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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肃被定暴力分子撕下依法治国面纱

    中国官媒4月15日在所谓“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大篇幅报道了云南省委党校退休教授子肃的案件,扣子肃是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阴谋武装暴动,组织“敢死队”,实施恐怖活动的帽子,显然予对其采取进一步重判。

    耐人寻味的是,身为中共党员的子肃先生于一年前的2019年4月15日已被中共执法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4年徒刑,关押于四川省第二看守所。而今在过去一年后,中共当局再次旧事重提,并且大肆渲染,将子肃塑造成一个恐怖暴力份子,目的就是要向国民灌输暴力敌对斗争意识,为煽动社会暴力情绪,为实施恐怖镇压作铺垫。由此案被有关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见证出中国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伪诈。

    子肃先生1955年11月23日出生,成都人,198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到云南省委党校任教,期间有二年挂职任副县长,2014年退休。

    子肃是中共党内公开认同中共早期追求民主宪政的“历史先声”的初心人士,主张中共应立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退休后积极参与民间维权运动,同时在网络上以其大胆言论而著称。子肃2015年底回到故乡成都。2016年10月25日,子肃在成都东门大桥府河边被成都国家安全局带走。10月27日被成都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2016年11月25日,子肃取保获释回到家中。

    2017年4月28日子肃又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了发表公开信——《关于在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民主直选和选举胡德平先生为新一届中共总书记的建议》后,再次被带走,又被收监逮捕,后被中共执法部门指控为“预谋武装暴动”和以公开信“煽动推翻国家主权和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两项极其严重的罪名,并从起初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到最后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被列为子肃先生重要罪证的《关于在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民主直选和选举胡德平先生为新一届中共总书记的建议》,事实是子肃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对中共与中国前途命运的赤子之情,所有言词不仅完全符合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符合中共自己颁布的有关法律程序,而且也极其温和理性,表达着一个学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建议书所言:“目前中共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是顺应历史潮流走向民主宪政,还是沿袭独裁腐败的老路走向崩溃?

    习近平先生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当选总书记,已经任职5年。总体评价这5年,我认为习近平先生有功有过。习的功绩主要表现在比前任胡锦涛总书记在反贪腐问题上有所作为,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习的过错主要是模仿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专注于集权,担任了十几个小组的组长或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反对民主宪政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肆迫害维权律师和民主异议人士,加紧网络舆论钳制。习的反贪腐因只是在一党专政体制内进行,也就是重用中纪委系统查处党政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件,而且是选择性反贪腐,所以连治标都谈不上。出于保党救党的考虑,习提出了”七不讲”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明目张胆地反对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前几任党的领导人倡导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习最大的过错。

    有鉴于此,很多党内外人士认为,习近平先生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我建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直选。我个人建议,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儿子胡德平先生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因为胡德平先生的政治理念倾向于民主宪政改革,这就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关头扭转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方向提供了契机。我认为,为中共和中国的未来选择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每一个中共党员和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凡是赞同我的建议的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签名附议。——2017年4月28日呈阅”

    从我们能够看到的子肃先生的言行,可知子肃建议书通篇没有任何违反法律,更没有鼓动暴力,恰恰相反,他是完全按照中国现行宪法第四十一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然而,子肃却因此被定成“一起境内人员与境外敌对分子勾结,妄图暴力颠覆我国国家政权的典型案件。”至于中共当局罗织的各项所谓子肃与境外勾结说词,那除了中共当局办案人员所编,外界无从得知其情,以此而来给子肃定罪,当然只能是欲加之罪。

    一个践行公民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公民,一个履行产党人追求民主初心而对党忠诚与负责精神的党员,一个心怀家国忧乐为民的知识分子,因为秉持良心上书言政,居然最后被定性成暴力恐怖颠覆国家政权分子。这是多大的民族悲哀与社会不幸!

    子肃先生的遭遇,彰显出中国当下践行人权、捍卫法治、坚守良心者的困境。也映照出中共当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虚幻。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16日

  • 那些逃离苏联的异见分子:我的祖国是一座精神病院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
    苏联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虽由不同派别和思潮构成,但其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法制秩序方面”是一致的。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储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上面写道:‘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而1972年瓦吉姆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持不同政见者。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
    “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一开始“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股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场运动。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形为运动,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秩序是一致的”。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为了强化思想工作,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议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漫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
    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
    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
    尽管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从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的第190条。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问谍工作和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第五局主要由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苏联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苏联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可以用“寄生虫”(不劳而获)的名义把持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
    对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建立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档案,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增加了难度。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
    1966年2月苏联政府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两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A.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等人,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遭到逮捕,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A.金兹伯格等人的L.鲍戈拉兹和P.利瓦伊诺夫,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
    即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基辅军区司令,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雅基尔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
    尽管这场戏进展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杂志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两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送进精神病院与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或者是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人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在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科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科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科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科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列士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家里强行抓到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
    “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列士一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科、若列士·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讯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1974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讯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i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后,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
    (来源:阅读屋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82651692/ 20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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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张文芳北戴河上访被指和恐怖分子集会遭限制出行

    民生观察工作室消息2015-8-22消息:湖北省洪湖市龙口镇失地农民张文芳因意外怀孕被计生办强制引产,身上的多个器官被摘走导致瘫痪,腹内9个月的胎儿也不知去向,张文芳为此上访被政府派人看管威胁,至今没有自由。
     
    张文芳讲述,她是今年6月19号从北京上访回来的,回来后,政府的几个人就打着给她解决问题的旗号住进她家里,每天都有2、3个人。6月30号她挣扎着准备去武汉买药,被政府的人开了几辆车把她截回来,当时就逼着她签字不许上访,否则就列到境外非法组织,原因是她去年去了两次北戴河,他们说她是和恐怖分子集会去了,到现在还看着她,不让出去。
     
    据悉,张文芳是湖北省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失地的农民,2008年5月23日因意外怀孕被洪湖市龙口镇十多名计生干部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强行将她绑架到赤壁市医院做人流。经医院检查胎儿9个月胎位横卧不宜引产,医院拒绝为其手术,遭拒后十多名计生干部又把她押至洪湖市计生服务站,强制引产,造成张文芳失血性休克。26日她的丈夫听说后赶到医院被计生干部殴打,因张文芳病情不断恶化,计生干部见势不好撤离了医院,她的丈夫也不在理会。
     
    后张文芳的家人把她转到省医院检查发现张文芳身上的多个器官(宫颈口、子宫、两侧输卵管、右卵巢)缺失,并伴有肾积水全身抽搐症状,最终导致张文芳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孕育9个月的胎儿至今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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