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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邻水农民党员举报乡村腐败遭打击报复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6日消息】四川省邻水县复盛镇龙门桥村一群新老党员,联合投诉举报“邻水县纪委案件六室主任冯向东和其他纪检干部”不做为、渎职失职等行为,还有涉嫌充当腐败分子的保护伞,对反映的问题线索受理后,不是不作答复就是不经调查不负责任的胡乱答复。对明明是举报的事实清楚证据确确凿可见可摸的线索,可是纪委们就是假装不见,根本不到现场做实地调查取证,被追问的不耐烦之后,随意下一个“证据不足,不予处理”的结论。困惑不甘的党员不禁要问,这是何意?这是什么工作态度?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幕?还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的新农村?

    这群新老党员举报的内容和遇到的困惑具体如下:

    第一,2010年至2012年,国家出资1000万元给龙门桥村打造民居工程。项目未按招投标程序直接指定关系户做,且未按照国家要求和标准施工。更可恶的是,还虚报工程项目、面积和预算,骗取国家的项目资金。

    第二,乡村干部找来的工程承包方,修筑的便民路、弯弯通公路、水渠、河坝等利民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烂的烂、垮的垮、坏的坏。这些豆腐渣工程现在还在,不能使用也无人问津。

    第三,早些年国家拿出巨额资金,资助村民发展农业生产,免费下拨了很多种子、化肥,到了村干部这里,不是私分就是变卖,追问至今都是不了了之。村支书儿媳操办宴席,使唤队长通知村民必须参加,这是强迫村民公开送礼搜刮钱财。

    第四,村干部在贯彻执行落实“精准扶贫政策”中,将资金和政策拿来拉关系送人情。虚报贫困户家庭信息和贫困数据,有的扩大有的缩小,拼凑数字弹性很大。

    第五,2017年1月13日,龙门桥村村支部换届选举,当日沿途还有六、七个村的党员也在投票选举,而且选前乡镇领导都做了精细安排,可是县委副县长还是亲临龙桥村的选举现场,派出所也出动了几个民警值勤。如此唯独是人都明白其中的原委。

    第六,更可恶的是积极参与举报的村民,受到连带性的打击报复和人身迫害。是公职工作的被辞职解聘,在私企打工的被打招呼。原本检举腐败和违法乱纪应该受到严格的保密特别的优惠,可是邻水县的纪检委的工作人员,怎么保护举报者的呢?结果,其中不是遭遇警告提醒,就是让举报人一而再的无法生存。还多次在组织内部会议上被批评和警示,追问纪委的干部这是怎么一回事,纪委就让执行报复的人不承认,乡村官员就是寻找借口编造谎言搪塞责任。

    龙门桥村这些党员举报者,面对这些一再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官员行为,困惑且不停的问:难道揭发违纪违法事件有错有罪吗?难道这种人类蛆虫不该检举揭发吗?难道共产党支持腐败和违法乱纪的人吗?难道地方干部就可为所欲为吗?难道党纪国法就制裁不了他们吗?官不为民执政算什么官?有腐败不彻查深挖要纪检部门干嘛?

    这些新老党员呼吁:恳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直接来人实地细查严处。望黑暗变成光明和民众的心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渴望社会和平、安定、和谐。呼吁廉政,呼吁正义,呼吁公平,更呼吁党纪国法神圣不可侵犯!

    甘明国、李会德、殷吉光、邹金本、甘元吉、甘子明、甘文杰、熊维洲、甘立华、张志安、王亮、甘在友等。

  • 河北平泉失地农民50多人申请游行⁩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8日消息】赵春红河北平泉人,这次来京申请游行示威,是涉及河北平泉的100多户失地农民养老权益问题,政府没有依约解决养老保险待遇。平泉政府在2007强征南五十家子耕地三千亩,没用审批手续。依据当时已及现有的土地管理政策,征地几百亩就要经国务院审批,但此征地是没有得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征地的发生已经有十几年了,上百户的农民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

    赵春红是2008年开始为村民上访维权,多次关押黑监狱,2009年在赵春红怀孕到生孩子期间,当地政府将赵春红关到地方党校办的黑监狱4个多月。在2008,2009年期间,赵春红被拘留有20次左右,都是行政拘留。2017年两次刑拘,一次是两会期间在党旗上上吊;第二次是六.四期间,刑拘一个月之后取保候审。

    现在信访局都是踢皮球,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访民想要推动落实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以集会游行呐喊表达我们的需求。

    游行示威申请书

    游行申请人将在2020年12月4日法制日10号世界人权日9点~11点实时游行。由于疫情原因参加人员尽量控制在300人以内。步行、配置宣传条幅、高音喇叭,沿途呼喊宣传法律法规人权不可侵犯的口号。

    路线:西单商场→月坛南街→月坛南桥→北京月坛体育馆结束。

    游行中自觉维护秩序,确保做到如下:

    1、游行队伍绝不进入国家机关。
    2、申请人民警察维持友情秩序,严格防止其他人员加入。
    3、游行人员均是赵春红,张俊清的亲戚朋友以及在京访民。
    4、和平示威,强烈要求执法者公正执法。保护生命财产不被侵害,合理解决访民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打倒腐败贪官。
    5、游行队伍有组织,有纪律的编组列队进行。遵守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避开堵车时间。

    标语口号是:
    以实际行动支持党中央全面法制治国精神。呼唤有关执法者公正执法,严惩腐败!呼唤公检法有关人员回归正途!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公安部门未按约定时间给于答复视为许可。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主管机关应当派出人民警察维持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的顺利进行,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任何人不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进行扰乱冲击和破坏。”特申请贵局派出足够警力维持游行沿线秩序,防止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混入扰乱游行队伍。

    以上申请,请批准。

    申请人:赵春红
    电话:18731456233
    申请人:张俊清
    申请日期:2020年11月24日

  • 四川古蔺失地农民贫困 十年无人管

    【民声观察2020年11月26日消息】四川泸州市古蔺县德耀镇燕岩村村民胡良琼(身份证:510525197110217902)和胡良辉(身份证:510525198207187898)是姐弟关系。在国家开展退耕还林期间,将5.4亩土地的承包期限改为30年,并获得国家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

    2015年村委会无视土地承包法和承包权限,强行将这块土地划转给村书记的堂嫂张某某造林。年底的时候提前14年强行变更了土地承包权属关系。令胡氏姐弟更加难以接受的是,村委会不仅漠视法律随意更改土地承包权属,而且还对胡氏姐弟长时间的劳作投入和生资成本,也没有给予合理合情的补偿,并且将2015年国家给予退耕还林的补助费9000余元,也被官员们私自截流侵吞。

    土地是姐弟全家七口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村委会和村干部的专横跋扈徇私舞弊,导致全家经济窘迫。截止到今,即没有享受过精准扶贫的政策,也没有被低保福利的优惠,遭受到的全是村委会和基层官员的特别歧视与恶意欺凌。

    为此,胡良琼和胡良辉姐弟俩走向投诉控告举报的上访之路。为了喊冤,多次向省、市政府投诉无果后上京上访。赴京的路途屡遭基层组织派政府人员拦截跟踪、恐吓遣返,始终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到国家信访窗口客观地反映基层组织的真实问题。

    为了不让姐弟上访喊冤,村领导诱骗谎称说“(你们)属于扶贫对象,改造危房后可以补贴6000元。”但在危房改造后,村委会又出尔反尔,不予兑现自己承诺。只好再次上访,上访控告的多年中,遭遇的除了欺骗之外剩下的就是殴打受伤和关押拘留。更加恶劣和蹊跷的是,在姐弟上访的时候,简陋的房子遭遇大火被火烧毁。有人多次报警,没有人前来处理。房屋烧毁殆尽,事后村镇领导不闻不问,找了他们很多次都是不了了之。

    如今胡氏姐弟依然一如既往的走在喊冤控诉的抗争道路上。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倾听,更没有人为他们遮风避雨嘘寒问暖,真正的处于饥寒交迫的呐喊之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又打着维稳的名义,再次拘留胡良琼,肆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镇村政府与干部依然还是恶意欺凌刁难,恣意恐吓威胁遣返,凸显极端的乱作为行为。胡氏姐弟希望通过网络喊冤,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明察秋毫,维护弱势百姓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政策的公正与公平。

  • 上海浦东失地农民状告国务院总理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7日消息】施克华等56名申请人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失地农民,他们拥有合法的宅基地10542.3㎡、自有私房11029.15㎡。私房被拆迁后,不仅少了居住面积,而且连同申请人的农村宅基地也被无偿侵占了。

    据估算,56名原告被损害的经济利益:1、被无偿侵占的4779.46㎡住房面积,价值19715.2725万元;2、被无偿侵占的10542.3㎡宅基地,价值15813.45万元;合计35528.7225万元。

    56名上海浦东失地农民于2018年8月20日,各自向上海市政府请求履行保护财产权申请,上海市政府接收申请人的申请书后,至今没有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答复,已超过法定的答复期限。

    56名上海浦东失地农民于2018年12月20日,依法集体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市政府纠正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履行保护公民财产的法定职责。但是,市政府不予受理。

    因此,56名上海浦东失地农民于2019年1月5日,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提出行政复议裁决申请。

    浦东失地农民苦等了一年多,国务院的行政复议机关于2020年4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仅用一句笼统的话草草打发申请人:“你们未提供你们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材料”。

    事实上,浦东失地农民在行政复议申请时已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提供了符合受理条件的充足的相关材料。而且,上海人民政府复议工作相当草率,连复议回复告知书的编号都写错。

    浦东失地农民不服国务院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于2020年8月14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EMS:1118759353778)

    兹公开本案,请党政司法领导机关及公众评审,督促司法公正及行政机关纠错,并供同道参考。

    本复议裁决申请书由法律顾问冯正虎代写。

    附:行政起诉状

    原告:施克华等56人(名单附后)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夏碧路310弄28号401室
    邮编:200137
    手机:13585572276

    被告:国务院
    法定代表人:李克强总理
    住址:北京中南海

    诉讼请求

    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国复【2020】110号】)

    事实和理由

    原告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失地农民,原居住于川沙县高东乡、高南乡、杨园乡,1991年由上海川沙县人民政府依法颁发了《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56名原告合计:拥有合法的宅基地10542.3㎡、自有私房11029.15㎡。

    1992年原告所居住的区域列入“浦东外高桥保税区”项目的征地拆迁范围之后,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个开发公司(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这份霸王协议是不公平、违法的,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利益,安置给原告的住房只有6249.69㎡,少给原告4779.46㎡住房面积。

    原告的私房被拆迁后,不仅少了居住面积,而且连同原告的农村宅基地也被无偿侵占了。至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及乡村组织或开发公司都未对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给予补偿,无偿侵占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认为:浦东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至今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公告、告示注销原告的宅基地使用证,至今拆迁人及任何人或单位没有与原告签订变更、租赁使用原告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相关职能部门也没有协商另拨宅基地供原告使用宅基地,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至今合法有效。

    据估算,56名原告被损害的经济利益:1、被无偿侵占的4779.46㎡住房面积,价值19715.2725万元;2、被无偿侵占的10542.3㎡宅基地,价值15813.45万元;合计35528.7225万元。

    原告不服自己的财产被权贵利益集团违法侵占,一直上访,投诉至今。原告曾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请求履行保护财产权申请,也向法院诉讼,但他们都管不了,不予答复,也不敢对原告的起诉予以立案,只能期望上一级政府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于2018年8月2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上海市人民政府递交了《请求履行保护财产权职责申请书》,请求维护原告合法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的法律效力并排除妨碍或给予补偿,要求被告履行保护原告财产权的法定职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第(六)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的职责。同时《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当事人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政府处理。原告以当然有效的宅基地使用权为权利基础请求人民政府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是合法合理的。

    根据邮局凭证,上海市人民政府已于2018年8月21日接收原告的申请书,但至今没有对原告的申请作出答复,现已超过法定期限两个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属行政不作为。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目前司法不是独立的,法院吃谁的还得听谁的,法官不愿受理此案,认为政府的问题还得由政府自己处理。

    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项(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行为也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因此,原告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之规定,于2018年12月20日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同级提出行政复议。其复议请求:1、确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2、要求被告依法保护原告的《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所指农村宅基地使用权;3、责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保护原告的合法财产,责令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无偿征用原告的宅基地予以补偿,并补足安置原告的被拆房屋末安置面积(或相应货币补偿)。

    原告收到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的《告知书》,该告知书回复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你们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本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根据你们的陈述,你们于2018年8月20日向本机关来信,反映农村宅基地和房屋拆迁补偿等问题,并要求履行保护你们的财产的职责,本机关已将你们的来信按信访程序处理。信访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你们如需了解上述来信的办理情况,可以按照《信访条例》相关规定进行查询。”

    事实上,上海市人民政府告知原告: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

    上述《告知书》的内容与规范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的内容相同,仅是文件名称不同。上海市人民政府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以《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的格式,而是以《告知书》的格式回复行政复议原告,伪装成信访答复。

    一个实实在在的要求政府依法履职保护公民财产的问题,一个依法请求政府受理行政复议的问题,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擅自调包成信访事项。

    我们相信法律,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治国决定,从“信访”走到“信法”,现在又被踢回“信访”。我们的痛苦经历告诉我们:信访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不受法律监督与保护。

    现在,政府告知我们:信访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根据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对“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予立案),法院也会告知我们:信访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因此,我们对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告知书》不服,只好再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求救,于2019年1月5日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提出行政复议裁决申请。

    原告认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告知书》不符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其理由如下:1、原告2018年8月20日提出的《请求履行保护财产权职责申请书》,不是信访事项;2、上海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详细论述见原告致被告的《行政复议裁决申请书》)。

    国务院的行政复议机关审理了一年多,于2020年4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经审查,你们未提供你们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材料。据此,对你们提出的监督请求,决定不予支持。”

    原告苦等了一年多,国务院的行政复议机关就用一句笼统的话打发原告,没有具体的说明,该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有七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那一项?我们缺少哪些材料?

    其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

    而且,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时已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提供了符合受理条件的充足的相关材料。

    原告发觉,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工作相当马虎,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对来自两个不同地方、不同集体申请人分别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发出同一编号的告知书(编号:2018-1080)。原告是来自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施克华等56名申请人,而另一个集体申请人是上海市闵行区的黄尧年等48人。

    被告国务院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发觉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工作的明显错误,他们在同一天(4月3日)分别对施克华等56名申请人、黄尧年等48名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上,都记录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告知书》文件编号是相同的。幸好《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的文件编号不是同一的,原告收到的文件编号是国复【2020】110号,黄尧年等48名申请人收到的文件编号是【2020】111号。

    国际大城市上海市政府、国务院的复议机关的执法工作都如此粗糙,不负责任,不作为,中国的法治政府何时能建成?

    的确,原告很无奈。我们有法律的依据,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材料,但有权的审理人(裁判者)可以不看不理,或者曲解法律与事实。我们可以唤醒一个睡着的人,但我们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中国有法律,有法院,有上级政府的复议机关或信访部门,也都清楚我们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被侵占受损,但它们都在互相推却,不理不受,不解决,其目的都是为了逃避失地农民的宅基地被征用而得不到补偿的问题,帮助下级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赖账。

    综上所述,上海市人民政府拒绝履行保护原告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及不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均是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被告国务院(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应当受理复议裁决申请,并予以监督纠正。

    因此,原告于2020年4月11日收到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邮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国复【2020】110号】),不服其决定,依法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秉公司法,支持原告的请求,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人:
    黄桂林、杨智忠、顾国荣、顾兴隆、杨德福、顾玉萍
    黄春良、吕金娣、唐宗明、高爱琴、徐东明、顾国兰
    钟雪萍、顾美娣、徐妙新、高爱娟、张友涛、张品荣
    马惠芬、徐成达、印国良、徐友福、叶鹤棋、杨菊华
    林惠兴、徐伟安、施克华、沈家安、施顺泉、黄国华
    徐仙花、陆耀明、陆林珍、陈嘉荣、陆杏妹、唐宝妹
    徐跃进、徐鹤祥、金美琴、瞿素芳、凌爱珍、徐福明
    益慧娟、沈林福、黄长德、张建国、顾祺生、黄美珍
    唐国祥、陈金英、何福娣、黄培德、吴志荣、马金荣
    顾秀珍、王福珍、

    起诉人代表:
    施克华、杨德福、顾祺生
    张友涛、金美琴、黄美珍
    2020年10月

  • 关于中国农村残障农民权益保障状况的备忘录

    长期关注于中国底层百姓人权状况的民生观察工作室于2019年的冬天以非公开的形式发起了一项“中国农村地区残障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行动。备忘录记录了四川省东北部巴中市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残疾人生活境遇,期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农村残疾人弱势群体在当下中国的苦难命运,期望国际社会关注当下中国农村残疾人弱势群体可能因为中国局势的恶化可能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

    四川巴中市地处四川与陕西交界地带,属于丘陵地带。在蒋时代,中国共产党勾结它在境外的“革命父亲”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蒋总统对这支叛乱武装的除灭未能彻底,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政府。南江、通江、平昌均留下众多这支如同”ISIS伊斯兰国”组织这样的活动印迹。

    一

    南江县较其它两个县每年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最多,能在南江县任职是很幸运的差役,一名统战部官员这样说。

    有外界人士来到贵民乡,亦称贵民镇。走访一位九十岁高龄腿部残疾的老人,快要结束时引来了周围邻居的举报,村支书跑步赶到老人家里,要求来者告知身份、出示身份证件。问话的是一名眼部残疾的村支书,对于我们回答是旅游经过此处不置可否,但仍不罢休继续诘问。由于老人的人道救济管道要经过村支书,故不敢得罪,他告诉村支书来者熟不相识,出于好奇来到他的家里与他谈话,谈话内容没有不妥当言辞,均是关怀问候。村支书从对话中认为来者是外地口音提出查看身份证件要求,在拿到身份证后他似乎在向镇长、派出所所长询问处理方法。电话那头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可能经过公安户籍网查询无异常后最终我们得以放行,安全离开老人的家里。

    通过对老人先前的谈话得知,这些村支书干部相当惧怕外来人在村子里走访,因为他们合伙贪污农民的抚贫资金数额惊人,怕事情会暴露。

    老人接收中央政府发放的每月100元高龄补助、二级残疾补助费用50元每月。

    退耕还林补助120元/月这些补助资金被村支书等人控制着,在2018年之前支取这些钱购买每月的油盐食材还得自己先向邻居借,等村支书、村长用他的身份证以他的名义去信用社取到后再去村委会领。相当于这些民政性或人道性对农村残疾人的救助实际控制人是地方基层的村委会。有上级检查时村干部可以灵活地解释老人们残疾行走不便出于义务帮忙做这件事。

    老人很清楚每个月能领到多少金额这样的补助,但每个月到手的钱总要少50元钱,这50元钱可以够他每个月的食盐和糖的购买。他去领钱时习惯性地要给村干部买一包“中华烟”,不买其实也可以,可是其它的五保户、残疾人、低保户都买了自己不买会让他下个月的补助发生变化。

    曾经有村干部威胁他们说,“这些钱不是必须给你们的,给不给不是你们说了算,干部有决定权,你不听话可不可把你的名额给其它人嘛?”

    听了村干部这些话大多数人都明白应该怎么讨好让村支书、村长高兴。

    实际经手办理、发放这些补助是村长,接收他们送去的烟也是村长,事后村长将这些烟与村支书瓜分,村干部再将烟在商店里换成钱,一个村的残疾人、五保户、低保户人群众多,他们每月仅从这样的“雅贿”中获利一到两万元。

    中国政策规定农村残疾人有就业、康复、人道、助农等方面的补助或援助资金,涉及地方的就业局、卫生局、民政局、农业局、教育局等。这位九十岁高龄残疾人从未得到过这方面的救助或援助。不过每年像他这样高龄老人还要去这些部门演戏帮助骗取中央经费。

    在冬天里,他的腿部并无大碍,没有化胧的呈度。村长带着乡卫生院的医生提着大米和油来到他家,先拍照接收物品的过程,然后一口一个“大爷”地求他去乡卫生院看病,没有病也要去帮他们开展一下工作。由于村长带头动员,去医院一日三餐有保障免费提供,所以他也去了。

    在乡卫生院里上班时间要躺在病床上,吃饭有护士送来,他们下班后可以下床活动走走。每天医生、护士会拿着大量的收费单据让他签字,具体是什么内容他眼睛老光无法看清,签字时手颤抖护士就握住他的手帮助他签完字。每天医生和护士像祖宗一样关心着他,希望他在病床上待得更久一些,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

    老人家说,乡卫生院的药全是假药,吃了没有效果。他自己生病了只能向远房亲戚求助资助他在私人诊所购买一点药治疗。

    一个人生活导致老人无心对家里的卫生做很好的清洁,他的年龄和情况按照民政方面的政策应该收容到县城养老院,进入养老院后他的所有补助都将被院方接收使用,更为不堪的是养老院的生活非常痛苦。福利院领导、职工、孤儿吃剩下的再盛给五保户老人吃。邻村的五保老人给自己侄子打电话求助老人才得以放回家。这让他感到无法接受,加之老人家的远房亲戚经济状况尚可,一直向村委会要求不准将老人送养老院所以他才幸免去养老院受罪。

    老人家的厨房有一只暗淡的小灯泡,屋子里太暗白天、夜晚都要保持开灯才能看到屋子里的情况。来他家的人看到灰尘太多无法坐下,只有站着讲话。睡卧的房间里弥漫着尿液和粪便的气味。门后是一副用树木劈开的脚支架。根据中国政府政策规定残疾人康复器材应当由地方残联或民政部门负责解决,显然现实境况并非如此。

    二

    通江县、平昌县地方政府直接挪用残疾人补助,致使残疾保障形同虚设。

    四川巴中管辖通、南、巴、平四个地方,这里离四川的首府有700余公里,算是最为边远的地区。平昌县曾闹出有近二十个副县长的笑话,更为荒诞的是这个县一名叫苟于洋的常委,政协主席的公开档案信息显示,1970年出生,0岁入党、3岁参军、9岁任排长、13岁任科长。党政系统几十年不查处直至民愤暴发才勉强走过场加以处理。这些县或市任职的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普遍是省府、中央高层支系下的的派系,地方挂职一两年快速地调离升职到发达的地方担任核心职务。所以充当了官二代过渡渡金的地方。

    平昌县人口不足八十万,负债高达3000亿。中央补助残疾人的资金被挪用于扶贫,周而复始地拆东墙补西墙。该县官员采取将残疾人专项补助资金每月发全县20%的补助对象,剩下的80%拖欠,下一个月再继续发放这80%中的20%,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如果不认真核查是极难发现这中间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残疾人来隔三差五发放一次,形成一种错觉,这些补助是在发放只不过有一些缓慢。

    一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位于通江县与南江县之间的一条乡道路边,窗外已有些寒冷。一名胖胖的小男孩赤着脚踩在水沟的泥沙里,脸已冻得通红,鼻涕与口水沾满了他的脸,不足一米五的身高体型却超出正常人的三四倍,他的腰间栓着一条长4米的铁链。一些小孩子围着他玩耍,正在给一只鸭子洗澡。

    这是一名叫海爷的孙子,他的父母生下他后一直在沿海城市务工,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了,这名孩子没有辨别能力,甚至不知道自己从活而来,但他能叫“爷爷”。海爷和老伴已75岁每天要照顾他的生活,如果下地干活就把小孩用铁链栓在房前看门,因为带在身边,他会损坏庄稼。唯一幸运的是小孩没有攻击性,眼神有些呆滞但还算柔和。

    这个孩子的到来使海爷全家在乡邻抬不起头,受人挖苦、排斥,其它正常的孙子正在成长也常常受到邻居孩子的侮辱、谩骂、调戏,长期的心灵伤害致使这些孩子们变得粗暴。为这事时常与邻居发生争吵冲突。由于长期生活的重担和受邻里大人小孩侮辱、言语调戏,海爷曾拿菜刀要杀害欺负他孙子的邻居小孩。被众人劝下才作罢。

    生活在乡道边,这样栓住小孩曾引来乡政府干部的反对,说是有损地方政府形象。海爷大骂乡干部,要求如果乡政府认为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哪就为孩子找个去处。遇乡政府重大检查活动,上级领导路过时村支书出面会劝说海爷不要这样做。海爷心里清楚只要将小孩栓在可以示人的地方这些贪污残疾人补助资金的官员会特别害怕。但这些狡猾的官员会找与海爷关系好的村干部去做说服工作。人情难却,农村本身就是人情社会,思前顾后海爷只能作出退让。

    一家人要生活,还要照顾小孩。毕竟自己老俩口都75岁了,会死在孙子前面,自己死了谁来照顾小孩是个痛心的问题。

    孩子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从没有照顾过小孩一天。心理特别沉重,患上了自卑方面的心理疾病。每当在电话里谈起小孩的事就哭泣。小孩的智商没有发育,生活无法自理,两个老人有些时候太累又要照顾小孩发怒是常有的事,这小孩看到爷爷奶奶发怒就抱着海爷“爷爷、爷爷”地呼喊。海爷见此情景心软下来,除了痛心,爷爷奶奶一点喜悦也没有,海爷这样对我们说。

    见到我们在与海爷谈话,小孩抱着我们的腰,口里不停地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怕小孩身上的污垢会弄脏我们的衣服,海爷慈祥地搂着小孩,把他往屋里领。小孩抱着我们的哪一刹那,心里备感难受,唯一的念头是我们能做什么?哪怕是给他一件心爱的玩具换取片刻的欢乐也是对我们正常人的一点心里安慰。

    小孩今年已满8岁,对于小孩是否能接受教育以及智力康复他们没有抱任何希望,也没有当地的教育与医疗部门帮助过他们,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残疾人教育与康复人道救助保障机制他们也不知道,以至于我们生活在中国也无法知道到底有没有规范、可执行性的制度。

    曾有与海爷相识多年的村干部俏俏告诉他,给管乡民政的副乡长每年逢年过节送一两千元礼物,他的孙子的事情很好办,小孩的智障残疾和身体发育残疾是多种残疾状况,在政策保障范围内,这些事情只有管民政的副乡长说了算。海爷按照村干部的指点给副乡长送去了一头山羊,事情很顺利地办成。给他孙子补助争取到了比其它任何人都多。每月可以得到450元补助。虽然会被拖欠,但每年至少能领到一半的补助用于购买小孩的生活所需。

    按照海爷孙子的残疾等级每月的补助最高也无法达到450元,村、乡的干部考虑到他的艰难,在两百元的残疾标准上再解决他家里一个人的“底保”,这样共计达到了450元每月。这些低保名额是村干部实际控制的,海爷家的一个人低保名额也是挤掉其它人的名额而来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少家庭能获得低保救助,每月是否发放到位都成为国家秘密,人们无权知道,地方官员甚至制造出了一套新型的人权学说或隐私论学说。当有村民或外界询问该村有多少低保户,他们的名字什么是谁,他们的家庭状况怎样,这些官员便说,这是低保户的隐私,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

    诚然是海爷的孙子每月得到了450元的补助,但他心里还是多有愤慨,每个乡的各村村支书至少任职十年,这些村支书每年贪污村民的低保经费、和民政救助经费至少以百万计,这么多人口,低保资金全是村一级控制在手上按照自已的喜好发放,中央、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的纪检部门全是在走过场层层欺骗,甚至像县一级这样的纪委本身就是贪官污吏,这些严重失去人性的贪污行为,如贪污残疾人救助资金曾查过,但都没有查出问题。村支书在成都、重庆、县城为自己子女买的房子哪里来那么多钱?纪委将村支书带走调查然后又放回继续任职,村支书更大胆,因为关系都已打通,贪得更利害。甚至威胁村民,自己有的关系、背景,天下乌鸦一般黑……云云。

    三

    小平今年43岁,左手在20岁时劳动中切断,现在劳动只能用一只手,吃饭、生活甚为痛苦。这些年一直在广西建筑工地务工,每年过春节才回到家乡,他的状况从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民政与人道救助。在他看来甚至质疑政府会是良善的,可以对残疾人带有人道性的救助和关怀?

    每年春节回家都是住在弟弟的洋房里。自己和母亲的老宅已是危房,屋里漆黑人已不敢进入,会担心里有蛇。春节后他如同往常一样回到建筑工地务工。表姐给他发信息,告知今年巴中地区精准扶贫就要完了,你老了后住哪里?赶快回来找乡政府解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小平接到消息后回到了家乡,他的表姐在乡广播站知道一些内情。让他去县里找县扶贫办公室。小平将自己房屋的照片、视频在手机展示给平昌县扶贫办的官员看。对于常年在工地务工的农民来讲是无法狡猾得过官员,视频里的房屋画面墙上贴有生产用房的标识。意思是这不是村民的生活用房,根据扶贫政策生产用户即使是危房也不需要改造,只有是村民生活用房才能改造。这个县的官员将扶贫资金贪污,狡猾地将村民生活用房墙上标上生产用房标识。这样必须改造的房屋就可以不用改造了。在乡道路沿线的危房都得到了改造,因为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到。离乡道路远的村根本没有理会,老百姓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精准扶贫。

    小平无法接受扶贫办官员的解释,表示这件事不处理就要把事情搞大。扶贫官员给出解决办法,让他先回到乡里找基层政府,扶贫办再致函乡政府要求妥善处理。

    几天后小平来到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说明了来意,书记是一个年轻人,说话很直接,改建危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其它村改造的房屋没有钱支付工程款停建了。不可能为你一个人的房屋专门改造。基于你手残疾、你的母亲脚残疾。给你解决两份低保,每个月有几百元,一年下来也有几千元,这是最终我能处理的方案。

    三个月后,我们通过微信联系小平,微信里小平大骂书记太他妈的流氓,不是个东西,当时只是想哄骗他不找事,顺口许诺,至今他母亲和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低保。只能全靠自己才行!

    四

    在巴中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帮助一位母亲寻找自己智力障碍的儿子结束了巴中之行的调查。

    这名智障男子有哥哥、姐姐、妹妹。父亲已故,目前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时常不确定地离家出走,有时正在吃饭会扔下碗筷离开家。他们居住在山顶,下山的路有很多,加之现在农村方远几里无人烟较为普遍。他时常胡乱的离开家无目的地的行走,家里年迈七旬的母亲伤心绝望,一年中大量时间都是要看住他,还要做农活谋生计,身体和心里感到特别累。没有人能为他分担痛苦。诚然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妹妹,真要是实质性的担负起责任来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长久的负担仍是自己承担,

    有一次找了两天发动亲人寻找仍不见他的踪影,报警要求派出所帮忙,警察电话里答应一定帮助寻找,实际也只是话说得好听,走过场而已。从哪之后无数次的寻找再也不报警了,反而还浪费时间。

    通常离家出走了在附近的乡道便能找到,母亲担心开车的人速度快出车祸,又担心人贩子弄走去大城市乞讨谋利。白发的母亲可能因为长期劳动、寻找孩子赶路的原故,行走相当利索,以至于我们跟上她的脚步需要加快速度。她的外孙女在天津一所大学读书,我们提议为她的舅舅购买一只GPS手环,这样在手机上可以看见他在什么位置,外婆也就没那么辛苦寻找了。查看网络商店里的售价后还是望而却步。

    结语

    像这样生活在农村的智障农民,中央财政对他们的各项经费到了地方,市、县、乡各级的官员如同饥饿的猎狗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这些经费用巧妙的方式套取出来贪污掉而又天衣无缝不暴露无法查处。根据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不太有可能哪个官员心系人民和百姓。

    从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政府应该有相关经费为农村残疾人购买康复设备,提供生活保障使更多的残疾家庭减少痛苦。事实却是这些官员贪婪到吃肉不吐骨头的地步。经过走访四川巴中市的这几个县调查,让我们感到忧心,如今基层官僚体系的腐败如同瘟疫一般泛滥,带有极强的帮派化、黑社会化的手段巩固腐败利益。

    在这样严峻的腐败形势下正常人的基本人权都无法得到起码的保障,更不可能保障到贫弱的残疾人群体。

  • 五十六名失地农民状告国务院未获立案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6日消息】1993年上海浦东新区56名失地农民,被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吞食了他们的房屋财产,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宅基地使用权也被侵吞,从此就一直上访不断。

    2015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法律上首次确认,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的案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维护合法权益,维护法律。

    从2015年开始,56名失地农民从“信访”道路走向了“信法”道路。但事与愿违,5年多时间的诉讼请求,从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走到最高人民法院,结果都是“不予立案”、“不予支持”。

    他们集体请求国务院行政复议部门裁决,行政复议部门收到材料以后,期间大家努力的打了三次电话,去了二次北京行政复议司,咨询有关行政复议材料和案子进展的事项,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审理当中”。2019年1月5日寄出的裁决申请书,根据邮政查询1月7日签收的,等待了15个月,2020年4月9日收到了“不予支持”的《国务院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

    《告知书》写的很简单,说他们的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但翻开材料每条都符合的。如果行政复议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行政复议机构自收到材料起5日之内应该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这都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中作了规定的,因此56名失地农民不愿意接受极不公正、极不合法的《告知书》。

    2020年4月19日,56名失地农民向《最高人民法院》和《第三巡回法庭》邮寄了请求撤销被申请人的《告知书》的《起诉书》,可二个月没有回音。于是,2020年6月16日浦东失地农民派施克华、施惠珍、杨德福三人,莘庄失地农民派黄尧年等三人去南京的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咨询《起诉书》的事宜。南京方面告知:他们已收到《起诉书》,最高院还没受理过状告国务院的一审案子,最高院只受理再审的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可以到上海中院或者北京中院进行诉讼。

    2020年6月30日上午9:00点,56名失地农民的上访代表16人到达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一中院提交一份56名失地农民集体签名的《起诉书》,但法院工作人员却拒绝接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2015年5月1日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确认:对立案工作中存在的不接收诉状、接收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诉状内容,以及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干扰立案、既不立案又不出裁定或者决定等情形属违法违纪行为。

    但是,56名失地农民依法状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起诉状,却没有哪家法院敢受理。

    2020年7月13日,上海浦东新区失地农民派出3位代表、闵行区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派出3位代表,一行6人再次前往南京最高院第三巡回法庭上访,催问查询上海失地农民起诉国务院的立案问题,却遭遇踢皮球。

    失地农民代表尧德农表示,“我们请求立案,要求国务院撤销《国务院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重新审理。因为司法部行政复议和应诉局违背了《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收到我们的材料5日之内没有给我们发补正通知书,我们等望了15个月,但在《告知书》上说我们不符合《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不符合受理条件,这是对请求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不当回事,没有审理,草草结案。我们不服,故状告国务院。”

    但是,接待他们的法官回答说:1、司法部的复议行为不是行政行为,具体什么行为他也说不上来。2、这里是信访办,他们要立案去找立案厅法官。就这样,失地农民代表像皮球一样,又被踢回了立案厅接待窗口。

    尧德农说,“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见到我们上访催办,很紧张的,法官回话也是自相矛盾,把他们逼急了,最后抛出了国务院是不能告的,法院是不受理的。”

    “昨天,整个第三巡回法庭,到处指着我们,‘他们是告国务院的’。群体状告国务院也是前所未闻的大新闻。”

    国务院不能告,是一个大新闻,告知原告的大厅4号窗口法官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但这名法官又拿不出法律的依据,不知道是哪部法律规定的。

    最后尧德农表示,“还有一个算不算新闻?第三巡庭的5号法官接待窗口法官指着国务院的告知书说,这不属于国务院的具体行政行为。我想请问,这不是行政行为,那算什么行为?昨天虽然不怎的,但收获多多,接待法官理词屈穷,必定打报告逐级向上汇报,农民现在已经不好糊弄了。”

  • 农民被指敲诈官员入狱 判决撤销后要求赔偿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0日消息】在被控敲诈勒索当地计生办主任等人55000元而入狱13个月后,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台头乡杜甘固村农民杜俊红申诉了3年,终获邯郸中院认定罪名不成立撤销判决。2019年5月24日,杜俊红收到了邯郸中院制发的申请国家赔偿《受理案件通知书》。

    对于这一结果,杜俊红表示,他还会继续申诉,争取另一起因发帖邀约乡党委书记生死决斗,而被判寻衅滋事的案件也改判无罪。

    农民被指敲诈官员被判入狱13个月

    杜俊红的遭遇要从两年前说起。2015年5月,该县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他们村杜甘固也在实施范围。当时,他因质疑本村的改造工程存在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等行为,曾多次向乡、县有关部门反映,但未果。无奈之余,略通网络的杜俊红继而通过博客、贴吧、微信等网络平台进行维权,一时杜俊红在当地成了“维权人士”。此间也有几个邻村的村干部因对蒿某在工作中的不满,主动向他透漏乡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纰漏,杜执笔编辑文字后全部发布于网络。缘于此,时任台头乡党委书记的蒿某为避免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曾通过多渠道与杜俊红沟通妥协,以息事宁人。但是,杜并未领情。据杜俊红说,正因如此蒿某与我结下了积怨,蒿某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曾对我本家叔叔杜万红放言,我一定要把杜俊红弄到公安局,把他弄毁。

    蒿书记果真是言必行,行必果。“2015年12月8日,注定是我‘因言获罪’历程的开始。杜俊红说,当日下午5点多,在未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20多名公安人员突降而至他家将他强行抓走。罪名为“敲诈勒索”,当晚公安人员就开始对他进行了长达三天的突审。同月17日,魏县人民检察院向其下发了逮捕通知书。

    检方对他指控有5宗犯罪:
    1、2011年夏天,利用在互联网发帖子为手段,敲诈勒索时任北台头乡计生办主任岳某现金30000元。
    2、2012年夏天,利用在互联网上发布魏县泊口乡华营村华某诊所负面帖子进行威胁,敲诈现金3000元。
    3、2012年底,以发布负面帖子为敲诈手段,勒索野胡拐乡民政所所长栗某现金2000元。
    4、2013年7月份,以在互联网上发帖进行威胁,敲诈勒索时任南双庙乡党委书记赵某财物折合人民币1100元。
    5、2013年6月份,利用网上发帖说车往镇车东村曹某家诊所的负面信息,借此敲诈曹某23000元。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魏县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二次庭审,审理期间所涉及的证人无一人到现场。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案合议庭仍以“庭审质证”为由,对上述的1、3、5起予以认定。2016年8月16日,魏县人民法院对其做出判决结果:一年零一个月的刑期(自2015年12月9日至2017年1月8日),并处罚金2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32000元返还被害人。

    至此,杜俊红不服一审判决,当即提出上诉。对于本案的第一起指控,他说,其2011年根本就没有发过关于北台头乡的帖子,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中也没有我关于发北台头乡的帖子。对于本案的受害人岳某,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收过岳某的三万元,这简直是凭空捏造子虚乌有。

    关于本案的第三起指控,杜俊红说,我与野胡拐乡民政所所长栗某从未要过现金,栗某也从未给过我现金。当时栗某确因网上帖子的事经人找我说和,并让我吃过饭,至此事情就和解了。指控我向栗某索要现金完全是栗某的单方之词,之间无任何证据能印证我与栗某有现金交易。

    至于本案的第五起指控,杜说,这是正常的民事纠纷赔偿,怎么也会成了敲诈勒索?据杜俊红讲,2000年因为妻子分娩时出现大出血问题,之后留下了切除子宫的后遗症,遂与当时在场接生的邻村乡村医生魏某提起索赔,但遭拒。因此与魏某之间产生了更深的积怨。2013年期间,杜频繁通过网上发布有关魏某诊所存在非法鉴定性别和出现过医疗事故的情况。慑于压力,魏某便通过熟人关系从中调解,最终双方协议,魏给杜23000元作为当时因医疗事故赔偿而告终,并且还签订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

    2017年1月8日,杜俊红刑满出狱。因认为其入狱系被台头乡原党委书记蒿某领陷害,从该年11月1日开始,杜俊红在微信朋友圈、百度贴吧等处持续发布网帖、视频等,声称要与蒿某领进行生死决斗。

    4天后(11月4日),魏县公安局以涉嫌威胁人身安全为由将杜俊红行政拘留,11月12日又转为刑事拘留。2017年11月24日,魏县检察院以杜俊红涉嫌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为由将其逮捕。

    2018年4月4日,魏县检察院通过追加起诉的方式,对杜俊红发帖要与原乡党委书记决斗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提起公诉。魏县检察院指控称,杜俊红信息网络恐吓他人,情节恶劣,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他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8年9月29日,魏县法院一审认定,杜俊红在网上发布题为《河北省魏县一农民与腐败官员的生死决斗书》的内容及视频,先后被13家门户网站转载和炒作,点击量近17万次,其利用网络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寻衅滋事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再上诉获撤罪申请国家赔偿获受理

    邯郸中院﹝2018﹞冀04刑终667号《刑事判决书》显示,2016年8月魏县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后,杜俊红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10月26日,邯郸中院于作出﹝2016﹞冀04刑终587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16年12月28日,魏县法院作出﹝2016﹞冀0434刑初194号刑事判决,仍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杜俊红再次上诉。

    2017年7月10日,邯郸中院又作出﹝2017﹞冀04刑终176号刑事裁定,以原判决未通知被害人参加庭审、未公开进行宣判,程序违法为由,再次发回重审。

    在这次重审审理期间,发生了杜俊红发帖要求与台头乡原党委书记决斗事件。魏县检察院遂以杜俊红犯寻衅滋事罪为由,于2018年4月4日作出冀魏检刑追诉﹝2018﹞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

    2018年9月29日,魏县法院作出﹝2017﹞冀0434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仍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杜俊红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杜俊红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追缴其违法所得55000元返还被害人。

    我们注意到,该量刑时限与杜俊红实际被羁押期限相同,即俗称的"实报实销"。但对于魏县法院这一判决,杜俊红仍不服,第三次提出上诉,与此同时,公诉人魏县检察院亦不服,提出抗诉。

    这次上诉三个月后,2018年12月24日,邯郸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指出现有证据不足证实杜俊红以发帖为要挟主动向乡工作人员和魏某超(曹某祥妻子)索要财物,认定该三起杜俊红犯敲诈勒索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该项判决。同时,对杜俊红所犯另一项寻衅滋事罪的定罪量刑则予以维持。

    杜俊红说,这一判决作出后,他咨询律师得到申请国家赔偿与继续就另一项判决上诉的要求互不影响的结论后,同时向邯郸中院申请国家赔偿和再审。目前邯郸中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受理了他的申请,再审邯郸中院也受理了,但是没给书面回复,因为期限是三个月。

    邯郸中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的﹝2019﹞冀04委培5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显示,杜俊红的申请符合立案条件,该院决定予以受理。

    对于将来,杜俊红说,他希望法院能最终改判他无罪。

  • 重庆农民刘林被构陷入狱

    【民生观察2020年4月3日消息】重庆渝北区失地农民刘林,实名举报徐红闯、李伟等人无合法施工手续,违法破坏其基本农田、农作物,刘林在报警后前去制止,被徐红闯,李伟当着出警警察的面,组织数十名社会闲杂人员打伤;重庆两江新区礼嘉派出所所长唐家明身为所长,不但不依法查处,反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刘林被构陷“妨害公务,寻衅滋事罪”,含冤入狱三年。

    刘林讲述:2015年7月9日,我得知有人在我的合法承包地(基本农田)上非法施工,我一面报警,一面赶往现场。我赶到现场后,出警警察也已赶到,我发现破坏我土地的是国诚集团有限公司白云路西段项目承包人徐红闯,李伟等带领的人员,以及三台挖掘机和一台推土机,正在摧毁我土地上农作物。我要求徐红闯等人拿出合法施工手续,并将自己的土地承包证给警察查看,证明自己是该片土地的合法承包人。由于对方没有合法施工手续,我当着警察面将对方作案工具的钥匙拔掉,交给警察。但是警察却把钥匙还给了徐红闯,徐红闯又叫手下人继续摧毁我土地。我再次拔掉作案工具钥匙,交给警察,警察拿着钥匙离开,我和施工方也相继离开现场。

    7月12日,我到地里去摘菜,遇见徐红闯带着30余人手提棍棒,要强行开走9日留下的作案工具,我打110报警并前去制止,徐红闯叫手下强行开走了两台挖掘机和一台推土机,我见状只得守着最后一台挖掘机,不准他们开走。徐红闯于是指挥手下30余人,手持棍棒对我进行围殴,致我全身多处受伤。警察赶到后,对方才停止了对我的殴打。

    为了防止我的合法财产再次受到侵害,我只得在承包地内搭建简易棚照看。

    7月14日我在简易棚内休息,发现大约有50余名黑衣人,手持棍棒,气势汹汹的向我走来,我问:“你们是些什么人,来干什么?”对方不回答,反而口出恶言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故意刺激我。我开口辩解,就招来对方蜂拥而上,一阵乱棍殴打。在我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我只得被迫自卫还击。我哥哥陈由春看到几十人围着我打,欲劝解对方停止行为,也被对方殴打致伤,也不得不被迫自卫还击。持续大约一小时左右后,礼嘉派出所所长唐家明才带着警察来到现场,在向我出示传唤证后,将我带到了派出所,黑衣人则不知去向(事后得知黑衣人是唐家明所长派来的协勤,意欲帮助徐红闯、李伟抢回破坏我基本农田的作案工具)。

    在礼嘉派出所,唐家明所长对我实施刑讯逼供,构陷我“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的莫须有罪名,让我含冤入狱三年,我于2018年7月13日刑满释放。之后,我的哥哥陈由春被以同样罪名构陷入狱两年,并于2018年9月2日刑满释放。

    而涉及破坏我土地的国城集团有限公司白云路西段项目,因无合法施工手续,至今处于停工状态。

    我请求国家监察委,公安部扫黑除恶办公室,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等权威部门,依法调查徐红闯、李伟非法破坏我基本农田,组织黑恶势力行凶伤人,礼嘉派出所所长唐家明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不依法查处,反而组织协勤帮助黑恶势力抢夺作案工具、构陷我含冤入狱三年的犯罪事实,为举报人讨回清白,澄清罪名,还公正于民。

    刘林电话:13896038612

  • 湖南失地农民信访遭打压

    【民生观察2020年2月12日消息】湖南省湘潭县三级政府渎职枉法侵占村民土地1200亩长达7年,当地农民多次联名揭发检举,却遭到地方官员的打击报复,被信访拦截,被非法关押,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行政拘留等。

    谭翠英,系湖南省湘潭县梅林桥镇谷塘村五星组村民,扶贫助学十二年,失地后为湘潭县易俗河镇谷洪村居民。

    村民反映,湘潭县三级政府为谋政绩,打着打造新农村示范村的旗号,开发《湘潭县梅林山庄乡村旅游度假村》建设项目,无视法律法规非法暴力强征强占村民耕地与林地1200亩,至今长达7年的丑恶行径。

    2012年6月18日,谷塘村组委会签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租赁谷塘村,五星、荷叶两组耕地与林地,时效为42年,即进行非农业建设,对耕地进行毁灭性破坏,在耕地上种树,修路,建湖,建房。

    以上所述是典型的“以租代征”,通过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欺下瞒上规避法定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同时规避交纳有关税费,履行耕地占补平衡法定意义,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和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

    2013年12月23日,湘潭县政府出具公示征地公告,未公示《湘潭县梅林山庄乡村旅游度假村》建设项目相关的审批手续及征地红线审批图。

    2013年12月31日,湘潭县国土资源局、梅林镇政府、谷塘村组委会签定《土地征收协议》并成交,占地面积为196.1445亩。2014年成交土地面积为88.6965亩。2019年成交土地面积为267.18亩。少披多征面积总和为552.025亩,余下的700多亩被无偿占用。

    2014年,湘潭县政府在此项目无相关审批手续及征地红线审批图,动用公检法非法关押村民,暴力强征强拆村民合法房屋。

    2015年,湘潭县国土资源局拆迁事务所出具公示迁坟公告,未公示山林审批手续,亦无山林审批手续。雇佣黑恶势力打压村民,夜挖村民先人祖坟上百座暴尸荒野,毁村民油茶林与经济林。

    当地7旬老人名罗竹清,家里先人祖坟被挖的尸骨无存,油茶林被毁,她的老公周汉秋信访几年,一直被政府相关部门踢皮球,最后气恨交加,劳累至死!

    以上所述,句句属实,有凭有证,湘潭县三级政府违法、违规暴力强征强占村民土地7年,当地村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甚至有部分村民居无所住。

    几年的信访维权,揭发检举,缘于上级部门将信访举报材料转回事发地,于是有村民遭打击报复,信访拦截,非法关押,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行政拘留。

    他们公然不顾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信访维权、揭发检举者采取的任何手段都不受法律控制。

    村民今在此向社会,向媒体呼吁,希望能引起上级领导及上级职能部门的重视,依法查处,追责问责,让村民早日告别维权,安居乐业!万分感谢!

    村民谭翠英:18711310199

  • 西山煤电农民合同工维权请愿诉求书

    山西省和中央有关部门:

    我们是山西西山煤电集团(原西山矿务局)的农民工,长期从事矿山最繁重、最苦累、最危险的井下采掘作业。1993年1月1日,按照1991年国务院第87号令、1992年国家统配煤矿总公司劳动工资局和陕西省劳动厅的71号文件、1992年山西省劳动厅和煤炭工业局的596号文件,我们与西山矿务局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由期限最多不能超过8年的农民轮换工转制为期限为15年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合同明确规定,在合同期满离开矿山之后按月支付养老金直至死亡(自己提出要求的话也可以一次性支付),此外,在工资、奖金、津贴、保健食品、副食品价格补贴、节假日待遇、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非因公死亡、因公负伤、因公死亡、患职业病、劳动保护用品等等方面,均与城镇合同制工人享受同等待遇。但是,西山矿务局(西山煤电集团)既没有在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以后,依法将我们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给社会保险机构,也没有由矿山内部的劳动保险机构履行合同义务,而是在合同期满时,在我们根本没有提出一次性支付养老金要求的情况下,在支付了一笔回乡补助金后,就终止了我们的社会保险关系,致使我们既不能按月领取养老金,也失去了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关系和权益,老无所养,病无所医,只能在贫困线以至死亡线上挣扎。

    我们得知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后,自2007年年初开始了集体维权,然而西山煤电以我们签字接受了回乡补助金为由(其实西山煤电既没有书面也没有口头告知这笔回乡补助金就是一次性支付的养老金),拒绝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当年出台改制文件承诺按月支付养老金的山西省劳动厅(后来的人社厅)、山西省煤炭工业局,会同山西省国资委和财政厅,于2011年出台了19号明令、2012年出台了130号文件,公然为西山煤电的违法行为站台背书,认定当年支付给我们的回乡补助金就是一次性支付了养老保险金,保险责任已经终止了,并要求我们重新从1995年起补缴社会保险金,到60岁退休年龄时领取养老金。我们认为这两个文件既是对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国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的公然违背,因此拒绝接受这样的欺骗和伤害,继续维权至今,期间遭受公安局、法院等执法司法机构的打压,数十人被拘留,1人被判刑。这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已经由《回顾历史、还原真相:关于西山煤电集团农民合同制工人被侵权和维权过程的调查报告》,做了真实的记录和梳理。

    我们认为,农民合同制工人为国家煤矿建设、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为祖国的强盛,做出了有目共睹、不可磨灭的贡献,理应依法享受应得的权利和待遇。我们对西山煤电的违法行径以及支持西山煤电欺压农民矿工的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的乱作为充满了愤怒,决心维权到底,不死不休。

    对于西山矿务局农民工合同制试点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我们农民矿工也理解国家、政府、企业在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困难,也并不要求严格按照后来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希望与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出一个各方均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实现一个最起码的公平和公正。我们的具体诉求如下:

    1、要求把合同制矿工的养老保险关系移交给社保部门,补发15年合同期满离矿后应该按月支付的养老金(连本带息),今后则继续按月支付养老金到合同制矿工生命结束。为了表达矿工对法律和合同的尊重,也为了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矿工们愿意退还离矿时一次性发放的回乡补助金。如果企业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把矿工们的养老保险关系转到社保部门,那就必须独立承担对于矿工的养老保险责任,在企业内继续保留内设的劳动保险机构,负责给合同期满的矿工按月发放养老金直到他们死亡。对于少数续签合同时在企业鼓动下没有达到15年合同年限就同意解除了劳动合同的矿工,考虑到企业负有诱导矿工提前辞职同时没有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到社会保险机构的责任(由此引发了这些矿工的忧虑和失望),也应该在他们补足缴费年限的前提下,让他们与大多数达到了享受养老保险条件的矿工一样获得养老保险的待遇。

    2、要求把合同制矿工的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关系移交给社保部门,为每人建立医保卡。矿工们愿意退还合同期满离矿时企业支付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里的医疗保险费。

    3、小部分矿工没有领取或没有足额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求西山煤电予以补齐。

    4、1994年修建太旧高速公路时,西山矿务局扣留了全体职工的岗位技能工资,次年科级干部以上全部返还,但一线矿工的只返还了40%,要求连本带息返还其余60%。

    5、《西山矿务局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第八条规定“任何一方违反劳动合同都要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其后果和责任大小予以一定的赔偿”,而在劳动法实施以后,西山煤电未能依法及时转移矿工们的社会保险关系,因此要求西山煤电补偿其不履行守法义务、合同义务并单方面撕毁合同给矿工们造成的相关损失,如因没有养老金而导致的身体健康损失,因为不能看病特别是医治工伤和职业病而带来的损失,因为不得不维权而产生的误工费、差旅费等等。

    6、要求山西省和中央派遣巡视组,调查处理西山煤电集团领导班子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矿工们愿意积极提供有关线索。

    7、要求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94年的山西省政府49号令、2011年省人社厅煤炭工业局国资委联合发布的19号明电以及2012年人社厅煤炭工业局财政厅国资委联合发布的130号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追究其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政责任;要求山西省有关公安部门和法院等执法司法机关对于错误拘留和判刑合法维权矿工的行为支付国家赔偿。

    8、要求成立农民工代表、山西煤电和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以理性辩论、依法协商、妥协合作的方式达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体现公平正义的协议。

    全体西山煤电集团维权农民合同制工人
    201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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