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虹是天津市北辰区朝阳里20号楼-204的居民，今年49岁。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因参与2011年中国“茉莉化革命”等活动，张长虹被关进了精神病院。2013年2月下旬，张长虹主动联系本刊介绍了他从事民主运动及被精神病的经历，下面是刘飞跃与张长虹的对话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张先生，首先想请你谈一下你的六·四经历。
张长虹（以下简称张）：一九八九年四月我正在北京办事情，当时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围观，目睹了学生下跪请愿的情景。看到学生下跪，我当时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感觉自己不能置身事外。在北京期间，我到天安门广场待了一夜。后来我回到了天津，参加了天津大学学生的游行，还向天津大学学生演讲介绍了我了解的北京的情况。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的前一天，我在天津大学和学生们正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被抓了。我因此被收容审查，当时关在南开公安分局看守所，在这里被关了四个多月后我被释放。
刘：六·四的经历改变了你的一生，是吧？
张：是的。六·四对我来说一直难以忘怀，也促使我一直关注我们的国家，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走上民主的道路。2011年2月，当时中东“茉莉化革命”热火朝天，中国国内也有民众发起了“茉莉化革命”，各个地方都有一些民众集会散步。2月20日，网上传出天津的集会散步地点在天津鼓楼。当天下午二点我就来到了鼓楼，当时我还带来了我写的大字报，大字报上写有“埃及的解放广场 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诉求 不一样的结果”。很快警察就过来了，还有许多国保便衣。警察来后就抢夺收了我的大字报。警察还要带我走，我不从，并高喊“民主万岁”等口号。他们就掐住我脖子，掐得我都喘不过来气。警察边掐还边说：“弄死你”。
就这样我被带到了天津镇压“茉莉化革命”那个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就在鼓楼附近，随后我又被带到了天津果园新村街派出所。期间我被铐在铁凳子上，一铐就是一晚上。当时国保轮流审讯我，并不时打骂取笑侮辱我。第二天，国保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但他们没得逞。
刘：这次没送进精神病院？
张：对，2月21日果园新村街派出所委托天津市司法精神病鉴定委员会对我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从上午开始，先是由鉴定专家组对我进行了精神检查，接着又进行了大量的心理测验、实验室检查、脑电图检查等全面系统的检查，前后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经过专家组认真的鉴定后，得出鉴定结论为我是正常人，无任何精神疾病。就这样当日下午我被押回派出所，晚上我被释放回家，逃过了一劫。
刘：但后来你还是没逃过精神病院的魔爪，而事由是你宣布成立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请讲讲这事的经过。
张：六四是一笔血债，不能忘记，必须要提。2011年10月11日，辛亥革命100周年期间，我就在博讯网站发出了《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成立公告》一文。“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的工作宗旨就是要让每一天都是“六四”纪念日，让每一天都是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宣传日，全国的各大专院校就是我们的工作平台，我们誓将“八九民运”进行到底。
当时我还决定到天津大学等高校散发有关“六四”事件20周年白皮书，结果三天后的10月14日，天津警方以我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煽动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为由，把我从家中抓到果园新村派出所关押。下午对我家进行了搜查，扣押了我的电脑、打印机、MP3及一些宣传资料。就是这次抓捕，使得我进了精神病院。
刘：你是如何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是谁把你送进医院的？
张：10月14日晚上，就有一些人来到果园新村街派出所，由国保警察高科长坐阵指挥，我当时还以为他们是公安人员对我进行审讯，因为当天我被关押期间，有好几轮公安，国保警察都是穿便装对我进行审讯（国保警察几乎都是穿便装工作），并不时打骂侮辱我。当审讯只进行了几分钟，刚刚问了几句话，我突然认出审讯者中有一人是2011年2月21日，曾经对我进行过鉴定的人员。我当时对他们的这种秘密鉴定的作法非常气愤，就大声说“鉴于此卑鄙手段，我拒绝回答你们的问题”，并宣布把我前面所说的话全部收回来，于是几位“专家”站起来，愤愤离去。当时有人对这个场面进行了录音录像。
10月15日中午，有国保问我道：“如果给你放了，你还去不去天津大学宣传”，我答还去。结果当天在不告知我鉴定结论，也不告诉我如果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我就被果园新村街出派出所四个警察送进了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关押，在铁窗内开始了恶梦般的“精神病人”生活。
刘：你在精神病院内情况如何？有遭到虐待吗？
张：我进到精神病院后就被强迫吃药，刚开始药量很大，吃得我浑身无力接近休克状态，最严重时血压只剩下50mmHg至70mmHg。由于我不肯吃药，期间多次被捆绑，被强行灌药了五、六次。我还遭到过多次电疗，主要对我的头过电，过得我实在受不了。2012年1月后我开始绝食，医院方面就强行给我鼻饲。鼻饲时几个人冲上来捏住我的鼻子，弄得我只喘气非常的难受。
刘：你这次被关了多长时间？住院时，他们给你作过精神病鉴定吗？
张：我这次在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关了三个半月后出来的，出来时已是二月初了，当时是果园新村街出派出所警察和我女儿一起来把我接出来的。
后来我女儿告诉我，我进医院大约半个月后，她从警方等处得知2011月10月14日那天我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但至今我们没拿到这个鉴定结论。一直到2012年1月11日，在我多次询问索要的情况下，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才给我一份诊断证明书，说我是“偏执性精神病”。
后来我还得知，2011月10月14日晚上我被抓后，当局把我刚读大一的女儿也抓到了果园新村街出派出所，逼迫她承认事先知道我此次违法的事情，企图使我的女儿也受到牵连。接着被告为了达到把我弄成精神病人的“合法性”，又欺骗引诱她说，你爸违法的事，要判几年，你如果编几句证言，说你爸精神有问题，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就没事了。我女儿听公安人员这么说，害怕我会被判几年，于是就按照公安人员的授意，胡编了几句“家属证言”。转天10月15日，公安人员又把我女儿押到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继续欺骗她写了个住院申请，而后，在不让我女儿看内容的情况下，让已经上当受骗的她在几张纸上签了字。你说她一个小姑娘刚读大一，哪经得起这些？
刘：听说你现正在为被精神病的事告公安，现在进展如何？
张：是的，我出院后就开始控告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2012年9月14日我将诉状及全部证据材料送到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起诉被告，后又多次向天津北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递交诉状及相关材料，但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至今未立案，也不裁定。
刘：最后请你简单介绍下你的个人情况。
张：我以前做过个体户，做过烟生意。94年又干过货运，做过司机。现在我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刘：谢谢，多保重。
张：不客气
2013-2
张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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