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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民主党人季孝龙写给上海人民的一封信

    亲爱的上海居民,包括上海市常住居民和在上海生活、工作的中外居民:

    其实我刚从监狱出来才1个多月,2月9日获释的。2018年受假疫苗事件激怒,反对修改宪法,限制公权力滥用,所以发起了“厕所革命”涂鸦运动。马丁路德金说,公民遭遇恶法,应勇于抗命,勇于接受惩罚。我能力有限,无力扭转乾坤,只有走进监狱,才能稍觉心安。

    我本应夹着尾巴做人。不是吗?因为我有年迈的父母,娇柔的爱人。我舍不得他们。

    但是,看着自己的邻居受难,受逼迫,能不施手相援?今日我装看不见,他日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人遇到同样境地,何以忍受想象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人身处绝境好苦无门的场景?

    所以,同处一个城市,我们绝对不能自私,必须相互扶持,守望相助。这不是利他主义。我们首先爱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然后爱邻舍,爱同胞。我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福祉,我们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好的社区,充满爱和信任的社区。但如果有人试图坐享其成,作威作福,试图凌驾于社区居民之上,妄图用利他主义满足自己私欲,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警醒,必须抗争,以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后代。

    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么多年人,我一直想象着生活,浪漫地生活。

    我曾经很奸猾,很狡诈。我凭机巧在跨国公司任职,凭借技巧拿到一些世界500强的国家代理权。我可以潇洒地快意人生……但是,命运捉弄了我。或许是天父点醒了我。十年前,我在某一个星级酒店遇到一个长者给每一个客房塞纸条,我当时想,这是私密区域,非住客进不来啊。我报警了。结果这个长者被抓。酒店的总经理是外国人,和我是朋友,事后怨我多管闲事。我为此深深地反省:这个长者希望能住得起这样的酒店的中国精英,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我是精英吗?我是一个苏州乡下出来的狡猾小子。凤凰男。我是精英吗?我刚开始看到自己要发财了,我就开始忏悔了,我开始为自己的无知赎罪了。

    所以这十年来,我一直利用自己做生意的名义,游走在社会各个群体中间,为他们纾困解难。之前的大头娃娃群体,各个地区受强拆申诉无门的群体,后来的e租宝金融受害者群体,泛亚金融案受害者群体,涉及5亿农村妇女财产权益的的群体(其实我饮着咖啡美酒内心是滴血的,21世纪了,你们知道吗,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执行着土政策,农村妇女没有土地财产权益,一旦父母死了,嫁不出去,没有宅基地,没有土地收益……WTF我能不站出来?我母亲和姐姐都是农村的),我都活跃在他们中间。但我还是很狡猾,我知道风险。所以我都化名行事,找到他们中间有领导力的人,我提供我的知识,不得不出面,我就以他们的亲属名义行事。

    我又不求闻达。所以功成不必有我。有些人以为我博眼球,我其实是很好静的人,享受私人空间的人。

    但是造物主要我为自己赎罪,我有啥办法呢。只能从命啊。这十年我就这么走过来的。辛苦不辛苦?

    只有在监狱里我才安心。因为我终于进来了。因为我在那里心安理得。那里每一个恶人都求我怜悯,我知道我终于有了点财富,这财富没有虫咬,没有贼惦记,这是天上的财富。

    我是个幸运的臭小子。我够傻,我够天真。但只有够傻够天真的人才配拥有想要的一切。我拥有我想要的一切。

    我本不配得,但我都有了。

    我的爱人和我在一起好多年了。她是个善良娇柔美丽的韩国姑娘,首尔大学毕业的,陆家嘴某跨国金融机构的中国地区负责人,居然肯跟着我这个农村出来的臭小子。

    我一直隐瞒我的为民请命的使命,直到我坐牢,她才开始知道我以前究竟做了哪些。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有关部门说我是两面人,我在每个朋友面前,都只提供一个片段。

    爱人如己,终一贫如洗。背起十字架,是很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尽量把想做的,正在做的事情藏在心里。做成了也没啥高兴的,比如2019年人大立法终于通过了法案,授予了农村妇女财产权益。有啥好高兴的?农村妇女被压迫了这么多年,我有值得高兴的资格吗?

    我进监狱。她给我写信,说我是英雄。我连忙写信给家人,吐露了我的心事,吐露了我10年前陷人于不义的往事。我不希望被当成天使,虽然在很多正常国家会把我这样的人当成是天使。我只是圣经里的扫罗而已,我努力想做保罗而已。

    我早该和她结婚。但我一直想,努力把中国社会建设得更美好一点,再迎娶她。结果我一直在做,一直没个尽头。就像那些有很好概念的创业企业,一直在烧钱,见不到盈利的那天。

    就这样我们一直没领证结婚。没领证结婚,意味着她没资格探监(当然我在监狱里也抗争这个权利。虽然我不赞成同性恋,但LGBT权利也必须保证啊,他们的爱人进了监狱如何保障通信会见权)

    我出狱了,我们一直计划着领证。结果疫情。还清零。足不出户了。

    我看到很多上海居民都在捱苦,甚至有人自杀了。你们知道自杀需要多么决绝吗?我得放下自己的计划,为民请命。

    请命才1天,到今天中午12点已经有2000多人的关切和支持了。

    可我也受到了交情匪浅的安全部门官员的逼迫。我的爱人非常胆小怕事,受不得惊吓。他们居然给她打电话。电话无非是要看紧点我,否则影响她在中国的居留资质。意思就是要我们劳燕分飞咯?

    所以我也反过来威胁了试图威胁我的官员。我告诉他,现在已经有2000多个上海的居民表达了声援我的声音,这其中就有他的邻居,或者亲属。如果他行为不检点,丢失了安全部门官员的职业操守,我知道他家地址,我也会公示他威胁我的内容和他照片。今后他的子孙都为他蒙羞。

    我们凭良知,做公义的事,可以克服恐惧。给我们制造恐惧的,总有一天会被埋进自己的恐惧里,永无宁日。

    他们让我收回朋友圈帖子(其实都已经被封了,不能转发了),我干嘛收回呢?

    3年前我是赤裸裸挑战了某某某的。现在我都如此婉约娟秀了,还想制约我的言论权利吗?

    我为上海发声,我若有事,我家人你们养。我也心安理得。

    设个谜底,看你们如何找到我的家人。线索:google里。

    上海加油!上海人要被全国人民看得起,上海人(在上海生活居住、为上海繁荣昌盛添砖加瓦、流汗纳税的都是上海人)必须加油!

    中国加油!中国人要被全球人民看得起,中国人也必须加油!

    自由和尊严才不是天赋的,是每个民族自己争取来的。我们的父辈当年不够努力,所以我们这辈没有自由和尊严。我们这辈如果还蝇营狗苟,苟延残喘,背井离乡去享受别的民族奋斗来的自由果实,我们的亲人、邻舍、同胞、后代子孙,仍然没办法享有自由和尊严。我们的后辈仍然需要努力去争取他们的自由和尊严。我们如果这辈子多奋斗一点,后辈付出就少一点。我们如果成功了,后辈就有自由及尊严了。他们一旦有了自由和尊严,他们会守护好,珍惜住,会传承下去。中国有比其他民族更久远的文字记录,中国有他们无可比拟的政治财富,经验教训。只要我们好好反思,我们没有理由不比欧美国家更繁荣昌盛。

    我们很多人都在欧美国家生活了。就如在同一个村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被父母虐待了(可能是继父或者继母),孩子委屈,逃到邻居家里,邻居救济是道义,但在邻居家里霸吃霸喝的总不是个事。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所以我虽然有个外籍爱人,我自己也出国。但我始终开不出口去跟某个领事馆要个签证、绿卡啥的。如果我是对方,我心里会问:你为啥不自己努力,把自己国家变成世外桃源呢?

    所以,我虽然刚出狱,还没享受多久黄浦江边遛弯的乐趣呢。万一有事,你们不能再沉默。再做鸵鸟。实在恐惧,就帮我养家人。

    立此存照,以备不测。

    2022年4月3日

  • 张凯律师:写给新桥律师同行的公开信

    今天,惊闻新桥律师事务所要求众合伙人签名,因为有上面的压力,要解聘与我的聘用合同。

    如果不出意外,解聘后将没有律师所接收我,数月后我会被注销执照。

    因为我的原因,给大家带来了压力和困扰,我感到抱歉。但,我依然希望与众同行商榷此事。

    在我做律师第一天开始,我就认为:律师不仅仅是一份用来讨生活的职业。

    而是一份追求自由、尊严、规则的行业,法律里面有理想。这是我这十几年来,愿意承受各种苦难、非议、责难,依旧乐此不疲的从事此行业的原因。我的努力,也确实换来了很多人的自由,换来了一些制度的革新,换来了一些法治观念的深入,所以,我爱这门职业。

    在我看来:律师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对民权的保护并对公权力的遏制。

    这十几年,我身体力行,获得了荣誉。同时,也带给自己众多的苦难。但我并不后悔,自由不是免费的,今天中国的进步,就是无数人舍生取义,为民请愿带来的后果。然而,我们距离真正的法治与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任重道远。

    常常有年轻律师,兴奋的到我这里来讨教执业经验,常让我无言以对。执业经验当然有很多。但是,我们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在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领域,常常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护。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这十年,我被人追杀过、家人被威胁过、被殴打过、被关在小黑屋神经失常过,如今,可能连律师执照都无法继续。

    所以,我对年轻人,只是期望他们不要成为勾兑律师,不要与公权力联手来换取利益,如果那样,律师只是工具,而无真正的价值与尊严。

    作为一线的维权律师,我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一些官员为了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器,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无尽苦难。但我依然相信:今天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无数苦难,但依然无法阻止历史的进步。这十几年,我们大家都亲眼目睹无数曾经权倾一时的人,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终究受到法律的管教,被历史给出差评。

    同样,我也相信:中国的未来,就在我们每个人手里,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蓝天白云之下,他们不再为食品安全而忧虑,他们可以自由的去教堂,安心的去医院……

    我也盼望:我的同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可以与我站在一起。虽然我知道:对于黑恶势力,我们很难拒绝,我自己也曾被权力胁迫而做出违心的事情。

    但是,我更知道:良心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作,它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此,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如此,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喜悦。

    此事,我还会积极与同行及司法行政部门沟通,尽量不给大家找麻烦,但是,实在沟通无望,我也只好尽力的维护自己权利。我希望:此事可以和平解决。但我更希望:我的同行,在此时,可以有着法律人的风骨与品格。我们坚守与努力,会换来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

    张凯律师
    2018年3月27日

  • 夏幼华:写给湖北省高院长李静的申诉信

     
    尊敬的李静院长您好!
    我名叫夏幼华,女,53岁,是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
    我自1977年随父亲单位子女(武汉市江岸区交通局)下放到湖北省随州县三里岗公社。                      
    1980年10月,由武汉市江岸区交通局内招为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职工,从此我与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至今连续工龄长达36年。
    由于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至今没有依法为我建立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致使我老无所养、病无所医、住无所居。
    为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一直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申诉,只因办案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使我含冤难申。今致信一封,敬请李院长明察,依法督促重审该案。
    谢谢!
     
    民事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夏幼华,女,196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改制后并为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职工(以下简称:六公司)。
    住所地:武汉市桥口区大夹街37号7楼4号。
    身份证号:420102196008193323 
    联系电话:13006169824
    再审被申请人: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
    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248号。
    法定代表:姜冬平,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夏幼华为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发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申字第00759号民事裁定书,提出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                   
    1、请求撤消(2013)鄂民申字第00759号民事裁定书,再审该案。
    2、请求审查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与夏幼华为缴纳社会保险费发生争议的事实,判决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应当依照现行规定缴纳劳动者的社会养老保险费。
    3、请求判决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支付一切诉讼费和精神损失费。
    再审事由:
    1、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
    3、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4、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中第(二)、(六)、(九)项之规定,特申请再审。
     
    一、事实:
    1、事实过程
    申请再审人夏幼华自1977年随父亲单位子女(武汉市江岸区交通局)下放到湖北省随州县三里岗公社。                      
    1980年10月,由武汉市江岸区交通局内招为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职工,从此夏幼华与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
    1980年12月,夏幼华的父亲因工作过度劳累,逝世在工作岗位上(吊车驾驶室内)。像这种在工作岗位上死亡的情况,依据国家政策,本应该按照职工因公死亡待遇妥善办理,而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隐瞒不报,不按国家工伤政策办理。为此,夏幼华与时任陈书记产生分歧,当时年轻气盛的夏幼华在悲恨交加、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失去理智,出手打了陈书记一记耳光。为此,陈书记一直怀恨在心,经常以各种“理由”不安排夏幼华的工作。由于公司经常不安排夏幼华的工作,经济收入自然就少了许多。
    由于夏幼华的父亲去世,母亲又没有工作,自己工资又少,为了谋生,夏幼华只得在下班后沿街做些小生意,以此维持家中生活。
    没有想到,1983年10月,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以所谓的“投机倒把”为由,把夏幼华送到劳教所劳动教养两年,这完全是陈书记打击报复的因果关系。                              
    1985年10月,夏幼华从劳教所出来后到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上班,公司以没有岗位为由,不予安排工作。尽管申请人夏幼华无数次到公司要求上班,都没有结果。             
    1990年,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与六公司合并,更名为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公司合并以后,六公司也没有安排夏幼华上岗工作。     
    2001年,夏幼华到六公司要求按政策算断工龄时,却被口头告知已被一公司除名。对被公司除名一事,夏幼华感到茫然,什么时候被公司除名,自己全然不知。
    直到2010年6月23日,夏幼华才通过武汉市公安局档案处查到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于1984年1月16日所作出的《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
    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于1984年1月16日所作出的《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书,一直到2010年6月23日都未送达给夏幼华,还是夏幼华本人经多年周折才从武汉市公安局档案处查到。事实上,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于1984年1月16日所作出的《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书,至今都没有依法送达夏幼华。
    (详见证据一: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
    证据一下面详细证实:该复印件系夏幼华到我局投诉时,当时的办案副所长复印给夏幼华的。日期注明,2010年6月23日。
    而且,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现六公司),把夏幼华的人事档案都丢失,至今无果。于2010年9月为夏幼华补办了个人临时档案。
    经多年上访维权,武汉市江岸区政府按照“三个一点”的方式(既:交通运输局出资2万;区信访局出资2万;夏幼华个人出资1万),以“五七工”办理社保手续。夏幼华认为此案不明不白,依法应按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职工待遇办理社会保险。
    (详见证据二:武汉市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专用凭证)
    证据二明确证实:是武汉市江岸区交通运输局为夏幼华办理的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2、法律责任
    夏幼华自1980年10月,就与用人单位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现六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至今连续工龄长达36年。
    1983年10月,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以所谓的“投机倒把”为由,把夏幼华送劳教所劳动教养两年,这完全是陈书记打击报复的结果。
    1984年1月16日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所作出的《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至今没有依法送达夏幼华。国家《劳动法》第26条、第31条分别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都必须提前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现六公司)应负完全责任。而且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现六公司),把夏幼华的人事档案都丢失,完全是赶尽杀绝,不留痕迹。
    2、权利与义务
    夏幼华自1980年10月,就与用人单位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现六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至今连续工龄长达36年(含下放年限),用人单位一直没有依法为夏幼华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严重违反了国家劳动政策法规和《劳动法》的规定。
    国家《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国家《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国家《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可以加收滞纳金。”依照以上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现六公司)36年来一直没有依法给夏幼华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没有履行自己的主要权利与义务,非法解除与夏幼华的劳动关系不能成立。同时,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所作出的《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至今没有依法送达夏幼华,也是不合法的。
    二、申请再审理由
    1、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并且证据未经质证。
    (1)法院审查认为,1984年武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呈请劳动教养审批表》中载明“1982年-1983年10月自动离职在外投机生意”,故原审判据此认定夏幼华自动离职。
    事实上是,由于夏幼华受公司打击报复,经常不安排夏幼华工作,导致夏幼华为生活所迫,在没有工作可做或工作之余的情况下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生存,即使有错误,也是受用人单位所赐。
    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按照“投机倒把”把夏幼华送到劳教所劳教,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被送往劳教是夏幼华不可抗拒的事情,这并非自动离职。
    事实证明: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是1984年1月16日作出的。而夏幼华已于1983年10月3日起被劳动教养,这就充分证明,夏幼华是被劳动教养以后单位才作出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的,也并非夏幼华自动离职。
    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1984年1月16日作出的《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同时,也证明了夏幼华在劳动教养期间,还是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职工。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在夏幼华劳动教养中被作出对夏幼华除名处理决定,实属违反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
    依据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第44条:“劳动教养人员中原是职工的,在劳动教养期间一般应保留公职,但不计工龄。
    为此,法院仅凭1984年武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呈请劳动教养审批表》中载明“1982年-1983年10月自动离职在外投机生意”作为认定夏幼华自动离职不能成立,况且,自动离职也不是武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能够说了算,单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夏幼华自动离职的证据。
    (2)法院审查认为,夏幼华1985年在解除劳动教养后,其未到原工作单位上班。夏幼华提出找单位要求上班,单位以没有岗位为由没有安排工作的主张,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
    事实上,夏幼华已向法院提出有人证。而法院在审理审查时,没有允许人证出庭作证和质证,这是不合法的,夏幼华提出的人证难道不可以作为作证证据吗?其责任完全在法院。
    而且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第44条:“劳动教养人员中原是职工的,在劳动教养期间一般应保留公职,但不计工龄。
    第63条:“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原来有工作的介绍回原单位。
    依据上述规定,武汉市江岸区运输一公司理应安排夏幼华的工作。武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也应当介绍夏幼华回原单位工作,责任在用人单位和武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如果都依法办事了,就不可能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3)法院审查认为,即使其未自动离职或不知道除名决定,此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但夏幼华直到2008年才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其情况。又认为,夏幼华于2011年9月才申请仲裁,认定夏幼华的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及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事实上,由于夏幼华当时已被收容审查,其案件由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鄂城墩派出所承办,设备安装站送达了一份除名决定给该所,由该所副所长于某收存。但于所长并未将《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转交给夏幼华,而是在2010年6月23日,于某才将除名决定复印给夏幼华。其责任在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鄂城墩派出所。同时也证明了1984年1月16日作出的《关于对夏幼华除名的处理决定》正本至今都没有送达夏幼华的手中,当然是无效的。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为此,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2、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1)法院审理认为,夏幼华诉请的社会保险等问题,夏幼华与有关部门自愿协商办理了 “五七工”社会保险。运输六公司并未参与,故不能因此认为运输六公司承认与夏幼华存在劳动关系并为其办理社会保险。
    事实上,武汉市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专用凭证上,明显印有武汉市江岸区交通运输局的行政公章,这难道还不能充分证实武汉市江岸区交通运输局与夏幼华有劳动关系吗?
    夏幼华认为,既然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承认夏幼华是公司的职工身份,为什么要按“五七工”身份办理,而不按照现行规定,依法办理职工社会养老保险?
    综上所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申字第0075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并且证据未经质证。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在审查过程中有法不依,适用法律错误,确属错误俱全的枉法裁定。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神圣的,申请人恳请你院公正执法,再审该案,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武汉市江岸区运输六公司职工:夏幼华
    二0一三年十一月


    夏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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