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情绪现在已普遍进入认为中共已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的心理预期，宣告了中共专制政体正在走向失败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相比同样席卷中国的内卷、躺平这些社会共同情绪，无疑“历史的垃圾时间”有相当巨大的进步，但仍然呈现出社会的习得性无助心理。
这种习得性无助体现在“历史的垃圾时间”的两重意思里。一是中共崩溃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结局难以改变，所以现阶段的历史已进入“垃圾时间”。这一点强调的是官方的无能为力。二是“垃圾时间”之所以为“垃圾时间”，是中共在大局已定下仍然徒劳挣扎，变本加厉镇压民间，企图挽回败局，在血腥的历史垃圾时间里，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和威慑下，民间难有大的与专制对抗动作。这一点强调的是民间的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历史有垃圾时间，但是人没有垃圾时间。民主转型与巩固不会伴随中共的崩溃而自动到来，如果民间躺平被动等待，那么“历史的垃圾时间”后迎来的也可能是历史同样剧本的“垃圾循环”，就象前苏联土崩瓦解后在其废墟上建起的是普京的寡头政权。说到底，是否能真正终结中共的极权主义，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民间是否能直面房间里的大象，直接与专制政权冲击、碰撞、抗争的结果。因而，即使是在这血腥残酷的“历史的垃圾时间”里，民间理应并且是能有所为的。
要有所为，就必须要正视、检讨中国民间，特别是中国政治反对派自身的缺点与问题，不能把中国民主运动自身的困境全部归咎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和威慑，镇压和威慑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必然手段，把困境责任全部推给中共的后果就是让我们失去了吸取教训反思与前进的能力。
刘晓波在2002年的文章《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作为实践自由主义的民主运动的贫困。这种贫困，绝非指数量而是指质量。从数量的角度讲，我们并不比其他转型国家落伍……四分之一世纪的坚持，曾经辉煌过的广泛动员，曾经悲壮过的献身精神，非但没有修成正果，反而越发陷于道义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贫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流亡者中间，这种组织上贫困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苍白。”
刘晓波认为：“中国的一党独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稳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民间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间精英阶层的良知和勇气的贫困……中国民间反对派在道义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日益贫困，民间反对运动的愈发孤立无援和边缘化，无法形成各阶层相互声援的广泛动员和持久坚持，每个群体对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于这个群体的既得利益之内，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成为目前中国的道德常态。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上书还是难属群体的抗争，无论是弱势群体的示威还是法轮功信徒的殉难，所有的民间抗争几乎都是孤立的，因而并不能对独裁政权构成真正的民间挑战……每一次民间反抗暴政的行动陷于孤立无援的贫困，也就等于全社会都在参与对道义资源的变相出卖。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的道义资源被全社会合谋出卖。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出卖于今犹烈。”
时间已经过去22年，刘晓波的洞察依然没有过时，民间的道义、组织、思想的贫困依旧。道义上我们有《零八宪章》、有至死仍得不到自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思想上我们有从西单民主墙迄今已数代人对极权、专制、暴政的揭露与批判，组织上我们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的组党运动的丰碑，但是现实又是如何呢?
道义上，刘晓波去世了，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主张他的殉道几乎被民间遗忘，民间反对派大都“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能亮自己的旗号就绝不扛别人的枪，如此丰富的道义资源就这样被闲置。思想上，民间自我固化、老化、凝滞甚至停滞，以一己经验简单化社会、政治议题的复杂性，这数年来围绕特朗普的争论就是这思想贫困的典型表现。组织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山头各自为战，没有连接、积累、融合，因而从没有一个连贯性的社会运动，只有各个旗号“运动”的轮番上演，因此缺乏跨界、跨群、跨代的联合，从而失去对整个社会不同代际、不同人群的动员能力。
社会运动，特别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政治运动，没有道义、组织、思想的积累，没有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连接合作，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运动积累，成功的可能性是天方夜谭。而这恰恰就是中国民间、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根本缺陷所在。所以，我们主张，中国民间在未来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达成共识，否则必然在时间窗口来临时再次丧失历史机遇。
首先，中国民间，特别是政治反对派，应在认知上对目前中国的政治进程有清醒的判断，严格区分开想象与现实的分野，不把中国社会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寄托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上，不焦虑，不绝望，不盲目乐观，不悲观失望，这是政治反对运动创建广泛社会共识、实施更广阔政治反抗形式的前提（参见《习天下的“历史垃圾时间”有多长？》https://msguancha.com/a/lanmu2/2024/0804/23664.html）。
其次，应该有清醒的角色意识。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反对派，只有认知是不够的，因此中国民间，特别是政治反对派，要把自己定位为抗争者，或者说抗争者才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身份、角色：我们，就是专制政权的反对者；我们，就是极权主义的掘墓人。一个政治反对派，Ta必然首先是一个抗争者，其次才是作家，记者，人权律师，政治异议者等职业人士。以极权主义抵抗者的角色构建中国社会转型的民间道义形象与价值观，此身份与立场的共识成为群体连接的基本纽带。
最后，建立民间信任网络。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中共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下，无疑组织化是高风险的，但这并不是说民间束手无策。我们主张，中国民间理应做好构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不同人群的信任网络，以信任网络达成基本的道义、底线共识，在未来中共崩溃的时间窗口来临时以此建构清晰的反对运动框架，实现跨界、跨群、跨代的协同、联合，彻底终结中共极权主义。
未来的历史转折点必定是以中国民间现在的努力为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