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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老人接受采访时说，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死前作个身体检查，查出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以便让自己明白究竟是怎么死的。

与此视频相关的是近来网络再度流传开一份关于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报告，这份几年前就作出的报告，为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人重新翻出在网络上流传，这本身就说明这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个仍待解决的难题，是个社会普遍的现象。
对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武汉大学社会学讲师，国家社会科研项目《农村老年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刘燕舞博士展开过深入调查，他带领团队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经统计，各村死去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与刘燕舞他们调查结果相印证的是，2018年10月27日—28日举办的2018“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会议”上，台湾国立阳明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副教授范佩贞阐述了其最新研究成果：2015年，中国65至85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是一般人群的2.75倍至7.08倍，其中农村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且男性老人自杀率远高于女性。

另有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4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8.9%，但其自杀人数占总自杀人数的38.2%。这个人群的自杀死亡率高达34.5/10万人年，是65岁以下人群的6.5倍。而其中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1.47倍，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1.83倍，每增加一个年龄段（5岁），自杀率平均上升33%。

种种调查统计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高，已经成为农村老人死亡的主要而普遍性现象。

农村老人何以出现这种高自杀率情况？社会研究虽然给出了众多原因解说，但是其中核心因素应该是制度问题，这却成为众多研究者讳莫如深的话题。一个社会群体出现了高自杀率，这肯定不是个人情感家庭背景等等原因所能解释的，那肯定是整个社会出现了制度性问题。

从前面我们看到网络流传出一老人人生最大愿望居然是死前能做个身体检查，能知道自己究竟是生什么病而死，就可以看出农村老人面临医疗上的困境，就是连自己生病根本无法上医院诊治，更不用说定期检查身体与调养身体了。在如此情况下，无钱医治身体病痛成为农村老人的普遍现实。

中国农民劳累是世界所罕见，勤劳艰苦成为农民的写照，因此身体落下各种病症，随着年岁增加，到老年暴发出来，就是必然现象。而体弱多病之下，却无钱医治，这样就不仅面临无力劳作，也无钱治病中，并且要日日承受病痛折磨，还进一步成为后生的拖累，这种情况下老人选择自杀便顺理成章。可见，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根本原因是病无所医，病无钱医。

然而，病无所医的老人自杀，现今从刘博士的调查也显示出，农民普遍竟然给予理解与同情，对此除了让人震惊也同样让人痛心，可见农村老人的生命在这个社会缺乏起码的尊重与保障。不仅如此，更让人难堪的是，农村老人自杀很多都并非处于病的折磨下，而是无病情况下选择了自杀。从目所能及的各种调查农村老人自杀材料可以看到，大量老人自杀是感到自身缺少了生存能力，无力自己照顾，更无力相助于后人，以致不愿成为后人的拖累，竟而选择决绝的自杀之路。这充分说明农村老人缺失基本的养老保障，老人成为了家庭的负担。

一个健康的老人，在无力从事生产，或者无力自力更生，甚至无力自我照顾下，竟然就想到通过自杀来结束人生，并且这还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这就要问社会为什么使老人陷入这种无力绝境？一个人来到社会，在他失去劳动能力后，难道就应该陷入绝境？如果这样，这个社会的基本人道还存在吗？人的最基本生存权还有起码的保障吗？

由各种材料显示，农村老人高自杀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病无所医与老无所养，即社会缺失免费医疗与免费养老保障。

根据《罗马国际公约》规定：当一个人没钱治病时，政府不能看着他死。这是所有公民纳税时，自愿给无能为力人员享有的福利。免费医疗、教育和养老，是一个社会的公益项目，是一个政府的兜底责任，是政府征税后该返还给老百姓的最基本福利。

据统计，世界现在233个国家及地区，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的国家已有189个。实行三免，是执政者良知、责任、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是否达到小康的最基本条件！

另据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胡星斗教授指出：中国若实行免费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彻底免费义务教育三项，国家总共需要投入2.7万亿左右，高于国家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但只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完全有能力、有财力做到。而且，通过政府治理改革，精兵简政，将中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说为26.5%，另一说为52%）下降到世界平均的5%，那么中国可以节省出数万亿的财政资金，何愁“三免”没有费用？

可见，中国今日在雄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时，却缺失对公民最基本的医疗与养老保障，从而造成农村老人高自杀率，这是严重背离基本人道，违背国际人权准则，也违背中国政府一再承诺重视民主的口号。为了扭转农村老人高自杀率的状况，中国政府应该顺应世界文明大潮，尽快实行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及免费义务教育。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7日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19日消息】自从习近平主政强调“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打响脱贫攻坚”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贯彻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有安全住房），做到2019的收官之年打赢攻坚战，让软弱愚昧的无房户、危房户、低保户和低矮不适的困难户，在国家财政的补贴下，有房住、有安全透亮的固定居所，地方政府又是怎么做的呢？这里介绍一起发生在四川蓬安河舒镇龙院村，一个非常典型的欺负弱势无房户的上下通吃案例。通过个案可以窥视出我们所谓的基层组织都是在想什么、做怎么，最后又为了什么的社会生态环境。

河舒镇龙院村低保户伍碧清，常年在成都从事最底层的打工谋生生活方式，一年下来很少有回老家或者是探亲的机会。就是一年一次的春节，也因为经济拮据的原因，只有很少的年份选择回家过春节。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也在2019年被列入到“危困住房改造名册”中。经过乡镇官员的实地考察，决定在武碧清原住宅的山崖旁边，有政府财政补贴支持20000元，本人支付成本27000元，乡村组织美其名曰提供免费劳动力，专门修建一套50平米的标准砖瓦水泥住房，达到国家规定的危旧住宅改造的全部指标。

2020年春节，武碧清兴致勃勃的回老家过年，看见新房痛苦地流下了一个中年人无助的泪水。从老宅子到新房屋根本无路，需要披荆斩棘另开新路。虽然只有几十米远，但是由于新修建的房屋，是建在无法进出家门的岩坎边上，如果想要正常生活使用，还要开山劈石另修一条回家的道路。发生这种恶劣行为的事件，究其原因：一是为图省事节约材料，无需平整地基；二是欺负老实人“说不起话”，判断这家人不会反抗，就是反抗也不会有效果；三是半隐山庄不会有外人能够看见这栋只需要20000元人民币，就足可以修建完好的“农家别墅”。

自己掏了27000元心血钱，修建了一栋功能不全、设施不备、生活不便的危旧改造政策福利房。不仅要经常感谢党和政府，从此还欠地方官员一笔人情，今后更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你们未来结婚育子的永恒之家。看到、想到眼前的一切，武碧清夫妇委屈的痛哭了一场。夫妇俩向天发问：这不是伤天害理丧失人性的作恶行为吗？

为此，特问这样的政府到底是在为民做好事，还是在为民做坏事？再问这样的镇村官员是民众选出来的，还是上级随意任命或者是买官卖官产生出来的？这些降低标准、欺上瞒下、突击慰问、武力封嘴、骑墙凌弱的工作作风，这是在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满意，让绝对极端困难户受益吗？

其实，所谓的扶贫，实际上就是在扶贪官！

据中共大陆官媒披露，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近期张贴给民众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要对“一户一宅”制定标准，农户只有一个子女的认定为一户，两个以上子女，但只有一个儿子的，认定一户，两个以上儿子，父母随其中一个儿子居住，认定一户，而且规定超过167平方米标准的住宅，其占用部分要按阶梯收取“有偿使用费”。比如一幢300平方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540元人民币费用（81.65美元）。而一幢500平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人民币2,455元（371.24

美元）。此消息一经传出，农村居民质疑，城市可以一户多房，农村却要取消一户多宅。更多农民表示，“宅基地”是祖先留下的土地，政府这种收费对农民肯定不利。

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传言由来已久，今天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披露石婆固镇公开信，坐实了这个传言，说明中国大地对农村宅基地收费时代已然到来，而绝非河南石婆固镇私自所为。事实上，中共早前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有关农村宅基地收费标准，如河北省当地农村宅基地的标准面积约为200平方米，城市或郊区面积约120平方米。地方法规将用于超过标准地区的部分收费使用，超过20平方米以内的不收费，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开始收费，具体标准如下：0~220平方米的部分不收费;220~270平方米的部分3元/平方米;270~320平方米的部分6元/平方米;320~370平方米的部分9元/平方米;370~420平方米的部分12元/平方米;420~470平方米的部分15元/平方米;470~504平方米的部分18元/平方米。

对照河北，今天河南石婆固镇收费标准显然更低，以167平米为收费起步点。由此可推知全国更多地区应该出台了各种不同收费起步标准的政策法规，并且借本次农村土地确权而展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的大规模收费。

据现今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居住于农村人口仍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农村宅基地收费是中国农民普遍面临的情况，这样一来，宅基地收费不仅涉及到广大民众，将对全国大多数人口带来负担，而且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千百年来的农村土地使用观念。

中国农村宅基地多是千百年祖辈传承的财物，与世代安居及祖业承继根深蒂固的理念相关。应该说中国传统千百年中并没有出现过向祖业宅基地征收费用之说，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先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村千百年传承的祖业宅基地也变成了集体所有，但几十年来，中共还是没有因此设立什么征收费用，还将宅基地当作村民自然传承的产业存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共极权统治日益深化，对社会资源管控日益精细与严密，对农村宅基地终于开启收费的闸刀。

中共今天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不仅增加着农民的直接经济负担，破坏了固有宅基地世代传承习惯与观念，而且向整个社会宣示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一切民众生息之地尽在共党掌控之中，必得共党批准，方有立足生存之地，且立足生存之地也必须时刻承受听党话，服从党管，时刻服务党的需要，时刻接受党收费与征收。也就是说，这种对宅基地的收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共党需要且能够统治、勒索全民的宣示。在这里，农民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等基本权利事实并没有得到保障，而是成为公权力随意切割榨取的对象。

从农民世代传承的宅基地被收费，可以看到农民地权的缺失。同样，农民承包耕种的土地经营权也是没有保障的。虽然中共一再表示说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而事实上全国各地只要政府需要征用土地，就随时不管承包权，有的甚至签订承包权没几天，政府就前来征用，根本不考虑承包经营权保障问题。因此，中国农民事实上是没有土地使用权可言的，从宅基地到承包地都没有权利保护。

当然，在中国当下不仅农民土地权利没有保护，随时可以被公权力收费、征占，事实上在中国所有公民的无论经济权利而或政治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都随时面临被侵害与剥夺。只要公权力需要，随时就可以将公民的权利变成渔利的对象。由此可以产生计划生育，将公民生育权变成权力罚款与收费对象，甚至在人大政协上还出现对呼吸空气的征税提议，并且很可能在不久将来成为现实，至于饮水缴费，那已经成为了边远山村都逃避不了的课题。由此可见，一切的自然资源都将成为权力苛税收费的对象。在中国今天，公权力可以肆意根据需要列出种种千奇百怪的名目来收费，而公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承受剥夺的份。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依靠暴力抢夺得来的政权，又依靠暴力掠夺来维持统治，自然不可能给予公民任何真正得到保护的权利，因为任何切实得到落实的权利，都将成为权力肆虐的阻碍，所以极权统治从来不容许任何公民权利得到落实。中国今天农民宅基地收费，既是中国农民丧失安身立命基本地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公民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的写真。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16日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2日消息】本网信息员用两个月的时间，先后到吉林、山东、北京和福建几个省的农村进行走访询问，关于中国农村残障人权益情况，得到的总结是，国内对农村残障人士的照顾除了一级残和二级残有部分保障外，其它的除了国家统一规定的，如残障人士坐公交不花钱，坐火车半价，旅游景点门票免费或半价等普遍照顾外，其它的和正常人一样，再无其它特殊照顾。但各省各地区对农村一级残和二级残障人士的特殊保障还是有不小区别的。

第一采访处：山东诸城贾悦镇探访一家庭

一位老妇80岁，腰腿痛几十年了，拄着拐哈着腰，步履蹒跚。丈夫更是拄着双拐（87岁又是脑血栓后遗症）挪一小步晃三晃，两位老人都行动不便。他们有一儿子，前两年又得了脑梗，留下严重后遗症，行动不如两位老人，几近瘫痪，为二级残疾。老人家有一23岁的孙子去年夏天得了脑炎，当时误以为是感冒（其实是家庭太困难，一般有病不敢送大医院），在乡镇卫生院打了几天针，又请神婆子看，耽搁了正规治疗。等昏迷不醒才送大医院，诊断为脑炎。治疗几个月出来后就在家这么慢慢的恢复，孩子拄着双拐行动。

这个家庭不懂得自己可以向政府申请福利，听说有人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但现在没有着落。这次申请还是花钱找关系办的，政府不会主动给低保待遇。

第二采访处：吉林省松原市对农村一二级残障人士的特殊照顾情况

本网信息员采访前郭县白依拉嘎乡的张女士和王女士得知，只要有这两个级别的残疾证明就可以申请国家低保，除本人之外还可以连带一个照顾其生活的家人一起成为低保对象。一般情况下定为一等低保人员，每人每月可领取三百七左右人民币。另外本人每月可领取残联发放一百二十元左右的残疾金。再有就是重病住院通过两次报销基本上花不了多少钱了（门诊和不在医保范围内的不报销）其它的如分土地或政治权利等和普通人一样。再无其它特殊照顾。

第三采访处：福建省福州市的闽侯县农村

采访许先生得知，只要是一二级残障人士，可申请低保，每月低保费大多七百多元，物价补贴每月几十元，电费补贴每月十几元，重残护理费每月大概两三百元。看病住院除了门诊和非医保范围内的不报销外，其它在医保范围内的报销比例也非常高。至于其它的如分土地或政治权利等都和普通人一样的待遇。

第四采访处：山东日照的五莲县农村

采访一位王先生的妻子（王先生脑梗后遗症不能动也不能言）和褚先生了解到，这里的一二级残障也可以申请低保，但只限于本人，每月低保费几十元到两三百元不等（王先生是一级残，每月可领取三百左右，褚先生是二级残，每月只有八十元）。他们说到残联申请有点照顾，重大疾病住院有照顾。其它的如分地或政治权利等和普通人一样。

第四采访处：北京对农村残障人士的保障要比其它地方都好一些。

在北京用了很长时间都接触不到农村一二级残障人士，一位在村委会工作女士向本网信息员说，北京对一二级残障人士的待遇很高，每月发一千七百元左右，重大疾病住院通过报销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她讲也是只有本人才有这个待遇。

总结：

农村的残障人士除了一级二级残有上述保障外，有些地方的农村干部会在春节前发一点慰问品，比如送点米油之类价值在一两百元的实用物品。重度残疾的教育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除非是聋哑孩子，这样的孩子也只有去聋哑学校读书。关于投票选举村长的活动（农村人只有选举村长的权利）虽然有选举权，但大都由家人代签。

关键的问题是上述这些保障是针对一级二级残障人士才有的，达不到这两个级别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另外我了解到，想要弄到这两个级别的残疾证是很困难的。比如吉林省前郭县乌兰图嘎镇有个村的人没了一条腿，也才三级残，什么照顾都没有。

另外有的地方（比如吉林前郭县）的残障人士申请低保，证明和资料递交上去五个月了还没有办下来；如果钱打到本人的卡上，过了几个月或是时间更长一点不去取出来，就有可能被撤销低保照顾，理由是不缺钱，不能算低保。

长期关注于中国底层百姓人权状况的民生观察工作室于2019年的冬天以非公开的形式发起了一项“中国农村地区残障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行动。备忘录记录了四川省东北部巴中市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残疾人生活境遇，期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农村残疾人弱势群体在当下中国的苦难命运，期望国际社会关注当下中国农村残疾人弱势群体可能因为中国局势的恶化可能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

四川巴中市地处四川与陕西交界地带，属于丘陵地带。在蒋时代，中国共产党勾结它在境外的“革命父亲”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蒋总统对这支叛乱武装的除灭未能彻底，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政府。南江、通江、平昌均留下众多这支如同”ISIS伊斯兰国”组织这样的活动印迹。

一

南江县较其它两个县每年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最多，能在南江县任职是很幸运的差役，一名统战部官员这样说。

有外界人士来到贵民乡，亦称贵民镇。走访一位九十岁高龄腿部残疾的老人，快要结束时引来了周围邻居的举报，村支书跑步赶到老人家里，要求来者告知身份、出示身份证件。问话的是一名眼部残疾的村支书，对于我们回答是旅游经过此处不置可否，但仍不罢休继续诘问。由于老人的人道救济管道要经过村支书，故不敢得罪，他告诉村支书来者熟不相识，出于好奇来到他的家里与他谈话，谈话内容没有不妥当言辞，均是关怀问候。村支书从对话中认为来者是外地口音提出查看身份证件要求，在拿到身份证后他似乎在向镇长、派出所所长询问处理方法。电话那头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可能经过公安户籍网查询无异常后最终我们得以放行，安全离开老人的家里。

通过对老人先前的谈话得知，这些村支书干部相当惧怕外来人在村子里走访，因为他们合伙贪污农民的抚贫资金数额惊人，怕事情会暴露。

老人接收中央政府发放的每月100元高龄补助、二级残疾补助费用50元每月。

退耕还林补助120元/月这些补助资金被村支书等人控制着，在2018年之前支取这些钱购买每月的油盐食材还得自己先向邻居借，等村支书、村长用他的身份证以他的名义去信用社取到后再去村委会领。相当于这些民政性或人道性对农村残疾人的救助实际控制人是地方基层的村委会。有上级检查时村干部可以灵活地解释老人们残疾行走不便出于义务帮忙做这件事。

老人很清楚每个月能领到多少金额这样的补助，但每个月到手的钱总要少50元钱，这50元钱可以够他每个月的食盐和糖的购买。他去领钱时习惯性地要给村干部买一包“中华烟”，不买其实也可以，可是其它的五保户、残疾人、低保户都买了自己不买会让他下个月的补助发生变化。

曾经有村干部威胁他们说，“这些钱不是必须给你们的，给不给不是你们说了算，干部有决定权，你不听话可不可把你的名额给其它人嘛？”

听了村干部这些话大多数人都明白应该怎么讨好让村支书、村长高兴。

实际经手办理、发放这些补助是村长，接收他们送去的烟也是村长，事后村长将这些烟与村支书瓜分，村干部再将烟在商店里换成钱，一个村的残疾人、五保户、低保户人群众多，他们每月仅从这样的“雅贿”中获利一到两万元。

中国政策规定农村残疾人有就业、康复、人道、助农等方面的补助或援助资金，涉及地方的就业局、卫生局、民政局、农业局、教育局等。这位九十岁高龄残疾人从未得到过这方面的救助或援助。不过每年像他这样高龄老人还要去这些部门演戏帮助骗取中央经费。

在冬天里，他的腿部并无大碍，没有化胧的呈度。村长带着乡卫生院的医生提着大米和油来到他家，先拍照接收物品的过程，然后一口一个“大爷”地求他去乡卫生院看病，没有病也要去帮他们开展一下工作。由于村长带头动员，去医院一日三餐有保障免费提供，所以他也去了。

在乡卫生院里上班时间要躺在病床上，吃饭有护士送来，他们下班后可以下床活动走走。每天医生、护士会拿着大量的收费单据让他签字，具体是什么内容他眼睛老光无法看清，签字时手颤抖护士就握住他的手帮助他签完字。每天医生和护士像祖宗一样关心着他，希望他在病床上待得更久一些，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

老人家说，乡卫生院的药全是假药，吃了没有效果。他自己生病了只能向远房亲戚求助资助他在私人诊所购买一点药治疗。

一个人生活导致老人无心对家里的卫生做很好的清洁，他的年龄和情况按照民政方面的政策应该收容到县城养老院，进入养老院后他的所有补助都将被院方接收使用，更为不堪的是养老院的生活非常痛苦。福利院领导、职工、孤儿吃剩下的再盛给五保户老人吃。邻村的五保老人给自己侄子打电话求助老人才得以放回家。这让他感到无法接受，加之老人家的远房亲戚经济状况尚可，一直向村委会要求不准将老人送养老院所以他才幸免去养老院受罪。

老人家的厨房有一只暗淡的小灯泡，屋子里太暗白天、夜晚都要保持开灯才能看到屋子里的情况。来他家的人看到灰尘太多无法坐下，只有站着讲话。睡卧的房间里弥漫着尿液和粪便的气味。门后是一副用树木劈开的脚支架。根据中国政府政策规定残疾人康复器材应当由地方残联或民政部门负责解决，显然现实境况并非如此。

二

通江县、平昌县地方政府直接挪用残疾人补助，致使残疾保障形同虚设。

四川巴中管辖通、南、巴、平四个地方，这里离四川的首府有700余公里，算是最为边远的地区。平昌县曾闹出有近二十个副县长的笑话，更为荒诞的是这个县一名叫苟于洋的常委，政协主席的公开档案信息显示，1970年出生，0岁入党、3岁参军、9岁任排长、13岁任科长。党政系统几十年不查处直至民愤暴发才勉强走过场加以处理。这些县或市任职的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普遍是省府、中央高层支系下的的派系，地方挂职一两年快速地调离升职到发达的地方担任核心职务。所以充当了官二代过渡渡金的地方。

平昌县人口不足八十万，负债高达3000亿。中央补助残疾人的资金被挪用于扶贫，周而复始地拆东墙补西墙。该县官员采取将残疾人专项补助资金每月发全县20%的补助对象，剩下的80%拖欠，下一个月再继续发放这80%中的20%，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如果不认真核查是极难发现这中间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残疾人来隔三差五发放一次，形成一种错觉，这些补助是在发放只不过有一些缓慢。

一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位于通江县与南江县之间的一条乡道路边，窗外已有些寒冷。一名胖胖的小男孩赤着脚踩在水沟的泥沙里，脸已冻得通红，鼻涕与口水沾满了他的脸，不足一米五的身高体型却超出正常人的三四倍，他的腰间栓着一条长4米的铁链。一些小孩子围着他玩耍，正在给一只鸭子洗澡。

这是一名叫海爷的孙子，他的父母生下他后一直在沿海城市务工，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了，这名孩子没有辨别能力，甚至不知道自己从活而来，但他能叫“爷爷”。海爷和老伴已75岁每天要照顾他的生活，如果下地干活就把小孩用铁链栓在房前看门，因为带在身边，他会损坏庄稼。唯一幸运的是小孩没有攻击性，眼神有些呆滞但还算柔和。

这个孩子的到来使海爷全家在乡邻抬不起头，受人挖苦、排斥，其它正常的孙子正在成长也常常受到邻居孩子的侮辱、谩骂、调戏，长期的心灵伤害致使这些孩子们变得粗暴。为这事时常与邻居发生争吵冲突。由于长期生活的重担和受邻里大人小孩侮辱、言语调戏，海爷曾拿菜刀要杀害欺负他孙子的邻居小孩。被众人劝下才作罢。

生活在乡道边，这样栓住小孩曾引来乡政府干部的反对，说是有损地方政府形象。海爷大骂乡干部，要求如果乡政府认为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哪就为孩子找个去处。遇乡政府重大检查活动，上级领导路过时村支书出面会劝说海爷不要这样做。海爷心里清楚只要将小孩栓在可以示人的地方这些贪污残疾人补助资金的官员会特别害怕。但这些狡猾的官员会找与海爷关系好的村干部去做说服工作。人情难却，农村本身就是人情社会，思前顾后海爷只能作出退让。

一家人要生活，还要照顾小孩。毕竟自己老俩口都75岁了，会死在孙子前面，自己死了谁来照顾小孩是个痛心的问题。

孩子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从没有照顾过小孩一天。心理特别沉重，患上了自卑方面的心理疾病。每当在电话里谈起小孩的事就哭泣。小孩的智商没有发育，生活无法自理，两个老人有些时候太累又要照顾小孩发怒是常有的事，这小孩看到爷爷奶奶发怒就抱着海爷“爷爷、爷爷”地呼喊。海爷见此情景心软下来，除了痛心，爷爷奶奶一点喜悦也没有，海爷这样对我们说。

见到我们在与海爷谈话，小孩抱着我们的腰，口里不停地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怕小孩身上的污垢会弄脏我们的衣服，海爷慈祥地搂着小孩，把他往屋里领。小孩抱着我们的哪一刹那，心里备感难受，唯一的念头是我们能做什么？哪怕是给他一件心爱的玩具换取片刻的欢乐也是对我们正常人的一点心里安慰。

小孩今年已满8岁，对于小孩是否能接受教育以及智力康复他们没有抱任何希望，也没有当地的教育与医疗部门帮助过他们，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残疾人教育与康复人道救助保障机制他们也不知道，以至于我们生活在中国也无法知道到底有没有规范、可执行性的制度。

曾有与海爷相识多年的村干部俏俏告诉他，给管乡民政的副乡长每年逢年过节送一两千元礼物，他的孙子的事情很好办，小孩的智障残疾和身体发育残疾是多种残疾状况，在政策保障范围内，这些事情只有管民政的副乡长说了算。海爷按照村干部的指点给副乡长送去了一头山羊，事情很顺利地办成。给他孙子补助争取到了比其它任何人都多。每月可以得到450元补助。虽然会被拖欠，但每年至少能领到一半的补助用于购买小孩的生活所需。

按照海爷孙子的残疾等级每月的补助最高也无法达到450元，村、乡的干部考虑到他的艰难，在两百元的残疾标准上再解决他家里一个人的“底保”，这样共计达到了450元每月。这些低保名额是村干部实际控制的，海爷家的一个人低保名额也是挤掉其它人的名额而来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少家庭能获得低保救助，每月是否发放到位都成为国家秘密，人们无权知道，地方官员甚至制造出了一套新型的人权学说或隐私论学说。当有村民或外界询问该村有多少低保户，他们的名字什么是谁，他们的家庭状况怎样，这些官员便说，这是低保户的隐私，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

诚然是海爷的孙子每月得到了450元的补助，但他心里还是多有愤慨，每个乡的各村村支书至少任职十年，这些村支书每年贪污村民的低保经费、和民政救助经费至少以百万计，这么多人口，低保资金全是村一级控制在手上按照自已的喜好发放，中央、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的纪检部门全是在走过场层层欺骗，甚至像县一级这样的纪委本身就是贪官污吏，这些严重失去人性的贪污行为，如贪污残疾人救助资金曾查过，但都没有查出问题。村支书在成都、重庆、县城为自己子女买的房子哪里来那么多钱？纪委将村支书带走调查然后又放回继续任职，村支书更大胆，因为关系都已打通，贪得更利害。甚至威胁村民，自己有的关系、背景，天下乌鸦一般黑……云云。

三

小平今年43岁，左手在20岁时劳动中切断，现在劳动只能用一只手，吃饭、生活甚为痛苦。这些年一直在广西建筑工地务工，每年过春节才回到家乡，他的状况从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民政与人道救助。在他看来甚至质疑政府会是良善的，可以对残疾人带有人道性的救助和关怀？

每年春节回家都是住在弟弟的洋房里。自己和母亲的老宅已是危房，屋里漆黑人已不敢进入，会担心里有蛇。春节后他如同往常一样回到建筑工地务工。表姐给他发信息，告知今年巴中地区精准扶贫就要完了，你老了后住哪里？赶快回来找乡政府解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小平接到消息后回到了家乡，他的表姐在乡广播站知道一些内情。让他去县里找县扶贫办公室。小平将自己房屋的照片、视频在手机展示给平昌县扶贫办的官员看。对于常年在工地务工的农民来讲是无法狡猾得过官员，视频里的房屋画面墙上贴有生产用房的标识。意思是这不是村民的生活用房，根据扶贫政策生产用户即使是危房也不需要改造，只有是村民生活用房才能改造。这个县的官员将扶贫资金贪污，狡猾地将村民生活用房墙上标上生产用房标识。这样必须改造的房屋就可以不用改造了。在乡道路沿线的危房都得到了改造，因为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到。离乡道路远的村根本没有理会，老百姓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精准扶贫。

小平无法接受扶贫办官员的解释，表示这件事不处理就要把事情搞大。扶贫官员给出解决办法，让他先回到乡里找基层政府，扶贫办再致函乡政府要求妥善处理。

几天后小平来到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说明了来意，书记是一个年轻人，说话很直接，改建危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其它村改造的房屋没有钱支付工程款停建了。不可能为你一个人的房屋专门改造。基于你手残疾、你的母亲脚残疾。给你解决两份低保，每个月有几百元，一年下来也有几千元，这是最终我能处理的方案。

三个月后，我们通过微信联系小平，微信里小平大骂书记太他妈的流氓，不是个东西，当时只是想哄骗他不找事，顺口许诺，至今他母亲和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低保。只能全靠自己才行！

四

在巴中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帮助一位母亲寻找自己智力障碍的儿子结束了巴中之行的调查。

这名智障男子有哥哥、姐姐、妹妹。父亲已故，目前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时常不确定地离家出走，有时正在吃饭会扔下碗筷离开家。他们居住在山顶，下山的路有很多，加之现在农村方远几里无人烟较为普遍。他时常胡乱的离开家无目的地的行走，家里年迈七旬的母亲伤心绝望，一年中大量时间都是要看住他，还要做农活谋生计，身体和心里感到特别累。没有人能为他分担痛苦。诚然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妹妹，真要是实质性的担负起责任来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长久的负担仍是自己承担，

有一次找了两天发动亲人寻找仍不见他的踪影，报警要求派出所帮忙，警察电话里答应一定帮助寻找，实际也只是话说得好听，走过场而已。从哪之后无数次的寻找再也不报警了，反而还浪费时间。

通常离家出走了在附近的乡道便能找到，母亲担心开车的人速度快出车祸，又担心人贩子弄走去大城市乞讨谋利。白发的母亲可能因为长期劳动、寻找孩子赶路的原故，行走相当利索，以至于我们跟上她的脚步需要加快速度。她的外孙女在天津一所大学读书，我们提议为她的舅舅购买一只GPS手环，这样在手机上可以看见他在什么位置，外婆也就没那么辛苦寻找了。查看网络商店里的售价后还是望而却步。

结语

像这样生活在农村的智障农民，中央财政对他们的各项经费到了地方，市、县、乡各级的官员如同饥饿的猎狗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这些经费用巧妙的方式套取出来贪污掉而又天衣无缝不暴露无法查处。根据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不太有可能哪个官员心系人民和百姓。

从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政府应该有相关经费为农村残疾人购买康复设备，提供生活保障使更多的残疾家庭减少痛苦。事实却是这些官员贪婪到吃肉不吐骨头的地步。经过走访四川巴中市的这几个县调查，让我们感到忧心，如今基层官僚体系的腐败如同瘟疫一般泛滥，带有极强的帮派化、黑社会化的手段巩固腐败利益。

在这样严峻的腐败形势下正常人的基本人权都无法得到起码的保障，更不可能保障到贫弱的残疾人群体。

刘老师您好：王先清老人还想请您帮忙发布一下他们的请求，谢谢您！
 
上次在您们网站的帮助和呼吁下，国际友人的共同关注下，浙江省天台县三州乡政府对农田、茶叶、农作物青苗的损失补偿了一部分。2012年9月份和2013年2月份清算了的账目，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公布，不知里面暗藏着什么？为什么不敢向社会公布？？？
 
2011年9月份，天台县三州乡人民政府决定对道士岩村新岙自然村进行新农村改造，于是乡政府着手实施对道士岩村新岙自然村全村的住房拆除，至2012年5月17日，我们道士岩村新岙自然村的原有住房被乡政府拆除完毕，在拆除过程中，未经村民自愿同意，强制实施强拆，但到目前为止，三州乡人民政府既没有对拆除旧房的村民进行安置，又没有重建村民住房的任何实际行动。据我们了解，有关上级拨付给予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已被挪用。现被拆除房屋的村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此，我们道士岩村新岙自然村全体村民强烈要求上级有关部门解决我们的住房问题之燃眉之急。
现恳求中央政府对我们道士岩村新岙自然村全体村民负责，督促浙江省天台县三州乡政府对新农村建设项目的资金账目予以公布，把重建村民住房的实际行动落实。现在年关已到，村民们急盼着回家团聚。
 
控告人：道士岩村新岙自然村全体村民
 
201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