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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南师大博士王衡庚远赴澳洲只为逃离精神病院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是2004年12月在原数学系基础上成立的,本文主人公王衡庚就是任职于该院副教授职位时被关入精神病院,释放前后还长期遭到国保、本院党委、五毛、和其他教职工的骚扰、监控、恐吓。最终,无法忍受这种高压精神迫害逃亡澳洲申请政治避难。
     
    说起王衡庚,当时在华南师范大学还是有一定的名声,他后来还在国际著名的comm. Phy. Math.数学顶尖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2001-02年,在担任系科学秘书期间,协助数学系成立首个博士点。在数学院成立后,王衡庚主持研究的非光滑区域上的偏微分方程问题与调和分析(10426016)(2004年)、调和分析技巧在偏微分方程中的应用(10501015)(2005年)两个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支持,并在中国数学年刊A辑、数学物理学报等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均发表过学术著作,他还曾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如此傲人的成绩,因何被精神病呢?王衡庚告诉本刊四个字“因言获罪”。
     
    因言获罪的起因
     
    王衡庚向本刊介绍说“我在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给学生上课时,为了引起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除了讲数学(家)的故事外;也常常联系时事政治,还对中国大陆的腐败链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讨论,然后点评。并发表一些对环境污染的言语,因为我全校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传播比较广。时间一久,开始引起政府(尤其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部分政府官员)极大的恐慌”。
     
    为防止影响扩大,政府开始对王衡庚全面监控,动员了华南师范大学大量的资源。王衡庚说刚开始时,政府的盯梢、监控或恐吓,像是在与他开玩笑,如同有时在上课的评论一样,好多只是逗人笑的游戏,一个接一个,一环套一环。时间久了他才体会到这场游戏的可怕之处,几乎包括一切与他有联系的人――朋友、家人、学生、邻居、学校书记、学院书记、教授、博士导师,到便衣警察、杂货店的员工,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主动的或被迫的…。最终,大家似乎都卷入进来了。无论他在哪儿,都能感觉到有人进行盯梢、骚扰、恐吓、监听电话,收集信息,还恐吓家人。
     
    精神病院的生活
     
    将近两年的骚扰与恐吓,他实在受不了。2007年5月,准备逃离到印度留学,手续做到一半,国保挟制王衡庚和其家人,说是去荔湾区芳村花鸟市场玩。当他与家人走到广州市精神病院时,国保在跟前紧盯着的情况下,王衡庚被家里的三人联合押到挂号处,迫害也随即开始。
    对于在精神病院的生活,王衡庚是这样说的:
     
    到门诊所见了一位男医生徐贵云,他为我做精神签定。他问:你知道为什么来这里吗?我没有吭声。
    “你认为有人想害你吗?”
    “没有“,我回答。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医生问。
    “如果在美国,我马上可以打电话给律师,我好喜欢美国”我回答。
    医生马上拿起电话,放在我面前,“你可以打”。
    “我们治疗病人,是三个月为一期,如果病还没有好,再延长三个月,直到你开心为止。”徐医生重复地对他说。
     
    随后,他要我脱下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听他的。结果是让我进了一个铁笼子,有个护士叫我脱衣服、换上精神病医院的病服。我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整个精神病签定,居然只有7分钟左右!吓得我几乎头昏地转,却也只有惊惊颤颤地乖乖听话。出院后才得知,医生给我的诊断是‘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
     
    在精神病院的第二天开始吃药,护士把医生开的药奥氮平olanzapine、舍曲林sertraline给王衡庚,他学着好莱坞电影里的特工,把药放在舌底下。然后到厕所偷偷地吐了,经过了三四天的高度惊恐后,他发现其他有些病人,也有把药放在舌底下,护士盯着他吃药也没说什么。
     
    王衡庚说“约一星期后,我猛然醒悟:她们是护士、医生,我有没有服药、有没有把药藏在舌下,他们会不知道?更何况,他们还定期血检!不乖,将服更多的药,呆更长的时间,以三个月为一期;还有,如果我不开心,我得继续呆在医院。这些医生与我说的清清楚楚。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把药藏在舌下,就稀里糊涂地直接把它们吞了。而且我也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开心”。
     
    医院环境及病友
     
    采访中,王衡庚也详细向我们介绍了精神病院生活居住的情况,他住在被一道铁门锁着的一层楼,这层楼的结构,一切像是一个大旅馆,与4个病人住在同一个房间。整个楼层是被一道冰冷的铁门锁着。
     
    这层楼约有30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广州建筑设计院的院长,还有一个硕士、一个是本科,王衡庚说很喜欢建筑院院长,他总是很幽默。就问建筑院院长,“这里的人为什么都那么老实?”
     
    “因为都很老实,所以都凑到一块儿来到这儿了”,院长回答。
     
    王衡庚在精神病院的唯一好处,是没有国保的骚扰、监控和恐吓,这倒也是清静。他还在没事时,读《概率与统计》,与其他病友大谈“母鸡是如何生蛋”的数学问题,逗得所有的病友都哈哈笑。
     
    “当然不止是清静,也有恐惧,有一个病友,不配合医生或护士什么的,然后被捆绑在床上被打了针,马上变得很乖了。“被打针”,想想也害怕。后来,无论是什么,护士或医生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王衡庚说。
     
    医院的作息时间极为严格。在规定的时间起床、睡觉。吃完早餐、午餐或晚餐后,可在楼层的走廊上或大厅上可散步,或在大厅上打麻将、打扑克、打乒乓,没有任何报纸或娱乐杂志可看。所有病人被铁门锁在这一层楼,不准许离开。每两个星期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可到院子里放风一次。
     
    2007年7月31日,王衡庚在被关押了整整两个月后,他终于离开了精神病院。出了院后,王衡庚约重了10公斤,这种虚胖是吃精神药物引起的副作用,因精神药物的毒性,2008年体检时他发现肝出现血囊,就去询问癌症专科医生,精神药物是否可能诱发癌症。医生回答,癌症的原因比较复杂,即不肯定,也不否定。
     
    新的监控与逃亡
     
    刚出院后不久,数学系对他还比较客气,还请他到九寨沟免费旅游,到北京数学九所进行学术访问,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毒奶粉事件暴发后,王衡庚在上课、课后、到广州大学城的校车上,又多次发表了腐败与污染问题的评论。当年下半年,新一轮更厉害的监控、恐吓马上就来了。为防止再一次被送进广州市精神病院,王衡庚想法调动工作回到杭州。因为他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在杭州,几乎每个大学都有他的同学或朋友。然而遗憾的是,调动工作到杭州后,王衡庚感觉仍然有人在盯着他。2011年1月,他背了一个旅行包,独自一人逃往澳洲寻求政治避难。
     
    在澳洲的精神签定报告
     
    2012年11月,王衡庚逃亡澳洲后在墨尔本难民庇护资源中心,一位前莫纳什大学教授,也是澳大利亚皇家和新西兰学院精神病协会的会员,他受过如何进行精神签定和如何治疗心理创伤的专门培训,他对王衡庚进行了精神鉴定。在签定报告中这位教授写道:——王衡庚先生认为,同事、邻居、朋友,甚至前妻被政府部门利用,来骚扰他。王先生说,他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他所描述的许多被骚扰的微妙细节,是中国当局压制公民、使他们服从的常用手法。
     
    但是他描述的部分个人经历似乎表明,他可能已经变得有些偏执,最终,开始怀疑每一个人别有用心。然而,自当他在2011年逃至澳洲后,他描述的所有担忧都消失了。
     
    他有活力、健谈;同时,对大陆失去的教授生涯,也表示好遗憾;不过,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有精神病。
     
    墨尔本的Foundation house(难民心理创伤辅导中心)的另一份签定报告中也提到“没有发现他有精神病的证据,尤其是精神病幻想症或被迫害幻想症”。
     
     
    附:王衡庚个人简历
    王衡庚,男,1971年12月出生于浙江东阳市,前浙江财经学院数学教授。
       在国际著名数学杂志上发表数学论文6篇,其中有著名的comm. Phy.Math.

       1993-1998,于杭州大学数学系硕博连读。
       1998年7月,于杭州大学数学系博士毕业。
       1998年7月,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2001-2002年,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科研秘书,协助数学系建立首个数学博士点。
       2002年,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2003年,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被评为优秀教师。
       200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元基金。
       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2005年,主讲的《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成为校级精品课程。
       2005年,成为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数学硕士生导师。
       2005年,获得广州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05年下半年,因上课与课后发表政治评论,被中共政府长期监控、骚扰、恐吓。
       2007年6月,不堪中共长期的骚扰、监控,想逃亡海外留学,手续做到一半时,被中共政府关进广州市精神病院2个月。
       2008年,因四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再次公开发表政治评论。再次被中共政府监控、骚扰和恐吓。
       2009年6月,总算调回杭州老家(浙江财经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以为能逃离监控。
       2009年7月,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术访问。
       2002-2005年,全面负责华南师范大学的(全国与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管理工作。其中在2004年,全校建模竞赛一等奖总数在全国800多个院校中排名第6。
       2002-2008年,在数学建模竞赛教练期间,获得国家级、美国级一、二等奖10多项。
       2011年1月,浙江财经学院,教授。
       2011年1月24日,为了不再被送入精神病院,逃到澳洲寻求政治避难。
    王衡庚

    王衡庚病历

    学术论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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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龙江张玉英上访多年,只为屈死的大弟讨公道

    我叫张玉英,38岁,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岭东区27委9组,无职业,因我当地接访人员闫仕芬带队等8人于2004年12月22日在国家两办“超越职权滥用职权”阻止我上诉反映问题,将我(张玉明)的身份证抢走,身份证号是:230503197308120027,电话是:18515887828,所以现用我姐姐张玉英的名字上诉,上访人是黑龙江省弱势群体上访者中的一名,因我大弟张德胜于95年6月26日在双鸭山市长胜乡红旗六井作业期间,由于井口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造成我大弟张德胜一人作业,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事发后,长胜乡领导利用我父亲张森在94年患有“脑血栓后遗症、脑痴呆”等多种脑部疾病、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无民事行为能力。有94年6月10日双鸭山中医院诊断为证,这样,张森在其单位病退,当时我家人口多,无钱住院,而在家靠吃药治疗,在此案发生后,一、二审法院审理中,申诉人武乃茹多次向法院申请鉴定未果,至2004年6月10日由于申诉人多次不间断申诉才由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双中法(2004)医鉴定,第57号法医鉴定检验结果“张森神志不清,臆志朦胧,四肢颤抖,已无民事行为能力,卧于床上佐证为证,据法医学的相关依据张森属于已经丧失意识行为能力的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森是需要监护人的,而且被申诉人在申诉人想孩子休克的情况下,没通知我家任何人偷偷地将死者父亲张森弄走,冒用张森的名字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上签字“张申”的名字与户口及身份证不符的名字(有单位证明、户口及火化证明),故该带有张申名字赔偿协议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一、二审的再审判决认为是有效的,我认为是错误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3条之规定,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其中条文的注释文说明: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包括患有痴呆症的人)第17条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提供监护人:(一)配偶;(三)成年子女,可被申诉人采取这种卑逼手段应受到道德的谴责,法律的追究。且在一、二审、再审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不但其对申诉人递交的诊断书不予认定,而对申诉人多次提出对张森的鉴定主张也不予支持,这依法也是错误的。另一、二、再审法院在审理中充分证据认定申诉人长子张德胜因已死亡而未依相关法律作出正确的赔偿,这也是错误的,申诉人家里不服,逐级上访、上诉,2007年7月31日我到省院递交了立案材料,要求立案,依法改判但省院久拖不决,已六年之久,至今无果,我到北京各信访窗口行使监督权,被我当地黑社会千方堵截,万般陷害,并无所不用其极地对我限制人身自由,导致我病危抢救2次,并造成严重后果,以后婚后不能生育。这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的和谐,法律的公正,我哭诉无门,只好求助于领导,万望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宝贵时间过问一下我的案子,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95年,我家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日起,向双鸭山市岭东检察院刑事附带民事不间断地上访、上诉,要求履行其合法权益同时事发后,双鸭山岭东区检察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但由于某些腐败分子为达到敛钱的目的,竟于97年3月31日岭东区检察院对此案竟下达了撤销案件决定书,我家不服逐级上访、上诉,直到2000年5月22日省检察院竟然对此案也下达了撤销案件决定书,无奈,97年当时正在双鸭山市电视大学学习法律的我,由于某些官员腐败含泪辍学,为屈死的大弟申冤奔波于北京、省、市各级信访部门讨公道,同时,我于99年在黑龙江省工业大学机电学院计算机系学习,2000年5月我在一次辍学,2000年8月7日我家向双鸭山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履行工亡待遇,但该仲裁委员会于2000年12月25日作出的劳裁字(2000)第61号裁定书,驳回我家申诉请求,无奈,我依法定程序分别上诉于双鸭山市尖山区法院,双鸭山市中级法院,两院分别作出(2001)尖民初字第205号和(2001)双民终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我家仍不服,我要求中级法院复查处理,公正裁决,为我家讨回公道,该院于2004年1月10日作出(2003)双立民监字第32号驳回我家申请再审,无奈我家不服多次拿(2003)双立民监字第32号双鸭山市中级法院驳回申请再审通知书及要求申请再审书于2004年5月到省院立案,但省院久拖不决,无奈,我到最高院、全国人大及各种渠道行使监督权,省高院于2005年8月25日省院作出(2005)黑高立民监字第90号民事裁定,并附内部函一份,其内容是:申诉人武乃茹与被申诉人双鸭山市岭东区长胜乡政府工伤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你院(2001)双民终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向我院申请再审。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已裁定指令你院再审,现提出以下问题: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武乃茹起诉的理由是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数额过少,即显失公平,请求增加赔偿数额。但一、二审对协议书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均未审查,显属不当。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因该案协议书系1995年签订,应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法院予与变更或者撤销。原审判决以双方达成协议并履行为由认定武乃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无法律依据。3、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有误。协议书系武乃茹之夫张申与长胜乡红旗六井签订,二审判决书却认定是武乃茹与长胜政府所签。4、草率驳回武乃茹的再审申请。经查,申请人曾于2001年以“赔偿协议是死者父亲张申所签,判决书却认定是武乃茹签的,而张申1994年患脑血栓后遗症,导致痴呆,办理病退,无行为能力,且该协议显失公平,因此其签定的协议无效吗,应给付各类费用合计214,264元”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调卷审查,于2001年12月11日以(2001)黑立民监字第203号函,交你院复查,要求对武乃茹的上述申请再审理由查证处理。但你院未针对本院函示的问题进行审查,仍以原审判决的理由予以驳回。该案系当事人进京上访影响较大的案件,你院再审本案时,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告我院”指令双鸭山市中级法院再审,2006年9月26日该院作出(2006)双立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对其错误概不给予纠正,还是维持其错误,我认为是错误的,故我家再次向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其查清事实,公正裁决,2007年7月31日我向省院递交了申诉材料,要求履行其合法权益,2007年8月9日立案(经立案审查同意,同意转审监二庭审理),同年10月29日作证,也同意转审监二庭审理,但都是久拖不决,已超过审理期限,已六年之久,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从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给予审理完毕,无奈,我多次到全国人大最高院行使监督权,要求依法督办此冤案件,依法改判,但我当地政府及责任法院常年派接访人员及黑社会、到最高院、全国“两办”把信访窗口堵死,买通信访部门某些腐败官员,2005年最高院和全国人大各开信要求都是依法督办此案,但都是还是久拖不决,还是维持其错误,根据《监督法》第3条之规定,申诉人有权要求全国人大派督查组对案件进行监督,2005年3月—2005年6月我被当地政府及责任法院接访人员多次堵截信访窗口,并被黑社会人员多次跟踪阻止我行使监督权,同时,这期间我被政府及责任法院、黑社会人员气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胃病、肾病等多种身体疾病,同时,11月24日我当地责任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将(2005)黑高立民监字第90号民事裁定书传真给我,11月29日,我被当地责任法院尖山区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再审期间,不允许关押、教养、判刑当事人和违反91年403号文件11条之规定“对真正信访的当事人不充许容留、关押、打击报复”,《治安处罚条例》第26条第3款之规定“对有心脏病、心理疾病的人不允许关押、教养、判刑当事人”,可我当地责任法院置国家法律而不顾,还是将我押回双鸭山拘留所拘留15天,同时,在拘期间我心脏病复发1次摔倒造成腿部多处面积於青,现程序已到省院,由于都是久拖不决,我到全国人大数百次行使监督权和最高院行使监督权,要求督办此案案件,全国人大5号窗口接待员李耿迪是黑龙江省南岗区法院因在工作中违法违纪被查处,安排到全国人大的,有时只给登记,慎至不给登记,根本不管,就这样我地方各级法院和全国人大五号窗口接待员李耿迪互相配合,互相传递信息稳控当事人,根本不依法督办,我于2008年7月15日又到全国人大行使监督权,被我当地责任法院接访8人堵截信访窗口,采取违反《赔偿法》第31条之规定: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采取妨害强制措施,暴利手段,动用警力,在北京市全国人大院里“杨秀春”等人直追我身后,并扬电话通知卢洪斌等多名法警堵截,当我跑到陶然亭桥下时,由卢洪斌带队等8人把我抓住,并押到无牌照法警车里,当时,我向尖山区法院院长卢洪斌说我按《宪法》第41条赋予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在全国人大行使监督权,尖山区法院超越职权,无权处理我案件,诉讼程序在双鸭山以全部走完和双鸭山都没有关系况且尖山区法院05年已侵犯我一次合法权益,在侵犯只能更重构成犯罪,我并说明05年我被你们法院采取违法违纪将在京行使监督权的我气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等多种身体疾病,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意见》中共中央2007年5号文件有关规定,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责任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接访重点解决,涉法涉诉的问题解决信访人的合理诉求,卢洪斌等人不但不听,还是命令警号为231006的杨秀春女法警押车和另一名男法警押车,卢洪斌等6人没有上车,而在北京继续堵截其他当事人,当车行使在白纸坊桥时龙源宾馆时,(我省院驻京在那里)我要求下车说明案件情况,并还说我要去卫生间解手,被杨秀春拒绝说有尿你就往车里尿,下车不行,就这样,在连夜把我押回双鸭山劳教所,次日早七点到达,在那里我被非法拘禁84天,同时在押期间,我心脏病总发2次,造成2次抢救的严重后果,但2次都是病危不得不去医院抢救的情况下才去的,由于心脏病特别严重,医生诊断婚后不予生育的严重后果,(时间是2008年7月26日晚11:35分和2008年8月20日晚2:30)在双鸭山市人民医院抢救,当我抢救苏醒后,我向把我送到医院责任法院多次要诊断书,被责任法院多次拒绝,并说“死有死的赔偿法,我每次抢救苏醒后,就马上投进劳教所,在2次抢救过程中,责任法院没让医院给我滴过一滴心脏病的药,而是输点营养液维持生命而已我要求放人。我家属均要求放人,他们就是不放,我要求药物治疗,责任法院拒绝给我药物治疗,就这样,导致我心脏病复发,经医生诊断,造成以后婚后不育后果,现我经常复发心脏病,换季不给我买鞋,深秋十月,我还穿凉托,导致我肾病加重,至到2008年10月7日法院才让劳教所的工作人员把我放出来,2009年3月5日7点30分左右,我又到全国人大行使监督权,在全国人大门口排队等待领表时,被我当地责任法院杨秀春堵截,并让同地区接访人员给我拍照以此事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来陷害我,甚至因此来劳教我,这和国家规定的畅通信访渠道恰如其反,当我行使完监督权时,我被当地8名接访人员堵住,并要押我回当地,我有报警求救回话电话记录为证,2009年我多次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寄信,要求督办我家的受累案件,于是该局2009年和2011年多次函转全国最高法院,并有工商告函【200902494】但都是不了了知,2011年7月26日我到北京信访窗口反映情况,期间心脏病复发摔倒,医院诊断跟骨刺形成,有普仁医院,心电图和影像诊断为证,现下肢发硬肿胀。2013年12月17日,我找到省法院立案庭的庭长吴常和,说明案子在省法院吴滨生手里压7年之久,吴庭长听后很生气,向我承诺一定尽快办理,并留我的联系方式,但现在还是杳无音信。200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联合下达了《中国共产党干部违法违纪处理暂行规定》就是让老百姓看看就不了了无期吗?我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也用法律处罚一下某些违法违纪的法官吧!案子发生至今我不断的受到责任法院和黑社会人员的陷害,身体受到伤害不能治愈。精神备受煎熬,请求国家按2014的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计算。并要求追究造成后果的主要责任人和重要责任人的领导责任。

    2005年—2013我多次到全国“两办”反映情况,可每次去后接待人员都是和当地接访人员串通好致我的案件至今无法解决,致使案件有增无减,(并要求安排工作)矛盾不断突出,就这样,一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民事案件,被我当地政府和各级法院胡作为、乱作为,串通国家信访部门某些腐败分子,互相传递信息,互相稳控当事人,阻止申诉人上访反映合理诉求,导致申诉人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而是控制申诉人的人身自由,不间断地采取妨害强制措施暴利手段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变得比佘祥林故意杀人案”更为复杂,托至时间更久。

    上访人:张玉英

  • 被虐待被强奸被精神病——李小燕只为讨取丈夫的公道

    被泼凉水虐待、被关黑监狱、被强奸、被拘留、被精神病,被截访300多次,被关黑监狱60多次,一切的迫害都落到这个一脸土气的村妇身上,什么人才会遭此冤屈?什么人才会被持续迫害?当笔者走进她后,才知道这一切的遭遇只因公权力的肆意妄为、不作为、乱作为,导致她丈夫轻伤不治而成为终生残疾,因维权才招致如此惨痛的后续迫害。
     
    李小燕,黑龙江七台河市新兴区人,1964年6月21日出生,现年51岁,原在黑龙江七台河市七煤集团下属一家疗养院做统计审核员。
     
    李小燕本来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俩双职工都在黑龙江七煤集团下属单位工作,有一个健康的儿子,日子过得也算甜甜美美,谁也想不到灾难会那么快降临到这个家庭,从此改变了他们20多年的生活轨迹。
     
    1994年初,李小燕怀上了二胎,在孩子70多天时单位已经知道了此事,但是并没有人通知她打胎或者做别的处理,小宝宝也在母胎中健康的成长,到孩子7个多月时,忽然接到要求,让她打掉孩子,原来是某些领导为了完成指标才下的命令,可打掉这么大的孩子是违法的,但是被威胁如果不打掉孩子,就停止他爱人刘井德的工作,如果打掉的话还有可能升职。
     
    在这种糖衣炮弹加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打掉这个孩子,在做手术时李小燕大出血,医院主治大夫怕承担责任全跑了,二十多天的住院给她输了三天的盐水,就被抬家去了。由于自己大出血昏迷20多天,李小燕的老公刘井德没法集中精力工作,也为他们的第二个悲剧拉开了序幕。
     
    部队转业回来的丈夫刘井德被安排在七台河市七煤集团井下一线打眼放炮,由于防护措施不到位,他跟其他矿井工人一样患上了矽病,更糟糕的是1994年8月29日,受单位科长指派去二井井下收回电机途中,将左腿创断,当时左腿检查结果是开放性粉碎骨折,出事后进入七煤集团矿职工医院,由于刘文英任院长期间多次断药,40多天只给用了3天庆大霉素,拖延七个月后救治已晚,腿被截肢,肢体缺血性坏死,血液栓塞,严重昏迷,伤口严重溃烂,开始流脓血,高度昏迷。
     
    就是这个医疗事故成为李小燕寻求救助的开始,她寻求各机关单位,要求重新鉴定伤情,重新认定责任,但是医院跟刘井德单位要求转院治疗,不转院不救治,导致病情耽搁后严重恶化,浑身溃烂,由一条腿血栓形成了大面积肾脏并发、心肺动脉内脏大出血、眼底出血,肢体部分长期性缺血性坏死。
     
    如此重要的工伤,刘井德单位没有按照《劳动法》、《劳动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当工人遭受工伤事故后24小时内就应及时作出转院决定,15日内就应作出工伤认定,然而至今没有申报工伤认定,刘井德17年里未享受到治疗与一切工伤待遇,李小燕告状17年后才给了一个鉴定。
     
    为救绝境的丈夫,李小燕开始奔波于各部门之间,因为替丈夫维权,和丈夫一个系统不同单位做审计的她,因得罪领导,也被开除,夫妻双双失去收入,全家的生活费用失去了来源,幸灾乐祸的单位人员李某还告诉李小燕赶紧改嫁吧,再到北京上访砍死你!
     
    一直到1999年,黑龙江省一家医院为刘井得诊断为血栓综合征和面栓综合征,到这才有了第一个医学上的证据,5年以后,煤矿职工医院才承认误诊了。
     
    李小燕说“最让人气的是,我到省里上访,省里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给治病,并告诉他们我都到省里拦领导车了,可是省领导的提醒并没有给我解决问题,还被他们送进了看守所,后来我知道单位向上级报告我老公的医疗费用达80万之多,从1994年到2009年的14年里,没给我们治病,哪里来的那么多药费,他们没给我老公治病,但是他们向上级报了我老公治病的费用,每年几十万的额度,我就举报他们,结果把我儿子的工作也停了,儿子也是在七煤集团下属的煤矿工作。”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更严重的迫害随之而来,李小燕本来应该有三个孩子,现在活着的是大儿子,第二个上面已经提到在7个月时被打胎了,1999年初,她再度怀孕并顺利生下一个男孩,此时李小燕的丈夫已经身体越来越弱,李小燕抓紧了为他维权,99年8月23日,维稳人员及单位人员找上门来,她被单独抓走,剩下家里6岁多的大儿子,9个月的小儿子,她被带走关了20天,等她回家时,小孩子已经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把小孩子惊吓过度,抱七台河市子宫医院打针时打死了!
     
    李小燕:“他们抱走的时候是活的,但是我再也没见到这个孩子,我问医院时,他们说死了、扔了,仍垃圾桶了。”
     
    到此,上访就成了李小燕的所有生活内容,迫害也随之越来越大。2011年3月月份,她在公安部信访门口举报时,钱、耳环、金项链还有现金全部被地方政府雇佣的人员抢走,东交民巷派出所警号为021452的韩警官把她拉上车,说老家领导给解决问题,结果被拉走关进黑监狱24天。
     
    李小燕“当母亲听说我又被关后,气得后脑大出血,卧床不起,舌头当啷在外面,不能喝水、说话,我爸去跟他们要人,怕见不到我妈了,他们这才把我绑起来蒙上头押回老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关押我的地方是哪里。”
     
    为了维护这已经被糟蹋的支离破碎的家,李小燕开始了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北京上访,2014年1月初,她在朝阳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冤,被北京警方送到朝阳区拘留所拘留6天,因为每次投诉也没效果,释放后她就顶着大雨去中南海举报,结果被押到马家楼,半夜被七台河市信访人员及单位主任带着地痞骗出。
     
    李小燕说:“他跟我说你的案子太大了,各种赔偿费用加起来有680多万,能不能少要点,给你200万行不行?”,我心想这也算补齐了我们家这些年的工资了,其它的再努力挣一挣就好,人活着比啥都好,结果他们哈哈大笑说 你去见马克思毛泽东给你解决问题吧,说着就把我拉进车里,连夜送回老家,关到佳木斯三院(精神病院)。
     
    2014年1月10日,李小燕被送入佳木斯三院(精神病院),上去之后就被拿绳子绑了起来灌药,一天约要吃60片左右的药片,而且吃饭都是放到盘子上或者垃圾桶里端进来吃的,甚至有时候吃的是看守剩下的饭菜,折腾8天后由于家人的抗议,她被放了出来。
     
    李小燕介绍说:“把我送去后,医院前楼不收治,他们就把我拉到后面的楼上,每次吃20多片药,一天要吃三次。被关在一个独立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吃饭只有白菜跟馒头,还被他们放到垃圾桶里给我,没有碗筷的,有时候还是看守我的人剩下的给我吃,我那会已经快疯了,上完厕所拉屎后,就拿屎玩,都傻了!吃药吃的脑子跟肾脏都受不了了!”
     
    在北京生活的她,为了逃避截访人员的跟踪,每天都要东躲西藏,为了简单的生活费用,她面临着各种折磨。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李小燕修养了一段时间,2014年5月份又来到北京,钱包在火车站被人偷了,没地方睡觉,一个河南的胖子也在北京上访,有一辆破面包车,那天正好下大雨就让她睡在他那个破面包车里,半夜时被打开车门强奸了!
     
    第二天她发觉截访自己的人员跟这个人有来往,所以她当即逃出这个火坑,来到北京大兴区一个种蔬菜的大棚那里给人家看大棚,到那没多久,截访人员也如影随形很快到了,起初她每天种菜,过的还算自然,结果三个月的时间一分钱工资也没给,最可悲的是李小燕又被这个男人强奸了,
    当她受凌辱走后,这个男人检查出自己感染了乙肝,打电话给李小燕,说跟她性交传染了乙肝,让她回去好好帮忙,并说快过年了,给她拿两千块钱过年,心地善良的她就过去了,结果遭到惨绝人寰的待遇。
     
    李小燕说:“他让我回去,让我好好的给他帮忙,2015年2月4号当我去后,他就找个偏僻的地方,把我衣服扒光抓着我的头发打我,打得站起来就晕倒,酷刑对我20多个小时,并给我身上泼凉水,看我感冒后,又给我泼热水。每天虐待我,我被关在一个窗户都封闭的房间,等他出去后,我就开始敲了敲,发觉有一个位置很薄弱,我拿胳膊肘、脚踹那个地方,终于被我捅开了一个洞,抓了一件衣服猛跑了出来,路过坟地、大桥下面都是水,还有铁丝网、废弃的工厂、几个山村,约跑了3个多小时后,才摆脱了他们的抓捕,他们还打电话威胁我,让我以后少给焦点访谈打电话。这时已经是2月6日了!”
     
    在本刊结束采访时,李小燕感叹道:从94年开始,我只是让他们救我男人的命,我并没有其它的特别要求,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我就被绑架回300多次,被关黑监狱60余次,不仅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还找押送我的地痞流氓打我,这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我老公的情况更糟,由病情恶化,血管坏死,最后化学物中毒,脸都烂掉了,所以搞得我老公现在已经眼睛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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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省齐河县被精神病者傅启英——关死也要上访

    傅启英,女,今年69岁,上访已有40多年,因为她上访,丈夫死于非命,她被两次关进精神病院,娘家人也受到了株连。傅启英回忆起当年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光说,那时村里人都羡慕她嫁了一个好男人,她也为自己有一个吃商品粮的丈夫感到体面。但这样的好时光却在付启英办理农转非时受到阻挠而随之结束。
     
    傅启英,原籍是山东省齐河县胡冠屯镇后楼村,她的丈夫王新民1955年参军,1958年复员后被安排在山东省肥城县杨庄煤矿工作,人事关系也随之落到煤矿。傅启英自从1969年经人介绍与王新民结婚后随丈夫在煤矿居住。随着农转非政策的深入,傅启英也动起了心思。

    1974年4月,自觉符合农转非条件的付启英向煤矿领导提出把她的户口也转到煤矿,矿领导说她的丈夫王新民不在井下工作,不能给她办理农转非手续。为此傅启英和旷领导发生争执,煤矿领导责令王新民看着傅启英不让她到处乱找,当月发工资时也没给王新民开支, 傅启英就到单位食堂领属于王新民的口粮和食堂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被肥城公安局拘留4天。释放后,傅启英开始到省、市部门反映,要求按照国家政策给她解决户口问题,她认为根据她丈夫的军龄、工龄计算她符合农转非条件,况且她丈夫是几位烈士的孤儿,更应照顾她们夫妻两地分居、无儿无女生活困难给她落户口但她始终未能如愿。1979年她开始进京上访,她的执着最终被煤矿领导迁怒于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被多次训话。
     
    1996年7月她的丈夫因感冒住进了矿物康复中心医院内科,经诊断为癌症晚期。9月28日傅启英见治疗两个月不见好转,就和丈夫商议转院,大夫知道后说在给他做个检查,采完耳血后就给了王新民两个白色的药片,王新民服药后大便出血,腹痛不止,在床上挣扎翻滚,满头大汗,脸色铁青,10几分钟后死于矿务局康复中心医院。
     
    作为死者的妻子,傅启英坚持要做法医鉴定,煤矿保卫科李仓焕等人偷走王新民尸体,强行火化。他们这种行为更加让傅启英觉得她的丈夫是被谋害致死,要求依法处理,查明他丈夫的死因,赔偿所有损失,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给她一个明确的结论。
     
    然而她正当的要求却被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认为“此人可能精神不好”,1996年10月29日在给肥城矿务局公安处的一份批示中表明了他们的这一观点,肥城矿务局心领神会。
     
    2013年10月11日傅启英到中央领导的办公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喊冤,被府右街派出所送到马家楼(北京市政府设立的接济服务中心),齐河县政府和肥城煤矿的人把她接出来送到一宾馆住下,21日早上回到了当地。下午县信访局、省煤炭局、和杨庄煤矿的几个人给她谈话,谈完后就说给她找个旅馆住下,傅启英不知是计,乖乖的被送到了齐河县加市镇加市精神病院。
     
    傅启英发现这个医院是一对夫妻开的私人医院,这对夫妻还算仁义,没有过多的难为她,她担心饭里给她下药不吃医院的饭,这对夫妻就让人给她出去买,傅启英说,在那呆了整整15天她都是吃饼干,蛋糕,喝矿泉水,花的是自己的钱。在这期间她躲在被窝里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才知道了她的下落,她的弟弟找到医院,这对夫妻矢口否认,称医院没有傅启英这个人,她的弟弟多次找到镇政府,政府威逼付启英和她的弟弟、侄女拿给她看病的钱,签字保证傅启英不再上访才能放她。被傅启英严辞拒绝,经过他家人的多次求告,政府放话医院才让她的弟弟把她带出来。出来后傅启英才知道她的侄女为了救她,向政府签字承诺,保证她不在上访。
     
    2014年2月20日,傅启英因上访再次到马家楼,杨庄煤矿保卫科吴科长等人把她绑架到停放在马家楼院内的车上,说上省里去谈话,傅启英已经被骗了好多次,担心这次回去还会遭到迫害,赶紧打110报警。吴科长一把夺了她的手机,两个人冲过来拧着她的胳膊,吴科长用矿泉水瓶子猛劲的砸傅启英的头和脸,傅启英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招架不住他们3个人打我,一会就头晕眼花的没反抗的力气了。只好用尽力气喊习主席救命,吴科长恶狠狠的说,你见过习近平吗?再喊把你打死扔到河里,谁让你到处乱跑,今天还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养神去。
     
    当天傅启英就被送到了山东省齐河县金利诊所(精神病院),一群人把她抬进病房,用绳子和手铐把她绑在床腿上,强制打针、吃药。付启英说,傅启英说我没病赶紧让他们给我松绑放人,我要大便,这伙没人性的土匪不但不给我松绑,还说让我拉在被子里,手和脚都被固定在床的四个角上。直到她借机通知了家里,她的弟弟和侄女多次给政府、医院交涉傅启英才在被强制治疗了1个半月后“康复”出院。
     
    傅启英说 ,这个医院就6个人,是个家庭医院。里边有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一儿一女,两个侄媳,是政府专门用来关押上访人的。她出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肚子也痛,不知道是在里边打坏了,还是他们给用药治坏了。
      
    把她送到医院后她就喊,你们不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贪赃枉法到手的钱财、官职不被查出来才害我的吗?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医院院长告诉她是齐河市政府和煤矿保卫科吴科长签的字把你送来的,他们让怎么治我医院就怎么治你。
     
    傅启英认为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就是为了掩盖她丈夫被谋杀的真相不至败露。她说,关死也要向中央领导反映,这些无视党纪国法的犯罪分子害得她没有半点活路可走,什么时候中央领导能为民做主,给百姓一条生路了她就不上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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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洪娥三进疯人院 只为争取妹夫应有的权益

    2014年4月10日,正值中央巡视组来辽宁之际,张洪娥跑去巡视组驻地交表,在辽宁省医学院内被阜新市太平区截访人员和东山派出所人员共计7-8个人强行抬上车押回老家,下午三点多钟被送往阜新市公安医院做体检,由于受到过度刺激,张洪娥当时的血压高达200,体检完后她还是被送往阜新市拘留所拘留7天,4月17日,拘留期满后又被地方政府强行关押到那台营子老年公寓。张洪娥的女儿叶娜挺着三个多月的大肚子去要人,被公寓管理人员和街道主任张洪鑫等人制止,为了维持自己的自由,张洪娥从从三楼跳到二楼逃跑,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逃了出来。
     
    随着这次惊心动魄的跳楼逃跑,短短上访三年的时间,她已经经过3次被精神病及4次以上拘留。为什么如此密集出现这种迫害人权的违法行为呢?语速奇快、思维敏捷的张洪娥告诉笔者她只因为妹夫讨一个应有的权益而引起。
     
    张洪娥,女,1965年7月21日生,现住址:阜新市太平区东山小区16号楼2单元242室。本来已经退休过着买菜、做饭、逛公园的日子,却因为妹夫张庆忠出事而打破了这清闲的生活。
     
    2011年7月4日,张洪娥的妹夫张庆忠因买赃销赃被锦州市铁路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在被警方抓捕审讯中,负责此案的锦州市铁路公安处刑警大队刑讯逼供、导致张庆忠腰椎4-5节骨折,左侧股骨劲骨折,四肢瘫痪、大小便失禁。打残后,警方并未给予有效治疗,张庆忠被推在轮椅上开庭审理,又用担架把他抬入监狱。
     
    判决生效后,家属拿着上诉状到锦州监狱让张庆忠签字,因为他被打残写不了字,就让他按手印,当时狱方一负责人说你把上诉状放到我这里,我给你递交到法院去,善良的张洪娥等家属相信了他们,还对他们说谢谢,省得自己上沈阳,谁知道他们根本没把上诉状寄出去,等家属知道的时候已经过了上诉期。后来张庆忠被转入凌源第一监狱,由于是重度残疾,每天吃饭都有服刑人员喂、大便由服刑人员手抠,在他被送入监狱时,狱方还未给做过体检,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属主张张庆忠已经不具备服刑能力,希望保外就医,结果遭到凌源监狱方的拒绝,上述这两个问题成为了张洪娥上访的主要原因。
     
    2012年2月判决下来后,刚开始走维权之路的张洪娥找了沈阳监狱管理局、凌源第一监狱、铁路法院、铁路检察院、人大等部门,均无人受理,更有甚者如沈阳铁路法院院长说你爱上哪儿告告去,沈阳铁路检察院负责人问你家有钱吗?没钱就别告了,到哪儿你能告的倒?
     
    2012年11月7日,张洪娥在府右街邮局寄信时,北京警察在邮局里面查看了她的身份证,并确定了她上访人员的身份,等她寄信出来,门口有一辆警车等着她,然后她被拉倒府右街派出所,通知了地方截访人员邬大宇(音)等四五个人把她强行架上车,晚八点多就到了阜新市太平区东山派出所,被强行做了笔录,并被限制19个小时的自由。
     
    由于张洪娥十年前患过精神病分裂症,这次无辜的扣押,导致她精神病复发,11月8日下午,派出所副所长洪斌说带她去看精神病,她被拉倒公安医院抽血、化验、胸透、心电图等一系列后,却被他们送到了阜新市拘留所,拘留十天。
     
    2012年12月10日,张洪娥在北京信访局登记完,在找地方住宿时,被巡逻的警察拦住拉到久敬庄,她被截访人员邬大宇和王磊接走,在宾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8点,她被一路警笛鸣叫着拉回阜新市,下午1点就到了东山派出所,给她做完笔录后,一直限制她的自由到第二天下午4点35分,关押近25个小时后,她被警方送到了阜新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防治院),派出所警官刘岩交了两千元钱,医院给张洪娥诊断为《精神病诊断书》癔症性精神病,主要诊断结果为“思维混乱,自制力不能自控,情感自控,意志行为紊乱”,《住院病志号14730》。
     
    张洪娥的女儿在质问医院时,他们的答复是政府给钱我们就收。张洪娥回忆说:”每天都吃药打针,一天三顿药,一顿有吃5-6片吧,每天有一次打针,有时候也有两次。吃完之后昏昏沉沉、四肢无力、想睡觉。” 就这样一直在里面住了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派出所不愿意在交钱,2013年1月11日,医院才释放了她。
     
     
    2013年9月10日,张洪娥坐火车来京,上午11点钟去府右街邮电局邮信,走到府右街墙外,被警察拦住送到府右街派出所,下午3点多钟被送到马家楼救助中心,当晚八点半。没有任何标志的辽宁省驻京办截访人员有四五个人,对张洪娥拳打脚踢,将她打倒在地,她打110报警,还没等110来,多人强行把她抬上车,开出马家楼外边,又换了一辆(辽JK6161)车牌,车上有五个人把她强行押回阜新,第二天早上7点多,她被拉到阜新市公安局门口,东山派出所和信访局邬大宇等人接到她后,才被送到阜新市太平区医院做伤情鉴定诊断。
     
    于2013年9月29日,在北京的张洪娥接到新发地派出所民警杨保义的电话,让她去派出所为这次被打一事了解情况,当她从新发地派出所走出300米远后,被截访人员乌大宇、金钟等人劫持,强行拿警车押回阜新(车牌号:辽JD004),警车里有四个人随行,截访的人员说大姐对不起了,这是辽宁省下的令。
     
    张洪娥说:”晚八点多钟,把我强行拉到阜新市第四人民医院,我想给家人打电话,派出所民警金钟和街道王超在医院门口,把我两部手机全部抢走,不让我与家人联系,他们强行把我关押在精神病院封闭间一天一夜,阜新市太平区东山派出所9月30日下午,副所长袁洪斌,片警赵军伟,教导员刘岩,还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并在精神病院里逼我做笔录、签字,赵军伟抓我手捺手印,做假材料,这次被关押到一个全封闭房价,把我的裤衩都脱掉了,然后强行给我换上精神病病号服装,我女儿去找派出所要人,他们百般推脱,到第二天早上,派出所通知我女儿去拿手机,就是不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9月30日晚五点多钟,我身上穿着精神病医院的衬衣、衬裤,又将我强行转移关押至阜新市公安局拘留所。2013年10月10日拘留10天后才获得自由。”
     
     
    2014年2月11日,在北京力学胡同的张洪娥被北京警方带到府右街派出所登记,晚上9点被送到马家楼,阜新截访人员邬大宇和东山派出所民警金钟等人强制把她拉回阜新,关于东山派出所内,并逼迫她做笔录签字、按手印。12日下午,被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决定行政拘留10天,在送往阜新市拘留所后,当天晚上4点多,东山派出所所长王东石等人又把她从拘留所接出来,送往阜新市第四人民医院做精神病检查,检查完毕被带到派出所关押一天一夜。2月13日晚上她又被强行送到第四人民医院关押到该院一个封闭的房间,并被锁在床上,不让与家人联系,关押一天一夜。14日下午四点多,再次被送回拘留所继续拘留。至22日减除拘留。
     
    针对张洪娥的迫害每次都因在北京被截访开始,三次截访、三次拘留、伴随着三次被精神病,这种多方维稳的方式形成的制度性迫害链条,肆无忌惮的侵害着公民权利,而公民的权力得不到伸张,只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身上的刀伤也越积越多,这就是当下中国上访人的遭遇及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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