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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6-25消息：昨天晚上和今天，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三里社区居民王树英多次致电本工作室说，她昨天下午刚刚从孝感市精神病院里放出来。
 
王树英说，上周五上午（6月21日），她再次来到孝南区政府上访。到中午时，多名警察（疑似是孝南区的警察）和广场街道及三里社区的人员突然来到孝南区政府前，强行将王树英推上车说带她去“看病”。可是车子最终到达的是孝感市精神病院，当时是三里社区广场街一名主任和三里社区综治办主任将王树英押送到该院的。
 
到医院后，院方起初拒绝收纳王树英。王树英还听到有院方人员说：“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但是王树英最后还是被留在了医院。到医院后，院方对王树英的腰伤（社区综治办主任殴打）等做了拍片检查，并询问了她的相关情况。王树英说在医院期间，医生对她还好，一直未对她用精神病药物。前天，社区综治办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要求王树英写保证不上访。王树英不肯，她只写了“听领导的话”，就这样她被放出来了。
 
王树英这是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她非常担心会第二次、第三次被精神病。本工作室曾报道过王树英的情况，她是因彩票纠纷而上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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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后珍，1938年2月11日生，75岁，湖北武汉市人，家住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475号3楼16号，身份证号420105193802110826，原武汉市汉阳汽车齿轮厂的干部，后买断下岗。家庭成员儿子邹斌，1975年生，小时候因见义勇为导致三级残疾，现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死缓服刑。在汉阳汽车齿轮厂上班期间，邹厚珍在厂内分得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单身的邹厚珍和儿子邹斌就一直住在这里。
 
2004年武汉拆迁公司在没有通知邹后珍本人及没有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拆除邹后珍三楼屋顶，并停水、停电逼其搬迁，其后邹后珍开始持续上访，2006年被政府和武汉市汉阳区派出所联手关到精神病医院，期间从床上摔下 导致后腰骨折，腿骨骨折并肌肉萎缩，经鉴定为四级残疾，在关押期间为了给她灌药，拿钳子扳嘴，两颗牙齿被板掉，放出来后儿子以故意伤人罪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自己在清明节遭遇意外车祸，没办法只能到北京避难面对这一切的遭遇，邹后珍说：“他们是要逼我生在红旗下，死在红旗下呀，我来北京是在逃命啊”！！
 
佐真：您好，请介绍下自己，谈谈您被关精神病院的前后情况。
邹后珍：我叫邹后珍，1938年2月11日生，75岁，湖北武汉市人，家住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475号3楼16号，身份证号420105193802110826。2004年在武汉拆迁公司在没有通知我本人及没有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我就家三楼屋顶，并停水、停电逼我搬迁，后来骚扰实在受不了，我就到北京上访，来北京两次，第一次被关在看守所，第二次就关到精神病院，是公安局跟政府把我送进来的，有政府办事处的王姓工作人员是女的，还有派出所的所长张明强，还有公安局的局长姓黄，总共有二十多个人吧，就是他们把我送进去的。
 
佐真：里边情况是什么样的，有给您做鉴定吗？
邹后珍：2006年6月19日关我的第一个精神病院，武汉市汉阳区江堤乡六角亭医院江堤分院精神病医院，请高级教授给我鉴定，结果我没有精神病，医院要把我放出去，公安不同意，最后医院要求转院，在关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把我转到第二个精神病医院，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精神障碍康复指导站会宾监控室，24小时监控，大门都是锁着的，第一个医院没有吃药 没有打针，第二家就给我吃药了，吃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觉得脑筋反映有问题，我绝对不对头，我就说死都不吃，他们还说你年纪大了，给你吃的药是补骨质疏松的，是给你补身体的，我坚决不吃，我说我没有精神病，要求你们最高的技术来鉴定，我说我头脑是清楚的，是政府陷害我的，最后这家医院他们再次检查，医院鉴定还是说没有精神病，又写报道到区里、到市里，给公安局反映，要求给我转院。
 
佐真：那后来怎么样？
邹后珍：一直关到7月14日，公安那边来了20多个人强行把我拉到第三家医院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那个地方是关押杀人放火犯人的，他们把我也关到那里。这第三家是强行让我们吃药，拿钳子强行给我扒嘴吃药，把我的牙齿到扳掉了两颗，我就坚决不吃，死都不吃，抠掉我的嘴我也不吃，最后边让他们搞的我大小便都不正常了，头发昏，走路都走不动，我实在不行了，我说这个药我不能吃，你们给我打针、打死我也不吃药，我长痛不如短痛。最后医院院长叫李耿平(音)给派出所汇报，他说这个太婆思维能力清楚，思维能力超强，他没有精神病，如果关出问题来，我们承担不了责任，医院已经写了三次报告要把我送出去，可公安局说我是终身关押不能出院，最后到2007年的4月25日四点多钟，我腿疼抽筋，从床上摔下来腰椎骨骨折，腿骨骨折，当时全瘫，医院的建议是给我接骨，但是这个医院没有骨科，可是这些毫无人性的司法，为了我这个事情派出所所长张明强跟院长要打架，并说我要摘掉你的乌纱帽，你凭什么当院长，你又凭什么说这个人你不能治，院长一看着急了，就说我这个院长不当了也要把她放出去，她不转院也得转院，我们没有哪个义务为她承担责任，第二天政府公安部门就把我拖回原来的第二家医院十里铺精神障碍康复指导站。
 
佐真：您那会身体怎么样？
邹后珍：我那会已经高烧到四十多度，他们一看我要停止呼吸了，才把我从精神病科转到四楼给我打针等治疗，算把我这条命救回来，救回来后政府不行，还要把我关精神病院，二十四小时监控，以前是派出所的保安，医院的护士，三班监控，一直到2009年1月1日，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四五次请求无效，不让我出院，我就跪求他们，我说我回去跟儿子吃个饭，只要让我回去，我死都不走了，2009年1月1日我被放回家，回去一看，我的房子已经改成招待所了！门口还有人看着，不让我进去，在我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儿子是残疾人下身处于瘫痪，他们就把他关在了汉阳区福利院，他们还在催我继续回去治疗，要我终身关押，说你要出去医疗费等一切我们不负责，我说我死在外面自己负责，就这样出了精神病院。
 
佐真：您这腿跟腰全是里边搞成的吗？
邹后珍：我原来身体好着呢，我现在腿已经残废了，两腿合不到一起，小腿肌肉萎缩，现在靠双拐走路，腰的支撑力很差，想住院我也没的钱，从我儿子被害，房子被抢，被关精神病院，他们没有给予一分钱的补偿。
 
佐真：您在第三家医院知道吃了什么药？
邹后珍：武汉市安康医院，他那个就三种药，有一种是大颗的，吃了人就要睡觉，吃了人就开始不清醒，后来我就不吃，医生跟院长还算有人道主义，他们看到我要自杀了，刚开始强喂我吃药，后来就不怎么喂了。
 
佐真：给您鉴定结果了吗，诊断上面怎么写的？
邹后珍：前两家什么都没有给，武汉市安康医院给了一个出院总结，他们写的是——-病人反复上访，扰乱公共秩序14年，武汉市精神病院对其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为偏执型精神病，于2006年7月14日由汉阳区五里墩街保会（初级卫生保健委员会）治理办公室送我入院治疗，出院情况一栏写道——-病人不慎摔倒，经CT检查，病人右侧脚骨颈骨质，因本院无骨科医生，为防止病人救治不及时造成下肢残疾，建议转院治疗，出院时间是2009年4月29日，共计关押300天。
 
佐真：回家之后，有没有寻求司法解决，有没有其它补偿？还有其它权利侵害吗？
邹后珍：我回家之后才知道，房子被占了，并开成了旅馆，儿子被政府关在汉阳区福利院，经过努力我要回了房子，儿子也回来了，搬回来后，他们老有人给我换门卡，往家里扔砖头，时常断水断电，第二天2010年8月1日，不知名的十几个青年闯到我家乱砸，报警后没人理会，一会一个年轻人身上有血的跑下楼，晚上公安局局长叫余秋元（音）来抓我儿子，他们跟我做工作说我的儿刺杀一死一伤，你把门打开我把你的儿子保护起来，要不然你们俩都活不成，1日晚上把我儿子带走，2日下的拘留证，17日下的逮捕证，在2012年元月18日无旁征、无证据、没找到杀人凶器，在只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判决我儿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佐真：您有请律师辩护吗，有没有走其它的救济途径？
邹后珍：2012年4月来到北京连续写信、走程序到最高法最高检，到政法委、人大等机构，一写信就是一大堆，到现在也不立案，二审的时候我让律师去现场看看，律师说别看了，看了那也是假的，就判决书提到的证据根本不够判刑的依据，花了两万块请的律师，结果不开庭宣判，而且他们没有对我宣读判决书，终极法院没有宣判，高级法院没有宣判，直接把判决书丢到我底楼的铁门底下。
 
佐真：来北京后您有继续维权吗？
邹后珍：为我儿在北京告状三年，我要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打苍蝇还要打老虎的希望，为何我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我没有到处闯也没有到处闹，现在已经逼得我没办法了，2013年7月25日在北京市外交部门口地下睡了四十多天。我现在还在外交部门口每天去报到，让国际上都知道我，知道我案子，请国际记者关注救救我冤枉的儿啊！他们要逼着我生在红旗下死在红旗下呀！我现在在北京是逃命啊！
 
我们明白，当握有公权力而又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对事实的尊重、缺少有效的监督，握权者对弱势群体先入为主的迫害都是后来难以补偿的，邹后珍悲惨的遭遇应该从她房子被开发商看上的时候已经注定，只不过没想到迫害的这么深！在没有法制约束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公安能让被精神病人终生关押，这种对人生命权的剥夺、对基本自由权利的剥夺、对法制的亵渎、对酷刑的使用都将“人”放在了畜生的境地！邹后珍只是这其中之一罢了！！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3、10

以下是邹后珍的相关图片和2013年10月对她的采访视频：

邹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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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日起，中国《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应该说法律的实施健全，为一些公权力机构乱用精神病院关押健康公民、非法限制自由的行为上了一道枷锁！可真能防范握有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对公民的迫害吗？官本位当道、警察充当打手、当医生背弃医道时，可怜的上海公民范妙珍又一次被送进了上海崇明县精神卫生院，这已经是范妙珍第三次来这里了，不同的是这次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2013年11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在北京采访了来京上访的范妙珍。
 
范妙珍，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创建村136号，年龄71岁，身份证号310223194308292828
 
2013年10月17日傍晚七点，崇明县创建村村委代表蔡石村长和长兴镇派出所民警史晨浩把范妙珍送到上海市崇明县精神卫生中心，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送范妙珍来了，所以轻车熟路，接收的医生叫殷杰，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有40年的临床诊断经验，当范妙珍要发言时，殷杰医生制止了她这个伸张权利的机会，就这样村委代表做监护人+派出所保送+医生不用检查，安全可靠的让范妙珍进了“免费”的医院，在这期间不需要通知她的女儿跟其他家属，因为党和政府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切。
 
范妙珍介绍：“在里面的时候要吃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吃完就想睡觉，睡醒了就该吃饭，吃完饭再吃药，然后再睡觉，一天天就这么轮回过”。
 
囚犯尚且有出来透气的机会，可这里的范妙珍更像是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宠物，眨眼闭眼一切的权利都看殷杰医生们的心态而定！！
 
两天后的19日，范妙珍的大女儿王荷英联系不到母亲，在母亲的朋友孔令珍等多方打探下终于得知被关在这个县精神卫生中心的“囚笼”里，众人赶到救援时，殷杰们的回答是“她是政府关进来的人，要政府出面才肯放人”，作为医生明知此违反《精神卫生法》时，还能如此作为，真是不敢想象！后来政府不出面医院没办法，让范妙珍的大女儿签字后才得以从新获得自由。
 
抛开政府跟公安局不说，《精神卫生法》主要针对的医院都敢如此作为，可见其实质执行能力的局限有多少了！而引起以上违法行为的竟然是2013年10月11日，范妙珍在村委会，碰到一个叫顾忠良的队长，跟他讲了几句话，政府雇请的打手唐小量说不要理她，范就问唐小量你在政府是什么身份，结果猛然一个耳光扇到范妙珍的脸上，并且把她推倒在水泥地上，搞得浑身是伤，打110到派出所后，范妙珍要验伤，派出所说这点伤看不出来不用验，范就跟他们争取，四个小时之后要到了验伤单，自己去验伤完要看病治疗，没人管。范说“12日到14日我天天拦车，我为什么拦车，就是为了抗议，为了自己的权利，他们没有办法了下午给我去看的病，但是不给我治疗，我就继续拦车一直到17日下午7点……”。
 
卑微的人总是处处受到不公的待遇，已经71岁，没有任何收入的范妙珍申请低保，然后低保没申请到，又于2013年3月28日，被上海崇明县长兴镇镇派出所十个警察弄到崇明县精神卫生中心，这次由于鉴定医生坚定认为范妙珍没有精神病，坚决不收治，才免于被关。
 
受伤害最深的要数2010年12月3日开始，范妙珍第一次被关进崇明县精神卫生院（后改为精神卫生中心），这次是因为土地纠纷不给解决，范妙珍作为村民的代表很受大家的爱戴替大家维权，结果被村委、派出所、医生联合关进去，由于不吃药就要受到酷刑，所谓酷刑范妙珍的介绍是“就是把帽子戴到头上把纸塞到嘴巴里，一开电，就打，”在恐怖的阴影下，范妙珍很规范的一天两顿，一顿三颗的吃药，后来慢慢减到每顿两颗、一颗。范回忆“在2011年1月29日我被关56天后女儿救我出来的时候，问妈妈你怎么样，妈妈你想吃什么？我的回答就是恩、哦。头脑反应异常迟钝，记忆力减退”。 
 
范妙珍说：“我跟医生说我没有精神病，政府把我关进来的，关就关了，不要给我吃药了”。这位医生说，谁叫你多管闲事，出来的时候出院记录上写着闹访、上访。
 
进入精神病院得精神鉴定，范妙珍曾被多次做精神病鉴定。2010年12月14日，受崇明县公安局委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于2011年1月19日将范妙珍鉴定为 “躁狂发作”“无处罚能力”；2011年9月7日，范妙珍又被上海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鉴定为“偏执性人格”“有受处罚能力”；2012年3月6日，受上海崇明县法院委托，范妙珍被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未见精神异常”。
 
范妙珍还曾将创建村干部姚丽燕、施锦芳告告上法庭，正是此二人参与将其送入了精神病院，范妙珍告她们侵犯了她名誉权，但案子不出意外地范妙珍败诉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范妙珍原来做保姆的雇主张大姐接过电话，请求我们帮帮她，说她人特别好没有神经病，有神经病的话我还能用她吗？她去年还在我这里做了两个月的保姆，她现在有家不能回呀，她那个派出所跟她女儿讲，如果让我看到你那个老妈上访，我们还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像她这么大年龄的人，应该都有低保的，条件好的都在拿低保，他们村委会就是坚决不给她！
 
佐真
2013、11

张海彦是辽宁省丹东市下辖的凤城市人，多年一直在上访，可近期，没有精神病的他却进了精神病院，一关就是近二十天。获悉这个消息后，《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文风于2013年10月底电话采访了张海彦，请这位在《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近半年后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东北汉子谈了他的被精神病经历。

 
文风：你好，张海彦。听说你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是吗？
张海彦：是的，我原来就患有肺结核，身体不好，关进精神病院后身体越来越差。我妹妹和家人又在外面一个劲地找他们，最后他们让我写了保证后就将我放了出来。
 
文风：写什么保证呢？
张海彦：保证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不准再在网上发布“反动言论”，二是不能再缠访、非正常上访，三是不准非法“串联”。他们还让我保证不再上访，我坚决没写。
 
文风：听说你这次是在沈阳抓的？
张海彦：是的，2013年8月底不是进行全国运动会嘛，就在我们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全运会是8月31日在沈阳奥体中心开幕。当天中午我就到了奥体中心，但根本进不去，我就在奥体中心外面转悠了一下。其实这次到沈阳，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到省信访局去反映一下我的冤情。
但当天，我们凤城市凤凰城公安分局的七、八个警察就赶到了沈阳，在沈阳奥体中心外抓住了我，他们把我推上车后就怒气冲冲地指责我说“不听话，还到这里来”，说着就对我进行殴打。三、四个小时后，我被押回了凤城。到凤城后他们就宣布对我刑事拘留，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当天我就进了看守所。
 
文风：你又怎么从看守所到了精神病院呢？
张海彦：我在拘留所一直关到9月26日，凤凰城公安分局的警察在这一天突然把我从拘留所里提出来，送到丹东蛤蟆塘精神病院进行“鉴定”。“鉴定”时，医院先给我做了脑电图，结果“没有明显异常”，接着让我在电脑上答题，答了二次，每次一百题，我都正常回答了。期间警察还对大夫说我把我的事在网上乱说，造谣。于是四、五个大夫对我进行“会诊”，主要问我为什么上访。问完后我就被带回了看守所。10月11日，我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文风：还是警察把你送进精神病院的吗？送进了哪家精神病院
张海彦：对，还是凤凰城公安分局的警察将我送进精神病院的，是我们凤城第四医院，这里收治精神病人。
 
文风：你到精神病院后情况怎么样？有被吃药打针吗？
张海彦：10月11日我被送进凤城第四医院的第一天，当天晚上医院就用布袋子将我手脚都绑在床上，随后就给我吃药，吃了药后我就昏昏迷迷睡着了，醒来后发现被松绑了。自此至后我每天都被迫吃药，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是二小片一大片。
 
文风：十几天药吃了后精神及身体状况怎么样？
张海彦：药吃了后就想睡觉，人全身无力，反应迟钝，你看现在和你说话都很迟钝。其实在精神病院里还有一件事很可怕，就是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他们很恐怖，后来我被换到了单独的病房。
 
文风：将一个人关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必须要经过鉴定的，你现在知道 “鉴定” 的结果了吗？
张海彦：9月26日那次“鉴定”，当时没有人告诉我“鉴定”结果，直到我离开看守所时，我的释放证上写我经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无刑事行为能力，予以释放。我被送进凤城第四医院后，医院里面的医生也说我是“偏执性精神病”，但我至今没看到鉴定书。我今天刚去了凤凰城公安分局，我要鉴定书，我的妹妹也在找他们要鉴定结果。
其实他们这次还有一个违法的地方，10月11日我离开看守所时，我已被关了四十二天，远超过了三十七天的刑拘期限。我找他们质问，他们说给我作精神病鉴定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
 
文风：最后想问下你以前是否有患过精神病？
张海彦：没有。
 
文风：谢谢你接受采访
张海彦：不客气。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