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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1年6月15日消息】2021年6月13日，南京访民吴菊芳出门遭南京玄武区新街口街道雇佣人员跟踪监视，吴菊芳当场报警，警察出警了解后，认为是政府行为不予受理，气愤不已的吴菊芳，当场声讨玄武区政府腐败分子的违法行为，以及淮海路派出所警察的不作为行为。

“访民”是一群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讨要公平正义、不断受到权力机关各种迫害的特殊公民，政府称之为“访民”。

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综治办蒋书余、程洪峰、陈亮等人，长期高价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团伙及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共同非法在“访民”吴菊芳家门口监视、跟踪、窥探并且拍照上传；在吴菊芳住所安装窃听器、监控摄像头，破坏吴菊芳居住安宁。

2021年6月13日，伍和云、梅芬一路跟踪吴菊芳到南京市新街口的中央商场，吴菊芳认为俩人尾随跟踪的行为，侵犯了她的隐私权、人格权，涉嫌违法。于是拨打110报警，南京市新街口淮海路派出所出警，将伍和云、梅芬两人带到了派出所，俩人跟警察说是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综治办蒋书余、程洪峰、陈亮等人安排她们做的，并说吴菊芳是“访民”，于是警察立即说是政府行为不受理。

吴菊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认为只有公安机关可以监控跟踪，任何其他人、其他机关，包括综治办是没有这个职能和这个权力的。因此，蒋书余、程洪峰、陈亮等人安排伍和云、梅芬跟踪、尾随吴菊芳的行为就涉嫌违法，淮海路派出所包庇政府腐败分子不受理，吴菊芳气愤不已，当场声讨南京市玄武区政府腐败分子的违法行为，声讨淮海路派出所警察不作为行为。

2010年，吴菊芳位于南京长江大桥周边的合法房屋被南京市鼓楼区政府违法侵占。（2014）宁行复第3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政府违法并责令六十日内协商赔偿。政府一方面拒不履行赔偿法定义务，另一方面不断对吴菊芳采取各种非法手段：私设黑监狱关押、守家门口、跟踪尾随、偷拍，只解决人，不解决事。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0条、第108条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的嫌疑人，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报案或者举报，公安机关、检察院应当接受。吴菊芳公开举报政府腐败分子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警方却不受理。吴菊芳请求大家关注！

吴菊芳电话：13002593166

2021年2月3日，我给徐州市看守所打电话，问余文生律师有没有被投入监狱？徐州市看守所说，已经被投走了，但是不告诉投到哪个监狱了。许艳经过一下午，多个地方打电话，最后在下班点前，确定余文生被投到了1045公里外的南京监狱。那么多国际部门和人士的帮助，中国司法还是没有把余文生投到他的户口所在地北京的监狱。听到这个消息，我伤心的哭了，同时也决定立即去南京监狱要求探视余文生。

2月4日，许艳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到达南京监狱现场，要求探视余文生。南京监狱先是以疫情为由不让探视，我的表示是，疫情可以通过核酸检测和其他方式防范。南京监狱，同样以考虑保障疫情安全，2个月安排探视一次，我的表示是，如果没有法律规定，那就依据监狱法一月探视一次，疫情的安全，同样可以用多种配合防护的方式去做，而不是剥夺家属的法律探视权。

因为我是3日夜里2点买的火车票，4日早晨，中午都没有吃饭，我累的也不管形象了，直接坐在南京监狱门口马路边上等，我决心一定要探视到，因为我已经3年没有见到余文生了，如果以疫情为由继续阻止，那我有可能未来一直都探视不到。

后来，南京监狱的警察让我一人到办公区，经过约3个小时的谈话，确定2月5日上午同意余文生和我视频会见。期间，因为这天是春节中的小年，警察知道我一直没有吃饭，就把他们的工作餐给我订了一份，回去前并让我带一份饭给我一起去的朋友。3小时期间，南京监狱的警察对我很好，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幼稚还是他们的工作到位，把我因为余文生没被调到北京监狱的火熄了一些。

2月5日，3名警察和许艳，从南京监狱大门口，穿上标准的医务防护服，戴上防护镜，带着口罩，测体温，健康码，行程码，鞋底消毒，进入南京监狱会见区，之前看到有运货车进入南京监狱前，对车进行喷雾式消杀。南京监狱对疫情防控做的确实挺重视和到位！

2月5日上午9:30-10点，警察联系好视频连线，让余文生和许艳，会见了30分钟。这是余文生律师被投到监狱后，在南京监狱的第一次探视，也是继2021年1月14日徐州市看守所视频会见一次后的，被关押3年来的第二次会见。

电脑里的余文生律师也穿着防护服，带着口罩，背后坐着2个人，也穿着防护服。我们露个眼睛，我的防护镜里还有热气，看东西不太清楚。

我坐下后，没有说话，余文生在对面先对我喊：老婆。一会，又连续喊了两声老婆，也不说别的话，语气自然平静，不急不忙。我又忍不住的开始说话了，我怕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除了听他喊老婆，什么别的话没听到，这北京至南京，往返2000多公里的路程，只为这30分钟探视，多么珍贵的时间啊！

我先告诉他，我2月3日知道他被投到南京监狱，2月4日就到达南京监狱要求探视的，我说我听到你被投到1045公里外的南京监狱，还是没有把你调回北京监狱，我都悲痛的哭了。余文生用安慰我的口气说：我当时和他们说了，希望到北京。我当然也明白，五也决定不了，也是无能为力。

我看余文生律师的神情和平静的语气，他对被投到南京监狱心态比较平静。不像我，气愤的只想骂把余文生投到南京监狱的决定者，简直是没有人性、无耻。

然后，我告诉余文生律师，马丁·恩纳斯人权奖的事情，我用了很长时间，向余文生介绍我所了解的马丁·恩纳斯人权奖，所有有关这个奖项和人士的情况，他听的过程中，认真仔细，多次点头，表情轻松，听后诚恳说：感谢这个奖，感谢国际。

然后我问余文生，南京监狱与徐州市看守所相比，情况怎么样？他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余文生说：“南京监狱的条件比徐州市看守所好很多，也有热水，吃的也比徐州市看守所好很多，就是肉太少。因为刚到南京监狱，还属于14天隔离期，不能看书，不能运动，每天除了坐着就是站着，非常累，坐的屁股都有问题了，可能隔离期后会好一点。说住的人太多，因为他刚去，现在一直睡在地上。现在身体非常虚弱，进南京监狱体检，做心电图，需要把衣服撩起来一下，肚皮就露了一下，结果回去就拉肚子了。南京监狱的警察对他没有特殊照顾也没有欺负，正常对待。刚进南京监狱的时候，有个狱友对他不好，有点冲突，现在好了”。他好像还说了句，南京监狱关的都是重刑犯。

对此，我要求南京监狱，能依法和人道的，立即把余文生安排到床上睡，地上太凉，3年多的关押，余文生身体的虚弱已经抵抗不了地上的寒气。要求南京监狱调查对他不好的狱友只是偶遇个人间的冲突？还是有人指使故意欺压？

后面的时间我和他介绍了，荣幸与捷克副大使约18国官员见面、见到美国副大使、德国大使、法国大使、瑞士、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律人士联名信、等国际对他案件的关注与帮助，和律师等人对他的带话，看得出，让困境中的余文生很开心也给予他很多信心，他很真诚的说了句：感谢国际，感谢公民社会。

我打印了几张孩子和学校的照片，南京监狱让我带进去，对着摄像头让余文生看到了，对此，我和余文生都很开心。

南京监狱这次视频探视，没有让余文生坐审讯椅，也没有戴手铐，我看后心情好一点。

不过，从视频中，余文生举起的右手看，右手太白，而且现在非常瘦，骨头印都能看出来，我除了担心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缺少晒太阳的那种状态，我更担心，会不会因为现在右手残疾颤抖，很多东西不能做，导致右手肌肉萎缩？所以我要求南京监狱，能依法和人道对余文生律师右手给予治疗，必要情况下，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提出释放余文生回家疗养治疗右手，保住右手和右胳膊不残疾的申请。

余文生现在共缺4颗牙齿，还没有装新牙，南京监狱对关押人员每次吃饭时间有限制，他牙齿不方便吃饭，非常受影响。我要求南京监狱能尽快人道的同意给余文生装新牙。因为牙齿是在3年多关押期间掉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出治牙费用，但是，如果不出，妻子许艳仍然同意自己出治牙费用给余文生装新牙，请南京监狱能尽快人道的给余文生治疗牙齿。

这次探视，余文生对我很关心，多次主动喊我老婆；说，老婆，我爱你；老婆，我天天都在想你；老婆，让你受苦了；老婆，你辛苦了；谢谢老婆；多运动；少吃猪肉；还有……

许艳本来在火车上，写了一个要求把余文生调回北京监狱的申请，准备给南京监狱和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的，南京监狱现场没有收，后来我放弃去邮寄了，因为，中国司法在国内那么多人和国际友人的帮助下，还是决定把他关在南京，不调回北京，这将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了！

这次从北京到南京探视一次，我在火车上都没舍得吃饭，去时早晨、中午没吃饭，回来时依然早晨、中午没吃饭。共消费：1578元。但是，1045公里路途遥远的阻碍，依然阻止不了我每个月从北京去南京探视的决心，我会坚持去行使一个月一次30分钟的探视权，这是如此珍贵的30分钟，我不能放弃，或许这让我们以后，对时间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许艳对南京监狱、中国司法及有关领导的诉求是：

1、要求依法和人道的把余文生调回户口所在地、家人居住地，北京的监狱。以此减轻这个家庭的经济和身体负担；安抚这个家庭的受迫害程度。
2、要求让余文生律师不要睡地上，立即安排睡到床上。
3、要求尽快人道的给余文生治疗牙齿，并尽力不让右手残疾且更加恶化。
4、让南京监狱的被关押人员多加点肉吃。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帮助。

许艳
2021年2月6日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6日消息】2020年10月23日，本网信息员了解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尹哲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组织者、领导者尹哲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3年及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的当事人和家属认为，南京公安借打黑办案搜刮民财。本案当事人私人贵重财物被搜刮一空，却在案卷中没有任何的体现，家属和当事人不知贵重财物的去向。

经阅卷和调查，律师了解到以下情况，2019年2月23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搜查了尹哲、屠帆夫妇的住宅，扣押了尹哲、屠帆夫妇以下大量财物、物品，但没有依法处理，这些财物至今下落不明，其中包括：一只手镯（价值30万元人民币，2017年底购买）；一块江诗丹顿表（VACHERON constantir GENEVE白盘黑皮带，价值20万）；一块伯爵手表（PZAGET白盘皮质表带，26万）；施华洛饰品一盒；工商银行存单一张（凭证号003221049，9600元）苏果购物卡合计17000元（500面额14张，1000面额10张，另有2张面额不详）；大润发购物卡6张（面额记载不详）、智汇卡9张（面额不详）、维利唐V2P卡1张、德基卡1张、维利康卡1张、智汇吉利卡4张；戴尔笔记本电脑1台；苹果手机3部、美图手机1部、华为手机1部、未注明品牌手机1部；ipad平板电脑1台；建设银行银行卡2张、农商银行卡1张、中国银行卡2张、浦发银行卡2张（上述银行卡是否有存款及数额不详）。另，尹哲、屠帆家中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搜查后，酒柜中2012年产的30瓶茅台酒丢失（估价约10-14万元），该30瓶茅台酒未计入扣押清单。此外，据其他被告人家属反映，其被扣财产亦有类似情形。

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宣判，判决书未对上述扣押财产做出处理，上述财产自被扣押至一审判决已达8个月。律师称，一审程序中，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区分局向检察院移送了《涉案财产清单》，清单中不包含上述财物；检察院提起诉讼的涉案财产清单也不包含上述财物；法院也按照涉案财产清单做出了判决，同样未涉及上述所列财物。这些财物下落不明，不翼而飞。

律师和家属认为，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没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律师已经就贵重财务被办案人员私自截流一事情向当地检察院提出了控告，但目前未得到回应。

本案的背景介绍：起诉书称，自2017年起，尹哲为获取非法利益和地位，以南京谊润土木工程有限公司为依托，陆续纠集、招揽薛林等人，利用他父亲在南京市溧水区长期担任要职形成的影响力，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组织成员多次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强抢南京市溧水区的飞燕公司搬迁工程建设业务、南京空港会展小镇土方工程、五洲新世纪商贸城二期土建工程，并向其他施工单位索要巨额款项，以此攫取非法利益。该组织通过实施的15起犯罪行为，不断壮大组织声势，称霸一方，在南京市溧水区的建设工程领域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尹哲等11人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2邢初4号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法官认定该案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系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徇私枉法判决，并已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现该案正在二审中。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5日消息】尹哲等11人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2邢初4号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法官认定该案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系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徇私枉法判决，并已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现该案正在二审中。

经阅卷和调查，律师了解到以下情况，2019年2月23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搜查了尹哲、屠帆夫妇的住宅，扣押了尹哲、屠帆夫妇以下大量财物、物品，但没有依法处理，这些财物至今下落不明，其中包括：

一只手镯（价值30万元人民币，2017年底购买）；一块江诗丹顿表（VACHERON constantir GENEVE白盘黑皮带，价值20万）；一块伯爵手表（PZAGET白盘皮质表带，26万）；施华洛饰品一盒；工商银行存单一张（凭证号003221049，9600元）苏果购物卡合计17000元（500面额14张，1000面额10张，另有2张面额不详）；大润发购物卡6张（面额记载不详）、智汇卡9张（面额不详）、维利唐V2P卡1张、德基卡1张、维利康卡1张、智汇吉利卡4张；戴尔笔记本电脑1台；苹果手机3部、美图手机1部、华为手机1部、未注明品牌手机1部；ipad平板电脑1台；建设银行银行卡2张、农商银行卡1张、中国银行卡2张、浦发银行卡2张（上述银行卡是否有存款及数额不详）。

另，尹哲、屠帆家中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搜查后，酒柜中2012年产的30瓶茅台酒丢失（估价约10-14万元），该30瓶茅台酒未计入扣押清单。此外，据其他被告人家属反映，其被扣财产亦有类似情形。

以上扣押清单均未依法给物品持有人或所有人。根据在案卷宗，公安机关随案移送的“涉案财产清单”，上述财物均不涉案，也未移送。

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宣判，判决书未对上述扣押财产做出处理，上述财产自被扣押至一审判决已达8个月。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

一审程序中，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区分局向检察院移送了《涉案财产清单》，清单中不包含上述财物；检察院提起诉讼的涉案财产清单也不包含上述财物；法院也按照涉案财产清单做出了判决，同样未涉及上述所列财物。

这些财物下落不明，不翼而飞。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没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第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对涉案财物处置工作进行相互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法律监督。上级政法机关发现下级政法机关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确有错误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要求限期纠正。第十六条、健全责任追究机制。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物的，应当依法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3月30日，最高检要求，“发现办案部门、保管部门截留、坐支、私分或者擅自处理涉案财物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滥用职权等依法追究责任”。办案人员、保管人员调换、侵吞、窃取、挪用涉案财物的，按贪污等依法追究责任。

上述情况，家属已于2020年11月21日书面反映给江苏省和南京市政法委以及纪委公检法等有关部门，24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短信回复，此事不归其管，已将该材料转南京市公安局。

家属认为，南京市检察院没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随意推诿。

其他收件单位目前均未回应。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8日消息】据可靠消息，2020年11月17日南京前首富杨宗义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部门已经控制了杨宗义掌舵的福中集团总部，目前，集团所有高管被要求不得离开公司。

11月17日，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发布官方通告：近期，扬州市公安机关陆续接到群众报案，举报江苏福信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信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经查，福信公司以高额收益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扬州市公安机关依法对福信公司立案侦查。2020年11月17日，对福信公司夏卫国等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福信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宗义已被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为全面查明案情，请集资参与人携带本人身份证、相关集资合同协议等，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和登记，请广大集资参与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真实反映集资参与情况，不信谣、不传谣。公安机关将依法侦办案件，并依照法律程序及时公布案件侦办进展情况。

这次出事的，是杨宗义实际控制下的扬州福信公司，涉嫌非法集资。

位于南京的福中集团，是在上世纪90年代依靠电子消费起家的一家大型公司。

作为南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杨宗义历任南京市医药管理局宣教处团组织负责人，南京市环保局环境保护研究所团总支书记。但杨宗义始终难以喜欢这种安逸的生活，毅然辞职下海。

1、机场遇伯乐

1964年，杨宗义出生于江苏南京，幼年丧父的他从小就背负着生活压力，并在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曾进入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来到机场寻找机会。可惜的是，苦熬一个月后，弹尽粮绝的杨宗义不得不选择放弃，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买了张回家的机票。

就在此时，命运终于迎来转机，杨宗义在飞机上邂逅一个新加坡老板，并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赢得对方的“芳心”。最终，这位新加坡老板邀请杨宗义加盟，让他来到山东济南打工。由于表现出色，杨宗义第二年又被派往南京，在珠江路上成立办事处，负责公司显示器在江苏地区的销售和推广。

这是杨宗义首次了解电脑行业，也是其第一次走上经商路。

自此，珠江路上多了一个骑自行车卖电脑显示器的身影。杨宗义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到目的地停下后很快又上路，不知疲倦地重复着。珠江路上所有电脑公司他都去过，所有老板他都见过。“这些经验对我以后的‘3+3’服务理念至关重要”，杨宗义坦言。

1995年，正值IT产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在电脑行业积累两年经验的杨宗义，手边记录的笔记已有1米多高。杨宗义决定顺应时代浪潮，自己创业做老板，在南京珠江路与太平北路交界处，租下一个不足20平方米、只有3名员工的门脸，这便是福中电脑。

1996年，杨宗义将门店的招牌换成“福中电脑=3+3=福中电脑”，也就是零部件前3年包换，后3年包修。在当时，一般电脑公司对于兼容机的承诺最多只有一年，同行因此都觉得杨宗义疯了，并在暗地里骂他“抢生意没下限，不要脸”。

可一年过去，福中电脑不仅没有死掉，还成长为珠江路上的知名品牌。因为杨宗义觉得，“当时电脑利润空间大，散件跌价又厉害，即便用户电脑以后发生故障，公司也早已利用资金扩大规模，赚取更多利润，我就算送他一台电脑又算什么？”

此外，在东南大学CAD项目120台电脑的招标中，福中还成功击败12家同行中标。两年后，福中电脑甩开竞争对手，一度占领珠江路60%市场份额，并开始走出南京，相继在全国20多个省市开设200多家“3+3”加盟店，成为中国电脑前五强。这下，轮到同行疯了。

2、资本帝国的建立

身家40亿名下数十家公司，称“资本运作是最高层次”

随着资本雪球的越滚越大，杨宗义选择将资本帝国打造得更加厚实。

2003年开始，福中进入商业地产，斥资上亿元买下新街口原金都大酒店，改造为福中数码港，并相继进入医疗器械、工业园区、房地产等领域。“一下涉足这么多行业，在旁人看来或许很复杂，可无实业不稳，无贸易不活，无房地产不富。对我来说，房地产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连锁卖场与酒店则有大量现金流。”

杨宗义对资本的理解，也开始出现变化，“2003年前，我没有跟银行贷过一分钱，公司多元化后，接触资本的机会多，才慢慢领悟到资本经营的妙处。做企业，产品是最低层次，品牌是较高层次，资本运作才是最高层次。”

2004年后，杨宗义开始一系列资本运作，福中开创真正意义上的3C连锁卖场——福中3+3全国连锁，把“3+3服务”由电脑延伸到数码相机等其它产品领域。2007年，福中集团还在新街口开设号称“南京最大最全最专业”的笔记本卖场——福中电脑商城。

实际上，杨宗义长期热衷于慈善事业，曾多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在南京大学校园内，有一幢以杨宗义名字命名的教学楼，这便是由杨宗义捐资1100万元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杨宗义在自创业以来，为社会捐款捐物共计超2亿元。

杨宗义目前名下共有42家公司，且多与“福中”有关，并涉及酒水、电子商务、房地产、医疗科技、物流运输、国际贸易、水产以及文化传媒等诸多领域，俨然形成一个树大根深的“福中系”资本帝国。

杨宗义在上述公司中的角色大致相同，多为股东，并在部分公司任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等职位，掌控大权。其中最主要的就包括注册资本达2.1亿元的福中集团有限公司，杨宗义持有95%股权为最终受益人，杨芬萍持有余下5%股份，并任公司执行董事与总经理。

凭借这错综复杂的资本帝国，杨宗义在2015年至2018年，均以40亿元财富成功入围胡润百富榜。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随着杨宗义欲望的无限增长，最终迎来资本的反噬。

今年1月，福中集团官方微信发布的一篇文章称，过去的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去产能、环保限产、金融去杠杆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民营经济整体遭遇了经营与融资的困境。

黑天鹅的翅膀一扇，脆弱的平衡很容易就被打破。

今年5月份，福中集团创始人杨宗义日前被法院下发限制消费令。当时的原因，是福中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而现在，扬州的这把“涉嫌非法集资”大火终于彻底点燃了福中集团这个干草堆。

最近高层在南通特意看张謇的材料，说了这样一番话：

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民生观察2020年9月14日消息】九月十三曰晚上九点左右，本网观察员过路南京开住北京的T110次火车即将进入南京市火车站。

由于这趟进京火车经济便宜和到京又是上午时间充裕，所以是赴京喊冤的弱势群体，方便办事首选的一趟列车。

这个时间，人员密集的候车室内，突然成群进来着十几个，类似抗争时期＂皇协军＂神色和举止的穷凶极恶者，在提前排队等侯的乘客列队中，仔细端详上下打量。因为处于疫情都必须佩戴口罩，所以这些＂奸臣＂色相的人，焦虑不安的来回奔走穿梭在近百人的队伍中，似乎是走进大型商场的饥饿难忍者，马上就想找到好吃的食物，来回反复不停的行走。

临近进站的时候，这些人纠察出三位弱势的不能再弱小的普通群众，连脱带推连哄带骗的把这几个人，弄到人群较少的地方，嬉皮笑脸点头哈腰声色俱厉的稳住他们。搜索身上东西取走身份证(不用车票刷证上车)。随后又来几个村官模样的中年男子，有的站、有的弯腰、有的蹲着给他们提问题、谈条件、说漂亮话。也许是对方不接受，其中一名妇女摔手就走，结果几个人马上围着她，极象农村农贸市场里看中了满意的产品，认真讨价还价的献媚殷勤状。

可能是结伴赴京的几个人，在众目睽睽的一边，小范围的小声商议着接受还是不接受的表情。最后，有三位可能是计划去北京的群众，在软硬兼施和对等协商下，放弃了上车的计划。被后面来的几个劫持下离开候车室。

前些天，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说22号晚上到南京，问我能否过去陪她。我与她有过两面之缘，想到她为了丈夫孩子变得更加坚强隐忍，想到她的艰辛和努力我倍感心酸。虽然我最近在忙着开茶行的事没空去“旅游”，但我还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22号上午处理了点事情就赶往火车站，中午在南京见到了约好的吴菊芳。下午我们就在鼓楼区找宾馆，找了好多家才勉强预定下来，因为大多宾馆要求从北京武汉来的人必须得去做完核酸检测才能入住。

晚上八点多，许艳和蔺其磊律师与卢思位律师赶到宾馆，吃完饭后我与许艳各自洗漱完，她就开始整理当天他们在徐州的事情。我睡了一觉都凌晨一点多了，她还在忙。

23号上午我们吃过早饭就赶往江苏省高法，在门口我就被拦下了，许艳和两位律师进去安检。二十分钟左右，吴菊芳匆匆赶过来，她告诉我，说进去咨询律师就可以进去了。以此理由我们真的进到了大厅，我与蔺律用手势相互打了个招呼就直接被保安领进了一间屋子。我哪有心思真的来咨询什么律师，简单的问了几个问题后我就从屋子里出来了，还不错保安让我在凳子上等吴菊芳。我坐的位置与许艳他们三个人在大厅交涉的位置有十来米远，不一会就见两个保安在为难他们，争吵了好一会，我见卢律情绪有些激动，真担心与那两个狐假虎威的保安发生肢体冲突。还好，最后材料递交进去，他们三人安然走出接待大厅。我也进去叫上吴大姐离开。

出来后我们一起拍照留念，许艳惦记家中孩子就买票先回北京了。我与蔺律和卢律下午去了明孝陵和中山陵景区，吴大姐把我们送到景区门口因有事忙就回去了。到中山陵后，卢律说以前来过，让我和蔺律上去，他自己在那里找了个座位开始整理去高法的经过，等我们下山时卢律已经写好了。

我坐晚上七点多的高铁回昆山，两位律师准备第二天离开南京。

在下山的出租车里，卢律对蔺律的一句话我特别赞成，他说“今后我们要把每一次出来办事都当成是一次旅游，要不然真的受不了。”是啊，像他们这些有良知的维权律师，每天都在与“小鬼”斗智斗勇，确实很累。可他们却无怨无悔，苦中作乐，可亲可佩！

2020年7月25日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8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苏南京维权人士吴菊芳（网名：南京女侠），于5月16日与朋友驾车外出旅游,途径江苏无锡市时，被无锡警方（车牌号：警苏B9793）拦截扣押。随后,无锡警方通知南京维稳部门前来接人，南京五六名维稳人员很快驾车（车牌号：苏A0208B苏）赶到。到场后，南京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戴明亮(谐音)与新街口大石桥维稳办主任，两人动手强行抓了吴菊芳。吴菊芳的旅友透露，南京警方说吴菊芳不能在两会期间外出旅游，必须跟户籍地维稳人员返回家中被稳控。吴菊芳的旅友还反映，吴菊芳这次外出旅游完全没有违法，南京警方也没有依法出具手续抓人，完全就是非法强制绑架走的。

吴菊芳是因为自家的合法房屋，在2014年被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强拆后上访的访民。当年，她家的房屋及屋内财产被夷为平地，导致损失惨重，于是她向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覆议》申请。同年，南京市政府确认鼓楼区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并责令赔偿。但至今，六年过去了，各级政府部门均不予理会，行政命令形同废纸。

为了追回自家的合法财产，吴菊芳多年进京上访，因此被辖区维稳部门列为维稳对象，每到所谓的敏感时期，她都会被南京维稳部门非法拘禁、稳控；每年国家重要会议期间,吴菊芳都会遭到各种打压,有时是堵在家里不准出门,有时是关进黑监狱或者拘留所,直到会议结束才获得自由。
在2018年3月9日，即中共两会期间，长期在北京上访的吴菊芳，其住处半夜被南京警方用电锯锯开门后强行闯入，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警察使用暴力强制将她带回南京关押，之后又以“寻衅滋事”送进南京市看守所。4月9日被强行取保候审释放，威逼强迫其女签字担保不许她再去北京。

在2018年5月，吴菊芳逃脱非法监控再次进京上访，但到了5月31日晚上，南京市玄武分局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戴明亮和一名协警突然闯到吴菊芳的租住房内，强行将刚下班回家的女儿抓走，过程中没有出示相关手续，警察称是口头传唤，要吴菊芳去换回女儿。

吴菊芳说“当晚自己即打电话给警方要求释放女儿被拒，警察要她到派出所去才会释放其女儿。6月1日，吴菊芳返回南京后就打电话到玄武分局，警方同意约个地方‘人换人’，后来约定在地铁站交换。”再后来，玄武分局公开表示在北京抓获了吴菊芳，吴向警方说，“我是自己打电话给你们的，自己也来到派出所向你们说明情况的，哪来的抓获、查获的。最后给她做出行政处罚拘留9天，事实上6月1日她已经在派出所待了一天了，真正被拘留天数是10天。

2020年全国两会即将在京召开，吴菊芳担心会被再次非法拘禁，就提前与朋友驾车外出旅游，但不料当她们途径无锡市时，被无锡警察联网拦截了，最后被南京维稳人员绑架走了。

吴菊芳手机：15150507148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2日消息】本网获悉，南京维权人士王健已与外界失联五天，之前曾因网络言论遭到警方的多次打压。至于目前处于何种状况暂时无法确认，而王健最后一次在群组透露的信息指有多名便衣在其楼下蹲守。

据了解，王健失联多日以来，因之前王健曾透露自己的两个手机已被南京市江宁区警方无理扣押，当时仅能借助家人的手机与外界联系，因此失联初期大家都不多留意。

最近两个月，特别是疫情发生后，警方曾多次找王健谈话，告诫其不准评论以及传播疫情的相关信息。之前据王健本人透露，警方有曾因其在微信群聊天时的记录进行传唤，并将仅仅两句话打印出来后兴师问罪，警告威胁并折腾三小时才获释放。

而王健最近一次传唤是在3月12日，当时警方对其传唤的目的还是网络言论，后因王健第二日需要带其老母亲去医院检查，因此警方当晚将其释放。据王健自述，其后几日住所楼下就有人留守监视，几日间，王健还如以往一样曾去江边钓鱼，而3月17日上午，王健发信息指楼下有四名相识的便衣（江宁区国保）在其楼下蹲守，同日下午，王健再次发信息指楼下蹲守人员已经开车撤离，但随后便不见王健说话。从17日至今，多位朋友一直试图联络王健无果。

本网曾多次试图联络，但王健的所有电话及社交账号都无法接通，而王健妻子路女士的电话最先一直处于没人接听的状态，其后便在接通后被人为挂断，多次尝试亦如此，未知是何情况。

有知情人透露，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南京警方有事没事就找王健约谈，或者传唤，经常半夜致电警告恐吓，而突击入户走访已是常态。知情人引述王健透露称，警方每次将其传唤至派出所后，除了搜去随身携带的手机等物品外，还强令其脱衣检查，甚至要其光身接受“讯问”，迫害手法极尽羞辱。

公开资料显示，南京王健，1964年生人，曾任职建筑公司高管，后自主创业经营小微企业，因崇尚自由民主价值理念，踏入争取权利反抗暴政的队伍，数年间多次被拘留。因长期组织、参与南京公民活动，2015年8月，南京江宁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拘捕，超期羁押一年八个月后，王健获刑两年，二审则维持原判，2017年刑满释放。2018年4月，王健与南京多位维权访民联合申请“五一”游行被拒，随后王健再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捕，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四个月后获得取保候审，其后至今一直被不间断骚扰、约谈、传唤等，期间曾被抄家以及扣押私人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