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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郭敬哲给笔者的印像是一个性格比较柔弱的人，说话斯斯文文，条理清晰。2013年8月底至9月初，郭敬哲带着他年幼的儿子正在北京上访，笔者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当了解了他的生活之后才知道，这个柔弱的肩膀承载的苦难，岂止是用惨无人道所能形容的！由于父母文革受冤得不到处理，再到弟弟被害冤死，双亲为弟弟讨说法的时候，被说成诬告！并且于1997年1月28日，郭敬哲及其父母三人同时送进精神病院，郭敬哲被关押7个月之久！ 看着他手里拿着发黄的上访材料，才知道有的材料快赶上他的年龄长了。在这个小雨蒙蒙的天气，笔者采访他的时候才知道，他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摘掉儿子“小精神病”的帽子，以下是采访全文。
 
佐真：你好，请介绍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
郭敬哲：我是一个正常人，由于我爸和我妈文革的冤屈，省市成立五个单位联合调查组，经过6个月的调查，把事情进行了查处。我爸是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制造厂的职工，后来又因为我爸被与工厂头头的老婆工作对调的事，我爸不乐意，1972年我爸被工厂除名了。我爸妈四处反映，结果把我爸腿给打断，把我妈劳动教养3次共9年，当初我弟弟妹妹还只有5、6岁的时候就跟着母亲被教养。我弟弟在94年6月18号死了，他们把我们家两案并一案处理，然后把我们一家三口同一天送进精神病院。
 
佐真：一家三口指的是谁？
郭敬哲：我爸爸叫郭万锌、我妈妈叫胡秀坤、还有我郭敬哲，精神病院把我妈打得昏倒在地有半个多小时，我也是这样的。他们还打毒针，之后逼着我临产的妹妹做担保，强逼着我妹妹在公证处公证，像杨白劳一样签字做监护人，不签字不放人。他们有多大胆，把我妈也摧残死了，他们信访办的王主任，把我妈推倒在外面，在东北的三九天冻了一晚上，三个月之后我妈去世了。
 
佐真：你们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时候?
郭敬哲：97年1月28日。那天上午11点左右，我爸、我妈和我又到哈尔滨信访局上访，结果突然一伙人冲过来将我们全家绑上车，送到了哈尔滨市道外精神病专科医院。
 
 
佐真：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
郭敬哲：出来的时候不是同一时间，我妈先出来的，因为我妹妹生孩子了，我父亲第二个出来，我最后出来，我被关了7个月多一点。
 
佐真：关你们是那个机构的行为？
郭敬哲：哈尔滨市信访办公室，还有一个是东安厂党委。
 
佐真：被关精神病院的结论是什么?
郭敬哲：结论是我爸去年11月1日死后，我妹妹、妹夫跟东安厂要出来的，写的是精神偏执、没有行为能力。
 
佐真：关你们的医院叫什么?
郭敬哲：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道外区神经专科医院）。
 
佐真：这七个月怎么过的？
郭敬哲：也就是吃药打点滴，也不知道他们打些什么，吃些什么药，但是我出精神病院之后，朋友给我介绍的工作，去做肝功能五项血肠化验，肝不正常。
 
佐真：现在精神病院出来是不是有什么后遗症？
郭敬哲：现在我是肝硬化中晚期！
 
佐真：那对您儿子有什么影响吗？
郭敬哲：我儿子现在很健康，现在孩子压力挺大，左右邻居、同学都叫他“小精神病”，上小学一年就把他的班长给撤了，这孩子以后还有五、六十年，甚至更长的路要走，我就是想把这个“小精神病的帽子”给他摘掉，这就是我的目的。
 
佐真：您被放出来之后有没有采取司法途径？
郭敬哲：我就是到法院申请，我妹夫跟我妹妹打官司申请，但是法院刘副院长知法犯法，他不给我们恢复名誉。我这次到中央来，一是要求中央派最高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的专家给我鉴定，要是给我和我儿子、我爸妈的检查出来说我们不是精神病，那我们就是全国最大的惨案！
 
佐真：他们有出具精神病鉴定书或者之类的法律文件吧？
郭敬哲：我爸妈活着的时候就要这个证据，虽然我母亲不认识字，但是每次都坚持要相关证据，直到父母去世。就这样要下来，一直到去年才说我爸是精神偏执。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3、9
 

正在北京的郭敬哲和他的儿子

郭敬哲妹妹的保证书

郭敬哲的材料

以下是对郭敬哲的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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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记者 佐真
 
中国对普通公民的“被精神病”越来越普及，从刚开始的上级命令，到今天普通民警、社区干部、村里的村官都有资格送人进入精神病院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年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在正常国家，法律是保证公民受到伤害时最后的底线和保障，那么在中国呢？法律在普通公民“被精神病”的时候，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对照两个案例了解下中国法律对公民的保护—–
 
被精神病公民在放出来后，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小部分人选择了上访，只有极少部分人选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在极少部分中能坚持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他们要面对法律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要面对从起诉受理案件的艰难，要面对在审判中颠倒黑白、推卸责任、没有公正可言，要面对审判结束后不宣判、乱判。
 
2013年9月初本刊记者佐真访谈的两位选择司法维权的精神病院受难者是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钟亚芳和广东省韶关市的李世杰。因上访，钟亚芳2009年12月9日至2011年7月22日被关杭州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医院近六百天，作出这个决定的是杭州市公安局。
 
记者：你好，钟亚芳女士，请谈一下您放出来之后，提起诉讼的过程
钟亚芳：从被关精神病院放出来后，我起诉了杭州市公安局和关我的医院等共8个诉讼，经过13个月艰难的争取，才只有诉杭州市公安局一个案子立案，其余几个案件，法院要么不给立案，也不给立案裁定书，也不给不立案的裁定书，有的不立案起诉书都不退回，唯独立了这一个，法院还胡乱裁定，给了一个裁定书，但是裁定书理由根本不成立，从医院被放出了第十一天就起诉，结果裁定书说超过时效，但是这个事情时效应该有两年！
 
记者：司法本来是保护公民最后的一道防线，在您被精神病出来之后，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在以法律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法律在您心中意味着什么?
 
钟亚芳：本来我也以为，如你所说司法是维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途径，结果发觉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政府黑，公安黑，来到法院后才知道法院更黑。他们都是互相勾结，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都是在制造冤案，而不是处理事情，要就是不给你立案，要就是立案了不给你处理，就像我这个案件，法院实体审理了之后，它就没法出判决书，它就胡乱编造了一个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出来，驳回我的诉讼，法院根本不跟你讲法，根本就见不到司法公正四个字，
 
记者：有很多人在被精神病之后，他们就放弃了，他们没有在去追求司法解决，维护自己的权利，哪怕法院不守法，但是大家应该来坚持法制的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律虚伪的一面。
 
钟亚芳：我这次被精神病了以后，所以权利都给剥夺了，信访权没有了，你去信访，他说你是精神病，没有行为能力，不受理。你去走司法途径，根本没法走，经过13个月我才立了一个案，开庭以后，法院审理完没办法下判。因为我一没精神病（是公安联合医院伪造的），那么到了法院它就是无效的，二没有任何违法行为，那么他们就没理由关我到医院（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2013年6月7日告杭州市公安局这个案子都实体审理了，现在又说超出诉讼时效，这不是扯蛋吗？法院本来是讲法的地方，结果法官丧失了他们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记者：开完庭，谈一下这个感受吧。
李世杰：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法制完善的状态，所以他在法制完善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我这样的案子或者是这样的案例来推进法律程序的完整，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程序法律，由于过去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或者行政不作为的因素，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我相信通过像我这样的例子的话，不断的来完善，从而让中国人的人权受到好的保护。
 
下面是对广东省韶关市的李世杰的采访经过，2011年9月3日，广东韶关的李世杰在乐昌市迎宾酒店吃晚饭时，因为酒店不开空调，与酒店相关人员发生争执，并当场报警，随后被民警带至乐昌城北派出所。在交涉期间，派出所认为李世杰有精神病，便将其强制送往韶关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医院），直到93天后李世杰才出院。2013年3月13日，李世杰起诉韶关复退军人医院侵犯人身自由权，2013年3月25日乐昌市法院受理此案并分别于5月14日、6月6日两次开庭审理，但未作宣判。2013年8月，李世杰在乐昌市法院又提起针对乐昌市公安局的行政诉讼，9月3号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记者：我们先谈谈这次告公安案。这次开庭满意吗？
李世杰：在我们这个城市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满意，因为起诉公安局过去是没有的，对法院的公平性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律师至少可以在法庭上发挥辩护意见，这可能就是法律程序的进展吧，所以对公平性长期来说，还是乐观的，短期的话需要努力。如果判决出来有违法的话，我还是会走检察院这个程序，我还是会以法律的程序继续维权，我还是希望以个体的力量，去推动法律的进步，我的案子能成功的话，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典型案例，能成为被精神病人群体一个希望。我也希望用司法行动来对自我权利的保护，我比较乐观的是，看到现在的中国更多的人意识到司法的重要性，不管是监督贪污，还是个人权利的保护，都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在这次庭审中，公安机关否定了送我去精神病院是他们行政机关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感觉到很多压力，所以希望更多人走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采访完二个受难者后，我首先感到一丝悲壮。像钟亚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诉八个案件，只有一个立案，还百般刁难，都实体开庭审判了，法院又说已过时效，这种视法律如儿戏的做法，其实也真实的体现了现在中国有法律而无法制的悲惨局面。
 
同时我又感受到相对于体制与司法的无情与残酷，中国公民的忍耐与宽容。钟亚芳说，我们一定要经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现在努力了，我们的儿女就会少受到这样的迫害。李世杰更是坦诚的说，法律的进步就是一点一滴的做起，作为个人，我就从我的案子开始，来关注社会的进步。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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