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受害者

2015年5月6日，在精神病院被关押68天后，岳丽娜回到了家中，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被关押到精神病院了。出来后，她去法院起诉送她到精神病的郭建国乡长等领导，法院答复不受理，理由是县里有主要领导打了招呼，不让受理她的案子，寄希望于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必须受理的原则泡汤了，申冤的路只能跟以往一样煎熬在遥遥无期中…….
岳丽娜，女，36岁，基督徒，家住：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寺庄乡豆村，单亲母亲（带着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及残疾的哥哥一起生活。因家中四亩土地被无端抢走，父亲更遭受村长带人的暴力殴打，退伍伤残军人哥哥的补助未能执行到位，于2007年开始上访，也正因为此，到目前遭受了劳教1年，拘留所关押9个月，被精神病三次（共计：233天）的噩运。
2015年2月27日两会前夕，岳丽娜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明知是万丈深渊也不能后退，带着这种精神进京上访，可此时的地方截访部门也像进入一场战斗一样严防死守着在各国家机关的上访人员。岳丽娜是不幸的，仅仅到北京一天，即2月28日就被户籍所在地寺庄乡政府截住强行带回，回来后副乡长郭建国、民政所长徐在省、信访办副主任郭庆勋等人把她强行抬进了河南濮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四楼。
进入精神病院后，院方并没有给她鉴定，而是直接把她投入精神病房，一个狭小的房间本来只能容纳四个病人居住，可医院为了节省开支，在一个房间又多加了两张床。院方知道她是上访人员，起初并没有给她吃药、打针。关押到16日时，不知因何故，莫名的要给她吃药，遭到她强烈抗争反对，院方最终出动多人强行对她实施捆绑，才顺利的完成打针、吃药过程，而这种强制连续三天，一直到19日中午才停止。
岳丽娜介绍里面的环境时说：“就是跟精神病人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早上有咸菜，有馒头，做饭的告诉我生活费一天是13块钱，我就跟精神病人住一个屋子，有时候半夜三更他们唱歌跳舞的，根本没法休息好，一个房间我们住6个人，很小的房子。平时，别的病人都能下去楼下晒太阳，他们就不让我下去，68天没让我晒过太阳，只能在走廊里走动，16——18日三天给我连续灌药时，用手绢捂住往下灌，我能感觉到有5、6颗吧。”
5月6日，在被关押了68天后，她被乡政府工作人员、村主任和村妇女主任接了出来，并告诉她上级让来接你出去。这次关押医院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但是医院的说法岳丽娜的鉴定结果就是精神病，当岳丽娜索要鉴定结果时遭到拒绝。而最让她难受的是父母去看她时遭到院方的搜身，这种赤裸裸的侵权行为，完全把医院当成了看守所。
岳丽娜介绍：“我在里面的时候，我父母去见我给我送衣服，他们就不让进，我父母就每次都坚持去，后来他们允许我父母进去了，可是还对他们搜身，说怕他们带什么东西，就全身搜，这不是完全把我父母当犯人吗！我出院后找县委书记黄守玺诉冤，他见我后针对我反映的问题说上两届书记都不给你处理， 我也不给你处理。”
这已经是因两会维稳她第二次被关精神病了，2014年2月25日同样是两会期间，岳丽娜去北京反映问题，遭到了驻京办工作人员的强行拦截，把她强制带到在一个招待所，2月27日被寺庄乡政府人大主任刘建波、-副乡长郭建国、民政所长徐在省、乡信访办副主任郭庆勋等人强行拉回南乐县城，直接拉到南乐县精神病院内，抢走了她随身携带的手机、身份证、钱财、资料等一切物品，让她自己走上楼去，她不肯配合，随即遭到轮番殴打，最后被几个大汉强行抬上二楼，抬到二楼的岳丽娜继续挣扎，直至被亲自出手的乡人大主任刘建波掐住脖子掐晕在床上。
3月1日，岳丽娜借用其他病人家属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让父母给送些日用品，等父母来看她时就用他们的手机给南乐县基督教会会长的张少杰牧师（现在服刑中）打了一个电话，却给她父母带来了灾难。
岳丽娜说：“当天晚上寺庄乡人大主任刘建波、副乡长郭建国、副书记王彦强等十几人强行闯入我家。王彦强用脚跺断了我家的门闩破门而入，王彦强打着我妈的脸问我妈：“我打你了吗？我打你了吗？”并抢走我家5部手机、户口本、我上访反映问题的相关手续、省领导给的手机号、电话本及电话本里的几百元钱。刘建波和王彦强给我父亲要身份证，我父亲不给，他们就打，然后就拧住我父亲的胳膊强行塞到车里，直接拉到乡政府大门外，停了一小会儿又往西走，大概有30多分钟车开到僻静的土路上的荒郊野外，他们从车里面把我父亲拖出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让我父亲跪着给他们磕着头继续打。刘建波还说把他绑住汆到河里，打完之后他们又把我父亲塞到车里，好大一会儿车停到南乐县拘留所门口，5-6分钟寺庄乡豆村村支书和另外一个人开着车来了，他们又强行把我父亲抬到村支书段相安的车上，将我父亲拉到豆村村委会门口，然后村支书步行把我父亲送到家，报警至今也未处理。”
而在医院关押的岳丽娜日子也同样难熬，3月5日下午，一个叫崔振平的主任说要给她打针，岳丽娜说不打，随即遭到该医生上前就扒她的衣服，岳丽娜就吐了该医生一脸唾沫，他很生气的走了，一会后来了4个人拧住岳丽娜的胳膊按倒在床上强行给她打了一针，随即昏昏沉沉的没了知觉。当她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这种煎熬的日子这次共计度过了135天，直到7月10日才出来。
为何每次关押她都不用鉴定呢？原来早在第一次关押她到精神病院时已经给她做过了所谓的鉴定，这还得从她因何上访和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说起。
岳丽娜的上访资料记载，2007年10月10日，以村长段平军为首的一帮人，以土地调整为名强行将她家的4亩耕地抢走，报警后得不到处理妥善处理，使对方以后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岳丽娜的哥哥岳忠伟是四级伤残军人（无儿无女），按国家政策退伍伤残军人待遇未能依法依规落实，也成为她上访的一条主要原由，随后被拘留10日、在河南女子劳教所劳教1年及在县拘留所非法关押9个多月，并于2012年开始了第一次被精神病的噩梦。
2012年6月13日，岳丽娜去北京上访，被驻京办截访人员拦截到，于当天连夜送回南乐县，14日，她被强行捆绑拉到河南新乡第二附属精神病院，由于某种原因当天被带到濮阳一个宾馆过夜，15日上午，副乡长郭建国、民政所长徐在省、乡纪检委副书记聚仓及乡领导孙晓蕾、赵护军、艳红、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王俊成、寺庄派出所民警郭献鹏又以强行绑架的方式将她重新带到新乡第二附属精神病院，在此期间副乡长郭建国说要给她做“精神病鉴定”，如果不配合就弄死她，当日下午鉴定完毕后回南乐县城直接把她关进拘留所，在拘留内她遭到了殴打、辱骂、威胁等非人的虐待，这还不算完。2012年7月2日才是噩梦的正式开始，那天副乡长郭建国、乡党委副书记王彦强、民政所长徐在省及派出所民警郭献鹏、侯东亮，从拘留所把她抬到南乐县精神病医院。
在把她送入精神病院后，医院刚开始并没有把她当精神病人对待，但是好景不长，2012年7月31日在南乐县精神病院副院长赵现民（音）的指使下的一帮人强行捆绑给她注射不知名的药物。
岳丽娜形容“打针后后浑身不舒服，睡不能安睡，坐立不安，心烦易怒，流口水，说话吐字不清，眼睛发直，眼酸眼累视物不清，吃饭呕吐，8月1日在南乐县基督教会会长张少杰等人的强烈要求下才把我和我的父亲岳怀民送回家”。
而这一次关押精神病院的不止岳丽娜自己，还有她年迈的父亲岳怀民，当她去北京后，她父母及有病的哥哥怕她出事也去了北京，乡政府强行把他们截回后，将她父亲强行带到新乡第二附属精神病院。
岳丽娜介绍“开始他们把我父亲带到住院部让他观看精神病人行为进行恐吓，回来后因为我父亲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就又一次把我父亲拳打脚踢强行带到新乡第二附属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精神病鉴定”，然后在乡政府大院一间小房子里关了一个多月。7月29日，我父亲被从乡政府带到南乐精神病院，7月30日一个叫李向（翔）的副院长伙同一帮人强行给我父亲过电、输液，输液后我父亲除与我的症状都一样外，可能是年老体弱的原因增加了手颤抖，走不成路的症状。”
 
我们父女二人回家后多次找乡党委书记郭振鹏索要我们的“精神病鉴定结果”。他不但不给还恐吓说“你小心点儿，不然把你们全家都关进精神病院，会有你好果子吃的”等威胁性语言，后来又说是新乡精神病院不让给我鉴定结果。后多次找人，才找到我们的鉴定书，我被鉴定为所谓的“偏执型精神障碍”，无责任能力，我父亲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
 生活在没有法制的国度，这种噩梦不仅会影响年迈的父亲，当然只要你不符合某些官员的利益，那么未成年的孩子也难以逃脱被施压的命运，岳丽娜的孩子考入县实验中学就读，远离家有20华里左右，但是出于县内某些官员给学校领导施加压力不让她孩子住校，现在孩子成了被逼无奈离家最远的跑堂生。

回目录

笔者见到王树英时，她正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卫生间旁席地而坐，一张防潮垫放置了生活起居用品，王树英说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个月，警察、城管知道她的情况，没有管，任她继续住着。王树英为中奖彩票被抢警方不立案一事长年上访，曾两次被关精神病院。第一次是2013年，关了四天。第二次是2014年10月11日到2015年3月31日（全国两会结束后）。
 
王树英女士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三里棚社区居民，1962年3月16日出生，原是河北秦皇岛人，上世纪90年代随亲戚搬到孝感市居住。王树英此前在孝感柴油机厂理发，2000年厂子垮了后，她现在一个月有600多元的退休金。王树英称，她在2002年11月29日参加了在孝感市玉泉路举行的即开型福利彩票摸奖活动，她当时在售票处幸运摸到一张梅花奖票，这是特等奖票。然而不幸的是，王树英说奖票当场被举办此次彩票摸奖活动的民政局现场女工作人员抢走，王树英当时向三里棚派出所报了案。
 
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王树英报案情况与实际不符，于2003年4月2日作出不立案的决定。王树英对此不服，于是开始了她的漫漫申诉、上访路，至今已十多年。
 
王树英在上访路上坚定不移，一级一级地上访，区、市、省、北京都去过了，因此，孝感市公安局一直想处理王树英。据王树英提供的一份孝感市公安局2009年5月19日的会议纪录显示：“鉴于王树英家庭困难，身患疾病，从社会稳定角度出发，从人道主义出发，市局要求孝南分局考虑王的实际困难，施之以情，用真诚关心去感化她，促其回归理性，实现停访息诉。2008年10月23日，在经过思想工作后，孝南分局筹措2万元现金，作为对一一的贫困资助。王非常感激，表示今后安心生活不再为此事上访，并现场写了停访息诉保证书。2008年12月，王树英开始反悔，认为孝南分局给其资助是理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多次向省厅、向人大书信投诉，而且到市局机关大吵大闹。”“组织专班收集固定王树英上访活动中违法行为证据，必要时依法进行处理”。
 
2011年4月6日，她莫名其妙地被摩托车撞了，腿上现在还有被撞后留下的后遗症。她怀疑是政府方面指使的人。2012年，两次被关宾馆，一次17天，一次一个月。
 
2013年6月，相关人员逼王树英签字永远别上访，王树英不签被打，被打伤后，王树英去找街道办事处书记理论，去了街道后被几个人人像土匪拽出来了。被打伤之事未得到解决，王树英休息了个把礼拜后又去找区政府。2013年6月21日，街道办事处曾主任以及另外三个派出所的人，他们就把王树英送到孝感市精神病院。 6月24日，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要求王树英写保证不上访就放她出院。王树英不肯，她只写了“听领导的话”，就这样她被放出来了。
 
第二次送精神病院是在2014年10月11日。王树英进行维权宣传，在孝感火车站、公园等处摆申诉材料的时候，，突然从一个车里下来了几个人，把她抬上车的。来人有派出所的人还有三里社区的人，车直接送到孝感精神病院。她所在的孝感市三里棚社区的官员和公安、信访局的多名人员来到精神病院，明确告诉她要关她一个月，这就意味着王树英将在精神病院内度过2015年新年，当局还给她交了一万元的“药费”，这个“药费”不用完她是肯定出不来的。王树英遭遇引为其她访民的愤慨，同为孝感市的被精神病者余甘林向民生观察工作室发过一份证明材料，该材料由孝感十多位访民按手印签名，证实孝感市中级法院信访科一名法官此前曾亲口说王树英关在精神病院内，下一个就是余甘林。
 
实际上这一次被关了5个多月，直到2015年的全国两会开完。她说：“直到2015年3月31日出来。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白刚副所长和我女儿三人接我出来。提前给我买了火车票，强行送我到老家秦皇岛。我老家是秦皇岛人，小时候随舅舅落户孝感，还有妹妹在老家。他们威胁我一年内不能回孝感”。 当局还要求她不能再上访，不能再“乱说乱动”。
 
回忆在精神病院的生活，王树英说，虽然精神病院医生没有打她，但被里面的精神病人莫名其妙打过。刚进去进医生给她吃精神病药，她不吃，偷偷留着。“就是给我打针，说我有心脏病。有别的医生说我不是心脏病，是心急病。针打了之后想死，想自杀，想拿头撞墙，坐不住，站不住。晚上灯泡也照着，有精神病人捶门，睡不着觉，我要睡眠药吃，医生说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对身体有害。我在里面哭，眼泪住下流。在里面还遇到一个上访的，已经关了七、八年”。
 
谈及未来的计划，王树英说：“我要再回孝感法院要求立案、去精神病院取入院证明。我想起诉精神病院，但是超过了半年就不能起诉了，我要赶时间。三里派出所所长威胁我“你回来你没好处”，我不敢一个人回去，希望有记者或律师与陪我去孝感”。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