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2020年12月14日消息】2001年6月底，在湖北空军第44师司训大队服役一年半的四川省南部县南隆镇人汪小燚，接到家里要求奔丧的紧急电话。由于在请假过程中与部队领导发生争执产生矛盾，随后遭到军队“军规”的暴力报复，又在一系列的体罚惩处和精神虐待下，导致心理崩溃目光呆滞身体不振，处于障碍性精神病的早期症状。于是在2001年7月13日，被部队领导像押犯人一样遣送回原籍南部县，等待和面对不说明真相、不说清对错、不说好责任的善后处理方案。
早先南部县武装部和汪小燚的父母罗玉英等，不打算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要求部队将事情真相责任说清楚，并说好后果与事后问题的处理方案。但是在军队力量的行政压力下，也在某些经济承诺的诱惑下，也有军队对上说谎对下哄骗的作用下，南部县与汪小燚的父母，勉强接受了军队应急处理的应对方案。答应有军队开支，当地政府协同配合，对汪小燚的身体疾病和心理障碍，按照军人待遇进行管护医治。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边是军队内部的领导和管理制度的更替变化；一边是汪小燚身体状况的不断恶化，开支逐年增加显得入不敷出；一边是地方政府得到军队方面关心承诺的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监护医治汪小燚以及善后的所有开支。面对此情此景，把灾祸当成生意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这是隐患和巨大的经济包袱，当前的办法不是一劳永逸的长久之计，便鼓动汪小燚的母亲罗玉瑛、父亲汪元培，于2006年起到湖北的部队和北京的军委投诉喊冤举报，希望得到一揽子的一次性彻底解决方案。
大概是2012年，汪小燚的母亲罗玉瑛在北京军委大院门口，用摆地摊的方式抗议喊冤，被恰好出入大院的军委领导看见（传说是徐才厚），亲自安排身边的秘书予以接待。此后，汪小燚的悲剧案情还有需要，被军队和湖北领导协同南部地方政府再一次给予认真重视。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多次对抗沟通和谈判后，也在自媒体朋友和志愿者的帮助下，于2016年达成一份全面彻底解决的内部协议。不过，就是这么一份有些接近真实的内部协议，最后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贯彻落实。迫不得已母亲罗玉瑛再一次踏上去北京喊冤的艰难旅途。
2020年11月26日，在南部县火车站内，母亲罗玉瑛遭遇县公安局警察杜熙趙和社区副书记王舟等人的拦截，在竭力的反抗争取下，由车站乘客的协助后辗转西安来到北京。第二日抵达北京西客站又躲过南部县政府官员的拦截，此后便在北京郊区的出租屋临时定居，隔三差五抽空就去各部委投诉递交举报信。
源自中国宪法日的来到，北京和各地政府加大加紧了对北京喊冤人群的清理和疏困，汪小燚的母亲罗玉瑛也在其中。12月3日，手机收到过罗玉瑛的紧急留言后，住在北京的罗玉瑛此后再也没有每日平安的消息。据估测，应该是被北京清理后送回南充地方政府，以此维护节日期间的北京安全与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