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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0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买下广州地铁体育西路站21日的广告广告牌时段，刊登“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等字样。

21日，项栋梁这个广告广告牌存在不足一天，就被广州地铁传媒单方面毁约提前撤下付费投放的合法商业广告，原因应该是由于这个广告广告牌的内容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所以予以提前撤除。

意外的是，广告广告牌内容在中国社交媒体迅速走红，无数网民自发为其配上各种特效表达对内容的认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借此表达对中国当下逼仄恶劣的言论环境的不满，对民生日艰的愤怒，对现状的焦虑以及必须予以改变的期许。

广告广告牌所刊内容确实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常识，放在20年前、乃至10年前的中国，绝对不会激起一星半点儿浪花，那时候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平面媒体上，对社会公共生活、公共议题甚至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现在已绝对成为“雷区”的议题都有公开讨论，民间氛围空前活跃，对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了美好的期许。

如此生机勃勃的状况，是由于官方加入WTO发展经济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民间获得了有限度的政治松绑。上承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余波，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公共言说的空间被重新激活，使普世价值观念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出现前所未有的普及，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使观念实现了付诸于行动的可能性，其对民众的传播、动员效应得到放大，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社交媒体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或者在社交媒体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我爸是李刚”，江西宜黄强拆自焚等公共事件，社交媒体无不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

然而对党国一体的中共极权主义政体来说，社会的自由化必然会危及政权对社会的压榨能力，甚至危及到极权主义政体的生存。所以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绳子再度收紧，强化了控制社会的手段，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回应社会自由化进程，从冒头才打的维稳模式走向全面打击的国安模式，持续打击、消耗民间社会。经过十多年对民间的“围剿”，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肃杀的环境。作为公共舆论场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是被党天下的中共随时控制的，大环境变了一直处于社会舆论中心的角色的存在感也就被剥夺，社交媒体平台走向鸦雀无声，成为娱乐八卦之地。

随着中国繁华年代终结，经济进入漫长的衰退阶段，近两年来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焦虑状态，经济上的沉重压力、社会上的死气沉沉、政治上的僵化倒退，编织成严密的天罗地网，所有社会阶层无一可逃，悉数成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祭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对习近平、中共的质疑声音在暗地里象野草一样不停地滋生蔓延，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发生明显变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个人生活的困窘归咎为是习近平定于一尊导致的，是中共一党专政导致的。在2023年9月10日，电商网红李佳琦在直播中质疑网民“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引来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在如潮的“谁不想涨工资？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愿吗”的质疑声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万。在同一年，一项由美国与中国学界长期合作进行的大型调查显示，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中国受访者只剩下28.3%。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富有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关系所提供的特权。而在十年前，受访者将财富归因于能力、才华、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

在这两年间，中国社交媒体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的崛起。这些平台固然以其算法根据用户喜好来推荐内容，形成“娱乐至死”的沉迷效应，但也不经意地把同温层的人聚合在一起，把关注同议题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如果有社会热点突破审查就很容易形成网啸。

社会心理、社会氛围的明显变化，同样明显在社媒新平台上反映出来。在这些平台上，对中共的质疑声浪因为审查的关系并不能以直接的内容表现出来，民众都采取了曲线抗争的手法。于是对民国的赞美，对前苏联的揭露，对民主国家的讴歌，对历史的重新解读等等都成为潮流。如果说这些内容还是含而不露，委婉地表达出对中共体制的不满，那么在这些内容下网民的评论就直接得多了，排山倒海一面倒地抨击独裁、怒责黑暗、要求自由。这就是民意。

这种民意全是来自于普通人对当下社会的认知，与早期社交媒体由知识精英的引导风潮截然不同。正是这来自于普通人的真切感受以及诉求，确切地反映了中国民众的真实社会心理。正是在此变动的背景下，才使“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这些基本常识的走红传播成为可能，不是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有多震撼人心，是人心在传递改变极权体制的渴望。中国越来越可能发生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版本：当不断提高的期望因突然恶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受挫时，革命就会发生。

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中国正在迫近大变革的前夜。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日去世后，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民众自发的缅怀和悼念活动，与2022年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2019年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病逝后普通民众的漠然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曾经的中共二号人物，李克强被公认是迄今为止最弱势的总理，权力几乎全被习近平架空，除了留下几句所谓的大实话外，政绩乏善可陈，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副挽联所言：“赔十年小心，虽洁身自好，但活得憋屈；距一步之遥，却急流勇退，竟死得窝囊。”横批“无能为力”。而普通民众对李克强的缅怀，不是死者有多好，而是生者有多糟。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深渊滑落，习近平的中国梦成为中国国民的噩梦，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共同迷茫与焦虑中。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对李克强的缅怀，是对习近平的愤怒，同样是对繁华落幕，好景不再的悲叹，清华大学法律教授劳东燕在李克强火化后的感叹“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的逝去，不如说是在叹息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说的正是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共情感。

这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当然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了。“改革开放”只是中共在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下迫不得已的举措，被迫放松了对社会的极度控制，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今天，作为专制自我调整的“改革开放”权宜之计必然要让位于中共的以维持专制体系为目的的重新控制社会，因而李克强广被传颂的“改革开放不会停顿，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说得很好听，但只是一句空话，专制下保守闭塞才是常态。

“改革开放”时代事实上已被终结，李克强的去世可以说为整个改开时代正式划上了句号。改开时代，除了极小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体制的批评者的“异见知识分子”外，绝大部分都为体制所吸收、收编、分化，成为这个庞大极权机器的一部分。

被体制吸收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三个群体。相当大一部分人如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周小平等臭名昭著者成为极权的宫知（宫廷知识分子），不仅以做奴才为荣，甚至炫耀自己的奴性。而李克强等极少数一些人则积极融入体制，成为技术官僚，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共产党，让它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还有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网络时代成为以渐进改良推动社会和平转型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维系专政统治是第一要务，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不可能与这个独裁体制共存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抉择：是被黑暗所吞噬，自身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或者，被体制彻底边缘化陷入失语，再或者，告别体制与黑暗抗争像刘晓波那样成为真正的殉道者。

当专制的自我调整结束，改开时代终结，在极权体制对党内执行“家法”清理门户下，只有宫知这些御用文人才能在体制继续如鱼得水;公知被污名化失去话语权，或者被体制清扫出场，或者成为沉默大多数的一员，或者贩卖情怀收割粉丝变现;而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被讲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觉悟和政治判断力”的党务官僚所取代。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分化站队彻底完成。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技术官僚的缝缝补补，难以挽回大厦将倾。体制内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晚年反复被折磨过的问题：“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重新又成为李克强死后体制知识分子面对的拷问。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1989年的枪声已宣告了中共这个政党的极端刚性。从1989年到现在，坦克一直在那里，它从不吝于用履带轧碾中国人的民主梦，摧毁任何危及其专制统治的行为。李克强死了，知识分子所有幻想从党内渐进改良的美梦也理应破灭了。

从1989年起，34年来，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高举渐进改良的旗帜，以社会建设作为自己获得道义高地所在，把社会建设与渐进转型捆绑，以动员中产阶级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冀望以此形成社会压力，在“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配合下形成倒逼改良。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完全忽视、无视了极权与威权体制本质的不同，把威权体制的渐进改良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最顽固的极权国家来，无视极权体制或许还残存健康的人却从没存在过什么健康力量的现实，知识结构浅薄以文学想象代替严谨的专业政治分析，混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本质区别，树起暴民、口跑、痞子翻身党、推倒重来等假想敌谬误即稻草人论证来污蔑民间反对运动。实际上中国体制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改良幻梦只不过是道德“自我称义”的赝品，所谓“踏实做事，告别革命”只不过是为自己懦弱人格披上遮羞布的话语，贩卖温和的、去政治化的渐进情怀沦为兜售心灵鸡汤，自觉或不自觉成为极权统治的同谋者。

李克强去世后，针对民间犹存的怀念与叹息繁华落幕，观念与角色更加清晰的民间坚守抗争立场人士对此进行了批评与引导，显示了中国反对运动愈来愈清晰的构建反对运动立场的努力。这种与官方一元叙事话语完全不同的民间独立话语，依然引来残存的被戏称为“体内健”（体制内健康力量）人士以浓烈情绪怒斥为“泛斗争化”“无视人性”，可视之为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在改开时代终结的绝望回响。

渐进改良、体制内外互动既已被正谬，“与其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政治抗争获得自由就成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基点，结束专制的政治革命必然重返中国现场，“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近来网络媒体关注到中国大陆高校学生盛行告密老师讲课情况，已经披露出好几起老师因被学生告密而遭到当局解职、辞退、停课，甚至调查的消息。值得警惕的是这股告密邪风正在劲吹，可以预见因告密而更残酷的对老师及学生的打压正在全国展开。这种阴暗邪恶的告密习气本质上是党国极权病毒的一种外化形式，是由党国极权统治机制催生的必然景观，是民族割裂与自残的表现，是完全背离法治、人权、民主、文明等等普世价值。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在大陆掀起如此告密邪风，使大批教师与学生遭受极权之殃的情况，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媒体披露，清华学生3月25日向校方举报，思想政治课老师吕嘉的言行“反党违宪”。举报者称校纪委已经回应，准备启动调查。

就在前不久，清华大学知名法学家许章润，因为发表针砭时弊、忧思国运的文章，被中共当局停止一切教学、科研职务与活动；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遭到学生举报，被校方撤销了教师资格和降级处理；去年湖北中南财经大学副教授翟橘红，因为批评人大修宪，结果被开除了党籍，同时取消了教师资格。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因为“言论偏激”，被学生举报后遭到解聘，等等。有网友统计，最近六年来，中国大陆至少有33位大学教师因为学生告密而被停职、开除甚至拘捕。

大学学生告密邪风如此盛行，直接原因是中共当局为了控制大学教师言论，公开在大学招募了所谓的学生信息员，培植眼线，遍布特务，搜罗教师言论，监控师生思想。当然，中共极权统治在高校安插培养学生信息员由来已久，它是一种制度，有明暗两条线。暗的信息员是秘密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另一种就是公开信息员，2012年之后开始盛行，2014年开始公开招聘。

2018年10月，武汉科技大学在官网曾发出一个“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里面介绍的比较清楚。院校两级的信息员，要收集“教学和教学管理信息”，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内容、方法、手段等进行汇报。每两周汇报一次，校方根据他们的工作情况，按学期发放酬金。

事实上，在中国中共当局培植这种所谓的信息员，已经不止大学校园，而是扩展到了中学。今年4月1日，河南郑州一个学生家长前往62中为他15岁的孩子跳楼自杀讨说法，原因就是他孩子拒绝告密，多次被勒令写检讨。孩子实在承受不住压力，才愤而跳楼。由此可见，中共当局操控的信息员告密之制早已经漫延到了中学。

纵观中共极权发展的历史，可以说从其组党夺权以来，就一直采取最阴暗而邪恶的手段，来达到操控社会的目的。尤其在夺得大陆政权后，更是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各种侵害人权的政治运动，而每次政治运动都相伴着利用民众自身来揭发告密，形成社会互相仇杀、撕裂状况。

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告密机制，都是将人性中的邪恶通过权力手段充分诱发出来，是充分利用人性的罪恶面，用制度性利益使罪恶正当化、合法化、利益化。一旦人性中这种邪恶披上合法外衣，成为获取利益手段，那么人性的良善面就成为虐杀的对象，社会就必然邪恶横行，良善遁形，道德毁弃，价值崩溃，是非颠倒，各种匪夷所思的怪象泛滥成灾。中共奴役大陆民众70年的历史，就一再证明着这种罪恶的现实。中共极权是人性罪恶的催化剂，是人性罪恶的保护伞。只要中共这种党国极权体制存在一天，就会将告密机制延续一天。

当然，党国极权告密文化不仅盛行于中国大陆，实际上也存在于曾经的东欧，存在于所有共产极权浸染之地。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告密现象，就必需开启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现代文明社会。因为一个遵循普世价值建立的社会机制，公开机制与阳光政治是不需要告密的，公民的各种基本人权得到充分保护，一切以法制为准则，权力不需要公民告密，公民也无密可告，这样社会才会和谐包容。

中共当局最近几年加大学校及社会告密邪风，原因当然是统治危机在进一步加深，统治合法性日益缺失，广大民众日益唾弃极权统治。中共权贵集团为了延续自己奴役民众的特权，为了掳掠社会更多财富，于是将各种邪恶的统治手段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中共当局在学校广布密探眼线，豢养信息员，充分诱发人性罪恶，是完全背离人类文明与历史发展，是与普世价值为敌，也是挑战人类底线，因此必将遭到文明人类的警惕与唾弃。而这种告密机制是不能成为极权统治的救命稻草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人类历史发展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唯有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认同普世价值，实行宪政民主，走上法治人权，才是出路！

民生观察 2019年4月9日

5月2日下午，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惨案，一名男子在该县火车站候车室内与庆安站派出所民警发生冲突后，该男子被民警开枪击倒身亡。事件发生后，涉事警方单方面发布消息称：“被害人拦截旅客进站乘车，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执勤民警予以制止，该男子不听劝阻，并抓住一名5岁左右幼童向执勤民警抛摔，抢走民警携带的警具，并抢夺枪支。为确保现场旅客生命安全，执勤民警开枪将其击倒在地，并迅速通知120急救人员。120人员赶到现场后，确认其死亡。”在此后媒体披露的现场照片显示，一名中年男子仰面躺在庆安候车大厅地面上，其老母及幼子围绕其尸首瘫坐在地，场面极为沉痛。
 
尽管官方媒体极力避免提到死者的身份，但很快就有消息证实，该名男子叫徐纯合，是该县上访多年的访民。不过目前并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在2日下午徐纯合一家五口前往火车站，其目是不是进京上访。当然真相如何也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南方都市报》的后续报道：在徐纯合被击毙后，他年迈的母亲被送进了敬老院，三个年幼的子女也被安排到福利院，其家属还得到了一笔救助金，金额介于——据说这原本是徐纯合多年上访的请求，然而这些要求以生命作为代价，终于得到了满足。据家属告诉记者，徐纯合生前“活得没有尊严，也没有人格”，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一个中国访民的悲惨人生。
 
无论如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警察击毙平民的案件，都是极为严重的公共事件。徐纯合的访民身份更增添了事件的话题性和悲剧性，因而得到公众舆论的广泛关注。民生观察工作室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可以从中看到相关的规定：
第一，使用公务用枪人员必须经过专门训练。
第二，既能使用警械又可使用武器，必须先使用警械。
第三，使用武器必须以不使用可能发生更严重损害后果为前提。
第四，使用对象：针对正在实施可能带来严重损害后果的违法犯罪人员。
第五，使用程序：警告无效后。
第六，原则：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第七，不经警告就可直接使用武器情形仅限于：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
 
在这起黑龙江庆安枪击案中，到底是访民徐纯合“袭警”，还是警察李乐斌“滥权”？如今官方媒体和公众舆论各执一词，但迄今为止官方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完整的监控录像。梳理各个新闻媒体对庆安枪击案的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充满疑问的蛛丝马迹：
 
首先，访民徐纯合不仅手无寸铁，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肾炎、肺炎等疾病，据家属介绍他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不仅没法照顾孩子，生活自理都很困难，警察是否有必要对其施以致命一击？其次，徐纯合一家五口前往火车站到底是赴京上访，还是正常外出，目前并无定论。即便他是前往北京上访也并不违法，火车站的安检人员又有何权力加以阻止？如果只是正常外出，那么就更没有理由不准他上车。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从徐纯合被警察拦截，到最后被击毙，在整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警察李乐斌是否有违法滥权的暴力行径？——这些都需要有更明确完整的证据，加以补充。如此人命关天的案件，绝不能仅用“袭警”二字做出结论，马虎了事。
 
抛开这起具体的个案，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自古以来，鸣冤叫屈、寻求公正乃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在专制帝王时代，也不乏百姓前往衙门“击鼓鸣冤”的事例，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从没出现过不准百姓喊冤上告的情形。然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由维稳所产生的“截访”这一离奇的制度性怪胎改变了千百年来的民间俗成，一纸文件、一通电话便可以轻松地剥夺公民自由出行的基本权利，在把执法者变成了草菅人命的恶魔的同时，也将访民的生存推入绝望的境地。
 
尽管中国是全世界人权纪录最糟糕的国家之一，但普通的百姓还享有些许少得可怜的基本人权。可你要是一个上了“维稳名单”的访民，那基本上等同于无尽的灾难与痛苦——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方针，不仅意味着基本人权的丧失，更代表你可能遭遇的各式各样的迫害与折磨，其中包括并不仅限于：跟踪、骚扰、绑架、关精神病院、暴力殴打、非法拘禁、黑监狱、拘留、判刑……甚至就像徐纯合这样遭遇终极“截访”，一枪毙命！
 
民生观察长期关注当前中国维稳体制下的中国人权现状，每月编辑发布《中国维稳与监控动态》。徐纯合之死不仅是维稳思维下暴力截访的极端个案，更是广大民众，尤其是访民、异见人士等维稳黑名单上人士的基本人权倍受践踏的惨痛现实！
 
鉴于以上种种，民生观察在此强烈谴责黑龙江庆安警察击毙访民徐纯合的暴行，并要求当局：
 
1.停止删除关于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的相关网络视频，公布完整的官方录影证据，让公众参与讨论，以正视听。
 
2.责成黑龙江地方检察院尽快公开调查结果，如果警察李乐斌在枪击案中确有滥权行为，应处以重罚。
 
3.要求全国各地立即停止暴力截访，尊重公民上访的合法权利，保障信访通道的畅通无阻。
 
4. 暴力截访来源于当前越来越疯狂的“维稳体制”，我们强烈要求终结这种无视法律、践踏人权、没人性的“维稳体制”。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5/8

民生观察工作室今天发布的《二0一三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披露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官方不断强化对人民的严密维稳与监控手段，以大量的数据指出目前的维稳与监控呈现扩大化、经常化、滥用化、系统化、持续化、严厉化、特务政治加剧等特点和趋势，在网格化维稳下大规模侵犯人权已成为常态。
 
“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体制是在官民日益对立的严重政治生态下，为了维护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形成的强化控制社会、高度打压民权的极权体制。以“稳定”来压制人民争取权利与自由的合法要求，以强制性权力为倚仗，以意识形态控制和监控人民为手段，以警察国家、特务政治为暴力压制工具。
 
现行的维稳体制事实上是把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把所有公民都纳入监控之中，公权力无限膨胀、肆意横行，公民权利荡然无存，《二0一三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曝光了官方维稳与监控手段的肆无忌惮：监听、监视、拦截、切断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的电话、网络等通讯工具；喝茶、传唤、上岗、警告、殴打、非法骚扰、恐吓；跟踪、蹲守、上岗、围堵、拦截；强制旅游、强制失踪；殴打、绑架、软禁、关“黑监狱”、办“法教班”等等，内容触目惊心。
 
在维稳体制下公民权利和尊严甚至生命被无底线践踏。因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妻子刘霞迄今为止已被法外软禁三年多时间，长期的与世隔绝使刘霞罹患严重的抑郁症和心脏病，身体状况堪忧。而在本报告发布的前几天，山东异议人士薛明凯的父亲薛福顺被曲阜维稳人员非法控制后离奇坠楼死亡。正如民间就薛福顺非正常死亡的声明中指出的：“薛福顺之死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维稳体制之恶，维稳部门可以随意侵犯其人权和公民权利，甚至可以株连其家人，此类暴行蔓延已久并酿成诸多悲剧，薛福顺之死只是诸多悲剧中的最新一个。以侵犯人权、破坏法制、破坏国家正常秩序为特征的非法维稳不终结，悲剧还会不断重演。”
 
暴力压制的维稳之恶的实质是体制之恶。缺乏宪政体制的一党专政下，官权畸形强大，利益集团腐败丛生，为了保住政权和利益，维稳权力得以被广泛滥用。只要中国现行制度无以改变其极权形态，则维稳体制之恶仍将得以维系，公权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平，公民的公平则将继续是天方夜谭。
 
维稳体制现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暴力打压和侵犯人权不会解决社会问题，不过是在把矛盾往后转移，使其政权合法性不断丧失，从而导致更大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对暴力维稳的依赖将使暴力成瘾的政权最终成为暴力的牺牲品，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面对维稳的天罗地网，作为国内首份反映中国维稳与人权状况的报告，我们见证了这张网下的疯狂与人性的沦丧，谨此，民生观察郑重声明：
 
当局必须立即停止一切维稳与监控手段；
 
停止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终结维稳体制；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