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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兰英，女，55岁，湖南省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身份证号：430422195803187925，2007年1月17至12年2月15日被关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也就是腊月28才放出来），共计29日，被鉴定为 偏执型精神病，期间遭遇医师残酷的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短短29天，给邓英兰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都要拄着拐棍走。
 
2013年10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对正在北京上访的邓兰英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邓兰英由于丈夫在89年被害致死，上访多年，一直没人给申冤，2004年其儿子被公安局批准逮捕，警方告诉的原因是抢劫，而正式下发的逮捕书逮捕原由一栏没有填写任何东西，面对这个结果邓兰英表示，我儿子是刚复原回来的武警军人，怎么会干这种事。除了持续的上访告状外，邓兰英找不到别的方法申冤。
 
2006年乡政府在北京把她接回去后关在永州市救济处，雇的四个黑保安殴打，那些黑保安还跟邓兰英说我是山东省的、我是河北省的，我们是你们这的官员一个月6000钱花钱请我们打你，要打到你不上访，在这次被放出后。邓兰英逃跑到北京后紧接着就被接回湖南，然后被关在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受到了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等酷刑。

以下是邓兰英的一段自叙————
 
他们在让我吃药的时候，我告诉医生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有冤上访的，医生就说，你有冤？你的儿子过得好，你的房子新盖的，给你装修的好，买新家具给你，一个月七八千块钱给你，你还上访你不是精神病吗？我告诉医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儿子现在还在牢里面呢，后来我就要走，我告诉他我不是精神病，他们说你们那里的干部会来看你的，你等着吧，结果也没等到来，在后来他们就把我手绑了，脚绑了，然后就把电插到我身上，就打得我晕过去了，等我醒过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针，给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几个医师就把我脖子卡住给我吃，打的我当时站起来倒下去，再站起来再倒下去，我要是再在里边呆几天，我肯定死在里边。
 
中国从1986年12月12签署了《反酷刑公约》，1988年9月提交全国人大得以正式批准，于1988年11月3日开始在中国生效。从邓兰英身上可以看出签署二十多年的公约在中国政府实践当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还是以自我判断、自我优越为前提，并没有受到该公约的制约。
 
邓兰英接着说：“后来当官的问我有没有亲戚是当官的，我说有，我要是说没有的话怕他们搞死我，后来我就天天喊冤、天天喊，他们让我跟那个电脑说话测试，我说我不会，我也不认识字，他们说那就给你找个专家说话吧，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找一个证人，那里有一个韩医师很老实，我就让他给作证，他们来后我给他们讲了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再到省政府的告状情况，腊月28他们放我出来，那个医师给了我两个棍子，我支撑着棍子才走回来的”！
 
因为不懂法，从来没请过律师，事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2013年9月9日8点左右，邓兰英又被接访人员重殴，2013年9月14日衡阳市仁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显示，多处软组织受挫檫伤，漆盖插伤红肿严重，鉴定伤情为轻伤，邓兰英说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也不知道碰到多少回了，这次还算是好的，能站起来走路就算幸运了!
 
而最近的国庆来北京上访，邓兰英拿着身份证去国家信访局领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你的案件已经终结，没表可给你领了，邓反驳到，怎么处理的？谁处理的？你们给个答复，他们回去就当垃圾仍了，也算处理了吗？不管声音多么大，里边的办事员没有在给她表，也就预示着登记的终结。
 
遇害——上访——领表——拿着处理单回去——没人理会或受到更大的威胁——继续蹲在北京上访——被人说成所谓的精神病、刁民——失去尊严的抗争，这就是中国式法律处理的最终结果，法律没有为受害者群体铸起一道守护墙，却为他们开了一扇受害的门！
事情没解决，也许在北京各部委的信访处还能看到她的身影，接下来的路何去何从，邓兰英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她绝望的大哭声中落幕……
晋贤
2013-10

以下是邓英兰的相关资料和采访视频：

邓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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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兰，女，55岁，湖南省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身份证号：430422195803187925，2007年1月17至12年2月15日被关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也就是腊月28才放出来），共计29日，被鉴定为 偏执型精神病，期间遭遇医师残酷的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短短29天，给邓英兰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都要拄着拐棍走。
 
2013年10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对正在北京上访的邓英兰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邓英兰由于丈夫在89年被害致死，上访多年，一直没人给申冤，2004年其儿子被公安局批准逮捕，警方告诉的原因是抢劫，而正式下发的逮捕书逮捕原由一栏没有填写任何东西，面对这个结果邓英兰表示，我儿子是刚复原回来的武警军人，怎么会干这种事。除了持续的上访告状外，邓英兰找不到别的方法申冤。
 
2006年乡政府在北京把她接回去后关在永州市救济处，雇的四个黑保安殴打，那些黑保安还跟邓英兰说我是山东省的、我是河北省的，我们是你们这的官员一个月6000钱花钱请我们打你，要打到你不上访，在这次被放出后。邓英兰逃跑到北京后紧接着就被接回湖南，然后被关在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受到了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等酷刑。

以下是邓英兰的一段自叙————
 
他们在让我吃药的时候，我告诉医生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有冤上访的，医生就说，你有冤？你的儿子过得好，你的房子新盖的，给你装修的好，买新家具给你，一个月七八千块钱给你，你还上访你不是精神病吗？我告诉医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儿子现在还在牢里面呢，后来我就要走，我告诉他我不是精神病，他们说你们那里的干部会来看你的，你等着吧，结果也没等到来，在后来他们就把我手绑了，脚绑了，然后就把电插到我身上，就打得我晕过去了，等我醒过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针，给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几个医师就把我脖子卡住给我吃，打的我当时站起来倒下去，再站起来再倒下去，我要是再在里边呆几天，我肯定死在里边。
 
中国从1986年12月12签署了《反酷刑公约》，1988年9月提交全国人大得以正式批准，于1988年11月3日开始在中国生效。从邓英兰身上可以看出签署二十多年的公约在中国政府实践当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还是以自我判断、自我优越为前提，并没有受到该公约的制约。
 
邓英兰接着说：“后来当官的问我有没有亲戚是当官的，我说有，我要是说没有的话怕他们搞死我，后来我就天天喊冤、天天喊，他们让我跟那个电脑说话测试，我说我不会，我也不认识字，他们说那就给你找个专家说话吧，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找一个证人，那里有一个韩医师很老实，我就让他给作证，他们来后我给他们讲了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再到省政府的告状情况，腊月28他们放我出来，那个医师给了我两个棍子，我支撑着棍子才走回来的”！
 
因为不懂法，从来没请过律师，事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2013年9月9日8点左右，邓英兰又被接访人员重殴，2013年9月14日衡阳市仁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显示，多处软组织受挫檫伤，漆盖插伤红肿严重，鉴定伤情为轻伤，邓英兰说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也不知道碰到多少回了，这次还算是好的，能站起来走路就算幸运了!
 
而最近的国庆来北京上访，邓英兰拿着身份证去国家信访局领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你的案件已经终结，没表可给你领了，邓反驳到，怎么处理的？谁处理的？你们给个答复，他们回去就当垃圾仍了，也算处理了吗？不管声音多么大，里边的办事员没有在给她表，也就预示着登记的终结。
 
遇害——上访——领表——拿着处理单回去——没人理会或受到更大的威胁——继续蹲在北京上访——被人说成所谓的精神病、刁民——失去尊严的抗争，这就是中国式法律处理的最终结果，法律没有为受害者群体铸起一道守护墙，却为他们开了一扇受害的门！
事情没解决，也许在北京各部委的信访处还能看到她的身影，接下来的路何去何从，邓英兰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她绝望的大哭声中落幕……
晋贤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