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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乙己文学”成全民话题 “正能量导向”招网民怒火

    继“内卷”、“躺平”后,中国青年族群因经济同社会问题对自身处境感到迷茫,在网络社交媒体近来兴起了“孔乙己文学”,自比著名文学家鲁迅笔下穷酸潦倒又放不下读书人身段的孔乙己,体现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大学生失业严重而引发的年轻人的不安全感与焦虑,控诉了社会的不公。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自己当下的情况和“孔乙己”非常相似,“年少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十年寒窗却比不上三代从商,他们说读书改变命运,之后又告诉我脱下长衫”。

    2月25日,“孔乙己文学”登上热搜,阅读量超过1亿。到了3月,“孔乙己文学”成了最热的全民话题,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小红书、豆瓣、抖音……疯狂刷屏。微博上#孔乙己文学#阅读量高达2.8亿。由于话题引发官方警惕,目前已被屏蔽无法查看。几乎每个相关话题阅读都破亿。b站上跟孔乙己相关的视频,随便一个播放量都有数十万。

    反映年轻人对现状的普遍不满的“孔乙己文学”掀起热潮,引发当局的警觉。3月16日,官媒下场发表了评论文章,试图带风向导回“正能量”,将舆情热度推到了新的高峰,仅这一天产生的相关信息量就达到9万。央视官网发表文章,题为《正视“孔乙己文学”背后的焦虑》,指“孔乙己文学”背后缘于一些大学生“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就如“孔乙己脱不下长衫”:“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意气风发,步入社会后发现如此内卷,象牙塔的知识无法满足工作所需,骨感的现实已经支撑不起丰满的理想。”共青团的官方微信账号发文,批评现代版孔乙己属“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文章呼吁大学生抛下长衫包袱,择业不问贵贱,大可“挽起裤腿下田地”或者“去工厂里拧螺丝”,寻求“在逆境中为自己翻盘”。

    人民日报等官媒也下场评论,发表了诸如《摆脱“长衫”焦虑不只是大学生的事》《我为什么不喜欢孔乙己文学》等文章,指责大学生“眼高手低”。试图引导“正能量”风向,却激起更多年轻人的愤怒,引发网民新一轮批评浪潮。网民怒轰官媒根本搞不清楚大家口中“脱不下的孔乙己长衫”是什么,强调年轻人不是不愿意工作,而是没有好的工作,就业形势太差,身为“赵家人”的官方,搞坏了经济,却批评大学生做“孔乙己”。网民纷纷以嘻笑怒骂、指桑骂槐等形式作出控诉,有抖音博主诘问:“一个孔乙己脱不下长衫,那是孔乙己的问题;但数以千万孔乙己都找不到工作,那是谁的问题?”

    在央视网评论文章下,一个获得高赞的转发留言说:文章写尽太平事,不肯俯首见苍生。由于负评太多,央视网在该篇文章开启精选评论,只呈现肯定的留言;许多网红的批评文至当天晚上已搜寻不到。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关闭了其评论的留言功能。

    随着网民怒火愈演愈烈,官媒被迫开始转口风。《人民日报》公众号3月18日刊登评论,题为《孔乙己的长衫,脱不下也不必脱下》,该文直言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确属事实,很多人焦灼难安、委屈不甘,社会各界不宜居高临下批评,更应感同身受体会其痛苦。《人民日报》另一篇文章又称,应以平常心看待就业话题,社会要激发新业态潜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样化就业选择,让他们不必“脱下长衫”、能够学以致用。

    3月25日,中国影音平台bilibili(俗称b站)的一首歌曲《阳光开朗孔乙己》迅速走红。作者“鬼山哥”藉歌曲不断隐晦地嘲讽中共当局。歌词中出现“骆驼祥子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拉车不够努力”“陈胜吴广的日子不甜是因为不能脚踏实地”“你开着兰博基尼却笑我不够努力”“本以为工作很清闲,不曾想却是玖玖陆,干完后因恶意讨薪,饥饿的我被官兵抓走,这万恶的旧社会,为什么会没有劳动法,我们寻常百姓的尊严,为何会轻易被肉食者践踏”等等词句。

    《阳光开朗孔乙己》一经发布,引起网友关注和热议。视频播放量达到了300万+,很多网友通过评论区留言及发送弹幕的方式表达对创作者的敬佩,并讽刺官媒的宣传。网民湖底腐朽的灵魂说:“《孔乙己》作者最主要的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鲁迅先生讽刺大众的愚昧,但却从没将这份愚昧归责于大众。”网民瞅着我的网名干什么说:“脱下长衫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甜,摆摊一宿卖土豆,轻轻松松赚九千。赚到九千存起来,仨月只花15元!!!”

    网民阿旧哦哦说:“去年我是小镇做题家,今年我是孔乙己,明年我是啥?”网民简单爱-爱简单说:“笑着听,曲终笑无。我的笑容又是跑到谁的脸上呢?”网民360公司董事长说:“孔乙己不是脱不下长衫,是他只有这件长衫了,连这长衫都脱了,他还算什么呢?”网民茶灵菌说:“我合上书本走出门,却发现我还在文章里。”

    由于《阳光开朗孔乙己》的爆红,传唱度极高,官方警惕其对网民情绪的“煽动”,很快删除了视频,并对作者@鬼山哥的账号做出封禁15天处理。

    作者来士普在自媒体“印客美学”发表文章《“孔乙己文学”怎么出圈了?》,文章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互联网文学”引领风潮。从本质上讲,“互联网文学”属于一种与主流文化相抵抗的青年亚文化。而在如今具有共时性、互动性和去中心化特质的社交媒体情景下,这类青年亚文化日益彰显出强大的影响力,适用群体也逐步有了普泛化的转向趋势。

    文章说,“互联网文学”的底层逻辑是对现实进行注解。通过夸张、反讽、自嘲等不同表达方式,讲述现实中的困境、无奈、不满……让人们在不同情境下都能形成自我投射。而能够实现情绪宣泄的集体狂欢,往往都具备大众化、普泛化的潜力。由此,亚文化的语言模因得以被更多元的语境收编,实现了跨社群、跨圈层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使用“互联网文学”也是一种反抗的行为艺术。具有相同情感体验的网友们快速聚集,在使用“互联网文学”的互动仪式感中,感受群体共鸣带来的归属感、安全感与精神慰藉。而网红在作品中对于“互联网文学”的使用,也促进其热度的进一步提升。“孔乙己文学”最早就是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上传开的。直到社会情绪转变,新的热点出现,原来的就自然降温了。

    作者看理想在凤凰网自媒体“大风号”发表文章《鲁迅写孔乙己,是为了让你骂读书人吗?》,文章说,沉睡的语文课本突然苏醒,激起了一场攻防战,一边是年轻人自命孔乙己的无奈谐谑,一边却是主流媒体拼命拽住年轻人的胳膊,涨红脖子,苦口婆心,声嘶力竭,“不,你不是。”不仅当代有志青年不是孔乙己,而且孔乙己要为自己脱不下的长衫负责。口气越严肃,反差越鲜明。事情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搞得像谁真想做孔乙己一样。

    文章说,人固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又有谁对具体的,千千万万的如孔乙己一般的人负责呢?“不幸的人们”是鲁迅所看到的现实,病态的社会才是更为深刻的归因。如果无法在共同生命可能性的基础上建立共情,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对这种病态的社会负有责任。主流媒体的文学解读激昂则激昂,开出的药方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孔乙己脱不下“长衫”,人要积极面对各种可能的挫折,鼓足饱满的斗志,创造美好的人生——可这种解读的关键在于不是“人”。不建立在对人的理解上,所有的批判、鼓励就难免显得空洞、浅薄而不知所谓。不改变这个充斥着“老爷”的社会,穿不穿长衫是没什么区别的。

    作者亮见在其微信号“亮见”发表文章《孔乙己文学爆火后,我才读懂了这个可怜人》,文章说,小时候,语文课本告诉我们,《孔乙己》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对孔己乙后半生几个悲惨生活片段的描述,成功地塑造了封建末世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形象,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揭示了国民当时的昏沉、麻木状态。然而,这个说法,可以应付应付考试,但却无法解释,大清朝早就亡了,封建制度早已消散,这个100多年前的虚构人物(《孔乙己》写于1918年),为何能够穿越时光,获得当下年轻人的共鸣和喜爱。

    文章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孔乙己》整部小说,只出现了一个名字。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不需要具名,因为每个人都是凶手。可仔细想一想,其实“孔乙己”这个名字,也不是他的本名,不过是别人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取的一个绰号罢了。这个绰号,可以安在100年前的一个穷书生身上,也可以安在100年后迷茫彷徨不知如何安身立命的年轻人身上。而跨年百年,两者的共同点,不只是那件脱不下的长衫。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在其微信公众号“卖杏花”发表文章《孔乙己偷你家啥了,非要拿他垫背?》,文章说,我小时候的教科书说,孔乙己是科举制度下的牺牲者,被四书五经毒害躯体和精神,让他又穷又怪又懒,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可教科书上的旧社会里,不但有穿长衫站着喝酒(推荐一款孔乙己典当长衫也要买的无添加黄酒)的孔乙己,也有衣服不能再短的出租车司机祥子呀。老师只告诉我孔乙己死于懒,死于穷酸,可祥子既不懒又不酸,茴香豆的茴,他一个写法都不知道,为啥还死得那么惨?

    文章说,所以故归根结底,有些人本来就应该饥寒交迫地惨死,与他们穿长衫还是比基尼关系不大。问题就出在,在比基尼时代,好吃懒做的男女们穿得越来越少,索求却越来越多。看看孔乙己和祥子,生得不伟大,死得也难言光荣,但他们胡乱埋怨过谁?一个社会的败坏,就是从一些人不好好拧螺丝,却啪啪敲键盘开始。孔乙己不配姓赵,你就配姓孔了?

    作者龅牙赵在其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发表文章《让孔乙己脱下长衫去拉车,那骆驼祥子怎么办呢》,文章说,孔乙己和祥子,各有各的悲哀,也各有各的梦想。孔乙己的梦想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至少能够让自己衣食无忧;祥子的梦想就是通过努力拉车改善生活,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你毁掉孔乙己的梦想,让他悲哀地加入到祥子的行业里,你还要让他应运而生地产生跟祥子一样的梦想。孔乙己不开心,祥子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因为我要么是孔乙己,要么就是祥子。

    作者我是葱哥在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发表文章《上大学前给我们打鸡血“读书拥有一切”,毕业后要我们放下身段“去拧螺丝”》,文章说,央视这碗浓鸡汤非但没有鼓舞到年轻人,反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感。本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已经够烦了,你还高高在上地对我说教,暗戳戳地指责年轻人不愿放下身段向下兼容。年轻人又不傻,官媒心里打得那点小九九谁还不知道。眼下经济下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很难,就业岗位大幅收缩,社会面无法吸纳所有的大学生。这本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官媒避重就轻,将社会问题归咎为个人问题——你找不多工作是你自己的原因,不要怪社会。这着实令人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文章说,其实年轻人也不是不肯下沉到工厂和工地,就像董小姐说的,“大学生去工厂拧螺丝没什么不可以的”。毕竟小镇做题家们的父辈又不是没有拧过螺丝搬过砖。我们不愤的是不公平。凭什么那些好单位、好岗位“周公子们”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我们就非得去工厂扭螺丝,去酒店当保安?周公子是学习比我们好还是学校比我们好?我们知道,他只是出身比我们好罢了。网友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已经老去,新一茬的大学生风华正茂,活儿总得有人干,三千块钱的工资总得有人领。话虽如此,这活为什么不是周公子们来干呢?

  • 2月6日:全民真话日——温和的决绝

    民间设置社会议题的一次尝试
    ——对“全民真话日”倡议的一种建构性解读

    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哈维尔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

    2020年2月6日是李文亮医生的殉职日,次日(2月7日),人权律师刘书庆在微信公开倡议以他的殉职日作为“全民说真话日”(《南华早报》2021年1月26日),嗣后人权律师们联合发了倡议声明。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值得说说。

    不夸张地说,这一行为如同人权律师节的建构,都一定程度表征着公民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换。

    “全民真话日”是直接向民间喊话,而不再是惯常地向权力机关呼吁、吁请,这既体现出一种对权力的失望,也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生长。

    当权力堵塞一切民间对良治社会建构的努力,权力体系成为一个完全僵化封闭的系统,再面向权力说话既是无意义的,也在折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候背过身去面向民间,摆脱权力中心的既有范式,自我设置议题并主导议题的进程,意义重大。

    在一个极权国家,民间力量非常孱弱,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与权力相比,隔着几个量级,权力就像一条大河,而个体不过一洼浅水,这条大河汹涌澎湃泥沙俱下,裹挟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一个国民无论你亲近它还是疏远它,都会被它影响,那些亲近它的人借机汇入其中,扬其波而逐其流,成为弄潮儿,那些疏远它的人也会被河床的流沙所带动,因为没有另一条独立的河流可以选择,一洼浅水无论多么不情愿,最终要么干涸要么被裹挟进入这条大河。

    但是如果民间意识到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汇聚成一条与大河并行的河流,哪怕它是一条又窄又浅甚至随时可能断流的小溪,我们都可以部分的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不被淹没在那条权力大河的洪流中,从而彰显出自己。

    民间只有具备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能力,民间的努力也才能真正留下一点建构性的遗产,这是一种不关乎政治权力的社会性遗产,对一个良治社会的生成会起到独有的作用。

    如果民间不能尝试自己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而只是采取一直以来的模式,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发声,发现权力违法作恶的热点,大家秉持良知,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围观批评见恶就上,舆论压制和反压制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然后批评的话语穷尽,话题开始沉寂,然后被下一个新闻热点转移掩盖,循环往复,看上去很热闹,从中也能管窥体制的僵化和丑陋,几乎每个良知者都怒火中烧,但权力完全不为所动,即便收敛改变也只是个案,没有任何制度性进步,如果回头审视来路,发现全是些碎片。民间良知者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不间断地折损却没有真正改变什么,甚至境况反而每况愈下,民间的批评非但没有给权力套上任何枷锁,反而让他们恼羞成怒,提醒他们弥补上极权制度的漏洞,进一步收紧民间的生存空间。

    每念及此,直叫人心生悲凉。

    这不是说以后就要放弃公民责任,放弃对权力的监督,而只是想说,民间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应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上来,一旦民间对此形成相当的共识,民间才算真正成熟。

    一旦设置一个议题,就要持续耕耘跟进,假以时日,就会发现在权力之外,民间或许已经为良治社会的建设打了几个深桩,树立了几个里程碑。

    一个不需要权力认可允仍的议题,民间完全可以自在自为的完成。它做它的鸿篇巨制,我们做我们的小成本,对改变他们不再心存执念。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讲好自己制作的小故事。

    在我看来,“全民真话日”这个倡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需要调动多少资源来做,事实上民间也没有多少资源,民间只能是小成本制作,民间需要的就是坚持,就是用心培育。

    这个倡议虽然没有进攻性,但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决绝,体现了民间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所倡议的内容根本不需要权力的认可。

    而且这个倡议的内容也并不会让参与者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多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公民记者的角色,有时只要随手一拍就足矣,看到各种灾难各种违法及时发出信息,只是发出一则信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存在一定风险,相比于无视灾难而可能引起的更大的灾难最终可能殃及自身,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

    倡议并没有向民众提出一种多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没将倡议绝对化,它必然受传统、习俗、人情世故的制约,它把讲真话置于人性之下。从倡议文本来说,它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人应当讲真话,而是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人应当有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做吹哨人,不要等到雪崩的那天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片雪花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逃避这种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共同体就会危机四伏,个体也必然面临更深的奴役,但从法律意义上,人有逃避这种社会责任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所以讲真话无论何时何地,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它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它就是压迫性的,而压迫性远比不讲真话可怕的多。

    他们倡议讲真话,但文本篇幅所限没有对何谓真话展开论述,那么什么才是真话?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占有很多信息,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仅仅是碎片,也很难期待他能有多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眼见耳听的纷繁芜杂的信息,也难以指望他能去伪存真,所以一个普通人更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但这些人愿意传递信息很重要,哪怕其传递的仅是碎片甚至可能会被证伪。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就是在说真话。我们倡导的真话有点类似于实话,它的真不体现在其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契合,而是一种内心确信。当然对于非亲眼所见而是传来的二手信息,人们应当养成更审慎转发的习惯。

    而且真话并不仅限于事实信息,它也涵盖表达真实的情绪,表达真实的好恶,表达真诚的批评与赞扬。因此,公民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批评也属于讲真话的范畴,可以作为讲真话的一个子集。

    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倡议讲真话重点不在于真话而是讲真话这个行为,与讲真话对应的一般不是讲假话、讲虚伪的话,而是沉默和冷漠。

    从应然角度,一个具备基本法制的国家,更不用谈法治国家,对一个国民都应当容忍上述这种真话。不能对一个普通国民发布自以为真的信息(特别是亲眼所见的信息)课予很高的真伪性审查义务,只要不是故意编造,哪怕最终证明为假也应当容忍。当然,民间根本无法影响权力的恣意,说真话比曲意逢迎肯定多一份风险,但是如前所述,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发现堤坝出现管涌而不出声,整个堤坝都可能被摧毁,最终可能付出更惨的代价。

    综上,“全民真话日”这个社会议题由民间设置,由民间主导,代表一种民间主体性意识的生长,是民间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变,让孱弱的民间逃离权力的洪流裹挟,自为自在的培育成长,从而彰显出自己。

    尤陆沉
    2021年2月5日

  • 2月7日全民说真话日纪念李文亮

    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哈维尔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

    2020年2月6日是李文亮医生的殉职日,次日(2月7日),人权律师刘书庆在微信公开倡议以他的殉职日作为“全民说真话日”(《南华早报》2021年1月26日),嗣后人权律师们联合发了倡议声明。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值得说说。

    不夸张地说,这一行为如同人权律师节的建构,都一定程度表征着公民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换。

    “全民真话日”是直接向民间喊话,而不再是惯常地向权力机关呼吁、吁请,这既体现出一种对权力的失望,也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生长。

    当权力堵塞一切民间对良治社会建构的努力,权力体系成为一个完全僵化封闭的系统,再面向权力说话既是无意义的,也在折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候背过身去面向民间,摆脱权力中心的既有范式,自我设置议题并主导议题的进程,意义重大。

    在一个极权国家,民间力量非常孱弱,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与权力相比,隔着几个量级,权力就像一条大河,而个体不过一洼浅水,这条大河汹涌澎湃泥沙俱下,裹挟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一个国民无论你亲近它还是疏远它,都会被它影响,那些亲近它的人借机汇入其中,扬其波而逐其流,成为弄潮儿,那些疏远它的人也会被河床的流沙所带动,因为没有另一条独立的河流可以选择,一洼浅水无论多么不情愿,最终要么干涸要么被裹挟进入这条大河。

    但是如果民间意识到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汇聚成一条与大河并行的河流,哪怕它是一条又窄又浅甚至随时可能断流的小溪,我们都可以部分的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不被淹没在那条权力大河的洪流中,从而彰显出自己。

    民间只有具备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能力,民间的努力也才能真正留下一点建构性的遗产,这是一种不关乎政治权力的社会性遗产,对一个良治社会的生成会起到独有的作用。

    如果民间不能尝试自己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而只是采取一直以来的模式,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发声,发现权力违法作恶的热点,大家秉持良知,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围观批评见恶就上,舆论压制和反压制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然后批评的话语穷尽,话题开始沉寂,然后被下一个新闻热点转移掩盖,循环往复,看上去很热闹,从中也能管窥体制的僵化和丑陋,几乎每个良知者都怒火中烧,但权力完全不为所动,即便收敛改变也只是个案,没有任何制度性进步,如果回头审视来路,发现全是些碎片。民间良知者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不间断地折损却没有真正改变什么,甚至境况反而每况愈下,民间的批评非但没有给权力套上任何枷锁,反而让他们恼羞成怒,提醒他们弥补上极权制度的漏洞,进一步收紧民间的生存空间。

    每念及此,直叫人心生悲凉。

    这不是说以后就要放弃公民责任,放弃对权力的监督,而只是想说,民间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应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上来,一旦民间对此形成相当的共识,民间才算真正成熟。

    一旦设置一个议题,就要持续耕耘跟进,假以时日,就会发现在权力之外,民间或许已经为良治社会的建设打了几个深桩,树立了几个里程碑。

    一个不需要权力认可允仍的议题,民间完全可以自在自为的完成。它做它的鸿篇巨制,我们做我们的小成本,对改变他们不再心存执念。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讲好自己制作的小故事。

    在我看来,“全民真话日”这个倡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需要调动多少资源来做,事实上民间也没有多少资源,民间只能是小成本制作,民间需要的就是坚持,就是用心培育。

    这个倡议虽然没有进攻性,但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决绝,体现了民间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所倡议的内容根本不需要权力的认可。

    而且这个倡议的内容也并不会让参与者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多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公民记者的角色,有时只要随手一拍就足矣,看到各种灾难各种违法及时发出信息,只是发出一则信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存在一定风险,相比于无视灾难而可能引起的更大的灾难最终可能殃及自身,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

    倡议并没有向民众提出一种多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没将倡议绝对化,它必然受传统、习俗、人情世故的制约,它把讲真话置于人性之下。从倡议文本来说,它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人应当讲真话,而是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人应当有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做吹哨人,不要等到雪崩的那天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片雪花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逃避这种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共同体就会危机四伏,个体也必然面临更深的奴役,但从法律意义上,人有逃避这种社会责任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所以讲真话无论何时何地,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它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它就是压迫性的,而压迫性远比不讲真话可怕的多。

    他们倡议讲真话,但文本篇幅所限没有对何谓真话展开论述,那么什么才是真话?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占有很多信息,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仅仅是碎片,也很难期待他能有多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眼见耳听的纷繁芜杂的信息,也难以指望他能去伪存真,所以一个普通人更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但这些人愿意传递信息很重要,哪怕其传递的仅是碎片甚至可能会被证伪。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就是在说真话。我们倡导的真话有点类似于实话,它的真不体现在其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契合,而是一种内心确信。当然对于非亲眼所见而是传来的二手信息,人们应当养成更审慎转发的习惯。

    而且真话并不仅限于事实信息,它也涵盖表达真实的情绪,表达真实的好恶,表达真诚的批评与赞扬。因此,公民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批评也属于讲真话的范畴,可以作为讲真话的一个子集。

    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倡议讲真话重点不在于真话而是讲真话这个行为,与讲真话对应的一般不是讲假话、讲虚伪的话,而是沉默和冷漠。

    从应然角度,一个具备基本法制的国家,更不用谈法治国家,对一个国民都应当容忍上述这种真话。不能对一个普通国民发布自以为真的信息(特别是亲眼所见的信息)课予很高的真伪性审查义务,只要不是故意编造,哪怕最终证明为假也应当容忍。当然,民间根本无法影响权力的恣意,说真话比曲意逢迎肯定多一份风险,但是如前所述,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发现堤坝出现管涌而不出声,整个堤坝都可能被摧毁,最终可能付出更惨的代价。

    综上,“全民真话日”这个社会议题由民间设置,由民间主导,代表一种民间主体性意识的生长,是民间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变,让孱弱的民间逃离权力的洪流裹挟,自为自在的培育成长,从而彰显出自己。

    尤陆沉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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