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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伟平案庭审现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法官“禁言”

    【民生观察2024年10月11日消息】近日,洛阳李伟平案开庭,在庭审第11天当日,被告人李伟平及其辩护人被法官赵大地“禁言”,随后辩护律师纷纷申请赵大地法官回避,但被赵大地法官当庭驳回,并不得复议。有律师提出异议,被审判员要求保留意见,必须遵守法庭的决定。

    据李伟平冤案家属发文称,2024年10月9日,洛阳李伟平案庭审第11天。今天庭审还没开始,第一被告人李伟平就被赵大地法官直接强制“禁言”。

    早上法警将所有被告人带入庭时,第一被告人李伟平便不在此列。大抵是赵大地法官为昨天李伟平骂自己一事怀恨在心,这次直接剥夺他进入法庭接受审判的权利。

    由于赵大地法官把副法庭的音频切断了,大家只能在视频中看见李伟平激动地控诉着自己的冤屈、法官的强权,却无法听见他的声音,被告人的辩护权还没行使即宣告终结。

    面对赵大地法官的野蛮行径,辩护律师们纷纷举牌抗议,要求发言。赵大地法官置之不理,为了不让律师说话,直接要求被告人李沾兴陈述上诉理由。李沾兴看着律师有话不能说,也向法官提出抗议,能否先听听律师意见。

    赵大地法官在多方夹击下,审辩双方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时,才迫于压力不得不让律师发言。此时,庭审已经过去了整整18分钟。

    家属称,接受审判的被告人李伟平不仅不能站在法庭上为自己发声,连他的辩护律师想为他说话也得竭尽全力地争取,庭审成了赵大地法官一个人的舞台。在他眼里,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只不过是配合他演出的工具人,任何“不听话”、不服从他指挥的人都是眼中钉、肉中刺。果不其然,开庭不久被告人李沾兴让赵大地法官不满,也被带出去了。

    人性的自私与残忍在赵大地法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案子错判又如何?当事人把牢底坐穿又与他何干,反正只要办完这个棘手的大案,就能向领导邀功,他就能如愿以偿升官加爵。

    庭审期间,在争取到发言机会后,王兴启律师、赵永林律师、王旭律师都申请赵大地法官回避。主要理由包括:

    第一,被告人李伟平、李沾兴与赵大地法官多次发生激烈冲突,审判长直接剥夺他的辩护权,将其带离法庭,并专门提示书记员将李伟平辱骂自己的话记录在案,充分体现赵大地法官对被告人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在代入强烈的个人情感后,必然无法理性平和、允厥执中地审理案件。根据刑诉法第29条第4项,审判人员与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应当回避。

    第二,《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2条明确规定,“未经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同意,人民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适用在线诉讼”。法官在未征求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把被告人带到视频副法庭审判,严重违法。

    第三,赵大地法官屡次剥夺辩护人的发言权,违反《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31条。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赵大地法官在休庭后作出的回应是“关于部分辩护律师提出本人回避的申请,休庭期间,合议庭进行了评议。合议庭认为审判长依法对法庭的庭审活动进行指挥,对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庭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置,不构成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9条所规定的回避的情形。依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35条之规定,决定当庭驳回,并不得复议”。

    家属表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赵大地法官此言与法盲无异!

    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第31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第33条规定,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赵大地法官却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让以自己为首的合议庭来决定自己不需要回避。并且这样违法的决定竟然不允许复议。难道在洛阳中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难道赵大地法官拥有超越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和修法权?还是赵大地法官确实是个法盲?

    律师对他这种荒唐的言论提出异议,审判员却说:“有意见保留,法庭的决定必须遵守。”中国的回避制度就这样在赵大地法官的指挥下彻底玩残了。

    在今天的庭审过程中,赵大地法官常常堂而皇之,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尊重法庭,但自己坐在国徽下,手执法槌,却目中无法;他振振有词地说“在这里没有人有权超越法庭”,殊不知全场唯一超越法律、在法庭上唱独角戏的人正是他自己。

  • 邯郸三少年为什么杀人?

    ——中共及其专制对中国人道德的毒化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中学初一学生李程、马亚崎和张兆龙合伙杀害同班同学王子耀所引起的巨大民愤看似暂告平静,尽管后续起诉、审判时一定仍会再度点燃全社会的愤慨。

    民愤短暂宣泄后,必须思考的是,13岁出头、刚由小学生变为初中生的三个未成年人,为什么杀人?为什么会杀人?为什么会以如此凶残的方式杀人?

    三个13岁多的毛孩子精心准备、蓄意杀人,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教育、社会、政治的深层问题。

    暂且撇下三个毛孩子杀同学不谈,先回顾一下已成为历史的两起著名杀人案件。

    第一起,1978年9月2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农场医院护士蒋爱珍,枪杀李佩华及其妻子戴淑芝和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李佩华、戴淑芝和谢世平、钟秋两对狗男女在半年前的“3.17捉奸事件”中恶意捏造蒋爱珍与张国政通奸。蒋爱珍、张国政百般辩解,仍被农八师144团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山、医生李佩华、药剂员谢世平等人为争权夺利、整倒整臭张国政而恶意构陷,冯俊发对蒋爱珍虚与委蛇声称的“你要相信组织”的所谓正常渠道根本行不通,正如今天冤假错案正常上诉、申诉完全无效,数千万近以亿计的访民的所谓正常信访压根就是死路一样,蒋爱珍只能靠枪杆子说话了。蒋爱珍杀人,蒋爱珍怒杀恶人,完全合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革命逻辑!

    第二起,2008年杨佳杀警案。2007年10月5日晚,北京市民杨佳骑着租借的自行车在上海市区游玩,被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截停,警员存在不主动出示证件、经杨佳要求后仍不出示证件之执法不规范问题,后将杨佳强制带至派出所,恶意拖延至凌晨才予释放,杨佳坚称受到刑讯,多次控告,但闸北分局声称警员的所谓执法行为合法合规,中共公安的这种死不认错最鲜明地体现了整个中共死不认错、永远正确的专制本性。二审庭审中,杨佳仍称2007年10月5日晚在芷江西路派出所遭受中共公安两次殴打,第一次是多名公安一起殴打,第二次是两名公安殴打,当时就留下伤痕。二审庭审最后陈述时,杨佳声称如果警察权力不受制约任何遵纪守法的公民也可能像他一样遭遇非法对待。

    根据中共公安强横成性的历史,完全可以认定杨佳遭到了中共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的殴打。无端拖延至凌晨才释放,对杨佳这样敢于要求公安规范执法、敢于向公安强权说“不”的公民使阴招进行整治,一直就是中共整个公安标配性的恶意执法伎俩。

    杨佳杀警后,当时远不如今天便捷的网络世界一片叫好,尽管难免情绪化成分,但的确反映了公众对强横撒野、强权任性、滥用暴力的中共公安的强烈痛恨。杨佳能否因受到中共警员的殴打而可杀死无关的六名警员、是否该判死刑、是否因警员对他的殴打这一前因而可宽宥,是一回事,杨佳以其杀警的暴烈且惨烈行为暴露出中共公安一直普遍存在的强权撒野、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现象,中共整个权力体系尤其是起中共上层应否正视并切实解决公安的滥用暴力、强权撒野问题,是另一回事。遗憾却又必然的是,中共对杨佳以如此暴烈且惨烈的方式提出的这个问题当时并且至今丝毫不以为意,毫无解决之意,不仅根本未从体制上对整个公安加以整肃,根本未建立有效的防止、惩治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的机制,而且甚至连杨佳被警员殴打这个原本并不算严重的事件本身也不予处理,反而是矢口否认、坚决掩盖。

    民间和网络世界以杨佳的口吻总结了杨佳杀警的法治价值: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蒋爱珍怒杀恶人与杨佳杀警泄愤的一个共同原因在于中共公权力和手握公权力的中共官员和警员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而如果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仅仅限于权力行使的微观层面、仅仅是中共官员的个人原因所致,这样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尚无伤根本、尚容易解决。只是,中共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绝非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如列宁就放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政权”;然而,列宁及其后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并非仅仅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约束,而且还不受它自己的法律的约束,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及东欧共产专制政权,到毛泽东的中共专制政权,莫不如此,斯大林疯狂滥权的大清洗,毛泽东公开叫嚣“无法无天”、持续二十多年的杀戮、饥饿和全民互害,邓小平法外擅断的“六四”屠杀,都确凿证明了共产专政权制度性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本性。

    什么是本性?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就是本性。共产特权专制政权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在东欧还是在北韩,总是要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的,这就是共产特权专制的本性,而共产特权专制的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虽能使多数人在多数时期俯首听命,却也一定会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激起蒋爱珍、杨佳这样血腥儿女的暴力抗争,权力滥用和强权撒野总是要引起流血事件的。血性者不常有,但总会有!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因为农八师144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山、李佩华、谢世平等人权力滥用、强权任性、无中生有,铁了心要给蒋爱珍、张国政强加一个通奸罪名,就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罗织和强加罪名,就像毛太祖对刘少奇强加‘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就像邓小平1989年对青年学生强加“反革命”暴乱罪名,就像傅政华、孙力军及其幕后黑手对“709”律师和公民以及“厦门大抓捕”蒙难人士强加颠覆罪名,就像中共武汉公安强逼李文亮医生低头认罪……

    杨佳为什么杀警?因为中共上海公安对不规范执法、整人式的恶意执法、警察打人和刑讯逼供完全不以为意、听之任之、包庇袒护,是因为中共及其公安从不认错、死不改错、永远正确。

    权力滥用、强权任性、死不认错,不仅是反人性的,而且是反道德的,不仅阉割人性,而且还阉割人类长期进化而形成的普世道德,反人性和反道德是所有专制的共同本质,专制政体的反道德与其腐败、腐朽本性互为表里、一体两面。在蒋爱珍怒杀恶人案中、在杨佳杀警泄愤案中,我们都能看到权力滥用、强权任性的冯俊发、杨铭山、李佩华、谢世平以及强横成性的中共公安的官德和权力道德的扭曲,能看到中共官员的反道德行径和嘴脸。对于公权力执掌者而言,官德、权力道德就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因而他们的反道德行径实即反职业道德行径,而在高度分工的社会里所有职业都是社会化的,都会面向社会范围内的所有行业和所有个体,区别仅在于社会化的程度即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大小,因而任何反职业道德的行径也都必然是反公德的行径,而反道德行径对全民、对全社会各个领域危害最大的则非官员和公权力的反道德行径莫属。

    蒋爱珍怒杀恶人、杨佳杀警泄愤和邯郸三少年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以及近些年各地频频发生的众多规模化的恶性校园霸凌事件,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公权力和官员的反道德-社会和成年人的反道德-未成年人的无道德”的道德劣质化进程,在公权力和官员的反道德与未成年人的无道德之间存在社会和成年人的反道德这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又通过利益导向以及意识形态阉割和价值观空档两个途径促进了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之类不良少年的无道德化。

    利益导向是指,专制政权的腐败和反道德本性的总根源是享受最高特权的最高层,腐败和反道德行径从最高层逐级蔓延至直接接触草根民众的最基层权力,蔓延到所有层级的所有官员,并继续通过血缘、同僚等各种关系网络把腐败和反道德行径传向家庭、配偶、子女以及所有行业和所有领域,给子女、给下一代、给全社会形成贪腐才能获利、恪守道德反而无缘正当利益的邪恶利益导向,形成全社会范围的权大大贪、权小小贪、权小也大贪、无权力则创造权力也要贪的反道德贪利机制。于是,原本并无官员那样的强制性权力的教师和医生行业也贪腐炽烈;于是,本应树人立德的中小学教师也出现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向学生家长索要红包者,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有如湖南刘翔峰、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之类唯利是图、谋财害命者。浸泡在此等中共及其官员全面腐败、全社会的道德整体崩溃的环境中,从电视、手机等互联网渠道以及成年人的言谈中耳濡目染着无穷无尽的反道德信息,中小学学生、未成年人如何能够不受误导?如何能形成正常而健全的道德观?如何能不陷入是非难分、善恶不辨、道德迷茫甚至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反道德、无道德状态?

    意识形态阉割和价值观空档是指,作为古今中外所有专制政权独一无二的集大成者,中共处心积虑地以马列邪教及花样翻新的持续邪教理论“创新”,对底层民众从小开始并持续进行邪恶的洗脑,恶意实行奴化、愚民教育。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根本和终极目的就是驯养作为其统治和奴役基础的一代又一代俯首听命、甘愿为奴的庞大底层人矿,就是把人民驯化成不能独立思考、不知现代普世道德和普世价值为何物的顺民、愚民、贱民,阴毒地拒不从小对国民进行民主、权利、人权、宪政、法治、平等、友善、自尊自爱、尊敬他人、珍爱生命等等现代公民教育,而是故意、恶意从小并持续不断地对国民进行分化瓦解、底层互害教育。

    底层互害的最恶劣形式就是底层互相杀害、互相剥夺对方的生命,底层互害还包括互相监视、告密以及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等等形式的校园霸凌。无论何种形式的底层互害,互害的直接后果都只局限于底层内部,用中共生造的词汇就叫底层内循环,并不会直接损害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而至多只会由于减少、损害可供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压榨的人矿劳动力而间接影响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但由于底层互害的动力机制是底层的暴力在底层草根内部循环,确保了底层的暴力在社会根本变革之前不会指向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因而,底层互害实质上有利于中共特权专制统治的稳固,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斯大林苏共专制统治者、柬共波尔布特专制统治者、罗共齐奥塞斯库专制统治者,以及奉行商鞅疲民、弱民、辱民和韩非权、术、势的法家专制统治者,不仅从来并不在意、反而放任底层的互害,只要底层可供奴役、压榨的人矿维持一定规模,各种特权专制统治者都只会因为底层互害有利于其特权专制统治而躲在阴暗角落暗自高兴,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大饥荒,毛泽东的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底层互害及其必然导致的底层的反道德——如义和团和红卫兵——正是包括中共专制特权统治者在内的所有特权专制统治者所乐见、纵容和鼓励的,而中共的底层互害驭民和维持特权专制的帝王之术则堪称古今中外登峰造极!

    底层互害的最卑劣形式就是通过邪恶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洗脑而强行阉割人心、改造个体的大脑道德中枢,无耻地鼓动夫妻反目、父母与子女互告、学生对老师仇杀以及恋人相互密告,并冠以乌托邦的、反人性的大义灭亲之高大尚美名而广为推崇,如马建民告发妻子杨沫是假中共党员,随后杨沫反告马建民与与武光、邓拓历史关系密切,张铁夫(张红兵)与其父张月升合伙举报母亲(妻子)方忠谋,李九莲给男友曾昭银写信质疑“文革”而被曾昭银密告,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宋要武)率同学打死老师、副校长卞仲耘……中共特权专制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以传统皇权加斯大林共产专制帝王之术挑起的全民互害尤其是底层互害所造成的人心戕害、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人性阉割,贻害无穷!美国的“文革”研究者认为,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文革”对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人的道德破坏更为严重,“文革”所导致的道德失落的恶果将在“文革”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显示出来。试看中共正在正执掌大权的“文革”红卫兵一代的逞强耍混、撒泼打滚、好勇斗狠、战狼外交、虚张声势、色厉内荏、欺软怕硬、叛国卖国的四处撒币,足见美国学者所言不虚!

    “文革”的旧伤远未抚平,中共在片面、有限经改中又报复性地全面而急剧地腐败,邓小平急功近利、不论是非、无视道德的“白猫黑猫”、实质上既无效率更无公平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江泽民为转移民众对“六四”的记忆而恶意开启全民不讲道德、闷声发财模式,邓、江二人在“文革”及其之前历次反道德狂飙的基础上又开启新一轮深入到微观毛细血管的全民、全方位、全社会的腐败和反道德浪潮。

    中共僭政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道德运动正是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的终极根源,正是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不仅只是反道德而且更呈现为返祖现象、退化为动物的无道德的终极根源。李程、马亚崎、张兆龙被抓获后丝毫未表现出他们这个年龄原本应有的恐惧感,恐惧感的缺失恰恰证明了他们已达到超越反道德的无道德阶段,因为只要作恶者还具有恐惧感,就表明他还具有正常的是非、对错、善恶等道德判断意识和能力。无道德,导致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三个毛头孩子竟能较长时期精心、沉着、若无其事地准备杀人,却丝毫也不泄露,导致他们杀人后又表现出与其年龄全不相称的冷漠、冷静、冷血,导致他们把杀人完全当作游戏,杀死同桌同学完全就是杀死一个小动物。

    在这个终极根源之外,李程、马亚崎、张兆龙以及所有同类的校园霸凌无良少年的无道德状态当然还有其他微观原因,如父母离异,农民工父母外出打工、长期与未成年子女分离,所有学校都偏执狂一般地追求分数、只教书不育人,只重知识灌输、完全忽视健全的公民道德的培育,甚至中国所有学校的应试型灌输和题海战术能否算是教书都大成疑问。更况,为数不少的教师也都像中共的贪官污吏一样,满脑子想着捞钱,教师体系也同样道德沦丧,教师们既无足够的师德和基本道德上的能力和素养、更无起码的道德激励去向学生传播现代公民道德,王子耀被杀害后旧店中学的校长一味否认存在霸凌、狡称班主任很负责,即证明了中共教师的师德和基本道德与中共官员一同堕落的现状;更况,如前所述,为确保中共特权专制政权,中共根本禁止对国民从小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人仅仅发起了一个温和的(新)公民运动就被中共两番打入大牢;更况,生存在中共及其官员整体彻底腐败并带动全民、全社会腐败的既定环境下,既缺乏家教又缺乏学校道德培育的未成年人,特别是道德教育资源更况薄弱的农村未成年人,怎能不面临着更大的成为无道德者而不仅仅是反道德者的风险?

    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多次公开声称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专制,并早在1956年就主张中小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每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据中共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中共的特权专制不仅先天注定了它自己的彻底腐败,也注定了它还必然导致全民的腐败和道德溃烂,进而,中共必然像根本解决不了先天注定的腐败一样,解决不了邯郸李程、马亚崎、张兆龙杀害同学王子耀之类校园霸凌问题,未成年人在道德养成和心智健全方面遭受中共专制和腐败的荼毒也是注定的和无法避免的;这些年各地持续爆出巨量恶性校园霸凌事件,中共的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共所有的公立学校,至今一概漠然视之,既毫无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性,更完全不可能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 中国新冠疫苗受害群体的悲惨遭遇及其维权遭受的打压

    (编者按:中国究竟有多少因接种新冠疫苗而致死致病致残者,在中国大陆信息被严控,调查被禁止,维权遭镇压的现实下,无人无部门可以给出准确统计,同时由于新冠疫苗后遗症仍在持续发酵暴发中,还有多少人将陆续显出病症也有待时间来验证。而从近日极其有限的新冠疫苗受害者自发组建的微信群组的实名入群统计,已达近3000人。这冰山之一角,仍可管窥到中国新冠疫苗危害的严重状况,以及受害者的悲惨命运和维权面临被严酷镇压的现实。值得世界高度关注!)

    一、新冠疫苗“受害”群体准备向两会递《倡议书》遭遣返、拘押、软禁等打压

    在中国,目前已经实名公开站出来控诉因接种新冠疫苗而受到伤害者,如出现白血病、心肌炎、肺结节、糖尿病等等多种疑似后遗症者,有近三千人,他们中一些代表原定在2024年北京两会向人大代表递交《呼吁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和2656份受害者名单,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重视这些不幸群体。但据了解,绝大部分代表在“两会”开幕前已被遣返原居地,身在北京的发起人也受到严密监控。

    北京居民钱大龙是质疑疫苗致病请愿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对外表示,为了在“两会”现场递交倡议书,群体不少成员相继提前抵达北京,并以各种方式匿藏起来,可是徒劳无功。据钱大龙了解,他们绝大部分在“两会”开幕前已被当局发现行踪,遣返老家。钱大龙说:“藏在小区里面,民宿之类的。他们大部分都藏了很长时间的,结果没藏住,(当局)可能是根据手机定位之类找到了。本来计划是两会的时候递交倡议书的,结果还没到那个时候就被抓到了。”


    (左图:确信自己半身不遂是注射新冠疫苗所导致的疫苗受害人,《倡议书》发起人之一钱大龙。右图:"两会"期间,北京当局派人到他住处外实施监控。)

    安徽的姚玲(化名)是2021年打了第三针新冠疫苗后一个半月被确诊为白血病,她独自一人于2月28日到北京,找到住宿的地方,本打算此次到北京待到两会结束,但是没有想到自己一到北京就被盯上了,29日早上出门扔垃圾时,即被一帮人架上车遣返回安徽。

    倡议书三位发起人分别是:江西吉安新冠疫苗受害家长梁小强,北京朝阳区新冠疫苗受害者钱大龙,广东江门新冠疫苗受害者邹健,目前三人都被当局禁止发声。那些准备递交倡议书者,重点被维稳,会被24小时上岗监视居住。

    二、新冠疫苗受害者近年维权被打压情况

    因注射中国大陆新冠疫苗而产生严重后遗症的“新冠疫苗受害群体”,因向当局要求从立法、补偿、救助等各个方面予以补救,遭中共当局残酷镇压,据目前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位疫苗维权人士遭刑拘、逮捕和判刑。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的梁小强女士两次刑拘后判缓刑两年;梁小强儿子罗哲翰生前就读于泰和县龙江实验学校四年级一班。2021年11月2日,接种新冠疫苗第一针,2022年1月3日接种了第二针,1月22日确诊急性淋巴白血病,2月21日不幸离世;

    2022年12月1日中国大陆疫苗受害者群体国家卫健委维权示威,随即当局予以大抓捕回应他们的呼求。山西祁县王宏艺2022年12月1日被刑拘之后,判刑半年,2023年6月1号出狱;深圳伍松2022年12月1日国家卫健委维权示威后被刑拘近两个月,两次取保候审,现在检察院取保获释,等待开庭判刑;北京朝阳区钱大龙2022年12月1日卫健委维权示威后取保候审一年,2023年7月因在微信群发言又遭刑拘一个月,后取保候审一年;其他人参与12月1日集体示威而遭刑拘后取保获释的有:王家福、王萍、唐雪莲、杨安、彭露。


    (疫苗受害者维权抗议)

    上海疫苗受害家属华秀珍2023年2月份在北京准备起诉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但在2月11日被北京、上海两地警方和维稳人员联合抓捕带回上海的派出所,后被严密软禁。女儿谭华也在2020年因新冠疫苗受害进京维权,被截回上海刑事拘留,

    河南省南乐县单亲母亲蒋艳红12岁的独生女儿注射COVID-19疫苗两天后发高烧,呼吸困难,送往医院抢救无效离世。2021年10月15日,蒋艳红和她的妹妹同时被南乐县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后在舆论声援下虽获释,但从此与外界失联。

    三、中共当局强制疫苗制造人道灾难

    世界应清楚记得中共当局2020年后为控制新冠疫情而在全国推行各种强制疫苗措施,不打疫苗不给上学,不给出行,不给上班,甚至强行闯入居民家绑架去打疫苗,结果造成大批民众死的死、残的残,苦不堪言。

    钱大龙说:“不打疫苗,不让上学,不让上班,不让去公共场合,太荒诞了。”他以前是在北京一个汽车城当管理员,疫情三年中封控导致汽车城经营亏损裁员,他也随之失业,为了能够找工作被迫打疫苗。

    他于2021年10月28日打第三针科兴疫苗,约一周后,11月7日晚上突然瘫痪,最严重的时候,右半边身体完全动不了。他经过治疗虽然有所康复,但是已经变成二级残疾人。目前他靠每月一千多元的残疾补贴及妻子的工资维持生计,为了节省开支,现在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姚玲是2021年12月打了第三针新冠疫苗,因为当时不打疫苗不让上班,超市都不让进,不料一个月后确诊白血病,当时她才28岁。她表示,打疫苗之前做过身体检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除了疫苗,她找不到任何得白血病的原因。

    陕西省西安市的周凤华(化名)的丈夫,也是因为政府强制要求接种疫苗,于2021年6月打了第二针科兴,没有想到给他们家带来了灭顶之灾。打完疫苗两周后,她丈夫突然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急救送医院,住了两天医院,第三天一大早出现心脏骤停,支气管痉挛,变成没有自主呼吸的植物人,随后去世。“就那么简单,就两天(人没了),所以我们接受不了。”周凤华说。她还透露,据她了解,当年6月份打新冠疫苗的人去世的特别多,她自己知道的已有7人。

    新冠疫苗受害者许多都是得了难于治疗的大病,常年住院治疗,数十万、上百万元的高额医疗费导致他们倾家荡产。

    山西太原市李勇(化名)的姐姐两年前因打新冠疫苗患白血病,两年的治疗花费了120万元(约合16万美元)。由于他不停地找相关部门维权,当局怕他闹大,答应给他姐姐按高额医疗费报销,但是也要自己承担44万元(约合6万美元)的费用,对于他们家来说也是天文数字。

    姚玲家境不是很好,她患白血病之后雪上加霜,她还年轻,她不想死,因此能治疗的方法都用上了,她的妹妹还给她捐献了骨髓。她公婆身体不好,父亲长年吃药,母亲智力障碍,自己因为抵抗力差,现在每个月的一半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丈夫为了照顾她也没办法去工作。

    她说:“我们家把房子、车子都卖了,向亲朋好友借钱,有的钱都拿出来(治病)了。在没生病之前我健康快乐,现在生活水平急速下降,健康也没了,快乐也没了,天天跟医院打交道。”

    四、中共当局以“偶合”卸责

    有新冠疫苗受害者曾于去年致信中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要求当局公开政府信息,记者在受访者提供的回复函中发现,2023年9月5日递交的申请书获得的回复函中,当局仅承认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的188例新冠病毒疫苗严重异常反应病例。此份《告知书》上例出了40种病种,包含急性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紫癜、脑炎、脊髓炎、呼吸心跳骤停等等。

    疑似受疫苗受害者把病历送交地方疾控中心鉴定,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偶合”,意思就是“注射疫苗时已得病”。疫苗受害群体对此普遍不满。

    接种疫苗人士:“中国(针对)疫苗没有赔偿,只有补偿,也没有多少钱。结果他们用个‘偶合’,或者干脆给你直接不承认,拿到补偿的不多。疫苗群里面闹得厉害的就会拿到补偿。” 台湾流行病学专家何美乡表示,新冠疫苗和任何一种疫苗都不会100%安全。

    据了解,新冠疫苗受害者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打过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科兴)生产的疫苗后,出现白血病、糖尿病、脑出血、脑梗等等类型的伤害,从儿童到老年人都有,这些家庭承受的痛苦无法形容。

    钱大龙透露,有些人被政府用很少的一点点钱就打发了,多少钱的都有。“我知道湖南一农村的受害者,政府给了7000块钱丧葬费就解决了,不闹了。”钱大龙指,政府一般是症状轻的承认不排除疫苗原因,症状严重的基本上是确定为“偶合症”。“被定为偶合症的,你闹得够狠的话,政府可能会解决一些。不闹的话基本上不管。”

    五、疫苗受害者《倡议书》的诉求

    今年疫苗受害者起草了一份倡议书,计划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到现场递交,呼吁建立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同时附上近三千名受害者名单。

    他们根据“疫苗管理法”的规定,主张实施接种过程中或实施接种后出现受接种者死亡、严重残疾、器官组织损伤等损害,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不能排除的,应给予补偿。要求当局设立专案救济基金,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前期医治,包括治疗期间的住宿费、生活费、误工费等全额补偿。

    上海疫苗受害者谭华母亲华秀珍则通过网络发出:2024年全国疫苗受害家属致两会建议书,疫苗乱象丛生,监管缺位保障缺失维稳失控!具体提出:1.公布数据真实性存疑;2.调查诊断、鉴定混乱,方法、标准不科学、不规范,行政部门的经常干预;3.诊断标准越来越严苛;4.民众知情权缺失;5.专家违规缺乏监管。呼吁建立《疫苗伤害保障法》,停止暴力维稳!

    六、中国疫苗事件频发的历史沿革

    今天中国严重的新冠疫苗事件并非是偶然,了解中共历史当不会忘记,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疫苗乱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具体问题疫苗事件大规模爆发与新闻媒体揭露可追溯到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在山西省发生多起儿童注射疫苗后致伤致死;随后数年间接连发生大规模影响之事件。

    由于历次发生大规模事件,使得监管部门公信力下降,而民众不满情绪加剧。在2018年7月,随上市企业长生生物的百白破疫苗事件,而在中国大陆爆发负面舆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和指示要求彻查问题疫苗事件。

    2019年3月,《疫苗管理法》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一旦立法完成,对于疫苗的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诊等全过程,将落实针对性最严格的监管,更将支援产业结构的重组。6月29日,《疫苗管理法》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自12月1日起施行。然而,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让人看到这个所谓《疫苗管理法》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护公民免受疫苗危害作用,使广大民众在新冠中深受病毒危害时,又受疫苗危害。由此可见,疫苗之害本质上是制度之害。

    中国大陆历年疫苗事件一览
    年份 事件名称 事件类型 影响 后续情况
    2004 江苏宿迁假疫苗案 无经销资质、冷链失效 质量无法保证 行政处罚
    2005年 安徽甲肝疫苗异常 异常反应 一人死亡、20人重伤、121人异常反应 卫生部长高强定性癔症,未立案
    2007年 山西疫苗事件 多方面/不明 大批中毒及致死案例 报道管制,未立案
    2009年 大连狂犬疫苗案 违规添加,效价降低 无效 召回,立案
    2009年 广西来宾假狂犬疫苗事件 无效疫苗 无效导致5岁男童死亡 立案
    2010年 江苏延申疫苗造假案 造假、无效疫苗 无效 立案
    2012年 山东潍坊非法疫苗案 无经销资质、冷链失效 质量无法保证 立案
    2013年 乙肝疫苗系列死亡事件 异常反应 数起婴儿死亡事件 被医疗主管判定死亡为偶合,未立案
    2016年 山东疫苗案 冷链失效、违规经销 无数据 立案
    2018年 长生生物、武汉生物系列事件 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篡改
    百白破疫苗无效
    不明 立案
    2019年 江苏金湖过期疫苗事件 过期疫苗 不良反应 立案
    2019年 石家庄疫苗错种事件 疫苗错种 未知 进行中
    2021年 2021不法分子用矿泉水造假新冠疫苗事件 疫苗造假 假疫苗流入市场;败坏国家形象 立案

    详情请参看:

    1、质疑新冠疫苗致病群体进京维权受阻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jing/gf-03052024074056.html
    2、中共开两会近三千疫苗受害者维权遇阻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3/4/n14194784.htm

    3、新冠疫苗受害者被“上岗”将向两会递交倡议书
    https://msguancha.com/a/lanmu4/2024/0226/23302.html

    4、“中国大陆新冠疫苗受害群体”因维权遭刑拘、逮捕、判刑的情况通报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4/02/blog-post_83.html

    5、新冠疫苗受害者维权被刑拘网民声援给力
    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9/2022/0128/21638.html

    6、中国疫苗受害者公开信吁严惩滥用公权力打击报复
    https://m.vct.news/news/e4527902-8d9d-427e-9e17-b50e86f97eb4

    7、维基百科关于疫苗事件
    https://is.gd/Qr8GZQ

    附:《呼吁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倡议书》
    ——这是与你息息相关的倡议!

    2019年12月12日,新冠疫情从武汉爆发并扩散至全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了政府的抗疫号召,全面接种了1~3针次新冠疫苗,希望构建群体免疫屏障彻底阻止病毒传播。但如此大规模接种,却引发了惊人的不良反应,导致伤残甚至死亡等相关病例层出不穷,目前收集到接种后反而得了白血病(2973例)和一型糖尿病的案例最多更令人瞠目结舌!

    众所周知,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完全是国家行为,系关乎着无数个家庭的健康和希望。可接种疫苗始终是将人体外的一种生物制剂引入体内,以往经过8年甚至更长时间反复动物试验和多年临床广泛使用的疫苗,但接种后将引发受种者产生何种已知或未知的额外风险,还不能完全为人类所掌握避免的。就算是依照规范实施接种的疫苗严格符合技术标准,仍然不能排除诱发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而引发严重疾病的风险概率!而新冠疫苗从研发上市到全国接种,不到一年时间就大规模接种是否安全成熟?

    虽说副作用很低,但发生在个体身上却是百分百的伤害!尤其是我国目前企业的质量控制体系,还是疫苗采购和储运的疾控部门及接种医院,还远远不能达到书面上所订立的标准和严格的冷链要求,这无疑更加大了发生危害的概率!

    也曾深深理解地方官员甚多的无奈,但不断获悉印证的是越来越多相关病例的信息,同样惨遭新冠疫苗毁灭性伤害的悲剧连绵不绝上演!由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沉默不语。须自当竭尽全力,客观地阐明所有受害者渴望有法可依的迫切诉求,并探索有效的救济渠道,愿苦难者在艰辛的维权路上,不至于背着雪上加霜的“刁民”、“闹民”等恶名。

    但即使是合格的疫苗也有极少数异常反应的病例发生,严重的导致受种者终生不可逆转的伤害。那为什么还要接种?从医学上的理论看,预防接种是人类战胜病毒最有效办法。希望通过接种可以预防疾病发生或阻断病毒的流行传染,最终使病毒在地球上彻底根除。相信决策者们在权衡巨大利益下难免会牺牲少量,出台强制性免疫接种也无可非议!可那些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牺牲而致残、致死的又该如何解决?迄今为止,我国仍没有一部合理的处置机制!

    由于没有切实可行的相关法规,确实让基层政府无所适从。于此,更多的是采取隐瞒、欺骗甚至强权打压!使得患家们从发病初期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医疗信息和诊断,只好盲目地四处乱求医、瞎检测而耗尽精力及财力,同时也耽误了患者的正确治疗而断送了减轻残疾度和康复的可能性。

    然而,卫生部早就明文:禁止任何医疗机构和医生对疫苗异常反应诊断结论,疾控中心组织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小组”调查诊断!那么,对方掌握着所有的医疗资源及解释权,又没有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普通百姓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结果吗?显然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无奈的患者就算诉诸法律却又没有相关机制支持,法官也貌似无所适从结果就不言而喻了。难道连法律都无法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吗?好多患者艰苦维权却再遭二次碾压!他们不禁绝望地仰天哀嚎:“求医之路千辛万苦,维权道上血泪斑斑”!走投无路的患者四处呼吁,甚至到责任部门上访、堵门、举牌和请愿,各地相关部门也忙于接访或截访而浪费医疗、行政、司法等巨大的社会资源,同时也损害了国家的声誉!

    这次全国接种新冠疫苗层层绑架,又伪造核酸检测报告,夸大疫苗的功效拥寇自肥!没完没了变相强制民众打了34亿剂次的新冠疫苗没副作用?都是外国的有问题神乎不?放开就暴发阳了(其实是换个名称来转移疫苗的副作用),不见免疫屏障在哪诡异不?所有人岂不是打了个寂寞?轻症都防不了防重症防死亡?神话破灭了不去质疑各地火葬场同时暴满的真相!新冠疫苗还在试验阶段就仓促上市,很多人接种后出现大量关联性病例,疫苗就是病毒溯源的人祸灾难!但责任部门不承认、不负责,受害者也就难以得到补尝和救治!

    北京科兴生物行贿囯家卫生官员,获取疫苗审批和销售等,挣得盆满钵满了却没有社会责任,如今造成的恶果谁来接盘?卑鄙无耻的奸佞之所以罗织“境外势力”的罪名杀一儆百,就是害怕绝密的数据败露了,无法向民众交待会死得好惨!垄断采购并负责疫苗分发的各级疾控部门不回避诊断鉴定,也就是惶恐遮丑布被撕破,所犯下的罪孽被“追究危害公共安全罪”!

    生老病死乃自然定律,但打了新冠疫苗后被戕害,那是疫苗诱发干预人体免疫的因果关系!小孩打了疫苗后染上白血病或I型糖尿病是不符合病理发展的:糖尿病是胰腺内分泌功能损害,I型糖尿病是由III型发展至II型再病变至I型,而不是一下子就I型恶化的!

    《疫苗管理法》五十六条:国家实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实施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接种后出现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器官组织损伤等损害,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不能排除的,应当补偿和保障。

    2022年7月23日,科学院士王福生在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公然违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一棒子打死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引起白血病和糖尿病。那是他个人臆断的糞口背书和行政干预,代言既得利益链扭曲事实甩锅!他没资格对疫苗异常反应给出结论,那是凌驾于法规之上“指鼠为鸭”的作恶!这等河水流过苟苟营的残民以逞,完全是对受害者生命健康权淋漓尽致的践踏与强奸!但各地方疾控却统一口径并引其谬论做挡箭牌,以致受害者没有承认是异常反应结论,就无法得到解决而自认倒霉?囯家疾控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的“赔偿机制成熟”根本是摆设!

    王福生还说新冠疫苗的甲醛含量低于人体血液的含量。但凭这一点就肯定疫苗安全?北大医学免疫系副主任王月丹教授说:“异常反应的诊断和鉴定,写不写偶合全是专家的良心判断。如果专家不想认定,就有一万条理由说与疫苗无关。”陈根教授的视频更是一矢中的:疫苗是以甲醛、氢氧化铝、硫柳汞、石墨稀和病毒细菌等元素组成的,可导致白血病、糖尿病、脑炎脑梗、红斑狼疮及渐动症、心肌炎和肾综合症、肺结节或急性播散性脱髓鞘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共性…

    毋庸置疑,我们打疫苗前是健康的,并非百病缠身去治疗抢救,也没有任何疾病和住医记录,接种后就罹患了可怕的病症、绝症却说偶合与新冠疫苗无关?那是免疫应答的超敏反应和靶向攻击的刺突蛋白等基因突变的不良反应,是破坏了免疫力紊乱的免疫风暴!完全属于时间上关联性的“异常反应相关病例”,应该要列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等级系数补偿和救助!王华庆也说新冠疫苗含甲醛元素,判断与疫苗是否有关联性等五大特点。由此判定,接种疫苗就是唯一的致病源!因为疫苗是用甲醛灭活的,而甲醛又是医学界公认会引起白血病及糖尿病的元凶!

    卫生部门是负责解决问题的,但出了问题就百般逃避监管缺失的不作为,解读《疫苗责任强制保险管理办法》,实则是责任转移另一巧舌如簧的保险奸商,还有疫苗厂家强大背景的袒护。我等弱势又岂能匹敌其拥有庞大的律师和医生等专业的智囊团队?必然是千方百计擅长狡辩拒赔!而且,砖家诊断鉴定弄虚作假,胡说八道又无须担责的零成本。至今仍未引入第三方鉴定,公信力荡然无存!还有一系列繁文之门槛奇高难以逾越,根本是瞒骗苍生做了小白鼠而一夜返贫!它们沆瀣一气,借疫情肆虐生灵而敛财之不耻!

    打疫苗后没阳的说疫苗作用保护了你;打疫苗后阳了说疫苗作用保护你没成为重症;打疫苗后出现重症的说疫苗作用保护你没有死亡;打疫苗后死亡的说不是疫苗没起作用而是你有基础病。现风向变了就说全世界没有任何药物对新冠病毒有效,院士用更大的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为了利益就敢践踏一切法律,就可无视生命如同屠宰场!受害者的巨痛堪比“河神献祭”之凄凉,完全是砖家误囯的道德赤字、人性亏损!

    如今我们遭受如此不幸(排除了家族遗传及自然感染),唯一的致病源就是疫苗的毒株无疑!原因是疫苗的特性决定不良反应率必然存在,或是甲醛和β-丙内酯灭活剂残留,或硫柳汞防腐剂等高度神经毒性物质引起的。可见,任何疫苗并不是100%绝对安全的!

    疫苗的病毒株变异,复活或返祖现象是全世界无法解释的医学难题!但专门害人家的砖家却颠倒黑白,用偶合之词推脱责任,完全是闭门造车的自圆其说!受害者的疾病与疫苗是否有关联性属临床诊断学和免疫学,而不是疾病预防与控制学或传染病学!

    面对可怜无辜且岌岌可危的,又为之倾家荡产乃至无米下锅的受害家庭。是什么原因让卫生部门站在素以暴利著称的疫苗厂商那边,并不遗余力地打压灾难深重的受害者?任何人都会往腐败方面想。而事实上,疾控部门与疫苗厂家是合作关系;医学会鉴定的专家又是兄弟关系,他们不可能为了陌生的受害者去得罪官僚以至丢了仕途饭碗。而且,老百姓也比厂家好欺负的。所以,砖家们自然要听命于卫健委和上级!足见丧心病狂的砖家“言若慈母,行如犲狼”是何等恶魔之极!

    已经发生的事实无法挽回,苦苦追寻更好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我们最终目的。今后的学习、就业、婚姻和生活,还有那中年综合症(PPS)再度袭击,他们注定在耻辱和痛苦中度过一生。而且,终生要承受天大的苦难根本无法着墨!若接种疫苗后发病,时间上有关联的首先急需救治,以解受害者的燃眉之急。然后诊断或鉴定才可,这是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对患者们遭受的巨大伤害却袖手旁观!

    所以,我们受害者是最有话语权的!泣血呼吁卫生事业的决策者们,火速“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济机制”!成立一个由公益维权律师和正义媒体,以及临床医学和免疫学等专业人士,组成第三方独立调查鉴定机构,公平公正地诊断疑似病例,包括接种者接种前后的健康状况,以及该疫苗毒株的潜伏期等关联性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由卫生部门垄断一切的肆意!必须阳光建立一个全国公开共用的诊断和鉴定的专家库信息,由疑似病例的患家随机抽取。建册备案《疫苗伤害一览表》,制定针对性的专业治疗方案和统一的补偿标准,受害者就可以申请救助和补偿了。

    设立专项的救济基金,用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前期医治,包括治疗期间的住宿费、生活费、误工费等全额补偿;后期保障由政府财政根据患者的后遗症帮扶救助解决!或可参照外国成熟的,尤其是美国政府于1988年制订的疫苗疑似病例的医疗费全部由联邦政府解决,并通过了《疫苗伤害赔偿程序》以解决上述问题。该法规定国家对疫苗生产者按其所销售的每支疫苗计征专门的税金而设立救济基金,受害者除可进行产品责任诉讼外,还可根据无过失救济制度向该基金求偿。该制度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不能确定侵权人或侵权人不能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保证受害人仍能向国家求得赔偿,国家最终将损失分摊到所有药品制造者身上,实现社会风险的分担。

    由此,应立即废除我国当前疫苗伤害调查和索赔程序中,疾控部门既是垄断疫苗利益的参与方,又是调查诊断疫苗异常反应的唯一机构,那是监管机制完全缺失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霸王一言堂!否则,就算前期补偿再高,后期保障再好,若仍是沿用安设门槛的恶制度,双方根本无法达成共识,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谈!

    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偶合症也应重新定义伤害的事实,要列入双方无过错的补偿范围。有过错的则要追究刑事责任和高额的惩罚性罚款,并硬性专业人员打疫苗前必须给接种者做好相关的检查和严格告知的责任义务!可建立个人的健康档案,别打完疫苗后才反咬一口说是之前已有什么隐性病或潜伏期而推卸责任。当今英、美、法等国家都早已把偶合症列入了赔偿范围,还有其极严厉的司法保障几近苛刻而保护接种者!

    想象一下,疫苗伤害的前期补偿和后期保障,应是疾病预防与控制事业整体中的一部分,可目前看是最不完善的一部分。尽管发生异常反应的病例是少数,但对于受害者来说是百分之百的灾难!而且,这样的风险是每个参加免疫接种的都要承担。可见,做好对异常反应的补偿,其实是对全社会的安全保障。

    即使合格的疫苗,也潜在造成受接种者死亡或后遗症的风险概率会落在何人身上?这一现象被日本的预防接种界形象地称之为【恶魔抽签】(悪魔のくじ引き)!所以说,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绝对安全的疫苗,有接种就有伤害!受害者接种疫苗99%实际上皆为全社会的免疫保障奉献,仅1%只为己所用。可他们却因此致病、致残、致死而返贫,无疑是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奉献!是他们用生命和健康,用一生的幸福换来了大多数人的受益,相信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牺牲者!

    个体的免疫力好比公共信托基金,疫苗的“群体免疫”让这个信托基金变得更安全稳定。那群体免疫保护的人,其健康是托了接种疫苗者的福。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受害者理应得到【特殊贡献家庭】照顾!既然疫苗异常反应不能完全避免,那么如何使受害人及其家庭能够得到更好的救济,显然是减轻其痛苦的唯一办法!于此,政府完全有理由体恤患者和家庭所遭受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首先要救治患者及前期补偿和后期保障,这是基本的社会良知!

    前期补偿和后期保障。具体的说,前期补偿是指对患者前期治疗阶段的各项经济损失进行一次性的足额补偿;后期保障是要求对患者今后的生存进行彻底有效的保障。所以,我们提出如下强烈的要求:

    1.受害者终生残疾已丧失了基本谋生的生存能力,他们一生必将遭遇许多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这是我们最为关切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首先政府须落实将受害家庭成员纳入终身的低保家庭!若政策如有所改变,要按更好、更高的特殊优先照顾原则更进;若有优惠政策出台,受害家庭可优先特殊享受。

    2.残联要落实患者为特殊残疾人的救助政策及因公致残民政抚恤等;协助解决患者今后入托入学等问题,不得社会歧视、不得以残疾为由拒绝接受;护理费和残疾肢具需更换的应及时全额补足。

    3.受害家庭因病致贫或债台高筑而置业困难,政府应将其列入经济保障房的分配对象,并安置适合患者谋生的公职。患者已终生残疾了,日后的生活一定高于常人之维艰,政府可从“残联救助基金”为受害家庭代缴中等以上的社保,并给予受害家庭各方面的照顾,大力帮扶生产自救。这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一种爱和善之人格升华!

    4.本着以人为本精神,民政部门要对受害家庭作出人性化的表率,并以终身每月的生活经济抚恤,即以当地每年的人均收入标准,每月发放工资方式来权作扶养。

    5.对于患者的困境,包括生病住院和门诊治疗等费用也要全额报销,政府还须落实特殊解决及节日慰问等社会的责任义务!

    6.本着对生命的尊重人人平等,同病同治、同命同价,全国要统一补偿标准。对接种死亡病例的补偿应按照《国家赔偿法》第27条之规定,一次性支付死亡补偿金(赔偿)和丧葬费等,并对死者生前扶养无劳动能力的人另支付生活费。

    以昔视今,此次新冠疫苗全国接种超过34亿剂次,其盈利可想而知?所以,疫苗生产企业和各级卫生部门必须建立完善的免疫接种责任体系!假设药厂一支疫苗的成本和利润是2元,各级卫生部门垄断性的利润和行政费用是8元,一支疫苗的总成本是10元。接种者的疫苗收费应该是12元,那额外多收的2元可集结起来,并成立疫苗储备保险救济基金和有效的保障机制(绝不能沦为官老爷们的小金库),以备日后应付各种疫苗的风险概率发生,避免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

    若有不幸出现了疫苗伤害的案例,各级卫生部门的既得利益链和疫苗的生产企业,都必须按照公平原则作出合理性和足够的无过错补偿。有过错的则要加倍赔偿并严惩相关的责任人,以此增强其对社会的责任感!公民也随之加强对免疫接种的信心和义务,政府也可以树立更好的公信力而赢得社会的和谐!

    这样,地方政府就有法可依来对疫苗受害者作出及时的补偿(或赔偿),从而避免政府由此陷入两难的尴尬局面,疫苗厂家也不至于难以应付巨额的赔偿而破产!万一真的“狼来了”,各级卫生部门也不至于民众谈虎色变而无法完成预防接种的任务备受遣责,受害者也不至于无奈地接受那少得可怜的补偿款,却远远不够患者长期治疗的巨额,更加远远不够安置患者以后无法估计的艰难岁月而痛不欲生,难怪患者们不断衍生出种种的呐喊与抗争……

    然而,再多的金钱也无法挽回受害者的健康和希望。要是拿钱和健康作选择,相信任何人都不会选择钱字!但已既成残酷的事实,唯有诉求前期补偿和后期保障的一丝慰籍!若政府不能给予覆盖全部医疗费及患者今后的生存保障等,根本无法画上解决问题的句号。

    可官本位却漠视我等受害者卑微的诉求与苦况,甚至打压的力度公然没减少。完全愧对孤立无援的纳税人,对我们来说极不公平!反之,怎会让受害者息诉罢访?希望政府切实考虑和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平衡受害受害者心中的怒火!

    各位领导:生命诚可贵,健康更无价!疫苗存在的风险概率是与任何人息息相关的!如今我们已付出了如此沉痛代价的“疫苗之殇”,希望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愿我们用最虔诚和仁爱,祝福所有的人一生平安、健康,永远不要再有悲剧重演!翘首祈盼国家健全“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立法,为现在及以后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社会,一个更安全更人道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体系造福苍生——这是任何人性政府刻不容缓的行政作为和社会责任!

    感谢大家!

    发起人:
    江西吉安新冠疫苗受害家长:梁小强(18607963353)
    北京新冠疫苗受害者:钱大龙(15911150698)
    广东江门新冠疫苗受害者:邹健(18127580478)
    于2023年8月8日倡议

  • 从逼迁骚扰看中共及其公安的流氓本质

    近期,中共及其北京公安歇斯底里地掀起了对709律师李和平及王全璋两家的流氓式逼迁骚扰狂潮。中共公安对709律师谢燕益等其他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也曾多次实行此类流氓逼迁骚扰,逼迁骚扰早已成为中共各地公安国保部门及其警员对付民间人士的统一标配手法。

    自2015年709大抓捕至中共肺炎疫情的2021年6年期间,王全璋、李文足一家就至少已被逼迁4次。在2023年4月以来的两个多月,李和平、王全璋两家更同时遭受中共北京公安的频频逼迁,李和平、王峭岭一家被逼迁8次,王全璋、李文足一家被逼迁13次。北京公安非法动用警力,公然虚构所谓涉嫌吸毒、他人举报等荒谬警情,全然无视自己的政府和治安执法之公共职能,恶意选择夜半时分暴力敲门,恣意进行搔扰;在非法动用警力之外,更恬不知耻地指使、调动众多地痞、流氓非法侵入王全璋、李文足一家的住宅,肆无忌惮地上演中共公安特有的警匪一家、蛇鼠一窝的活剧。

    民间俗称国保的中共公安的全称是“国内安全保卫”,中共公安部设国内安全保卫局,民间简称国保局,编号为公安部一局,排各局之首,可见中共对其所谓的国内安全之格外重视,709大抓捕的总操盘手之一孙力军就曾任该局局长;地方各级中共公安设国保总队、支队、大队,民间也把中共公安国保部门的警员简称或蔑称为国保。习近平上位后虽拼尽死力固守其腐朽政权,但中共政权的非法性无可救药,中共政权的风雨飘摇、行将就木之势无可挽回。尽管如此,中共和习近平绝不甘心其必然覆亡的宿命,而是竭力垂死挣扎、苟延残喘,变本加厉地强化其政权对暴力的仰赖,于是在2020年又进一步把其公安的国内安全保卫部门改名为“政治安全保卫”,简称政保。虽已有部分人士改称其为“政保”,然民间已多年习惯蔑称其为国保,故普遍仍习用“国保”之名。

    无论国保还是政保,实质都非保国保民,而是保党救党,是党保,即保中共及其一党专制独裁,保中共万世一系的长期永久独家执政。

    根据多年来网络传出的中共党保(国保、政保)部门的各种培训教材片段,以逼迁、骚扰之流氓手段对付人权律师、独立异见人士、被强拆访民等民间人士是自政法王周永康以来中共全党一盘棋的有组织的系统化行动。中共党保企图通过逼迁骚扰达成有两重效用:一是对那些中共暂时实在无法或尚未决定强加颠覆政权、寻衅滋事、扰乱秩序、敲诈中共政府等罪名的民间人士,通过逼迁来消耗其精力、滋扰其生活、动摇其心志,逼其就范、使其恐惧,迫其放弃合法抗争和维权,停止与中“作对”,二是通过逼迁把民间人士驱离出本地党保部门的辖区,确保本辖区内无重大“反共”人员,驱离本身就成为地方党保部门的“政绩”,大量民间人士都曾被中共党保警员当面威胁“你搬走,滚蛋,别住在我的地盘上,别给我添乱。”

    中共北京公安党保及地方派出所亲自并纠集地痞、流氓对王全璋、李文足一家的逼迁、骚扰、围堵,是在对柔性、韧性抗争的王全璋、李文足进行充分评估之后,明知他们不会就范而精心策划的,大有务必把王全璋驱离出北京之势。为达此目的,中共公安党保既亲自出马,无事生非,挑起事端,非法侵入王全璋一家的住宅,却妄称“提前保护房主利益”,又使用流氓、匪徒手段,断电断水,更调用其豢养的地痞流氓强闯民宅,张牙舞爪,恣意挑衅,真个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共及其公安还是政府吗?还有一丝一毫的政府气味吗?中共这是退掉内裤、赤裸裸地向世人宣告:我是流氓我怕谁!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是警察;流氓不可怕,就怕中共流氓化;流氓不可怕,就怕权力流氓化!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今,任何国家及其政府都不可能逃脱普世的国际法所确认的基本人道、人性义务,如不得任意剥夺国籍,不得任意限制国际和国内自由旅行,不得侵犯住宅和居住权利等等,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能恪守这些基本国际法和人道义务,屈指可数的几个例外大概只有中共、北韩、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而近些年中共在限制民间异见人士国际国内旅行、侵犯公民住宅和居住权利方面更是已达明火执仗、寡廉鲜耻之境地,令欧美文明世界惊诧不已、瞠目结舌!

    居住权绝对不可侵犯,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所以成为政府的绝对底线,这个终极底线近十多年来也早被一心只求保党救党、只求保住政权的中共踩在脚下。中共,及其打手公安党保,是没有底线的。有底线,就不是中共了!

    中共以暴力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其整个政治制度的本质和底色就是流氓化的,中共起家之初的主要来源就是流氓无产者。

    邓小平手握军权,以太上皇和无冕之王的身份幕后操纵政局,不也是流氓、政治流氓吗?江泽民以中共党魁之身在主席台上色眯眯地死盯漂亮女服务生、恨不能一口将她吞下,并恶意实行贪腐统治,诱使中共全党尤其是中共红二代以权谋私乃至全民不论是非、唯利是图、闷声发财,不也是流氓吗?中共政法王周永康彻底搞乱法律和司法,开创以寻衅滋事罪和敲诈政府罪对付民间人士之先河,把新黑五类列为中共的敌人,对中共党保人员进行颠倒黑白、强词夺理、混淆是非的所谓培训,以逼迁、驱离之黑帮手段对付民间仁人志士,不也是流氓吗?趁人之危,以亲人病危为把柄相要挟,逼迫郭飞雄、唐吉田就范,限制其出境,不更是流氓吗?

    近日,在著名日籍记者石坂明夫主持的一档视频节目中,袁红冰先生谈到1980年代中后期他与时任中共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附近餐馆喝酒时习氏公然强摸女服务员臀部一事,世人何曾料想一个刘邦、朱元璋式的小流氓,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混混,今日居然摇身一变,堂皇僭居中共党魁之大位?

    中共历任党魁的统治方式或有差异,但其共性无不是专制和流氓统治。专制与流氓不完全等同,但专制的政治和统治一定是流氓的。习近平除掉了大流氓周永康,却完全继受了周永康一手打造的那套流氓维稳手段和体系,并加以大大发展,如习氏在周永康流氓维稳体系基础上抛出了更加流氓而蛮横的“七不讲”,喊出了街头痞子一般的“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操弄反宪政逆流,发出义和团式的流氓叫嚣“中国人(他实指中共)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颠倒黑白,纵容、袒护俄罗斯和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大规模滥用非法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迫害各界仁人志士,肆无忌惮地对民间人士构陷颠覆中共罪和寻衅滋事罪,凡此种种,哪一项不是流氓行径呢?

    习氏及其统治团伙唯一熟知的统治手段就是流氓蛮横暴力统治,习近平等一众红卫兵头领的脑壳里压根没有以理服人的概念,而只有以强凌弱、暴力相向的流氓理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北京公安党保对李和平、王全璋的流氓式逼迁、骚扰,不正与2017寒冬时节年中共京兆尹蔡奇暴力驱赶“低端人口”一样,不正是顺理成章、不正是中共和习近平所乐于见到且正中习氏下怀的吗?习近平等中共最高层在顶层设计上以流氓意识形态和策略对中国人民实行统治,中共基层公安党保在具体手段上对李和平、王全璋实行流氓暴力逼迁、驱赶,这正是中共全面流氓统治的常态。无论对中共的基层党保,还是对中共的最高头领团伙,都已经是无法可讲、无理可论,如何有效抗争,值得李和平、王全璋和数以亿计的访民群体深刻反思。

    倘若盗跖的弟子继续发问:何适而无道邪?一定有人回答:中共地界即无道也!

  • 从严防公民独立参选看中共及其民主的伪善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共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的赤色恐怖局面,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受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高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糅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了,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反向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共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共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共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对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和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中共为什么一贯如此这般地说一套做一套呢?这就不得不从专制政体的本性说起。

    一贯地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撒谎成性、谎言起家和谎言治国,另加暴力起家和暴力治国,是形形色色专制政体的本性,并非为中共所独有。今天,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厌恶,在于专制政体在全人类已屈指可数,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土崩瓦解之后,中共已成为所剩无几的几个专制政体中的大哥大,自然也就越发醒目。

    说中共是靠谎言起家的,不需细数,看一看《历史的先声》和中共签署的入世协议就够了。

    像所有新老专制政体如皇权(王权)家天下以及苏俄东欧共产集团一样,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中共政体中充满了暴力、蛮横、不讲理、不妥协、不让步的血腥基因。回看中共的历史,无论是夺权前还是掌权后,满是血淋淋的场面,真真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饿殍万里,甚至在苏东阵营开始崩盘的1989年,中共仍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军队向天真无邪、满腔热血的学生开枪。暴力基因导致中共血债累累、罪孽深重,笔笔血债和罪孽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谎言和暴力的罪恶之果,使得中共无时无刻不深深地恐惧于失去政权,深深恐惧于一旦失去政权后被人民清算,进而深深恐惧于人民独立参选。这才正是中共十年前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今天又阻挠、骚扰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中共苦心孤诣对香港渗透、不遗余力摧毁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以掐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之风逐渐向内地扩的根本原因。

    人类自有国家以来,经过数千年极其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无数个帝王将相如过江之鲫轮回跳梁登场、次第谢幕陨落,在1776年美国立国、1787年制宪后,终于创建了民主政体这一虽非完美却堪称最好的政体。再经两百多年的扩散,民主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实质、直观地体现着民主的选票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所有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有国家以来90%以上停滞不前、恶性循环的漫长历史中,一直作为夺取政权手段的暴力再也不能成为政体合法性的来源了。

    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就必须防止谎言被揭穿,就必须绝对防止人民通过形式合法的选举成为议员(中共的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一旦有不受中共操控的公民独立参选并成功当选,中共的权力垄断铁幕就开始被撕破,当选的议员就可能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员,就会有更多的公民独立参选并当选,中共七十多年来一直高度恐惧着的失去政权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中共长期靠谎言掩盖着的杀戮、迫害、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等等血债真相就会被揭露,中共残存的一点愚弄、欺骗底层民众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他们将会面临何种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进行迫害?怎么可能不对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横加阻挠和骚扰?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收买人心,也曾进行过有限的、可称真实的“三三制”选举,无党派者李鼎铭当选过政府副主席。只是,中共的这种选举实属权宜之计,昙花一现,一旦暴力夺权成功,中共连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也不再需要了,就再也不需要上演一下哪怕是徒具形式的选举了。1954年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就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我们不依靠宪法治国”、“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于是,中共公然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弃如敝屣,竟至敢于近二十年不召开哪怕是表演式的人代会,刘少奇也终因他自己的“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而死于非命,实在是绝妙的反讽!说刘少奇是他自己的死因之一,虽然残酷,却不失历史真实。

    与打压、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与阻挠、骚扰十四位集体参选人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出于同一逻辑,中共悍然发动的“709”大抓捕、对苏州和福州公民的大抓捕、深圳大抓捕、对NGO长沙“富能”三子(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的大抓捕、厦门案(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等人)的大抓捕、对张展等公民记者的抓捕等等不计其数的抓捕,无不是对公民行使主人权利、兑现主人地位的极度恐惧,以及对公民真正当家作主后其累累历史血债被曝光和清查的深深恐惧。

    同样的,中共指示李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起诉李锐女儿李南央、企图夺回李锐日记,亦是为了掩盖其AB团屠杀、陕北大杀戮、“六四”大屠杀等等历史血债的真相。中共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上演着《一九八四》的剧本。

    中共出于掩盖、毁灭其历史罪恶的极度焦虑而对公民社会、对民间各界的全面打压已至不可理喻的疯癫、邪魔、歇斯底里的境地,中共已不甘于把其防范、围堵和迫害之网局限于大陆境内,中共蓄谋已久地对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摧毁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发作。毫无疑问,自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以来,关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共一定始终心存防范,并越来越高度防范、警惕和焦虑。特别是在2010年后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迅速普及以及内地-香港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民众的向往,中共越来越把香港视为向内地传播法治和民主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把香港人民视为可能与内地民众紧密联系、从根基上动摇其极权、独裁政体的心腹大患,必欲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而后快。中共言而无信,在香港强推虚假选举,拒不落实真实普选,其阴险而不可告人的动机正在于此。

    公民独立参选还从根源上拷问着中共政体的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是所有专制政体的共性,而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则是空前绝后的。姑且不论中共1949年初次执政的合法性,1957年的所谓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饿毙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革”、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及1990年代以来一起又一起的政治迫害案件和对数千万访民的民生迫害案件,早已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历史终结论”倡导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认为,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性权威才能延续下去,但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就迫在眉睫,而只是说它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的、长远而言会危及其存续的深刻危机;在民众中潜滋暗长的合法性危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民众自己供职于执政党、军队、警察等公职部门的亲友等等途径)传导至体制内部,并最终一定会动摇一直是体制的各级受益者乃至最大受益者的中坚力量(核心群体),导致各级既得利益者直至核心群体对他们自己的体制都失去信心,如苏东共产极权集团的崩溃。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最终崩溃的契机就是其核心、铁杆力量的内部危机,或曰内乱。毋庸置疑,中共的这种内乱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宪政、法治思想以及独立参选人的选举行动从根本上刺穿了中共政权这个共产极权政体最后老大哥的合法性面纱。中共从2012年开始公开掀起“七不讲”、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逆流,表明中共自认其政体与民主、宪政的根本对立,实即公开宣告其长期高喊的法治、民主的虚伪性—那种始于延安时期的、共产极权体制内在固有的虚伪性。

    中共为了粉饰其合法性,煞费苦心,拼凑出空洞的“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企图挽回其合法性丧尽之颓势。这一歪理邪说的实质是公开宣称其合法性来源于1949年前的暴力革命,是企图以它1949年暴力夺权的事实来强证其今天继续拥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共如此自我赋予“合法性”的另一企图是要逃避它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累累血债,强使国民接受它家天下一般永久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中共这种所谓“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与皇帝、国王的权力私下和家天下毫无二致,是永久的、万岁的、传之万世的,根本不需考虑1949年以后的民意,完全剥夺了1949年以来直至今日全体中国民众的选择权、选举权。

    中共此种靠暴力、靠枪杆子和刀把子获得的“合法性”与靠选举、选票之宪政、民主程序获得的合法性显然势同水火。自人类进入宪政、民主阶段后,除了民主政体即真正的、实质的、由公开而普遍的选举所保障的人民主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治合法性,非经自由、公正、真实选举及人民的自愿授权,绕开公民投票而靠暴力夺取的政权,都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合法性及其来源问题,正是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此次十四位集体参选公民和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所揭开的要害问题,也正是一直使中共政权无法安睡的致命问题。面对这种被中共视为根本性挑衅、寻衅、颠覆的举动,中共只有一招,就是打压、迫害。

    在有国家以来五千年左右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段,人类一直浑浑噩噩地停留在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的政治蒙昧状态,政治智慧一直原地踏步,直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类的政治智慧才豁然开朗,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发现、创立了民主(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分权、法治、宪政的崭新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紧随美国1776年率先建立经典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并在1787年制定实操性极强的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在西欧拉开了近代民主、宪政政体的大幕,尽管法国大革命的跌宕起伏和高强度暴力一直为部分知识人所诟病,但它与美国革命相继为世界指明了民主、法治、宪政的方向,无疑厥功之伟。根据福山教授的研究,1790年,美国制宪三年后和法国大革命一年后,全世界只有美国、法国、瑞士3个自由民主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全世界有5个自由民主国家,在美、瑞士之外新增了英国、比利时、荷兰3国,法国倒退为非民主国家;1900年全世界有13个自由民主国家,1919年(一战结束后一年)有19个,1940年二战期间倒退为13个,1960年增加为36个,1975年倒退为30个,1990年苏东共产极权阵营崩盘之际增加为61个。已故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则给出了一个稍有差异的全球民主进程表: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2010年后约有130个。另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实行完全民主的国家有28个,实行部分民主的国家有52个,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加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混合政权36个(混合政权显然包含有民主成分)。对民主国家或民主指数的这三种统计或评定都显示民主国家的数量、各国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及世界民主进程越来越呈加速度之势。

    中共一直自欺欺人地吹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极权专制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东共产专制极权阵营的轰然倒塌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弥天大谎。相反,整个人类的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约400年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始于美国建国的约250年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践和扩展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宪政之前的传统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纳粹或苏东阵营的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的新专制极权,或是继承了新极权并结合了数字技术的集极权之大成的后极权专制,都同样已经或必将败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血泪和失败才摸索出来的政治趋势和方向,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对中而言共是先天内生的、致命的、无法克服的。马克思曾絮聒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臆断已被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实践而宣告破产,资本主义的劳资谈判、互让、妥协和全民的自由选举、定期选举和任期制等等自我完善机制持续地为政府更新着合法性;相反,倒是以苏俄为首的共产极权体制抱残守缺,固守暴力和斗争意识形态,引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失败和普遍人道灾难,导致合法性破产,最终自取灭亡。

    与自由、民主政治之前可以完全罔顾民生的传统专制相比,其势汹汹、看似无所不能和无远弗界的当代后极权主义专制内生着另一个与合法性缺失相关的深刻危机和悖论:为了给自己多少涂抹一层合法性,它不得不为国民的生存提供最低的秩序保障,不得不发展经济并运用现代科技,不得不发展教育、培养知识型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不得不客观上促使民众启蒙、开悟、产生权利要求、主张自己的主人地位—民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甘愚弄,越来越难以欺骗和驾驭。韩国的朴正熙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苏东各共产极权政体的崩盘和转型,无不如此。一言以蔽之,当代后集权专制政体内在孕育着自我终结的基因。不妨借用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臆断:后极权专制的独裁性与必须发展经济的内在矛盾使其政治制度自始不具有合法性,这一矛盾决定了专制政体孕育着自己的掘墓人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中共后极权专制政体除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外,也面临着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独立参选公民进行防范、围堵、迫害的相同逻辑,中共始终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抱有深深的防范和恐惧。邓小平和中共在被动结束反人道、反人类的“文革”之后,面对民不聊生、濒于崩溃的经济,被迫对内恢复私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对外引进国际资本主义。然而,按中共的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反民主、反人性极权意识形态,对内外资本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用不过是1970年代末期为挽救其垂死的经济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内心深处始终对内外私有资本高度警惕和防范,始终把内外私有资本秘定为潜在颠覆势力,这从中共一直在外资企业里以党委干预管理层正常经营,以及所谓的国计民生部门绝不对内外私营资本开放可见端倪。而今,中共自视在经济上羽翼已丰、内外私营资本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即公然对内外私有资本痛下杀手,对内整肃、限制孙大午、马云等私营企业家,对外则束缚或逼破国际资本就范,尽管其靠倒卖农民土地而虚胖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和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就是外强中干,绝不像其自我感觉的那般强大。中共以阴阳两手对内外私有资本进行束缚、钳制的动因并不在于中共的经济果真已经足够强大,而是在于其挥之不去的政权丢失恐惧症,在于中共一直抱定私有资本是其敌对势力、终将撼动其政权根基的极权冷战意识形态。任由内外私有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力量就必然继续同步壮大,中共极权必然终结;困死内部私有资本、逼走或逼迫国际资本就范,臆想着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中共必然在经济上困死自己,因为所谓国有实乃中共党有的国企、央企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反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反市场规律的,已被苏东中央计划体制的崩溃证明是低效甚至负效的,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强推国进民退,中共极权的自我终结同样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共的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困境。

    总之,中共对自由、民主的防范和围堵是系统、全面和一以贯之的,既对本国人民独立参选等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行为以及能够产生民主要素的私营经济严加防范、束缚、围堵,也对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资本划定苛刻的边界,更屡屡公开叫嚣反宪政、反司法独立、反新闻自由、反普世价值,藐视和挑衅整个国际民主、宪政社会。极权、专制是中共及其苏俄老大哥为代表的整个共产阵营的天性,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中共对独立参选人的防范、围堵、骚扰、迫害是其反民主、反宪政本性的必然要求。把各种自由、民主要素扼杀于未萌,是中共秘定的策略。为此,法律、法治,尽管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中共自己一直空喊着的法治,统统都要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中共对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对它不可能永远抗拒自由、民主、宪政之现实,一定心知肚明。只是,作为古今中外极权、专制的集大成者,作为苏东崩盘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超大型极权、专制堡垒,除了对自由、民主死扛到底,中共别无选择,它的后极权、超极权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如此。至于还能死扛多久、还能苟延残喘几日,中共已经完全无暇顾及了。

  • 从严防公民独立参选看中共及其民主的伪善

    从严防公民独立参选看中共及其民主的伪善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赤色恐怖,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中共为什么一贯如此这般地说一套做一套呢?这就不得不从专制政体的本性说起。

    一贯地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撒谎成性、谎言起家和谎言治国,暴力起家和暴力治国,形形色色专制政体的本性,并非为中所独有。今天,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厌恶,在于专制政体在全人类已屈指可数,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土崩瓦解之后,中共已成为所剩无几的几个专制政体中的大哥,自然也就越发醒目。

    说中共是靠谎言起家的,不细数,看一看《历史的先声》和中共签署的入世协议就够了。

    像所有新老专制政体如皇权(王权)家天下以及苏俄东欧共产集团一样,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中共政体中充满了暴力、蛮横、不讲理、不妥协、不让步的血腥基因。回看中的历史,无论是夺权前还是掌权后,满是血淋淋的场面,真真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饿殍万里,甚至在苏东阵营开始崩盘的1989年,中共仍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军队向天真无邪、满腔热血的学生开枪。暴力基因导致中共血债累累、罪孽深重,笔笔血债和罪孽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谎言和暴力的罪恶之果,使得中共无时无刻不深深恐惧于失去政权,深深恐惧于一旦失去政权后被人民清算,进而深深恐惧于人民独立参选。这正是中共十年前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今天又阻挠、骚扰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中共苦心孤诣对香港渗透、不遗余力摧毁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以掐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之风逐渐向内地扩的根本原因。

    人类自国家以来,经过数千年极其艰难探索,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无数个帝王将相如过江之鲫轮回跳梁登场、次第谢幕陨落,在1776年美国立国1787年制宪后,终于创建了民主政体这一虽非完美却堪称最好的政体。经两百多年的扩散,民主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实质、直观地体现着民主的选票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所有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有国家以来90%以上停滞不前、恶性循环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夺取政权手段的暴力再也不能成为体合法性的来源了。

    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就必须防止谎言被揭穿,就必须绝对防止人民通过形式合法的选举成为议员(中共的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一旦有不受中共操控的公民独立参选成功当选,中共权力垄断铁幕就开始被撕破,当选的议员就可能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员,就会有更多的公民独立参并当选,中共七十多年来一直高度恐惧着的失去政权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中共长期靠谎言掩盖着的杀戮、迫害、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等等血债真相就会被揭露,中共残存的一点愚弄、欺骗底层民众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他们将会面临何种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进行迫害?怎么可能不对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横加阻挠和骚扰?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收买人心,也曾进行过有限的、可称真实“三三制”选举,无党派者李鼎铭当选过政府副主席。只是,中共的这种选举实属权宜之计,昙花一现一旦暴力夺权成功,中共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也不再需要了,就再也不需要演一下哪怕是徒具形式的选举了。1954年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就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我们不依靠宪法治国”、“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于是,中共公然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弃如敝屣,竟至敢于近二十年不召开哪怕是表演式的人代会,刘少奇也终因他自己的“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而死于非命实在是绝妙的反讽!说刘少奇是他自己的死因之一,虽然残酷,却不失历史真实。

    与打压、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与阻挠、骚扰十四位集体参选人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出于同一逻辑,中共悍然发动“709”大抓捕、对苏州和福州公民的大抓捕、深圳大抓捕、对NGO长沙“富能”三子(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的大抓捕、厦门案(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等人)的大抓捕、对张展等公民记者的抓捕等等不计其数的抓捕,无不是对公民行使主人权利、兑现主人地位的极度恐惧,以及对公民真正当家作主后其累累历史血债被曝光和清查的深深恐惧。

    同样的,中共指示李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起诉李锐女儿李南央、企图夺回李锐日记,亦是为了掩盖其AB屠杀、陕北大杀戮、“六四”大屠杀等历史血债真相。中共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上演着《一九八四》的剧本。

    中共出于掩盖、毁灭其历史罪恶的极度焦虑而对公民社会、对民间各界的全面打压已至不可理喻的疯癫、邪魔、歇斯底里的境地,中共已不甘于把其防范、围堵和迫害之网局限于大陆境内,中共蓄谋已久地对香港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摧毁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发作。毫无疑问,自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以来,关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共一定始终心存防范,并越来越高度防范、警惕和焦虑。特别是在2010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迅速普及以及内地-香港自由行开放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民众的向往,中共越来越把香港视为向内地传播法治和民主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把香港人民视为可能与内地民众紧密联系、从根基上动摇其极权、独裁政体的心腹大患,必欲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而后快。中共言而无信,在香港强推虚假选举,拒不落实真普选,其阴险而不可告人的动机正在于此

    公民独立参选还从根源上拷问着中共体的合法缺乏合法性是所有专制政体的共性,而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则是空前绝后的姑且不论中共1949年初次执政的合法性,1957年的所谓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饿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革”、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及1990年代以来一起又一起的政治迫害案件和对数千万访民的民生迫害案件,早已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历史终结论”倡导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认为,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权威才能延续下去,但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危机迫在眉睫,而是说它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的、长远而言会危及其存续的深刻危机;在民众中潜滋暗长的合法性危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民众自己供职于执政党、军队、警察等公职部门的亲友等等途径)传导至体制内部,并最终一定会动摇一直是体制的各级受益者乃至最大受益者中坚力量核心群体,导致各级既得利益者直至核心群体对他们自己的体制都失去信心,如苏东共产极权集团的崩溃。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最终崩溃的契机就是其核心、铁杆力量的内部危机,或曰内乱。毋庸置疑,中共的这种内乱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宪政、法治思想以及独立参选人的选举行动从根本上刺穿了中共权这个共产极权政体最后老大哥的合法性面纱。中共从2012开始公开掀起“七不讲”、反宪政、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逆流,表明中共自认其政体与民主、宪政的根本对立,公开宣告其长期高喊的法治、民主的虚伪性—那种于延安时期的、共产极权体制内在固有的虚伪性。

    为了粉饰其合法性,煞费苦心拼凑出空洞的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企图挽回其合法性丧尽之颓势。这一歪理邪说的实质是公开宣称其合法性来源于1949年前的暴力革命,图以它1949年暴力夺权的事实来强证其今天继续拥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共如此自我赋予“合法性”的另一企图是要逃避它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累累血债,强使国民接受它家天下一般永久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中共这种所谓“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与皇帝、国王的权力私和家天下毫无二致,是永久的、万岁的、传之万世的,根本不需考虑1949年以后的民意,完全剥夺了1949以来直至今日全体中国民众的选择权、选举权。

    中共此种靠暴力、靠枪杆子和刀把子获得的“合法性”与靠选举、选票之宪政、民主程序获得的合法性显然势同水火。自人类进宪政、民主阶段后,除了民主政体即真正的、实质的、由公开而普遍的选举所保障的人民主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治合法性,非经自由、公正、真实选举及人民的自愿授权,绕开公民投票而靠暴力夺取的政权,都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合法性及其来源问题,正是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此次十四位集体参选公民和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所揭的要害问题,也正是一直使中共政权无法安的致命问题。面对这种中共视为根本性挑衅、寻衅、颠覆举动,中共只有一招,就是打压、迫害。

    在有国家以来五千年左右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段,人类一直浑浑噩噩地停留在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的政治蒙昧状态,政治智慧一直原地踏步直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的政治智慧豁然开朗,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发现、创立了民主(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分权、法治、宪政的崭新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紧随美国1776年率先建立经典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并在1787年制定实操性极强的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在西欧拉开了近代民主、宪政政体的大幕,尽管法国大革命的跌宕起伏和高强度暴力一直为部分知识人所诟病,但它与美国革命相继为世界指明民主、法治、宪政方向,无疑厥功之伟。根据福山教授的研究,1790年,美国制宪三年后和法国大革命世界只有美国、法国、瑞士3个自由民主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全世界有5个自由民主国家,在美、瑞士之外增了英国、比利时、荷兰3,法国倒退为非民主国家;1900年全世界有13个自由民主国家,1919一战结束后一有19个,1940年二战期间倒退为13个,1960年增加为36个,1975年倒退为30个,1990年苏东共产极权阵营崩盘之际增加为61已故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则给出了一个稍有差异的全球民主进程表: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2010年后约有130个。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实行完全民主的国家有28个,实行部分民主的国家有52个,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加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混合政权36(混合 政权显然包含有民主成分)。对民主国家或民主指数的这三统计或评定都显示民主国家的数量各国政中的民主因素及世界民主进程越来越呈加速度之势

    中共一直自欺欺人地吹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极权专制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东共产专制极权阵营的轰然倒塌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弥天大谎。相反,整个人类的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约400年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始于美国建国的约250年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践和扩展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宪政之前的传统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纳粹苏东阵营的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的新专制极权,或是继承了新极权并结合了数字技术的集极权之大成的后极权专制,都同样已经或必将败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血泪和失败才摸索出来的政治趋势和方向,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对中而言共是先天内生的、致命的、无法克服的。马克思絮聒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个臆断已被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实践而宣告破产,资本主义劳资谈判、互让、妥协和全民的自由选举、定期选举和任期制等等自我完善机制持续地为政府更新着合法性;相反,倒是以苏为首的共产极权体制抱残守缺,固守暴力和斗争意识形态,引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失败和普遍人道灾难导致合法性破最终自取灭亡

    与自由、民主政治之前可以完全顾民传统专制相比,其势汹汹、看似无所不能无远弗界的当代后极权主义专内生另一个与合法性缺失相关的深刻危机和悖论为了给自己多少涂抹一层合法性,它不得不为国民的生存提供最低的秩序保障,不得不发展经济运用现代科技,不得不发展教育、培养知识型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不得不客观上促使民众启蒙、开悟、产生权利要求、主张自己的主人地位—民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甘愚弄,越来越难以欺骗和驾驭。韩国的朴正熙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苏东各共产极权政的崩盘和转型,无不如此。一言以蔽之,当代后集权专制政体内在孕育着自我终结的基因。不妨借用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臆断后极权专制的独裁性与必须发展经济的内在矛盾使其政治制度自始不具有合法性,这一矛盾决定了专制政体孕育着自己的掘墓人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中共后极权专制政体除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外,也面临着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独立参选公民进行防范、围堵、迫害的相同逻辑,中共始终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抱有深深的防范和恐惧。邓小平和中共在被动结束反人道、反人类的“文革”之后,面对民不聊生、濒于崩溃的经济,被迫对内复私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对外引进国际资本主义。然而,按中共的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反民主、反人性极权意识形态,对内外资本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用不过是1970年代末期为挽救其垂死的经济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内心深处始终对内外私有资本高度警惕和防范,始终把内外私有资本定为潜在颠覆势力,这从中共一直在外资企业里以党委干预管理层正常经营以及所谓的国计民生部门绝不对内外私营资本开放可见端倪。而今,中共自视在经济上羽翼已丰、内外私营资本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即公然对内外私有资本痛下杀手,对内整肃、限制孙大午、马云等私营企业家,对外则束缚或逼国际资本就范尽管其靠倒卖农民土地而虚胖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经和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就是外强中干,绝不像其自我感觉的那般强大中共以阴阳两手对内外私有资本进行束缚、钳制的动因并不在于中共的经济果真已经足够强大,而是在于挥之不去的政权丢失恐惧症,在于中共一直抱定私有资本是其敌对势力、终将撼动其政权根基的极权冷战意识形态。任由内外私有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力量就必然继续同步壮大,中共极权必然终结;困死内部私有资本、逼走或逼迫国际资本就范,臆想着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中共必然在经济上困死自己,因为所谓国有实乃中共党有的国企、央企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反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反市场规律的,已被苏东中央计划体制的崩溃证明是低效甚至负效的,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强推国进民退,中共极权的自我终结同样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共的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困境。 

    总之,中共对自由、民主的防范和围堵是系统、全面和一以贯之的,既本国人民独立参选等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行为以及能够产生民主要素的私营经济严加防范、束缚、围堵,也对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资本划定苛刻的边界更屡屡公开叫嚣反宪政、反司法独立、反新闻自由、反普世价值,藐视和挑衅整个国际民主、宪政社会。极权、专制是中共及其苏俄老大哥为代表的整个共产阵营的性,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中共对独立参选人的防范、围堵、骚扰、迫害是其反民主、反宪政本性的必然要求。把各种自由、民主要素扼杀未萌是中共定的策略。为此,法律、法治,尽管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中共自己一直空喊着的法治,统统都要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中共对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对它不可能永远抗拒自由、民主、宪政之现实,一定心知肚明。只是,作为古今中外极权、专制的集大成者,作为苏东崩盘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大型极权、专制堡垒,除了对自由、民主死扛到底,中共别无选择,它的后极权、超极权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如此至于能死扛多久、能苟延残喘几日,中共已经完全无暇顾及了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赤色恐怖,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 常玮平妻子陈紫娟:常玮平及其律师之路

    常玮平,陕西公益律师,他曾代理多起公益诉讼,包括艾滋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等。因为代理所谓敏感案件,曾遭遇被停业、律所被注销、被吊销律师执照。于2020年10月22日,常玮平律师被陕西宝鸡市公安无手续带走,再次被指定监视居住(秘密关押)。在被带走前,他曾发布视频称之前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酷刑。目前其委托律师会见、取保候审等申请都被陕西当局拒绝。

    我是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也是他的高中同学,认识很久了,我对他非常了解。

    我们一起就读于陕西省凤翔中学,算是本县最好的高中。当时整个宝鸡市只有四所省级重点高中,其中有三个在宝鸡市区,我们是县区唯一一个省重点中学。我们高中组建了一个重点班,招收的都是初中阶段竞赛获奖的学生,也算是笼络了本县及临县的大部分尖子生。他拿了化学竞赛全国一等奖,我拿了英语竞赛市级三等奖,差远了。后来他说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第一名,有一次考试,全部九门课程,他拿了九个单科第一,导致校长发奖的时候,他跑上去九次,还挺不好意思。他不仅被我们学校提前录取,他还被当时西安最好的高中西安中学提前录取,但是他和他爸去西安转了一趟之后还是选择了我们学校,长安米贵,久居不易。

    他属于很聪明的那种学生,天天打篮球,看课外书,看着也没有很努力的学习,但是在聚集了全县骄子的我们班,他的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十名。以至于他高中时候追我我觉得他是闲的没事干。大学他学的是化学,但是他经常给我讲的是时政、经济和股票,看着更像个文科生。当时《经济观察报》和《南方周末》是他每周必买的报纸。

    大学毕业后,我去北京读研究生,他先是去海南海马汽车工作,后来又去了北京,在招商证券工作。他来北京后我们就结婚了。法律算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当时凡是在清华北大举行的法学名家的讲座,他大体都不会缺席,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他的法学精神世界。我以为他参加司法考试就是去看看自己水平怎么样,没想到他还考过了。2011年的圣诞节在北师大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他问我,你觉得今年最重要的五件事是什么,我想了想,说了几个。他又说,那就说最重要的十件事吧,我实在想不到了,连给师姐搬家都算上凑了十件事。他笑着对我说,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通过了司法考试。

    后来他还真的以法律为生了。我一直很惊奇,刚通过司法考试,实习期的时候他就能去出庭,过往的教育经历中没教过这个啊。他说很多事情是天赋,他就是适合做律师。回陕西之后,他就不拿律所的工资了,自己独立接案子了。一开始没有案源也很苦恼,我清楚的记得他的第一个案子在陕西洋县,律师费才两千块钱,他总共跑了三四次,当时我们住在西安,这个钱也就刚刚够车费,但他还是很兴奋。第二个案子在厦门,律师费一万元,他也跑了三四次,大体也就够车费。但后来当事人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被释放了的时候,他很开心。

    他对公益案件也一直很感兴趣。他起诉过金龙鱼,因为它标示的:“转基因大豆”几个字不够大,不利于消费者发现。起诉过陕西咸阳机场公安,因为对方开具一个临时身份证明收费40元,他认为那张纸不值40元,并且,火车站也开临时身份证明,但不要钱,难道机场就要比火车站高贵一些吗?后来经他起诉后,这个收费取消了。他还起诉过滴滴,诸如此类事做了很多。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成了一些人眼里的另类。

    后来,他还代理了一些反性别歧视及LGBT群体的案子,他是一个包容的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闪耀点,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友爱的。有一年过年,他拿着单反相机,去给村子里的每一位老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还给每人一张冲洗了出来,送给他们。他不会嫌弃他们衣衫不够体面,面容不够干净,他觉得村子里的老人也需要关心,因为现在出去打工的人多,他们的儿女过年可能就没有回来,一张自己的照片,是可以让他们感到被人关心尊重的礼物。

    总体来讲,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政治观点也很温和,虽然在办案过程中遇到过种种问题,但是他还是肯定现行体制有其优越之处,比如,因为土地公有,所以征地的阻力就会小很多,才可以如此快速的建立全国的高铁网络。

    因为代理过一些信仰、拆迁等敏感案件,他一直有被国保定期叫去喝茶的烦恼。其实我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江青都有律师辩护,这些案件也需要律师的介入。并且在办案过程他没有因为哪起案件违规办理被司法机关训诫等。但是2018年。陕西省司法厅以他未将律师费打到所在事务所账户上处罚了他。事实是当时的立刚所开不出来发票,他无法正常收费,而且,立刚所在注销前还欠着他几万块的律师费不给,直到现在这笔账也没人管。他本不服气,但找他喝茶的领导希望他能接受这个处罚,不然事情不好办。他也就忍气吞声妥协了。谁知,这才只是噩梦的开始,陕西省司法厅一位叫党健的领导公然声称和常玮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必须分出你死我活,他亲自坐镇注销了立刚所,砸了常玮平的饭碗。其后,常玮平在全国上下找了十几家律所,但是每到签约的时候,该所主任就会被谈话。到现在,因为悬空六个月,他的律师证已经被注销了。

    2020年1月12日-2020年1月23日,他被宝鸡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此期间受到严酷的酷刑。但是在他取保候审的那天,宝鸡警方的领导跟他说,让他好好配合,律师证的事他们去和陕西省司法厅去谈。他当时非常高兴的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律师证有希望了。

    现在想想是多么辛酸,一个律师要靠遭受酷刑拿回自己的律师证。而且后来证实,这句话也只是宝鸡警方骗他不要说出遭受酷刑的谎言而已。在被取保候审的这十个月里,他很无奈、苦闷,多次提到这几年没有正常收入,愧对家人。想见孩子,但又来不了,他只能远程订个蛋糕,打个视频,所以十个月的时间里,小孩已经吃过好几个蛋糕,许过好几个愿望了。今天孩子还给我讲着足球课上新学的技能,过年回家要和爸爸比一下他俩谁厉害。

    傻乎乎的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年要是见不到爸爸,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明明他爸爸没做任何坏事,却偏偏落得这样的境遇。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 广州诗人浪子及其友人彭和平今晚取保获释

    【民生观察2017年9月22日消息】本网获悉,因涉及编撰出版刘晓波诗集而被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的诗人浪子(吴明良)以及介绍印刷厂的朋友彭和平于今晚以取保候审方式获得释放。

    据悉,今天(9月22日)下午五点多钟,浪子的朋友接到广州海珠区警方电话称,警方准备对浪子取保候审,需要其担保。另一涉案人彭和平家属亦于傍晚接到警方电话,要求前去海珠区看守所签署担保书。浪子的朋友以及彭和平家属立即赶去海珠区看守所,二人在朋友和家属签保后于今晚十点四十五分离开看守所。

    据公开消息显示,诗人浪子因编撰刘晓波诗集于上月(8月)18日被海珠区警方带走调查,当日晚上即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其后的8月29日,曾经帮浪子介绍印刷厂的朋友彭和平也被海珠区警方带走,同样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

    相关报道:广州诗人浪子被刑拘 疑因编纂刘晓波诗集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0824/16324.html
    因帮诗人浪子介绍印刷厂 广州彭和平被刑拘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017/0902/16358.html



  • 当局强迫姜野飞及其家属解除与冉彤律师的委托关系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12月2日消息   当局强迫姜野飞的家人与冉彤律师解释委托辩护合同。 丹彤律师称:“我接受姜野飞妹妹姜浩阳委托后多次到重庆,递交了手续,要求了解案情,到重庆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姜野飞,但都被拒绝。重庆警察多次到成都找姜浩阳,威胁她解除委托。姜浩阳是老师,单位也施加压力,她非常恐惧。后重庆警察又软硬兼施带姜浩阳到看守所会见了姜野飞,她看见姜野飞有明显伤情,脸有青肿。姜野飞说警察威胁他,说他得罪了中央头号人物,不准他要家人请的律师,必须签字请警察指定的律师。姜浩阳默认同意了姜野飞的做法。这是我多次和姜浩阳沟通,她才逐步透露的”。
     
    据悉姜野飞是于2015年11月13日,由泰国遣返回中国,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批捕,2016年 5月13日被重庆巿检察院批捕,目前关押在重庆巿第二看守所。

  • 吉林郭洪伟及其母亲在严密监控下被“寻衅滋事”拘留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3/10日消息:3月8日15点40分许,公民郭洪伟及其母亲、妹妹等家人被吉林省四平市南四纬派出所副所长马力及、市国宝大队队长高伟、驻京办事处一翟姓人员、街道办事处主任等两名工作人员陪同下乘坐警方安排的依维柯于9日早上6点20分许返回四平市,当车行到该市南大桥路口时,被等候在此多时的多辆警车中的警察、便衣将郭洪伟妹妹及一亲属喊下车并分别架至一辆警车及一辆地方车中强行带至吉林省四平市南四纬派出所欲录口供,不久后进来两名手持2份刑事拘留书的便衣告诉郭洪伟的妹妹说郭洪伟及其母亲已被“寻衅滋事”罪拘留了。
     
    郭洪伟妹妹说“他们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问怎么寻衅滋事了?便衣回答说:无法回答。我就拒绝签字。那两人说:不签拉倒,就是通知你一声,说完后转身走了”。
     
    郭宏伟的父亲告诉本工作室:2月27日,郭洪伟及家人向警方申请上京,他们批准了,但是要派出所马力副所长及国宝队长高伟全程陪同,此次赴京的费用还是警方全面负责的,双方吃住都在一起,其实是属于24小时陪同监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洪伟及其母亲怎么在全程监控下寻衅滋事了?
     
    郭洪伟的弟弟也介绍说:“现在什么理由都没有,拘留通知也没给,质问他们时,给的答复就是“我们正在调查中!望热血热心的访友及公民给予关注我身患重病的哥哥及78岁高龄病患缠身善良的老母亲!”

     郭 洪 伟电话:13699206624  18643438664
     郭洪伟家电话:0434–602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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