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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臭肉事件再度挑战公众食品安全敏感神经

    10月16日,云南昆明云子中学长丰学校食堂遭曝用变质“僵尸肉”给学生食用,引发家长不满。据家长现场反馈,他们发现肉品散发异味,质疑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现场视频显示,面对几大盆肉品,家长们情绪激动,多名家长闻后都说“真的很臭”,指责学校食堂“整盆肉都是臭的”“全部都是臭的”“太没有良心了”。

    事件持续发酵,10月17日,数百名家长强闯学校,要求校方就臭肉事件作出合理解释。面对家长的愤怒声讨,学校选择不道歉不追责,最后竟然威胁家长说,他们手里有所有学生的档案。连日来,当地政府出动大量警察到学校戒备。当地官渡区市监局和教体局迅速“查封”问题食材,并作出通报称:“经初步调查,现场待加工猪肉感官气味异常,执法人员对食堂食材进行查封,并组织开展检测、溯源工作。目前,已对涉事学校、企业立案调查学校食堂已停止供餐。”

    此通报堪称中国官方通报的天花板,玩弄文字艺术到高深莫测地步,不是肉臭了而是“感官异常”。众所周知,感官因人而异,并不能代表变质变坏。此官方通报以及家长质问校方有没有良心的视频,在中国网络广泛流传,从问题奶粉、老鼠头事件、油罐车装食用油到臭肉事件,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再度挑战公众敏感神经,引发广泛关注。

    网民评论说:“没有背后教育相关重要人物的保护,借他三胆也不敢!真正该严惩的是受贿的保护伞,沆瀣一气,官商勾结,祸害孩子,太恶劣了!”“只是不知当地那些相关部门早干吗去了?”“没用的,学校食安问题频出,哪个得到妥善解决了?这里面的水深着呢!”“肉是被逼迫买的大家信吗?所以,校长不怕事大⋯⋯”“为什么傲慢?就是因为这条产业链,有更高层的利益团体在撑腰。”

    舆论压力之下,10月19日深夜,昆明官渡区政府紧急发布调查结果,为了平息众怒,对涉事三方各打50大板。对学校:因经营不合格食品,处以10万元罚款。校长和法定代表人被免职,学校背后的云南金诺教育投资控股集团,被立案调查。对食堂承包商:调查发现学校食堂承包商云南润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无经营资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46万元,并处以568万元处罚。对相关官员:官渡区教育体育局局长、区教育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管副局长被停职检查。

    官方以免职和罚款惩处数名涉事人作为回应,但民众并不买单,通报看起来很严厉,比如对涉事企业的处罚,以及对相关部门官员的处理,但都是免职或停职,没有一个撤职,更没有一个刑事追责。官方的通报称猪肉“乃当天屠宰”,舆论哗然,网民批当局颠倒是非,是“鼠头鸭脖2.0版”:“糊弄鬼呢?不用调查都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肉没问题,学生肠胃问题,家长嗅觉问题”“文字游戏玩不过你哦”。“我现在就有几个疑问,当家长歇斯底里地在那里说良心何在时,还在旁边笑的那个副校长怎么处置?插兜离席官位挺大的那个董事长又怎么处置?还有那个在群里面威胁家长,说你们孩子跟你们的档案都在我们的手里的那个人又该怎么处置?”

    舆论继续发酵,连官媒也加入批评圈,人民网以“一盆臭肉,为何能‘熏’倒多名官员?”为题发评论狠批。现代快报评论说,“通报称,是因为没有冷链运输和冷藏保存导致肉变质变臭。这个因果关系是成立的。但肉明明臭了还给学生们吃,怎么解释呢?是没看出来还是没当回事?运输可能‘不当’,存储也可能‘不当’,但真正的‘不当’是相关的把关环节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屏蔽’,是对孩子生命健康的漠视”。

    网民分析该通报的漏洞,“时间怎么对上的,报告说凌晨切片处理,就按5点算,塑料袋里放4小时,室内放5小时,加起来9个小时,那至少也是下午两点后的事,但学生家长应该是在12点前发现的,12点过一点才报警。”还有人称:“我在昆明生活一年,虽然昆明四季如春但是一定要记住晚上睡觉不能丢弃棉被,可以看得出来晚上温度。……一个不负责任的组织,它永远都是在甩锅和甩锅路上……希望有些人做点人事”。

    了解猪肉屠宰程序的网民指出,“1.屠宰场夜间屠宰分割后,头蹄尾和内脏现场分包加工,肉从中间一分为二,由专业冷藏车直接把肉挂在车里外运。”“2.没动过的整片肉身上能看到滚盖的检疫章,再切成块、再加工成肉丝,谁看到两证两章齐全了?…”

    作者梳子姐在其微信公众号“梳子姐”发表文章《良心烂了怎么办?》,文章说,云南昆明官渡区长丰学校食堂臭肉问题的通报来了,通篇没有一个“臭”字,却处处流露出腐臭之气。这里面涉及学校、食堂承包商、食材供应商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等多方主体。尤其令人愤怒的,还不在于肉有多臭,而是学校在处理这起事件过程中的傲慢无理。

    梳子姐的文章说,前几天,有机构准备调查老百姓为啥不想生孩子,原因就摆在桌面上,还不够清楚明白吗?“孩子是他的软肋”,这句话言犹在耳。肉臭了、烂了还可以看见闻见,若人的良心臭了、烂了怎么办?有人喜欢把自己当成救世主,痛心中东的儿童饱受战火之苦,怜悯非洲的孩子食不果腹,妥妥的爱心泛滥,却全然不顾自己身边的孩子交着昂贵的学费、吃着发臭的猪肉。驴粪蛋蛋表面光,办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连老鼠头和鸭头都分辨不出来,哪有资格去可怜别人!

    作者敏敏郡主在其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店”发表文章《为什么他们不羞愧?》,文章说,这起事件让人绝望。是的,对这则新闻,我不是愤怒,而是绝望。让我感到绝望的,不是学校食堂有“臭肉”,而是在这起事件中,我没有发现有谁表现出来一点点羞愧。是的,一点点都没有。

    敏敏郡主的文章说,视频显示,有家长在质问:“你们的良心呢?”“良心何在?”家长的愤怒,或许在他们眼里,十分滑稽。而质问一个人良心何在,前提是得有良心这个东西存在。有良心,就会有羞愧心。判断一个人是否心理正常,有一个关键点是“罪疚感”,也就是羞耻感。像这样的臭肉事件发生,只要是良心还在,或者说,只要是心理还算正常,所有牵涉到臭肉事件中的当事人,即使没有到无脸见人的地步,也总得有一点点羞惭之心,认为是一种耻辱吧?又如何能做到若无其事,淡定从容的插兜离场、抱臂微笑?教育局的官员呢?相关监管部门呢?

    敏敏郡主的文章认为,善需有心,恶本无根。校园食品安全,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在这一起又一起洞穿底线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又有几个相关责任人,为此真诚道歉过?又有多少人,对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真正的有过羞愧感?不知耻者,必无耻。校园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屡屡发生?因为他们不知耻!当面对的是一群毫无廉耻之心的人时,所有的愤怒,所有的谴责,都毫无价值。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机关食堂为啥就没有臭肉?》,文章说,停职,免职,罚款,似乎是大快人心。但仔细看这个通报,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涉事承包商被罚的578万中,只有10万是针对“经营不合格食品”。学校经营不合格食品,也只罚了10万元。校长本来年底就要正常退休,免职的意义也不大。另外,如家长所说,家长见面会上发笑的副校长,竟然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至于三个官员“停职检查”,也就是一种修辞,自罚三杯都说不上。而更重要的是,就像《南方都市报》评论的那样,从情况通报的排篇布阵来看,好像独独缺少了一部分至关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孩子们的身体状况。

    魏春亮的文章说,事情发酵后,家长怒斥,这样的学校饭堂,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网友狂批,盆里的肉再臭,不如有些人胸腔里跳动的那块肉臭!人民网热评,一盆臭肉,为何能“熏”倒多名官员?红星新闻说,臭肉事件校方如此傲慢只会臭上加臭;昆明市委书记说,要把校园餐办成放心餐良心餐。可没有人问一句,为啥政府机关食堂,就几乎没听说过有什么臭肉?其实,问题问出来,答案也就同时出来了,很简单:政府机关食堂之所以没有臭肉,是因为没有人敢这么做。想一下,为啥“熏”倒多名官员的,是学校食堂的臭肉,而不是机关食堂的臭肉?如果是机关食堂的肉臭了,涉事方敢插兜离席吗?敢全程莫名发笑吗?官员是人民公仆,孩子可是祖国的未来,人民公仆能得到的待遇,没理由祖国的未来得不到。对吧?

  • 公众质疑“放水保送”伤害公平竞争与体育精神

    4月14日,在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中,中国选手何杰夺得职业生涯中的首个半程马拉松冠军。然而,这场比赛的胜利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体育精神与公平竞争的争议。比赛视频显示,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原本何杰明显落后,但3名非洲选手似乎有意放慢速度,疑似做出摆手的动作示意何杰快点往前跑,还有选手一边跑一边转头看何杰,感觉刻意不要超过他,最后何杰在3人的“护送”下,反超过他们穿越终点线,以一秒之差获胜。

    该事件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平台都引发极大关注。甚至包括路透社、CNN、FOX Sports、《卫报》、《每日镜报》等世界重要媒体都对中国这个赤裸裸对体育竞技精神进行侮辱的行为进行了报道,其中FOX Sports引述中国网民评论,在标题处形容今次半马以“尴尬”方式完赛。事件更引起世界田径总会的关注,发表声明说:“我们注意到网上正流传一条本周末北京半马比赛的影片,并了解到当地相关部门目前正在调查。对这项运动的诚信,于世界田径总会来说是最优先事项。”

    中国运动赛事腐败、舞弊屡见不鲜。中国官媒就曝光过在中国体育多个领域年龄舞弊,并且是“政府行为”,2019年在中国武汉举行的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的定向越野比赛中,中国定向越野队集体爆出作弊丑闻,他们在赛段中通过秘密标记抄近路。国际定向越野联合会据此取消中国队比赛资格,而中国官方严禁传媒报道这宗丑闻,原因是早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军运会揭幕,丑闻令到习近平的“强军梦”破灭。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7个月,23名中国顶尖游泳运动员对同一种强效违禁物质的药检结果呈阳性,但在中国高层官员悄悄帮他们洗清了禁药嫌疑,且负责监管体育兴奋剂的全球机构决定不予干预后,他们得以逃避公众的审视,继续参加比赛,后来还赢得了奖牌,包括三枚金牌。

    在微博,批评中国比赛造假让自己的运动员获得胜利的声音一面倒,网民纷纷嘲讽当局在举国体制下为了所谓的“国家荣誉”而不断在运动赛事领域制造的腐败及舞弊。一名网民写道:“这肯定会是何杰职业生涯中最尴尬的冠军。”帖子还说:“如此大型的组织者和如此知名的赛事,这真的把体育精神推到了可耻的境地。”

    二淋淋5说:“假球到假赛,中国体育怎么了。”听海小筑99说:“这是对马拉松比赛公然亵渎。”猫头叶一说:“国足:我早就说了,不是我的原因。”飞天猪Jason说:“我以为中国只有足球有假球,想不到马拉松都可以这样玩。”莫言兔毛毛说:“跑个马拉松都这官僚。”随心一天依旧说:“怪不得这几年来收入缩水,原来跑步前进都在进水了!”

    酋长的部落格说:“太失败了,以后客串的演员要培训一下,至少要演得真实一点嘛……”于大侠zzZ说:“太尴尬了,何止没想争,人家都想去推他了!!”瑞天空skyray说:“演员演的小朋友都看出来了,观众看的都看明白了,可是都在假装鼓掌,这个世界真有意义。”

    在知乎,《如何看待2024北京半程马拉松黑人运动员主动减速让何杰夺冠?》的问题吸引近千个网民回应,400多万浏览量。早恋已晚回应说:“再次证明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被国内搞熟练之后那都是权力的游戏。”我差点乐出声回应说:“小红书看到个更狠的评论:黑人抬冠。。。抖音看到个评论:但凡谁敢超何杰,那几个老黑能干死他……”

    宇过天青回应说:“前段时间解说员杨毅在自己的喜马拉雅电台讲了一个何智丽的故事,叫做《复仇的女人》。大意就是何智丽被教练逼迫让球,何智丽混双让了,但是单打没让,结果被教练组排挤,最后远走日本,最终在广岛亚运上复仇中国队,击败邓亚萍夺冠……看来,“安排让球”、“内定冠军”这种事儿,在中国体坛早就有传统……但是以前,我们只能安排自己的运动员让;现在我们都能安排老外让了……”

    浪浪山熊狮虎回应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竞技比赛。堂而皇之地将“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竞技精神变成了“人情世故”!何杰也成功的再一次刷新了自己的“热度”!继无锡马拉松PB破纪录之后,北京马拉松轻松斩获“水王”头衔。被对手明晃晃地放水才拿到的冠军,还是冠军么?冲刺阶段陪跑黑人的摆手、阻拦自己队友给何杰让道,这都已经完全不避讳任何人了。今天看直播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事,能堂而皇之地摆在当面上来么?让子弹飞赶紧申遗吧。”

    长刀归介错人回应说:“多年前陈佩斯的小品,身为邮递员的他需要在运动会上给洋人陪跑让路。现在新时代啦,该洋人给我们陪跑啦,还不赶紧骄傲地挺起胸膛。”双笑生回应说:“某君在某单位当领导,前阵子他们单位搞了一个游泳比赛,最终年逾不惑的他居然力压一群五大三粗的精壮小伙勇夺第一。当然了,这种让领导先赢的例子其实不算新鲜。新鲜的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游泳比赛靠狗刨夺冠军的。”

    大脸男回应说:“再次验证了我的观点,国内所有的比赛,如果全部扒光了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比足球干净的,没几个。足球倒霉就倒霉在影响力太大,价值太高。足球打假球,好歹还得装模作样,尽力去演到别让人看出来,好歹还有胆魄把主席主教练金哨一锅端,别的项目呢?别的项目呢?光明正大,明晃晃的就把事办了。篮球的假球不用说,我好奇的是,罚款过千万,取消两只季后赛球队成绩,两队主帅加起来禁赛八年,这么大的事故,篮协和cba公司最起码的管理责任都不负?你能想象某地出了重大事故,当地的一把手二把手不受牵连?现在,国际级马拉松赛事,赤裸裸明晃晃假赛,还有运动员号码布都出来了人都到了被取消参赛资格,是为什么?”

    Jekyll Hyde回应说:“除了吃相比较难看之外,主要涉及到的问题涉及通过商业操纵影响体育公平。能把戏演成这个样子,摆明了不把公平竞赛精神放在眼里,直接挑衅观众说“我就这么干了,你想怎么地?”原本,按照组委会和赞助商的设定,在排除了所有非特步的竞争对手,何杰有极大概率夺冠——如果没有转播镜头,只剪最后几十米,还可以宣传“中国速度在最后一刻超越国际速度夺冠”,配合上何杰赛后身披国旗高呼“巴黎奥运要跑出中国速度”,爱国营销拉满。但是,由于演技过于拙劣,不仅偷鸡不成,反而引起了巨大的风波,陷入了“涉嫌操纵比赛”这种影响体育赛事根本的重大问题。”

    作者顾意在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发表文章《这事玄乎,得查清楚》,文章说,当我们跑马拉松,跑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推广马拉松赛事,宣扬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可能有很多,但对比赛规则的敬畏,对体育精神的尊重,无疑是重要的一项。这种规则意识给人们、给社会带来的积极意义,也不仅仅是在体育上,它也会形成行为习惯和认知,激发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以及树立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若比赛不公平,则成绩无意义。

    作者夏冰在微信公众号“酷鹿体育”发表文章《北京半程马拉松是如何陷入舆论漩涡的?》,文章说,稍有分析与判断能力的人应该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方三人中哪怕有一人想超越,那么最终获得冠军的应该都不是何杰。从一路“陪伴”,到挥手示意何杰超越,再到何杰冲线瞬间的振臂欢呼,只能说三名分别来自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实在是“太憨厚”了,几乎让人一眼便看出了他们的“纯朴”来。

    夏冰的文章说,如何处置即将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何杰,似乎已经超出了赛事主力方的“权力范围”。于是,一句“水太深”似乎也就成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顺便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当你在家中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暗处已经挤满了蟑螂!这几年中国马拉松比赛呈井喷式发展,春季更是办赛的高峰期,当大家这一次突然发现让自己难以接受的“保送冠军”问题时,其实各种隐藏的问题与交易,已经不知道存在多少及持续多久了……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明目张胆,丢人现眼!》,文章说,竟不知也不敢相信,弄虚作假,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把戏,什么时候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堂而皇之了?他们之所以为恶而不畏人知,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他们敢这么干,知道即使这么干,也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大不了发几句“正在核查”“会有后续”之类的通报,越来越多的事情,不都是这么处理过来的吗?不让作恶之人之组织,付出无可挽回的代价,让他们及试图效仿者不敢再这么干,那么他们就敢一直这么干。顶多再下次的表演中,换几个演技更好的演员。

  • 当局严控北京火灾公众舆论引爆网民愤怒

    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造成29人死亡。这是过去20年里北京发生的最致命火灾。火灾事故在周二中午发生,但直到晚上近9时,官媒《北京日报》才发出了一篇情况通报。在火灾发生到官方通报中间的8个小时,中国网络对此事没有报道和讨论,在官媒正式报道大火前,包括微博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就流传着多个视频,显示滚滚黑烟从长峰医院的大楼里冒出,楼里的人爬到窗外试图逃生。但这些视频很快遭到了删除,相关讨论也被审查。大火消息第一时间遭封锁,此事随后在中国网络引爆网民的愤怒。

    18时30分左右,社交媒体上终于流出火灾视频,但很快被删除。一些本地媒体如@北京时间,及北京本地自媒体如@北京大峰峰发布和转载新闻,但视频很快被删除,@北京大峰峰目前也处于被禁言状态。“北京长峰医院起火众人躲空调外机逃生”这条最早的相关话题词条,目前已无法查看。

    在北京市政府第二天举行的火灾事故通报会上,北京丰台区副区长李宗荣向全市人民表示歉意,称已成立群众工作组,长峰医院患者家属已全部对接,未来还将继续督导长峰医院做好善后及赔付工作。短短17分钟的通报会,强调领导到场,救援及时,灭火措施到位,医疗救助到位。死者是谁,在哪里,不知道。幸存者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相关微博报道下有1000多则评论,但却被开启“评论精选”模式。网友说,与其不让评论,还不如不道歉。

    虽然北京官方出面向北京市人民表示歉意,但网络舆论仍然不买账。中午12点多发生火灾,直到晚上8点官方发布火灾通报,在事发七八个小时之内,被隐藏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网络传播,没有新闻报道,没有家属通知。一直等到晚上看到官方通报,许多家属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可能已不在人世。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得不到确切答案——医院拒绝发布死者名单,也不肯回复家属询问。据媒体报道,“分诊台的工作人员说,要登记患者姓名,逐级上报,才能告知”。

    网民质疑是什么“神秘力量的干预”,导致这起事故“被隐藏长达8个小时”?为什么有大量舆论质疑29人这个死亡数字?在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后,为什么媒体也在9个小时无动静?在人人手机自拍的时代,一场医院大火几乎不可能没有视频上网。然而,比救人更迅速的是,这些视频被删得干干净净。网络传播也遭到严格限制。一场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列出翻车事故可以连续十天上“热搜”,“淄博烧烤”可以火遍全网,一只熊猫的病亡引发全民悲悯之心。相比之下,4月18日中午,北京长峰医院的至少29名患者,可以说是静悄悄地与世长辞了。一直到官方通报之后,传播和讨论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个消息才从容不迫地出现在“热搜”榜上。

    中国政府在迅速审查新闻以平息公众的愤怒和对灾难的质疑已形成一整套模式,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信息披露延迟和审查的不满。有网民批评:“中午12点多发生的事情,发生时没有一家媒体发突发新闻。近10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点多,开始发通稿。以前的媒体,现在基本都变成了通稿复印机。耻辱。”“太可怕了!连亲人最起码的知情权都可以无视?!医院不是应该最安全的地方嘛?”“我国还有媒体吗?还有调查记者吗?还有媒体人吗?”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辑胡锡进,一开始也在微博批评:“到官方晚8点四十几分发布正式通告之前,网上关于这场火灾的信息很少有留存的,因此现在人们只看到了官方的文字通报,几乎搜不到有关这场火灾的照片和视频,我认为这不应该。”随后,他“自我审查”将质疑的言论删除。有网民在胡锡进的原发文底下留言讽刺:“老胡不容易。把微博里面关于新闻报道延迟的质疑删除了,然后重新发送。果然是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一名北京的报纸编辑说:“最可怕的不是29人的死亡,而是8小时的沉默,前者是意外失职,后者是蓄意而为,全力以赴,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控制能力,把我们当成聋子、瞎子、傻子和没出息的臣民。事故是可以预防的,但蓄意的行为可能会成为常态。”

    前媒体人闾丘露薇说:“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居然大家都要等到晚上发通报才知道,这简直就是『奇迹』。彻底秀了一把管控能力,而这种手段,应该是疫情中形成和成熟的。”

    在微博上,网民的批判排山倒海。微博网民“小飞侠吃冒菜”说:“以前出了事是新闻记者第一到现场传回现场画面,对工作人员,消防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采访。现在就是转发政府的发文。”微博网民“晓张玏芽2021”说:“蓄意而为,全力以赴,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控制能力所以这篇最终也会被夹。”微博网民“因沒講出來”说:“新闻只有喉舌,真相只有蓝底白字通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被欺骗的世界里,就这样还有人觉得够了与幸福。”

    微博网民“过来ZZ”说:“没见过正常社会下的新闻报道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级别的灾难,正常来说发生之后的一个小时内媒体就会出稿了,哪怕那个时候只是几十个字的播报。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关于这家医院的背景,伤亡人数,现场的特写都会陆续出街。8个小时只等来一份通告,可以想象媒体内部有多无力。”

    微博网民“幸福的快樂豬2”说:“是啊,当他们说出“你们”这词时,已经站在了大家的对立面,而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放心吧,他们没把你当成“咱们”。。。我忍不住阴暗地想,那些遇难者以及家属,他们中有没有人曾经也说过“你们”。哪怕说过也没关系,我们今天争取是为他们,但更为自己,为所有人。”

    前媒体人本所在其微信公众号“张所长”发表文章《关注什么火灾?还是去淄博吃烧烤吧!》,文章说,这次火灾里,21个人去世。新闻通报里,只有短短几百个字,但每一个字背后都惊心动魄。哪个地方的烟火才是人间的真实?两个烟火的境遇,交相辉映,映衬出无限的光怪陆离。从12点发生,到晚上8点,8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无声的空白。我们拥有发达的直播,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但我们却如此闭塞,成了盲人和聋子。

    作者木蹊说在其微信公众号“木蹊说”发表文章《长峰医院之思:看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文章说,记得去年“浙江宣传”在《别让一个负面热点害了一座城》一文中,明确反对“阻止媒体发声”的处置方式,主张把工作全方位全过程做好,才是前提。可惜,这仅仅是一种呼吁。更多的,就是一删了之。显然,这并没有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也对社会活力、人民的表达权造成了明显抑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一个地方发生火灾,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负面,相反,如果救援及时,处理合法合规,就能得到正面回馈。镜子是亮的,良药是苦的。查明问题,揪出黑手,问责相关,才是积极面对事故,树立公信力的正确做法。可惜的是,这件事的质疑没能及时得到良好的回馈。公信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遮盖出来的。不让百姓看到风险,往往就是最大的风险啊!

    作者晚参君在其微信公众号“编委汇”发表文章《迟到的火灾》,文章说,见证了奇迹。从中午火灾发生到晚间官方通报,时间足有七八个小时,但这期间海量的网络上几乎无任何消息。人们常说,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想不让消息传播很难,但现在看来,好像没多难。长峰医院火灾在新闻传播与政府发布的逻辑关系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过往,新闻报道中的突发新闻追求“快”,以此倒逼相关部门的救援更实和发布更迅速,但从长峰开始,要变了。相关部门有足够的“定力”将新闻后移,把时间点拉长,直到认为合适的时候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独家“官宣”。以前,还有那么几家都市媒体迅速扑向新闻现场,寻找蛛丝马迹;现在,新闻媒介很发达,新闻却奄奄一息。新闻靠边,只有“官宣”。

    作者有竹不倒在其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发表文章《谁把媒体变成了这样?》,文章说,媒体是怎么了?面对国内的负面,忐忑不安,想报道却又瞻前顾后,拖到最后舆论已经炸裂了才开始出声,被网友骂作喉舌。反过来,一到国外的“负面”(其实也不算负面,最起码星舰坠毁在我看来不算。)哪怕是熬夜,也要更新。原因很简单,报道国外负面没有风险。你看看多少媒体有关星舰坠毁的报道下面,能少了网友们对马斯克,对美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肆无忌惮,是因为“正向”,要是火灾下面也是这样一种状况,不断质疑和讽刺预防不足与领导失职,很快你就会明白该怎样做人。

    有竹不倒的文章说,我们的媒体深谙此道,又怎么会不提前小心翼翼呢?很多时候,纵使报道了一些负面内容,点开评论你都会发现“博主已精选”,简而言之你无法评论,或者说:你评论了也上不了墙,等什么时候大家聊开了,没“危险”了,他们会再把你的评论“精选”出来。道理是一样的,谨慎、细微,提前规避一切“危险”。谁把媒体变成如今这样?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或许是他们自己,或许是看受众的需要,又或许是社会变了……总之这是说不清的,或许也是没有人敢去详细的分析说清楚的。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长峰医院火灾,公众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文章说,火灾发生于中午12点57分,但直到晚上8点49分,我们才看到报道。中间硬生生拉出了将近8个小时的空白。这8个小时的空白,让报道下那张“最新消息”显得很可笑。要知道,这不是发生在偏远山区,而是在首善之区。也不是无人员伤亡,而是死了21个人,属于“重大火灾”。但在官方通报前的这8个小时里,网上几乎没见到此事的只言片语。

    魏春亮的文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等官方通报?一场21条人命逝去的灾难,已经足以让人悲伤;但这场灾难,不应该再带来额外的恐慌,那是另一种伤害人数更多的灾难。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在灾难发生后,在无知中玩一种叫“猜猜猜”的游戏。疫情中,人们经常引用加缪在《鼠疫》中的一句话: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但其实,诚实适用的领域,不止是鼠疫,而是任何灾难。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宋志标在其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发表文章《中产阶级如何谈论北京医院大火》,文章说,8小时的火灾空白,再一次嘲弄了“人人都是媒体”的夸张陈词。以为人人有了账号,等于人人有了话筒,可以遂行“人人都是传播”,看来又是一种虚假希望。这样有助于中产阶级理解身处的媒介环境,众声喧哗当中,他们是孤独的存在。

    宋志标的文章说,很遗憾的是,随着大众媒体走出市场化阶段,中产阶级在信息供应上被迫接受新闻枯竭的现实。街谈巷议很是扰攘,治理对信息流的控制近乎本能,他们被悬置在国情之中。信息流曾是中产阶级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也曾认可市场化媒体为他们可爱的同盟。但在北京火灾这件事的传播格局中,中产阶级除了失望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与其说他们对媒体缺位失望,不如说是对自身阶级性流失的恐慌,因为他们视“接地气”为畏途。


  • 极端防疫催生鸟嘴口罩遭公众热议

    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各种极端化防疫措施越来越变态,不分场合强制民众戴口罩便是其中之一,甚至包括吃饭时也必须频繁地摘口罩、戴口罩,直接让人崩溃。中国的社交媒体近日热传一段网民用发明的鸟嘴口罩方便用餐的视频,引发公众围观与热议。

    在这段视频片段里,一位女士戴着一种类似“鸟嘴”的口罩吃饭,鸟嘴口罩上下各一片,她在张嘴的同时,这种“鸟嘴”口罩的上下两片也会打开,依靠嘴部肌肉带动而开合,不用再繁被迫不断地摘口罩、戴口罩。虽然此景看似免除了穿戴口罩的不方便,但微博上众多网民不禁质疑说这个国家简直是得了精神病,吃饭要戴鸟嘴口罩,巨大的疯人院里个个都成了鸟人。“这是什么?抽象艺术?哈哈哈真行!”、“这不是防疫,就是在整人。”、“真的假的?”、、“抗议奇迹!”、“我咋就出生在这么一个神经病国度,看一次类似新闻心塞一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好管的人种,没有之一。魔鬼的统治都是相同的,不幸的人民各有各的不幸。”

    网民湟水中鱼说:“经专家组提议,该项发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大家有异议没?没有的话我们颁奖了。”网民Noir混账说:“这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网民暖暖_7788说:“吃饭戴口罩的难题解决了,太高科技了,领导先戴。”

    网民源宥zoey说:“虽然,但是还是张口了啊,张口就有空气进入,还是会给病毒入侵制造机会,应该直接插管或打营养液。”网民小二来给您上茶说:“真服了,只能做鸟人了。”网民sunny说:“魔怔了。跟一百年前的愚昧没有什么两样。”

    网民艺小范儿说:“自己把自己禽兽化。”网民十宗罪蜘蛛说:“防疫乱相之鸟人。”网民北慕七号说:“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禽返祖,原始共存。”网民负手天涯说:“所以说没有历史、几千年都是轮回。现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吧?”

    网民子在川上曰说:“生动诠释了什么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网民赵客吴钩说:“你这不行啊,你能保证吃饭的时候不喘气吗?你又吃饭又喘气的,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要传播病毒?”网民大槐树的地方说:“我心哇凉,心已绝望。”

    作者秃笔的老萧在其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发表文章《弄成这副鸟样,符合权力审美》,文章调侃说,此精准戳中市场痛点,这口罩应赶紧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文章说,人的嘴巴,主要功能是吃,且要吃得精细、优雅的。人嘴和鸟嘴,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人吃饭时戴上它,咋看都像只鸟。延伸开来,很自然地会往“鸟人”、“鸟样”上去联想。这可不是啥好词,多形容某个人糟糕、差劲和烦人,乃是一种侮辱性俚语。

    文章还说,如此联想,说来也有些矫情。应急状态之下,公众让渡了那么多东西,还在乎“鸟人”、“鸟样”的标签?管它鸟不鸟的,反正是为你好,为大家好。问题还在于,弄成这副鸟样,不管情愿与否,它符合了一种权力审美。权力审美,是指某方面的权力者,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审美的标准,来审视某个事物。

    文章认为,在权力美学中,整齐划一是为美,清奇峭拔也可视为美的,比如戴上个“鸟嘴”。若是大家都戴上,整齐和清奇皆具,放眼望去,鸟嘴一片,当是美不胜收的。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美学标准,是因其核心体现着对秩序的严格要求,容易生就权力意志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的成就感。

    文章引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指出,权力想要让人们由内而外地服膺,离不开身体的支持,即“权力生产身体、塑造身体、规训身体”。而权力对身体的驯服无非是利用规训的外衣,借助话语的力量,对人进行“零碎地”修正并制造顺从,再借助习惯的力量,将规训内化于心。如此去看,什么“鸟人”、“鸟样”,还真的都不算啥鸟事。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戴口罩吃饭的难题,终于解决了!》,文章说,三年来,戴口罩吃饭引发的争议不绝如缕啊;而戴口罩吃饭,俨然成为了常态化时期的刚需啊。古有脱裤子放屁,今有戴口罩吃饭。脱裤子放屁容易,但戴口罩吃饭,却颇费周折。一来,“不吃的时候戴上,吃的时候摘掉”,过于频繁特别麻烦,操作起来太累;二来,食物太容易沾到口罩上,导致口罩起不到防护作用,防疫人员的苦心不就白费了吗?

    文章说鸟嘴口罩的到来,鸟嘴口罩,上下各一片,靠嘴部肌肉带动开合,完美贴合吃饭张嘴闭嘴动作,双手得以解放去夹菜,真正解决了“不吃的时候戴上,吃的时候摘掉”的世纪难题。如果每个吃饭的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口罩,防疫人员哪里还需要去提醒?哪里还会有那么多矛盾?哪里还能闹出那么多的笑话?

    文章调侃说,有眼光的口罩商家,赶紧立刻马上,去买断专利,批量生产,向全国推广,以解决全国人民戴口罩吃饭的难题。利国利民又利己,功德无量。不过在量产之前,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鸟嘴口罩。大家一起戴上鸟嘴口罩,做个鸟人。

    文章最后说,只是有一点点不足,这个鸟嘴口罩吃饭还可以,但喝汤喝水还是有点困难。不过鉴于现在好像只要求吃饭戴口罩,没要求喝汤喝水戴,所以暂时再配个吸管就够了。如果以后喝汤喝水也被要求戴口罩,那就得靠别的大神再贡献思路了。最后,看着戴上鸟嘴口罩的样子,我总是想起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时的鸟嘴医生形象,你们说像不像?

  • 贵州隔离转运车祸点燃公众怒火(一)

    贵州省黔南州9月18日凌晨2点40分左右发生客车侧翻事故,导致27人死亡,20人受伤的惨剧,令舆论哗然。官方下午证实,客车为隔离人员转运车。这起事件再度点燃舆论对于当局“清零重于人命”的极端防疫政策的不满和愤怒。

    “贵州高速事故车辆为隔离转运车”这个话题当天立即冲上微博热搜首位,截至晚间9时,已有破亿次的阅读量。不少网友批评官方一开始绝口不提这辆巴士是隔离人员转运车,甚至质疑车辆是转运车的报道都被下架。与贵州当地官员向全社会道歉相关的标签在微博上的浏览量超过5.5亿次,大量网民对官方做法予以反击和嘲讽。但之后不久,官方立即对民众的批评意见进行了审查和过滤,一个官方帖子下的96条评论中只有两条可以看见,微博通知写道“已过滤不当言论,部分评论暂不展示”。而所有与事故相关的话题在当局的出手干预下就从前50个热门话题中消失了。很多被网民广泛传播的帖子以及反映出网民愤怒的帖子,短暂出现后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删除了。名称为“浩瀚赵旻科长”的人在“南明区律所主任群”里发布通知称,“针对三都此事对全体人员通知:这是交通事故,不要乱议论,更不能在新闻媒体上发表影响贵州贵阳形象的言论。”并要求各位主任收到后回复。

    虽然官方审查人员删除、屏蔽了许多有关翻车事故的新闻与评论管控舆论,然而此举如火上浇油,在中国网络社交媒体上讨论热度始终不减。部分网友为了避免受到言论审查,在发文的时候刻意不提“贵州”、“高速事故”、“隔离转运”,改以“我们都在车上”暗喻,一方面批评矫枉过正的政策,一方面也为自身处境感到无力,称“我们都在车上,只是车还没翻”。微博用户@芮芮兜发帖:“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该贴随即吸引了大量评论与转发,“谁说我们没有在凌晨的大巴上,我们明明都在。”“我们不发声,每个人都可能在那辆大巴上。”在获得了25万点赞后,该贴被微博转为私密可见。

    网民“野比大雄”称,“道歉复活不了逝者,辜负信任一定使人寒心。这次事故,消费的,是全社会的信任。社会信任的裂口,不是一个诚恳道歉就能修补的。更何况,诚恳不是一句话、一篇稿子、一个鞠躬就能证明的。而转运还在继续……”微博网民“若含”说:“活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能够指望的。只能每天不断祈求那辆失控的大巴上没有坐着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只能祈求已经全员坐上失控大巴的我们免于一死。”

    还有微博网友物伤其类表示:“谁说我们没有在凌晨的大巴上,我们明明都在”、“而且你没有不上的理由”、“这已经不是时代的一粒沙了,这是时代的重锤”、“清零真的把人清掉了”、“他们没有(核酸)阳性、却没了性命”。

    微博用户@车田纪子回顾了李文亮和2011年温州动车事件,总结道:“我们的命运也会像那辆大巴,驾向坠落的黑夜。”还有网民留言说道:“大家都被一种低压的情绪笼罩着,无法冲出,又无法蜷缩。”

    该事件发生的日期:9月18日,也是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的日期,官方近年来都会高调纪念这一天,称之为“国耻日”。在贵州隔离转运大巴翻车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后,一篇名为《9月18日是国耻日》的文章被传播,这篇文章批评官方在对“九·一八日本入侵东北”的高调宣传与对贵州翻车事件的审查封杀中展现出的双重标准。

    一名署名为GAMEBOYZ的饶舌歌手在网上发布了一首饶舌歌曲《山》,对贵州翻车事故表达悼念遗憾,并抒发对防疫政策的不满。这首歌迅速在网上疯传,但不久后便遭到屏蔽,无论是搜寻关键词或歌词内容几乎皆无果。

    《山》的第一段歌词写道,“2022年9月18,开始了迁徙离开了家,来不及看见那黎明之日,照片之前就摆满了花”。接着话锋一转将矛头直指防疫政策:“他想要有人为灾难辩护,贯彻落实没能预判变故”,“警戒线拉起了每一个路口,噩梦像无形的触手,我们都束手无策,电话声响起了它让我住口”。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连续在微博上针对贵州翻车事件发文,遭到网友冷嘲热讽。胡锡进在翻车事故发生当日午后在微博发文评论称,该起事件“首先是交通本身的悲剧,是生产安全事故,与客车所执行的任务不应该直接关系”。“这是事情本应有的逻辑”。被网民批评他为过度防疫“转移视线”,“想把楼带歪”,严词批评胡锡进将事故称作为“生产安全事故”的说法。微博用户诗想界写道:“胡锡进高明之处就是:用事实,讲歪理。贵州翻车死人,当然是事故,他说和防抗没关系。看起来翻车确实是事故,但谁都没有责任才是他想要讲的道理。难道受难者责任须自负?”“晓强说事”则认为,胡锡进“触犯了一个人性原则性的错误:不讲正义、不实事求是没有立场,违和于政治;似乎有点国内新闻发言人的味道但是又不够格!”

    网民@行星旷野的微博则构成了对于胡锡进的回应,微博这样写道:

    “我不仅在贵州的大巴上

    我还在馒头掉地上捡起来继续吃的西藏方舱

    在封了九个月只剩几万人的广西东兴

    在蔬菜腐烂入户消杀干部免职又复用的上海

    在孕妇坐在椅子上流产的西安医院门口

    在河南村镇银行不让取钱的病危母亲床前

    在几天没吃饭外出买菜结果被刑拘的警车上

    在买不到卫生巾的高铁上

    在女孩被保安扒掉衣服的地铁上

    在徐州丰县的铁链里

    在拒绝性骚扰后被群殴的烧烤店里

    在省吃俭用还贷款却最终烂尾的楼房下

    最后在当前无法查看的微博中

    这世间没道理的苦难像雪一样落下,这世间所有呜咽也像雪一样无声。一键精选以后,又是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中国资深媒体人财新常务副主编高昱9月20日在微信朋友圈撰文,表示坚决反对全民核酸及清零防疫,文章说,“一个人怕得新冠会死,这很正常,可以理解,我站在三层楼往下看都恐高呢。但不正常、不能理解的是,因为极极少数人可能感染新冠而去世,就硬拉上13亿中国人一起陪绑。”、“到现在全世界都宣布新冠疫情结束了,这泱泱大国还会因为一个人而整楼的人被拉走集中隔离,整座城市被迫主动静默,整个国家的人常态化捅嗓子眼。”

    高昱下文章质疑,“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比死于新冠的人多得多,你为什么不禁止开车?”文章还说,现在,贵阳没有因为奥密克戎死一个人,却因为害怕奥密克戎流行让600万人静默,将3万人强制集中隔离,将近万人疏散到其它城市。“现在,又有27个人仅仅因为同楼可能有感染者而死于连夜转运的车祸!看看这位注定要被问责的尚不知死活的司机吧,穿着封闭的防护服,戴着两层口罩和该死的毫无意义的护目镜,手套可能也戴了两层,全程不能开空调,半夜两点半,他是在怎样的恍惚中将这辆大巴开向死亡啊。”

    文章最后呼吁,“该醒醒了!该恢复正常了!”“坚决反对全民核酸!坚决反对清零防疫!坚决反对闭关锁国!”官方立刻出手进行审查,结果他的朋友圈被封锁。

    名为TankMan的网民9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往黄泉的贵州大巴》的评论文章,引起众多网友的共鸣。这篇文章开篇就直言,9月18日从贵阳前往荔波县的山路上发生的这场车祸,与中国司空见惯的普通车祸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这不是一次意外,而是“赤裸裸的人祸”。

    文章表示,贵州是个“地无三尺平”的多山省份,而且现在又是多雨、多雾的季节,这个地区的高速、省道都是穿山越岭,极为凶险,“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白天开车也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更不要说能见度极差的半夜三更”。

    作者认为,贵阳市政府之所以偏偏选在鬼见愁的凌晨时分,强制性把“密接”居民转运到周边的县城去分散隔离,是因为中共对居民每日的核酸筛查多半在早晨开始,而这些密接人群在凌晨被带走,就可以不计入核酸筛查的目标,“意味着在新的一天‘清零’目标可以更为迅速的实现”。

    更要命的是,当局竟然让驾驶这辆大巴的司机穿着全套大白防护服开车。对此文章分析指出,“在全面遮盖下,人的视野非常受限,本来凌晨在贵州山区行车已经是枉顾人命,还要让一个视野受限的司机来开车,这不是把全车无辜的人活生生往鬼门关送吗?”

    这位作者对27个居民没有死于病毒、反而死所谓疫情防控的现象大为感慨,他在文中强调,无辜丧生的27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他们的背后是27个破碎的家庭,而这场悲剧让许多人体真切会到了“苛政猛于虎”这句话的含义。文章写到,“我是一个纯正的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往上数十代,家族全是贵州人。如果我现在还生活在贵州,那么可以肯定,我也可能在某辆开往不知何处的死亡大巴上。”

    作者在文中进一步指出,“如今的中国,全体人民其实都在或大或小的死亡大巴上,区别只是何时出发、何时翻车。生得随机,死得必然。”文章表示,曾经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文革这种荒诞的闹剧,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华夏大地肆虐十年之久,而如今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的“清零”已经执行三年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读懂了文革,也许就读懂了清零”。最后文章写到,“贵州的死亡大巴,是为所有沉默的人鸣响的丧钟,在这样轮回的历史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 贵州隔离转运车祸点燃公众怒火(二)

    中国的作家、媒体人、学者,还有大量的自媒体,都撰写了大量的哀悼、批评文章,分享自己的愤怒或悲伤,对中共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导致严厉的管控和无预告的封城措施使民生日艰表达了强烈不满与严厉批评。

    著名作家李承鹏在《今日头条》专栏发表文章《一些杂感,一个建议》,文章说,当集体使命重于个人自由时,就注定每一个个体将被轮流牺牲,只是大和小、先和后而已,你是死于大饥荒还是武斗,倒在偷税漏税还是吸毒嫖娼,败在资金断裂还是行业关停,结局都无可撼动。这不是命运的随机抽取,是命中注定。当你接受了天天核酸,必然有封在楼里那一天。当你容忍了封在楼里,必然有被大白接去方舱那一天。每一个深夜,都有一辆辆呼啸而过的大巴坐着茫然而顺从的善良人们,请目送他们一眼,祈祷下一秒别再侧翻。

    文章说,一方面对大巴上的人无比痛心,一方面见他们一步步走向大巴,却无能为力。我们并不相同,却被关在同样命运的一辆大巴,且车门已锁死。而让人震惊齿寒的是,成都有个女孩跳楼了,小区业主赶紧在群里提醒:别发朋友圈,消息外传会影响到小区房价……他们说这句话时,平静,坦然。《霸王别姬》里,程蝶衣说:你道今儿个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里来的!报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地理》专栏作家聂作平在其微信公众号“聂作平的黑纸白字”发表文章《哀悼他们时,我已是惊弓之鸟》,文章说,我想,很多年后,我们的后人多半是无法理解我们的。我们的脆弱,我们的卑微,我们的无奈,我们的苟且,我们的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一次次弯下的腰。

    文章说,鲁迅曾感叹: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一次次疫情,一次次静默,一次次按下暂停健,一次次心力交瘁,我感觉,我已经患上了疫情综合症:疫情降临时,暗自祈祷尽早过去,祈祷自己和家人不要被隔离,被转运,被饿肚子;疫情过去时,却又开始担心,下一次疫情会在什么时候卷土重来?

    文章最后说,兔死狐亦悲,唇亡齿也寒。你当然可以像胡叨盘那样冷血地说,午夜大巴只是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可问题是,谁知道这种类似的意外会在哪一天降临到你头上呢?所以,闲坐悲君亦自悲,在为二十七位同胞悲伤哀悼的同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只惊弓之鸟。

    作者费里尼在其微信公众号“费里尼码子了”发表文章《可耻地保持沉默才是最大的国耻》,文章说,我在想,特么什么叫国耻?对心知肚明的事体可耻地保持沉默,不正是当下最新鲜最热腾腾还冒着尖儿的国耻么?关进小楼成一统是痴梦,世界早已楚门。每个人都可以赶几分钟的真人秀通告。我们打算拿什么告诉世界我们的吞头势?

    文章说,你凭借什么觉得自己有把握成为最后一名受害者?就像昔日活吃猴脑时代,集体选中一名同伴然后拼命朝外推搡一般。你凭借什么觉得你就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不便宜州凌晨的那部大巴上?你凭借什么觉得总会有人出头替你们发声,你所做的低眉顺眼就行?一个身着厚厚防护服、防护镜、手套,精神状态不知,身体状况可疑的驾驶员,在一个深秋的凌晨把他掌控的路上移动器开翻下了高架路。这是国耻日的一个神奇隐喻。

    作者杳酱在其微信公众号“折叠青年”发表文章《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文章说,时代的一粒沙子,也可以瞬间化身成一记重锤,直接砸的他们,万劫不复,堕入深渊。谁说我们没有在凌晨的大巴上,我们明明都在,好吗?

    文章说,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做核酸,不就是怕上车吗?这几日,网友们还在争论,高铁要不要卖卫生巾。我听完,顿觉好笑。铁老大卖什么东西,我们有决定权吗?你我甚至不能拒绝登上那辆凌晨发车的转运大巴。大巴车可以很大。其实我们都在上面,只是翻下山坡的,暂时不是自己坐的那一辆而已。

    作者早见Hayami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Hiyami”发表文章《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上那辆大巴车?》,文章说,“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上那辆大巴车?”,看到上条微博评论区有人这么问,我知道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应润即润”。就好像上海解封后,我和同温层的朋友第一次见面就聊润,一心想润:你要去哪里?准备得怎么样了?护照更新了吗?群名叫IUNGEREINROMA,群公告写“如果最终无法真的到达罗马,会受到诅咒噢。”于是夏天过去后,陆陆续续好多朋友、博主,发post的定位都变成了国外。我看到他们ip显示着荷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玲琅满目的自由国度,但今天时间线上无一例外的哀鸿遍野。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不比我们少,他们呐喊的力度不比我小。

    文章说,润是一个选择,但润不是百药。对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来说,只要你在这里有家人,有朋友,有童年,有喜欢的电影院和街边小店,有爱过的人,有在街头散步时感受到“难以言表的,在记忆里无从归类的,混合着青柠檬味道的,像雪花在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落在肩头然后非常温柔地消逝的瞬间。”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悲哀,就像原罪一样。我们生下来就在那辆无处可逃的大巴上,往后用尽一生的力气,也只是驶向一片白茫茫的无依之地。

    作者荆烽在其微信公众号“熟了橘”发表文章《如果只发警情通报,还要媒体干什么?》,文章说,悲哀的是,截至目前为止,全中国也就只有财新这一家媒体,发布了关于这个事件的「新闻」。

    作者认为,财新这篇报道,最起码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增量信息:事故车辆所乘人员为贵阳至荔波的疫情转运人员。这一信息的提供,在警情通报中未提到、也早于贵州日报的确认,且比后者更加精准。作者分析说,记者采访到的信源包括1)三都县应急管理局;2)荔波县卫健局;3)黔南州卫健局;4)黔南州交通运输局;尝试采访但未联系到的为:黔南州疫情防控办。这些都可以视为广义的「采访」。从新闻的生产规律来说,只有「采访」才能得到信息,而提供有效信息则是新闻乃至媒体的生存之本。

    文章还说,事实上,媒体不到现场、记者不去采访,已经在年初的丰县铁链女事件中表现得很充分了,这一次不过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2022,是专业媒体(理念和实践)全面走向衰败和灭亡的元年。

    作者最后说,本文无意吹捧财新,其实财新这篇稿子的操作也不过是一家专业权威媒体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基本操作而已。讽刺的是,这种基本操作也成为了中国媒体圈的「独苗」,从而显得弥足珍贵。其实我很想请教一下某社、某报、某台,只会转载一份蓝底白字的警情通报(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那还要媒体干什么?

    作者老牌恶棍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27人遇难,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吗?》,文章说,有一个基本常识是,当我们在讨论生产安全事故的时候,往往不能只聚焦于其本身,为了从根本上减少或者杜绝此类悲剧的重演,必须找出导致它出现的原因,从而排除隐患。因为车上装的不是鸡鸭猪狗,更不是生活物资,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一条条生命以及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哪怕有一个人可能因此处于危险状态下,都应该予以重视,而不是用一句轻飘飘的“生产安全事故”来盖棺论定。

    文章说,对于这些本不应该被转运隔离、本无需承担如此高风险的人而言,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无妄之灾,而如此悲剧正是过度防疫下种种魔幻操作的总和。那么可想而知,只要这样的措施还存在,那么发生车祸就不仅仅是“生产安全事故”,不仅仅是意外。毕竟坐上大巴的人都置身于一个悄无声息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危险当中,而这份危险明明是可预见、可避免的。

    文章最后说,但除了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悲苦以外,我们似乎又做不了太多什么,特别是在这个过度防疫现象已然普遍,甚至成了系统性措施的当下。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继续追问,哪怕答案很少,这不仅是为了逝去的他们,也为了活着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趟车上。

  • 入户消杀激起公众愤怒

    5月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称当局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会议要求“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坚持“动态清零”政策。5月6日,上海市当局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市委书记李强要求各级官员“要层层立下军令状”,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他还提到要“打好人民战争”。

    在官方此政治运动式的操作下,上海刚趋缓的防疫管控再度收紧,不但造成各种次生人道灾难,更不断击穿社会道德底线。在正常人心中,屋子,是个人或者家人的最后一块神圣领地,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敢于闯入者,除非强盗,暴徒,总之非法之徒。而在近日上海等地实施的“入户消杀”措施,大白们要屋主交出自家的钥匙,不交出来,大白们如同暴徒一般,破门入户,引起民众人心惶惶,也激起了公众极大愤怒。

    5月7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流传由官方公众号无线睢宁拍摄发布的名叫《终末消杀,必须做!》的视频短片,一天之内就被网友们转发了超过4.8万次。短片画面中出现了3名身穿全套防护装备的“大白”,在一户居民家中展开了消杀行动。视频中,衣服喷药、地板流水、冰箱洒消毒液,网友看完纷纷留言惊呼可怕,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入户消杀的事件也发生在上海等地。上海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西成里甚至传出强制入户消杀事件,引起民众强烈担忧。此“暴力入户消杀”立刻上热搜,连中国新闻周刊都紧急发布声明,声明中说到:网传视频是根据当地防疫政策,对阳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住所进行终末消毒,消杀全程录音录像,按专家指导意见结合消杀要求执行。5月10日的上海市疫情防控会上官方也表示入户消杀在征询居民意愿前提下进行,以化解公众对事件的焦虑。

    上海官方有关入户消杀的表态并不能打消民众的担忧。在质疑政府防疫手段的言论和视频通常只有很短存活时间的微博上,有网民写道,“这回应啥了?没人质疑消杀,质疑的是消杀的手段和粗暴破坏私人财物,好一个避重就轻”“防疫成为免死金牌,不容反驳,不容置疑”“哪个专家指导的,敢报上名吗?你敢去领导家里也这么来一下吗?欺软怕硬而已!”而在东方网该话题的微博留言中可以看到民众的反对声音:“入户消毒的必要性在哪里?或者说,入户消毒的依据是什么?”“造成损失,谁来赔偿、怎么赔偿、用什么担保?消杀前是否应当签书面协议?”“这种消杀到底效果多大?会不会产生次生健康危害,和影响生态环境?”“如果主人不同意呢?”对此,官方并没有给出任何说法。

    在财新网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关上海官方入户消杀的表态的文章下的网民留言,全是一面倒的反对声音。网民“关耳”表示:“入门消杀,是对隐私和私权的严重侵犯和挑战,坚决反对。”“风雨人生”说:“文明人干野蛮事!”“fisher”说:“理解和配合,有拒绝选项吗?我是绝对不接受的!家,是我的隐私!家,是我最后的底线!”“经常糊涂”说:“法无授权不可为!”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如何看待上海的入户消杀?》的话题有242万的浏览量,网民506个回答全部都是反对的态度。网民“岁末”的回答:“像对待畜牲一样,完全没有人权可言。”获得近千赞同。“小猿”回答说:“高层给基层加压却不给出具体指示,就会导致个别街道为了尽快社会面清零想出来这种泯灭人性的懒政蠢政!”网民“JWu”回答:“我现在总算明白为啥会整出十年浩劫了。”

    知名医学网站丁香园的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5月10日发表文章《有关新冠消杀,你需要知道的7个真相》用科普反对官方的做法,质疑入户消杀的必要性与科学性。文章表示,新冠病毒本身无法独立生存,离开宿主细胞就会逐渐失活。在极端条件下,确实有可能发生病毒通过物品表面再感染下一个人的情况,但在中国严格的防控(大批量检测、消杀、对外码头防疫闭环管理)面前,接触到危险快递并感染的概率很低。要明确一点: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的家庭,不需要每天居家消毒,不用进行大范围的消杀处理。

    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学者童之伟5月8日发出《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指出强制将居民送入方舱医院以及入屋消杀违法。关于入户消杀,他指出:“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并进入市民住宅消杀”,“上海有关官员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他们派人入户‘消杀’,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童之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上述文章立即被当局全网封杀,他的微博等社交账户也遭当局禁言。童之伟的微博显示,“因违法社区公约,该用户暂时处于禁言状态。”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此文均被删除,但文章仍以截图形式被网民传播。网民对此留言道,“几十年前举着宪法挡不住红卫兵,现在举着宪法也一样挡不住白卫兵。”

    知名学者艾晓明5月11日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文明抗疫还是蛮干——再谈入室消杀》,指出过去三年里,消杀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听到。这一个杀字,满带着对病毒的一种无端之恨,又蒙上满腔的正义感,给人带来了释放激情和参与执法的机会。于是各地的创意就遍地开花了,一朵比一朵更邪门。

    文章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再推而广之,用得上文革时流行的一句话:全国都搞乱了。现在是农民无法春耕,夏粮提前割苗,大白权力无限,只要披上那身衣裳,要你跪下你不能站着。如果你要站着还要论理,甚至唱两句国际歌,就要被捉拿归案。我看这个消杀,整个是在调度仇恨,同仇敌忾。所谓敌,就是任一对此想讲个道理说个是非的人。

    文章还说到,家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并不是该不该撬门消杀的理由,根本的理由是私人空间不允许公权力肆意踏入。就算家徒四壁,私人领域风进雨进王者不能进对不对?没有私人空间等于在精神上剥夺了个人、消灭了个人。它等于是不承认个人权利、尊严和自由。那没有了个人作为权利的主体,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无所归属。现在的消杀是剥夺个人对私有财产(房屋)的掌控权,表面看是破坏财物,但它首先是践踏个人的神圣权利,剥夺其主体性。我们感到无望和被损害的,是个人的丧失。你不被当作人来对待,当然也随之失去对个人物品、个人财产、个人自由的控制。人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人,这就是致命的伤害。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5月9日发微博质疑大白消杀行径堪比文革抄家,他举上海黄浦区淮海中路等街道为例,“居民身体完全健康,过去一个多月天天抗原核酸,一直阴性,现在竟要派大白上门消杀。要主人离开,然后打开衣柜、冰箱、书橱甚至到床上喷药水……这是什么科学理由和法律依据?比文革抄家还要荒唐!”他在微博上称,75岁的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三获金话筒奖并获得中国电视主持人终身成就奖,被誉为“申城第一名嘴”的上海文化名人叶惠贤家有上万册藏书和文物,很多是精品,甚至是孤本,如果有人上门来消杀,叶惠贤说就从楼上跳下去,以死抗争。但许子东5月10日又澄清,跳楼的话其实是叶惠贤助理开的玩笑话。但不少网民留言表示许子东“被那个啥了”(被警告)才这么说,纷纷留言“许老师保重”。

    网民Y博的科普园5月9日在其微信公众号“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发表文章《一人阳性隔离全楼与入室消杀是有用的防疫措施吗?》,表示对防疫人员对居民家中进行消杀时,最初的震惊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麻木与无奈。现在看到这些消息已经不会有“不可思议”的感觉了。

    文章说,综合这些研究来看,做所谓的室内消杀,完全是多此一举。关于即使阴性也要集中隔离以及防疫人员的入室消杀,不少人从公民权利角度表达愤慨,这无疑是对的,也是更重要的角度。只不过,即便抛开一切法律制度、公民权利不谈,单从科学依据上看,这样的防疫措施也是毫无必要,甚至是对防疫只有副作用或反作用的。在新增病例走低,处于所谓最后攻坚阶段时,何必采用这些有弊无利,且又占用大量人力物力的措施?

    上海女作家格十三5月10日在其微信公众号“格十三”发表文章《入户消毒,消的是什么毒》,文章说,大多数人的恐慌来自于因对抗病毒而产生的无数未知行为,尤其是最近这个阶段,陷入了更大焦虑——无法保护自己最后的堡垒——家。人们这么大怨言,不是不配合抗疫,而是这种不科学、无厘头的行为,触碰到了人民安全感的底线。你说你入户消杀是为了我的安全和安心,不好意思,你要消杀的那个病毒带给我的不安,还没有你这个行为带给我的不安多呢!

    知名作家西坡5月10日在其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以《入户消杀击溃了中国人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为题撰文说,中国向来缺乏公共生活,除了约吃饭唱歌,再不知道约朋友一起做什么。中国人将许多的向往与执念,退一步藏在了家里。所以房子不仅是中国人的避难所,也是中国人的市政厅,中国人的教堂。当教堂被糟蹋成猪圈,人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

    文章说,入户消杀真有必要?基本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病毒离开宿主无法长期存活。人拉走了,房子空着,相当于房子也隔离。人要集中隔离,房子只能居家隔离,但房子又不会串门,居家隔离也无不妥。人在集中隔离的时候,也没有拿着喷雾对人进行反复消杀,但过一段时间也能从阳转阴。而病毒不能寄生繁衍的房子,为什么反而要消杀呢?即便要消杀,有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标准?一直讲不能层层加码,可是具体的个人如何抗衡层层加码,可有畅通便捷的求助机制?

    文章最后总结,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团结一切中国人的,那就是保卫中国人对家的信仰。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刺激中国人的,那就是践踏中国人对家的信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爹妈生养的,没人不该懂这个道理。

    网易号生活内容作者“码头青年”5月11日写道,“我相信一个爱书如命的人,真能做出这种事。也有人说,说这话的是叶惠贤的助理。不管是叶惠贤还是他的助理,都能看出涌动在申城民间的情绪。”

    码头青年表示,上门消杀这件事,确实极大冲击了上海人的心理防线,也让无数人感到难以理解。关于入户消杀的文章和视频,网上有很多,那些夸张的画面,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码头青年继续写道,不管哪朝哪代,家都是一个人的最后底线。抄家灭族,大概是权力对个人最严重的惩罚。不经允许,拿着钥匙,或者撬门而入,对着家里的一切,用喷雾器乱喷一气,这跟抄家也没什么两样了。

    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刊发文章《说说入户消杀:你会交出你家的钥匙吗?》批评说,入户消杀对清除病毒效果极有限,对激起民怨效果极显着。“入户消杀”是否有法可依,这个问题更加重要,它涉及到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法律界有句经典格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人们经常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如作家那多说的,强制入户消杀会让人恐惧,那是一种安全感的极大丧失,会让人想,这样都可以,那还有什么不可以。

    作者表示,捕杀业主的宠物,摔了老太太的鸡蛋,毁坏小摊贩的一车蔬菜,要求上交钥匙,入室捣腾你家……侵犯是循序渐进的!真到了这一步,你会交出家里的钥匙吗?

    作者“桃花潭李白”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桃花潭李白”发表文章《说几句“入户消杀”》批评说,入户消杀很荒谬,也很可怕。这篇文章写道,“根据现有的全世界科学界对新冠病毒的研究,病毒暴露在空气或物体表面,超过72小时,就基本没什么毒性和传染性了。新冠病毒,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飞沫口鼻传播。病毒物传人的证据,极其缺乏。这些都是科学常识。现在,人都给拉到方舱隔离14天了,人身上的病毒都死了,从阳性都转阴了,停留在人体以外的病毒,还能活吗,还能传染人吗?”文章继续写道,“强制入户消杀,是一件踩底线的事……如果那扇被称为家门的门,可以随时被人以一个理由撬开,普通人,还有什么最后的安全感可言?”作者呼吁,“个人的人身自由与财产权不受侵犯,是我国宪法的基本条款。那是每个人安全感的基石。任何人,任何组织,不能随意动这个基石。不能以防疫的名义,突破这根红线。任何地方政府,不能以防疫消杀为名,未经个人允许和授权,随意处置、破坏、侵害个人私产。”

    上海历史学教授卢明明5月11日发表《致大上海官民书》说:“更让人们难以理解,不能接受,无法容忍的是:一些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态度凶暴,手段拙劣,戾气猖狂,令广大市民感到格外痛楚,特别惊惧,绝顶恐慌。上海,自开埠以来,在将近180年的历史中,何曾有过这样的沦丧!抗疫,原本为了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保障大家的肌体健康,怎么会变异到如此惨烈,这般荒唐!”

  • 浙江李加富——诉求公众和自身权益被精神病116天

    2013年5月上旬,原退伍军人、浙江温岭被精神病者李加富到武汉会见维权朋友,《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采访了李加富。李加富因呼吁“浙江三大工程之温岭围塘”应还利于老百姓和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触犯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权势者淫威,曾三次“被精神病”。98年被强送进温岭市大吕精神病医院“治疗”20多天,2003年3月4日被强送进台州天台精神病医院“治疗”76天,2009年赴京上访被截访押回,被强送进温岭市大吕精神病医院“治疗”20多天,共116天,身心遭到极大摧残。
       以下是李家富十三年的上访经过及被精神的遭遇:
        李加富1962年生,住浙江省台州温岭市泽国镇湖亭村D区49号,1981年至1983年曾在中国海军37604部队服役,退伍后他当过泥工,也做过小生意。93年他在老家温岭泽国机床市场卖香烟,94年因104国道扩建,随机床市场整体搬迁到泽国山下郑村机床市场卖香烟,生意很红火,95年3月他在泽国买房准备结婚,不料一桩事情带来他的厄运。95年5月郑云兵一伙地痞砸他香烟小店持续半个多月,他投诉泽国派出所和镇政府,均未受理。他去温岭民政局诉冤,7月民政局张梅桃到泽国机床市场调解,却遭郑云兵许国方等人围攻。李加富本人被郑云兵等人打伤,诉之泽国派出所,还是不受理。他不敢在家养伤不敢去医院治疗,因林尤平兄弟天天拿着二、三尺长的刀来威胁他。他躲藏在朋友家养伤半个多月,后听说这伙人已知他躲藏地点,要来杀他。他在朋友帮助下,到越南缅甸等国避难疗伤。回国后,郑云兵、许国方等人仍不放过,逼他有家不敢归。 
        98年4月一个偶然,李加富得到林尤平等这伙人的犯罪证据。当年6月他拿着证据去温岭市政府举报,信访官员江玲军说这伙人犯罪,和他没什么关系,把他轰出来。他拿着这伙人犯罪证据寻到郑云兵许国方等人,要求对方赔偿他香烟店的损失,明言自己掌握他们犯罪证据,否则将其犯罪证据公布,让他们受法律制裁。郑云兵等表示愿用30万元钱买回他手中的证据。
        98年9月,泽国镇镇长叶其泉、武装部长许赧梅,通过他朋友传话骗他去泽国镇政府调解。他去了,结果被抓去泽国派出所关押2天,不给吃喝逼他屈服,第二天泽国镇综治办押送他去温岭大吕精神病院关押22天。出院后他发现存放在家里的郑云兵团伙犯罪证据不翼而飞,自己的电话薄、通信录、记事本也不知去向。
       1998年10月李加富开始上访,因为失去郑云兵团伙的犯罪证据,他只能按“非法拘禁”罪申诉。省府批示温岭调解,温岭不执行。99年省府给他回复转交温岭信访局,局长郑挺堂等却说是废纸,撕碎回复。逢市长接待日李加富都去上访,朱国栋副市长批示信访局办理,郑挺堂局长却不买账。每个温岭市长接待日,他都去,但没用。温岭办不了,他在台州市长接待日去上访,台山市长直接指令要泽国镇书记邱士明调解,邱不管。
       走投无路,李加富用以毒攻毒方式施压郑云兵团伙,他在机床市场公开声明:政府说我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你们别让我碰到,让我碰到,我就捅死你,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到2000年对方被逼和他讲和,讲定赔偿80万元。可到付钱时又却说只有78万元。温岭信访局长郑挺堂,叫他去泽国镇政府大楼调解,郑对他说:这几年未及时处理他和郑云兵的事,给他带来伤害,因他是残疾军人,由民政局资助他2万元。听此言他就签协议同意领取,现场公务员也签名旁证。后来他要郑云兵付赔偿款,郑却说早把78万元交给泽国镇政府了,他质问泽国镇政府、温岭市政府信访局长郑挺堂等人,他们都说民政局已给他2万元了,叫他知足。李家富认为郑云兵团伙赔偿的78万元,和民政局所资助2万元没有关系。
       2000年起他开始赴京上访,北京方让他寻温岭市长书记要求调解,北京督办,并要上访回复法律文书。可温岭、泽国从没有给过他只字片语。而他到温岭上访,寻王金生、王建平、张学明、叶海燕、董服标、王福生、以后,陈伟义、徐友根、林仙华等负责官员,问遍温岭市长、副市长、书记、副书记、人大政协,追问这笔赔偿款下落,官员们从不给他回复。
       2003年3月4日,泽国镇官员们为了制止李家富的继续上访,泽国镇长助理吴建平亲自带领20多个公务员,将他强行捆绑押送到天台县工人东路85号的“天台精神病院”关押76天。他被惨无人道地强行“治疗”,打针使他肌肉硬化,插不进针头,吊瓶难寻血管。喂药,害他喉干吞咽困难,头部无法转动。“治疗”造成严重后遗症,使他视物不清全身无力,四肢发抖不能行走,站不稳坐不直,畏寒吐血,反应迟钝。2003年5月19日被放出时,李加富几被折磨成真正的精神病人。他父亲接他出院,泽国民政助理吴加正还用“关押判刑、送精神病院吊销户口”威胁他父亲。泽国罗彩君[民政办主任],吴加正[民政助理],驻村林丹霞及湖亭村干部,要他父母逼他继续吃药。
       后来李加富坚持要求停药,半年后身体稍有复原,他写信给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国务院刘奇吕锡伟等中央领导,均无果。他又去上访,遭泽国镇长、书记、信访办、温岭信访办威胁。
       2006年8月31日,浙江省政协主席李金明、副省长陈加元亲自到泽国镇接待访民,李家富去了,却遭原泽国王晓宇镇长、副镇长梁海波、副书记金学明等人截访。泽国镇书记蒋招华指令:由公务员代表上访人,访民自己不能上访。过去恐吓他父母的人是地痞流氓,自从2003年,蒋招华来泽国当书记后,恐吓打击他父母的却是泽国镇政府各部门官员和村干部,连他亲戚朋友孩子都不放过,还派社会闲杂人员盯着他。
       2008年7月4日,泽国镇梁云波副镇长带领20多个社会闲杂人员,到李加富家中,抓住他喷警用辣椒喷,把他摁倒强行注射激素针。当地村民见状都施以援手,责问其逮捕令、证件、法律手续,600多村民从联树、三王、下郑等村闻讯赶来把这伙人围住,严词追问李加富犯了什么罪。在众目睽睽之下,泽国副书记佘海波带领李正才、人大、公安向村民们赔礼道歉承认工作失误,承认李加富无罪,还说赔偿李加富的钱是前任叶其泉等拿走,回去后一定把78万元钱还给李加富,同时还李加富清白,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问题。5个多小时后,由湖亭村书记人大代表王法根担保,村民们才放他们走。但到现在,泽国镇政府非但不给村民们一个说法,把佘海波提升后调离,反而收买社会闲杂人员,对李加富全方位监控,从而引发几万村民为李加富抱不平,几万村民为李加富联署上诉,有关证据在他QQ相册。
        2009年3月,李加富在村民掩护下赴京上访,被浙江省驻京办截访,泽国镇政府派信访局王主任泽国警察李恩国等五人用警车,强行把他押回温岭。他手机被收被禁言两天,直接被关入温岭大吕精神病院半个多月。李加富感到上访无望,出院后他写信给温岭、台州、杭州各有关部门,写出多少信都石沉大海。而湖亭村干部告诉他,其信访件都已扣压,他被镇政府列入黑名单,并被网上通缉。2010年7月16日,浙江省长吕祖善到温岭接待访民, 李加富被湖亭村书记、人大代表王法根带领社会闲杂人员限制在家中,不许他向省政府领导反映情况。
       李家富愤怒质问:“我就算是奴隶,也应有说话的权利,难道我就不能为自己申诉,难道别有用心之徒,把我打成“精神病人”,就能剥夺我的一切!”
       李加富说:“我犯了什么罪?我李加富十几年上访,都是依据《宪法》规定上访反映,得到的是网上通缉,家被抄,而且不是一次二次,是6–7次,都是趁我不在家时来抄,而我本人却被非法绑架到精神病院,对我进行残酷、惨无人道迫害。掌握公权力者借维稳之名,切断我对外联系方式,屏蔽我手机电话信号,呼叫转移、定位,封QQ、克隆QQ都不箅,还要强制我安装指定的《浏览器》。除了监控我之外,还任意拦截我点击的网页,就连人民网、新华网也不放过,更可恨的是;他们任意屏蔽、删除你的好友。又能随随便便强制你下线,任意改变你电脑程序。不安装,就不让你电脑登陆。我愤怒控诉这些违反《宪法》践踏人权、残害、迫害公民的法西斯暴行。”
       李加富泣诉:16年官司,13年上访,使我原本在机床市场内的香烟店,无法经营。对我的残酷迫害,使我成了所谓的“精神病人”。原本在95年3月在泽国买房子,准备结婚,因泽国镇政府把我送入精神病院,女友被迫和我分手。如今我已50岁,因当权者的残酷迫害,成了无家无业无子女所谓的“精神病人”。如今我无法过正常人生活,再也无缘谈情说爱,结婚生子。我在泽国镇生活,靠的是村民们的保护,如果没有善良正义的村民们站出来阻止泽国别有用心之徒的违法犯罪行为,我李加富能活到今天吗?但村民们又能保护我多久?
        李加富在新浪网和人民网用“天马映彩虹”开有博客,读读他的博客可以知道他的不寻常人生和被精神病的不幸遭遇。
       李加富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刘朱婴曾报道《浙江温岭上访人李加富遭迫害,被精神病史》详情见;刘朱婴博客。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 秋霞
    2013、5

    李加富

    2013年5月在武汉的李加富(左)

    曾经的海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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