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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有冤,官必腐!致中央巡视组

    这十多年来,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巡视已有十多次了,各地自认有冤屈的民众满怀希望到巡视组反映问题络绎不绝,但几乎没人能得到反馈,为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对中央巡视存有幻想和兴奋,想尽办法寻找巡视组驻地的民众也越来越少,这在巡视组看来或许是好事,但实际却反映出民众对中央也越来越失望的情绪和事实。而民众递案得不到回复,原因不外乎他们都是反映自身遭遇不公和侵害,却没能具体掌握哪个官员实质腐败的证据。请问:普通民众能有多大能力可掌握官员实证,单就各部门难进、脸难看皆因不许拍照、录像和录音而无法举证,更何况得到内部材料了。然而,就因小民无法拿得到实证就可否认腐败吗?非也!

    庞大的上访群体,多数是有理有冤的民众,否则中央就不该三令五申要切实解决民众反映的迫切问题;各地就更不该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纵容乱诉乱叫屈。而既然有错案、冤屈存在,就必然说明有腐败存在,而民有冤屈、官有腐败却拖着不解决甚至**、打压,更是官府渎职、玩忽职守和违法违纪的反应。

    综观那么多年来,很多民众递交巡视组的信都如同泥牛入海之事实,撇开巡视组成员有当地设置种种阻力难以开展工作、被假相蒙蔽和个别成员意志不端易被收买、甚至自身就是问题官员之因素外,说明中央巡视组多少有形式主义和查案理念不正的存在,此现状如不得改变,巡视就只能是走过样,巡视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虚空。而每年只揪出几个大老虎却不从根本抓实,小苍蝇们层出不穷变身大老虎、民众积怨深重危及国之根本,绝非危言耸听!

    中央各部门自身不正被地方效尤,正地方该从正中央起始!

    只要跨入过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中纪委、建设部和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等等接待室的人,都能切身体会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和状难递、冤不理的墨黑之境,而不许录音、拍照和摄像等,无疑为这些部门人员冷漠、恶劣的言行提供了庇护,而这些部门被地方买通联手整治、**冤民的事例屡见不鲜,也让民众更是有冤无处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民众最后只能吁天长呼:共产党变质了!政府墨黑如同黑社会!

    比如:2001年我因国家信访局接待室木旦里甫处长之约前往谈话,却在信访局接待室内大厅被上海警方强行拖出无任何手续和罪名送往北京丰台区看守所,整个过程国家信访局接待室接待员陆洋和北京警察全程参与。5天后上海警察将我从丰台区看守所强行接出,回上海后就直接送往黄浦区看守所拘留、劳教(拘留罪名后被以“事实不清”撤销,但却以同样“事实”将我枉法劳教,却始终在看守所关押),全部事实都是莫须有的杜撰。此案,就是中央不正的最好的例子。劳教释放后,我曾找到木旦里甫要求说法,他回答:我们只是让上海接你回去解决问题,没让上海关押你。既如此,那为何就默认上海对我的非法关押?为何不追究故意制冤官员的责任并让我一直蒙冤被关?又怎么解释我在国家信访局接待室被送往丰台区看守所、且有陆洋和长驻接待室的北京警察参与?据知:陆洋后因接受地方贿赂被判刑,那么我案中有无贪腐的事实,其背后存在怎样的猫腻?望巡视组查实(陆洋当时受木旦里甫指令,木现升官)。

    由我多年上访体会:中央各部门接待室存在大量被地方收买问题,由于池塘混浊,正人都会因此腐蚀而变坏。就比如陆洋,最初全国各地访民都对他印象极佳,却不料他也湿脚淤泥。

    又比如:大量各地暴力**和整治就在北京发生,中央各部门真不知情?若真查实和严处,地方还敢如此嚣张、为所欲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再比如:公安部接待室对访民极其恶劣且拒接所有案件的做法和态度,中纪委、最高法院、全国人大也都不作为的事实,榜样在前,地方能好吗?

    再再比如:我向国家信访局和国务院法制办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无论挂号信邮寄还是当面递交,都被无理拒收;而我们向法院和人大、检察院递交的诉请也都杳无音讯。

    而各地官员造成问题并拖赖不办、甚至动用黑社会**、看管冤民,均涉及违法违纪和贪腐的事实。

    上述种种,都是国家行政机构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甚至犯罪的事实,但我们状告无门。

    请巡视组能重视和提请中央领导予以查实、查处!

    马亚莲(手机13861265924)
    2020年12月15日

  • 女民营企业家刘素琴被冤为“黑老大”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7日消息】多年来,刘素琴建设家乡、修建公路、开发房地产、做公益慈善,忙的不亦乐乎。没想到的是,在60岁来临之时,被变身为“黑老大”,落的个身陷囹圄,财产全部被没收的境地。

    2020年9月7日下午,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人民法院对刘素琴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刘素琴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0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1年9个月不等的刑罚。该案现处于通辽中院二审程序中。

    刘素琴其人

    刘素琴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瓦窑村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在外做生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资金。1997年,刘素琴带着父亲“造福家乡、建设家乡”的遗愿和响应政府回乡投资的号召,回到了家乡,数十年来,为建设和改变家乡不遗余力。

    为家乡修桥铺路。当年的东瓦窑村,还处于呼和浩特的城郊,交通不便、道路泥泞。“要想富、先修路”,立志改变家乡的刘素琴自筹资金修建贯通了村庄周围的三条主要干道,即现呼和浩特市南一环、前进巷、呼伦南路。二十多年来,这三条双向八车道的公路坚固耐用,从未大翻修过。当年这些路是东瓦窑村通向呼和浩特的致富路,近年来随着呼和浩特的发展,这些路已经成为城市的交通要道。可以说,刘素琴为东瓦窑村和呼市交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变家乡居住环境和面貌。在自筹资金修建三条公路后,按照呼和浩特市政府的“以房养路”政策,刘素琴的东瓦窑房地产开发公司获得了东瓦窑村、双树村数百亩土地的开发权,并建设了东苑小区。该小区美观大方,质量过硬,虽已二十年,与周边其它新建小区相比,毫不落后。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使大量过去住低矮平房的村民住上了现代化楼房,东瓦窑村也旧貌换新颜。

    带动家乡致富。为扩建东瓦窑批发市场,刘素琴曾奔波北京17次为东瓦窑市场扩建立项,并代建了东瓦窑菜市场工程。现在,这个市场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营业利润达6000万元以上,市场所在的前进巷商业街也成为呼市人气旺盛的商业中心之一。东瓦窑村人大量在市场上班、经商,找到了自己的致富路。

    热心公益和慈善。几十年来,除了在建设上回报家乡外,她还不遗余力的做公益和慈善,多次为灾区募捐、为儿童福利院捐款、为孤寡老人发放慰问金、为西部失学儿童捐款等等。近年来,她一直将精力放在“养老园”项目上,打算在公司未开发土地上建设养老公益项目,而不是商业开发项目,希望老人能老有所养,在该案案发前不久,还去参观考察过类似项目。

    举报他人犯罪反被诬陷涉黑

    村民住房权益遭到侵害。刘素琴公司开发的东苑小区F组团,原计划是直接分给村民的,但建成后村委会获得了分配权,在非法势力的控制下,只将部分房子分给了村民,另外的被作为商品房出售,村民的利益遭到严重侵害。

    批发市场利益被他人非法占有。自2004年东瓦窑蔬菜批发市场建成交付以来,营业利润每年达6000余万元,除去管理成本外,十几年间合计利润数亿元。这巨额的利润长期被非法控制市场的王氏叔侄获得、占有,村集体和村民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润分配。

    刘素琴与村民一起举报他人违法犯罪。在村集体和村民利益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况下,村民们忍无可忍,求助刘素琴,并一起进行举报控告。后王氏叔侄被分别处以行政、刑事处罚。但是,在少数不法官员的庇护下,丝毫未影响其叔侄对批发市场的垄断和控制。

    刘素琴等人遭到疯狂打击报复。举报的村民受到恐吓、乃至被从批发市场开除,刘素琴的公司及汽车均被枪击,此事至今也未破案。2019年,刘素琴母子被报复构陷成犯罪,随后陆续拘留、逮捕了刘素琴的十多名亲属,最终被以涉黑罪名侦办。刘素琴也由知名女民营企业家变成“黑老大”。

    这个“黑社会”太荒唐

    “组织成员”全是亲人。该案被告人中,第二被告刘长征是刘素琴的儿子,第三被告刘会员是刘素琴的哥哥,刘勇、刘忠是刘素琴的堂弟,李树勤是刘素琴的妹夫,卢俊义是刘素琴表弟,付伶俐是刘素琴的干女儿,王晓东是刘素琴的干儿子。没别人,全是自家人,刘素琴一家就这么黑?并且,一审判决认定组织以房地产公司为依托,但是,刘长征作为刘素琴的儿子,2016年从公安局辞职才到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刘勇是1999年开发东苑小区时代表村委来协调工作的,在公司干了三、四个月,此后再无交集;王晓东2010年就离开公司;卢俊义只在公司干了三、四年;刘忠也是做了三四年公司保安;付伶俐2016年才来到公司。这些人大部分只在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交集很少,根本不可能构成一个犯罪组织。把这些人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明显是拼凑,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特征。

    遵守政府文件成了涉黑的经济因素。该案最荒唐的地方是将大量政府文件直接给否定了,刘素琴名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自注册、获得土地开发权、建设项目、到销售房屋,全部是依据法律和政府文件,一审判决为达到论证“刘素琴组织”以房地产公司为依托获取利益的目的,直接把数十年来大量的关于土地出让、项目建设、商品房销售定价等相关政府文件给否定了,一审判决无疑是在认定政府一直违法!

    参与村民自治选举成了违法行为。涉案人员多数都是东瓦窑村村民,在村支部、村委会选举中,自然有投票选举权,但一审判决为达到给该案定性“行为特征”的目的,将个人行为聚合为组织行为,将投票选举认定为干预选举,这是直接在否定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另外,“插手批发市场领导班子更替”“侵吞集体财产”“以暴力和软暴力立威造势、称霸一方”更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证据证明。

    民事诉讼竟被认定为非法控制手段。刘素琴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与承建商、经营商、村委会产生一些经济纠纷,这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通过民事手段完全可以解决,并且也确实有一些经济纠纷正在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该案案发后,这些统统成了刘素琴等人非法控制、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手段,荒唐之处莫过于此。按一审判决的逻辑,所有有经济纠纷的公司都要被认定为涉黑组织?

    乱查乱判为哪般?

    一系列违法操作。该案启动侦查后,先是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侦查,在赛罕公安未查出足够认定涉黑证据的情况下,被指定管辖,由通辽市公安侦查。然后开始了一系列违法操作,安排“被害人”举报,悬赏征集犯罪线索,给证人集体开会统一口径作证,后补大量十多年来的“证据”,捏造虚假事实和罪名,虚假宣传舆论审判,将刘素琴案与孙小果案、操场埋尸案同框宣传,做虚假案件报告、骗取领导批示并成为中央政法委督办案件,公检法联合办案,最后径直作出有罪判决。

    难道是因为土地被各方觊觎?除了因与村民一起举报东瓦窑村非法势力遭到打击报复以外,是否有其它原因使刘素琴等人身陷囹圄?刘素琴名下的东瓦窑房地产开发公司当年获批800亩土地使用权,其中,200亩用于开发东苑小区,332亩由政府回购给其它开发商开发,尚有一块土地一直没有开发。随着呼和浩特市的发展,土地所在地已成为繁华的城区,位置优越,土地开发利益诱人。近年来,不断有人或托人找刘素琴问询,欲获得这块土地,但刘素琴一直没有理会,她本打算用这片土地建设“养老园”项目,完成心中的公益梦。这块土地是否成为她身陷囹圄的原因呢?

    无论如何,从法律和事实来看,认定刘素琴等人涉黑是站不住脚的。期待该案二审能公平审判,因为这不仅关乎一家几代人的财富和清白,关乎中国优秀企业家的命运,也关乎法律尊严和公平正义。

  • 天津赵玉敏上访被拘12次冤上加冤 严密监控专车“伺候”

    现在已经被非法拘留12次,在拘留所被用刑两头牵引捆绑两天一夜。
     
    本人:赵玉敏, 年龄:57岁   性别:女   住址: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河通花园一号楼2003室。联系电话:13820912589
     
    1.      1999年1月,李腰武找赵玉敏借款31万元,还替李腰武还乔国华高利贷5.5万元。共计:36.5万. 十七年之久血本无归。证人:李鸿年,乔国华,肖秋江。
    2.      2003年担保人李宗武的妻子在没有还钱的情况下去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告赵玉敏腾房,法院不考虑双方的债权,也不考虑因果不但不调解借钱未还,还让被告赵玉敏腾房。
    3.      赵玉敏于2004年反诉腾房一案,天津市一中院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在审理中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03)红民一初字第2697号民事判决。
    4.      2007年赵玉敏诉李腰武借款三十一万元,法院担保物不成立,法院也没有给逾期还款利息,多年的通货膨胀让人民币贬值,原告赵玉敏利益损失巨大。
    5.      天津市红桥区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刘长青在酒后开庭,,开庭不在法庭在办公室,敞胸露怀,满嘴酒气,和对方当事人咬耳朵,说我咬耳朵也没说别的,过年我还给你买了两条烟去看你,因为我没给刘长青办案好处费,证人副厅长李海华在旁听。
    6.      赵玉敏找天津市红桥区法院院长张继平、苏青为自己做主讨要公道,院长不但不给解决,而且还工作时间酒后口出狂言,打我骂我,还去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找我女儿李文萍的领导,给对方说好话,讨价还价,让我吃亏,威胁我不然让我女儿下岗,当时在院办有河北区法院工作人员。
    7.      2014年4月26日我去北京人权反应问题,后被北京当地工作人员送到久敬庄,没多久天津市红桥区信访办李天浩主任与徐主任到久敬庄,骗我回天津,我不敢回去,我说怕他们又非法拘留我,他们说给我解决,我才答应回天津,在路上说把两个房子给我再加一百万,保证不拘留我,我没同意,说解决我在拘留所被打的案子,还提前让我儿子在天津小佬饭店点的菜,到了天津进了饭店,给了我四百块钱,我还没等我吃完饭,他们就把我带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派出所被非法拘留了,老百姓有这样的信访李天浩主任,老百姓还活吗?我没同意100万私了,就把我拘留了,是我违法?还是李天浩在犯罪?
    8.      我去红桥法院讨说法,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西于庄派所把我行政拘留10天,而且不给我拘留证,多次讨要都不给,而后又被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派出所在第一次非法拘留用刑后,病危期间非法行政拘留10次。刑事拘留一次,共计12次。还有一次聆询告知书(劳教),而且无数次无故超24小时传唤、被扣押,被维稳,被打,红桥邵公庄派出所民警高宏伟、申健、宋建设、横小龙、徐勇打我,尤其衡小龙多次打我。
    9.      第一次被拘留关押在天津市拘留所,第五天拘留所所长高宇,带人闯入狱室,无事生非,说我想自杀,说是为了保护我,把我绑在死人床上,五马分尸似得绑了我足足两天一夜,我多次昏迷,拘留所给我灌药,边抢救边用刑,我哀求放我下来,说我不想自杀,但是拘留所所长高宇坚持用刑,出狱后吐血拉血,到武警医院找焦德让院长确诊为脊髓栓系综合征,全身血管坏死,双脚血管瓣膜关闭不全,造成血不流通,全身囊肿,肌肉萎缩腿已变黑,全身无力,四肢麻木,双脚行走不便,生活不能自理。
    10.     我第八次的非法拘留是因为2014年9月5日下午三点我去天津市红桥区区委办公楼一楼,我找人大的赵红旗书记,赵红旗主任刚到,我们邵公庄街的主任郭建胜等六七个人,刚进来还没说话,邵公庄派出所的所长李红伟,开车两辆110的警车,进屋二话没说,逮走,五马分尸的样子,就好像拎着菜篮子把我装进汽车,拉到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刑侦支队九大队,收审了我两天一夜,告诉我两天一夜我被拘留了,我说行,你们继续犯罪,笑道最后才是笑的最好的那个,我挺胸抬头走上了110汽车。
    11.     2015年3月20日我去天津市公安局偶遇公安局局长赵飞,局长说接待我,话音未落,刚往前走三四步,我身后有三十多名警察,还有上访的两个女的,我的后背被人狠狠的拽了一下,后脑海着地,当时感觉脑袋已经摔碎了,后来昏迷,被人架到接待室,强忍着痛苦,把材料交到了赵飞局长手里,局长让回去听电话。出来后我多次报警,有人背后拽我,把我摔倒在地。至今没有警察出警,120也来了,我们邵公庄派所所长巩洪山把120轰走了,强行把我带到派所,传呼审了我九个小时,让我躺地上,不让我看病,九个小时以后民警董旭钊,说带我看病去,我从九队走出来,我朋友付婴、刘瑞英、刘卫平与爱人,怕警察加害我,想跟着去医院,但是民警说你们陪着去吧,你们先垫上,回来给你们报销药费,在后来我去医院,照脑CT,医生确诊小脑脑出血,建议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在公安局门前被打,警察不出警,去派所报案没人理睬,无奈去北京,还没出火车站,就被强行待会天津,在派所强行扣押两天一夜后,被非法行政拘留10天,这次被打后我的病是雪上加霜。
    12.     第九次被拘留后心里委屈,无奈想去公安部,到了公安部就被当地警察送到了马家楼,到了马家楼领导接待完我后,收完材料,过了一会驻津办的领导要送我去大沙河,我不想去了,因为已经是凌晨1点左右,然后强行把我送到大沙河,到了大沙河等了一会我们的民警与街里的干部一共四个人,以李阳为首,指挥民警让衡晓龙(警号:311219)与徐勇(警号为310496)打我,撅着我把我按到汽车地上,衡晓龙接近300斤的体重,坐在我身上,这已经是第三次死里逃生,一次比一次丧心病狂。回到天津后我有被传唤两天一夜,直到转天过了凌晨一点才送我到拘留所,行政拘留我10天,这是第10次拘留。
    13.     被拘留10次以后,法院、公安、拘留所,都不讲理,公安平日是维稳我的日子,国家开会是拘留所拘留我的日子,从拘留所出来是我看病住医院的日子,法院去了骂我打我,我儿子见讨公道无望,准备开饭店,让我帮他,在我们饭店开业第五天,我儿子刚出门十分钟,红桥邵公庄派出所民警高宏伟,多次私闯民宅,妨碍我经营打我骂我,在我们家门前多次寻衅滋事,我打110报警,出警民警与周围邻居都看着高宏伟不让顾客进饭店消费,可是天津市西于庄派出所竟然说我妨碍他公务把我刑事拘留,说我袭警,拘留我的警察是二组的张凯(311334)、王晓明(311508)、梁志春(311486)、吴玉珠(311427). 我当时发高烧所长齐立刚,给我一床棉被,我被棉被裹着走的,我儿子去理论,办案警察、教导与所长齐立刚告诉我儿子,是分局局长刘克建让拘留的,我们派出所没有权利拘留人。我第二天再看守所吐血拉血,看守所王所长(女)与郭所长带我去红桥医院,大夫让立即住院,马上停止用餐,不能进食,所长没有听取大夫建议,继续关押,14天后我的病情加重,他们让我儿子交两万元给我办的取保候审,现在我是取保阶段。
    14.     红桥分局局长刘克建胆大包天,无缘无故拘留我,打压我上访维权,他利用职权,以权谋私,非法拘留我12次,最后一次是刑事拘留。
    15.     从拘留所被残害以后,本人找到了红桥区政法委书记郝国力反映问题。他确定了接待日期,当天到场的人员包括两位法律援助律师马律师和刘律师,区信访处的袁彪主任、政法委的郝国利与张志强。当着众人的面,郝国力扬言:“两天一夜不会把你绑坏的,你如果再上访我还会拘留你。到时我不绑你了,让你尝尝被犯人打的滋味!”我说我不信,你敢,你在犯法、犯罪,你要这样我就告你去,我保证告的倒你,时隔数日后,我7月7日上访时再次被拘留,果不其然在拘留期间我造到了犯人的殴打,此事有录像为证。当时把我打得浑身剧痛,难以忍受!红桥区有这样残暴的政法委书记郝国力,老百姓还怎么活啊? 他利用工作之便,官官相护,打击群众,不为老百姓做主,不伸张正义。
    16.     2015年7月2日我在北京久敬庄, 邵公庄派出所所长巩洪山,民警宋建设为首的天津拦访团队,来久敬庄,开了两量大汽车带了两汽车人,想把我非法强制带回天津,他们丧心病狂的拽我上他们汽车,我玩命呼喊救命,久敬庄里的朋友迅速赶来把我救下,而然所长巩红山见强行不能把我带走,就把我的行李箱抢走,装上汽车,里面有我所有的东西,门钥匙手机现金,连衣服都给我抢走了,我只剩下裤衩背心。邵公庄派出所所长巩红山光天化日,抢老百姓东西,连一件衣服都不给留,两套房钥匙都抢走了,让我没有门钥匙无家可归,他们胆大包天,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希望领导大人为我做主,早日清除害群之马(我有公安部报警记录与视频)。
    17.     2015年7月7日下午3点半左右,我还是继续被警察与黑社会稳控在家中,我让我儿子推轮椅,带我去做地铁,警察与黑社会共计三名成员,就跟随我们到了天津东站,我准备去北京南站调取信息公开,到了天津东站,我都上了站台,离火车只有一步之遥,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派出所所长巩洪山纠集众人,拽我胳膊,拖着我身体,把我强制拉出站台,我是拘留所被用刑后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巩洪山身为派出所所长,不分青红皂白,分明是想把我整死,回到派所,把我扣押在九队,到晚上黑社会不让我睡觉,我刚睡觉,就用脚踹我,我没犯罪,就这么折磨一个老人,转天上午民警袁军通知我拘留我10日,说我在取保期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天津,我还没上火车,谈不上是离开天津,我7月1日到7月3日是去了北京,三号晚上所长巩洪山当时看着我自己回的家,副所长李红伟所长告诉我儿子,你妈妈这次去北京自己回来的,表现不错,事情刚过4天,反过来就把我拘留了,而且我有重病,拘留所不收我,拘留所所长让警察带我去看病,警察让我儿子带上病例,先去的中研院,大夫要求住院,然后我儿子听见警察李鹏与朱磊对话,说去人民医院,找好人了,到了医院大夫与警察十分默契就把我领到了2楼,做了一个假化验,说我没病,当时我的腿血管坏账肌肉萎缩已经变黑,大夫说我没病,竟然给我开了一千多元的药,还给我开了一张假条,我既没病为什么又给我开假条又开药,做了半天假,所长巩洪山较劲脑子、煞费苦心才把我送进了拘留所,这是对我第12次非法拘留。

    18.     我没有犯罪,已经撤案,但是还是没有自由,从反法西斯阅兵前到国庆节后至今(2015年10月17日)红桥公安分局纠集黑社会,24小时在我家楼下控制我自由,2015年5月15日我出狱后,天津市红桥区检察院预审科索科长明察秋毫告诉我,我不构成犯罪,要求红桥分局为我撤案,红桥分局依依不饶,又复议又复核,一分检一一驳回,最后无奈才给我解除取保、退取保证金2万元,给我撤案。10月10日下午4点左右,我在东站买了两张火车票,火车进站后,我趁警察与黑社会不注意,翻进了检票口,警察闫旭昭也冲进了检票口,我跑到站台,民警闫旭昭与黑社会还有街领导干部,三人一起阻止我上火车,拽我衣服,耗着我脖子,把我按在地上,拽我胳膊,像拽死狗一样,往外拽,我拼命的挣扎,铁路警察看见后,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去北京上访,他们三个不让我去,铁路警察问我有票吗?我说有票,铁路警察说有票就上车,我这才上了汽车,然后他们三个人不买票,也跟随我上了火车,下了火车后到了北京,三个人不允许我出北京南站,一开始把我堵在电梯里,让电梯不许上下,我趁机溜到了厕所,给朋友打电话来接我,等了3个小时后,我朋友来了,他们说警察不会让我走的,厕所旁边有一个旅店,我朋友说现在旅店住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朋友就先回家了,到了夜里,所长李红伟来敲门,让我开门,我没敢开门,转天天亮,我们邵公庄街郭主任与红桥信访李天浩主任劝我说让我先回去,告诉我我的事情是小腐败,并给我约领导高树彬,告诉我张泉芬书记委派信访领导出方案。晚上许所长与警察张鑫共计8个人,告诉我,明天带我去天坛,让我把房子退了,我刚退完房子,黑社会告诉我别动,我们街郭主任马上来,让我等着,我等了7个小时左右,派所一共来了一个正所长3个副所长,郭主任一直都没出现,我怕晚上南站没人,我想做地铁离开,许所长与张鑫不让我们走,无奈所长李洪伟和我们谈,答应给我们预约政法委高书记,说区委张泉芬书记十分重视我们,让区委领导出方案解决我的问题,答应给我们报销路费,回天津请我们吃晚饭,还带我去旅游,回来已经6天,至今无人过问。

    19.     请求把我12非法拘留的录像与证据保留,我孤儿寡母没有一点点过错,只是上当受骗,长达17年之久,血本无归,一直得不到公正的解决,而今还遭到法院、公安局、拘留所的残酷的迫害,现在病入膏肓,自第一次用刑后,我儿子借钱给我住院治疗,现在已经欠了二十万的债务,后又多次打我迫害我,都是我儿子出钱看病,儿子已经下岗,我们自寻出路开饭店,公安局派众多警察24小时在我店门前监视我,众多警察都在汽车中,民警高宏伟不着警服在我饭店寻衅滋事,还诬陷我们妨碍公务,把我刑事拘留,迫使饭店倒闭,仅仅不到2个月,连续非法拘留我3次,我们是勤劳的一家人,想通过自己改变现状,在共和国时代,在我身上没有体现到一点人权,剥夺了我的自由,造成我的身心伤害,但是公安局连一条生路都不给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我想活不想死。救救我们,给我们一条生路。
    2015年10月

    派出所专车“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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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营口被精神病者马秋满:冤就冤了,不敢再上访了

    马秋满是原辽宁营口市塑料机械厂的工人,1959年出生。近期,马秋满主动联系《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介绍了她被精神病等情况。以下是本刊编辑刘飞跃对马秋满的采访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马秋满。请首先介绍下你是如何走上上访路的。
     
    马秋满(以下简称马):好的。1996年前的三年左右,我们厂效益就很不好了,欠了我们工人三年工资没发。那时我又离了婚,一个人带着一个几岁的孩子,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1996年开春的一天,没办法我就找厂长要工资,我得养小孩呀,结果工资没要到当年还被打了。
     
    高:是谁打你呢?
     
    刘:是我们厂保卫科长打的,我不断找厂里找得他们烦了。当时保卫科长用脚踹我,把我一根肋骨都踹断了,我当时都被打迷糊了。这事发生后,我的身体跨了,腰不行了,倒炕了。
     
    之后,我就走上了司法诉讼之路,将工厂和保卫科长告上了营口站前区法庭,站前区法庭先是判我胜诉,对方赔偿我医药费等四万元。可到了营口市法院二审时我竟败诉了,最终一分钱都没拿到。
     
    2005年我身体好一些后,我就又开始上访了,到省里、到北京去了好多次,至今我还在上访中。
     
    刘:上访是条血泪路,期间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马:是的,有一次找营口市经贸委(营口市塑料机械厂的上级主管单位),经贸委官员张旭竟辱骂我说:“你们上访的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精神病”。2005年9月,我在北京时去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被北京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的警察抓住后拘留了七天。我同意拘留,拘留就要罚地方二十万。
     
    刘:下面说说你进精神病院的事吧,你怎么进的精神病院的?
     
    马:2008年7月23日,我正在北京一部门上访时,被北京警察抓住用大客车和其它访民一起拉到久敬庄分流中心。当天下午我被从久敬庄内接了出来,营口市经贸委的几个老爷们还有警察将我往一辆小面包车上押,我不肯,经贸委的二个老爷们竟扭住我胳膊。期间,警察还给我扣上背铐。押回营口,我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刘:你被关押在哪家精神病院?你在医院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马:我被关在营口市精神病院,当天是带着手铐进去的。进到病区后那里面有二道大铁门,就是鸟进去了想飞都飞不出来。进去了就让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就用钢丝将我绑在床上,钢丝当时都勒到肉里面去了。护士长还坐到我心窩上,我都喘不过气来。医生护士还拿来小锤子、竹片子撬我的嘴,强行给我灌药。
    当时医生护士还说:“这是政府行为,不这么干我们就下岗了”。醒来后我谁都不认识了,在营口市精神病院期间,我总共这样被灌了二回。
     
    刘:你进精神病院后,你家人来看过你吗?
     
    马:我进精神病院后,他们没有通知我的家人。后来是一个病号的家属到医院来时认出了我,我家人才得知我在精神病院里。我家人知道后到医院来看我,但医院不让见,后来我姐姐给大夫塞钱了才让见。
     
    刘:你这次被关了多长时间?出来后身体怎么样?
     
    马:这次我在医院里总共被关了三个多月,我是10月25日出来的。当时我哥找到营口市经贸委,求放我出来。经贸委的人竟说:“市长有命令,宁可错关一个,也不放过一个” 张旭还说:“营口市精神病院还得扩大”。后来我姐、我哥到经贸委下跪,花了三千元,还请他们吃饭,并写保证我不再上北京,再上全家都整到精神病院里去。就这样,我才被放出来。
    在精神病院的三个月,我一直在吃药,吃得我手直哆嗦,腿没劲,走道都不行。
     
    刘:你被关精神病院这么长的时间,医院给你作过精神病鉴定吗?
     
    马:没有,至今都没看到。
     
    刘:出来后,你还在上访吗?
     
    马:我放弃了,不敢再上了,“冤就冤了”。
     
    刘:你在精神病院期间,里面还关有其它访民吗?
     
    马:有,里面还关死了一个,叫胡秀容(音),她和我一起到北京上过访,她死后没通知家人就烧了。里面还有二个老太太,都是上访的。一个叫付贵华(音),一个姓韩,都七十多岁了。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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