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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李秀榕回国过年 房变废墟无处栖身

    【民生观察2023年1月23日消息】目前已是年关,临近除夕和春节。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公民李秀榕和老公李振文,这几天晚上无处栖身,大冬天的,被逼只得到琯头镇政府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过夜。

    李秀榕和老公,于2022年12月29日从美国搭机回国,本是要回家乡连江县粗鲁岛蓬岐村的家过春节。入境后,因新冠疫情防控需要,夫妻俩被指定自费在连江县城某酒店,隔离5天。2023年1月2日,夫妻俩才回到家乡所在地,连江县粗鲁岛蓬岐村一看,惊愕地发现约300多平米的自家房子,已片瓦不存,竟成了一片废墟。家里的家具、电器、衣物、贵重物品(如金项链,戒指)等都不翼而飞。

    突然失去安身立命,栖身之所的李秀榕,一下子无家可归,且变成一无所有。经向附近村民了解,李秀榕才知道房屋是在2022年12月13日被琯头镇政府派人违法强拆的。可李秀榕一家人之前都未接到政府拆迁通知,政府也未按规定拆前,双方签订拆迁协议,先安置房屋。

    因此,李秀榕知道琯头镇政府这是暗箱操作,违法强拆。李秀榕当即用手机报警,当地派出所接警后警察声称是琯头镇政府行为,自己去找政府解决,不予立案。

    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房屋拆迁,要经过政府有权机关批准,并发布拆迁公告。很明显,琯头镇政府官员和蓬岐村村干部是乱作为。

    李秀榕指出,她家所在粗鲁岛上的房屋和土地,早在10年前就被福建省属一重型企业看中。她一家人的人口田先被强行霸占,接着逼迫她搬迁。蓬岐村村干部故意在她家房子周围,深挖坑,强行断水断电,并在房屋外墙上涂鸦等不法措施,致使她和家人无法正常入住和生活。

    李秀榕因为长时间有家不能回,店面无法正常经营,无地耕种,生活没有着落。被逼无奈下,夫妻二人于2021年底,去投靠在美国的儿子。

    经派出所协调,李秀榕和老公应约于2023年1月13日上午,到琯头镇找到副镇长陈广栋(兼蓬岐村第一书记)解决房屋安置问题。没想到陈广栋副镇长竟大耍官威,有恃无恐用黑社会套路,反过来威胁李秀榕说:你们要是说房子是政府偷拆的,我不管,一分钱都没有。如果说是拆迁,我可以叫政府用货币适当补偿。陈广栋副镇长接着说,经过评估,你们房屋价值在27万元多一点。政府再给予补贴一点,最多补偿30万元。如果你们不服,可以向上级投诉,或去报警立案!

    陈广栋副镇长的霸道作风可见一斑,却不承认系琯头镇政府拆了李秀榕房屋。

    陈广栋副镇长私自评估李秀榕房屋价值,仅有27多万元,根本就于法无据。李秀榕家房屋面积约300多平方,虽然是砖木结构,瓦顶,可毕竟是一个食杂店,有营业执照。李秀榕经过打听,连江县和福州市的所有旧城改造项目,拆迁房屋安置补偿标准都是按照住房面积,和建筑年限,折算成实际补偿房屋面积或货币。

    鉴于此,李秀榕试问陈广栋副镇长:按你的评估价27万元进行货币补偿,有何法律依据?为何不公告拆迁批准文件和拆迁安置补偿标准?难道习近平新时代说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像陈广栋副镇长这样强取豪夺,不给李秀榕及家人一条活路!

  • 当住所变成监狱:在习近平领导下扩大使用软禁范围

    中国政府的官方新数据显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对软禁的使用剧增,达到了数十万起。在使用剧增的同时,2012年和2018年对《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进行了两次重大修订,进一步将软禁使用编入法律,因此软禁被滥用的空间巨大。

    今日发布的新报告《囹圄家中:中国监视居住手段的扩张》首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警方长期以来软禁其公民的做法,既通过法律规定的合法措施,也通过任意和完全非法的手段,后者经常被用来对付维权者。

    2020年,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软禁的使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过,在此之前,中国对软禁的使用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所有数据均表明,在习近平刚上台时,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特殊措施,因此当局对它的使用非常罕见,但自2014/2015年以来,当局对该措施的使用大幅增加,而且其持续大规模的使用没有暂缓的迹象。

    正如保护卫士组织最新报告《囹圄家中》中列举的一系列案例所示,软禁或“监视居住”不仅仅是警察在不适合逮捕某人时使用。相反,它被用于无数种方式,允许警察、检察院和法院有权持续将人羁押,即使司法程序中的正式时限已经用完。这是一个使当局在法律不再允许拘留或逮捕时,能够控制嫌疑人的强大武器。

    由于实施该系统不要求司法审查,因此其滥用的范围巨大。例如,如果检察院拒绝了警方提出逮捕某人的请求,警方即可将人控制在其住所中为期半年,并且使其与外界失去联系。

    众所周知,由最高法院管理的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录入数据非常不完整(见保护卫士关于该问题的研究:China’s Missing Verdicts仅英文),检察院在审判前放弃起诉一部分案件(因此这些案件从未进入数据库)(见保护卫士关于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研究报告: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he Age of Covid仅英文),以及其他一些变量–例如每个案件的平均人数(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平均高于1),因此在呈现的预估数据中采用了两个估值,一个较低的估值和一个较高的估值,以对其真实使用规模进行更现实的评估。尽管数字惊人之高,但为避免高估,这些数据还属于保守估值。

    保护卫士根据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官方政府数据,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估计相应时期遭到软禁的实际人数在566,585人(最低估计)和862,757人(最高估计)之间。

    报告还比较了“合法”软禁与警察任意非法使用软禁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对维权者进行人身控制一直是一种既定的做法,合法使用软禁只占其总使用量的一部分。然而,没有任何官方数据可用于估计其非法使用的规模。

    本报告呈现了一系列软禁案例,包括合法的和完全非法的,以及软禁在何种情况下被如何实施的情况类型。报告还介绍了哪些政府机关有权实施软禁,以及在2012年和2018年分别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两次重大修订后,法律框架内的软禁范围如何扩大。

    合法软禁的使用范围包括:代替拘留——作为取保候审的替代办法,用软禁代替正式逮捕,或因案件的"特殊需要"而采用监视居住。在其非法形式中,它经常被短期用来对人权捍卫者维稳——在临近"敏感日期"时以限制他们的行动和/或通信,将人权捍卫者置于严密监视之下,禁止他们的维权活动,实际上是将软禁作为正式拘留的替代办法。近年来,当局还开始将那些从监狱中获释的人们软禁,作为管理舆论的一种方式,确保当他们从监狱中获释后得到外界和媒体最少的关注。

  • 健康码变成“社会维稳码”被愤怒批评

    今年4月中下旬开始,河南省包括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等多家村镇银行关闭提款服务,据公开报导,该案件涉及金额达三百九十七亿元人民币,有四十万储户的存款取不出来,引发储户维权潮。日前,这些涉事银行的各地储户反映,虽然来自低风险,但去之前也老老实实做了核酸,他们在抵达河南后,健康码一律变红,,导致他们行动困难,抗议活动也被迫取消。中共监管部门的人还直接明示:只要你回家,健康码就能变绿。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储户,没去河南,也被河南直接赋了红码,所谓“人在家中坐,红码从天降。”

    新冠疫情爆发后,官方以手机的“健康码”来管控民众出行,绿码可以正常出行,黄码有所限制,红码不能乘坐公共交通,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合。被赋予黄红码者,必须经过筛检等符合条件后才能解除。现在应用于健康的红码被用于防疫之外的事,使其失去了信用,此事引起了民众严重关注,引起网民对这种做法的愤怒批评,事件立刻冲上了热搜。人们对于健康码“疫情防控”之外的这一“维稳新用途”感到愤怒,怒斥国家防疫沦为权力滥用的武器,有网友认为官方正在把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的趋势,让整个国家走向更为可怖的云极权暴政。

    有网友表示,“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才是中国最大的疫情”。前中国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认为:“这是极其严重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经济学家马光远发微博表示,“将健康码用于非防疫用途,这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不追责,后患无穷。

    随着舆情发酵,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6月14日在微博发文警告称,各地的健康码应只应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地方政府用于与防疫无关的其他社会治理目标”。“如果有哪个地方为了其他目的通过调控健康码阻止特定人员流动,这显然违反相关防疫法规,也会损害健康码的威信,损害公众对防疫的支持,”他写道。

    中国资深媒体人安替表示,“河南当局已经用核酸码为自己的欠债银行服务了”,而他认为,“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动用主权例外工具,因为‘无法无天’,必然被普遍滥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指出,现在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健康码几乎相当于个人的第二个通行身份证。如果把健康码变成限制个人出行工具,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赵宏说,健康码由相关企业配合政府开发,是政府行为,按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只能用于防疫,不能随便泄露个人讯息。健康码的赋码及如何弹窗,在法律上有明确约束。对于这次河南省村镇银行存款人被赋红码限制出行,不可能是银行单方面就能做到,赵宏表示,这涉及政府工作人员可能泄露健康码个人讯息的问题,已违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属于滥用职权,构成犯罪行为。赵宏警告,如果不将“码化治理”纳入法律控制的机制,任由其泛化和滥用,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因为在讯息、技术和算法的加持之下,政府权力的滥用对于个人将变得更不可防御,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可能也会无限加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健康码唯一正当用途是防疫,如果将健康码变成“社会维稳码”,不但违背健康码使用的正当性,也违反法律规定。在赋码过程中人为干预系统及加入无关防疫的因素,属于简单粗暴的滥用行政权力行为。王锡锌又表示,健康码结合了数据权力与行政权力,二者迭加放大了公权力作用效果,存在着极大被滥用风险。健康码变成无所不能的“全能码”,成为地方权力任性、专断的大杀器,不仅会严重侵害公民权利,而且会透支政府公信力。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也表示,赋码是行政行为,决定了公民的自由。如果将健康码用于维稳,是严重违法,构成行政权滥用,也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和诚信原则。许可认为,现在民众默认看健康码出行,是因身处疫情而不得不做出妥协,一旦疫情结束或缓解,应恢复没有健康码限制的行为自由。

    美国《外交政策》副编辑詹姆斯·帕尔默在推特上写道:“这非常重要,因为,据我所知,这是第一起健康码系统被用于非新冠的政治管控的清晰案例。”

    人权基金会首席战略官阿雷克斯·格拉德斯坦表示:“我其实以为过去两年里这样的事情会更常发生。但很明显这是一个用健康码打压异见人士的分水岭时刻。”

    汤森·路透基金会新闻记者瑞纳·昌德兰说:“这就是当政府控制你的数据时会发生的事:中国的新冠应用程序一夜间限制了需要健康码进入大楼和商店、使用公共交通、或离开城市的居民。”

    在问答网站知乎,《如何看待外地人在河南落地即赋红码?》有1193个回答,《网传河南多名储户进入郑州后健康码变红,如何看待官方人员回应「未接到相关通知,建议先了解赋码原因」?》有2000多万的浏览量。

    网民喷格拉底表示,就个人而言,给储户赋红码,阻止出行取钱,这是我今年甚至去年听到过的最离谱的事情,嗯,应该没有之一。健康码本身就是群众为了防疫,对自己隐私的一种让渡。一些不防疫的国家他们也一直为了这个事情在争吵,有人想防,但是又不愿意公开隐私用于健康码,所以健康码就很难出现。很多国人想防疫,所以愿意走“红码隔离”防疫的这条路。可一旦红码被用于防疫以外的事情,这以后大家还会相信红码吗?

    网民lili说:“当你有了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证据,任何程序,就可以随意限制他人自由的工具。不用就是傻。”

    网民白井黑子表示,“紧急状态”赋予的权力是如此的便捷好用。以至于没人能抵抗“让紧急状态持续下去”的诱惑。如果他们掌握了让你在某种情况下寸步难行的权力,那么下一步,他们会在想让你寸步难行的时候把你框进这种情况。征信如此,健康码也是如此。

    网民维民所止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

    网民Helen说:“健康码本来就是良民证啊?想给你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又不需要什么程序和依据的咯。为什么河南红码大家都友邦诧异呢?”

    网民zhongsuxiaohua表示,很多人都在感叹“万万没想到红码会被这么用”,是天真是外宾还是不记打呢?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如此完善和全面的管人系统,不这么用还能怎么用啊?

    一篇题为《犯我者虽远必“朱”:多名维权储户被红码》的社交媒体文章讲述了储户赋红码的遭遇。该文章6月13日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广为流传,文章随后被屏蔽删除。文章说:“这么好的手段,唐山要是早点学会了,那几个小混混哪还能到得了江苏啊?!”引起众多网民的共鸣。

    作者“西坡原创”6月15日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红码防民,这是一个恶劣的开头》,文章说,这次直接为储户赋红码,自然是步子迈得太大,引起了舆论反弹。首先要看当地后续如何回应,如果不了了之,肯定会有许多地方照猫画虎、有样学样,谁还没有一批优先赋红码清单了?如果收回红码、整改、处分相关人员,也不等于健康码就一定安全规矩了。这次是赋了一批人红码,所以闹大,那么下次只赋个别人红码、黄码,是不是就不会闹大?反正系统总有漏洞的嘛,责任推给系统就好了。或者说,这样的事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但公众不知道?我最担心的还是健康码与核酸检测这两项技术的长期存在与进化升级。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简直是无往而不利的大杀器。

    文章说,当一个社会具备了大规模精准化地重新分配流动性的能力,也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决定谁可以移动谁不可以移动,那么它就必须具备抗衡这种新能力被滥用的机制。我说的是机制,因为靠舆论抵御这股潮流是不现实的。舆论这只眼看不到的时候,技术的脚步就会悄然前伸,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会步步缩窄。

    作者唐鹏在微信公众号“数旗智酷”发表文章《健康码:数字巫术与色彩政治》,文章说,曾有人将搜索引擎的搜索行为形容为一种祷告或占卜,每一次点击都犹如一种对神明的虔诚祈求与膜拜,而搜索引擎运算后扔出来的任何一个搜索结果,都像神灵给芸芸众生的开示。反观健康码,存在于部分城市的健康码其实已接近于这种意味,每天打开健康码就是看是否弹窗和是否变色,至于是谁在空中拨动了一下琴弦,让你的健康码弹窗或变色,没有人知道,只有命运之神似乎始终保持一种笑而不语、憨态可掬地看着你说:按照国家防疫规定,请您配合。当有人在向基层部门的居委申请解码的时候说“谁让你给我弹窗”,他们的回复是“我如果能给你弹窗,我就不在这混了”。很显然,来自数字空间的数据权力就像另一种意义的上帝——没人知道它是谁,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就在那里。

    文章说,健康码不再只是一个独立的二维码,其背后包含的个人数据、社会情绪以及治理意义,已经成为一种从属于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掌控和抵抗其对生活带来的未知影响力。对“红码”的惊异与恐慌,对“黄码”所暗含的社会治理规范,以及对“绿码”“黄码”“自主切换”不可控的迷茫,这些现象以健康码的颜色正在被符号化运用呈现出来,无论对于公共部门还是对于个人,治理主体的理性与责任,和治理对象的理性与责任,都被人工智能设计的程序以及产生的结果所左右。健康码的色彩符号在疫情防控中所展示出来的权力驯服与社会公众的权利屈从,逐步呈现出一种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制度威信与管治力量。

  • 刑事措施岂可变刑讯措施?从常玮平案看中国法治

    维权律师常玮平10月22日被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带走,他又从取保候审改为监视居住了。今年1月12日他就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监视居住,1月23日改为取保候审,一般情况下,他会在2021年2月22日恢复自由,或者经法院审判决定是否有罪。这突然间宣布变更刑事强制措施,既不是发现有罪证据改为逮捕,也不是宣布取消取保候审,这就透露出蹊跷。

    人们不禁要问,常玮平何许人,他干了些什么会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次莫名的改变强制措施又是为何?常玮平老家陕西省宝鸡市,家里是农民,他是一个80后。他从小就好学,据他父亲说,2003年他参加高考,考上了重庆大学,他觉得考得不好,可是他的父亲却为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由衷高兴。

    他毕业后先去了海马汽车,后来又成了北漂。由于他善于思考,关心时政,终于他觉得象现在这样为个人生活打拼不能实现他人生的追求,就毅然决定参加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在律师执业过程中,从开始就着手于事关公民权利、弱势群体利益、公益类型的案件趋之若鹜。他经常为访民、维权人士和公民行动者代理辩护,也长期为性别歧视就业

    求职者、同性恋群体、艾滋感染者、疫苗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公益事业中,比如说在起诉某食用油包装上注明转基因原料字体太小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他甚至成为原告。许多受到他帮助的人以及同行都对他的操守和业务能力赞不绝口。不过,他帮助的对象中有一些被某些官员认为是麻烦,所以他也就成为某些官员眼中不驯服的烈马,为此,他的执业也经常受到阻扰。他曾经亲自听到主管领导给他欲转到的律师事务所主任打电话,吩咐不要接纳他。

    如果说以上这些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不唯利是图的法律工作者,但也不足以给他扣上一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子,事情还得从去年12月的厦门聚会开始。2019年12月7、8日一些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公民运动倡导者在厦门吃饭聚会,他们呼吁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宪政、建立公民社会等改良措施,这些谈论都是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范围内。这个聚会并没有设定程序,或要达成什么结果,参加者有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一些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知道后可自行前往。据一些人权律师告知,他们也得到这个消息,不过有些由于事务缠身有些出于对当局的警惕没有前往,由此躲过一劫。常玮平由于长期作为人权律师当然也得知这个消息,而且,他由于被打压正好也无法执业,就前去了。不过,这么个简单的吃饭聚会,就算是中间由于许多专业人士会提出关于公民维权和宪政的言论,也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在12月13日,山东烟台就成立了专案组,并在12月26日进行了跨省抓捕。这里我们就看得出两个蹊跷,这个聚会是公开的,而且许多人都由于从事维权和公民运动被国保关注,他们的行踪也是在警察的注视之下,他们会搞什么秘密犯罪吗?要知道他们都是资深法律工作者和社会活动人士,而不是乡村愚夫愚妇,或者冲动的年轻人。世上有军人叛乱、工人暴动、文官和宫廷政变,哪有律师谋反的奇闻!其二,既然当时是公开的聚会,如果涉嫌违法犯罪,为啥不当场抓捕人赃并获,偏偏要其后成立什么专案组,更是在事情过了18天才进行“1226”大抓捕。而且按照属地管理不是应该由厦门公安局立案吗,烟台公安局立案,关你烟台警方有一毛钱关系吗,你千里追踪跨省抓捕?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立案和抓捕的意思应该是出自更高层的意思。在中国的境内,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声音,就不允许任何人提倡宪政民主,就不允许草民举行任何政治聚会,那怕是吃饭都不行!这才是当局大动干戈的真正原因!

    其后,参加厦门聚会的多人都被抓获,这也很简单,因为参加聚会的人根本就不认为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在家里等着他们。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及李英俊于2019年12月26日突然被山东警方跨省抓捕,其后全国各地对律师和公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拘留及传唤,多名公民、律师因而展开逃亡,包括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2月15日在广州被抓)。常玮平因此也在今年2月12日落入警方手中,被指定监视居住,罪名跟其他人一样,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月23日他被取保候审,不过他在10月通过youtube发布视频,除了宣布自己无罪外,他还透露了他在长达十二天的监视居住期间所受到的极端酷刑,以及取保候审期间的的情况。“我被锁在宝泰宾馆招待所房间里面的老虎凳上,每天二十四小時、十天的时间」,酷刑令他右手食指及无名指至今仍麻木、

    知觉不正常。他说,在取保期间,国保警察仍每天给他打电话、每周要见面,对他及身边其他人造成极大伤害及骚扰,他自己则经常失眠及无法集中注意力,他为波及亲人朋友感到抱歉。他也对未来做了准备,声明,如果自己再度被收押,他不会自杀,也没有致命、严重的疾病,並强调不会接受官派律師。

    到此我们基本可以知道常玮平为什么会被改变刑事强制措施的原因了。虽然政府一再宣称,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这不是个别警察的放肆,而是制度的使然。今年刑满释放的”709“律师王全璋说,他在被抓后受到酷刑,另一位”709“事件中被抓的维权人士也告诉笔者,他在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受到长期酷刑的虐待。有亲身经历者告诉笔者,指定监视居住是法外禁地,他们可以几班倒的不让你睡觉,武警看着你坐姿不对都会被毒打,折磨人的手段层出不穷。一些人甚至为了摆脱这种折磨自认其罪,许多人被改为逮捕送到看守所而称来到了天堂,因为看守所不管是在监舍还是在提讯室都有监控,会限制刑讯逼供。要知道不管是”709“还是厦门聚会,被抓的不是小毛贼,都是法律人士,可是当局还是悍然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其目的都在于希望他们苦打成招自行认罪,即使不认罪,也会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同时对于受害者们对刑讯逼供的指控,既无监控记录,又有上司保驾护航,有何可惧!那么多刑讯逼供,又有谁被处理了呢?

    对于常玮平,酷刑既没有让其低头认罪,又没有可供入刑的其它证据,只好让其取保候审。在当局心中已经是网开一面了,他最好是感激涕零,规规矩矩静待发落,至于吃过的苦受过的刑,就当买个教训罢了。可是他却不知好歹,不但不表示感谢,不低头认罪争取从轻发落,还将坐老虎凳受酷刑的事情公布于天下,这让他们情何以堪!要知道他们是卑鄙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底下可以是小人,但面上却必须像是君子。你这么一来,他们丢人都丢到国际舆论上了,不让你尝尝他们的厉害,他们怎肯罢休?

    民生观察对常玮平律师的处境表示极度关注,对他揭露酷刑的经历极度重视。在此民生观察郑重表示,聚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构成任何犯罪。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常玮平、许志永、丁家喜等一切因厦门聚会而被拘捕的公民,并且立即开展对他们遭受酷刑的调查,对参与酷刑的人员,不管是是政府官员、警察、武警,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对受到酷刑的律师和公民进行国家赔偿!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30日

  • 武大女生被父母强制变成“精神病”?当事人父亲回应

    6月27日,知乎网友@蒙大奇 的文章《我考上了名校,但最终死在了原生家庭手里》在网络走红。该文称,一名叫康莫(化名)的女生被其母亲软禁在家7年,并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康莫曾毕业于武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还曾获得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全额奖学金。

    上述文章还称,康莫今年34岁,从小就在母亲的打骂侮辱中成长;为了逃避母亲的“魔掌”,康莫一路求学,并出国留学,却最终被母亲“骗”回国,从此前程葬送:如今的康莫,已失去往日的光彩,身材肥胖失形,脚还肿得厉害。

    文中说,如今康莫被软禁在家,“除了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可以自由到楼下溜达,其它任何出行都要得到父母的批准。如果不服从或者想要逃走,就会被家人强制押送到医院继续进行『精神治疗』” 。

    该文在网络迅速发酵,不少网友表示惊叹,也对该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经红星新闻记者调查,康莫的原名叫马斐然,家住天津红桥区某小区,其父母就职于当地事业单位和国企;马斐然还是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曾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实习;她喜欢音乐,曾在知乎上回答音乐方面的问答,在全民K歌上唱歌,在微博上还曾转载一篇弒母案……

    “我希望你们写我的真名,赶快联系妇联、居委会、律师,把我解救出去。” 马斐然如此告诉红星新闻。

    A.命运的转折:自称国外留学时“被骗”回家,从此再没逃脱父母“软禁”

    马斐然是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的成员。

    事实上,她早就在该小组透露自己的经历: 2002年考入武汉大学,大学期间辅修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2006年毕业,拿到武汉大学文科学士学位和华中师范大学理科学士学位。

    毕业后,马斐然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 2007年毕业并拿到毕业证。2007年12月,她申请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全额奖学金。在父母强烈反对下,向亲戚借钱买机票飞走。

    马斐然称,她在奥地利时身体状况很糟,眼睛检测“玻璃体浑浊”,血液检测“重金属中毒”。这一时期,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马斐然说她从小热爱音乐,父母用给她买一架钢琴的许诺,将她骗回了国,2009年她坐法航的飞机回了家,由此退学。

    马斐然称,从此她再也没有逃脱父母的“软禁”。2010年2月,她被父母“骗”到精神病院,被诊断为“双向精神障碍”,并被强制喂药。此后,她还先后7次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治疗手段包括“被绑在床上、强制喂药、扎针、做『电休克治疗』”。

    2016年,马斐然称她被父母强制办理残疾证。

    网络上,有老同学写纪念马斐然的文章,称她是个身材好、成绩优秀、很有思想的女孩。而今,照片上显示,她身材肥胖,双脚发肿,整天窝在家中。

    B.曾经的学霸:创办“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被校方评“专业功底扎实”“逻辑强”

    据红星新闻记者调查,马斐然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3年她和校内其余9人共同创办了“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如今,这个协会依然存在。

    据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中心官网,2005年1月马斐然曾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实习过,共发表稿件约64分钟(每分钟广播稿约200字),稿件9篇。该官网上的一篇新闻稿对她的实习表现这样评价,“表现积极,认真踏实,新闻敏感性强,专业功底扎实,在实际采访中善于与采访对象沟通,逻辑思维能力强。”

    27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正对马斐然的信息进行核实。
    马斐然在社交媒体上的痕迹并不多,主要活跃在豆瓣和知乎。其社交账号上均有这么一句签名,“I Sing,Therefore I am!(我唱故我在)”。她曾在知乎上回答网友提出的专业音乐问题,并在全民K歌平台上唱歌,一首《浮夸》中她的声音嘶哑。马斐然的微博只有52条,2017年6月7日她转发了一条微博,“一个外国弒母案,背后真相令人震惊。”

    马斐然在豆瓣加入了几个如“父母皆祸害”的关于家庭暴力小组,对《我的所谓母亲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大家来评评》等文章进行点赞。2017年6月23日,她想找律师咨询自己的遭遇。曾有网友对她的故事提出疑问,她坚称自己没有任何精神问题,皆为母亲所害。

    6月19日,马斐然还在“被精神病论坛”注册账号并发布求助文章。

    C.马斐然父亲否认强制送女儿精神病院:“医生说她不能独自去外地”

    27日下午,马斐然的父亲向红星新闻否认了强制将她送至精神病院的说法。

    他说不清马斐然得了什么病以及患病原因。电话中,马斐然的父亲说当时接到香港的电话得知自己女儿有精神疾病,又说女儿在奥地利时出了事受了刺激得了病。

    马斐然的父亲还否认父母让她从国外退学,只说因身体原因才不得已让马斐然留在自己身边。“我也希望她独立,但是精神病院的医生说她不能独自去外地,更不能出国。”

    他说,马斐然的残疾证,也是在医院做了残疾鉴定的情况下开出的。

    在马斐然提供的诸多就诊单据中,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一份今年3月10日在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处方笺。在这份处方单中,医生给出了“精神异常”的临床诊断,并开了四盒奥氮平。

    开出这张诊断单的是该院中西医结合科的医生张国双。查阅过科室的文件系统后,张国双告诉红星新闻,马斐然只有门诊记录而并没有住院记录,这意味着马斐然所描述的住院以及放电治疗等,可能是在其他医院或科室进行的。他说,奥氮平是常见药物,用途广泛;至于精神异常,只是医院系统中开药必须填写的内容。

    “精神异常就像个巨大的帽子,你就是睡眠不好也可以称为精神异常。”张国双说,处方笺并不能说明什么,在门诊时可能存在家人代为描述病情的情况。对马斐然描述的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张国双告诉红星新闻,精神疾病的判定有一套详细的评估方法,同时我国《精神卫生法》也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是自愿的,只有已经发生患者伤害自身或是危害他人的情况才需住院治疗,而且也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

    天津市市妇联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询问此事,不过市妇联办公室对此事并不了解。天津市12388妇女维权热线的接线员向红星新闻证实,马斐然确曾到市妇联寻求帮助。

    (来源:爱读网 https://www.iread.one/381791.html 2017-07-07)

  • 武大女生称被父母强制变成“精神病” 涉事医生发声

    6月27日,知乎网友@蒙大奇的文章《我考上了名校,但最终死在了原生家庭手里》在网络走红。该文称,一名叫康莫(化名)的女生被其母亲软禁在家7年,并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康莫曾毕业于武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还曾获得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全额奖学金。

    上述文章还称,康莫今年34岁,从小就在母亲的打骂侮辱中成长;为了逃避母亲的“魔掌”,康莫一路求学,并出国留学,却最终被母亲“骗”回国,从此前程葬送:如今的康莫,已失去往日的光彩,身材肥胖失形,脚还肿得厉害。

    文中说,如今康莫被软禁在家,“除了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可以自由到楼下溜达,其它任何出行都要得到父母的批准。如果不服从或者想要逃走,就会被家人强制押送到医院继续进行‘精神治疗’” 。

    该文在网络迅速发酵,不少网友表示惊叹,也对该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经红星新闻记者调查,康莫的原名叫马斐然,家住天津红桥区某小区,其父母就职于当地事业单位和国企;马斐然还是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曾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实习;她喜欢音乐,曾在知乎上回答音乐方面的问答,在全民K歌上唱歌,在微博上还曾转载一篇弒母案……

    “我希望你们写我的真名,赶快联系妇联、居委会、律师,把我解救出去。” 马斐然如此告诉红星新闻。

    A.命运的转折:自称国外留学时“被骗”回家,从此再没逃脱父母“软禁”

    马斐然是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的成员。

    事实上,她早就在该小组透露自己的经历: 2002年考入武汉大学,大学期间辅修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2006年毕业,拿到武汉大学文科学士学位和华中师范大学理科学士学位。

    毕业后,马斐然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 2007年毕业并拿到毕业证。2007年12月,她申请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全额奖学金。在父母强烈反对下,向亲戚借钱买机票飞走。

    马斐然称,她在奥地利时身体状况很糟,眼睛检测“玻璃体浑浊”,血液检测“重金属中毒”。这一时期,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马斐然说她从小热爱音乐,父母用给她买一架钢琴的许诺,将她骗回了国,2009年她坐法航的飞机回了家,由此退学。

    马斐然称,从此她再也没有逃脱父母的“软禁”。2010年2月,她被父母“骗”到精神病院,被诊断为“双向精神障碍”,并被强制喂药。此后,她还先后7次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治疗手段包括“被绑在床上、强制喂药、扎针、做‘电休克治疗’”。

    2016年,马斐然称她被父母强制办理残疾证。

    网络上,有老同学写纪念马斐然的文章,称她是个身材好、成绩优秀、很有思想的女孩。而今,照片上显示,她身材肥胖,双脚发肿,整天窝在家中。

    B.曾经的学霸:创办“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被校方评“专业功底扎实”“逻辑强”

    据红星新闻记者调查,马斐然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3年她和校内其余9人共同创办了“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如今,这个协会依然存在。

    据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中心官网,2005年1月马斐然曾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实习过,共发表稿件约64分钟(每分钟广播稿约200字),稿件9篇。该官网上的一篇新闻稿对她的实习表现这样评价,“表现积极,认真踏实,新闻敏感性强,专业功底扎实,在实际采访中善于与采访对象沟通,逻辑思维能力强。”

    27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正对马斐然的信息进行核实。

    马斐然在社交媒体上的痕迹并不多,主要活跃在豆瓣和知乎。其社交账号上均有这么一句签名,“I Sing,Therefore I am!(我唱故我在)”。她曾在知乎上回答网友提出的专业音乐问题,并在全民K歌平台上唱歌,一首《浮夸》中她的声音嘶哑。马斐然的微博只有52条,2017年6月7日她转发了一条微博,“一个外国弒母案,背后真相令人震惊。”

    马斐然在豆瓣加入了几个如“父母皆祸害”的关于家庭暴力小组,对《我的所谓母亲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大家来评评》等文章进行点赞。2017年6月23日,她想找律师咨询自己的遭遇。曾有网友对她的故事提出疑问,她坚称自己没有任何精神问题,皆为母亲所害。

    6月19日,马斐然还在“被精神病论坛”注册账号并发布求助文章。

    C.马斐然父亲:否认强制送女儿精神病院,“医生说她不能独自去外地”

    27日下午,马斐然的父亲向红星新闻否认了强制将她送至精神病院的说法。

    他说不清马斐然得了什么病以及患病原因。电话中,马斐然的父亲说当时接到香港的电话得知自己女儿有精神疾病,又说女儿在奥地利时出了事受了刺激得了病。

    马斐然的父亲还否认父母让她从国外退学,只说因身体原因才不得已让马斐然留在自己身边。“我也希望她独立,但是精神病院的医生说她不能独自去外地,更不能出国。”

    他说,马斐然的残疾证,也是在医院做了残疾鉴定的情况下开出的。

    在马斐然提供的诸多就诊单据中,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一份今年3月10日在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处方笺。在这份处方单中,医生给出了“精神异常”的临床诊断,并开了四盒奥氮平。

    开出这张诊断单的是该院中西医结合科的医生张国双。查阅过科室的文件系统后,张国双告诉红星新闻,马斐然只有门诊记录而并没有住院记录,这意味着马斐然所描述的住院以及放电治疗等,可能是在其他医院或科室进行的。他说,奥氮平是常见药物,用途广泛;至于精神异常,只是医院系统中开药必须填写的内容。

    “精神异常就像个巨大的帽子,你就是睡眠不好也可以称为精神异常。”张国双说,处方笺并不能说明什么,在门诊时可能存在家人代为描述病情的情况。对马斐然描述的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张国双告诉红星新闻,精神疾病的判定有一套详细的评估方法,同时我国《精神卫生法》也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是自愿的,只有已经发生患者伤害自身或是危害他人的情况才需住院治疗,而且也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

    天津市市妇联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询问此事,不过市妇联办公室对此事并不了解。天津市12388妇女维权热线的接线员向红星新闻证实,马斐然确曾到市妇联寻求帮助。

    对话当事人:根源在于“母亲想把自己留在身边”,“你们赶快把我解救出去”

    27日,红星新闻记者电话专访马斐然,这也是马斐然7年来第一次通过媒体发声。

    马斐然:我爸在事业单位,以前烧锅炉,后来做制冷、消防、门卫之类的。我妈在国企,一直修电动机,没有离开过。家庭收入就靠退休金。我妈1955年生,身体一直很好,可能因为饮食太单一,脑补营养不足。

    红星新闻:你妈是小学毕业吗,你之前在豆瓣上说,她还有国外经历?

    马斐然:她小学没毕业,上到小学三或四年级。她不会写字,向大夫口述一些经历的时候,大夫是这样写的,签字也是她本人,后来她说“大夫瞎写”。

    红星新闻:知乎的文章中说你妈和你爸结婚是因为看中了他的事业单位、你妈曾经把堕胎归咎于你,这些细节都是真的吗?

    马斐然:都是真的。都是她的原话。

    红星新闻:你父母分别什么性格?

    马斐然:我妈极其暴躁,极其小的一件事都能惹着她。我给朋友发录音,坐在那儿吃奶片儿都能让她大发雷霆。我爸逆来顺受。

    红星新闻:你分析过你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吗?

    马斐然:主要原因是她跟我爸不和,这是公认的,我们家亲戚都知道我们家不和。她一直跟我说,你是你爸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就这样把我们划清界限。比如我上厕所的时候,把水洒在地上,她就会说“你看,你跟你爸一样”,然后开始骂我。

    红星新闻:这些事情根源于她和你爸的不和?

    马斐然:对对对。她总说我基因不好,因为遗传我爸的基因。她把我看做我爸的一部分。如果我爸管着点儿,我也不至于这样。如果我妈骂我,他能站出来说别骂孩子了,就好了。

    红星新闻:你和你妈之间出现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马斐然:从我记事开始。我人生中对我妈的第一印象我非常非常深刻。那时我在奶奶家,很小很小,当时我在床上,我妈进来,很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有点儿仇恨,也没说话,扭头就走了。这第一印象就糟糕,没有慈祥和爱意。

    红星新闻:你一路考出去,你妈为什么非要把你拽回来?

    马斐然:我觉得还是希望我跟他们一起生活吧,我的意思不是一个小区,就是住在一起。他们遇到一些困难,就需要马上解决。她不想让我工作有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她随时有问题问我。她喜欢网购,都让我给她弄。

    红星新闻:如果学成回来再回家岂不是更好?

    马斐然:他们现在过得就挺好的,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

    红星新闻:他们不认为把你的前途葬送了吗?

    马斐然:我妈就说,“你现在是最幸福的人,有吃有喝,还可以睡觉。多幸福啊。我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幸福,像正常人一样,天天开开心心的。”

    红星新闻:一切根源是你妈想让你留在她身边?

    马斐然:对。我妈说请保姆能有自己人伺候得好吗,能那么真心实意吗。

    红星新闻:你认为把你弄到精神病院、办残疾证,一系列事情,都是这个原因?

    马斐然:我想说一句阴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报复我爸的一种手段。她太恨我爸了。这两天我爸去体检,查出有血管瘤,她骂了我爸好几顿,不停地骂。

    红星新闻:你有什么诉求?

    马斐然:你们赶快联系妇联、居委会、律师,把我解救出去,我一天都不想在里面呆。

    截止发稿,红星新闻记者尝试联系马斐然母亲未果。对于事件的真相,红星新闻将继续追踪。

    (来源:红星新闻 http://www.hkcd.com/content/2017-06/28/content_1054710.html 2017-06-28)

  • 媒体:有些基层政府娴熟地将精神病变成维稳手段

    公号“团结湖参考”6月14日消息,在文明的时代里,肯定没有人想要“被精神病”。但曾几何时,我们的古人中有不少是主动精神病的,甚至还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叫“佯狂”,也就是假装精神病。从商纣时的箕子、春秋时的接舆、三国时的司马懿,到明朝的徐渭,乃至京剧《宇宙锋》里的赵艳容,都是佯狂的始祖,装傻的榜样。古人佯狂,是为了避祸。而今人“被精神病”,则是因为惹了祸。精神病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剧情里都能担任主角,肯定是因为它有着超越普通疾病的特殊功用。
    美剧《黑松镇》里,男主角发现镇子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每当他要查清所发现的异常时,医生总是说你精神异常产生幻觉了,该吃药了。这有点像《雷雨》里的繁漪,每当她试图反抗时,一家之主周朴园就逼着她吃药。宣布一个人是精神病,便可将他从正常人的队伍里开除,从而他的质疑、反抗、申诉,一切便通通不作数,他的主张也就可以理所当然被忽略,黑松小镇或是周公馆里的秩序便不再受到挑战。况且文明社会还发明了精神病院,不但可以剥夺行为能力,还能限制人身自由,故而“被精神病”这种事便一再发生。
    这样的荒谬再次上演。山东新泰的徐学玲,十年前为了给妹妹维权开始上访,期间被鉴定患有“癔症”,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妹妹的事情解决后,为了给自己“被精神病”的事讨个说法,她再次上访,于是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院;2015年,徐学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而被刑事拘留,这一回她则被鉴定为“无精神病表现”,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在徐学玲身上,精神病的妙用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当她不断上访成了镇里的“不安定因素”时,尽管精神鉴定书里称“未发现精神病性症状”,但仍然可以被认定为“癔症”而送进精神病院。也可以因为要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而再次“被精神病”。但当她被刑事拘留,精神病可以帮她免于刑罚时,这个住过两次精神病院的人,又神奇地与既往病史拜拜了。基层政府娴熟地将一种疾病变成维稳手段,公权侵犯私权的姿势多到让你招架不住。
    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往发生太多,都很难上得了头条。之所以还想再说一说,是因为此前人们愿意将其归因于立法缺失。但自2013年5月起《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禁止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但时至今日“被精神病”的案例依然屡屡发生,法律条文的制定同法治的实现之间,也许还差着好几个筋斗云的距离。需要有许多技术层面的设计,才能将法律执行到位。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说,精神病学一开始就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他对“政治精神病学”的批判其来有自,据悉1978年时总人口不到3亿的苏联,就有450万名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而到80年代末苏联政治解冻时,有200万人被改判为精神正常。回到徐学玲事件上来,本来应完全理性客观的医学,失去了其独立超然的地位,沦为了公权肆虐的帮凶和工具。对于公权,医学鉴定机构和精神病院可谓予取予求,身段很柔软,姿态很柔媚。精神鉴定机构要回归医学的本来属性,除了要在体制上和公安、司法脱离“亲戚”关系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查机制。让每一位参与鉴定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精神病的特殊性在于,你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那么就失去了一切为自己申辩的权力,谁会相信一个精神病人说自己其实没有病呢?所以对精神病的认定尤其需要慎之又慎。
    古人佯狂,通常是因为社会陷入了病态,于是主动选择以这种方式自保。但当公权力野蛮生长到一定程度后,人们连主动的机会都失去了,只能“被精神病”。有关精神病院的电影总是带着浓郁的隐喻意味,《飞越疯人院》里冷酷的医生代表着绝对权威,他们把正常人麦克墨菲治成了白痴。可以将正常人随意投入精神病院的社会,已经带有某些疯人院的气息。需要被治疗的,其实恰恰是那些自认为权威的“医生们”。
    (来源: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6/0614/16/BPHMAD5F00011229.html?f=resysBcold 2016-06-14 16: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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