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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4年12月14日消息】近日，多人在厦门从事外卖兼职被骗，700人被车行起诉违约索赔超千万元。涉事漳州辉茵租赁有限公司以免费提供车辆，工资日结等虚假宣传，套路大学生签合同租车。电动车月租高达799元，分12期，并且合同规定三个月起租，还有35一天的天价逾期费。受害者很多是贫困大学生，有学生在送餐途中受伤后因为保险只报销30%去医院看不起病。受害者们曾尝试报警涉事漳州辉茵租赁有限公司涉嫌诈骗，但是警方不管。公司内部有员工看不下去，泄漏了该公司的违约骑手起诉名单，光第一批就有700多名受害者被该公司起诉，如果不想被告，私了的话和解需要赔给公司13800元，700多受害者总金额至少上千万元。

据一名受害者称，“700多个外卖员被厦门车行和中介套路，一辆车两千块钱，租车一个月799元，分十二期，有的人租几天不想用车了，漳州辉茵租赁有限公司客服就会说三个月起租有合同，如果还车要交三个月租金还有违约金，才能解约支付宝合同，有的人交完钱然后联系不到该公司客服。”

另一名受害大学生表示：“好几个月前没有钱身无分文，朋友说去送外卖，然后我看鱼泡网说送外卖0租车押金，就过去了，到那个站点健康证都没有，体检站长给我要了五十元P了个图，租车客服说免押金免租金，但是要第一个月跑完900单还是850单我忘了，一个月显示999单，我问她说550第一个月免租，也没有说如果没有跑完这个任务量就要给999，我就给站点跑了一天，发现不太行就辞职跑众包了。

跑了半个月，有天商家卡餐，我自己骑车摔倒了，当时也没钱体检，看到饿了么报险，如果体检只报销百分之三十医院都没去，感觉撞到头盔轻微脑震荡晕了七天，到月底交租金发现那999要交十二期，打电话找客服，客服说没法修改，我以为就550，我说下个月给想着吃点亏多给五百就五百，结果第二个月想给的时候，客服又说逾期费用35元每天，我现在一直都没给钱任他起诉，这种拍小租租电动车套路的人太多了.

有网友说小红书搜索词条都有四十万，说报警警察不管，找各种地方投诉都被踢皮球，这次厦门这个公司要一下起诉七百个人，要求每人赔偿一万三。

恳请网友帮我们发发声吧，我们太惨了。”

据悉，类似套路在今年8月就被当地电视台的节目曝光过，这些公司在58等平台招聘骑手，虚假承诺公司免费配车等来诱骗学生签订合同，并且签合同全程都是公司员工使用学生的手机代操作。

虽然已经被电视台曝光过数次，但这种骗局仍然屡禁不止。

另外，杭州也有类似套路问题。

2024年12月7日，1818黄金眼曝光杭州一女士在网络平台应聘日结日用品送货，招聘网站显示工资高达500元，实则是外卖公司招聘。干了四天退车被要求交800元，这才发现其被签订月租800的租车合同，并且一个月起租，而租车时租车公司告诉她只需要押金。

【民生观察2023年12月20日消息】近日，厦门技师学院，一位25岁的年轻班主任徐旅辉，因压力太大最终跳楼自杀。据网上消息显示，除了高压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即使带病也不能休息外，他还被要求强制向学生推销保险。同时，身心俱疲的他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短短两个月班里就发生了三起学生试图自杀事件，对他的身心造成严重影响。在全系班主任群中，他坦言“自己就是个笑话”“我们是买保险的”。家属曾多次前往学校交涉讨要公道，但学校拒不承担责任，家属无奈在网上发文求助。

徐旅辉，现年25岁，生前系福建省厦门市技师学院机械系模具班班主任。

2023年12月4日（周一）早晨8:24分，徐旅辉穿戴学校工服佩戴工牌在学校附近租住的房子所在楼层（13层）楼道的阳台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是什么让一个即将在下周结婚、有一个幸福家庭的青年教师选择跳楼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后家属在其手机、电脑及办公资料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及证据。

1、生前两周，11月23日，徐旅辉生病发烧向上级申请延缓提交教案（11月17日下发任务，要求5个工作日内完成84篇教案），但上级不予理会，丝毫不关心教师身体情况。因工作强度大，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好的情况下，再次发烧，11月29日发着高烧上了一整天的课。足以看出学校完全漠视教师反映自身身体状况，只需要教师无论如何都要按时按量完成学校任务。

2、系部实训室不足导致排课不合理，从早上8:20一直到晚上19:40；多次占用下班时间指导学生比赛。身体不适因工作忘记吃药。

根据《厦门技师学院教学、学生管理制度汇编》中《厦门技师学院班主任管理办法》第八章第十七条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学工作量为每月32标准课时，班主任工作（含班课）视为每周2课时的工作量。

根据教务处学生处发的徐旅辉工作量，新第一学期为263.5个课时，平均每周50多课时，几乎是加倍的工作量，这种多出来的一倍课时，不但增加了一倍的上课时间，而且额外增加了教案的准备、教学日志的填写，面对抽查等等一些增加的工作时间，这种翻倍的工作量根本不人道，也不符合人性，也是把徐旅辉往绝路上逼，最终承受不了这种违规、超额的工作量，选择了轻生。

3、将大量教务处、学生处应该负责完成的工作强压给班主任，这样不合理的安排极大的增加了班主任的工作量心理问题必然产生！除了完成超额的工作任务外，还强制要求老师去卖保险，对学生兜售学平险，违反国家规定！

早在2015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就发布相关通知，第6条明确指出“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商业保险费，不得允许保险公司进校设点推销、销售商业保险”。对于这种学校明显违规的行为，包括徐旅辉在内的老师都是强烈抵制的，但学校打着自愿的原则，三番五次发文要求班主任向学生和学生家长推销，让班主任做推销员，干着和班主任无关的活，加重工作量的同时也让老师在学生和学生家长面前颜面尽失。

4、学校违规增加徐旅辉的上课课时，不合理的分配工作又大大增加了身为班主任的徐旅辉的工作量，导致教学压力和工作压力增大。与此同时，身为班主任，还要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短短的两个月，他班上就有三个学生要自杀，一个学生是坐在天台要往下跳，两个学生用刀划伤手臂，徐旅辉每个都劝了很久，但长期在这种负面情绪的感染下工作，难免产生心理问题，学校的前述违规违法行为甚至加重了徐旅辉的心理问题，可悲的是，学校只让班主任重点关注学生的心理问题，却完全没有关注班主任老师因工作压力而产生的心理问题。

5、学校规定班主任在新生入学一个月内要完成心理测评，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也只针对学生进行，根本没有安排老师做过心理测评和辅导。在这种高强度，强压力，负能量积蓄满满的工作环境下，没有关注老师特别是班主任的心理健康，就是不作为，变相让班主任老师自身自灭，把班主任当工具，当机器，机器尚且定期保养流程，班主任老师却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测评和疏导流程！真是令人震惊和发指！

徐旅辉在永远离开家人后，其60岁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举家悲痛欲绝，以泪洗面。家属曾经多次（12.5、12.6、12.7、12.9、12.11）去学校交涉讨公道，但厦门技师学院领导拒不认责。

学校领导称：“人又不是死在学校”、“学校肯定是没有责任的”、“学校怎么会有过失呢?”其年迈的父母在学校会议室苦苦等待一个通宵，学校迟迟不给答复，第二天（12.9）早上其父母被送上120急救！

家属称，徐旅辉一生正直善良，对学习无私付出，不亏人师，然而在其头七当天，弟弟的尸体还躺在冰冷的殡仪馆，却被学校所有群踢出群聊！对死者家属毫无尊重！

徐旅辉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是96岁外婆最疼爱的孙子，他的离逝，家里的天塌了！原本健康阳光的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现在，徐旅辉的妈妈神志不清，天天在家门口抱着他的遗物等着他回家吃饭，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识。徐旅辉的爸爸是一位退役军人，原本坚强的他崩渍在地上哭的像个孩子，整天自言自语。徐旅辉的姐姐也只是个20多岁的女孩，也是一名教师。

家属表示，希望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希望学校给他们一个说法！

2022年6月22日和24日，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官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山东临沂被“不公开审理”。这是他们两人在2013年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受到牢狱之灾后，又一次被捕受审。当局尽最大可能封锁有关许志永与丁家喜案的信息，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都发表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许丁二人。

许志永和丁家喜是因为在2019年12月7到8号参与到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次私人聚会而受难。这次在厦门的公民群体线下见面交流，许志永称之为是“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但在中共大幅度收紧社会空间的现实下，当局指定所谓专案组迅速在各地展开抓捕行动，许志永和丁家喜因此被捕。

厦门聚会在当前中国压抑沉闷的政治氛围下，无疑足以引起当局忌讳和警觉。近几年来，中国极权主义调门迅速升温，力图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自觉地自外并且抗衡世界民主共同体。

在中共眼里，应对人民挑战一党专政统治，就必须重新构建政权与社会个体的直接控制方式，才能防患于未然保证其政权安全。在极权体系对人力、财力的无限制支配能力下，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对国民监控网络，通过精细严密、无孔不入的数字极权，使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极权政体，通过对国民资讯的侵入性搜集，通过大数据汇总分析，这个体系具备迅速的事件发现和反应能力，从而及时打击民间的对抗体制活动。

2020年7月，美国参院出台了一份报告，题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字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该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花大力气，创造数字威权管理模式，来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信息控制，以此持续强化境内的威权统治模式，并向数字极权主义过渡。

中共的监控网络对其掌握、跟踪、抓捕包括许志永和丁家喜在内的厦门聚会参与者起到重要作用，显示了当局倾尽资源打造起来的以数字极权作支撑的对社会控制体系的恐怖性。根据参与厦门聚会被抓捕者的透露，聚会点已经被当局事前布控了，安装了摄像头和录音器，掌握了发言顺序、座位排序等。但对民间很多人来说，还是忽视了现有的数字极权下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和因此民间风险的增加，如在厦门聚会中尽管组织者再三强调安全性问题，但还是有参与者无视警告在现场玩手机。

而即使在现场的安全性受到了重视，但官方的数字极权仍然在AI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支撑下可以做出快速定位追踪目标，如对地铁、巴士、飞机等交通枢纽的视频监控，对外来车牌的监测，对街头、商场等公共空间的摄像自动人脸识别等，用大数据模式挖掘、收集、分析、排查社会抗争积极分子、人权活动人士等“高危人士”并以预警、跟踪、控制。可以说，《1984》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在中国确确实实成为现实，无所逃监控之下。

中国数字极权主义这种全新形态的社会控制的崛起，无疑使中国的社会运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和挑战。几乎所有在社交媒体兴起时使公民得予进行身份识别、交往、行动的经验和方法都迅速在高风险下被淘汰，如何在数字极权主义下探索出新的公民组织、动员、抗争方式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首要课题。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28日

尊敬的先生/女士：

感谢您关注1226厦门聚会案！继2022年1月31日的进展报告后，以下是案件2022年2月期间的进展情况。

2月21日，彭剑律师视频会见了丁家喜，只是会见进行到一半就被打断，说设备被占用，匆忙结束。得知家喜心态平和而且乐观。看守所生活条件还是不按条例执行，亳无改善。家喜说最近看守所所长去见他并记录了他对看守所饮食、放风、卫生等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但却不承诺改进。这次会见，家喜继续强调传证人到庭的要求。

2月17日，许志永家属重新委托的第二位辩护律师方县桂律师视频会见了许志永，得知志永精神状态很好，坚守信念，乐观依旧。法院也不允许方律师复制卷宗，为此方律师要求法院明确：1）那些卷宗涉密；2）那个机关或者部门定的涉密；3）定义涉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目前，方律师还没有收到法院答复。

由于疫情防控及律师个人原因，二月份常玮平的律师没能会见到常玮平，电话询问案件进展又不予答复，所以和上个月一样，常玮平的辩护律师和家属二月份没有任何常玮平的消息。

2月17日，李国蓓律师视频会见了李翘楚，得知翘楚病情依旧非常严重，医生增加了治疗幻听的药物，虽幻听稍有缓解，但药物副作用非常严重，导致闭经和虚胖。李翘楚家属非常着急，依据翘楚病情再次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临沂市检察院口头告知申请已被拒绝，而且告知李翘楚已于2月28日被起诉到法院了。

2月1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揭露当局违背自己制定的宪法和自我标榜的民主，任意使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恐意制造厦门聚会案，侵犯公民基本人权，打压民间和平理性的民主诉求。

2月3日，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举办“北京奥运和人权镇压”主题听证会，我代表厦门聚会案的各位家属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讲述了当局玩弄法律，无端制造厦门聚会案，对守法公民实施任意失踪、酷刑逼供、虐待、剥夺基本人权，并且同时侵犯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无耻行为。

2月7日-10日，国际人权服务社组织与英国人权大使，联合国任意失踪工作组，和联合国常驻日内瓦的各国外交官等一共四次电话会议，更新案件进展，呼吁国际关注。

2月15日，美国驻华使馆针对许志永被无辜羁押两周年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在签署《世界人权宣言》时的承诺，停止打压人权，打压人权律师。德国和法国的驻华使馆也通过官方微博对中国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表示公开的关注和支持，并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和平理性的人权捍卫者。

2月22日，人权机构CHRD组织推特空间讨论会，讨论奥运与人权，厦门聚会案件作为中国人权捍卫者基本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典型案例，受到关注。

通过此信，我感谢您迄今为止对1226厦门聚会案的关注、呼吁和支持，希望您继续关注。

1226厦门聚会案的这4位受害者，继续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和平的人权活动者，制止中共当局继续厚颜无耻地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权公约。

谨致问候！

丁家喜妻子罗胜春
2022年3月3日

【民生观察2021年12月1日消息】近日，厦门巡司顶教会杨希伯传道收到思明区法院通知，称其2019年的罚款没在15天内起诉，所以现在追加罚款。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年行政复议后律师立即起诉，被法院工作人员以“上头告知不能接受立案”为由，不予起诉。

杨希伯传道说：“法院说2019年这份的罚款我们没有在15天内起诉，所以追加罚款。当年行政复议后立即起诉，都被工作人员以上头告知不能接受立案为由，不予起诉。我将继续曝光当年法院违背行政诉讼法不受理的视频，让大家领略一下党国立法违法的实际过程。”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存款可以被执行，即使执行了也不过是其早日被提而已。执行了也有神的美意，因为没有任何不动产和存款极少的传道人也能在政府执行人员面前成为见证，盼望他们因此有机会认识上帝!我的律师已经发起执行异议书如下，说明宗教局勾结法院违法执法的理由。”

据悉，有着上百年家庭教会传承的厦门巡司顶教会，目前由第四代传道人杨希伯带领。在过去30年来，巡司顶教会的聚会一直在私人住宅中举行，聚会获得当局默许。但近年来，厦门市政府采取了打击家庭教会的行为。

2019年5月19日，巡司顶教会被取缔，罚款25000元。之后，他们不断更换聚会地点，无论在住宅楼、写字楼、酒店或是海边，都先后被公安发现并数次冲击。政府拆毁他们的房屋、主日用警力冲击教会、殴打、抓捕基督徒、强迫基督徒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并捣毁外国传教士的墓碑。厦门市还透过网格化管理全面扫荡家庭教会。

2021年7月29日，杨希伯传道和他的妻子王晓飞收到厦门市思明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因组织聚会他们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随后，杨希伯传道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11月25日，杨希伯传道收到思明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杨希伯在明知“巡司顶教会”被取缔情况下，仍违法组织宗教活动，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罚款20万并无不当。此外，他还收到思明区法院裁定对他2019年的罚款强制执行，总额为50650元。2019年他向中院提起诉讼被拒绝立案。近日，又收到法院通知，要对其进行追加罚款。

附：执行异议申请书

异议人：杨希伯，男，汉族，身份证号：350203197802223014，住思明区巡司顶巷5号。
请求事项：立即中止执行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1)闽0203行审452号行政裁定书

事实与理由：

一、贵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部分行政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划管辖的公告》的规定，本案应由集美区人民法院而非贵院管辖。

二、申请执行人思明区民宗局所述与事实不符，异议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行政诉讼。

异议人收到思明区民宗局制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向厦门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收到行政复议决定后，异议人委托两位律师于2019年9月25日向集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详见证据二组)。该法院受理了相关材料后，既未岀示不予立案的裁定，也未出示立案的裁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及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因此，异议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于当天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详见证据二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当场接收了起诉材料，后续也接收了邮寄的起诉材料。截止目前为止，各级法院还未作出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在异议人已经提起行政诉讼且诉讼程序并未终结的前提下，思明区民宗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发生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

三、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

如果贵院对以上证据均不认可，以行政复议决定书作为生效文书，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必须在法律文书生效后的三个月内提起执行申请，目前距离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制发已有两年多之久，亦超过了法定期限。

综上所述，特请求贵院依法办事，中止执行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1)闽0203行审452号行政裁定书。

【民生观察2021年11月26日消息】2021年11月25日，福建厦门巡司顶教会杨希伯传道收到厦门思明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杨希伯在明知“巡司顶教会”被取缔情况下，仍违法组织宗教活动，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罚款20万并无不当。此外，他还收到思明区法院裁定对他2019年的罚款强制执行，总额为50650元。2019年他向中院提起诉讼被拒绝立案。

杨希伯传道说：感恩节大礼已经收到。

行政复议决定书下来了，认定我们在明知“巡司顶教会”被取缔情况下违法组织妈妈们聚集，违法在演武大桥下聚集，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罚款20万并无不当。这是意料中的结果，回应：法律上提起行政诉讼，信仰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保罗明知前方有捆锁等着他却定意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明知自己来世上会被钉十字架也定意从天上进入人间。

礼物竟然是双份，刚刚又拿到思明区法院裁定对我2019年的罚款强制执行，总额为50650元。2019年我们有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拒绝立案。不过也不用期待世上会有公义。

只有上帝是完全公义的，在他的主权里赐下顺境或逆境，为的是陶造我们像他的样子。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3：20）

对华援助网报道称，厦门市政府近年来采取强硬措施打击家庭教会，有着上百年家庭教会传承的巡司顶教会成为其中重点打击对象。

厦门是新教来华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1848年建立的中国第一座教堂“新街堂”就在厦门。杨希伯传道的高祖父杨清溪是武林高手，因为护送宣教士进山，而成为杨家第一代基督徒。随后是杨希伯的曾祖父杨怀德信主，他放下鞋匠的手艺，到鼓浪屿学习神学之后，开始全职服侍，成为1888年英国长老会建立的“厦港礼拜堂”的首任牧师。巡司顶教会于1950年代中期因政治逼迫的缘故关闭，教会信徒转入杨怀德牧师家中聚会。杨怀德的后代杨心斐和杨元璋传道都是中国家庭教会属灵前辈，他们二人因不肯加入三自教会曾先后入狱15年和5年，出狱后继续坚持服侍。1977年在巡司顶五号重新公开聚会。今天巡司顶教会由第四代传道人杨希伯带领。杨希伯曾分享自己在家庭信仰背景影响下成长，从小就立志做传道人。

过去30年来，巡司顶教会的聚会一直在私人住宅中举行，聚会获得当局默许。但近年来，厦门市政府采取了打击家庭教会的行为。2021年4月17日，巡司顶教会在泛太平洋大酒店新租用的聚会点被公安冲击。数十位警察在酒店会议大厅入口处拦截教会会友以及牧师同工，挨个量体温、登记身份证号，并要求每个基督徒摘下口罩对他们拍照。警察随后把上百位基督徒控制在房间里，被限制自由。

2019年5月19日，巡司顶教会被取缔，罚款25000元。之后，他们不断更换聚会地点，无论在住宅楼、写字楼、酒店或是海边，都先后被公安发现并数次冲击。政府拆毁他们的房屋、主日用警力冲击教会、殴打、抓捕基督徒、强迫基督徒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并捣毁外国传教士的墓碑。

厦门市还透过网格化管理全面扫荡家庭教会。2021年3月19日，厦门市思明区统战部（民宗局）向各街道下发通知，为防止已取缔的非法宗教活动点反弹回潮，要求街道继续加强对私设点的排查工作，组织社区干部在周六晚上、周日（宗教活动主要时间段）对商住楼、商务酒店进行重点巡查、排查，一旦发现非法宗教活动，立即报告区委统战部（民宗局）协调查处。

2021年7月29日，福建厦门巡司顶教会杨希伯传道和他的妻子王晓飞收到厦门市思明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因他们组织教会聚会而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

另外，青岛地方召会紧急代祷信：今年7月以来，山东青岛地方召会范浩夫妇、李明泉夫妇、路力弟兄、陈弟兄夫妇、纪建伟弟兄、江弟兄夫妇、孙林楠弟兄、刘成武弟兄和耿弟兄等14人因学习恢复本圣经被定为邪教，并以“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先后被青岛市黄岛分局拘捕，最长的已达四个月之久。恳请各教会弟兄姐妹代祷。

弟兄姐妹们感恩节平安，2021年11月25日上午7：49分，李英强长老被四川德阳旌阳区旌开分局的民警以“以其他方式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传唤带走，在派出所李英强长老被要求作笔录，并于当晚10点多获释回家，此次李英强长老因何事被传唤我们不得而知。有会友表示，李英强长老一家人去年秋天回成都，被警察赶出成都，现在住在德阳。

继2015年“709”颠覆政权案之后，中共于2019年末又炮制了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等厦门颠覆案。近日，先是丁家喜律师的起诉书片段、接着是许志永博士的起诉书全文、随后又是丁家喜律师的起诉书全文在网上流传。中共山东临沂市检察院对丁、许二人构陷的“罪状”几乎一字不差。简述如下：

在多地组织“公民聚餐”“同城饭醉”，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

与境外成员共同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传播许志永撰写的大量煽动性文章，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建立Telegram群组，作为颠覆活动的非法组织平台，进行网络联络，召开网络会议，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在山东组织10余人召开秘密会议，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活动，总结“新公民运动”“公民运动”颠覆活动经验教训，分析“公民运动”面临的问题，采取“非暴力”颜色革命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

在厦门组织20人召开秘密会议，总结“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活动情况，明确颠覆国家政权的方式、方法和目标，即通过“非暴力”颜色革命渗透社区，最终颠覆国家政权。

撰写、传播文章，拍摄非法影片，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显而易见，上述各项“罪状”都与政治也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密切关联，而与古今中外都被视为犯罪的杀人、伤害、放火、抢劫、盗窃等等经典犯罪行为有天壤之别。如果把杀人、伤害、放火、抢劫、盗窃等等经典犯罪称为普通犯罪，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等厦门案人员的“犯罪”无疑不是普通犯罪，而是政治犯罪，丁、许、常等人是“政治犯”，而非普通刑事犯。

在“709”颠覆案与厦门案之间，还有2016年11月的深圳大抓捕中李南海、李江鹏、王建华、邓洪成、肖兵、沈力等人的颠覆国家政权案，以及各地多起个案人数较少的颠覆案件。如果上溯至2010年前，颠覆类案件数量更多，中共国遍地皆是。

人们不得不疑惑，自称繁荣昌盛、实现小康、全民脱贫的中共人民共和国，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颠覆政权案件？颠覆的本义必须是暴力的，中共国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理性、和平、非暴力的行为强加颠覆政权罪，目的何在？

颠覆政权罪本质上就是封建专制时代的谋反罪，是家天下、权力私有时代特有的政治犯罪。当然，无论是在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时期，还是专制程度远逊于中国的欧洲王权时期，无论是皇室、王室还是底层大众，都只有权力独享、权力私有的观念，而没有政治的观念，因为“政治”一词意味着权力一定程度上的公有。在权力私有的皇权、王权专制、专断时期，权力、政权的更替不可能是和平、理性的，不可能通过投票选举这样的程序化机制，而只能通过暴力的形式，即臣子、大众以暴力、武力推翻家天下的皇室、王室，此之为颠覆。

颠覆必须是暴力的，无暴力即无颠覆，并且这种皇权、王权专制特别是中国的皇权专制时期的暴力颠覆鲜有克制、和解的可能，一定是彻底的杀戮和改朝换代，即暴力革命。

及至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兴起和壮大，初期和中期也经过了资产阶级（资本家阶层）与王权之间规模各异、但整体上规模远逊于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政权周期性更替的暴力，如17、18世纪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平民、工人联合反抗王权的革命，后期还经过了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罢工和暴力程度有限的起义。最终，家天下的王权被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所取代，随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双方都逐渐认识到暴力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和社会财富的无谓破坏，都在有限度的暴力对抗中学会了克制、退让和妥协，逐步建立起宪政、法治、程序化的任期选举、集体谈判和对话等理性、非暴力的政权（政府）更替机制，此为政体。而在国体上，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王权、皇权私有制和家天下后，由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次宣告了权力公有、主权在民，终结了数千年的权力私有制和政权暴力更替的恶性循环，暴力革命、暴力颠覆政权失去了必要，理性、和平、非暴力的任期选举成为政府、政权更替的唯一途径。因为缺失了暴力因素，这一新型的政府、政权更替机制本质上已不再是什么颠覆。当然，如果一定要借用“颠覆”、“革命”两词，仍称其为“颠覆”和“颜色革命”，这样的“颠覆”和“颜色革命”也是正义的、合理的、理性的，也完全符合所有公开声称主权在民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或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宪法和法律。

从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到今天“硕果”仅存的中共国、北韩、越南、古巴，无不至少在形式上效仿了欧美资本主义的宪法、宪政模式，自称“人民共和国”和主权在民，如中共国宪法声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区别在于，从苏联开始的所有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从未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当真落实过主权在民，从未当真进行过竞争性的选举，从未当真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公民。香港人民拼死喊出“我要真普选”，也正缘于此；丁家喜、许志永推动公民运动、唤醒公民意识即中共国宪法和中共一直空喊的国家主人意识，同样缘于此。

于是，丁家喜、许志永等人就成了颠覆政权罪的要犯。因为，早在1950年代中共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不久，毛泽东就半公开地放言要撇开宪法，后来被毛泽东阳谋整死的刘少奇也鹦鹉学舌，声称不能让法律约束了党的手脚。一句话，宪法和法律可以写在纸上，却绝不能兑现于现实中。“不能让法律约束了党的手脚”一直是中共国的政治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挑明和刺破，挑明、刺破，即为颠覆。

颠覆罪是权力私有制下特有的犯罪，是政治犯罪，在权力公有、主权在民的宪法政体下没有存在的空间，“政治犯”概念及政治犯不受引渡原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王权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看来，反抗权力私有的封建王权根本就是正义的，而不是犯罪。由此，是否存在颠覆罪就成为检验一国是否法治国家、是否主权在民的试金石。

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是政治犯，深圳大抓捕的所有被害人是政治犯，“709”人是政治犯，刘晓波先生、秦永敏先生是政治犯，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是政治犯，即中共国1949年后的反革命犯。1957年的几十万右派是反革命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期间说真话者是反革命犯，“文革”中无数惨死者是反革命犯，林彪、江青是反革命犯，“六四”学生是反革命犯……可是，中共国的战狼发言人们从来都是铁嘴钢牙，绝不承认中共国有政治犯。

所有这些人是都从未使用、都明确反对暴力，他们不是杀人犯罪等经典犯罪的犯罪人，又被中共国否定为政治犯，他们到底是什么罪犯呢？

像六年前的“709”案一样，厦门案同样向世人昭示，中共国是绝不肯开启政治改革的，尽管邓小平曾承诺过要进行政治改革，尽管温家宝多次空喊过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尽管中共自己也深知他们的政治早已是弊病丛生，他们无可救药的腐败正是他们政治的必然产物，他们的政治越来越窒息着他们的经济和社会，他们仍铁心绝不对政治进行一丝一毫的改革。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共国的既定政策。丁家喜、许志永的非暴力改良都被强加颠覆罪，表明他们执意要把任何变革的路径统统堵死，把所有改进、改善的诉求一律扼杀于未萌。他们一定会越来越依赖臭名昭著、规模无限膨胀的国保部门，四面出击，采取主动性、进攻性的防御，像锦衣卫探子一样在人民中嗅出敌人，继续罗织颠覆罪名，以暴力吓阻中国人民对宪政、民主的追求，确保权力万世一系。这，才是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等厦门案被强加颠覆罪、才是十多年来中共国颠覆罪泛滥的根本原因。

2019年12月26日，以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等4人被抓捕为标志的厦门聚会案进入公众视野。在随后的半个月内，各地警方对参会者进行传唤、拘留，甚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部分参会者逃亡海外，部分参会者离奇失联，许多人对案件讳莫如深。时至今日，整个案件仍然是个谜。作为厦门聚会案的亲历者，我愿意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与大家分享，让大家了解这次聚会的来龙去脉。2020年12月自由亚洲电台对一些参会者做了访问，该访问评论理念多于记录事实，还是没有满足公众对案件真相的关切，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知道的一切写出来，当然，有些细节可能会因记忆而有出入，我也希望其他参会者有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聚会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烟台警方大张旗鼓，搞得全国各地鸡犬不宁，无外乎是想办一个所谓的大案要案向上级邀功，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无限上纲上线，甚至不排除有杀良冒功的嫌疑。

厦门聚会案最开始抓人是在2019年12月26日，从法律文书上了解到的是，该案的代号为12.13专案，实际上真正聚会的时间是在2019年12月7号和8号两天，因此民间也把厦门聚会案称作12.26专案或者12.13专案。

我参加这个聚会是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记得在2019年11月中旬左右，有人用聊天工具在一个聊天群里发了信息，大意是十二月初有空的朋友可以到厦门来吃海鲜，晒晒太阳，因为那时候已经冬天，厦门市靠南边比较暖和，最初大家说的是去厦门大学外面的沙滩玩，然后去鼓浪屿什么的，后来确定先报名，根据参加人数的多少，再确定具体地点和方式。当时群里似乎说过参会者来回路费自付，这个群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无外乎是电报群、微信群或者WhatsApp群，那时好像还没有大规模用signal群。我因为想出去散散心，也想结交一些朋友，就报名要去玩两天。大概在十二月初，我收到私信，说聚会时间定在12月7、8号两天，地址是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李林社266号奈斯轰趴别墅，这个名字真拗口，我早就忘了，因为要写这个纪实，我问了其他朋友才记录下来的。

我是12月6日晚上飞到的厦门，打了一个出租前去，司机根本找不到地方，在那条路上转了几圈，最后我不得不下车自行询问了路边的人才找到那个别墅。进门后，我看到几个人在唱歌，喝啤酒，就像KTV的风格，我因为比较累，给大家打了个招呼后就睡觉了。老实说，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睡觉，床铺还是通铺，似乎淋浴设备也无法正常使用，这也是第二天换酒店的原因之一。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也比较晚，大家都很随意，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认识，其中一个我熟悉的朋友介绍了其他人给我认识，这些人有很多在同一个微信群，但是没有见过面，有三四个在网上聊过天，一见面还是有点脸熟，更多的人都是不认识的新朋友，直到今天，有些人我都想不起长相来。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前面是一个小院子，有些植物，房子好像是四层，二楼有个大阳台，晒太阳不错，房间里面有卡拉OK厅、台球桌、游戏厅等，很像那种私人会所，这个会所房间里面有录音录像的监控设备，不过大家也没有觉得什么大不了。

吃了早饭后，已经九点半左右了，大家就在一个卡拉OK厅的包间里面开始聊天，当然也可以说是开会，这就是官方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戏开场了，12月7号参会的人员现在我也记不得有几个，一是因为有好几个人不认识，二是因为有些人进进出出，大家也没有注意，反正坐了一圈，十几个肯定是有的。按照罗规方式，当时有个主持人，也就是计时并提醒发言人注意时间、不要偏离主题等等，12月7号的主题就是各自谈谈自己的现状，以及自己遭受的一些打压，或者谈谈对香港局势、中美贸易战的看法等等，每人好像是五分钟，其实大家也就是泛泛而谈，因为很多内容都是媒体报道过的，也没听到什么很有见地的观点。相对而言，几位律师谈得更具体，比如办了什么案件，受到司法局或者律协什么样的打压等，访民也谈了一些自己的遭遇，希望律师们能帮忙维权。但总的来说，没什么敏感议题，其中有两个人谈到中央可能对香港的策略问题，不过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我们都不是非常合格的政治评论员，几乎没有人会预见到大陆会以通过港版国安法这种措施来管制香港。因为人多，发言一圈下来就是近两个小时，很快就到了中午，大家叫了外卖过来，吃完饭，定好下午三点再继续聊。中午有些人出去转了转，有些人睡睡午觉，精力好点的就在哪里唱歌、打台球、聊天，下午好像也没干啥，就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喝茶、喝咖啡闲聊。然后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地方有监控，加上住宿条件不好，建议最好换个地方，很多人附和这个建议，于是有人去张罗晚上的饭局，有人就去订新的酒店，大概在5、6点钟，大家就分乘几辆车子去了一个饭店，这个饭店的名字我已经忘了，晚饭比较丰盛，吃了些海鲜，席间大家无外乎也是聊天喝酒，谈的话题天南海北，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香港局势、特朗普、中美脱钩、人权律师等等，我后来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幸好当时还没有发生BLM运动和新冠肺炎，否则以今天泛自由派的分裂状况来看，如果当时有这些问题，恐怕会有人吵架，甚至不排除打一架，这样也好，免得党国抓人，聚会就结束了。吃完饭，大家又分乘几辆出租车到了新的地方，新的地点是厦门市集美区孙坂南路港头二里的墨和小院，这个酒店有点像农家乐，还算干净，大家两人一间分好房间后就各自休息了。我是和一个律师住在一起，大家聊了些律师江湖的趣事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吃了早餐后，大概九点半又开始在墨和小院的一个会议室开会，我记得有两位朋友订的机票或者高铁比较早，在8号上午十一点左右就走了，也有一两位似乎是12月8号上午十点过才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厦门聚会颠覆案，在我看来既无组织性，又无纪律性，后来被当局无限拔高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如果说12月7号的开会内容多少有点务虚的话，12月8号的内容可以说相对实在些，总的来说，整个8号的会议谈了三件具体的事情，第一是要评选2019年中国十大公共事件，由谁具体负责我已经忘了；第二是要发表2020年元旦新年献辞，这个献辞当时确定是由常玮平执笔，后来常玮平还没有动笔就被监视居住了，我猜想这也是常玮平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原因之一；第三就是要评选2019年度的杰出公民奖，但是谁负责牵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从我后来在媒体上了解的情况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评选过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抓人，这次要抓人，我就不清楚缘由。8号上午在茶歇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做一个游戏，就是让大家预测一下共产党在多少年内会垮台，有人预测说就在这两三年，有的人则认为至少三十年，大家不过就是随便说说而已。紧接着这个游戏，有人提出讨论一下中国民主转型后面临的社会问题，大家都提出了一些观点并指出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做的一些预案，同时有人也谈到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的问题，谈到了民族矛盾如何化解的问题，总之讨论很广泛，但观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假设和探讨。在讨论过程中，有两位朋友还因为罗规适用规则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了。很快就到了十二点过，主持人提议结束，于是大家就分头离开厦门，出来的时候，时间充裕的参会者就在路边一个小饭店一起吃饭，我们大概还剩下十五个人左右，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发现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似乎在对我们进行拍照、跟踪，不过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因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聚会，讨论了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根本不用遮遮掩掩，把自己弄得杯弓蛇影的。但是，以现在的情形来看，我们这些人还是太年轻了，太幼稚了，压根没有想到普通的聚会最后会演变成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大案。我大概在下午两点离开了饭馆，赶往厦门机场，其他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这次厦门的聚会，严格来讲是一天半，因为8号中午就结束了，具体每个人谈的什么内容，我现在确实也记不得，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案子要定颠覆国家政权，的确是高看了我们这些人。这个聚会纯粹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探讨问题的交流会·，没有任何其它目的。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参会人员的名单，就可以看出，律师占了大多数，数量超过了一半，当时媒体报道是另一个“709事件”，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了解到的参会人员应该有丁家喜、许志永、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常玮平、黄志强、王江松、卢思位、卢廷阁、庄道鹤、文东海、唐荆陵、刘家财、吴绍平、庞琨、刘四仿、王应国、丁灵杰、王磊，另外有两人通过视频聊了两句，分别是刘书庆和吴明。

这就是整个厦门聚会案的来龙去脉。

厦门聚会案的待解谜团

厦门聚会案到了今天，已经侦查结束，因被牵连而仍然羁押的还有四人，分别是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常玮平和李翘楚是真正的冤枉，我了解到的常玮平不过就是公开了宝鸡对他进行酷刑的事情而已，李翘楚是因为与许志永的特殊关系，一直在外面为许呼喊而开罪了北京和山东国保，就顺便把她也收拾了。厦门聚会案，到今天还有几个谜团没有解开。第一，为什么当初是山东烟台立案，现在又让山东临沂来办理？厦门开会和烟台临沂有什么关系？第二、为什么陕西宝鸡警方要对常玮平第二次下手，除了因为常玮平公布宝鸡警方滥施酷刑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第三、许志永最终被捕究竟是因为厦门聚会案还是因为他在逃亡过程中写了著名的《劝退信》？

厦门聚会案，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仅仅因为这种就餐聚会就可能会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现在也被当地国保列入敏感名单，给我生活带来了很多烦恼。以我后来对这些参会者的了解，这些人都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普通公民，他们现在有的被吊证，有的人为了生计奔波，有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有的则被羁押待审，命运堪忧。比如丁家喜、许志永，他们仅仅为了追求一个美好的中国，却不得不面临三、五年的刑期，这对他们是何其残忍？常玮平，一个普通的律师，不仅丢了证，遭受酷刑，还面临判刑，这对他又是何等的不公？李翘楚，一个90后女孩，仅仅因为对爱情的执著，为了自己所爱的男人呼吁而身陷囹圄，遭遇办案人员的羞辱，这又是何等的荒唐？我有时在想，这些办案机关的警察真的就如此缺乏最基本的良知和人性吗？他们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就不怕报应吗？当我要结束这篇纪实的时候，我祝愿因厦门聚会案受到羁押的人尽快获得自由，祝愿那些因本案受到牵连的人生活恢复正常。

一个厦门聚会案的亲历者小L

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因出来揭露被监视居住期间遭受的酷刑而再度被陕西宝鸡国保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常玮平是因2019年12月参加朋友们在厦门的聚餐而被拘押。由常玮平第一次被拘押期间的遭遇，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厦门案专案办理中滥施酷刑违法侵权的行径。值得世人持续关注！
常玮平律师2019年12月8日参加了国内一些朋友在厦门的聚餐活动。2020年1月12日晚10时左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13日，宝鸡市司法局注销常玮平律师证。14日早8点左右，常玮平妻子接到宝鸡高新分局国保大队电话，被告知常玮平因危害国家安全，已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月21日下午5点左右，常玮平获释回家。1月23日，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作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常玮平取保候审的决定，并以不可离开取保候审地为由，限制常玮平离开宝鸡。

2020年3月15日开始，常玮平每日录制一个生活日志短视频，取名“趣宝日志”，并开始上传到名为Danny Crane的个人YouTube频道。到2020年10月14日晚，常玮平在趣宝日志的209期末尾表示，“今天宝鸡的国保还是在六营村见了我一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明天会对我今年的事情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布”。10月15日晚，常玮平表示身体不适，推迟发布声明。10月16晚，趣宝日志第211期，常玮平做出声明，披露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了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10月22日，常玮平再度失联。当晚，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从常玮平第一次因厦门聚餐案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遭到酷刑来看，第二次被陕西宝鸡警方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应会遭受比第一次更严重的酷刑。而警方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拒绝律师前往会见，而从常玮平父亲在反复抗争后得到的一次短暂会见情况，可以看出常玮平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

据常玮平的父亲会见后披露：2020年11月25日下午，我在高新分局隔壁的马营派出所见到了玮平，进去的时候玮平已经在一张桌子前坐好，总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父子相隔一张桌子而坐，玮平身后有两名穿黑色制服的武警站岗，我身后有四名警察，房间外面还有七八个穿便衣的。这样的场景不由让人悲从中来，父子俩相对而泣，玮平瘦了很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说话语速很慢，他说让我不要在网上发东西了，没有用。也让我转告他的妻子不要发声，好好上班。转告他的岳父母保重身体，不要为他的事奔波了。这些话我当然不信的，他怎么这么清楚外面的事？而且他是一个律师，语言表达能力很好，说话一直语速富有激情，今天他语速慢的如同背诵一样。这不是他真实意思的表达。会见结束，让我先走，玮平继续坐在那，当我走出那个房间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他吼破喉咙的喊着让我和他妈好好活着的声音，但我已经看不到他了。

如此情形，让常玮平的父亲感觉：“这是在交待后事吗？凄厉又惶恐的声音让我瞬间崩溃了。”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从常玮平的父亲会见记述中看到常玮平身心遭受着巨大的折磨。依据联合国有关酷刑定义为：“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对照常玮平的情形，显然，常玮平遭受了酷刑。

几位朋友相约在厦门吃个饭，期间谈论一些对人生、天下、社会的看法，居然就被定性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谓滑天下之大稽。然而，中共当局就是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通过酷刑来成就它们需要的政治大案，以威吓天下，打击公民社会。

由披露出来的常玮平酷刑遭遇，我们可以想见到被中共当局定性为厦门聚餐主犯的许志永、丁家喜两先生必然遭到了更甚的酷刑。因为他们至今不被律师会见，不得与外界联系，被隐瞒姓名羁押于临沂下面的监狱，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惨无人道的事情，才需要如此掩盖隐瞒，阻绝与外界任何音讯联系。所以，文明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机构与人士，都不可忽视许志永、丁家喜的遭遇。

中共陕西当局对常玮平的酷刑，暴露出中共厦门聚餐专案组执法中的种种违法侵权，也让外界看到厦门聚餐案中被羁押的许志永、丁家喜、常玮平们正遭受的非人虐待。中共当局在厦门聚餐案中的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等，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罪释放常玮平、许志永、丁家喜等因参加厦门聚餐被羁押人士，追究办理厦门聚餐案中实施酷刑迫害的个人及部门的法律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