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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通许健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有余

    【民生观察2024年6月26日消息】2024年6月5日,江苏南通海门许健被控寻衅滋事案在海门法院开庭,当日有多名群众被限制进入法院旁听,只有少数几人得以进入法庭旁听。近日,有消息传出许健被海门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有余。

    2024年6月5日当天许健案开庭,辩护律师李永恒申请了20个旁听席,但是由于当地公安部门的阻挠,只有些许人进入到了旁听席。

    当日,李永恒律师怒斥法院将法院的旁听权让渡给公安,并怒斥那些相互矛盾的陈述作为证据出示。李永恒律师希望法官和检察官能够用自己的初心和良知评判法律事实,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据当日旁听者回忆许健案的一些事实:

    一、2018年12月期间在刘建斌承建的海门工业园区农路升级过程中,许健于借故生非,多次通过汽车堵路拦截施工车辆,破坏正常施工秩序,许健强拿硬要价值7318元的混凝土浇筑自家场心。许健本人否认强拿硬要,事情距案发已逾5年之久的,被害人刘建斌从未报警,不合常理。许健认为浇筑场心的混凝土,是自己购买自愿送来的,不认识刘建斌,不是买他的混凝土,时隔5后说许健强拿应要属于,颠倒黑白,打压报复的构陷,而且结合控方证人中的送混凝土的司机出现后竟无法辨认许健,一切都能够证实,构造的事实一定没有证据作为支撑。

    二、2019年5月间,许健为谋私利只是让人切割李彬村幸福路路面,构成破坏路面结构等后果。关于该起切割路面宽度4米,实际上是李彬村统一维修村内道路时,许健碰到维修时后经宋卫星书记同意才放置10公分左右塑料管方便通电线而已,而且维修该路段时挖掘机司机碰坏许健罗汉松赔偿500元微信给李伟书记,李伟至今没有给许健。控方指控该项犯罪事实的证据主要是证人证言,但证人证言叙述之间矛盾很大,根本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印证许健破坏路面的事实。

    三、许健2017年12月至2020年4月,多次锯割、剥皮等方式任意损毁李彬村11组路段的景观树。该起事实指向景观树并不明确,自2017年至2020年涉及报警信息共3条,其中2条是宋木香许健争执中两人均报警的,宋木香的报警信息是修树枝,不是锯割树,已交村委处置、关于锯树的证言大多为猜测、推断性证言。另一报警人倪春玲家11棵冬青树树枝被毁,一棵冬青树锯断,已经治安案件处理损失价值200元。也就是说,该事情许健已经接受过了相应的处罚,如果在本案当中再进行一场法律评价,就是重复评价,就纯粹是一种构陷。

    旁听网友认为,一个明显无罪的案件,被强行判决有罪,一个自由之身的公民,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要失去两年的自由时光。呜呼,悲哉!法官同志:你办理的不是案件,你办理的是别人的人生。“但愿世间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在此,也希望世间少缺不公,希望公正的阳光能够照耀到每个人。

    许建是江苏南通海门市人,其妻朱培娟因给死去的叔叔一个说法,四处奔波讨要说法,已经成为了“访民”。朱培娟目前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指定监视居住。

    此前代理律师曾多次要求会见朱培娟被以身体为由拒绝,许健被抓之前曾在网上为妻子朱培娟发声,之后被警方以违反取保候审为由带走行政拘留8天。代理律师前往通州区拘留所要求会见,被以需要办案机关批准为由拒绝。

    拘留期满后许健并未被释放,家属于2024年1月12日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称许健涉嫌寻衅滋事犯罪。

    许健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其被控寻衅滋事案在海门区法院开庭审理。

    对此有律师表示:“朱培娟为叔父讨公道遭到报复,许健为妻子朱培娟维权又遭报复,连锁报复……”

  • 林子健:自己没有欠债 亦没有精神病

    民主党成员林子健重申,自己被内地人员强行带走及施虐的案件是政治事件,相信并非涉及个人恩怨,强调自己没有欠债、亦没有精神问题。

    对于有评论质疑他自编自导自演,藉此抹黑高铁「一地两检」,林子健认为有关评论荒谬。

    (来源:香港电台 https://goo.gl/LUNpN5 2017年8月14日)


  • 徐行健:极权政治〝制造〞精神病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北大教授孙东东有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相信,他的观点代表了当局维稳官僚的普遍认识。
        以现今的医学水平,仍然无法对精神病进行生理指标上的客观精确鉴定。对躯体疾病,通过生理指标的检测,能够进行客观诊断,而对于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断,全凭精神病医生的主观判断,依据就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在一个致力于培养顺民的极权社会中,那些不屈不挠地抗拒强权、捍卫自己权利的上访户,当然不符合顺民的“正常标准”,当然是“精神病”,是“偏执狂”。
      
      极权社会的正常标准
        精神的“正常”和“不正常”,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所谓“正常”,乃以特定时代的社会常态和多数人的表现为参照系。譬如,大清朝男人留大辫子,是正常的,到晚清时期那些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留学生和革命者,率先剪掉了辫子,在清政府和民众眼里,必定是“不正常”的,今天看来,却是“伟大光明正确”的,是开风气之先的超前者。
       
    当今世界,日趋多元也日趋文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正常”或“不正常”的标准,常常大相径庭,乃至根本相反。宪政民主制度下,一个人在大街上讲演,公开批评政府,乃天赋人权,是社会常态,没人会认为“不正常”;而在官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则会被视为“不正常”,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
     
       可以说,在极权社会中,对“精神病”的判断并非单纯的个人身心健康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极权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本身,即反映出制度之恶、社会之病
        为什么极权社会中的少数官僚阶层能够长期统治和压迫大多数人?把答案仅仅归因于暴力的使用,过于简单化。试想,如果让官僚极权来统治美国人民,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就如同把一群自由的野生动物突然关进了笼子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必然会遭到普遍反抗,这种普遍反抗会使得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如此高昂,以致一天都维持不下。
       
    专制统治要维持运转,需要一整套的机制来持续不懈地大批量地制造“顺民”,制造出一个顺服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常态。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都在致力于把民众驯化成“顺民”,只有“顺民”才是“良民”,那些不屈服于专制统治的人,则被归类为“刁民”,要受到毁灭性打击。今日官僚当局对维权者的“精神病”污蔑,正是旧日王朝对待“刁民”的版本翻新。
        极权统治就是在制造顺民的同时,把“逆民”制造成“精神病”,剥夺其一切权利,包括作为正常人的生存权。大量个案反映出,其“造病”机制主要有三种:“诬”、 “逼”、 “治”。
     
      ”——正常人被精神病
        所谓“诬”,是当局把不顺服专制统治或在原则问题上“较真”的正常人,诬为精神病,今天,“被精神病”成了当局维稳的流行方式。
        两种人最易成为受害者:一种是那些对自身权益遭到侵犯不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他们不肯向专制官僚低头妥协,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最典型的就是孙教授口中的上访户;另一种是那些不遵从“潜规则”,对专制政权的表面文章信以为真,去跟专制权力的潜规则“较真”的人。
       
    中共官僚政权的一个特点是,运用“潜规则”进行统治。如果只从某些政策宣传来观察官僚政权,你会误以为它颇为开明,殊不知这只是一种欺世愚民的表面文章。在现实中,权大于法,官僚权力主宰一切。有人将此归纳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有些真诚的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却对官僚政权的欺骗宣传信以为真,真诚地按照表面文章办事,去跟官僚专制权力“较真”。在官僚们看来,他们就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傻子”,往往就会“被精神病”。

        一些披露出来的案例反映了这种情况,如陕西某国企的一名干部,不肯为上级官僚的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而是按照原则进行抵制,结果遭到打击报复,他又坚持向政府部门举报,政府却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某派出所一名警官,不肯按照上级官僚的指令办案,去袒护违法者,而是按照原则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结果被撤职审查,他不断上访,却被自己供职的公安局送进了精神病院,惨遭折磨。在重病几近死亡的情况下,精神病院不愿承担责任,才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出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带他到天津去重新鉴定,结果是完全正常,根本没有精神病。诸如此类的案例举不胜举,在现行体制内部,一些真诚地按照当局宣传的原则行事的人,往往要为这些两张皮的“原则”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极权统治把正常人逼成精神病
        在专制统治下,人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人们自由表达,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和良心行事,而是要把人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都压抑在蛮横僵化的专制制度躯壳内,导致那些有很强的独立性和道德感的人,心理上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他们既不愿让自己的人格扭曲,又不得不适应极权统治的社会环境,内心必然是天人交战、无止无休,当外在压力和内心冲突积累到极限,很容易造成心理崩溃,精神失常。
      
      所以,社会的精神病发病率,与政治环境存在极大相关性。每当政治环境黑暗、社会氛围严酷时,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社会上发生精神病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心,自由乃是天赋,而专制制度恰恰要压抑人的良知,扼杀人的自由,这必然会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处申诉、无从解脱的冲突。
      
    ”——正常人被治疗成精神病
        正常人“被精神病”后,在精神病院经受黑暗、残酷的“治疗”,而被“治”出精神病的几率是很大的。
        那些治疗精神病人的手段,对正常人来说就是酷刑。这种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很容易就弄假成真,把一个正常人“治”成真正的精神病人。有一名中学教师,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不满和批判当局镇压,被关进精神病院。结果,在精神病院的残酷“治疗”下,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以致失常,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虽然他后来被放出精神病院,但精神病的根子已经埋下,以致几年之后,他精神病发作,竟杀死了自己的亲人。
      
      通过“诬”、“逼”、“治”等种种方式,官僚极权统治大批量地把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中共曾经制作了一部政治戏剧,叫《白毛女》,主题是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是,“白毛女”在现实压迫下还可以逃到山里去,还有“做鬼”的空间和自由,有朝一日还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而中共官僚政权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让人生不如死,连“做鬼”的空间和自由都没有,它把正常人“治疗”成真正的精神病人,让人的精神永远失常,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的生存,是最没有尊严的生存,只能给自己、给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极权政治之下,人不如鬼。
        六十年的中共官僚极权统治,造成病态的政治环境,对精神病的判断标准本身早已变得“不正常”。逆来顺受、甘当奴隶被视为“正常”,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成了“不正常”、不识时务,所以才有那些维稳官僚和“叫兽”们的奇谈怪论。苍生无辜,为政有病。在一个专制自闭、黑暗窒息的政治环境下,价值判断标准已经黑白颠倒。唯有以宪政民主制度,造就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恢复正常,健全理性的公民社会方能形成。
    (来源: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9327201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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