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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氓不可怕,就怕权力流氓化

    2021年10月25日北京市司法局下达京司审【2021】1191号《关于注销蔺其磊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谎称“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报请的《关于注销蔺其磊律师执业证书的审查意见书》,截至2021年8月30日,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已被依法注销满六个月。您未被其他律师事务所聘用。依据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决定注销你的律师执业证书”,同时装模做样另称如对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司法局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及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知名人权律师蔺其磊就这样被中共当局轻描淡写、非法却又“合法”地终结了律师生涯。

    在瑞凯所被中共北京市司法局非法注销之前十个月,2021年1月4日,蔺其磊律师于2009年发起设立并担任主任的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已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未参加2020年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为由非法注销,司法局亦假模假式地声称如对注销决定不服可向通州区法院起诉。

    自20118年6月起,北京市司法局及其下属的朝阳区司法局即以各种流氓、无赖理由拒不对瑞凯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全体律师进行所谓的年度考核(俗称“年检”),致使瑞凯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律师无法正常执业,尽管这种考核完全是非法的,因为中共司法部曾明确书面答复程海律师这种年检并不是对律师执业证书继续有效的确认,不参加年检并不影响律师继续执业,但中共公检法司(含监狱)等部门事实上却总是以未参加年检、律师执业证书未加盖司法局的年检印章为由拒绝接收当事人对律师的委托手续。

    在非法注销瑞凯律师事务所之前,中共司法局、主要是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曾多次无理要求蔺其磊律师主动注销瑞凯律师事务所,并许诺蔺其磊律师本人和瑞凯所其他律师均可转往北京其他律所执业。司法局的这一非法要求理所当然地被蔺其磊律师拒绝,中共北京市司法局遂于1月初单方面非法强行注销了瑞凯律师事务所。

    1月初,蔺其磊律师收到注销瑞凯所的决定后当即向通州区法院对中共北京市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搞笑的是,通州区法院收到并且拆封了诉状,却又将诉状重新打包退寄给了蔺其磊律师。

    流氓,真流氓啊,真正的权力流氓啊!国际主流社会称北韩等国为流氓国家(rogue state),通州区法院以及北京市司法局、朝阳区司法局也堪称流氓局、流氓院(rogue bureau,rogue court),流氓权力的本性原来到处都是一样一样的啊!

    有了前一次为瑞凯所被非法注销、起诉流氓局而被流氓院以流氓手段退回诉状的荒诞经历,不知蔺其磊律师还有无心气再跟流氓法院和流氓局玩一次捉猫猫的死循环游戏?网传蔺其磊律师已蓄发明志,对中共司法流氓局和流氓院进行无声的抗议,并启用别名“初心”,寓意对中共的法律彻底丧失了最初的信心。未知“初心”之名会否被中共认定为寻衅滋事?

    大陆民间有言“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有文化也不可怕,最怕流氓权力化,最怕权力流氓化。当今流氓权力化和权力流氓化的巅峰是北韩金三胖家天下,而中国古代流氓权力化的第一个代表是刘邦,这货不仅往知识分子的帽子里撒尿,在项羽要烹煮刘邦他亲爹时,更居然笑嘻嘻地说“你尽管煮吧,煮好了分我一碗羹”,差点把项羽气得发疯又大笑;另一个权力流氓化的祖师爷是土包子和尚皇帝朱元璋,早年饱受欺凌,尝尽世间冷漠,导致心理变态,一生挖空心思屠杀功臣、梃杖百官,密织特务网络,侦缉人民、窥探大小臣工,使得大明成为中国最劣质的封建皇朝。

    尽管一定还会被流氓院退回诉状,我们还是建议蔺其磊律师再次起诉流氓局,多给流氓法院流氓局留下一笔历史负债,以供后人了解21世纪二十年代中共自吹的最好的法治、最好的民主的庐山真面目。

    以搞笑的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律所聘用之非法而“合法”理由注销人权(维权)律师的执业证书,是“709”大抓捕后中共流氓局迫害人权(维权)律师的标配手法。2018年8月9日,北京市司法流氓局以这一非法的“合法”理由注销了程海律师的执业证书,而程海律师当年7月30日已与北京良知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用合同,可门头沟区司法流氓局在收到程海律师的调动申请后,竟厚颜无耻地腆着屁脸要求程海律师撤回申请;2019年6月14日,北京市司法流氓局以这一理由非法注销了刘晓原律师的执业证书,而在注销之前流氓局竟无耻地在网络调动申请程序上施以无赖手法,使得刘晓原律师无法启动网络申请程序。上海彭永和、北京王宇等人权律师也都自主联系了律师事务所,却均被流氓局暗中对拟聘用他们的律所进行恐吓,致使他们六个月内被无律所接收,蔺其磊律师原本也能自主联系并转往北京的律所,可北京市、朝阳区两级司法流氓局却横加阻挠,于是三位律均以同一非法而“合法”的理由被流氓局们注销了执业证书。除注销执业证书外,山东李金星、袭祥栋,四川卢思位,河南任全牛等人权律师更被流氓局们罗织罪状吊销了执业证书,当然更是复议、申诉无门,李金星律师向“709”大抓捕发起者、而今已成阶下囚的傅政华所把持的中共司法流氓部提起复议,流氓部竟堂而皇之地拒不回复,卢思维律师向成都的流氓法院对四川司法流氓厅提起诉讼,流氓院不仅拒不受理,其法警甚至更对卢思维律师动起手来。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权力,就怕权力流氓化啊!

    这,就是中共自吹自擂的最好的法治和民主!

    中共流氓法院和流氓司法局的流氓本性与刘邦、朱元璋、北韩金三胖相比,谁更胜一筹呢?

    中共当局各权力部门不仅在内部对人民大耍流氓,对律师大耍流氓,对数千万访民大耍流氓,对许章润教授等知识精英大耍流氓,对整个民间社会大耍流氓,把合法行使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女律师张展关进监狱,把披露武汉肺炎疫情真相的市民方斌强迫失踪,而且还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在国际社会大耍流氓,如外交流氓部以华春莹大妈为首的男女战狼发言人们对国际媒体撒起谎来无不胸有成竹—华大妈面不改色心不跳,尽管难掩内心虚弱、不由自主地眨巴着俩眼;男战狼耿爽在联大会议上撒谎竟至各国使节纷纷“败退”,却仍能故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状,面对仅剩他一个的空荡荡大厅和满屋空气唾沫横飞、自娱自嗨。

    服不服?真服!不服不行啊!

    对中共及其权力的流氓本性,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了!中国民间各界,数千万底层访民,该放弃对中共的幻想了;国际主流社会需要痛彻思考该如何迎击中共的公然挑衅,不能继续听之任之了。否则,整个国际民主法治社会,欧洲、北美、澳洲、亚洲日韩等国,将铸下难以逆转的历史性错误,欧美各国对纳粹德国绥靖、导致二战灾难的一幕恐将重演,勿谓言之不预也!

  • 女记者装疯混入精神病院卧底挖出可怕真相:她们跟我一样正常

    伊丽莎白·珍·寇克恩(笔名奈莉·布莱(Nellie Bly))是一名美国传奇记者,为了了解边缘社会的一角,她潜入了黑井岛精神病院卧底十天。其实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的日常往往意想不到的黑暗……

    文/奈莉·布莱 Nellie Bly 译/黄意雯

    九月二十二日,《世界报》问我,是否愿意为了写一篇有关精神疗养院如何治疗病患,以及病院管理方式等内容的详实报导,住进纽约任何一所精神疗养院?

    报社问我是否认为自己的勇气足以熬过这趟任务的磨难?我对精神异常者特征的揣摩程度,能否骗过医生,而且还能在院里融入其他病患,住上一周,又不被院方发现我其实是个潜入院中记录真相的卧底记者?

    我相信我可以。我对于自己的演技有信心,自认能佯装到完成任务为止。我能否在黑井岛上的精神疗养院内住上一周?我说我可以,也愿意这么做。

    报社给我的指示非常简单,只要我自觉已准备好,就可开始进行。我只需忠实记录自己遭遇的一切;在踏进疗养院高墙之后,我得发掘这个机构的内部运作方式,将之纪录下来。这些运作方式过去一向被头戴白帽的护士巧妙地对外隐瞒,或是被门闩与铁栏遮蔽,真相通常不为外界大众所知。

    「报社不是要妳进去后以骇人听闻的耸动论调揭发院中内幕。妳只需如实纪录所见所闻,不论好坏,对这个机构是要赞美或批评,全由妳自己决定。全数如实记录就对了。不过,妳嘴边老是挂着微笑,我比较担心这一点。」编辑这么说。

    「我会收起微笑。」语毕,我随即离开报社,准备执行这趟棘手且艰困的任务。

    如果我成功潜入我一点都不希望进去的精神疗养院,我不知道院内除了平淡的生活琐事之外,还会有那些遭遇。我不认为这样的机构内会有管理不当或什么残忍的行径。

    我一直想知道精神疗养院内的生活究竟是何等情境,希望能确知那些精神失常者,那些无助的上帝子民,都能得到妥善的照护和关怀。我曾耳闻有些精神疗养院会凌虐病患,但我认为那不过是夸大之辞或虚构之事。然而,我心中还是暗自希望能了解院内的真实状况。

    一想到这些精神异常者完全被机构管理者掌控,我不禁暗自心惊。只要院方有意刁难,病患就算有再多眼泪与恳求,也都无法重获自由。我急切地接下这个能让我了解黑井岛精神疗养院内运作方式的任务。

    「一旦我成功混进去,你打算怎么把我弄出来?」我问报社编辑。

    「我还不知道。不过,一旦我们说明妳的身分和妳装疯进入疗养院的目的,就有办法救妳出来。不过妳得先进得去才行。」

    对于能否骗过精神疾病专家,顺利住进疗养院,我只有丁点儿信心,但我想报社编辑就更少了。

    这趟任务的前期准备全得由我自行规画,唯独一事我和报社已事先决定,那就是我将以娜莉.布朗(Nellie Brown)为化名进行任务。这个化名的缩写和我的真名相同,除了方便编辑追查我的行踪,也能让他协助我摆脱可能遭遇的麻烦和危险。

    病患要进入疗养院有多种方法,但我一个也不知道。不过,如下两个途径我打算择一实行,一是我在友人家中装疯,然后由两位合格医师证明我需要入院;二是利用治安法庭达成目的。

    几经思量后,我想,惊动朋友或是利用好心的医师来达成目的都不是上策。此外,为了让我顺利进入疗养院,我的友人还得装穷。不幸的是,仔细一想,我发现除了自己之外,我实在没几个熟人需要为生活挣扎。因此,我最后拟定了通盘计划,将佯装成穷困、精神失常的不幸女子,不论随之而来的结果多么难以忍受,我也绝不逃避。

    在佯装病患入住期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也眼见、耳闻到诸多施加在这群无助的人身上的所谓「疗法」;不过,我很快就被报社营救出去。

    离开疗养院那时,我的情绪是欣喜与遗憾参半的。欣喜是因为我有幸能再次呼吸到天堂般的自由气息;遗憾则是因为我未能带着某些和我共同生活、一起受苦的不幸女子离开。我深信,她们不论是与现在或当时的我相较,神智都和我一样正常。

    但在此容我先说明一件事:打从我住进疗养院那一刻起,就没打算继续佯装精神失常。奇怪的是,我的言行举止越是寻常,所有专家就认定我的精神越是有异— 唯独一位医生除外。他的视病犹亲与温和有礼,我会铭记在心。

    (来源:ET新闻云 https://www.ettoday.net/dalemon/post/34065 2018-03-07)

  • 摊派——可怕的“被精神病”创意

    在中国这个精神病患大国,又多了一种让平头百姓“被精神病”的“创意”:摊派。
    这个“创意”来自中国中部城市郑州的卫生管理机构,其要求各辖区按1000人中2个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标准调查并上报病患名单。
    以往中国摊派成风,各项计划指标满天飞,最终无不以“放卫星”来荒诞收场。这早已证明,摊派这种想当然的施政思路是何其谬误。同样的,摊派精神病人指标也不靠谱。
    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少重症精神病患者,根本无法预知,不通过逐级调查再汇总,怎能得出真实情况?先入为主地订好了指标再调查,那这样的调查还有什么必要?
    如果这个城市的重症精神病患者超出了想当然的指标,必然造成漏报情况——这就会耽误对真正病患的救治,也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威胁社会;倘若低于这个指标,在“被扣分和督导”等重重压力之下,则可能出现更可怕的情况:“凑人头”,使健康人、亚健康人“被精神病”——这就会威胁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如果说,之前中国广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案例,还主要是因为小民为拆迁、征地等等涉及切身利益之事而奋起反抗,被各级政府出于维稳需要而强行送进精神病院;那么,真要因为摊派指标而“被精神病”,就属于“坐在家中,祸从天降”,完全是无妄之灾。
    《精神卫生法》酝酿20余年后好不容易成法,终于从今年5月起正式施行,说是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法律空白,可以让人不再害怕“被精神病”。但摊派精神病人指标的“创举”却告诉我们,公权力根本就没有将新法放在眼里,反而在加大中国公民成为“被精神病”潜在受害者的几率!
    说到底,还是得先将滥用的公权力锁在笼子里,我们小民才不会人人自危,不用担心“被精神病”、“被自杀”、“被……”!
    (来源:《大洋时报》http://au123.com/view/ocean/20131010/62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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