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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视人权下的促进劳动报酬增长就是谎言

    (编者按:中共宣称要“促进劳动报酬增长”,而中国模式的本质却是“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在中共坚持这种模式下“共同富裕”就是自欺欺人,促进报酬增长就是掩耳盗铃,再看看讨薪者被扣“恶意”而打压,外资因工资高被指“一肚子坏水”别有用心,在中共极权践踏人权营造贫富悬殊的森严等级下,劳动报酬增长与否永远不会是极权统治者真心关心的问题。)


    一、谁会相信这种缺失人权下的“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

    9月25日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意见提出,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强对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的宏观指导,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推动企业依法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等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队伍建设,持续整治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有效治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求职陷阱等乱象。(新华社)

    中共改革几十年来,结果是: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国民收入增长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收入上的“国富民穷”、发展机会上的“国进民退”都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畸形发展模式的本质就是低人权。


    二、外次高工资高赔偿被扣“恶意”“一肚子坏水”


    2023年5月,东莞一家日本企业因订单减少经营困难,无奈之下,便辞退了一名5年工龄的员工,为感谢该员工的付出,企业主动给员工的赔偿金竟然达到了15.5万,其中各项赔偿款更是叫人看了暖心。

    该员工在企业的年平均工资是6892.25元,其中经济补偿金获得了75814.75元,特别慰劳金44799.63元,在就业支援金13784.50元,感怀铭记奖金13784.50元,年终奖6892.25元,共计获赔了155075.63元。

    此赔偿方案在网上被传开之后,瞬间就引起广大网友的热议

    网友们直呼:还是外国企业比较有良心,在善待员工方面从不含糊,更是从没有叫人失望过。

    要知道,在这份赔偿里,除了经济补偿金是大家广为熟知的除外,其他的什么特别慰劳金,再就业支持金,感怀铭记奖等等款项,都是大家在其他企业里听都没听过的。

    这就招来了中国粉红的唾骂,他们认为:这家日本企业一肚子坏水,就是想搞事情,其行为属于恶意赔偿,是在扰乱行业秩序,呼吁大家要共同抵制,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日企善待辞退员工被扣“恶意赔偿”的罪名。

    甚至因为一些外资工资高而遭致一些权力部门出面干预,认为他们是制造矛盾,让中国民众心理产生不满。


    三、低人权、低工资是中国模式的本质

    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论调,就是为这种全面保守辩解而制造的舆论宣传迷雾。它不过是威权主义、半吊子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2010年1月30日,中共改革派代表性人物朱厚泽在北京医院病房中与友人谈话时,“对「中国道路」提出连串质疑: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低人权优势,就是广大劳动力在议价领域权利的丧失,同时出现劳动力供给过剩,工人缺少议价空间,只能是接受工厂给予的单方面工资。除了制造业,还有很多低端产业,都建立在对劳动者的任意盘剥上,由此带来的短暂经济发展。低人权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能够解释寻租经济,各种腐败,尺蠖现象等。低人权优势对国家的影响由于低人权,在全球化中它们就特别有出口商品、吸引资本的优势。低人权在一定时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加速资本原始积累。

    中国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


    四、习式改革就是敲骨吸髓


    “今年40多岁了,干了二十多年,从年轻的小伙干到现在中年。燃气改革前收入还可以。但是改革后,把车子和以前业务贴进去给政府指定的公司打工,车子维修、吃饭和房租都不管,每个月才三到四千块钱,根本没法生活,”湖南长沙的送气工伍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据伍先生介绍,湖南长沙的燃气改革今年5月开始,工人们发现改革的结果竟然是对他们敲骨吸髓,愤怒之下就发起了抗议示威,当时政府官员一度作出保证,可是后来又反悔了。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名送气工加入了罢工队伍,至今十多天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劳工纠纷不断增加。根据劳工组织的调查报告,2024年工人抗议事件频仍,今年上半年共收集到719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高于去年同期的696起,。甚至高于去年同期,除了占比最多的建筑业和制造业外,还有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人抗议。

    习近平的改革就是压迫下层民众

    专家指出,中国劳工纠纷主要来源于工厂搬迁潮和缩小生产规模,而中国官方的政策依然以打压工人为主。很多工人表示,他们求助无门,维权困难。观察人士说,看来习近平所谓的改革就是进一步压迫下层民众。

    8月23日,湖南长沙的伍先生从抗议现场给美国之音发来视频。一则视频显示有十几名送气工堵在当地的燃气一级站,他们用铁链锁住自己的脖子并连接在一起来以示团结。

    伍先生略显激动地对美国之音说:“送气工已经被逼上梁山了。当地武警和特警都出动了,他们知道没理,不敢强制驱离。他们的背后太强大了,湖南本土律师不敢接我们的案子,叫我们去北京请愿。”

    在湖南的送气工抗议所谓“改革”的同时,远在河南洛阳的环卫工人也在进行示威。

    “8月15号那天,一百多名环卫工人跑到伊滨区的开拓桥上,抗议拖欠工资。看到很多一把年纪的人顶着大太阳在桥上,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河南洛阳的刘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一位当地的环卫工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已经8个月没发工资了,家里生活困难,没有其他收入,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急着交学费。政府把我们推给环卫公司,环卫公司不给我们解决,我们走投无路,只能堵大桥来讨个说法。”

    据知情人士披露,近期中国多地出现了拖欠环卫工人工资引发的抗议和罢工。8月16日,河南许昌长葛的环卫工人们为了拿到拖欠的薪水,驾驶清洁车堵了环卫公司森源集团的大门。上个月,广东东莞的环卫工人因为不满环卫公司的降薪,连续罢工数日,导致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


    五、“共同富裕”的自欺欺人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美好愿望,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更是不断提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不过,最新的统计数据却显示,中国的现实距离“均富”愈来愈远。

    继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大型房地产企业严重资不抵债之后,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1985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点。

    日本经济新闻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指出,中国城市地区个人收入差距愈来愈大,现时最富有的20%城市家庭收入,已等于最穷20%家庭的6.3倍。而且前20%富有家庭在2022年的所得收入,较2021年增加4.5%,相反最穷20%城市家庭收入按年仅增加1.3%,令贫富差距拉得更大。

    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最富和最穷的两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更高达9.2倍。瑞银集团及其子公司瑞信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最富裕的1%人口掌握着全国超过31%的财富。分析指中国面临庞大债务问题,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因为拥有庞大资产的富裕家庭和企业,可受益于延迟处理债务所产生的利息,而贫穷人口和小微企业面对经济下滑却手足无措。

    专家指出,另一个造成贫富悬殊加剧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贫穷问题的处理手法是“口惠而实不至”。日本经济新闻分析道,过去3年在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下,餐饮、旅游和娱乐等服务业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或遭到减薪,也因此导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达21.3%的历史新高。

    曾担任青海政协委员的光传媒创办人王瑞琴,直言中国政府根本没将改善贫穷老百姓的生活放在考虑重点。她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若失业了,就会纳入政府的保障网内。但如果在中国失业,根本没有人会帮助你,于是生活过得愈来愈困难。”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国营企业缺乏类似发达国家企业的规范,很多国营企业从业者的薪金远高于非国营企业从业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人民币,相反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只有62,884元人民币,两者差额为43,953元人民币,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1.69倍。而且到了2022年,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差额更增至48,792元人民币,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1.74倍,可见两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认为,中国国企有政府撑腰而旱涝保收,很多东西都不透明,而中小私企及其职工却只能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而起伏不定,这也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重要原因。

    在2021年,招商银行年报显示支付员工薪酬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接近600亿元人民币,员工平均年薪达65万元人民币。可是年报亦同时公布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田惠宇,税前年收入为419.8万元人民币,执行董事刘建军和王良的税前年收入为306万元人民币,多名副行长和高管人员年收入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因此低下阶层员工的年薪跟最高层差距其实可以很大。


    六、中国严重的收入不平衡

    谢宇,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与研究生周翔合著的名为《今日中国的收入不平衡》(IncomeI 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本周在线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谢宇说:“在今日中国,收入不平衡程度已位居全球高位,特别是与那些高标准生活国家相比。”

    研究主要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所得数据。此调查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的一大型研究项目,数据覆盖了中国大陆25个省份,95%的人口。同时,此调查是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SR)与北京大学2010年共同合作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研究还分析6个中国大学附属机构运用国际认可的科学抽样方法所得的数据。

    “很遗憾,由于一些政治原因与现实条件,政府公布的今日中国收入不平衡的数据并不可靠。”谢宇说,”在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到这一增长,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身感受到这一点。虽然老百姓看起来可容忍此不平衡,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是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老百姓认为经济收入不平衡是最严重的问题,其次是贪污与失业。”

    根据谢宇与周翔,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均随着国家急速发展不断加大。他们认为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收入不均。

    “中国收入不均的急剧发展的原因一部分可归咎于政府长期政策偏向城市居民及沿海地区。”周翔说。

    他们表示,若政府改善政策以减少城乡以及地域差异,可改变收入不平衡。


    七、中国举世震惊的贫富差距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首次公开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我们今天的话就从这里说起。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啊!虽然各大门户网站都刊发了人民网的这条消息,但同时却都关闭了评论功能,没有一个跟帖,甚至就连“正能量”的跟帖也没有。


    八、讨薪被扣“恶意”而遭严禁

    拖欠农民工工资在中国一直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2019年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其中提到“逾期不支付的,向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赔偿金;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就是说,欠薪不还到最后最多赔点钱,他们就像大爷一样,有时间耗着,而讨薪的太卑微了。

    而多少农民工懂法?他们为了讨回那一点工资,然后去咨询律师,律师不需要花钱吗?浪费的时间呢?而法律复杂的程序,最后能讨回多少也不一定。

    就是说,农民工最后即使用了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浪费时间精力,经过漫长时间,最好的结果就是把钱讨回来了,欠薪放却有大把时间耗着,还没什么损失,农民工用“非法”方式讨薪实属无奈。

    国家应该加大对欠薪的处罚力度,增加讨薪者的法律途径,能够高效迅速处理这类事件,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反而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法律程序,这不仅会使内部出现问题,也会劝退那些想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

    北京律师马钢权对自由亚洲台表示,农民讨薪问题不断的主因是各地政府部门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说:“到政府机关上坊,当地政府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派公安对农民工实施抓捕,不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只从表面上入手,就是把农民工抓了,他们不再闹事了,稳定了就行了。为政者,为官者得过且过,不是积极地解决问题,被动的采取简单的粗暴的一种方法,那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认为现在农民工这类问题越来越多根源也在这里。”

    马钢权还表示,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国家建设部对这类问题也是官僚作风,得过且过,根本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措施,保证农民工的利益,这也是导致事件不断发生的原因。


    九、解决中国低工资的根本是落实人权

    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指出:“劳动者没有办法维权,就是抗议、示威,要不然就罢工,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办法,政府现在这个政策实际上还是以打压工人为主。中国的工会也没用,国家扩展工会在地方的影响力,其实还是没什么实际用处。”

    中国指望权力来主导工资增长,本质上仍然是极权主义思维,是靠不住的。只有落实工人自由组织工会,言论自由,罢工示威集会自由等等人权,才能最终保证工人自身的工资福利改善。

    详情请参看:

    1、中共中央、国务院: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409263191239877.html

    2、点评中国:“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0/05/100517_cr_hopeless_by_wangtiancheng

    3、秦晖: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6401.html

    4、低人权优势
    https://is.gd/i3GG2M

    5、特斯拉加钱裁员,为什么更守法的反而是外企?

    https://new.qq.com/rain/a/20240419A09UD000

    6、外企工资“超低空飞行”怪谁?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10/06/100607_ana_china_wages

    7、外企善待被辞退员工成了恶意赔偿,国内同行:这是在扰乱行业秩序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4L5LBSB05561LHW.html

    8、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之际劳工纠纷此伏彼起

    https://is.gd/O5pzWI

    9、农民工讨薪各地频发政府为维稳一味打压(图)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fy-02042013131257.html

    10、严厉打击非法讨薪,公安部的文件你看了吗?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3L26IIV05533QW2.html

    11、中国基尼系数0.73贫富差距世界第一按邓理论改革已经失败

    https://is.gd/mC5ptg

    12、中国政府政策加剧贫富差距习近平“共同富裕”欺人变自欺

    https://is.gd/Hasnwj

    13、中国收入不平衡比美国严重

    https://is.gd/mw2WIe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富差距

    https://is.gd/mmm1TA

    15、刘伟等: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和对策研究

    http://ztzx.ruc.edu.cn/docs/2020-04/f9d8c16c19394844a00d28b95dc4c0d2.pdf

    16、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5/content_6951915.htm

    17、佳能被裁员工补偿150万,到底算不算“恶意补偿”?

    https://finance.sina.cn/tech/2022-01-26/detail-ikyakumy2644199.d.html

    18、在职5年,裁员获赔22个月工资,为何外企裁员更加人性化?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432NVOQ0517V8F8.html

  • 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央企国企高管降薪远远不够

    据报道,《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实施已经进入倒计时,央企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薪酬和绩效密切挂钩,其薪酬水平将不超过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到8倍。其中,基本年薪为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绩效年薪不超过基本年薪的2倍;任期激励则不超过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30%。同时,如果考评不合格,将不得领取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这意味着,央企薪酬额度将由目前职工的12倍降至7至8倍,据估算,部分高管薪酬降幅逾40%。
    在贫富悬殊、收入两极分化和经济低迷不振的背景之下,当局的这一举措耐人寻味。有评论认为,央企以及势必随之而来的国企高管降薪,是全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大措施,是国企改革的必然之举,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公平。这种说法大致不错,但也不无可议之处,最显见的一点是:央企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与其说是降薪,毋宁说是调整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这对于央企国企的内部职工来说,无疑有一定的促进公平之效,但对于全社会而言却未必有太大的作用。而更深入地加以透视,就不难得出结论,央企国企薪酬改革,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局势倒逼的结果,其要害并不在薪酬的多寡,而是为了平息民怨、安抚民意、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现行体制——简而言之,是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的结果,亦即是官方维稳思维的惯性产物。
    不可否认,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变动,不仅关乎为数不多的部分人的待遇多寡,而且是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属于全社会各行业各群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毕竟,具有行政垄断之便的央企国企,占据着全社会的优质资源,把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它们甚至可以凭借自己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在相当程度绑架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央企国企高管的薪酬远不如央企国企本身重要。例如,央企石油系统长期以来不仅控制油价,在某种程度是让发改委这样的上级部门沦为其传声筒,或多或少左右了能源政策的走向。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石油央企还在油价畸高、盘剥公众攫取暴利的情况之下,铺张浪费、管理低效、连连报亏,每年伸手从国库攫取数以百亿计的财政补贴。而在近来选择性特征明显的反腐风暴中,石油系统成为重灾区,高管纷纷落马,不单凸显了央企国企的腐败现状,而且昭示了央企国企消耗和浪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阻碍市场公平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危害民生,加剧了社会不公的实质。
    了解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人想必都明白,央企国企高管薪酬畸高,是经济转轨时期产生的怪胎,是垂而不死的计划经济和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嫁接的产物。事实上,且不说央企国企是将自己置身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即使其能凭借行政和资源垄断之利,低耗高效地为国民经济做出切实贡献,惠及民生和社会;高管薪酬和贡献成正比,比目前再高一倍甚至数倍有如何?具体而言,这些高管薪酬的总和,恐怕也不及每年国家财政每年补贴央企国企的零头。
    可见,央企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修修补补,并不能改变央企国企垄断、臃肿、管理水平欠缺、效益低下的面貌,在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改革中,宣传效用大于实际效用。换言之,更能有效的促进社会公平的,不是央企国企高管的薪酬(当然也应该改革至合理水平),而是央企国企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改革。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之下,在健全的监管监督体系之下,社会公平和公正才能获得真正的促进。因此,要想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仅仅央企国企高管降薪远远不够。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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