神病患者复发率在20%-30%，与社会对他们的偏见，甚至歧视有重要关系。而这种歧视会让他们仇恨社会，甚至报复社会。”
　　越是文明的国家或地区，精神病人的自由度也越高，康复期的病人可以在户外参加活动。其他人对于精神病人，也持宽容态度，这令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龙应台的话。相反，如果精神病人一出街即遭到敌意或围观，他的心理将受到极大刺激。
　　不过，或许有读者会注意到，精神病人似乎经常出现在社会新闻里。上访者是精神病，砍人者是精神病，开豪车肇事者是精神病，似乎很多暴力犯罪或不安定事件，都与精神病有关。这现象非常复杂，既有闯了祸佯装精神病寻求轻判的，有为掩盖背后复杂矛盾以精神病做挡箭牌的，也可能是精神病人因受歧视而绝望报复社会的。总之，精神病成为了社会失序时的最佳借口之一，那些号称是精神病的，未必真的就是精神病。相反，这样的新闻让真正的精神病人一步步被边缘、被打压，民众就更加坚定了“精神病人即危险分子”这个潜在印象，进一步强化了歧视，形成对精神病人的高压。对此，无论是政府或媒体，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四
　　对精神病的研究，不得不提的是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癫狂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精神病史》。福柯指出，癫狂是被理性——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奉若神明的价值——所强加的罪名，人们恐惧非理性的东西，就力图把这些东西打入“精神病院”这样的发明中。“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他们却被当作病人关进了疯人院。”对于所谓的精神病人群体，福柯一直是带有尊重且试图理解的诚意的。《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的作者高铭则通过与数百名“非常态人类”的交流中，认为他们有可能“看到了更深远的维度”，从而对他们抱有敬畏之心。
　　当然，我无意把问题提升到哲学或玄学之中，人类精神世界深不可测。精神病人或许掌握着我们所不了解的秘密。但我认为，不管他们智商爆表还是为零，他们都享有人的基本权利。精神病人的问题，本质是人权问题。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的痛苦需要得到拯救。然而，这却是一个被随意“定义”的群体，也是一个自由容易受限制、权利容易受伤害的群体。在我们的社会上，还有众多的声音呼喊着加强这种“限制”，或以治疗为名，或以安保为名。在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之中，全然不见福柯等人的理解和善意，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所左右，存在着一股将精神病人隔离、将其理解之路堵死的冲动。
　　我们一直在文明之路上奔跑，不知不觉走到了对立面，认为隔离了精神病患者，我们就抵达了文明，多么荒谬啊。如果我们“正常人”变成了施害者，那我们实际上比精神病人更糟糕——因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缺乏善意的“冷酷仙境”，表面上安宁而稳定，却毫无体温。
　　我又想到了在台中那个晚上，那个跟我们进入电梯的男子。或许，他吓到了我们，而我们也伤害了他。
（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news.ynet.com/3.1/1510/12/10441736.html 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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