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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鲍乃刚冤判四年下监再转监会见困难

    【民生观察2021年11月8日消息】罗汉娥说她从2021年10月8号到10月15号前后跑了四次京山司法局才预约同意会见,京山司法局同意预约的时间是2021年11月1日上午9点40在京山司法局用视频的方式会见鲍乃刚,在京山司法局打开视频链接到湖北潜江广华监狱视频时,接视频的不是鲍乃刚而是广华监狱视频监管的两个狱警,他们问你是谁啊?罗汉娥说是她是鲍乃刚老婆会见的,随后两个狱警说鲍乃刚在2021年10月20号就转移走了,说完两个狱警就挂了视频,罗汉娥立刻叫京山司法局的人与广华监狱联系问一下情况,罗汉娥又电话联系广华监狱,狱政科查问鲍乃刚情况,广华监狱说的已转到别个监狱,罗汉娥问转到那个监狱,广华监狱就是不说鲍乃刚被转移到那个监狱的地址情况,只说人己转走了无法会见,让罗汉娥等鲍乃刚现在的监狱电话或者信件的通知。

    鲍乃刚的妈妈,大姐和小妹都很担心鲍乃刚的身体,不能见到鲍乃刚,一家人都很担心鲍乃刚一切是否正常。不知道鲍乃刚转到那个监狱,这几天罗汉娥到湖北京山司法局,社区政府各部门询问鲍乃刚被转移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等我们家属会见后再转移?相关部门告知鲍乃刚转到湖北沙洋长林监狱。

    随后罗汉娥找司法局预约会见时间遭到拒绝,随后手机收到短信告知:显示【湖北省司法厅】您预约的会见未审核通过,原因:严格管理,不能会见。

    乃刚是在2018年10月15号前往去北京打工,19号被京山市公安国保以当兵不能在北京打工为由带回,当天以寻衅滋事罪关押,2018年11月3号批准逮捕,在关押期间京山国保专案组对鲍乃刚长时间提审疲劳审讯,带脚镣手铐,指使重刑犯殴打,威逼利诱鲍乃刚认罪。

    湖北京山公民鲍乃刚被京山市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0月20号对被实施逮捕,市人民法院拟定于2019年7月25号对鲍乃刚实施开庭审判,但是开庭后一直不下判决,久拖不判超期羁押,严重违规行为,侵犯人权,开庭一年半后才在2021年2月3日才得到判决,一审判决鲍乃刚被判刑四年。鲍乃刚当庭表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过二审荆门市中级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四年,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1年7月底鲍乃刚代理律师才收到二审法院判决书,得知法院维持原判后律师告诉家属,鲍乃刚被构陷入狱冤判四年,随后罗汉娥联系了看守所给鲍乃刚送去了一些衣服,准备下监狱了,从下到湖北潜江广华监狱后家属就一直要求会见鲍乃刚遭到拒绝,经过多次奔波预约到2021年11月1日用视频方式会见,但是到了预约时间,潜江广华监狱却告知鲍乃刚被转移了,罗汉娥担心鲍乃刚是否在监狱遭到了殴打或者酷刑,怕家属会见告知监狱情况?总之不是什么好事,一般监狱拒绝家属会见说明拘押人员情况不好。

    最后鲍乃刚老婆罗汉娥及家人强烈要求湖北沙洋长林监狱快速安排家人会见,任何监狱不得剥夺拘押人员的会见权。

    本网继续关注鲍乃刚会见的情况,天赋人权是宪法赐予的权利,拘押人员同样应该享受人权的权利,当局借疫情原因为借口,不安排“面对面”会见,可以安排“视频会见”,视频会见与疫情无关,监狱要以宪法为准,保障拘押人员的一切权利包括通信权,会见权,存钱购物等权利。

  • 宁陕一工人主动排险摔成重伤法院判败诉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3日消息】步入不惑之年的朱增波曾是一名退伍军人,又是中共党员,在部队表现良好,多次被表彰,现在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顶梁柱,本该担负起更多的家庭责任。然而,由于在一次施工过程中主动排险导致他险些丧命,虽经全力抢救,捡回了一条命,还是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到目前为止手术还没做完。伤情初愈后朱增波向宁陕县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宁陕县人社局经调查后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朱增波不服该决定,向安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讼诉,请求撤销宁陕县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从此,朱增波拖着几乎残疾的身躯,艰难的走在司法维权的道路上……

    案情回顾:施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一死一伤

    朱增波回忆道,2016年6月8日,榆林市秦通建工有限公司(简称秦通公司)从宁陕县交通局承包了宁陕县筒车湾至油坊坪一般县乡公路改建工程。他是2017年农历1月17日开始在秦通公司的该处工地干活,因与施工方负责人系亲戚关系,在工作中除自己干活外,还负责监督和安排工人干活、打考勤、记账、给工人开结账证明、看管油料、施工放警戒线等工作,系工地小带班。

    根据当时的口头约定,整个修路沿线林地(柴山)征用采取由村委会干部、交通局工作人员和被征用土地的村民现场指定,由秦通公司无偿采伐后按照农户的要求裁剪交给农户。

    油坊坪村油坊组村民李朝钧承包的柴山被征用了2.38亩,案发现场在被征用范围内的三棵松木被挖掘机挖后放到公路外面,在此相邻后方,也在征用范围内的一棵松树的根部被挖掘,致树干往里倾倒,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据朱增波说,2017年9月15日上午7时左右,工地带班杨宏海带领他和罗曾涛等人到李朝钧柴山砍伐架杆,10时左右砍完架杆后,杨宏海让装载机司机李春林开装载机将架杆运回工地。10时30分左右,经杨宏海同意,他带着罗曾涛给李朝钧锯树,李朝均赶到现场帮忙。在锯完公路外三棵树后,三人又一起爬上距离公路路面约十余米高的公路护坡,去锯存在倾倒安全隐患的那颗松树。在锯树过程中,树根泥土垮塌,他和罗曾涛二人掉下护坡摔伤,后被送往宁陕县医院抢救,罗曾涛经抢救无效死亡,他因伤势严重当日转至西安红会医院治疗。

    朱增波认为,他自2017年初开始在秦通公司工地干活外,还负责工地相关重要工作。案发当日,在公司安排作业过程中摔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遂于2018年6月22日向宁陕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宁陕县人社局以朱增波超越工作业务范畴为由不予认定工伤

    宁陕县人社局于2018年9月7日作出的宁工认字[2018]1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显示:事发当天该工地管理人员安排杨宏海带工人去指定地点砍伐架杆。朱增波、罗曾涛在杨宏海的安排下到指定地点砍伐架杆属于履职行为,在砍完架杆后朱增波、罗曾涛二人给李朝钧锯路边堆放的松树,虽然不是当天的工作内容,但二人在征得带班人员杨宏海的默许,替李朝均锯路外边堆放的松树,亦可认定与职务有关。但罗曾涛与朱增波在帮李朝均锯完路边松树后,又爬上距公路路面约十余米高的公路护坡上替李朝均锯树,是李朝钧提议,系二人自愿给李朝钧义务帮工行为,该行为并非其职责范围,也超出带班人员默许其给李朝均帮忙锯公路外边堆放的松树这一范围。其到公路护坡上替李朝均锯树一事也未征得工地负责人及带班人员的同意和许可,亦与工作无关,其受伤并非履职和因工作原因而导致。

    最终,宁陕县人社局以朱增波在当日砍完架杆后到护坡上去锯树,已超越工作业务范畴为由,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一波三折的判决 朱增波两审均败诉

    朱增波不服宁陕县人社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安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经两级法院四次审理查明,朱增波主要负责看管油料、记账、施工放警戒线和其他临时性工作。2017年9月,秦建公司承包的该项工程进入扫尾阶段,需要修建涵洞。并围绕该案的两个争议焦点展开激烈辩论:一、砍伐涉案树木是否属于秦通公司工作范围和朱增波的职责;二、朱增波到护坡上锯树的行为是否是受秦通公司安排或为了公司的利益。

    安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朱增波帮李朝钧锯树的行为不属于其工作职责,朱增波主动提出为李朝钧锯树,并非受带班人员杨宏海指派,也不是秦建公司的指派。朱增波帮李朝钧锯树,并非秦建公司的正当利益,与工作职责无关。

    宁陕县人社局于2018年6月22日收到朱增波的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9月7日作出决定并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超过了60日办理期限,属轻微违法。遂作出确认违法但不撤销的判决。

    朱增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工作原因是否必须限定在受到用人单位指派完成工作任务;没有受到用人单位指派而主动完成工作,只要是为了单位利益或客观上使单位受益,从鼓励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以及保护劳动者合注权益的自度考虑,如果发生事故伤害,仍应认为系工作原因,涉事松树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位于秦通公司排险范围,是2017年1月6日排险时遗漏的树木,还是2017年1月6日之后形成的存在安全隐患的树木。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不清,遂作出撤销原审行政判决,发回重审的裁定。

    安康铁路运输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法院依据秦通公司与宁陕县交通局的施工合同和交工证明认定,秦通公司所承包的路基工程于2017年1月8日交付监理单位签字验收,并于2017年8月经业主宁陕县交通局初验合格,并未发现有需要排险的树木存在,且案发时其他施工单位已经进场对该路段进行路面施工。虽然,根据宁陕县人社局对秦通公司施工负责人袁毅的调查笔录,对施工过程中的护坡排险属于秦通公司的职责范围。法院以项目交工等为由,认定:秦通公司既无对被征土地树木砍伐的约定或法定义务,也无对涉案树木进行排险的需要,故对涉案树木砍伐不属于秦通公司的职责范围。

    又查明,朱增波在2018年7月1日宁陕县人社局对其调查时明确陈述,其是普工,具体在工地上看管油、记账、放警戒线、砌坎子及其他临时性工作,其是受带班马文义、杨宏海等人安排。也就是说,朱增波在工地上并无安排他人具体干活的权限,其和罗曾涛等人自行到护坡上锯树的行为,并非公司安排的职务行为。

    根据朱增波在宁陕县公安局2017年10月22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锯树是李朝钧找人给他帮忙,工地负责人杨宏海对锯树的事情是不知情的,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朱增波锯树是为了给李朝钧个人帮忙,并不是为了秦通公司利益。因此,朱增波到护坡上锯树的行为既不是受秦通公司安排,也不是为了秦通公司的利益。

    最后,法院确认宁陕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宁工认字[2018]1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但并没有撤销该决定。

    朱增波对此判决不服,又上诉到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朱增波称相信法律同时感慨维权难

    对于朱增波为何在宁陕县人社局和公安机关笔录上作自相矛盾的陈述?他胆怯地说,2017年9月15日事故发生后,造成一死一伤,他是小带班,公安局来调查,当时说的是实情;出院后要申请工伤,因为听有关律师说带班领导是要负责任的,考虑到自己刚出院,背负着巨额医疗费,害怕承担责任,就向宁陕县人社局作了自己是普工的不利陈述。

    朱增波坚定的说,《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了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乡道不少于5米。护坡顶上的松树刚好在秦通公司征地范围内,因修路松树倾斜、根部泥土松动并外露,存在安全隐患,他锯伐松树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为了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工伤。哪怕项目已交工,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作为任何一个员工,看到这一隐患后,都应该及时想办法消除。

    后来,朱增波不断学习法律知识并多方咨询,认为:宁陕县交通局和筒车湾镇政府在2020年3月18日出具的《宁陕县筒车湾至油坊坪一般县乡级公路改建工程有关情况的说明》与事实不符,也不是真正的验收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

    这份说明称,该项目两个路基标段于2017年8月完工,并通过初验合格,随后路面标段进场施工。后因改线,需要在油坊坪村村委会门口往筒车湾镇政府方向约50米处增加涵洞1处,2017年9月初,原二标段施工企业进场施工。

    随后,朱增波去筒车湾镇政府质询,筒车湾镇政府于2020年4月26日出具了一份《关于简油公路建设的有关情况说明》,称:宁陕县筒车湾镇油坊坪一般县级公路改建工程(简油公路)由县交通局负责承建,筒车湾镇政府负责协助做好土(林)地占用的补偿工作和矛盾调处工作,工程的开工、竣工时间以交通局认定时间为准。

    面对筒车湾镇政府出具的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说明,朱增波脸上露出了苦涩又无奈的笑容,他不断感叹维权好难!目前,朱增波正在着手准备申请再审程序,他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

    法律界人士观点:从鼓励劳动者工作积极性角度考虑,如有事故伤害应认定工伤

    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指出:尊重、关爱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关心、优待退役军人,加强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保障退役军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益。

    几位常年代理劳动纠纷案件的律师说,从判决书等材料来看,朱增波向法庭出具了公安机关的取证材料及证人证言,均证实了朱增波是小带班的事实;一审法院也确认了出事的松树是在公路里护坡顶上已经朝山体方向倾斜且部分根部裸露的事实。

    他们认为,该案应从法理和弘扬社会正气的角度出发,朱增波将路边山顶上根部裸露且悬空的树木砍掉,其行为确实是排除了安全隐患,维护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即使朱增波没有受到秦通公司的指派而主动去锯树排险,客观上也使秦通公司受益,从鼓励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以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如果发生事故伤害,仍应认为系工作原因。

  •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遭重判20年的警示


    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20年重刑。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在推特上惊呼“好黑暗的天呀! 强烈抗议重庆当局的这一无耻迫害诬陷行径!”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如此重判,的确超出了外界普遍预估,震惊的不仅是他妻子与家人,也使整个关注民营企业界命运人士失色。因为从整个案子办理来看,重庆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蓄意构陷手段昭然。

     

    从案件透露出来的各方信息来看,直接起因是,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刘鹏飞创建的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随之重庆当局展开对李怀庆及其公司的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且他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

     

    2020年6月8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怀庆当庭控诉:“ 公安机关在提审过程中威胁我,你再不交代,我们就要把你老婆抓进来,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想怎么摸就怎么摸。还要把你的儿子也转进来,重新审讯(之前已经无罪释放)。”“为诱使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说,只要承认了,就马上放你的员工离开。我当时心软了,我的员工都是老实人,都很好,其中还有小孩、瘫痪的母亲,我为了(他们)被迫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公安机关并没有如约执行,反而就此将我们打成了恶势力团伙,我对不起我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公安机关为凑足证据,对案卷调查进行东拼西凑,有的所谓几百万诈骗款项,明显就是张冠李戴随意捏造。更为可恨的是,在提讯时,由公安机关从我公司拿走的原始单据,在提讯的时候还向我出示过,但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些证据对我有利。”—-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羁押2年多后的重判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及其公司采取如此公然构陷的残酷打压,不仅显示着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剥夺民营企业主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经营权、公民言论自由等等基本宪法权利,而且预报着中共在系统性地清除民营企业中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有社会良心的“异类”,在大刀阔斧地整顿抢占民营企业领地,强力推展国进民退。

     

    中共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共极权主义与国有企业挤压中生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主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有深切忧虑,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主从经济发展规律中体会到现代文明自由价值与规则的可贵,从而生发出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的认同,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一些现代文明价值探讨行列,甚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由经济发展而养成现代自由市场精神进而推广到对社会普世文明认知的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动力,然而,这却是中共极权延续的“敌人”。

     

    极权主义赖以延续的根本是控制社会一切资源。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削弱着中共对资源的控制,而民营企业主信奉的自由市场规则与极权主义掌管主导一切原则背道而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想加固自身统治以延续特权,从中共十八大后祭出了国进民退方针,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人”,而将民营企业当作外人,对民营企业展开全面收服与剿灭的两手清理整顿。收服,就是将那些与极权勾兑,深陷于权钱交易,成为极权奴化盘剥社会工具,且甘愿作极权的奴狗,听命于极权摆布的企业主及其企业,采取公私合营,使其全面受控于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达成民企的国有化。剿灭,就是对那些信奉现代市场原则,拥有普世价值理念,不甘愿甚至拒绝接受极权摆布奴役,不听命实现国有化的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彻底铲除。今天李怀庆被重判,正是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收与剿国策体现。

     

    大家应该看到,最近两年来,中共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对民营企业主打压清剿力度也在相应加大,类似李怀庆事件接连发生,如北京当局今年3月抓捕重判任志强,9月抓捕出版人耿萧男夫妇,11月拘押河北孙大午和家人及其企业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贯穿着中共清剿民营企业以达成全面控制社会资源来巩固极权统治的国策。所以,今天重判李怀庆遭重判20年事件,其实预警着中共对民营企业严酷镇压的风暴劲刮,预警着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0日

  •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遭重判20年的警示

    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20年重刑。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在推特上惊呼“好黑暗的天呀!强烈抗议重庆当局的这一无耻迫害诬陷行径!”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如此重判,的确超出了外界普遍预估,震惊的不仅是他妻子与家人,也使整个关注民营企业界命运人士失色。因为从整个案子办理来看,重庆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蓄意构陷手段昭然。

    从案件透露出来的各方信息来看,直接起因是,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刘鹏飞创建的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随之重庆当局展开对李怀庆及其公司的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且他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

    2020年6月8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怀庆当庭控诉:“公安机关在提审过程中威胁我,你再不交代,我们就要把你老婆抓进来,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想怎么摸就怎么摸。还要把你的儿子也转进来,重新审讯(之前已经无罪释放)。”“为诱使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说,只要承认了,就马上放你的员工离开。我当时心软了,我的员工都是老实人,都很好,其中还有小孩、瘫痪的母亲,我为了(他们)被迫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公安机关并没有如约执行,反而就此将我们打成了恶势力团伙,我对不起我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公安机关为凑足证据,对案卷调查进行东拼西凑,有的所谓几百万诈骗款项,明显就是张冠李戴随意捏造。更为可恨的是,在提讯时,由公安机关从我公司拿走的原始单据,在提讯的时候还向我出示过,但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些证据对我有利。”—-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羁押2年多后的重判。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及其公司采取如此公然构陷的残酷打压,不仅显示着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剥夺民营企业主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经营权、公民言论自由等等基本宪法权利,而且预报着中共在系统性地清除民营企业中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有社会良心的“异类”,在大刀阔斧地整顿抢占民营企业领地,强力推展国进民退。

    中共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共极权主义与国有企业挤压中生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主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有深切忧虑,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主从经济发展规律中体会到现代文明自由价值与规则的可贵,从而生发出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的认同,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一些现代文明价值探讨行列,甚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由经济发展而养成现代自由市场精神进而推广到对社会普世文明认知的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动力,然而,这却是中共极权延续的“敌人”。

    极权主义赖以延续的根本是控制社会一切资源。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削弱着中共对资源的控制,而民营企业主信奉的自由市场规则与极权主义掌管主导一切原则背道而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想加固自身统治以延续特权,从中共十八大后祭出了国进民退方针,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人”,而将民营企业当作外人,对民营企业展开全面收服与剿灭的两手清理整顿。收服,就是将那些与极权勾兑,深陷于权钱交易,成为极权奴化盘剥社会工具,且甘愿作极权的奴狗,听命于极权摆布的企业主及其企业,采取公私合营,使其全面受控于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达成民企的国有化。剿灭,就是对那些信奉现代市场原则,拥有普世价值理念,不甘愿甚至拒绝接受极权摆布奴役,不听命实现国有化的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彻底铲除。今天李怀庆被重判,正是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收与剿国策体现。

    大家应该看到,最近两年来,中共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对民营企业主打压清剿力度也在相应加大,类似李怀庆事件接连发生,如北京当局今年3月抓捕重判任志强,9月抓捕出版人耿萧男夫妇,11月拘押河北孙大午和家人及其企业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贯穿着中共清剿民营企业以达成全面控制社会资源来巩固极权统治的国策。所以,今天重判李怀庆遭重判20年事件,其实预警着中共对民营企业严酷镇压的风暴劲刮,预警着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0日

  • 河南聂丽娜遭重判三年

    【民生观察2019年6月14日消息】被捕已有十五个月的河南襄城县维权访民聂丽娜被控“寻衅滋事”一案于近期宣判,聂丽娜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警方先以“寻衅滋事罪”将聂拘留十五天,期满后以同样罪名转为刑事拘留,2018年12月24日开庭审理,2019年6月5日宣判。

    根据判决书显示,襄城县公安局指控聂丽娜以其母亲黄妙云名下私宅的拆迁赔偿安置不合理为名,故意自编自导自演“在废墟上过年”的虚假视频,并编造虚假信息,继而发布至境外多个网络平台以及媒体。获得多次转载以及广泛点击观看。公诉方声称聂丽娜的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因此认为聂丽娜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要求法院判处其有罪。

    聂丽娜认为,自己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信息均属真实情况,发布在网上后并未造成官方声称的所谓“造成社会恶劣影响”以及“使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而该案辩护人北京马纲权律师则认为,官方提到的黄妙云之前将房屋拆迁事宜全权交给其他子女的委托书已明确无效,房屋拆迁必须经屋主本人同意,拆迁补偿和安置亦不合理不合法,而聂丽娜所拍摄的“在废墟上过年”的视频真实情况的体现,并非虚构个编造,更没有公诉方声称的后果。同时马纲权律师指出,该案刑事立案程序违法,案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不构成犯罪。

    从判决书看,聂丽娜的多位亲人成为指控其犯罪的证人,而且按照法院披露的证人证言来看,证言明显与事实相悖,对聂丽娜严重不利。聂家人证言指控聂丽娜由于与多位亲人争拆迁补偿财产而拍摄虚假视频以及编造虚假信息儿导致犯罪,正好契合官方的打压目的。
    据知情人透露,聂丽娜被捕后,其多位兄弟及其他家庭成员遭到多次约谈,官方软硬兼施迫使聂家人按照提供的证言版本作证,获得有利的所谓证人证言后,聂丽娜遭到起诉并开庭审理。

    另外,知情人还透露,聂丽娜被捕后,官方为拉拢诱使聂家人作证,跳过屋主黄妙云私下对聂丽娜的多位亲人进行所谓的拆迁赔偿和安置,而且条件丰厚,最后诱骗黄妙云老人签字,将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处理完毕。关于这一点,判决书上聂家兄弟的证言可以从侧面证实该说法的真实性。

    相关报道:河南聂丽娜进京上访被拘 期满转刑拘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018/0328/17249.html

  • 河南许有臣“杀警”案二审依然判处死刑

    【民生观察2018年1月24日消息】本网获悉,河南访民许有臣“杀警”一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此,许有臣涉嫌刺死(国保)警察被以“故意杀人罪”追究法律责任已经生效,该案进入死刑复核程序。

    据许有臣的代理律师蔺其磊介绍, 2018年1月23日上午,他来到河南三门峡市看守所会见了许有臣,见到许有臣时,他仍然是被脚链联拷,他除了继续陈述了案件的事实和经过外,还告知律师说,1月3日,河南省高院已经送达了二审裁定: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许有臣的判决书被看守所管教拿走,蔺其磊律师只好去找看守所长,要求依法安排律师复制判决书,但看守所领导却答复说“这不合适”,最终未让律师查看。随后,蔺其磊律师又联系到河南省高院承办此案的法官,向他反映情况,但法官却说是因为办案法官此前住院而没有将判决书及时送达给律师。故此,许有臣涉嫌刺死警察被以“故意杀人罪”追究法律责任已经生效了,该案已进入死刑复核程序。

    据悉,57岁的许有臣与妻子张小玉,因与当地政府发生合同纠纷而多次进京上访。2014年7月17日,许有臣夫妇被地方政府人员赶到北京截访,几经纠缠,最后两人无奈的同意与他们一起回家。但当许有臣夫妇抵达河南焦作火车站后,当地政府的人员却没有让他们回家,而将他们转送上一辆面包车,准备带去市公安局审讯。许有臣在被强行从车上带走的时候进行了反抗,被他刺伤的一名民警当晚死亡。许有臣及妻子张小玉遭到严重殴打,许有臣脸部及腿部多处受伤,妻子张小玉则几乎失明。此后,焦作市公安局将两人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拘押。2014年8月2日,焦作市警察在调查后决定将许有臣、张小玉两人以“故意杀人罪”正式逮捕。11月,该案交由三门峡市审理。

    2015年6月4日,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对许有臣妻子的起诉。其妻张小玉曾一度获释,但稍后又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羁押,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2016年12月12日,许有臣被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罪名成立并判处死刑。许有臣于2016年12月26日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定罪和判刑进行复审,然后提交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最终审核。2017年5月18日,此案在河南省三门峡巿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庭审半天结束,法官没有当庭宣判。2018年1月3日,河南省高院向许有臣送达了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相关报道:许有臣“故意杀人”案办案日记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0105/15358.html

  • 苏昌兰判三年陈启棠判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7年3月31日佛山消息】今天上午九点半,佛山中院宣判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苏昌兰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十点半,佛山中院宣判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陈启棠(天理)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刘晓原律师公开消息称,法院对两位当事人的宣判均不足三分钟,法院宣读判决书时,只读公诉方的指控和法院的认定,不说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宣判后,也不问苏昌兰是否上诉就敲法槌,说宣判结束。之前宣布开庭后,苏昌兰曾向审判长提出写有䃼充辩护意见,也不允许她说。刘晓原律师同时又指出,定期宣判,依照刑诉法规定,宣判一结束,就必须将判决书给辩护人和被告人,但书记员称,判决书还没打印出来,让我们在法院等。刘晓原律师形容这次开庭宣判极为荒唐。
    据悉,今天早上苏昌兰丈夫陈德权驾车送刘晓原律师去法院途中一直有两辆车尾随跟踪。而另一位辩护律师吳魁明早上也发消息称驾车前往法院,途中被截停查驾驶证、行驶证以及身份证等,连车尾箱都要求打开检查,到了法院后,入口处两位律师接受了特别为他们准备的安检程序。
     
    根据公开消息显示,昨日刘晓原律师前往佛山市南海看守所会见苏昌兰和陈启棠时两人均表示,只要被判有罪会提出上诉。
     
    有关苏昌兰和陈启棠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
    律师会见苏昌兰南海看守所大批警察戒备_民生观察 关注底层民众命运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0331/15644.html

     苏倡兰


    天理

  • 美国法院怎么判?历史上著名的“精神病人杀人案”

    广州“伤医案”被害人陈仲伟医生不治身亡,在已经足够沉重的医患冲突记录上,又涂上一层触目惊心的血色。而嫌疑人已跳楼自杀,疑有精神病史。
    尽管在今天,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已经成为刑事司法通行原则。但在强调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各国大都针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者建立起了强制医疗制度。
    美国既实行“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又尝试让患者“软着陆”,可以为我国更好地监管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些借鉴。
    监管精神病
    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尽量减少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同时,精神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从精神病院到社区
    西方对于精神病人的认识与治疗,与现代文明是基本同步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以前,精神病人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在刑罚中并没有受到任何优待。直到17、18世纪启蒙运动,医学脱离于宗教和神学,一些国家开始注意到犯罪者的不同类型,开始建立起专门的禁闭机构,将患有精神障碍的罪犯和其他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
    20世纪初,一场新精神卫生运动从美国开始兴起,精神病人们又迎来了一次命运转折。年轻的耶鲁大学高材生有感于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时在精神病院三年的生活经历,将其写成一本书,名为《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历数了当时精神病院的冷酷和落后。
    文学在推动精神病管理方面彰显了不可忽视的力量,继皮尔斯的书之后,1962年,肯·克西的名著《飞跃布谷鸟巢》出版,后以《飞跃疯人院》为名被改编成电影。
    而就在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基于自己妹妹精神病治疗的悲惨经历,决定把慢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从精神病院转移至社区,并制定了 《社区心理卫生精神法案》,不久之后,这种模式遍吹西方世界,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纷纷效仿。
    虽然各个国家对此有“去机构化”、“去住院化”、“社区化”等不同称谓,但总的精神就是不要把精神病患者束缚在精神病院,要让他们尽可能地待在社区里,以便融入整个社会。
    强制治疗一直在进行
    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运动,并不能阻止美国精神病犯罪者被强制医疗的脚步。
    有资料统计,当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都建立了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虽然由于历史因素、立法水平等影响,这些制度各有特点,但大体上仍然遵循着一定的原则。
    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存在联邦和州两套司法体系,但大多数州要求因为精神病或者精神错乱对自身或者他人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危险的当事人强制入院治疗;另外还有一些州将“严重丧失能力或者不能照顾自己”作为选择标准。
    富勒·托里认为精神病人必须实施强制性治疗。他是《非理性辩护:美国治疗严重精神病的失败危及公民》一书的作者,从1987年起汇编由精神病患者导致的“可预防悲剧”数据库。据他统计,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就发生了近4000起案例。
    他认为,社会舆论导向过于偏向公民自由,人们关注精神病患者的权利,却忽视其病情正在迅速恶化,可能对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他说:“必须扫清法律障碍,以便在未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在病人做出可怕事情之前,对其行为进行评估。”
    同时,美国人帕蒂也相信,有时采取非自愿性措施是必须的。她的女儿丽萨从19岁起出现精神病症状,至今已有17年。丽萨时有自残行为,曾流浪街头,遭遇强暴和殴打,多次因吸毒过量被送进医院。但她不愿治疗,因为药物会让人发胖。
    丽萨参加了“辅助性强制门诊治疗”。在医生的帮助下,她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开始教孩子们游泳,这是她从小就想做的事情。她对自己的病情认知也比较清醒,知道何时可能又要发作。
    转为更公正的司法模式
    精神病人强制治疗,虽然有助于社会安全与秩序的稳定,却也伴随着剥夺精神病人的自由权利。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因此,大多数国家为了体现慎重性,都对程序有着严格的要求。
    发生在1975年的“欧康纳诉唐纳德森案”是美国强制医疗领域的一个著名判例。该案中,美最高法院要求审查有关民事收容的法律是否违反宪法,要求各州在对某人以精神病治疗和处理方面要依据正当程序,这些判例改变了美国单纯的医疗模式,进而转向更为公正的司法模式,法院在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适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相较于漫长的法院审理程序,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事态的有效控制,美国也赋予行政首脑或者警察以强制医疗权力。
    在美国,警官、医生或者拥有许可的精神健康专家可以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持续72小时的强制控制或保护。如果不能在此时间范围解决问题,住院治疗的方式得以允许,但住院治疗14天后需要再作一次评价。如果精神病患者的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时,可再延长14日的强制住院措施。当然,如为重症精神障碍者或生活能力低下者,可由监护人再提出申请,以便安排70天的短期治疗;在短期治疗后如果仍不能达到好转的程度,则可再延长1年。
    美国记者约翰的妻子珍妮弗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但她不愿接受治疗。约翰无力说服她,只好诉诸纽约法庭,获得了对妻子进行强制治疗的一纸判决。这样,妻子则必须服从治疗。
    试让患者“软着陆”
    纽约剧作家安受精神疾病困扰多年。2012年6月,她去纽约贝尔维尤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她正处于精神危机中,立即安排她住院。她一会儿被推进心理治疗室,一会儿被送到药房,心情陷入混乱和恐惧,于是悄悄结账出院。
    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纽约联合广场附近一处普通排屋。那里是“纽约城降落伞”试点项目开设的两家“间歇中心”之一,专门为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在间歇中心,一切都是自愿的。其宗旨是:以人为本,将病情遏制在早期,让病人实现“软着陆”,就像项目名称“降落伞”那样。
      “它为接近危机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住院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纽约健康和精神卫生部助理专员特里什·马尔希克说。中心每个工作团队包括一名社工、一名心理医生和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对访客的痛苦感同身受,能更有效地帮助访客走出危机。
    安说,间歇中心是她的理想之地。“我有自己的房间、一个私人衣柜、一间独立卫生间。我知道自己的行李在哪里,如果决定离开,随时可以走,没有人会把我按倒,也没有人强迫我吃药,或对我说你是个疯子。治疗期间,我感到松弛。”
    “降落伞”试点项目得到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一项联邦基金资助,另外还有8个合作方提供赞助,2013年1月开始运行。两大“间歇中心”一个设在曼哈顿,一个设在布鲁克林区。
    一项调查表明,参加“降落伞”项目的患者中80%不再出现病征,84%回到全职工作或学习状态,只有三分之一仍使用安定药。
    这样的项目成为美国强制医疗之外的有效补充。
    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如果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美国法院将如何审判?不妨看一个著名的例子。
    故事要从好莱坞著名女星朱迪福斯特谈起,她牵涉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精神病杀人案”,那就是震惊世界的——里根总统刺杀案。
    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把枪,堂而皇之地朝美国总统开了几枪。而他杀人的目的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只是为了引起女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
    1981年3月30日,当时里根上任仅仅69天,他在希尔顿饭店和工会代表开会后出门,约翰·辛克力突然接近,朝里根连开了6枪,所幸,里根保住了性命,仅用12天就恢复了。但是他的新闻秘书布雷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头部中弹,终身残疾。
    接下来就开庭了。辛克力的爸爸尽其所能,聘请了强大的律师阵容,也就有了后来的结果。1982年,法庭宣判,辛克力在开枪射击里根的那几分钟里,精神病突发,并拿出了合理的证据,而法庭也判处辛克力无罪。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会让你知道,美国法院对待间歇性精神病人犯罪毫不手软。
    辛克力被证明“可能患有精神病”,那么他就需要治病。他被送到美国最恐怖的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步都不许离开,甚至连父母都不能见。
    因为在法庭上,律师们竭尽全力证明,他的发病是突然的、没有征兆的,因此要从科学上证明他被治好了,他再也不会突然发病了,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无论是法官,还是舆论,都认为辛克力并没有精神病。但是既然法院判决了,律师撒谎了,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责任。
    2011年,辛克力以身体疾病为理由,要求放自己一条生路。联邦法院再次以“患病还无法查明”为理由,继续将其关在疯人院里。直到今天,辛克力还在那里。
    可见,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尽量减少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同时,精神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来源:解放日报http://book.sina.com.cn/excerpt/rwws/2016-09-30/1537/doc-ifxwkzyk0732760.shtml 2016年09月30日)

  • 美国法院怎么判?历史上著名的“精神病人杀人案”

    广州“伤医案”被害人陈仲伟医生不治身亡,在已经足够沉重的医患冲突记录上,又涂上一层触目惊心的血色。而嫌疑人已跳楼自杀,疑有精神病史。
    尽管在今天,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已经成为刑事司法通行原则。但在强调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各国大都针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者建立起了强制医疗制度。
    美国既实行“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又尝试让患者“软着陆”,可以为我国更好地监管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些借鉴。
    监管精神病
    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尽量减少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同时,精神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从精神病院到社区
    西方对于精神病人的认识与治疗,与现代文明是基本同步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以前,精神病人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在刑罚中并没有受到任何优待。直到17、18世纪启蒙运动,医学脱离于宗教和神学,一些国家开始注意到犯罪者的不同类型,开始建立起专门的禁闭机构,将患有精神障碍的罪犯和其他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
    20世纪初,一场新精神卫生运动从美国开始兴起,精神病人们又迎来了一次命运转折。年轻的耶鲁大学高材生有感于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时在精神病院三年的生活经历,将其写成一本书,名为《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历数了当时精神病院的冷酷和落后。
    文学在推动精神病管理方面彰显了不可忽视的力量,继皮尔斯的书之后,1962年,肯·克西的名著《飞跃布谷鸟巢》出版,后以《飞跃疯人院》为名被改编成电影。
    而就在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基于自己妹妹精神病治疗的悲惨经历,决定把慢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从精神病院转移至社区,并制定了 《社区心理卫生精神法案》,不久之后,这种模式遍吹西方世界,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纷纷效仿。
    虽然各个国家对此有“去机构化”、“去住院化”、“社区化”等不同称谓,但总的精神就是不要把精神病患者束缚在精神病院,要让他们尽可能地待在社区里,以便融入整个社会。
    强制治疗一直在进行
    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运动,并不能阻止美国精神病犯罪者被强制医疗的脚步。
    有资料统计,当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都建立了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虽然由于历史因素、立法水平等影响,这些制度各有特点,但大体上仍然遵循着一定的原则。
    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存在联邦和州两套司法体系,但大多数州要求因为精神病或者精神错乱对自身或者他人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危险的当事人强制入院治疗;另外还有一些州将“严重丧失能力或者不能照顾自己”作为选择标准。
    富勒·托里认为精神病人必须实施强制性治疗。他是《非理性辩护:美国治疗严重精神病的失败危及公民》一书的作者,从1987年起汇编由精神病患者导致的“可预防悲剧”数据库。据他统计,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就发生了近4000起案例。
    他认为,社会舆论导向过于偏向公民自由,人们关注精神病患者的权利,却忽视其病情正在迅速恶化,可能对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他说:“必须扫清法律障碍,以便在未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在病人做出可怕事情之前,对其行为进行评估。”
    同时,美国人帕蒂也相信,有时采取非自愿性措施是必须的。她的女儿丽萨从19岁起出现精神病症状,至今已有17年。丽萨时有自残行为,曾流浪街头,遭遇强暴和殴打,多次因吸毒过量被送进医院。但她不愿治疗,因为药物会让人发胖。
    丽萨参加了“辅助性强制门诊治疗”。在医生的帮助下,她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开始教孩子们游泳,这是她从小就想做的事情。她对自己的病情认知也比较清醒,知道何时可能又要发作。
    转为更公正的司法模式
    精神病人强制治疗,虽然有助于社会安全与秩序的稳定,却也伴随着剥夺精神病人的自由权利。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因此,大多数国家为了体现慎重性,都对程序有着严格的要求。
    发生在1975年的“欧康纳诉唐纳德森案”是美国强制医疗领域的一个著名判例。该案中,美最高法院要求审查有关民事收容的法律是否违反宪法,要求各州在对某人以精神病治疗和处理方面要依据正当程序,这些判例改变了美国单纯的医疗模式,进而转向更为公正的司法模式,法院在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适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相较于漫长的法院审理程序,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事态的有效控制,美国也赋予行政首脑或者警察以强制医疗权力。
    在美国,警官、医生或者拥有许可的精神健康专家可以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持续72小时的强制控制或保护。如果不能在此时间范围解决问题,住院治疗的方式得以允许,但住院治疗14天后需要再作一次评价。如果精神病患者的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时,可再延长14日的强制住院措施。当然,如为重症精神障碍者或生活能力低下者,可由监护人再提出申请,以便安排70天的短期治疗;在短期治疗后如果仍不能达到好转的程度,则可再延长1年。
    美国记者约翰的妻子珍妮弗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但她不愿接受治疗。约翰无力说服她,只好诉诸纽约法庭,获得了对妻子进行强制治疗的一纸判决。这样,妻子则必须服从治疗。
    试让患者“软着陆”
    纽约剧作家安受精神疾病困扰多年。2012年6月,她去纽约贝尔维尤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她正处于精神危机中,立即安排她住院。她一会儿被推进心理治疗室,一会儿被送到药房,心情陷入混乱和恐惧,于是悄悄结账出院。
    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纽约联合广场附近一处普通排屋。那里是“纽约城降落伞”试点项目开设的两家“间歇中心”之一,专门为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在间歇中心,一切都是自愿的。其宗旨是:以人为本,将病情遏制在早期,让病人实现“软着陆”,就像项目名称“降落伞”那样。
      “它为接近危机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住院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纽约健康和精神卫生部助理专员特里什·马尔希克说。中心每个工作团队包括一名社工、一名心理医生和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对访客的痛苦感同身受,能更有效地帮助访客走出危机。
    安说,间歇中心是她的理想之地。“我有自己的房间、一个私人衣柜、一间独立卫生间。我知道自己的行李在哪里,如果决定离开,随时可以走,没有人会把我按倒,也没有人强迫我吃药,或对我说你是个疯子。治疗期间,我感到松弛。”
    “降落伞”试点项目得到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一项联邦基金资助,另外还有8个合作方提供赞助,2013年1月开始运行。两大“间歇中心”一个设在曼哈顿,一个设在布鲁克林区。
    一项调查表明,参加“降落伞”项目的患者中80%不再出现病征,84%回到全职工作或学习状态,只有三分之一仍使用安定药。
    这样的项目成为美国强制医疗之外的有效补充。
    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如果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美国法院将如何审判?不妨看一个著名的例子。
    故事要从好莱坞著名女星朱迪福斯特谈起,她牵涉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精神病杀人案”,那就是震惊世界的——里根总统刺杀案。
    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把枪,堂而皇之地朝美国总统开了几枪。而他杀人的目的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只是为了引起女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
    1981年3月30日,当时里根上任仅仅69天,他在希尔顿饭店和工会代表开会后出门,约翰·辛克力突然接近,朝里根连开了6枪,所幸,里根保住了性命,仅用12天就恢复了。但是他的新闻秘书布雷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头部中弹,终身残疾。
    接下来就开庭了。辛克力的爸爸尽其所能,聘请了强大的律师阵容,也就有了后来的结果。1982年,法庭宣判,辛克力在开枪射击里根的那几分钟里,精神病突发,并拿出了合理的证据,而法庭也判处辛克力无罪。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会让你知道,美国法院对待间歇性精神病人犯罪毫不手软。
    辛克力被证明“可能患有精神病”,那么他就需要治病。他被送到美国最恐怖的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步都不许离开,甚至连父母都不能见。
    因为在法庭上,律师们竭尽全力证明,他的发病是突然的、没有征兆的,因此要从科学上证明他被治好了,他再也不会突然发病了,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无论是法官,还是舆论,都认为辛克力并没有精神病。但是既然法院判决了,律师撒谎了,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责任。
    2011年,辛克力以身体疾病为理由,要求放自己一条生路。联邦法院再次以“患病还无法查明”为理由,继续将其关在疯人院里。直到今天,辛克力还在那里。
    可见,美国采用的是“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尽量减少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同时,精神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犯罪的托词。
    (来源:人民网http://history.people.com.cn/n1/2016/0516/c372327-28354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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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树庆吕耿松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年半和十一年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6月17日消息:浙江杭州民运人士陈树庆吕耿松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今天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宣判,陈树庆获刑10年6个月,吕耿松获刑11年。此外浙江温州活动人士陈晨因打算前往杭州声援陈树庆吕耿松,被当地公安拦截并控制八个多小时。
     
    6月17日下午,浙江杭州民运人士陈树庆和吕耿松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杭州中院宣判,该案代理律师发出消息称:陈树庆获刑10年6个月,吕耿松获刑11年。     陈树庆浙江杭州人,今年52岁,浙江著名异议作家,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此前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而被迫失去工作。2006年9月13日被杭州警方刑事拘留,并移送检察院起诉,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2014年9月11日再次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吕耿松浙江杭州人,今年60岁,著名维权作家,早年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后成为自由撰稿人。2007年8月24日被杭州警方抄家刑拘,2008年2月5日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2011年8月23日刑满出狱。2014年7月7日再次被警方带走,8月13日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该案曾于2015年9月29日在杭州中院开庭审理,陈树庆吕耿松均拒绝认罪。
     
    此外今天打算前往杭州声援陈树庆吕耿松的浙江温州籍活动人士陈晨在火车站被拦截。
     
    17日傍晚陈晨告诉本工作室志愿者,今天早上他很早就起床出发前往杭州声援陈树庆吕耿松案开庭,早上7点50左右在绅坊火车站被拦截,随后被辖区派出所以涉嫌“诽谤他人”传唤,将陈晨滞留在派出所内八个多小时,直至开庭结束才获释回家。陈晨还向本网表示,陈树庆吕耿松被重判十年以上,说明当局非常无耻,陈树庆和吕耿松都是很温和的人,平时在网上写写文章,并没有做什么激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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