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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污名化在重庆谭敏身上附体

    【民生观察2025年3月3日消息】重庆维权人士谭敏2月21日在去北京上访维权途中,在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县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治安警察截访,随即被以所谓“诈骗罪”刑事拘留。

    谭敏于2014年5月28日因房屋被非法强拆就开始上访,每年不知道有多少次所谓的非常时期被警察软禁在家,或者不出示任何手续非法传唤,时间长短都是以他们的所谓非常时期而定。

    时至今日问题依然没解决。

    2017年2月谭敏与重庆十几位维权人士,在北京中南海大门口,向发出有问题来找我的李克强总理喊话伸冤,结果被重庆警察报复抓捕,并以寻衅滋事罪对重庆五位维权人士判刑3年不等。

    重庆当局在这个时候对谭敏下重手,就是为了堵住民间民众的口,保证所谓的每年一度的两会期间,不安全的事件发生。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人权,地方政府部门更是经常在肆意践踏民众的人权。

    目前,重庆维权人士中仍然还有陈明玉、何朝正、郭兴梅等多位维权人士,被重庆警察报复关押,并面临判刑。

    这次重庆当局对谭敏以诈骗罪污名化刑事拘留,更加使民众看到了中国重庆警察系统的可耻!

    对此,严重警告这些迫害维权公民的警察们,你们的罪恶迟早会被清算。

  • 2024年法西斯化在中国越加深入

    2023年12月22日,中共公安部宣布2024年是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年,几乎同时,网上流出中共公安在北京多地检查行人手机的视频和图片。

    网络谣言构成违法或犯罪的当然应该打击,然而漫无目的、好无违法证据时随意检查公民手机、把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合法监督污蔑为违法,却完全超越了打击网络谣言的需要和范围,已经构成警权滥用和乱用,不仅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更可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

    历史案例表明,打击网络谣言一定会被中共及其公安用作滥权乱法的借口。2020年1月1日,中共武汉公安借打击网络谣言之名,非法传唤、处置至今不知其姓名的八名“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者,臭名昭著、配合傅政华和孙力军炮制“709”大案的中共央视迅速跟进,连续两天滚动播出“八名传播不实信息者”的“新闻”;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医生被中共武汉中南路街派出所非法传唤、恐吓、逼迫认罪。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整整三年野蛮封控期间,中共各地公安,特别市中共上海公安,假借防疫之名,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强闯民宅、强查手机。

    2023年下半年直至临近2024年春节,中共及其各地公安对新疆模式的使用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如2023年9月中共福州公安党保警员打死具有硕士学位的维权人士和访民叶钟,11月中共南京公安党保警员强闯资深维权人士孙林(孑木)住处,在孙林住处当场殴打孙林,当日下午孙林惨死于医院。这两起中共公安犯下的命案至今被两地中共当局包庇,无人担责,中共事实上宣告此类为所谓维稳而打死维权人士和访民的血案无需担责、打死白打。

    2023年岁尾,北京资深维权人士野靖环女士多次在地铁站、公交站被中共北京公安非法拦截或检查身份证,视频显示,当野靖环女士据理力争,斥责中共警员检查身份证纯属非法和滥用警权时,明知自己违法因而心存胆怯的中共警员却恬不知耻地声称“领导的命令,你说我们怎么办?”

    2024年1月30日,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区分局金湖路派出所三个警员非法到人权律师蔺其磊、隋牧青入住的宾馆房间,妄言要传唤蔺其磊律师,因蔺其磊律师不在,警员竟随心所欲地当即改称要传唤隋牧青律师,理由是只有中共公安才能编造出来的扰乱了不知哪个鸟单位的秩序,经隋牧青律师抗争,中共警员只得稍后拿来非法的书面传唤证,隋牧青律师称“我只好接受传唤”,中共警员得寸进尺,竟又厚颜无耻地要求隋牧青律师交出随身物品,被隋牧青律师拒绝。

    隋牧青律师拒绝交出随身物品是完全正确的,但“只好接受传唤”则值得商榷,他理当像拒绝交出随身物品一样拒绝接受传唤,如果中共警员胆敢动武强制非法传唤,隋牧青律师可以、应当对中共警员实施正当防卫,即便现场不实施正当防卫,事后对中共公安非法暴力传唤的曝光效果也会更好。

    原定的传唤对象不在,竟可以当场恣意地随便把另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人替补为传唤对象。此等罪刑擅断、恣意妄为、强权撒野,放眼当今世界,只有中共及其公安以及另两三个流氓政府才胆敢妄为。

    几乎同时,也是这个金湖路派出的三个中警员流窜到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对该律所主任于凯律师寻衅滋事,问律所其他律师“于凯在不在?是不是律所负责人?”并索要了于凯律师的手机号码。

    同一天,中共北京公安警号032576的警员和一个保安即中共公安自称的没有法律地位、也无设置根据的辅警,非法闯入北京律师李国蓓的律师事务所,妄称“了解情况”,问律所哪年成立、是否经营等等根本不属中共公安职能的问题,被李国蓓律师质疑,警员慌不择路,竟然只得当场百度起所谓的“执法”依据,查到一个《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警员称就是这个条例,并且是他临来时分局告诉他的,警员显然也是内心虚弱,对自己的这个荒诞的“执法”没有底气,只得又手机打给分局,称李律师不配合,请示下一步行动,并让分局派人增援,电话另一端的分局沉默良久,说“撤吧”,警员如释重负,落荒而逃。

    2024年1月30日,北京实习律师赵孔亮入住山东菏泽某宾馆,被当地中共公安非法破门而入、强查身份证,被野蛮加戴手铐,强押到派出所接受非法的讯问。

    近日,网上又热传一位青年男子和一位妙龄女士被中共公安非法强行入室检查手机、非法暴力传唤的视频,两个视频中中共公安都猖狂叫嚣“手机发什么东西了?”

    可以确信,未来不确定的时期内中共公安会更加普遍、频繁、疯狂地滥用强查手机和身份证之类暴力手段,这是中共越来越焦虑的保政权执念的内在需要。在民间难以形成对中共的暴力高压进行有组织抗争的现实下,如何反制中共公安的滥权乱法,是所有公民尤其是维权人士面临的迫切问题。

    据理力争、决不配合、增加中共公安的执行成本、提升对中共反法治恶行的曝光效果,像马丁.路德.金的填满监狱运动那样,增加中共公安执行和羁押的代价和难度,消耗中共及其公安的人力、财力,无疑是一条无奈但可行的路径。当然,这必然会在短期增加公民和维权人士被羁押、主要是被行政拘留的人次,公民和维权人士短期内会比较集中地付出较高代价,但整体上和长远看,能相对有效地狙击中共及其公安的暴力恐吓,迫使中共自己正视其暴力恐吓的效应递减。

    中共及其公安的强权和强盗逻辑是,眼里只有上司、权力而压根没有法律和公民权利的强权逻辑,只讲暴力、不讲道理的强盗逻辑,只讲荒谬和自欺欺人的虚假稳定之政治、不讲公民权利保障这一社会稳定的基石之党天下逻辑!

    其实,中共公安警员完全有其他办法,那就是辞职不干、不再为困兽犹斗、苟延残喘的中共卖命,像无数底层草根一样自谋生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从而一劳永逸地不再执行中共非法的命令。

    然而,这一选择只是纯粹理论上、逻辑上的抽象选项,具体到中共国的现实中基本上不可能成为中共公职人员的实际选项,只有凤毛麟角的极少数公职人员才有胆量和见识主动退出中共的权力场,如2003年辞官从商的时任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2016年受上司中共恩施州委书记多次羞辱后被迫“主动”辞职的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等极少数中共官场的另类。对非法检查野靖环身份证的中共北京小警察之类还长着一颗考公、痴迷体制铁饭碗、醉心皇权官本位脑壳的绝大多数中共官员而言,除了当官、混官、欺压人民,实在就是百无一能,完全没有第二个活命的技能,哪里能奢望他们做到洁身自好、辞官不做以躲避上司随时随地可能下达的非法命令?更哪里能奢望他们能依中共公务员法“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而抵制上司的非法命令?

    微观上和具体行政行为上不可能抵制上司的非法命令,与中共最高层宏观上、最高决策上不可能真正实行法治,花样翻新地玩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抵制西方三权鼎立那一套”等辞藻,顽固抗拒现代法治、宪政、民主,在根本逻辑和底层政治理念上完全一致。一叶而知秋,见微而知著,通过中共街头小警察非法检查身份证的具体而微的行为,能够洞悉中共整个体制和最高层痴迷暴力、实行强权统治、蔑视人权保障的法西斯本质。底层草根小民长期善良而愚昧地误以为“上层是好的,都是基层坏”之幻觉,实在是天真烂漫得离谱!

    2016年,陈全国主政新疆,全面开启暴力维稳模式,通过武警的轻型坦克和武警士兵手持冲锋枪日常化的街头巡逻,以及公安随意路上查验身份证、随意进入维族居民住所等手段,赤裸裸地展示红色暴力恐怖。这一模式因中共特有的不惜一切代价、超高投入和超高强度的暴力压制,即中共历来虚张声势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了表面光鲜和急功近利,却又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的短期维稳效果,得到好大喜功的中共最高层的认可。鉴于访民等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的新黑五类遍布中共国各地,网络世界和民间各界及异见人士群体一直忧虑中共会将陈全国的新疆模式推向整个中共国。

    事实是,陈全国开启的新疆模式不存在是否会推向全国的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推向全国的问题。新疆模式不过是“文革”模式的沉渣泛起,不过是把“文革”模式用于解决中共所谓的民族问题;把新疆模式归结为“文革”模式,就能够理解中共随时可以把这一模式用于解决任何问题。网络信息显示,十多年来,中共早已在各地访民汇集的北京不时使用新疆模式的部分手段,如在每年中共无聊的两会期间,以及中共五年一次的代表大会期间,中共北京公安都会在主要地铁枢纽站进站、主要地铁线路上、中共国家信访局附近、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等所谓敏感地带随意检查乘客、行人的身份证,并与各地驻京办和地方公安、截访人员联手,跟踪、抓捕、遣返访民,甚至非法、野蛮强闯访民在北京周边的租住地实施抓捕。

    尽管中共一定有在全国实施新疆模式的动机,甚至存在网络和民间猜测的“沉船计划”,但中共的财力、公安警力、武警警力显然都不足以支持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法西斯化,国内、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中共实行这样的全面法西斯化,在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广大地区,中共自己大概率短期内也不认为有推行新疆模式的必要。中共法西斯化的新疆模式与民间的分散抗争之间的拉锯战将会如何发展,在未来五年左右或许会有答案。

  • 淄博烧烤爆火显示中国社会加速荒芜化

    最近一个月的时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在包括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迅速传播,甚至被称为“齐地taco”。互联网多个平台上的数据显示了淄博烧烤的爆火程度。抖音平台“淄博烧烤”话题共38.2亿次播放量。快手平台上,“淄博烧烤”一词在清明节后一周的搜索量相较于前一周增长了98倍。小红书数据显示,平台上“淄博烧烤”的搜索指数在二月中旬开始出现明显上涨,清明之后更是大幅上涨,一周内上涨4.8倍,是上月同期的7.6倍。

    淄博烧烤在五一期间达到顶峰。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淄博烧烤每天吸引超过10万游客“进淄赶烤”。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五一”期间高铁热门目的地榜单,淄博均位列前十。美团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北京南—淄博”火车票开售1分钟即售罄,五一期间,淄博旅游订单(含酒店、景点门票)同比增长超2000%。在大众点评方面,“淄博烧烤”近一周的搜索量同比上涨700%,笔记数上涨1400%。淄博五一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上涨800%,增幅位居山东第一。甚至有网友调侃称,“上次淄博这么热闹还是在齐国”。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从游客年龄来看,前往淄博旅游的人群,90后、00后年轻群体占比超八成,其中00后超五成。数据说明“淄博热”的主要拥趸是年轻人,而“淄博热”的产生本身就是一场“年轻人的狂欢”。今年3月份,中国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高达19.6%,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淄博狂欢”成为缓解压力的办法之一。

    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120%。很多人据此以为,旅游业复苏了,消费回来了。但事实上人多了,消费反而降了,五一国内旅游收入1480.56亿元,按此计算,相当于消费540元/人次,比2019年的603元/人次还要低10.4%。这些消费现象显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有着极强消费欲望的民众,口袋里没钱了。

    淄博烧烤火爆侧面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消费出现了集体性的自动降级,作为年轻人以及底层所能承受的低端消费,民众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只愿意花上数千元人民币的小钱进行消费,不愿买车、买楼等大额资本开支。淄博烧烤火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顺应了疫情后民众的艰难日子,主动迎合平民消费心理,营造消费噱头,从而成为热点。淄博烧烤爆火代表了在民生艰难下地摊经济成为民众的选择。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先后修法放宽摆地摊的限制,中国经济正在从走向最高端,被迫倒退至走最低端的方向。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如何评价淄博的烧烤?》吸引了上千万浏览量,1000多个回答。网民“还是不注名好”回答说:“揭示了去掉房租之后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网民“醉七”回答说:“淄博烧烤的走红的底色是一个地方城市的自救和挣扎。”

    网民“奥迪波哥”回答说:“最近刷视频,十个视频九个淄博,一眼望去,尽是心之所向,其实大家奔赴淄博不是为了撸串,只是在世态炎凉的生活中,突然发现有一群温暖的人和一座温暖的城,三年的压抑一下子崩发出来。”

    网民“逍遥子”回答说:“直到自媒体兴起,尤其是抖音,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淄博烧烤的独特形式。再加上三年疫情,把全国人民几乎快憋疯了。淄博烧烤这种独特的形式最符合想象中的烧烤的样子。自由,烟火气。于是,疫情放开后不久,淄博烧烤就突然爆了。”

    网民“人到七十不窜稀”回答说:“淄博烧烤今天面临的突然火爆,其实底层原因上来说,和淄博烧烤当年出现的原因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出现了问题。我们今天说的烧烤,它是平民化、世俗化的。传统菜里,关于如何进行类似烧烤的技法有很多,但都不具备平民和市井属性,它不是那种能让你惬意的光着膀子,穿着拖鞋,和狐朋狗友们边吃边社交的东西。而烧烤的兴起,背后是时代发展,是工人的辛酸泪和汗水。它是工人阶级囿于生计无可奈何的下海再就业;它本身是一种低廉的、平民化饮食,口味从来不是它的第一要素,社交和愉悦感体验才是。”

    作家吴晓波在其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发表文章《淄博烧烤的隐喻》,文章说,任何流行的发生,本质上是一次社会情绪的宣泄。在一开始,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继而构成为当代叙事。淄博烧烤的火爆,并不符合经济学意义上对流行的定义,它既不具有稀缺性,也不属于一种新的发明,更不代表了某种时尚。它的隐喻意义在于,“此时此刻”和平民对自由的表达。

    吴晓波的文章说,在表象上,他们是去吃一顿或几顿烧烤,而在潜意识里,他们是在实现一次放纵和表达,参与一场民主化的小试验。这本是极其卑微的目标,而在当今的中国却又是那么的珍贵。你永远不能低估民众的沉默和“用脚投票”。民智已开的今天,任何口号或宣示,都抵不上一顿自由的烧烤。人们并不需要滥情的“父爱”,而只渴望平等,人们对权力的认同,从来建立在“人不我欺”的共同价值观上。很多年后回望,淄博烧烤的火爆是如此的荒诞,但在“此时此刻”,却是2023年中国的全部真实。

    作者无相君在微信公众号“木蹊说”发表文章《全网赶“烤”,背后无人关注的危机》,文章说,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烧烤虽然有滋味,但对于淄博这个工业城市而言,却是不得已才拿出手的名片。这一点,就连淄博官微的推文都坦言,应该反省了。因为淄博烧烤,说到底还是一种廉价消费,是丽江、大理的平替,是最低成本的自我安慰方式,是典型的小摊贩经济。

    无相君的文章说,小摊贩经济可不是什么中小企业,它一没有复杂的分工体系,二没有智力资本。这种经济不讲究垂直分工,价值链短,是一种低质量的经济扩张方式。很多东南亚、南亚、拉美国家,就是走得这个路子,遍地小摊贩,遍地都是低矮的房屋。这种经济不会带来社会繁荣,也不会拉动有品质的就业。

    无相君的文章认为,很多地方想复制淄博烧烤的成功模式,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且不说这种现象具有偶然性,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淄博模式,真的不值得复制。这就是可能存在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市场经济,似乎缺少了一种长效的、稳定的,可以给人足够预期的东西。为什么“法治”总是在“运动”面前低头?

    作者本所在其微信公众号“张所长”发表文章《千万别去淄博吃烧烤了》,文章说他不会去淄博吃烧烤,并不是跟大家唱反调。我基本上习惯了现在的旅游环境。去淄博吃烧烤,你发现自己真的成了上帝,真的成了被人尊重的人,当你回到现实社会中,难免有心理落差。

    本所的文章说,淄博模式并不能在其他城市复制。因为淄博的爆火具有偶然性,是一场短视频加持下,当地政府,烧烤企业,民众,网红全力打造的短暂的狂欢。这不是真实的社会。身处其中的人,他们也没有能力和精力,长时间保持这种情绪极度紧绷,体能极度透支的工作状态。这让人想起2008年内部流传的一个笑话。当奥运会闭幕式时,罗格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我们决定,下一届奥运会,还在这里举办……主政者们听到这句话,都吓晕了。这种运动式的,举全体之力,给我们奉献的无与伦比的体验,不是常态,也不可能保持下去。别去吃淄博烧烤了。他们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作者王明远在其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发表文章《淄博城市营销成功背后的隐忧》,文章说,淄博现象级流量的背后,就像此前的各种基层创城行动,显然是政府调动全社会资源,举全市之力运筹的结果,淄博最近一个月的喧闹,更像一场大旅游、大接待运动,而不是像北海、乐山、泉州、台州那样的和风细雨,完全基于市场力量的自然引流。所以,淄博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并不是在于它的营销手段多么有创意,烧烤多么好吃,恰恰是发挥了最传统的那一面,即强政府社会的优势。

    王明远的文章说,这种史诗级营销的实质幕后唯一的主角是政府,而不是烧烤店主,也不是美好的食物本身。如果人去政息,政府的支撑资源完全撤离,淄博大概率就会马上回归平静。最近一些年,一个地方突然霸屏走红的现象屡见不鲜,山西、江苏都有很多先例,只不过淄博现象发生在自媒体短视频时代,让大家觉得史无前例而已。这种官方主导的营销的奇异性,更反映在本应该是作为主角的烧烤店主和市民心态上。比如,这几天见诸媒体最多的是,商家或市民“俺不能为淄博丢脸”,“做烧烤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淄博荣誉而战”,此类网民评价“让人感动”、“泪目”的言行。这些显然都不是基于人的本性和市场机制的自觉地、持久的东西,而更接近传统的权力动员机制下的集体主义情绪。这些行为注定了不能持久,并且亦与那些爱吃烧烤的青年人追求自我和自觉的意识相冲突的。

    王明远的文章认为,年轻一代最需要的不是再吃喝,而是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充足表达空间的向往,说走就走的烧烤之旅本身就是这种价值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因为他们对淄博多么喜爱。一个慈父式政府制造的消费现象,只能一时吸引他们,而无法留住他们。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在其微信公众号“卖杏花”发表文章《淄博烧烤摊上,年轻人假装不再忧伤》,文章说,在这个年代,思考是徒劳甚至危险的,假装思考更是费劲儿。那么,要想低成本参与盛世,证明自己活得很好,证明“我们”的城管是不打摊贩的,摊贩是从不偷工减料的,深夜吃地摊是绝对安全的,有关部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去下淄博吃顿烧烤吧。

    孙旭阳的文章说,倒不能说淄博官方刻意打造伪人文景观收割流量。他们看起来也很真诚地想把烧烤做好,在前所未有的流量面前,错失不仅意味着昏聩,更是渎职。拿曾经的工业重镇否定淄博现在支起的烧烤摊,并不公允。产业的没落,足以干掉一万个烧烤摊,但没有一个产业,是被烧烤摊干掉的。不信的话,去郑州富士康厂区附近,看看那些忧伤的烧烤摊吧。

    孙旭阳的文章认为,在眼下的经济形势下,各地政府能抓到什么就尽快抓,哪怕一根羊肉串,撸下来也是几块滋滋冒油的肉。这也是“好客山东欢迎你”被执行得最极致的一次。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当地严防死守,避免青岛的大虾蹦上淄博的摊位,也是必然操作。这是一场商业炒作,一场流量狂欢,一场小当量的地方治理模式探索,更是一场吏治与民心双向奔赴的嘉年华。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宋志标在其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发表文章《淄博烧烤走红是社会荒芜的表现》,文章说,淄博东北化,而社会加速荒芜化。烧烤网红、文旅局长便装等把戏,让一个地方罩上巨大的滤镜,帮助当局的主管部门从文创思维过渡到视频时代。短视频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名义上附和底层生活方式的精明操作,收割底层的注意力,以规模化的欺骗掩盖社会急速荒芜的日常。

    宋志标的文章说,在社会荒芜化的进程中,“烟火气”这个词得以强调几乎是命中注定,带着某种民族性与悲凉感。它的视觉效果相当可观,为荒芜社会提供了老少皆宜的幻觉,同时钝化了城管严控的街头秩序,令人们获得醉酒般的感受,假如霓虹闪烁,缭绕烟雾,亦可人间万象。在不久之前,“烟火气”还是装点管控经济门面的修辞,现如今成为官民共识一样的存在。这种上有念叨、下有回声的修辞共鸣,出人意料地掩盖了“烟火气”这个词所象征的权力俯瞰视角,社会的荒芜化不仅蚕食价值议题,也以不知畏惧的憨态吞噬阶级差异。

    宋志标的文章认为,淄博烧烤走红是非常无聊的事,它既不能真正安慰官方的发展焦虑,也无法减轻大众的生存压力,除非醉生梦死也被定义为积极的生活方式。当然,流量无法为社会的荒芜化负上全部责任,但它在合谋中钝化社会敏感度也是事实,荒芜将警讯紧紧包裹。

  • 中国中产阶级的软弱性与犬儒化生存困境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使得中共的极权体制对社会控制有所松动,企业家、经理人、个体工商户等新兴的社会阶层得以崛起,中产阶级得以迅速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随着维权运动兴盛而崛起,伴随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而获得话语权,现在也随着习近平的新极权时代的控制而走上异化的歧途。

    在2003年开始兴起的维权运动,诉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维护生存权、人身权、环境权、消费者权利、公共参与和治理权等种种公民权利。市场化媒体的兴盛与互联网的发展放大了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和动员力,推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启蒙话语在中国广大中产阶级的传播,产生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要求自己的权益诉求得以伸张,而成为维权运动的支持者、拥护者,维权运动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动员对象,期望借此产生公民社会,成为变革的动力。

    在2010年,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蓬勃兴起,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形成强烈的网聚效应。网络社交媒体去中心化、去权力化的特点扩展了个人话语空间,解构了启蒙话语的精英阶层的单向传播逻辑,为中产阶级争取话语权提供了平台。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网络社交媒体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2010年11月的《新周刊》以“围观改变中国”为题推出封面报道,声称“围观,可能会改变中国,并注定会改变我们自己”。

    “围观改变中国”显示了中产阶级急欲在舆论场获得话语权。中国的中产阶级基于依附或半依附中共的权利控制而获得利益,他们没有整个改变中共的极权体制的能力,也不愿改变整个改变共的极权体制以免失去利益。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渐进改良,形成社会压力,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保障自己的财产、人身安全,获得公共参与的权力。

    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新极权体制粉墨登场。在新极权体制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后,中国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及对体制的依附性也充分暴露。譬如在2016年的“雷洋”事件中,很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固然向外美化和打扮为“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强大的行动能力”,但事实为中产阶级在唇亡齿寒的恐惧中以准精英的姿态向党国请愿,而不是走向街头,走向民众。中国中产阶级走上歧途早有迹可寻。

    近几年来,新极权体制日益固化,中产阶级期望的渐进改良,在安全线内推动社会成为一场幻梦。中产阶级只剩下岁月静好的道德叙事和感情渲染来麻醉自己。而在2022年前几个月的“智商清零、人性清零”的政治性防疫中的一系列事件,把中国中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犬儒生存的困境表露无遗。

    在疫情防控的“入户消杀”事件引起公众愤怒时,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学者童之伟5月8日发出《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是一份典型的中产、精英人士对所认同的体制的建议,转发、传播对象也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在文章被当局全网封杀,社交账户也遭禁言后,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却无视甚至故意忽略了童之伟其后的“立场”。童之伟本人在微信公开声称此文是向中央的“上书”,是在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被别人流传出来的,其后,童之伟又公开声称与央媒记者相谈甚欢,赞赏中央对上海疫情所采取的坚决措施。

    不管童之伟是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表态,起码是媒体和民间“想多了”。童之伟不是维权者,不是自由派,童之伟只是焦大醉骂宁国府,爱体制深所以责体制切,这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犬儒生存状态: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作怒不可扼、仗义执言状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更知道如何不触怒体制和上司。

    中产阶级的犬儒化生存典型代表人物是连岳。连岳曾是自由派名声显赫的“公知”,从由厦门的PX事件时发声,“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连岳的文章),到现在成为中产阶级的收割机,赚足了原始积累,与“反体制”身份切割,吹捧体制,吹捧有钱就是成功的中产阶级犬儒学。

    中产阶级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无力组织、行动,如果忍受不了犬儒生存,就只剩下逃离中国这一条路了,这就是2022年特别是上海疫情后席卷中国的网红字“润”。跑路,到外国去继续岁月静好,而不是以行动改变中国,更莫提曾经的“围观改变中国”了。

    除非,他们遭遇了涉及自己的“人间悲剧”。这就是连清川的故事所能告诉我们的意义了。5月9日,在上海的知名媒体精英连清川发表题为“我没有妈妈了。可是我却不敢回家见她最后一面”的微信文章披露,因上海封城而老家福建莆田坚持不能通融的隔离政策,自己想尽办法也无法在老母亲离世前见她最后一面。作者悲愤之下,直指这个体制灭绝最基本的人性。

    连清川写道,“我本来想做一个孝顺的人,但是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不孝的人。一个体制,如果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它也不配活着。”,“但是今天,我和这个体制有了私仇。公愤要通过公共渠道去宣示,但是私仇,就必须运用个人的所有方法,去复仇。”

    只有遭遇社会主义的铁拳,才能打醒中产阶级的岁月静好。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31日

  • 流氓不可怕,就怕权力流氓化

    2021年10月25日北京市司法局下达京司审【2021】1191号《关于注销蔺其磊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谎称“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报请的《关于注销蔺其磊律师执业证书的审查意见书》,截至2021年8月30日,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已被依法注销满六个月。您未被其他律师事务所聘用。依据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决定注销你的律师执业证书”,同时装模做样另称如对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司法局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及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知名人权律师蔺其磊就这样被中共当局轻描淡写、非法却又“合法”地终结了律师生涯。

    在瑞凯所被中共北京市司法局非法注销之前十个月,2021年1月4日,蔺其磊律师于2009年发起设立并担任主任的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已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未参加2020年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为由非法注销,司法局亦假模假式地声称如对注销决定不服可向通州区法院起诉。

    自20118年6月起,北京市司法局及其下属的朝阳区司法局即以各种流氓、无赖理由拒不对瑞凯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全体律师进行所谓的年度考核(俗称“年检”),致使瑞凯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律师无法正常执业,尽管这种考核完全是非法的,因为中共司法部曾明确书面答复程海律师这种年检并不是对律师执业证书继续有效的确认,不参加年检并不影响律师继续执业,但中共公检法司(含监狱)等部门事实上却总是以未参加年检、律师执业证书未加盖司法局的年检印章为由拒绝接收当事人对律师的委托手续。

    在非法注销瑞凯律师事务所之前,中共司法局、主要是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曾多次无理要求蔺其磊律师主动注销瑞凯律师事务所,并许诺蔺其磊律师本人和瑞凯所其他律师均可转往北京其他律所执业。司法局的这一非法要求理所当然地被蔺其磊律师拒绝,中共北京市司法局遂于1月初单方面非法强行注销了瑞凯律师事务所。

    1月初,蔺其磊律师收到注销瑞凯所的决定后当即向通州区法院对中共北京市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搞笑的是,通州区法院收到并且拆封了诉状,却又将诉状重新打包退寄给了蔺其磊律师。

    流氓,真流氓啊,真正的权力流氓啊!国际主流社会称北韩等国为流氓国家(rogue state),通州区法院以及北京市司法局、朝阳区司法局也堪称流氓局、流氓院(rogue bureau,rogue court),流氓权力的本性原来到处都是一样一样的啊!

    有了前一次为瑞凯所被非法注销、起诉流氓局而被流氓院以流氓手段退回诉状的荒诞经历,不知蔺其磊律师还有无心气再跟流氓法院和流氓局玩一次捉猫猫的死循环游戏?网传蔺其磊律师已蓄发明志,对中共司法流氓局和流氓院进行无声的抗议,并启用别名“初心”,寓意对中共的法律彻底丧失了最初的信心。未知“初心”之名会否被中共认定为寻衅滋事?

    大陆民间有言“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有文化也不可怕,最怕流氓权力化,最怕权力流氓化。当今流氓权力化和权力流氓化的巅峰是北韩金三胖家天下,而中国古代流氓权力化的第一个代表是刘邦,这货不仅往知识分子的帽子里撒尿,在项羽要烹煮刘邦他亲爹时,更居然笑嘻嘻地说“你尽管煮吧,煮好了分我一碗羹”,差点把项羽气得发疯又大笑;另一个权力流氓化的祖师爷是土包子和尚皇帝朱元璋,早年饱受欺凌,尝尽世间冷漠,导致心理变态,一生挖空心思屠杀功臣、梃杖百官,密织特务网络,侦缉人民、窥探大小臣工,使得大明成为中国最劣质的封建皇朝。

    尽管一定还会被流氓院退回诉状,我们还是建议蔺其磊律师再次起诉流氓局,多给流氓法院流氓局留下一笔历史负债,以供后人了解21世纪二十年代中共自吹的最好的法治、最好的民主的庐山真面目。

    以搞笑的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律所聘用之非法而“合法”理由注销人权(维权)律师的执业证书,是“709”大抓捕后中共流氓局迫害人权(维权)律师的标配手法。2018年8月9日,北京市司法流氓局以这一非法的“合法”理由注销了程海律师的执业证书,而程海律师当年7月30日已与北京良知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用合同,可门头沟区司法流氓局在收到程海律师的调动申请后,竟厚颜无耻地腆着屁脸要求程海律师撤回申请;2019年6月14日,北京市司法流氓局以这一理由非法注销了刘晓原律师的执业证书,而在注销之前流氓局竟无耻地在网络调动申请程序上施以无赖手法,使得刘晓原律师无法启动网络申请程序。上海彭永和、北京王宇等人权律师也都自主联系了律师事务所,却均被流氓局暗中对拟聘用他们的律所进行恐吓,致使他们六个月内被无律所接收,蔺其磊律师原本也能自主联系并转往北京的律所,可北京市、朝阳区两级司法流氓局却横加阻挠,于是三位律均以同一非法而“合法”的理由被流氓局们注销了执业证书。除注销执业证书外,山东李金星、袭祥栋,四川卢思位,河南任全牛等人权律师更被流氓局们罗织罪状吊销了执业证书,当然更是复议、申诉无门,李金星律师向“709”大抓捕发起者、而今已成阶下囚的傅政华所把持的中共司法流氓部提起复议,流氓部竟堂而皇之地拒不回复,卢思维律师向成都的流氓法院对四川司法流氓厅提起诉讼,流氓院不仅拒不受理,其法警甚至更对卢思维律师动起手来。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权力,就怕权力流氓化啊!

    这,就是中共自吹自擂的最好的法治和民主!

    中共流氓法院和流氓司法局的流氓本性与刘邦、朱元璋、北韩金三胖相比,谁更胜一筹呢?

    中共当局各权力部门不仅在内部对人民大耍流氓,对律师大耍流氓,对数千万访民大耍流氓,对许章润教授等知识精英大耍流氓,对整个民间社会大耍流氓,把合法行使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女律师张展关进监狱,把披露武汉肺炎疫情真相的市民方斌强迫失踪,而且还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在国际社会大耍流氓,如外交流氓部以华春莹大妈为首的男女战狼发言人们对国际媒体撒起谎来无不胸有成竹—华大妈面不改色心不跳,尽管难掩内心虚弱、不由自主地眨巴着俩眼;男战狼耿爽在联大会议上撒谎竟至各国使节纷纷“败退”,却仍能故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状,面对仅剩他一个的空荡荡大厅和满屋空气唾沫横飞、自娱自嗨。

    服不服?真服!不服不行啊!

    对中共及其权力的流氓本性,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了!中国民间各界,数千万底层访民,该放弃对中共的幻想了;国际主流社会需要痛彻思考该如何迎击中共的公然挑衅,不能继续听之任之了。否则,整个国际民主法治社会,欧洲、北美、澳洲、亚洲日韩等国,将铸下难以逆转的历史性错误,欧美各国对纳粹德国绥靖、导致二战灾难的一幕恐将重演,勿谓言之不预也!

  • 新条例为构建北韩化局域网再添新砖

    2021年11月14日,中共国家网信办发布了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三条对“数据跨境安全网关”(即俗称的“墙”)作出了具体的定义,并明确禁止“翻墙”。而第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等等多条对“违法翻墙”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从这些条规看到,中共正加大严酷打压通过互联网冲破防火墙即“翻墙”来获取信息,着力借鉴北韩金氏王朝严控信息的统治宝典,努力促成去互联网化,加速打造中国局域网的图谋。

    《条例》开宗明义“第一条为了规范网络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保护个人、组织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

    众所周知,此中所谓“维护国家安全”其实是维护政权安全,也就是维护中共极权统治的安全。至于其中提到的所谓“保护个人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那纯粹是欺世盗名,因为通篇只有对个人获取信息的限制,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出台这种条例本身就是对公民权益的侵犯,还竟言保护。

    《条例》中对个人及组织获取与传输网络数据列出了种种明细禁制,严控个人及组织与境外网络交流,并将这种互联网交流纳入了官方审批范围,也就是说公民上网获取信息与交流信息将被设置准入程序,需要得到备案审批。如此公民信息获取、知情权、交流权、参与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等等基本人权,事实上已经被剥夺殆尽。

    《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建立数据跨境安全网关,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予以阻断传播。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提供用于穿透、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的程序、工具、线路等,不得为穿透、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技术支持、传播推广、支付结算、应用下载等服务。

    本条规定将多年来中共一直面对世界质问信息封锁而遮遮掩掩的防火墙,通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表述出来,承认网络管控的存在与严密。条规明确禁止个人与组织提供穿透网关,即“翻墙”的软件工具与服务,为长期来不断强化打压全国各地上网翻墙人士提供起明确的法规,给各地执法封锁与镇压获取外网信息人员递刀发枪,为进一步掀起全国严打网络“翻墙”运动而提供法条支持。

    《条例》中第六十六条个人和组织违反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其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六十七条互联网平台运营者违反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八条互联网平台运营者违反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其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六十九条互联网平台运营者违反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条数据处理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上一些条规明确列出了对个人与组织提供翻墙穿透相关服务及获取与传输交流数据的处罚,其中从罚款,到停业吊证,到定罪,显示着中共打击获取外网信息及与境外交流信息的严酷手段。暴露着中共恐惧、防范公民了解获取更多真实信息的阴暗心态。

    《条例》中第七十二条(十一)数据跨境安全网关是指阻断访问境外反动网站和有害信息、防止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管控跨境网络数据传输、防范侦查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重要安全基础设施。(十二)公共信息是指数据处理者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具有公共传播特性的信息。包括公开发布信息、可转发信息、无明确接收人信息等。

    本条规将网关与数据信息作了解释说明,让人看到《条例》禁止的广泛性与日常性,即公民今后上网任何信息交流都随时可能面临被处罚,而意欲了解更多真相的网络搜集材料也随时面临以“翻墙罪”入刑。

    从本次《条例》有关条规可以看到,中共当局苦心孤诣要封锁互联网,要将中国出离于世界互联网之外,要严控公民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流联系。中共当局这种行径是不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也违反中国宪法,是与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相背,必将为历史前进所淘汰。

    民生观察 2021年11月20日

  • 修改选举制度推动香港大陆化再进一步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于3月11日,以2895票赞成,1票弃权,没有反对票,表决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清洗香港民主力量,阻绝香港民意民声表达,促进香港大陆中共极权化统治再进一步。

    该《决定》共有九条,其中重点是明确宣示“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在中共以党代国的事实上,所谓的爱国就是拥护中共极权统治。以爱国者治港就是用中共极权维护者治港,清洗原来香港现代民主人士就成为本次选举修改的主旨之一。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等五个界别共1500名委员组成。”香港的选举委员会此前由1200名成员组成,主要功能是提名并选出特首候选人。成员来自四大界别,每个界别300名选举委员,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以及政界人士。根据决定,新增加的第五界别将由香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组成。

    决定还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不少于188名委员联合提名,且上述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会以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行政长官候任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此前选举委员会的大量成员是亲中共极权统治的建制人士,特首选举事实就是中共任命。而本次决定出台后,选举改革将进一步通过程序来确定中共极权操控合规。

    决定还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健全和完善有关资格审查制度机制,确保候选人资格符合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设立中共操控的选举审查委员会,事实使香港选举经过大陆的政审,类同于大陆过往中共熟练操弄的制造傀儡举手选举机制。

    决定又规定“香港立法会议员每届90人,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选举产生。”原本立法会共70议席,分为35席地区直选,35席功能组别。功能组别中包括5席“超级区议员”席位,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参选,由没有其他功能界别投票权的选民选出的,被视为直选议席的一种;其他席位则由建制派占优势。在原有机制下,民主派如果能得到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将在立法会构成“关键少数”,有能力推翻当局想要推行的有巨大争议的议案。而增加席位则意味着,降低了直选的比例。

    决议中如上种种规定虽然假借汉语包装,仍掩盖不住要将香港过往保持的公民选举权剥夺,要使香港过往一切选举制度变成中共极权统治的大陆选举,使香港选举成为一种欺骗世界的道具。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穷尽心计来修改香港选举,原因就是为了消灭一切映照出极权邪恶本质的人类现代文明元素,以维护极权统治千秋永固。

    外界揣测本次修改香港选举制是因为香港2019年来的反送中条例大抗议激怒了中共,事实远不是如此。因为中共极权集团以人类文明为敌,对人类现代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公平、正义、尊严等等普世价值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安。而香港在百年英国治理下,浸染滋长起了现代文明元素,这些元素被中共极权团伙视同对自身统治的威胁,以致从收复香港之日始便设计进行铲除,为此中共二十几年来持续不断对香港进行修法,修改23条,修改教课书,直至修改送中条例等等尝试,只是因为遭遇香港民众的激烈反抗,才表面作出搁置,而暗地里却一直没有放弃彻底消灭香港现代文明成份的图谋。最后在2020年5月悍然出台香港《国安法》,直到今天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事实是中共蓄谋以久的计划。纵然没有2019年香港反送中,今天或者明天,甚至是昨天,中共必然会出台剿灭香港民主力量的各种法规政策。因为香港大陆极权化是中共既定国策,从中共收复香港之日始,甚至是图谋收复香港之日始,便已设定。

    中共极权集团今天通过《决定》剥夺香港民众选举权、参政权、议政权、监督权等等基本人权,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中共极权统治稳固。而随着中共极权集团日益强大,世界现代文明必将遭受今天香港的命运,对此世界应该保持警惕。所以,当此中共极权集团进一步使香港大陆化之际,世界应该本着捍卫一道阻止中共极权侵袭世界文明的防线的义务,坚决反对中共极权对香港选举制的修改,对香港基本人权的侵害。

    民生观察 2021年3月12日

  • 判刑香港三君子是香港大陆化的又一罪证

    12月2日,中共掌控下的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对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成员周庭及前主席林朗彦被指于去年6月参与包围香港警察总部,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作出判决,三人即时监禁:黄之锋:13.5个月,周庭:10个月,林朗彦:7个月。这是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后,废弃一国两制,消灭香港司法独立,使香港大陆极权化的又一践踏人权与法治的铁证。

    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君子被判刑案件,与2019年6月21日香港数以万计示威者聚集在香港警察总部外抗议有关。该案于2020年11月23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三人对自己所行坦承相认,随后三人被监禁。法院决定于12月2日宣判。

    在当日开庭前,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香港未来表达了各自的期待、忧虑与不安。周庭在开庭前说:“虽然我对诸多未知的未来,包括马上的判决,会有诸多不安,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有许多比我们牺牲更多的‘手足’们,也许正面对着更困难的处境。”林朗彦说:“我相信无论是香港市民的亲眼见闻,还是国际专家所言,都显示出香港警察的合法性已完全崩溃。包围警总(警察总部)到底是罪案还是伸张正义,争取民主的必要之举,我相信香港人心里早有答案。”黄之锋说:“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

    现年24岁的黄之锋,26岁的林朗彦,以及刚满24周岁的周庭均为前中学生社会运动组织“学民思潮”成员,“学民思潮”解散后一同过渡至政治团体“香港众志”,直到今年6月30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香港国安法》,“香港众志”宣布解散为止。当时林朗彦是该政团的主席,黄之锋则是秘书长。

    黄之锋与林朗彦曾因香港的其他示威案件被过判刑,周庭则是首次被定罪,她在今年8月与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被指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另案拘捕。黄之锋与周庭刚于今年大学本科毕业,尚未出席毕业典礼。

    2019年香港民众掀起了反送中抗议运动,三人被判刑的这起案件发生前,多个网上团体向港府定出2019年6月20日傍晚为最后期限,要求撤销《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释放并撤销起诉此前被捕之示威者、收回港府对6月12日警民冲突之“暴动”定性,并追究冲突期间警员涉嫌滥用暴力与滥权的行为。但港府在中共强硬操控与施压下拒绝作出回应。结果民众于6月21日前往警署抗议。

    香港警方于2019年8月底逮捕周庭与黄之锋,林朗彦则于9月初返回香港入境时被捕。警方当时起诉黄之锋“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起诉周庭“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起诉林朗彦“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

    案件于今年7月6日提讯时,周庭认罪,其余两人不认罪。裁判官于8月确定在11月23日开审,开庭前黄之锋、林朗彥与律师面谈后承认港府指控。

    中共大陆官方一直将黄之锋、周庭、林朗彥等等参与香港民众反送中抗议运动人士污称为“乱港份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强行推出《国安法》后,严酷镇压香港民众,将要求香港民主与自治的社会活动人士纷纷拘押,现在又将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君子投监。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统治,意欲将香港沿袭英国的民主、法治、人权等等现代文明元素铲除由来已久,中共党首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强力推行香港的大陆化,不仅先将送中条例予以修订,在遭致香港民众激烈反对后,不思改正而变本加厉,强推出了自食一国两制承诺及毁灭香港法治民主的《国安法》,将香港彻底大陆极权化。并以此为据而展开对香港社会致力推进民主法治人士的大清洗、大镇压,使香港民众回到大陆的奴役地位。

    今天,中共在强推《国安法》背景下操控香港司法而对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人的判刑,向世界揭示着中共践踏人权,毁弃香港一国两制,消灭香港司法独立,使香港执法完全听命中共极权集团的实质。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如此公然挑衅人类文明,践踏公民宪法权利,忤逆人类法治民主历史潮流的行径,必将遭到文明世界的唾弃,必将遭致历史发展规律的惩罚。因此,民生观察在此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释放黄之锋、周庭、林朗彥等等香港社会活动人士,尊重香港民意,还香港以民主与法治!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2日

  • 中共拘押黎智英等人为香港极权化清道

    据媒体报道,8月10日,中共当局指使港警国安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国安法为名,拘押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其两儿子黎见恩及黎耀恩、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黄伟强及吴达光等7人,还逮捕了“香港故事”组织成员李宇轩及前“学运思潮”成员李宗泽,最后在晚上拘押了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女士。一天共逮捕10名捍卫香港自由人士,引起世界震惊。

    中共当局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一个多月后,忽然如此大肆抓捕一年来各界参与抗议反送中条例而捍卫香港法治、民主与自由的代表性人物,原因除了报复国际社会对中共践踏人权的制裁外,还有就是要为中共极权统治彻底赤化香港而清道。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由来以维护其极权稳固为最高宗旨,而极权意识来到人间,就与人类积累的一切法治、民主、文明、人权、自由、平等、尊严等等普世价值水火难容、不共戴天。极权要想存续,消灭普世文明价值就成为必需条件。于是铲除一切文明元素成为极权维护自身生存的自然选项。香港回归后,因为带着曾经英属文明的法治、自由、人权元素,而严惩威胁着中共极权统治延续,所以设法剿灭香港这些现代文明价值,将共产极权彻底移植到香港,就成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梦寐以求的目标。

    中共极权统治将香港极权化,可以说从收回那天开始就在努力,虽然曾经在修改23条,修改教课书,直至送中条例上,屡屡遭遇香港民众的以死抗争,而最终不了了之。但中共极权当局从来没有放弃对香港极权化努力,今年以来,借着将武汉瘟疫蔓延世界,文明世界忙于抗疫而无暇他顾之际,中共当局悍然推出香港《国安法》,赤裸裸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将极权统治套现在香港头上。

    港版国安法出台所引发香港民众的誓死抵抗与文明世界的群起制裁,中共当局不仅没有反思悔改,相反变本加厉,一意孤行,在香港大肆拘捕迫害一切追求现代文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人士,将自身罪恶而招致的困局嫁祸于黎智英、周庭等等民主人士身上,企图通过严酷镇压,来达成震慑港人,要挟世界,为极权香港化清道的目的。于是在10日发起疯狂逮捕民主人士行动。从本次被逮捕民主人士代表性人物黎智英先生的简历可以看出中共极权当局对香港追求自由民主人士的仇恨与报复。

    黎智英(英语:Jimmy Lai Chee-ying,1948年12月8日-),香港企业家,佐丹奴、香港苹果日报、壹传媒创办人。生于中华民国广州市,祖籍广东顺德,现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中共《人民日报》称他为“祸港四人帮”之首。

    黎智英7岁时家里的大人四散,父亲去了香港,两个姐姐和哥哥在读高中和大学时都被调派到不同的地方,很少回家,而母亲被关起来劳动改造。家里只剩下他、孪生的妹妹和轻微智障的姐姐。他们三个小孩子除了邻居偶尔照顾,几乎自生自灭。开始时,他们依靠变卖家里的烂铜烂铁来换取一些生活费,挣不到钱时只好捱饿。后来,一个卖黑市的大婶到他通灵道的家中找他去火车站帮旅客搬行李挣小费,而他也试过卖其他东西。之后,他妈妈劳改放了出来,他仍在做,因家里需要他挣钱,直到十二岁偷渡去香港为止。

    根据其著作《我是黎智英》的自述:“解放后,父亲叛逃香港,家财散尽,母亲也遭批斗送去劳改,8、9岁就要赚钱养活自己和姐妹。曾经替一名香港旅客搬运行李,但是他没有赏钱,只给一块由香港带来的巧克力,由于从未见、食过,放入口后,觉得是天下间最美味的巧克力。我心想,这是香港人,巧克力必来自香港,香港必是人间天堂,所以我也应该去香港了!”

    1960年,他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后白手兴家。黎智英于12岁时只身携带1元港元经澳门偷渡到香港当黑工,其最初月薪为3美元。16岁那年,他在红磡一家做假发的工厂当小职员,主要负责对外物料交收和车间生产收发的工作。

    后来,受人启发努力读书,曾经当过销售经理;但因公司对其记过处分一次,下定决心自己创业。他虽只有小学学历,但依靠自学说得一口流利英文,又在投资股票上获利丰厚,并于1981年,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

    1990年,黎智英决定将持有的佐丹奴股权出售,在香港创办壹传媒集团,创办《壹周刊》。

    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日发行量曾超过70万份,当时其财富已逾5亿美元。

    1999年6月,创办线上零售“苹果速销”(adMart),被投诉售卖过期水货,最后因亏损10亿港币而结业(新台币40亿元)。

    2001年,将其传媒事业扩展至台湾媒体市场,创办台湾《壹周刊》。

    2003年5月,创办台湾《苹果日报》,并将香港的八卦风与狗仔队文化带入台湾。

    2008年10月,辞壹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职务,留任董事会主席。

    2009年起,在台湾筹办壹电视,经多次申请执照,于2010年12月28日正式开播。

    2009年,成功申请中华民国身份证,获取中华民国国籍。

    2013年3月,在台湾壹传媒卖盘案派生反媒体垄断运动后,表示不会再出售台湾《苹果日报》与台湾《壹周刊》等平面媒体。

    2014年5月1日起再兼任香港《苹果日报》社长。12月11日,因参与雨伞革命、占领中环运动遭警方逮捕,自行辞去香港《苹果日报》社长一职;同年12月14日,宣布辞去壹传媒集团董事会主席及运行董事职务。

    2015年4月,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黎智英多年来一直是泛民主派主流政党的主要政治捐款者,2009年,黎智英的捐款更占民主党非会员捐款的99%,占公民党的68.2%。于2010年2月“五区公投”事件期间,黎智英分别给予公民党和社民连各100万港元。民主党及公民党均表示因为隐私所以不会披露捐款人的身份,又称不接受有条件的捐款,所以没有被操控的问题,而陈日君则承认获捐2,000万元。

    黎智英说六四事件对他个人与事业影响深远,没有六四就没有《壹周刊》和《苹果日报》。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黎智英认识了香港民主党元老李柱铭;90年代,黎智英称因其于六四事件的致力参与,特别在一封公开信尖锐批评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后,佐丹奴所有位于中国内地的业务遭北京政府封杀,黎智英被逼将手头上所有股份全部低价售出,自此专注发展传媒事业。黎智英与香港民主派关系密切,其下壹传媒、《壹周刊》、《苹果日报》经常批评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和建制派社团。

    2007年,香港电台电视节目《传媒春秋》访问黎智英关于办报、民主的看法,节目中黎声言其身家丰厚几乎再无所求,唯一希望是不做契弟(奴才),他又谓:“如果为生意才支持民主,这便是一场交易,这场交易早已卖出了。”

    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后,黎智英表示:“我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我爱我的祖国!不幸的是,我的祖国被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统治”。他高调赞扬特朗普是“有信用”的人,“非常希望”特朗普能在今个周末实施制裁,认为:“外界的支持也就是国际间的影响,绝对是我们唯一的救赎,我认为如果美国能给予我们强力的援助,其他国家也将会跟进,美国必须起带头作用。”

    2020年2月28日7点左右,黎智英被以2019年参与反送中集会被警方逮捕。并带往九龙城警署调查。不久获得保释。

    2020年7月13日黎智英等13人被控涉煽惑非法集结押后至9月15日再讯。最后在8月10日再度遭遇警方逮捕。

    黎智英曾表示:“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所得一切都归功于香港之自由,如今感恩得以以生命回报自由。”可见,黎智英为了香港自由,已作出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

    黎智英先生几十年的奋斗经历,谱写了一个爱港爱国追求自由民主良心企业家的光辉人生。然而,这样的具有现代文明价值追求的企业家传媒家却成为中共仇恨镇压的对象,这力证了中共当局决心清除香港存在的一切现代文明元素,为香港极权化清除路障的阴谋。因此,可以肯定,随着黎智英等等民主人士被逮捕镇压,中共将在香港持续掀起野蛮的追剿一切民主人士的狂潮。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对香港民主人士的疯狂逮捕镇压,是假借国安法,公然背弃《中英联合声明》及一国两制承诺,是公然践踏人权,挑衅人类文明底线。所以理应受到文明世界的严正谴责与坚决反击!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11日

  • 湖北钟祥私企半夜遭强拆 丈夫光天化日下被打伤妻子被拘

    私营企业业主卢朝旺“朝旺装饰”门店在钟祥市横埂北街41号,门口是金汉江大路,自从2012年7月市政府打着启动街心花园项目建设的旗号开始征地工作以来,恶梦伴随而来,三年多来,卢朝旺的公司先是被逼“税收检查”,被村主任带人打伤父亲,企业被逼停业,下水道被堵死淹没,水电设施被切断,半夜被投进的砖块砸蒙,公司里的十余万元设备及不锈钢材料设备被偷盗,一次次地到郢中派出所报案无果,其妻子五次上访北京被绑架回钟祥。钟祥市所作所为的目的只有一个:逼迁。因为“朝旺装饰”在大道边上,寸土寸金。逼迁无效,采取更为劣、更为疯狂的手段:于2014年5月11日半夜动用挖掘机将后院的房子推倒一半,向郢中派出所报案仍然无结果;9月29上午十点半,卢朝旺光天化日之下被十余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扑上来强行拦车用钢管木棍打伤,脑袋被打肿,吐血不止,向派出所报案查不到街区专业的监控视频录像,报案八天来无说法,其妻子王梅10月1日上访北京“被失踪”,失去联系七天得到派出所的消息:人已被押回拘禁。
     
    一、村主任带领社会闲杂人员干扰企业生产,动手将老父亲手指打骨折
     
    1998年,子胥台社区按政策批给卢朝旺台基两个,地理位置在郢中东环路边一处烂泥坑,谁都不曾想到,几年后金汉江大道从其门口经过,卢将两个台基的实际516平方米盖成门面房和厂房加工,依靠勤奋努力办起不锈钢装饰公司,并号召了两个亲友入股办起私营企业,聘请了五六个工人,取得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由于公司迎路面且不出房租费,物美价廉,生意越做越红火。每年都能实现二十余万元收入。
     
    不曾想到政府早就在打主意,美其名曰“街心花园”,其实是开发利用金汉江以北的整块土地“另有图谋”。2012年6月7号,社区送达无公章、无标题、无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表”;6月8号,社区送达一份无公章的、落款为钟祥市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的“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6月9号社区工作人员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不间断地骚扰,砸车砸窗户大吼大叫,6月30号开始干扰公司正常生产经营,7月30号,社区谢某带了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去骚扰生产,卢朝旺的十八岁女儿站在一旁拍照,几个闲杂人员冲上前将相机抢夺,并粗暴地要删除拍照内容,王梅母女上前索要相机被揪打,手指被横眉怒目地年轻人抓伤,卢朝旺七十多岁的老父上前论理索要相机,一伙年轻人凶神恶煞地推打老人,民将老人打伤,手指打骨折。卢向110报警,警察来后退给相机,但相机里的照片和视频被粗暴的删除了,警察尚未给一个说法就离开了。卢父住院治疗一个星期无人理睬,二千多元医疗费无人报销。
     
    二、一切流氓手段用尽,逼迫弃家租房
     
    为了达到逼迫卢朝旺不能做生意,不能经营,他们一面派出流氓恶势力骚扰、阻止工人施工做事,另一方面,他们采取了更为流氓的措施:非法停水停电,将架往卢朝旺公司的电源切断,将自来水切断,卢找电力部门和自来水公司,无人理睬,造成公司无法正常运转,卢无奈之下关门。一技得逞,钟祥政府变本加厉,安排铲车将卢的公司门口三个流水孔下水道挖土堵死。卢的后院是生活区,每天只能趟齐膝盖深的脏水进出做饭,由于身靠污染企业——金汉江公司,该公司流出的有毒废水浸染到人的身上就发痒、接触时间长了就疡烂,结果,每天只能穿着水靴趟水进出吃饭睡觉,后来,干脆搬到房顶上睡觉,尽管如此,他们步步紧逼,隔三叉五的向窗口投掷石块,面向街面的窗户玻璃被半夜砸碎,玻璃砸烂后,经常半夜飞进来几块石块,卢父好几次险些被飞进来的石头砸破头。一家人就这样提心吊胆,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向派出所报警,警察登个记后就无音讯,更无结果。不得已,只好放弃公司租房租住,关门躲祸。
     
    关门几天,又发生了被盗事件,其电焊机、汽泵、空调等价值4万多元的安装设备、价值4万多元的不锈钢管等室内装饰材料、价值数千元的被套、电视机等物品被盗,到郢中派出所报警,警察照样登个记,但就是没结果。
     
    一切流氓手段做绝、游戏做尽之后,2012年12月底,子胥台居委会送达钟祥市政府钟政补[2012]1号文件《钟祥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这个决定书除了承认卢朝旺办有两宗土地使用登记手续外,承认其建筑面积221、7平方米、经营门面84、14平方米,依照他们的说法,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补偿给予423245元。值得玩味的是,文件承认与被补偿人卢朝旺、王梅“在规定的期限内经协商未能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对此情况,卢朝旺家人说,我们不要补偿,我们要生存,孩子得读书,老人得赡养,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求给我们盖同样的一个公司的房子做生意,这不为过吧!但他们说办不到。他们补偿我们四十二万元,不说我们公司面朝大路的门面房做生意,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即使不是这个路段,我们也有权提出相同的补偿。我们土地实际面积五百多平方米,房屋二百四十多平方米,他们补偿四十二万元能做什么?再说:他们除了骚扰威胁利诱,就是拳脚相向,除了拳脚相向,就是野蛮的断电断水、堵塞下水道、价值十余万财产被盗不能破案,他们为我们弱势群体着想了吗?他们用这些不文明的手段要求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如何能够屈服?
     
    三、光天化日之下行车路上被黑社会拦路打伤,妻子北京上访被失踪
     
    由于不同意补偿42万元的单方面决定,卢朝旺一家人每天受到电话骚扰、威胁,无处安身,每天过着藏头露尾的日子,2014年5月12日早上,卢朝旺一家人发现“朝旺装饰”后院的房子被挖踏一半,原来,拆迁办逞着房子里无法住人,卢家人躲开去了,于11号半夜动用挖掘机将公司后院的房子铲倒了(如图)。我们向郢中派出所报警后,四个多月来无音讯。
     
    他们的淫威还在继续。2014年9月29日上午十点半,卢朝旺开着皮卡车行驶原广源饼干厂巷子,光天化日之下被十余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突然扑面而来强行拦车,卢朝旺莫明其妙地停下车才发现情况不妙,这些年轻人拦住卢后二话不说,拉开车门就打就砸,使用钢管木棍向驾驶室内的卢朝旺猛砸,车被砸碎,卢的头部、膝盖、背部被钢管木棍捅破,吐血不止,其面颊被打肿、胸脯、膝盖、后背多处软硬件被钢管木棍捅破,血流如注,卢朝旺跟他们无冤无仇,一个都不认识,那些打人的流氓恶势力将卢打伤后向反方向大摇大摆地离去,卢和妻子到派出所报案,由于每个社区的路段都有监控视频,广源路段有三四个监控视频,卢妻和派出所人员查看视频,仅两个小时时间,唯独查不到该路段的监控视频录像。立案后,报案八天来“无线索”,更无结果;其妻子王梅10月1日上访北京“被失踪”,失去联系七天后,10月8日,卢朝旺接派出所通知,称其妻被荆门有关部门带到某地监禁着,卢至今没查到妻子的下落。
     
    钟娜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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