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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全国各地连续发生多起公共场所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名无辜市民死亡，据后续调查，行凶者均有精神病史，有的曾经住院治疗，但出院后又酿成惨剧。这些惨剧，再一次引起了公众对精神病患危害公共安全问题的关注。然而，精神病患本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如何？谁该对他们的救治和监护负责？社会对于精神病患应有的收容和救治是否缺位？记者就此深入社区、医院及精神病患者家庭，进行了深入采访。
　 “精神疾病治疗难、康复难、易反复，造成家属人力财力的巨大负担”——
　　亲人 无处安放的双重负担
　　“妈妈，你看，花花都开了，真好看。我摘一朵给妈妈戴上好不好？嘻嘻！”
　　“乖宝宝，妈妈戴上好看吗？”
　　如果这段对话发生在儿童与母亲之间，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出现在31岁的女儿高瑜和56岁的母亲张新芳之间，便显得有些不寻常。
　　“我每天都要耐心地陪着女儿，这样才能安抚她的情绪。”张新芳一只手牵着高瑜，另一只手拿着手帕不断给女儿擦汗。高瑜在16岁那年，中考发挥失常，备受打击，精神有些恍惚。张新芳和丈夫为了安抚女儿的情绪，安排高瑜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借读。中考的失利加上高中同学优异的成绩，高瑜不仅没有重拾信心，反而挫败感更甚，完全学不下去，只要一看书就狂躁不已，把教科书都撕烂了。张新芳和丈夫没有办法，只能让高瑜暂时休学，带着她去看心理医生，去康复中心做心理疏导，但也无济于事。高瑜被鉴定为精神残疾二级。张新芳只能为高瑜办理了退学手续。
　　15年以来，张新芳放弃了工作，放弃了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女儿。一日三餐，吃喝拉撒，张新芳都要为女儿想到。说起这些年的心力交瘁，张新芳说自己也有过抱怨，抱怨上天为什么把好好的女儿变成了这样，也自责过，为什么一定要送女儿去重点中学。高瑜犯病严重时，她甚至想过跳楼。可是想到，要是没有自己，女儿就更没人管了，就只能选择继续煎熬。
　　“精神疾病的治疗难、康复难、易反复等特点，往往会造成患者家庭人力财力的巨大负担”，据河北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区精神疾病患者中大部分需要住院治疗或有效监护,而这些重症患者中一半以上的家境处于贫困状态。虽然区民政、街道、社会定期会对这些家庭发放补助，但与精神残疾者家庭的巨额投入相比也只是杯水车薪。
　　“大量精神病患因床位限制和家庭经济条件、观念限制滞留社区，带来安全隐患”——
　　社区 战战兢兢的“隐患”
　　“李主任，你们可来了。”李大娘抹着眼泪说道，“大敏，又冲我发脾气，朝我丢东西，李主任您快给劝劝，告诉她，咱家没冰箱，隔夜的西瓜不能吃了，吃了会拉肚子，不是妈妈舍不得给她吃。”
　　李主任一边安抚大娘的情绪，一边一脸严肃地对大敏说：“大敏，又惹你妈妈生气了，你要是再乱发脾气，乱丢东西，就把你关小黑屋，一天不给你饭吃。”
　　大敏被李主任的话吓唬住了，乖乖地坐到床边，低头不语了,时不时还用脚踢踢地下散落的东西。李主任见大敏平静了，就开始帮着大娘收拾屋子，吃剩的早点撒了一地，坏掉的一角西瓜扔到了床上，床单被染得一片红。大娘抹掉眼角的泪水，拉着李主任不让主任动手，说自己能行。
　　李大娘叫李秀珍，家住在河北区汇园里社区，今年已经80岁了，身体特别硬朗，腰板倍儿直，平时很少感冒发烧，每天都自己蹬着三轮车去市场买菜。女儿大敏，今年已经56岁了，患病多年。李大娘家生活十分困难，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台用了多年的台式电风扇，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其实，大娘不光要照顾精神3级残疾的女儿，每周她还要坐长途车去看望住在郊区安济医院的小儿子大忠。
　　李大娘说：“大忠从小就发病了，被鉴定为精神1级残疾，以前一直住在安康医院，可我老伴走的早，实在没有能力支付高额的住院费，后来大忠就住进了郊区的安济医院，虽然看望儿子要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车，但至少不给社区添麻烦了。”
　　据了解，汇园里社区现在居委会登记的精神病患者近20人，定期会来居委会领取残疾补助。“汇园里社区的情况算是比较好的，精神病人多属于‘文疯子’，闹事的较少。在我们辖区的某个社区里，也有‘武疯子’因床位限制和家庭经济条件、观念限制等原因滞留在社区，给社会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需要特别关注。”片区警官告诉记者。
　　“在医院治愈的病患因为家属不愿接收而无家可归，占用本已紧张的床位和治疗机会”——
　　病人 很难实现回家的愿望
　　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但记者采访中发现，仍有不少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后，因家人无力监护和担心隐患，而无法出院回家。
　　老张在本市一家医院的精神科经过治疗后病情恢复得不错，但顺利出院后由于家属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监督他按时吃药，加上治疗药物只能到专业医院领取，也是时断时续，病情出现了反复，时不时就会从窗户向楼下扔东西，邻居出于恐慌报了警，无奈下，老张又重回病房。“他是我父亲，有病了能怎么办呢？我怎么都行，可是人家邻居不干啊，报警，找居委会，次数多了人家只能调解，我只好把他送回医院。”老张的女儿小芹也很无奈，亲友的不理解，邻里的另类眼光成了她“不可承受之重”。
　　“这部分患者无法出院的原因，包括大部分家属不是直系亲属，没有义务照顾病人的生活；直系亲属也以身体、年龄等原因为由，表示没有监护能力。”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二十多年的陈雯告诉记者，后期康复体系的不健全造成很多患者反复住院，病患家属的重重顾虑和社会宽容度不够带来恢复期病人滞床现象普遍，精神病院成为患者们难以走出的“旋转门”。
　　有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精神卫生的投入，通过社区康复训练，降低患者的复发率、肇事肇祸率，才能促进家属把患者接回家。
　　“精神病人的防治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急性期治疗、二层防护、社区康复机构相结合的‘金字塔’管理结构。”陈雯表示，作为金字塔的塔尖，不能完全依赖急性期治疗，更坚实的基础性工作应该建立数量更多的康复机构来完成，把精神病防治隐患减小到最小。
　　场地、床位明显不足，医院基本上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
　　院方 精神病科“一床难求”
　　走进本市某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住院区，白色床单干净整洁，大屋六七张床、小屋4张床的设置紧凑简单。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医院每天接诊平均在40人次左右，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翻了近10倍，高峰时每天接诊会突破500人次。目前医院基本上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一床难求”仍是重症精神病人经常面临的难题。
　　医护人员每天的工作除了基础护理之外，还要负责病人的卫生管理，吃、喝、排便都要帮扶，带领病人进行康复训练，通过手工、读报、讲故事等娱乐活动缓解病人心理上的不适，同时由于长久卧床，大多数病人行动懒散，胃肠活动缓慢，医护人员还自己编排了简易的锻炼操，带领病人“强身健体”。由于逢年过节是精神病人情绪起伏最大、病情易反复的关键期，每到别人亲人团聚的时候，这些医护人员都必须取消倒班，全员在岗。许多年来，陈雯已经记不清在家过春节是什么感觉了。
　　遇到病人出现其他急病需要转院治疗，还要抽出医护人员陪同转院看护，病人老陈这几天总是不愿意动，问他什么情况也不说，医生问遍了各种情况，他才含糊不清地描述：“我身子发麻，腿没劲……”按照经验，医生初步推断有可能是脑梗，需要家属签字会诊，找到老陈唯一的儿子，却只等来一句“我在外地没时间，你们看着办吧”，就再也联系不上。送到综合性医院后确诊为急性脑梗，需要住院治疗。药费、专人陪床、喂水喂饭、每天三次翻身擦背……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精神病医院的医护人员牺牲休息加班完成的。近两周的细心陪护下来，老陈终于能下床了。“万一救不下来，我们也要担责任啊。”
　　尽管劳动强度、工作风险远远高于普通医院，但精神科医生护士的收入并不高，以主任医师为例，扣除必缴的公积金保险，到手的工资不到5000元，这同其他学科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收入相差甚远。“医生还好，护士流动性就很大，每个科室每年都要走一两个。从什么都不会的新手开始手把手地教，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业务骨干，刚上手拿到注册护理证就走了。”精神科成了“新兵训练营”，这已经成了业内的常态。
　　医学院精神类专业招生难，收入横向比较偏低，工作风险大成主因——
　　医生 高风险低回报难留人
　　“别看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哄小孩’的工作，其实这些重症精神病人每个都是‘大老虎’，自伤伤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尽可能要保持正面面对病人。”陈雯告诉记者，这是她刚上班时带她的老医生就多次叮嘱她的注意事项。精神病人即使是在恢复期，残存症状的存在也会导致突发的自伤或伤人行为。去年深秋的一天，护士王琦按照日常流程督促病人吃药，看着病人李某把压在舌上的药品吞下，看着她喝水后照常让她张嘴好查看药品是不是确实服下，没想到的是李某情绪突然躁动，突然一脚把小王踹倒在地，在病房里疯跑，闻声来看热闹的其他病人也开始躁动起来，敲水碗的敲水碗，起哄的起哄。被起哄声“拱”得愈加兴奋的李某边跑边笑，还一路大喊大叫。王琦不顾腹痛，大步追上李某，趁其不备迅速将她扑倒在地，一边死死地按住，一边示意同事瞅空对她用药，嘴里还不停地安抚李某：“乖，冷静，别闹了……”等护士们一拥而上，将李某稳住用药后，王琦才发现自己的脸上被病人的指甲挠了好几道伤口，简单清洗处理后，她只是笑笑，又投入了下一个工作。“没什么，这不是工作吗，病人的稳定最重要，我们只能尽量避免，该干的工作还是得干啊。”据了解，这并不是个案，医院每年都会有一到两名医护人员被发病期的患者打伤案例。
　　陈雯毕业于山东济宁医学院，她告诉记者，和大学里其他学科动辄百人的学生相比，她所在的专业只有一个班，50人。在她这50个同学中，多数并没有把精神卫生专业也就是精神病学科作为报考志愿，而是选择了“服从分配”被调拨到本专业的。目前还工作在精神病防治岗位上的同行只有1/3。她的不少同学转到了“更有发展前途”的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
　　据介绍，目前国内只有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东济宁医学院和齐齐哈尔医学院设置了精神卫生或精神病学专业，而这些医学院精神类专业招生也普遍困难。收入横向比较偏低，工作风险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
　　相关数据
　　[患者数量]中国疾控中心的一项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病人超过1亿人，其中重症精神病人超过1600万。这1600万重症精神病人中，有10%存在暴力倾向。　　
　　[病床数量]全国重症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是0.95%，全国共约1600万患者，其中30%需要住院治疗，约为480万人，但全国精神科病床加起来不到23万张。　
　　[精神病药物的价格]比如一种名为“奥氮平”的药物，进口药5毫克规格28片一盒，价格为711.79元，一天要服用4片，一个月3000元，同样成分同样规格的国产药一个月也要1350元左右。视病情需要，可能几类药物一起服用，费用则更高。
　　从“无处安放”到“有家可归”
　　他们这样解决
　　[救助]
　　二级以上精神病患
　　治疗期间可获两倍低保金
　　据河北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7年起，区残联成立了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在相关审核程序上开辟绿色通道,同时每年为这些病人发放500元的药品费用。
　　今年41岁的肖某居住在王串场街水明里社区，几年前家庭的变故让他精神失常，近两年来病情更为严重，异常狂躁，无法工作，家人被迫将其锁在屋子里。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只能由肖某的妹妹代为照顾。了解情况后，水明里社区不但帮助他们积极申请低保，还联系志愿者对他家进行长期资助。而区民政部门则根据肖某的情况，帮助其进入精神康复医院进行治疗，并承担相应费用。这样一来，肖某不但得到了周到的日常生活照料，患者家属也从长期的陪护中解脱出来，可以无忧务工。其妹近日在街道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
　　河北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负责人还向记者介绍，对于二级以上精神残疾病人，区民政系统会在其治疗期间提供两倍低保金，这也基本保证了病人在院的全部费用。尤其针对“三无”精神病人(无法定监护人、无工作单位、无生活来源)，民政部门还会联系康复医院对该类人群进行托管，并提供费用。未来，对于精神系统疾病患病人群的服务体系还将进一步完善，让精神疾病患者能得到更好的救治，让更多的不幸家庭得到关注。
　　[托管]
　　设立日间照料站
　　缓解病患家庭压力
　　日前，河东区首家精神残疾人日间照料站正式投入运营。
　　精神残疾人日间照料站坐落于河东区二号桥地毯路10号，是依托河东区富民路街社区卫生中心暨河东区精神卫生防治服务中心设施设备建立的全区第一家面向精神残疾人开设的日间照料站。该中心医疗设施完备，是具备精神病防治资质的精神病医疗防治机构，并拥有一支有爱心、懂专业的医护服务人员队伍，为精神残疾人提供专科、专业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日间照料站设有康复医疗室、心理疏导室、音乐律动室、电脑培训室、体能训练室、工疗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才艺制作室、休息照料室等多功能活动室，为精神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娱乐、服务等场所。主要是为河东区符合托养条件、家中无人照料的精神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目前已有149人进站享受托养服务。
　　[以工代疗]
　　建立社区托养康复工疗站
　　解决病患托养与就业问题
　　工疗站，顾名思义，以工代疗。政府出资给这些智力和精神残疾的人提供一个场所，让他们在社区里接受简单的生活技能和劳动技能培训。
　　早晨8:30，河东区芳水河畔工疗站里，贺兰娜老师一边蹲在地上收集大家加工好的螺丝钉，一边报数给正在做记录的班长陈丽红。黑板上还写着昨天上午学习的“一年12个月份都有哪些节日”的课程。“这几个孩子，加工一箱螺丝钉要花2至3天，一箱螺丝钉给40元，主要不为赚钱，就为让他们活动手脑，同时，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享受到‘自食其力’的生活信心和乐趣。”贺老师用小罐头盒将加工好的螺丝钉放到回收袋，又打开一盒新的螺丝钉，开始分发，“加工工作很简单，就是给每个螺丝钉拧上一个橡皮垫。每个人每天就干这一小盒，在这干不完可以回家弄。”
　　据了解，目前，河东区有各类残疾人3.18万人，持证残疾人17244人，其中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占全区持证残疾人总数的31%。在对全区残疾人普遍进行困难需求调查的基础上，河东区着眼于解决残疾人最现实、最迫切、最需要的托养与就业困难问题，加大投入，建立就近、就便解决智力和精神残疾人托养康复与就业的新路子。
自2006年3月建立第一个社区托养康复工疗站以来,目前已建立7个托养康复工疗站，形成了由中心托养工疗站辐射6个街道、社区智力和精神残疾人托养工疗的康复服务网络，现共有工疗学员近100名，使那些昔日闭门不出的残疾人走出家门，通过工疗逐渐找回自尊，增强自信，愉悦身心，提高生活质量。
（来源：北方网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4/07/18/012022841.shtml　2014-07-18 09: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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