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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家印被带走引热议 网民呼吁反思制度问题

    延宕两年的恒大集团“爆雷”大戏,迎来高潮一幕——9月28日,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被官宣采取强制措施。曾被媒体人誉为“恒而不倒,大而愈强”的恒大集团终于塌台了。恒大目前债务高达2.3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而据估算,恒大留下的“烂尾楼”达到162万套,涉及600万业主,还有数以千亿计的未兑付商业票据,以及大量无力偿付的债券和贷款。因此“许家印被带走”立刻登上百度和新浪微博热搜榜,相关话题也迅速冲上各大热搜榜,引发舆论热议。

    “许家印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登上微博热搜第二位,吸引超过2.1亿人次关注。百度上,有关“恒大:许家印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也冲上热搜第6位。与此同时,有关“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盘点许家印商业版图”、“许家印的30年商海浮沉录”、“武汉恒大时代新城业主可申请延缓还贷”等话题,也都陆续成为微博热搜。

    中文互联网上众多网民开启对恒大及这位前首富的声讨模式,但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助推放任,恒大庞氏骗局不可能存在,而中国各级无数大小官员参与并“分享”了许家印和中国房地产的盛宴,因此更有众多网民对许家印及其背后的中共利益链条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批评、讥讽和嘲笑。

    在微博,自由评论员“思之想之”说,“这并不意外,该秋后算账了。”作家“猫步旅人_”说,“如果真是被监视在北京,许家印的命反而保住了。许家印身上背负了太多的秘密,不仅是钱袋子,也是各方都可以用的很好的棋子。棋子的结局已经是注定了的,尤其还是个不老实的两面人棋子。”

    微博军事博主“尚武菌”讽刺说,“最惨的人生:房子买在恒大(烂尾楼),钱放在中植(暴雷),媳妇是医药代表(收监)。”超话主持人“廖小利”说,“什么?许家印居然还有住的地方?无数人买恒大的房子到现在都没交流落街头,他倒好有吃有住,还有人24小时‘保护’!”头条文章作者“李子珒”说,“能形成这么庞大的产业链,也不仅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还包括金融机构和地方部门等利益团体,应该反省的人不在少数。”

    在知乎,《如何评价中国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许家印及其子于中国内地被捕,其前妻丁玉梅持加拿大护照已在境外?》吸引了738个回答,近千万浏览量。“佐伊23”回答说:“每一个时代的变迁,都会有自己标志性的事件。许家印被抓就是这样的事件,这标志着时代给地产资本吹响了送葬的唢呐。”

    太极八卦嘴回答说:“欠两万亿的许家印和欠六十五万亿的城投那个对姥爷重要?其实都不重要,姥爷失去你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河南唯一的好人回答说:“那么问题来了,抓他到底是因为违法了?还是不听招呼甚至是打了领导脸了?”星空回答说:“历史就是现代史,轮回不止就像一头拉磨的驴一样,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不一样的人。制度不改就会反复循环。”

    作者“木蹊说”回答说:关于许家印如何发迹,如何能用几十亿撬动2万亿,我以前做了一个隐晦的类比——胡雪岩。核心就是一句话:靠山在,致富快。靠山倒,财富了。这是时代有个奇怪的现象——往往一些人在干坏事时,总是喜欢打爱国或慈善的招牌。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企业家”,得势的时候,一旦被爆出问题,就搬出了“民族品牌”“慈善好人”的挡箭牌,给揭发者扣上罪名。但事实上,这些人是坑害同胞、坑害国家最狠的人。

    著名经济学家孙立平在其微信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论”发表文章《许家印的倒掉:在历史的转弯处的咎由自取》,文章说,许家印有点像多少年前倒掉的禹作敏,误读了时代,一直沉醉在自己的逻辑和想象里,对外部世界即将甚至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能及时感知和醒悟。大错由此铸成。关键的因素游离在他的视野之外。问题是,在一个大时代,关键的因素在他视野之外。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变化,谁能够说许家印不能再维持几年?谁能够说许家印一定会失去自救的时机?哪怕能在自救上与王健林同步。

    孙立平的文章说,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往往伴随着信贷的扩张和泡沫。这时候,往往是货币充足,利率很低,故事非常好讲。很多事情,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到,一切皆有可能。与此同时,一个项目哪怕差一点,只要故事讲得好一点,也能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但凡是一个想干点事,特别是想干点大事的人,谁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但要知道,经济不可能永远在繁荣期里运转。当收缩期到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戛然而止。特别是在人为干预更明显的时候。能否提前意识到历史转弯处的到来,这就是对企业家见识的考验。

    作者公民于平在其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发表文章《许氏帝国坍塌,某些权威机构不出来走几步吗?》,文章说,许家印攫取天量财富,享尽人间富贵,却坑害了无数国人,如今的万夫所指当然是他咎由自取。然而,作者认为,许家印和他的恒大,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显然不只是个人和企业的问题,还有着诸多背后原因。比如,恒大之所以在金融市场疯狂圈钱,正是得到某些权威机构的背书。

    公民于平的文章说,早在多年前,恒大的这颗巨雷就已初露端倪,国际专业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等,当时就察觉了恒大的问题,并将其评级下调。然而,就在国际评级机构不断唱空恒大的这些年,国内的评级机构如大公国际等,以及一众媒体,却与国际机构唱反调,一致力挺恒大,给予恒大最高的AAA的评级。国内评级机构为恒大背书,得到一些媒体的高声叫好。正是在权威机构和媒体的加持下,恒大的问题一度遭到掩盖,甚至继续得到投资者和买房者的青睐,从而让恒大这个巨雷不仅未及时拆除,反而愈发膨胀。

    公民于平的文章还说,标准普尔等国际老牌评级机构的精准预测和判断,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被贴上“恶意做空”中国企业的标签,遭到国内某些媒体的猛烈抨击。而大公国际等国内评级机构,给予恒大高评级,媒体上欢呼一片,认为这是中国评级机构的反击,是国内评级机构掌握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表现。恒大的暴雷,是许家印造的孽,也是国内某些权威机构和媒体的耻辱。那么多专业的人士,那么多精英的头脑,却对恒大的问题视而不见,而是一味擦鞋唱歌,炮制美妙的谎言,宣扬各种虚假的正能量。显然,在扯蛋的事情上,他们总是很专业,在专业的事情上,他们总是很扯蛋!

    作者密林中的光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声讨许家印,更要反思制度》,文章说,目前对许家印的众多声讨,一个集中火力点,或显明或潜在是在抨击“资本无序扩张”。每次看到“墙倒众人推”的现象,不免让人多思考一些。任何一个地产商,到一个城市拿地投资,都不可能离开行政审批与监管。一段时期内的地产神话,也一定与该时期内的制度偏好高度相关。因此,恒大作为宇宙第一房企破灭,表面看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根本是制度环境问题。权力与资本不是两张皮,而是公权力监管下的资本运作。如何理解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制度问题。

    密林中的光的文章说,许家印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的财富密码,主要是和掌握决策权的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这种传统熟人社会的亲缘逻辑,虽然可以转化为合乎程序的官员绩效与财政收入。本质是赤裸裸权力的游戏,只是分工不同,许家印只是一个符号。这可以对比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他们企业创造利润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创新技术,成为价值创造的引擎。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而非依附于权力,制度性套利。而地产模式,只是在不断汲取民力,以往人们上交皇粮国税,现在做牛马同样是如此。

    密林中的光的文章还说,近二十年地产发展模式的问题,是通过合法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了中下层普通人,同时依靠透支中下层廉价劳动力,来供养一部分人的奢靡享受。这种缺乏公民参与规则制定的制度,必然成为禁锢人的牢笼,是非常值得反思与改进的。一点不值得虚无缥缈的优越。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建造了高楼大厦,人们却没有居住的能力,或者干脆没有完成交易,更别谈幸福的个体生活。每个人是有责任,去进行制度反思的,保持高度敏感性,将制度与个体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关心公共政治的人。制度才会有向公正的方向转变的可能。而非相反,只想成为“人上人”,是非善恶全不重要。如此困局,未来怎么办?这的确值得每个人感慨。

    作者有病要读书plus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我送的货打的工买的房,最后都变成我的债——恒大万亿债务背后的打工人》,文章说,这是他今天听到最黑的段子:制造了全球最大债务风险的许家印,曾在武汉科技大学手把手指导女学生,完成硕士论文《如何预警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要明白恒大今天之败局,必须要从这个段子说起。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段子,才是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最大真实。恒大能在不足20年间,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广州小房企,变成一家欠债2.58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兽,豢养它的正是这样的土壤,当然,也少不了许家印的贪婪。

    有病要读书plus的文章说,许家印不是唯一做这种事的,但却是最擅长的,他是少数透切理解中国名利场的人,中国楼市监管不可谓不严,2017年“房住不炒”高频出现,到2020年,直接划定“三条红线”,怎么还让许家印捅出这天大的窟窿?不要没出事就一路绿灯保驾护航,一旦出事了,就是资本家的丑恶本性暴露,收税的时候,他是人民企业家,出事的时候,一句万恶的资本家就推的干干净净。

  • 当局放弃清零 民众反思恶果

    12月7日,当局宣布疫情新10条措施,突然放松防疫管控,实际上放弃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在过去的三年,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在各种极端的防疫措施下造成次生灾害频发,物资缺乏,求医困难,饿死、困死、跳楼自杀的消息不断,经济停滞不前,民间怨声载道。因此引发了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前所未有的公众抗议浪潮,从而迫使当局放弃了动态清零。

    在7日占据微博热搜的“新10条”词条下,有网民表示“早知今日,不如3月就让上海放开。”“现在的傻逼政策就像取消了学校,但是保留了高考。”也有人对于当局逐渐向外国防疫方式看齐,嘲讽“是不是有境外势力渗透内部高层?”

    网民醉酒机器猫说:“2022年年度神话: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动态清零。”renfanzi说:“各种没钱,各种见底,各种崩溃,让最勤奋的大傻逼也不得不消停一会儿,喘口气再继续折腾。”bentham啊说:“终究抵不住压力了,民意就是这样。动态清零没有战胜奥密克戎,无比谨慎期待新的一年。三年来第一次觉得自由无比珍贵。”

    当天上百万人涌向已故“吹哨人”李文亮的微博账号宣泄情绪,讲述自己在习近平的动态清零三年来的痛苦,反思这三年来中共极端防疫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质疑民众付出的牺牲和艰辛,到底是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网友们写道:“我最青春的大学时光都在疫情中消失了。那段时间,我从光明到沮丧,再到无助。”“说三年没影响是骗人的,说(疫情)没关系,是骗人的。”“有人说,三年的努力,现在才开始(让病毒)流行,那是浪费时间吗?那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生命的人呢?”甚至有人大胆表示:“瞎折腾了三年,最后选择了开放,人们都很高兴,习近平也还是稳稳坐在皇位上。可是那些因为封控倒闭的企业,跳楼的人,没有及时医治死亡的人,还回得来吗?”

    在社交问答网站知乎,《请问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的发布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吸引了上千万浏览量。网民皮皮虾回答说:“封控爱好者一夜之间竟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境外势力。”网民士大夫回答说:“意味着开始抄欧美日韩台澳新等等国家的作业了!”网民加贺回答说:“意味着原先的防疫体系被攻克了(不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现在只能大难来时各自飞了。”网民木馨的护身符嘲讽说:“意味着小粉红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成了境外势力。”

    网民自由之翼回复表示:“清零派”扛着红旗反红旗,将正常的防疫扩大为防疫运动,相互勾结、大搞权钱交易、妄图垄断民生渠道、掏空医保经费、为了一己私欲,对空耗国力的状态视而不见!!在全球都开放的情况下,夸大疫情影响,为了自己的小算盘,对人民的正常生活,有组织的进行恫吓、恐吓!反科学、反人民,粗暴对待、歧视正常患病公民,以生命安全为借口行破坏之实。

    微信公众号“元气人生”发表文章《你会感激吗?》,文章说:“我不会。我不会感谢你放松了某种恶政,因为最初是你的决定。我不会感谢你恢复了我们的某种自由,因为是你毫不留情剥夺了它。我希望gameover。我希望核酸检测被彻底终止,我希望所有的限制痕迹全部抹掉。”

    文章表示,疫情给这个社会带来了重创,相信它的后遗症会持续很多年。作者认为,他发自内心地觉得你们(当局)很失职,没有治国智慧,没有为民情怀,尸位素餐,贻害千年。“那些因为外力(防疫)失去的无辜生命,如果你们一一变成了冤魂,请记得索命。”

    作者无根之风在其微信公众号“人间三角”发表文章《过去三年是一个谜》,文章说,过去三年是一个谜,解谜的工作刚刚开始。我们评判历史、臧否人物,喜欢掰着手指头说话,是五个手指头和五个手指头的问题,还是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的问题。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过去三年是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的问题。但是一个手指头也是手指头,而且有可能是关键的手指头。关于这一个出问题的指头,现在的任务不是给它开药方,而是首先承认它的存在,然后尽量清晰地描述出它的症状。

    文章说,回顾过去三年,像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假如我们誓死不愿意让渡个人空间,那么从最一开始清零就不会成为可能,甚至不会成为目标选项。对,这是我们的集体选择,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过做选择的机会。过去三年,我们看到了,集体主义在我们内心的天平上占据着压倒性的分量。且看那两个泛滥的句式:非必要不XX,应X尽X。这两种句式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生活的大量篇章被瞬间贬低为“非必要”,而让个人受苦牺牲的事却统统“应该”。

    文章最后说,过去三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边界都是虚设的,业主自己花钱雇的保安都可以随意越界。这不是法律完善不完善的问题,再完善的法律如果不能深入人心,都是没有用处的。归根结底在于,大多数人的主体性不清晰,人们下意识地把自己当作配合集体任务被随意调配的客体。我们最需要补的课,正是增强主体意识,识别集体主义思维的陷阱。自我边界之内的事,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对自我边界的侵犯,则需要最严格的审视。

    作者假装思考bot在其微信公众号“假装思考”发表文章《你都熬过了这三年了,还有什么熬不过去的》,文章说,最近各地逐渐放开了,更严谨的说法是“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原因大家心知肚明不便多说。有的人说根本就不应该放开,我觉得这就是戏过了,你还在讨论该不该放开的时候,有的人确诊以后都开始正常生活了;你还在论证张文宏是汉奸卖国贼的时候,“专家”们已经拐弯抹角的支撑张文宏一年前的言论了;你还在嘲讽外国水深火热的时候,你的城市已经在宣传“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了。

    文章说,有的人也支持放开,但要求人们一定要“感谢国家三年的保护”。我以前就说过,是你们自己熬过了断供和失业带给你的经济压力,克服了疫情反复无常带给你的焦虑和损失,尤其是大多数人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下还在认真工作,努力赚钱,热爱生活。最能保护你的其实是你自己。不是国家保护了你们三年,而是无数个你们这般平凡而坚韧的人支撑了国家三年。真正该感谢国家三年保护的是核酸公司以及这条产业链上的寄生虫们。

    文章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意味着你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的人不适应这种角色转变,因为之前的本质是让渡自身权利给国家,大家习惯被安排的生活,毕竟都很怀念计划经济的日子,什么都不用思考,最好工作还是分配好的。疫情稍有放开,有的人就觉得天塌了、自己命要没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老布重获自由时却非常孤独和恐惧,因为他得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了。无条件的遵守规矩是轻松的,也培养了大批听话的巨婴,不习惯自己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千方百计的要认几个爹。

    作者维舟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文章说,近期各地逐渐放开后,有一句话到处刷屏:“国家保护了你三年,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不管你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心态是真实的,并且有着深厚的土壤。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独立自主,因为那不仅意味着要独自承担风险,还需要脱离原有的亲密关系。

    文章说,不必对人们的软弱予以苛责,毕竟对任何人来说,要从自己的洞穴中爬出来,都绝非易事。试想想,就算是冬天从温暖的被窝里挣扎着起来,都很考验人的意志,那自我意识的锤炼就更别提了。以往很多社会学家都注意到,注重自主、自立、自治的个人主义正在中国社会兴起,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这些年来的社会变迁在拆散原基性纽带的同时,外部风险变得更不可测,此时,退行的诱惑实际上是增加了,因为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个体的自立,那么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情不自禁想要回头去寻求得到庇护。

    作者认为,要让人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个体,那就不仅需要这种近乎本能的适应能力,还得在意识层面清楚地重新认识一系列概念,重建自我意识。在这方面,疫情三年是对无数人的一次触及灵魂的历练,胜过任何知识分子的启蒙宣讲。“也许多年后来看,这在中国社会的个人权利意识方面是一个关键转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确意识到自身利益,作为一个自主的个体,尽可能地为自己负责。就像数亿年前离开海洋登陆的第一批鱼类,他们肯定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但毕竟发现了一片辽阔的新大陆。”

  • 悼念六四33周年,反思民运经验教训

    33年前的今天,中共动用军队在首都北京野蛮、残暴地真枪实弹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33个年头过去,“六四”英魂念兹在兹的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愿景不仅未能实现,中国的人权更每况愈下,维园烛光晚会成为绝响,中国的专制体制以前所未有的霸凌和压迫四处出击,中共内部发出了“百年变局”为名的东升西降判断。拜登日前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时提到,他在当选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告诉他“民主政体在21世纪无法维持,专制政体将统治世界。”

    33年过去,血泪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共不会平反六四,不会实行民主,不会松绑自由,只有抗争才能结束中共的极权统治。33年过去,中共从没停止对民间疯狂地打击、镇压、清场,这并没有令人吃惊,作为结合了列宁主义政党与东方专制主义两大人类邪恶制度的毒瘤产物,中共的反人类、反文明特性决定了它必然对一切威胁其极权统治的因素除之而后快。

    33年过去,中国的民主运动从未止息,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百折不挠,血已流,夜更央,固然中共专制政权是箝制、扼杀中国自由之路的元凶,但也不能回避目前中国民间自身的困境状况,反思中国民主运动33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才能在未来中共专制崩溃的时间窗口打开时民间能成为可以博弈的力量。

    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囿于自身的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问题亟待改进。

    首先是亟待改变各自为战的状态。多年来,以年代、知识背景、地域、路径抉择等的不同,中国民间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圈子。在极权专制下的中国民主运动,其组织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中共不会给予民间有一个从孕育、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既因为中共对民间组织化的恐惧而进行打压,也因为自身人为因素,中国民间的圈子很难形成共识和交流,迄今为止除了在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突破了阶层、圈子的限制而形成运动共识外,基本上分隔各自为战,没有握指成拳形成合力。

    零八宪章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等不同叙事的民间政治反对运动,就影响与社会动员而言,基本没有超越零八宪章运动的高度,最大原因就是各自为战,没有打破圈子限制,没有与其它民间反对力量形成交流、合作行动。

    不管是风险考虑还是人性方面的考虑,目前中国民间确实很难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统一性组织,但是低组织化并不是就要各自为战,突破限制,构建民间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信任网络,以信任网络达成基本的底线共识。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不可能是画地为牢的单一社会成员能够动员起来的,所以多年以来的分隔各自为战必须予以改变,这个工作是民间亟待完成的。这个基础不构建,就很难在未来的时间窗口形成民主运动的合力。

    其次是亟待改变路径选择以及心理状态。三十多年来时局未予改变,习近平政权上台以后民间更日益维艰,民间自我期许的推动社会路径选择一次次被证伪,从维权运动个案推动法治论、公民社会发育论、法治先行论、党内民主改良论、中产阶级壮大论等社会变革话语体系先后破产,民间自由一天天逼仄,社会空间一天天缩小。

    路径的破灭,氛围的逼仄,使民间的心理近几年来也日益浮躁,求变心切,愈加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改变上,先是意淫郭氏爆料革命,然后幻想美国出兵中国等等,从郭粉到川粉,信奉者众,情绪宣泄,莫不如是。在中国的新冠疫情爆发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幻想民众起来反抗,无视疫情反而导致中共强化了对社会控制,中产阶级无力的现实。

    说到底,希望在于民间的协力,改变始于民间的抗争,没有打破间隔的合作,没有像“六四”先辈牺牲的勇气,寄托于各种“走后门”的安全线推动,是对民主运动的矮化和伤害,是专制乐见的结果。

    在这追念33年前勇敢地为自由牺牲的天安门先辈的时刻,中国民主运动将继续英魂们未竟的事业,自由之火生生不息,直到未来的一天重新燃起在天安门前。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4日

  • 反思精神病病人的自主权vs医疗权

    在繁忙的香港里,不少人也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有些甚至要被强制入院治疗。回顾法律与精神医学的期刊,近年不少文献讨论精神病病人与他们的法律权利,当中强调社会支持为主的模式替代强制入院。以下整理其中一些关键讨论,冀望抛砖引玉,从权益角度探讨精神病病人相关的权益及政策。

    病人自主与医疗

    精神病病患一般来说以病人医疗与他人安全为主要考虑,法律与精神医学交叉点分为以下三类。经香港的《精神健康条例》判准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mentally incapacitated)。第一种是判定你在法律上为无能力决定的人,即是「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因而在法律上以监护人的决定取代病人的个人决定权。

    第二种则为刑事上宣告该人不用为行为负责,或被法官判以入院令替代监禁。法官经两名注册医生的证供信纳该犯人为精神紊乱等,并考虑其他条件如罪行性质等,则可作出入院令。虽说条例下的都是法律要求,但绝大部份时候,法官会倾向考虑医生的证供。第三种则为非自愿性质的命令,包括强制性入院令,或政府在倡议、暂没有立法的小区治疗令。强制入院患者每年只有一次机会向精神健康复核审裁处提交申请,包括解除强制令。

    如果以整个医疗制度思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似乎我们依赖医生的专业判断,就作出可否把病人送院、限制出入的决定。近年来,许多法律学者都会提出此机制会否削夺了病人的尊严及自主,亦违反了以社会与权利为出发的人权框架,即《残疾人权利公约》。这篇我们考虑的是病人的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即是他们是否被赋予法律上的权利及义务、可拥有/可负责任的自主人格(responsible subject)。

    病人自主与尊严

    学者认为,相关的精神健康法律一般如香港、英国的法例,都是以「法律能力」为判准,以精神状况决定法律能力。透过限制他们的决定能力及自由,法律希望以医疗来解决他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另一模式便是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强调自主、社会支持的论述。核心的思想就是要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意愿及选择。同时,他认为残障是既因个人身体而来,亦因社会环境而生。世卫在人格障碍 ICD-10 (WHO, 1992) 便是明显一例,即使从病因角度亦要求重视他们极端的社会环境、忽略、创伤等。在决定,病人「自决」,他可以为私人事务表达意愿(intention),得到道德及法律的主体。

    认识支持模式

    支持模式于是致力处理障碍及环境调整,而非只是治愈病患;它亦相信我们是给予精神障碍者支持,让他与其他人平等,以及给予他们肯定及去除歧视,而非要夺去其法律上决定的能力。这也被称为「支持模式」或「普及法律能力」。另外,《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进而认为法律上为精神病人予以监护,取代他们自主决定是违反《公约》的(文件第9段)。

    这个支持模式背后是强调人际关系之上及之中实践自主。它亦带有对西方很阳刚的自主(个人、自足、理性、不带情绪)的批判角度,提倡自主亦包括对权力位置带有批判的照顾关系及互赖关系,以及多元的呈现。同样的实践是包括与精神病人对话,建立个人表述(personal narrative)并尊重他们真实的想法,而不是仅仅评估他有否能力出作决定。

    支持模式的缺点是…?由于模式强调有共识的自主(consensual autonomy),这个模式没有处理到比较高高自伤伤人的风险的群体。另外,由于病人会与其他人共议,我们又如何确保他免受不当影响(undue influence)呢?支持模式的解答是确保病人了解有其他选项给他选择,国家将提供支持。

    反思法律概念

    回到评估者(医生、法官)的视角,在考虑是否尊重精神病人意愿一事上,还得接受不明智的决定不等于没有能力作出决定。这也要求大家反思普通法原则的「最佳利益」标准(best interest test)。只要医生为病人的最佳利益出发,他在法律上得到如病人同意后的同样责任。这理解视支持及关系于被动的位置,也讲求谁去提供支持,而医疗人员在评估当中容易忽略病人的个人背景及生活脉络。此最佳利益标准因此亦被认为是违反《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18段),过去法院也就此加入「从病人视角的最佳利益」,却无法解决当中的张力。

    学者Kogstad更针对精神病人的物化(objectification)作出研究,认为精神病人的病人身份,让他们的声音及人权可以合理合法地被忽略。即使是《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亦明确列明精神病人可以被削夺自由,欧洲人权法院更细致化当中要求,包括建基于医生意见等。「最低度入侵性治疗」、「紧急而必需」等法律概念亦时被建构用以绕过病人的同意,甚至认为病人「无法」同意。

    具体政策是乜?

    本文不是主张完全废除强制性的措施,这些都需要再一步讨论。只是强调强制性的措施会有误会的沟通、病人频频被拒绝、羞辱及惩罚,再次造成创伤,某程度上甚至会妨碍治疗。

    具体政策因而要向病人提供更多角度的支持,包括社工、护士、家人、律师等,让病人选择他要怎样的支持,让那些人也参与在共同决策,签定有共识的同意书,又或指定个人专员(personal ombudsmen)等,又或促成有协作的决策过程(facilitated decision making),以最佳演译病人意愿取代最佳利益。这些都是为了避免病人的意愿被取代。

    同时,香港以及国际社会都有必要反思现有的人权法是否足够,是否应强调支持多于限制,又是否应该从医疗解放出来。《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在学者之间已经牵起一波讨论,如何落实到各国是下一步的关键。

    如此看来,其实有关于病人自主的问题并不只是法律/精神医学两方的学术讨论,它也是政治问题(资源分配),更是道德的问题。社会不但要对精神病患去除歧视,亦要尊重他们真实的意愿,更不要以帮助之名强制病人治疗/不自杀,但同时却不给予他们生活各方面的援助。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网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4264 2018-1-3)

  • 从湖南徐端莲被刺重伤上访 反思破除刑案民事赔偿弊端

    [访民之声2016/10/14消息] 湖南省耒阳市余庆乡访民徐端莲,被人重伤致残,凶手伍永地被耒阳市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附带的20余万元民事赔偿却至今没有执行到位,徐端莲为此上访至今。
      
     徐端莲说;“凶手并不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他家有两处房产,一处地产,也有存款,法院判决后他家通过关系转移了所以财产。我要求法院执行,法院让我自己查清凶手家财产的去向,否则没办法执行,这本来是该法院做的事,却强加到受害人身上。”

     
    据悉,徐端莲家住耒阳市余庆乡龙坡村,2011年6月9日被伍永地连刺16刀造成七级伤残,其医疗费用全部自行负担,造成外债累累。因再无力缴纳医疗费,伤情未愈,且连缝合伤口的手术线都没有拆除,就被迫出院。
     
    2012年4月13日,耒阳市法院一审判处伍永地有期徒刑12年,附带民事赔偿20余万元。但在随后的民事赔偿执行过程中,法院一直称凶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徐端莲为此上访遭到了地方劫访人员的虐待、辱骂和非法拘禁,所反映事情始终得不到解决。
     
    去年耒阳市法院给余庆乡政府出具了一份司法建议函,内容是建议乡政府解决徐端莲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其对此置之不理。数日前,徐端莲再次进京上访遭到非法拘禁,与日前逃出。
     
    《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但实际情况却是服刑人员只能拿到象征性的少的可怜一点“奖金”,完不成生产任务的甚至连这点都拿不到,其劳动成果全部归为国有。

     
    本网志愿者认为, 如果监狱能够依法保障服刑人员的劳动所得,并通过监狱系统,分配部分用于偿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既体现了监狱的文明执法、文明管理的气象,更解决了执行难的问题,以免受害人被二次或者再次伤害。这样既能体现国家强调的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公正。

  • 从湖南徐端莲被刺重伤上访 反思破除刑案民事赔偿弊端

    [访民之声2016/10/14消息] 湖南省耒阳市余庆乡访民徐端莲,被人重伤致残,凶手伍永地被耒阳市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附带的20余万元民事赔偿却至今没有执行到位,徐端莲为此上访至今。
      
     徐端莲说;“凶手并不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他家有两处房产,一处地产,也有存款,法院判决后他家通过关系转移了所以财产。我要求法院执行,法院让我自己查清凶手家财产的去向,否则没办法执行,这本来是该法院做的事,却强加到受害人身上。”

     
    据悉,徐端莲家住耒阳市余庆乡龙坡村,2011年6月9日被伍永地连刺16刀造成七级伤残,其医疗费用全部自行负担,造成外债累累。因再无力缴纳医疗费,伤情未愈,且连缝合伤口的手术线都没有拆除,就被迫出院。
     
    2012年4月13日,耒阳市法院一审判处伍永地有期徒刑12年,附带民事赔偿20余万元。但在随后的民事赔偿执行过程中,法院一直称凶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徐端莲为此上访遭到了地方劫访人员的虐待、辱骂和非法拘禁,所反映事情始终得不到解决。
     
    去年耒阳市法院给余庆乡政府出具了一份司法建议函,内容是建议乡政府解决徐端莲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其对此置之不理。数日前,徐端莲再次进京上访遭到非法拘禁,与日前逃出。
     
    《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但实际情况却是服刑人员只能拿到象征性的少的可怜一点“奖金”,完不成生产任务的甚至连这点都拿不到,其劳动成果全部归为国有。

     
    本网志愿者认为, 如果监狱能够依法保障服刑人员的劳动所得,并通过监狱系统,分配部分用于偿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既体现了监狱的文明执法、文明管理的气象,更解决了执行难的问题,以免受害人被二次或者再次伤害。这样既能体现国家强调的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公正。

  • 南都:精神病患者逃脱 该反思的不只是医院

    广州上演现实版“飞越疯人院”,据媒体报道,20日上午10时许,一名患有精神病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嫌疑人王某,在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明心路广州市脑科医院内失踪,到目前为止,失踪的嫌疑人仍未被找到。对此,有不少附近的市民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屏幕上的“飞越疯人院”让人陷入哲学的沉思,而现实版则只能催生焦虑。按照官方的通报,王某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致死后,已被明确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伴有冲动伤人行为的危险。这样一类精神病患者,对市民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存在现实的人身威胁,因此一些市民为之担忧无疑是正常的反应。

    无需赘言,当下最紧迫的工作是找人。早发现一个小时,就少了一分危险。在这方面哪怕多投一些人力物力多费一些周章都是值得的。绝不能等到理论上的危险落地,再去懊悔不迭。
    但在紧张而又周密地安排寻找失踪者的同时,也不能放弃一些思考。“广州市脑科医院对病患的管理是否有漏洞?”在媒体报道这一消息之初,此类质疑已经接踵而来。

    有案在身的精神病人从医院出走,说医院完全不存在漏洞和过失当然是说不过去的。但在本事件中,似乎还需要回到当时的情境中作具体的分析。根据报道,王某在脑科医院经治疗后病情有所改善,“在住院期间未发生攻击伤害行为,能与其他病人建立较好关系”,他是在护工陪同其进行身体检查时借机逃脱的。如果说医院对王某疏于监管,这就涉及到了医院对收治期间的精神病人的约束权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精神卫生法》强调“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即使是医疗机构为了救治的需要不得不对精神病患者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但也规定了前提条件,即“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王某经治疗病情既已好转,派两个护工陪同其进行身体检查,医院的这种行为是否失之于疏忽,似乎还值得讨论。

    在医院中,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样一个群体,医院究竟有哪些具体而微的管理职责,其该怎样去履行这种职责,而又使自己的行为既有利于患者治疗、社会安全,而又不会侵犯患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可谓相当微妙而复杂,但在相关法律中却又缺乏明确的界定。

    这次精神病患者意外逃脱,暴露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家医院的管理漏洞,从整体和法律的层面修补目前不尽完善之处才是真正应该努力的方向。

    (来源:新浪http://gd.sina.com.cn/news/view/2014-02-24/093980375.html2014年2月24日0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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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都:精神病患者逃脱 该反思的不只是医院

    广州上演现实版“飞越疯人院”,据媒体报道,20日上午10时许,一名患有精神病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嫌疑人王某,在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明心路广州市脑科医院内失踪,到目前为止,失踪的嫌疑人仍未被找到。对此,有不少附近的市民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屏幕上的“飞越疯人院”让人陷入哲学的沉思,而现实版则只能催生焦虑。按照官方的通报,王某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致死后,已被明确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伴有冲动伤人行为的危险。这样一类精神病患者,对市民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存在现实的人身威胁,因此一些市民为之担忧无疑是正常的反应。

    无需赘言,当下最紧迫的工作是找人。早发现一个小时,就少了一分危险。在这方面哪怕多投一些人力物力多费一些周章都是值得的。绝不能等到理论上的危险落地,再去懊悔不迭。
    但在紧张而又周密地安排寻找失踪者的同时,也不能放弃一些思考。“广州市脑科医院对病患的管理是否有漏洞?”在媒体报道这一消息之初,此类质疑已经接踵而来。

    有案在身的精神病人从医院出走,说医院完全不存在漏洞和过失当然是说不过去的。但在本事件中,似乎还需要回到当时的情境中作具体的分析。根据报道,王某在脑科医院经治疗后病情有所改善,“在住院期间未发生攻击伤害行为,能与其他病人建立较好关系”,他是在护工陪同其进行身体检查时借机逃脱的。如果说医院对王某疏于监管,这就涉及到了医院对收治期间的精神病人的约束权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精神卫生法》强调“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即使是医疗机构为了救治的需要不得不对精神病患者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但也规定了前提条件,即“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王某经治疗病情既已好转,派两个护工陪同其进行身体检查,医院的这种行为是否失之于疏忽,似乎还值得讨论。

    在医院中,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样一个群体,医院究竟有哪些具体而微的管理职责,其该怎样去履行这种职责,而又使自己的行为既有利于患者治疗、社会安全,而又不会侵犯患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可谓相当微妙而复杂,但在相关法律中却又缺乏明确的界定。

    这次精神病患者意外逃脱,暴露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家医院的管理漏洞,从整体和法律的层面修补目前不尽完善之处才是真正应该努力的方向。

    (来源:新浪http://gd.sina.com.cn/news/view/2014-02-24/093980375.html2014年2月24日0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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