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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Bebi，小三时遭堂哥持续性侵三年、妈妈不相信她。初中那年，她患上抑郁症与创伤后遗症，屡有自残倾向，被家人送到精神病院，里面的日子如监狱，“我没有犯法，只是因为情绪起了波动，就要去坐牢。”

断断续续进出病院，她以为出来重投学校，就可以如别的“正常”孩子一样，却发现自己是由一所监狱，去到另一座牢笼。

最亲的人不信我

小三那年，妈爸诞下一个女儿，有了初生婴儿，妈妈无暇照顾她，便把她送到嫲嫲家，与堂哥同住。

这是故事的开端。

小三，是一个还在学三位数加减的孩子。

小四，是一个还在个学三位数除法的孩子。

那年家中，小四的孩子性侵犯了小三的孩子。她至今还未能了解当时堂哥的心态、甚至理解那是怎样一回事。那种理解不能、处理不了的状态，成为童年的残酷化石。

对于那段岁月，她没有多谈细节。只是说，除了“插入”以外，什么都有做过。他喜欢压在她身上，继而磨擦；他叫她一起看A片，在一屏之隔以外模仿他试着理解的成人性爱动作。她张手推开，说“不好”、“不要”，他的身体也不曾离开。嫲嫲在一旁看到，没有理会。

她只有九岁，不敢作声。妈妈待她那份过于薄弱的爱，让她觉得，即使说了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如是，三年以来，堂哥持续在她身上遗留伤痕，她也没说过半句。

中一那年，她跟朋友谈到相近话题，开始哭泣。社工知道原委后，着她跟妈妈如实说。她以最大勇气道出守口如瓶的不堪秘密。但是妈妈不信、亲人不信。大家都在说，堂哥是个模范孩子，有礼节，看来正正常常，不会做这样的事。

她到现在还是觉得：“我没有在小三那年就跟妈妈说，是最好的决定。一个九岁的孩子，遇到这样的经历，如果说出来，连最亲的人也不相信。我想，当时我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你不会再见到我。”

护士只怕她们在厕所自杀

2013年，她因为患上情绪病，屡次自残，她用间尺、刀片、生果刀割脉；她把头撞到墙上、在学校跳楼。

种种自残倾向，家人无法理解她的行为，便把她三次送到精神病院，在冰冷的病房渡日如年，断断续续的日子维持了一年半。

里面的生活很规律，她们穿清一色粉红病人服装。每天刷牙、洗澡和吃饭都有限定时间。房间的夏天与冬天都是同一个温度，窗子永不打开，如是她说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季节，四季如一。

她清楚记得那种监控生活，就连去大便，坐多几分钟，都会被护士拍门问你搞掂未，干么还不出来。护士怕她们在厕所自杀，但她说，院友没有皮带、耳环、颈巾与任何工具，在里面，根本没有自杀的选项。每天早晚，她们排队等派药，把一粒粒药丸吃进肚子，份量时加时减，她最多一次吃五种药，咽下后便呆呆坐着、做早操、吃饭、看电视，等待太阳下山，又迎来重复的日子。

里面没有手机和计算机、院友之间有既定的“社交距离”，彼此不可有任何身体接触，说话大声点都会被护士警告；如果有人情绪波动，哭泣或叫嚣，就要脱掉拖鞋进入幽暗的“安静室”，反思自己为何不能控制情绪。院友闲时可以借书看，电视只有新闻台，在隔离病房不断播放外头世界的信息。

日子久了，她渐渐学懂抑压情绪，“入面的人都是演员，天天演戏，扮演没情绪的人。每两个星期，心理医生来一对一聊天，但我跟他说的所有对白，都如剧本，谂过度过。一旦吐出真实的情感，就会被评为情绪不稳。唯有做戏，才有机会出返去。”

有一段话，她在访谈间重复了几次。“虽说是『复康』中心，但他们根本不是帮你，护士监视我们每天的生活，只是为了确保大家肉体上不受伤，但根本不会跟你真心聊天，治疗你的内心深处。他们只是给我们吃药、确保你的情绪不起伏。到头来，都是打份工、拿份粮。这样的复康中心，无时无刻把你当成精神病人，不会令人好起来，只会越来越差。”

她最盼望的时刻，是妈妈前来探望。每次见到妈妈，她都会哭着哀求：“可不可以带我出去？我会乖的了，不会再自残。”但妈妈不相信她会照顾好自己、也认为精神有问题的人应该待在医院。

提起自己最亲最信任的人，都不愿带她走，她的泪水泅泅掉下，“我没有犯法、没有做错，只是因为被堂哥性侵，情绪起了波动，就要去坐牢。妈妈，你没有入过去，怎会了解困在牢笼的滋味？”

告别在学校跳楼、病房扮正常的日子：返工救了我

学校如牢笼

她曾经在学校四楼企图一跃而下，被老师救回来。

一位女生在英中名校跳楼，这件事并不“正常”，于是她成为“影响校风”的人。

中二那年，她在精神病房花了三个月学懂装作“正常”，出院后打算回校上堂。学校却以“怕她会伤害自己和影响同学情绪”为由，不允许她进入课室，上学时间只能在教员室坐。

她忆起，老师们在房内行来行来，但没人跟她聊天。她每天由朝坐到放学，一旦出去操场透气，都会被学校开咪读全名召回去坐。最后，校方说她因上课出席率不足而要留级；而她亦深感坐教员室没意义而旷课。如是，她被迫做“逃学威龙”，白天去麦当劳坐、到公园hea。

她形容学校就是牢笼，“他们想我退学，但没有理由，叫我去坐是想以出席率不足，间接令我退学。学校的人都把我当异类，用教员室『隔离』我，不让我和同学接触，他们完全没有给予我『康复』的机会。”她顿一顿说：“这样对待情绪病学生，很不合理，我在学校这个少年的成长之地，感受不到关怀，学校放弃了我。”

她曾经在学校被抓住，五花大绑地送回医院。

在那段旷课的日子，妈妈知道孩子又再度“不正常”。某天学校社工约了她聊天，妈妈得知时间、人物、地点，便报警请医务人员到学校抓她走。那天下午，她在学校与社工聊天，在她俩都不知情下，医护人员突然拍门，说要跟她量血压，然后把她带回医院。

她脑海一面空白。“我不想再进去，想起要再进去，我就失控。我不断哭，哀求他们不要带我走，我抓住每一条柱、每一件死物，拚命抓住。我在急症室想尽每一个办法离开，逃跑、离家出走、回学校，但没有任何出路。当他们又准备把我推进那幢熟悉的精神复康大楼，我发疯了。我用尽每一道气力反抗，期间有一个保安跌倒在地上，不消五秒，五六个保安走过来，我知道我再没有办法。”

病房里，她四肢被絪绑，“我的左右手被分别绑在床上、双脚完全不能移动。我还能做什么？只能打侧块面哭，豆大的泪水掉下来，但我连抹眼泪的权利也没有。”后来，他们松掉双手让她吃饭，那顿饭，是她吃得最难过的晚餐。

如是者，她又再进入精神病院，表现好可以间中回家渡假，但回家是有限期的，过几天又要再回去那所密室，那种倒数的感觉，让她更为不安。

这次一待就是四个月。她做了四个月戏子之后，又被诊断变回“正常”，终于出来了。从此，她没再进去。

工作救了她

出来以后，是她中三之年，成续升不了班，她知道，自己是时候要离开学校这座牢笼。

正式退学后，她出去找工作，到餐厅当侍应。同事不知道她的往事，待她“正常人”一样，她卸下学业的担子、学校为她带来的压抑、远离病院的消毒药水气味，投入社会工作，她停止吃那些吃了三年的药。她重新与家人同住，一个月给三份二薪金作家用，能赚钱后便为家庭负起责任。她与家人感情一般，但总算回到最亲的人身边。

好起来的原因可以很复杂，涉及年月间有重量的思考、时间的洗礼，“我想，是远离学校、医院、远离一切官僚架构对精神病人的『帮助』模式救了我、是十六岁就出来打工这个决定救了我、是新同事平常的眼光救了我。”

野花自强

“妈妈遗弃了我、学校放弃了我、医院放弃了我，但我没有放弃自己。”

她对妈妈，总带留有余地的批判。对于妈妈当年放她在堂哥家长住、不信任她被性侵、不懂处理她的情绪，只顾送她入病院。她没有强烈指控，毕竟她明白，事发之时，妈妈只有32岁，与一般“八十后”一样，也要面对生活的种种局限、对前程的未知。妈妈在处理各种锁事之间，也患上焦虑症，她们是一双有情绪“问题”的母女。她体谅她。

如今，她已是朋友之中的大家姐，朋友玩俄罗斯的“蓝鲸自杀游戏”，她在陪伴中阻止；朋友去开房吸毒，她不吸，负责做一个守护者，在严重的时候出手制止；朋友有自残行为，她一个又一个把他们拉回来。

那天下午，她应约记者出来访谈，行去海边的时候，她担心记者会把故事写得很juicy、放大性侵的画面、丑化精神“病人”。记者说不会，只会如实写出你的故事，让你的声音被看见。几小时间，她练习记忆、走进从前的生活、想起如牢笼的学校与医院，想起四季如一的房间。她哭了两遍，徐徐抽烟，回忆往事时平淡安静、批判学校与医院时理直气壮。

她深呼一口海边的空气，“这几年来，很多人口里说帮我，但我全部都不想感激。他们不是真的帮忙，只是待你如『有问题』的人。一直以来，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很不济，问我为何会变得如此抑郁，怪我不疼爱自己、怪我看不到生命的美好。但其实他们也不曾让我看到美好，我不是自己想死，而是学校、医院、家人的反应、社会的眼光，一步步推我去死。”

她以过来人身份理解近年频密的学童自杀，“他们自杀，很多都源自大人的不理解。当家长一味只用大人的看法与社会竞争力等枷锁作为标准，要求他们达到家长心目中的高度时，不是人人也能承受这种巨大的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续好、上进如逆流的鱼。当你不理解、不陪伴，只顾自说自话，暴力地以大人的眼光投放进去。然后，他们会在你离开谈判桌时，趁没人看见，跳下去。”

每个人都道路都不同，但情绪与压力却是相近的，“我唯一要感激的人，是我的社工。当旁人都把我看得软弱无力、用各种思维和话语把我视为问题的唯一根本的时候，只有她走进我的内心处、赞过我坚强。情绪『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各种另类眼光，而是陪伴与拥抱。”

她是路边泥石地中的刚强野花，在狭缝探出头来，憾事难过得让人难以直视，但她耀眼的生命力叫世人消化难以想象的痛苦，从而理解他们。

（来源：HK01 https://goo.gl/Qgqa6u 2017-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