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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网大喊奶粉有了吗

    10月31日全网热转河北保定一位绝望下的年轻父亲为了给襁褓中的婴儿买奶粉,手持菜刀说“我跟你们说啊,特殊情况,我儿子那么大,现在急需奶粉,囊中羞涩知道吗,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然后勇敢的闯防疫关卡,警察出动几十人在没有买到奶粉之前把年轻父亲抓捕,双手被反锁着手铐……嗣后,看到视频的海内外的网友,同关心孩子有奶粉了吗!

    新浪新闻:近日,河北保定……退伍老兵……为全县婴幼儿送奶粉和纸尿裤……每天超12小时奔波在路上~单日总行程超过200公里……被宝爸宝妈们亲切称为“奶爸老秦”。

    10月31日河北省保定市高风险地区16个,中风险地区13个……保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广大市民朋友们……连续开展3轮全员核酸筛查,望广大市民理解、支持、配合,积极参加全员核酸筛查。

    @飞狐沐:猛一看还以为什么重大案件的要犯被抓住了,再看是为了襁褓中的孩子买了口吃的而无奈闯岗的父亲,这么多警力来对付一个父亲!?沃日了傀呀!?荒唐至极!

    @王途斯瑞:十几个警察抓一个给孩子买奶粉的父亲,魔幻不?

    @tangerine_yy:且肆无忌惮//@我bu是皮皮猪:不管他被戴了手铐,让他自己弄口罩,然后往脸上猛喷消毒水[费解]打着正义和法律的旗号为所欲为

    一只朋克小狗:帮父亲买药路遇关卡阻拦被碰瓷倒地,给小孩买奶粉最后揪住抓回认错,无比想看看这部连续剧能把荒诞究竟演到什么程度。

    @每日甜份d:人在公司低风险,同事小区被封了孩子生病想回家,给社区打电话,社区工作人员说就是生孩子也不让出去。

    @五盏茶:未能联系上他的家人[苦涩]//@葛磊律师:有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嘛,如果可以收快递,我打算给他寄点奶粉

    唐辛子:一辈子值得炫耀????“当年你爸提刀给你买奶粉被抓”—-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孩子,希望能成长为一个勇敢的青年

    网友:若像这位大哥一样有血性,#疫情荒唐的封控政策早已结束。那些权贵和走狗,没有一个被隔离、没有一个被抓去集中营,只有平民百姓会感染?为何有的人依旧愚昧甘心被奴役?假设他的孩子因他无脑服从管控,生命可能已不保。因封控逝去的生命已太多…

    得儿~:为了给儿子买奶粉,拿刀勇敢闯关卡,????我的一个兄弟前段时间情况也一样,孩子高烧,去医院保安不让进,让先排长队做核酸,我兄弟直接把保安推开警告他说,孩子有啥闪失,我要你全家的命!最后保安没敢硬拦!中共邪灵体质下没????八好东西,都已经失去了人性❗️

    杜应红:称职并勇敢的年轻父亲被中共白卫兵们蓄意封锁,导致孩子没有奶粉吃喝,父亲各种办法用尽哀求无果,于是驾车持刀闯关,但是神速的中共警察们派出大量警力,火速将父亲抓获!

    孩子怎么样了?

    我为铁链女抱不平:结合两段视频,这小伙子为儿子买奶粉,需然有些暴躁。但情有可原,出动这么多警察拉人,变成了敌我关系。令人对清零更加反感,更加讨厌。清零真的害人不浅。

    孤帆:非常理解一个男人为了自己孩子,有过激的行为。***的,保护自己的崽,佛挡杀佛,才是人性!

    葛永喜:买个奶粉,有多大危害?有怎样的社会危险性?如果他没有感染病毒,他出去能增加病毒的传播吗?如果他能,我觉得也当让风停止,对空气实施“静默管理”,你们能做到吗?

    在实施“静默管理”的地方,政府若不能保障供应,不能对老百姓的各种生活需求,做到有求必应,有什么脸面抓一个为孩子买奶粉的宝爸?

    Yu:为了给孩子买奶粉,这哥们拿刀对抗街道干部,没一个敢上的!要是都是这样有种的猛人,中国政府还敢什么疯狂封控?!

    豆瓣鹅组日报:#中共国的日常,给儿子买个奶粉,居然出动了这么多黑皮,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卖白粉呢!

    这种荒诞感放眼人类历史都是独一无二了,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

    mfg:真难啊,自家孩子没奶粉喝了,出去买防疫人员不给,拿刀冲出去,后来被抓回来了,警察就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

    思思:终于有了男侠,为了给婴儿买奶粉被逼持刀闯关。回来要被抓了吧。

    反对独裁专治政权:中共国严酷封控,闯关给小孩买奶粉的男子被抓,这么多警察但凡有一个去帮助他买奶粉,都不会发生闯关的事情。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

    地富反右坏:【年轻父亲:勇闯圈禁买奶粉】【幼小孩子:嗷嗷待哺快饿死】

    黑皮狗的各级领导干部欢天喜地,刚好可以借此机会证明,自己听党指挥服务领袖要党性不要人性的畜生行为,抓一个为生活所迫的普通人需要这么多黑皮狗吗?这群畜生就是践踏他人尊严生命,拼命跪舔权利的。

    wdd001的网友在北京发布“一个封控区的年轻父亲,冲破了关卡去给几个月的孩子买奶粉,最后被抓了”的文章。

    文章中描述:十几个特警等待在封控口,又用镣铐锁着他,又命令他将口罩戴好,又用消毒液将他面部和全身喷洒,众人浩浩荡荡离开封控口,这真是震撼人心的逮捕。

    文章提到,想问的是,抓人出动了数量量警车和几十个警察里,最后有有心的领导,吩咐和安排警车帮他买奶粉替他送回家吗?

    文章提到:一位网友说,我养过孩子我知道孩子缺奶粉时那种哇哇哭的痛苦!

    他并非没有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包括他所在的社区、当地政府、防疫部门等等,可是没有出现我们每天在信息流里看到的那么多热心的、通人性的、乐于助人的、不断忘我付出的各种大白、警察、党员、热心居民、社区干部……

    文章又提到:某种程度,当地政府应该感谢他,如果他的孩子因为喝不到奶粉而出现不测,或者说只是因为奶粉,如果是婴儿赶上某种急症,因为防疫去不了医院耽搁了治疗–本来不是致命的病,但耽误治疗丢命的已经不少了吧,谁又可能会成为他的刀下鬼。

    文章提到:他持刀的极端行为没有人赞同,但他作为一个父亲和男人,他又是让人钦佩的他配。

    文章最后提到:这种行为在每种程度上对恶人的震撼远大于法律,包括那些为父母儿女家人等……因为受到伤害,而法律没有为他们伸张公义而复仇的行为……需要让那些可以逃脱法律的作恶者明白法律只是人类社会能带来公平和正义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人,如果他时刻留意的话也总会有机会向那些最不可一世的人复仇雪恨……我们反对他持刀闯卡的行为,现在我们又要追问是谁逼着他采取了如此极端的行为。

  • 28万的手术你做吗?

    我从去年5月29日至今天(2021年5月22日),跑步1000公里。平均每天跑步约2.8公里。来之不易的阶段性成绩。锻炼减肥初见成效。听证会的时候将T恤扎进长裤中并无勉强之处。精力比以前好很多。以后膝盖注意保养,准备活动会做更多、跑量会更频繁,但单次长度会减少。

    就世俗层面来说,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自然生命,作为生物体的物质性存在。一个是道德生命,就是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并且据此行动的能力。自我生存是生物界的最高法则。在每个生物中都存在自我维护的本能。所以人的目标是两个生命都要保护。

    就自然生命而言,不必多言,保护它就是要多锻炼身体、注意劳逸结合等等。用神给的普遍恩典去处理,克服懒惰、改变不好的习惯就可以。即便做不到,那也仅仅是实践层面的事情。大家都明白标准在哪里。

    但道德生命就复杂一些。需要保护吗?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跟我们说,人的道德存在的条件是权利。人类用权利来占有和捍卫其道德的生存条件,没有权利,人类将沦落至动物的层面。因而,主张权利是道德的自我维护的义务。彻头彻尾地放弃此义务是道德上的自杀。

    人不光是有肉体的死亡,更有道德的死亡。按照顾炎武的说法,现在就是亡天下的时候了。“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大批人道德死亡或者接近死亡。像我这个案件,他们现在这样枉法而行,为所欲为。殊不知是在害自己。正常人神经系统正常,所以手靠近火后会立即远离,因为火是向自己身体发出警告:再靠近会烧伤。是非感、道德律(如不撒谎、不偷盗)如同神经,对自己有保护作用,让你象个人。但他们这方面的道德神经完全坏了,所以还淘醉在自己的技巧之中。办案的脸上堆满假笑,得意的告诉你:没有取得经营许可证卖书就是违法。就象手神经坏掉的人,伸手进火丛掏个土豆。烧焦的手拿着那土豆还会诡异的偷偷一笑:我怎么就这么厉害!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如何保护道德生命?耶林继续说到,权利的心理学源泉叫做是非感。权利的全部秘密隐藏于是非感的病理学之中。是非感对它所遭受的侵害做出反应的剧烈程度和持续性,是其健全程度的试金石。感觉到痛苦,而不听痛苦对危险进行防御的警告,忍受痛苦而不反抗痛苦,是对是非感的否定,长此以往,对是非感本身一定会产生有害的后果。因为是非感的本质是行动——在缺少行动的情况下,是非感日益枯萎,且慢慢地完全消沉下去,直至最后很少能感觉到痛苦。敏感性,即感到权利受到侵害的痛苦的能力,行动力,即对侵权予以拒绝的勇气和决心,是健全的是非感的两个标准。

    圣经讲爱人如己。别人的权利被剥夺,正常的是非感同样也要求你感受到别人的痛苦“与哀哭的人同哭”,为他起来行动,对邪恶批评、拒绝。类似神经之于肉体,是非感对于道德存在同样重要。

    这么多年我做对两件事情。自2014年开始至今,我都在微信朋友圈为别人权利被剥夺发声、为公义发声。全部公开。原因就一个:你们这么做是错的、邪恶的。我就要说出来。自2017年开始,我有机会做维权案件,他们权利被剥夺的人由于被关押、知识能力的原因没法发声,我的声音借你,《a borrowedvoice》,为你说几句。

    大家胆子都小,我常常在讲个话、转个东西之前都要掂量很久。也有不敢说的时候,但我会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这就是胆怯,不是别的原因。同司法局谈话也常有小争论,我说有些发声的事情不敢去做。他们夸我说有敬畏之心,我是苦笑一下回答,是胆怯之心。

    微信上发声有一些用处,可以让弟兄姊妹了解案件,让他们可以为受逼迫的祷告。可以为曹妈妈筹措一点差旅费。有一次为云南牢狱中的李姊妹转发文章,为她筹到一些生活费用。我自己也没吃亏,弟兄姐妹也为文章打赏。但更多的时候是,感觉没有用。即便没用,也是发,为主治理这地,就该如此。没想到七年的坚持到现在也是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让我明白,发声对自己最有用。让自己越来越有机会按照是非而不是利害而活。

    4月22日拟处罚告知书一收到,钱财的偶像就垮了一大半。从过去的赚钱养老加加加,变成了减减减。现在的财产变卖掉,还掉罚款,我们还有剩。剩多少?哈利路亚!很多啊,比日用的饮食多出很多。那不是已经足够了吗?主祷文就是要我们只是求日用的饮食就够了。从今以后,可以更好的为是非而不是钱财这些利害而活。

    5月20日收到正式处罚书之后,我看着逾期每天3%的罚款就在想。要不要把罚款交了?继续走法律程序。毕竟他们如果不要脸到底,逾期罚款连同本金,可以达到56万。交还是不交?5月21日上午跑步。继续思考用是非来考虑问题。最正常的是非感是什么?这样的罚款是对公民的抢劫!不该交!简化到底。他到我家里,发现两袋钱,每袋28万。他告诉我,你签字我就只拿一袋走,你不签字我就拿两袋走。就这我都不该签字。你拿第一袋钱是违法,第二袋同样违法。

    还有,这个钱不仅是我的,更是神的。他托我帮他代管。你敢动,就是打劫神!拿走第一袋是头上自己顶一团炭火,拿走第二袋是第二团。但是扛下去有可能被拘留?有可能被限制出境?这些以前我在乎的东西,慢慢的也觉得不在乎了。主正带着我朝深水区过去。反正就一个被搞得没法再干了的孔网小贩,以后就不干别的,豁出去就耗这里。那也不错。神不是要我的钱,他是要我的命,要改变我的生命。但是我以前把钱当作是命,所以他就动我们的钱。把钱给你拿走,为的是救你的命。

    28万给你动一个恢复是非感神经的手术,不贵。绝大多数世人都没想到要动这手术。况且,也不是你想动就可以的。没有我这七年在微信上一直为公义发声、没有这四年来从事敏感案件。这些最基础的训练,根本轮不到这床位。一般人承受不了这手术。更承受不了加码。也不是说一定就会不交,因为还有其它的实际问题需要考量。但总之我已经在像范伟说的,是在整的五岁的题目了。已经过了发微信3岁的题目。现在按照是非而不是利害的思考越来越熟练了。

    一路过来我都是被动应付,很少有主动选择的时候。即便选择听证也是无奈。但进了手术室,出现了真正的选择。常规的缴费28万的手术。马上就好。后果看得很清楚。该走法律程序的继续走。第二、继续做下去,可能花费是56万。什么时候到头,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选择后者,我的主同样会跟我同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同样会跟我同在。那些明显超越我们的极限、没有上帝的帮助就不可能成功的选择,常是正确的选择,甚至是我们的呼召。—J.I.Packer

    事情出来以后,好些朋友很关心我,在这个有点政治恐惧的氛围中。很是难得。有人也是劝我以后少说几句。听后心情很复杂。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彼此都在为对方担心。我也想借此跟大家说几句。拿微信朋友圈说一下吧。有体制内朋友跟我聊,见到我的朋友圈文章,不要说转,连点赞都不太敢。以前周围律师朋友的潜规则,不太愿意转人家不高兴的东西,甚至连周泽因披露警察刑讯逼供被停业一年的低敏感文章都不敢转。

    见到不公义的事情不要装看不见。这不是聪明,是在害自己。损害的是自己的是非感,是在向自己的道德神经挥刀砍去。一次次砍下去“是非感日益枯萎,且慢慢地完全消沉下去,直至最后很少能感觉到痛苦”。最后就是道德上的自杀,是非感的窒息而亡。对基督徒而言,神让这事情发生在你的身边。你更是就有管理的义务。更是不能装看不见。路10:25-37讲述的是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很多时候,你实际离那个那个被强盗打伤的犹太人非常远,不用你实际的为他疗伤、支付医药费。只要你转发一下他的消息,揭露那个强盗的无耻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没用,对你有用得很。如来2:1所言,让我们不致随流而去。

    任牧师说“得救的确据在基督和祂的十字架。不过基督徒自身可以找到得救的见证。这个见证常常就表现在这里:你开始按真理去生活。换句话说,你不再按利害的逻辑生活,而是按是非生活。”这是彻底脱离患得患失的新自由,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生存方式。这样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考虑世界里后果。

    新月姐妹说:基督徒是世界上最精明的人。我们可以为了永生和逃避地狱的烈火,情愿傻乎乎忍受这世界一切的苦难。神给不同的人不同的带领,对王牧、仰华牧师、曹牧师等,因为他们已经成熟到可以直面苦难了,所以神给他们安排了监狱的考验,让他们在苦难中进一步仰望神,这是真正的苦难。

    而对我来说,现在吃奶阶段,我自己是从中感受到神的管教。这些“苦难”即便从世俗的精神层面上面来讲,对我都是很有益处的,不吃亏。不算真的苦难。今生百倍,来世永生。几千册书送出去,但我终于开始读书了。执业证被冻结,但我终于开始学习法律了。罚款下来,财产减少,但这让我更加依靠神了。神的数学计算公式很奇怪,少就是多。少了百倍,就多了百倍。

    我会为保护自己的肉体生命跑步1000公里。我会为保护自己的道德生命,多年来不停的在微信上为公义发声,现在已经换来了为恢复自己是非感做手术的机会。我更会为保护自己属灵的生命,定时去教会聚会。平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如C.S路易斯所言:一个人每作一次选择,就等于把里头的那个中心,也就是作选择的那个你,从原来的地方转动了一点点。若从整个一生来看,因为作过不知多少次的选择,你便在不断将这个中心的你加以转变,不是越来越成为属天的造物,便是变得越来越像地狱般的东西;不是成为与上帝、与其他造物、与自己和谐一致的造物,便是陷入与上帝、与其他造物和自己为敌并且充满憎恨的状况中。成为前者,便生活在充满喜乐、和平、知识与力量的天堂;成为后者,便生活在疯狂、恐怖、愚昧、暴怒、无能和永远的孤独中。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刻都在朝这两种情境中的一种走去。

    你可以试一下,转上一则平时装没看见的微信消息,这就开始。

  • 李文足:全璋傻了吗?

    昨晚,全秀姐告诉我:全璋下午给父母打电话了。

    我盼着王全璋3月份的电话能打给我,我还给监狱打了9次电话要求这件事,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音量调到最大,结果还是这个结果,极度失望。

    可能跟以前的原因一样:我的电话打不通!

    我是北京国保口中的“泼妇”;

    是老家巴东政府传言的“卖国贼”;

    是共青团中央命名的“颜色革命者”!

    所以,临沂监狱千方百计阻止全璋跟我联系,和他们一帮人保持一致了!

    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全璋的消息!

    全秀姐生气的说:以前全璋跟父母两人都能说上几句话,每次能聊天二十多分钟。可是这次没说几句话就断线了,才3分多钟。全璋的父母守着电话等了半天,还以为全璋能再打过来!老人家也特别难过。

    父母告诉姐姐:全璋说疫情很严重,北京也很严重,让文足不要去临沂监狱接他了,搞不好一家人就回不了北京了。

    全璋在监狱里,只能看新闻联播,电视上都是正能量,坏消息只有临沂监狱给的。

    全璋还说要先去济南办理身份证和银行卡,办完了再回北京。

    母亲说:儿子啊,你得先回北京啊!回北京和文足泉泉在一起啊!

    母亲没说完,电话咔嚓就挂断了。

    我明白了,监狱为了把王全璋弄到济南,最早是威胁逼迫他还要在济南被监管几个月;在我公开投诉控告后,有几个月不说去济南了。现在,又欺骗他去济南办理身份证银行卡!

    王全璋竟然相信了临沂监狱的鬼话!说明全璋已经被他们迫害傻了!

    身份证已经全国联网,而全璋的银行卡也都是在北京开户的。

    我和全璋结婚4年,全璋每次出差回来,都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赶。全璋对老婆对儿子的疼爱,经常被朋友同事们笑谈。709之后被迫分别了4年9个月,王全璋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们这些伤天害理杀人不见血的土匪,你们给王全璋灌了多少药啊,让他变成任你们“摆布”的木头人?

    王全璋4月5日刑满释放,他就是自由了!绝不能再由你们限制他的行动!

    全璋回家倒计时24天!

    李文足
    2020年3月12日

  • 医生,我累了,我有病吗?

    挥之不去的忧郁是一种病,那不是性格特征。你不一定要靠药物去复原,然而复原的第一步就是尝试不要独自扛下所有责任,让别人与你分担。

    一名与我年纪相若的年青人推门而进,高大魁梧的他看起来很健康。

    “李先生你好,这两位未来医生快要毕业,我先让他们向你问一问症,待会我再向你解释病情,可以吗?”普通科门诊的当值医生不厌其烦地向应诊者介绍我们这些生面孔。
    “可以。”他报以友善的笑容,古铜的肤色,雪白的牙齿。

    每一次听到这番开场白,我难免有点惭愧,明明快要离开医学院这舒适区,但知识还是匮乏得令人沮丧。

    “李先生,今天来到是有甚么事想我们处理的?”

    “我好累。”年轻人简洁地说。

    “那请问你指的是全身都很累,还是指某一些身体部位?”

    “整个人都很累。”疲累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且很多病也能引致全身乏力。

    “明白。”我点一点头,续问:“请问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开始的?”

    “大约半年之前。”

    “情况有越来越严重吗?”

    “近来越来容易觉得累了,做一点事都好像会用尽所有精力。”他叹道。

    问症就像当侦探,我需要更多线索破解这案件。

    “最近体重有变化吗?”

    “轻了十公斤。”

    “半年之内轻了五公斤吗?”搞清楚时间是很重要的。

    “嗯。”但在我看来他还是很精壮。

    “明白,那么最近食欲有变差吗?”

    “一点点吧,我有时会不吃午餐。”

    不吃午餐是个坏习惯,但忙起来我偶尔也会忘记了医肚饿。

    李先生有著一大堆Constitutional Symptoms(全身症状),意味著他患的病影响著身体的多个系统,有机会是肺结核及癌症等严重疾病。

    “半年来有试过发烧吗?”

    “没有。”他摇一摇头。看来没有长期感染。

    “有流夜汗吗?”

    “都没有。”肺痨的机会又少了一点。

    我对于确实的诊断没有头绪,唯有把可能的症状由头到脚都问一遍。

    结果他没有心口痛,没有气喘、咳嗽或痰,没有疴呕肚痛,大小二便正常,没有任何出血问题……简单地说,他除了全身疲累、食欲不振及体重变轻外,一切都很正常。

    “以往有患过甚么病或做过甚么手术吗?”

    “没有。”

    “有任何家族病史吗?例如三高或癌症?”

    “没有。”

    “有食烟饮酒吗?”

    “没有。”

    李先生一直摇头。

    我似乎无法从病史中找到正确合理的诊断,在交给医生做检查之前,我想用杀手锏来补救我可能错过的细节。

    “李先生,最后问多一句,请问有没有甚么重要的事我没有问到,但你又想告诉我的?”我把某教授传授的绝招使出。

    “没有了。”他挤出一个苦笑。

    我一头雾水,心里踌躇著如何追问李先生之际,当值医生抢先发言:“请问你有持续情绪低落吗?”

    “有。”李先生终于点头了。

    我恍然大悟,这才发觉我忘了问有关精神健康的问题,忽略了诊断抑郁症。

    可能是因为时间紧拙,当值医生决定亲自问症。如果刚刚是考试的话,我大概已经要被宣判不合格。原来李先生不止持续情绪失落,对周遭事物亦失去兴趣,更经常自我怪责,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综合以上症状,答案呼之欲出。

    当值医生拿起听诊器,为李先生做简单的检查,然后说道:“李先生,你身体没有大碍,症状是由精神压力引起,我大致可以肯定你患上了抑郁症,不过我们都会为你抽血检验一下……”

    “谢谢医生!”李先生突然打断医生的发言:“现在知道自己身体健康我就安心了。”

    “我刚刚不是说你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吗?”医生疑惑地问道。

    “抑郁症都不是病,你刚说检查一切正常,不就代表我身体健康吗?”

    医生反了一下白眼,没好气地说道:“我会将你的个案转介给精神科,但需要你自行到医院预约。”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会见医生的。”他断然拒绝。

    “全身乏力,经常心情低落,对周遭事物又失去兴趣,你不觉得生活很受影响吗?”

    “那不过是我的性格特征吧。”李先生释怀地笑说:“没事我先走了。”

    看著他的背影离开,医生无奈地说道:“偶尔也会有不肯接受治疗的病人,你们迟点便会明白。”

    “Doctor,其实抑郁真的是病吗?”我身旁的同学说出我心中的疑问。

    “详细的还是留待精神科医生和你们解释吧。我不排除有人天生比较悲观,但我不会剥削他们快乐的权利。”

    你们都想逃离绝望,对吗?

    李先生是早上诊症时段的最后一个病人,当值医生把文件整理好便离去,留下满腹疑问的两个医学生。

    抑郁症患者大多悲观消极,经常自我责备、有罪恶感甚至会有自杀的念头,如果他们愿意承认抑郁症是一种病,肩上担子大概会轻松很多。

    无缘无故的悲伤、无法控制的眼泪、无法跨越的障碍、突然崩溃的时刻……可以的话,又有谁想在名为绝望的苦海中载浮载沉?

    我假设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想逃离这状态。

    明明抑郁症患者都是无辜的,他们都不想自暴自弃;明明只要把责任都推给病魔,便能让勒在颈上的麻绳松开,轻松地呼吸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新鲜空气。

    那究竟是甚么原因,让患者讳疾忌医、不愿承认自己患上抑郁症,宁可放弃唾手可得的救生圈,硬要留在泥沼中慢慢下沉,直至窒息?

    其中一个原因,是精神病的污名化。标签效应令患者害怕公开病情,虽然现在社会对精神病的接纳程度比以往高,但歧视的情况在不同场所屡见不鲜。

    我便曾经在Facebook专页“中大Secrets”看过这样的留言:“好心你有情绪病就早啲讲,唔好啪咗Project先黎发作,而家Free Ride晒成组我地又唔好意思话你,一阵你唔开心自杀我咪变杀人凶手?”(请你有情绪病就早点说,不要到做小组报告时才来发作,不做事我们又不好意思说你,一会你不开心自杀我们不就变成杀人凶手?)

    冷血的匿名发言,可能是很多人的心底话,更是患者最担心会成真的恶梦。社会氛围无法于一朝一夕内变改,但个人的看法很多时只在一念之间。

    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是过份批判性思考的副产品——泛滥了的特立独行。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特别的,还有人天真得以为抑郁是性格使然,傻傻的接受了这些不合理的悲伤,就像刚刚的李先生一样。

    近年来非主流思想的市场越做越大,好像只要与大众的方向有些分别,即使没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也会觅得一班知音。追梦、热血、青春、浪漫,都是这品牌的主打口号;独立记者、独立乐队、独立作家,好像只要加上“独立”二字便能把整件事升华。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群独立者的勇气,靠自己开拓前路经已是十分艰辛,更遑论要在冷嘲热讽中逆流而上。但我想说的是,在抑郁的路上,你不需要这些无谓的想法,你不需要做“独立患者”。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愿意与你同行。

    累了便休息一下吧

    曾经有一位医生前辈向我分享他对精神病的看法,他说对精神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法抱有质疑,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做个外科医生,那时候他举的例子是ADHD(Attention Deficit and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即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

    他说:“精神病的诊断很多时只是根据社会对某些事情的既有看法,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其实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一把尺’。这不同其他疾病有明确的病理可遵从,例如心脏病是因为血管闭塞,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失调。所谓的活跃是很主观的,过度活跃亦然。如果把一个ADHD的小朋友放到一群ADHD的小朋友当中,或是让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好动的社会之中,他还算有病吗?单单因为他们的某些行为与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不同,便把他们捉去治疗,人道吗?”

    那时候我被他问得钳口结舌,甚至打击了我未来想当精神科医生的信心,但沉淀过后,我认为这说法并不能应用在抑郁症上。抑郁症的那一把尺不是由社会订造的,而是来自患者心中无限轮回的负面情绪。他们认为自己的外在表现,无法符合自己的内在预期,才会开不了心。这亦解释了为何一些在旁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名利双收、有著完美生活的巨星,在抑郁症的蚕食下被迫走上绝路。古今中外,香港、好莱坞、韩国,我们还要见证多少宝贵生命的消逝,才懂得正视精神健康,真正认识抑郁症?

    挥之不去的忧郁是一种病,那不是性格特征,而是脑袋中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你不一定要靠药物去复原,然而复原的第一步就是尝试不要独自扛下所有责任,让别人与你分担。患病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不想这样的。如果你还是不认为抑郁是病的话,其实那也不重要,只要这些负面情绪严重影响到生活的话,我们便有需要整理一下自己。

    哭泣、咆哮、音乐、运动,甚么也好,躺著发呆也好,只要你喜欢,做甚么都可以。

    李先生,累了便休息一下吧。休息过后,我们一起再找解决的办法。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210-notes-life-and-death-cheuk/ 2018-2-10)

  • 特朗普有精神问题吗?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怀疑特朗普有精神问题。比如1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专门和耶鲁大学精神病专家斑迪·李会见,探讨特朗普是否还有“任职能力”。

    斑迪·李的结论是:特朗普精神确实有点问题,而且很可能会最终崩溃。他说,“频繁发推特,就是特朗普压力之下即将崩溃的一种表征。”

    那么,特朗普到底是精神有点问题,还是有了精神病的症状?概念不一样哦。手中挥舞着“科学”这尊大神的斑迪·李没有说,看来“精神病学”这么高大上的学问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也还是“主观判断”嘛。

    精神病专家们好像挺关心总统的精神问题。早在2017年2月,35位精神病专家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警告说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定”,这表现在他的讲话和行为中,这让他“不能安全地履行总统职责”。他们认为特朗普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DP),其主要症状如下:

    沾沾自喜,缺乏对他人的关注,需要获得赞美;
    相信自己至高无上,相信自己应该得到特殊对待;
    追求极度的赞美和关注,对批评和失败无法应对。

    按照这个标准,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其实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现在的普通人中,也是一抓一大把。

    对于斑迪·李和这35位专家的“诊断”,我想引用一位非著名人士的话:成功的精神病专家都是成功地用精神病学把自己弄成了精神病的人。

    当然,在精神病专家的阵营里,也有人对这类“诊断”嗤之以鼻。比如一位叫弗朗西斯的专家就说,说特朗普“有病”,侮辱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也许是一个世界级的自恋者,可是和传说中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完全是两回事。

    熟谙美国权力斗争,以及精神病诊断杀伤力的人,当然都明白为什么这些精神病专家喜欢盯住特朗普的精神问题。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深入地揭露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生产流程,那是知识和权力的合谋,本身就是一种病。

    特朗普真有精神问题吗?我赞同弗朗西斯的意见,自恋的心理-行为,和变成了一种精神疾病,是猫和老虎,黄鳝和蛇的区别。把猫看成老虎,把黄鳝看成蛇的人,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心智问题。当然,我知道很多被精神病学的“知识”洗脑的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把猫看成老虎,把黄鳝看成蛇的。

    斑迪·李的那句话,本身就是自己低下心智的暴露。拜托,特朗普频繁发推特,不是压力之下即将崩溃的表征,而恰恰是通过表演,去释放蓄积的压力,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自我解压能力。

    我问了很多人,没有几个人能明白精神病专家们的那些术语,比如“自恋型人格障碍”(更不用说“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了)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们这里所说的“人格”(personality)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吗?但我清楚,让“外行”的人不明白,确立一个“专业壁垒”,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李峻石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远离人们的经验,所以你不“科普”一下,大家是不懂的。可是跟人,跟社会有关的学科,并没有一个可以与周围非学术环境有所区别的研究对象,其话语并不排斥日常语言。从研究经济,到研究人的心理,还有“精神”,这些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呀,为什么要弄得好像只有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懂?他们懂的只是那一套似乎跟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还是跟语言没多少关系的关于人和事物的真实?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的评论是:把自己搞得很“专业”,不过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的分析是:这是确立知识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造魅”。

    (来源:南风窗 http://www.nfcmag.com/article/7815.html 2018-01-23)

  • 被父母囚禁虐待的孩子能重获新生吗?

    本周早些时候加州发现13名兄弟姐妹被囚家中一案令人震惊,但并非没有先例。这些年一直有儿童被关在储藏室或地下室的骇人案件遭到曝光,孩子们被深受毒品、极端宗教信仰、人格障碍或自身虐待历史影响而心理崩溃的父母囚禁。

    但好消息是,精神创伤专家称康复是十分可能的。受害者可以重拾自己的生活。

    “临床数据是乐观的,”美国国家儿童创伤应激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 Traumatic Stress)联席主任约翰·A·费尔班克(John A. Fairbank)说。“对受到了严重虐待和创伤的儿童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作为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学教授的费尔班克说,尤其是相对短期的针对精神创伤病人的认知行为疗法表现出了良好成效,该疗法研发于90年代早期,但在最近的15年才得到普及。
    但心理学家表示,对于加州的这些兄弟姐妹以及有着类似情况的儿童来说,康复过程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囚禁他们的并非陌生绑架者,而是父母。

    “在进行康复工作时,要找出病人的支持系统是什么,”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精神病学系副教授、精神创伤心理学家普利西拉·达斯-布雷斯福德(Priscilla Dass-Brailsford)说。“父母和家庭是最重要的支持。但那些孩子们没有这些。他们的父母就是侵犯者。”

    在撰写本文时采访的专家强调,自己对加利福尼亚一案并非直接知情,并表示,由于这些兄弟姐妹被剥夺了无条件的爱和安全这一首要保障,他们在与未来的支持对象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时基本上肯定会遇到困难。

    “知道这是父母的行为这一点增加了孩子的无助和绝望,”洛杉矶一名经常治疗精神创伤病人的心理学家诺拉·J·贝拉戴里安(Nora J. Baladerian)说道。

    达斯-布雷斯福德拿这13个孩子的情况与被剥夺了食物、自由和足够照料的战俘做了比较。
    “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他们并不是独自经受这一切的,”她说。“作为惩罚,战俘是被隔离的。而这些孩子们至少还有彼此。”

    专家表示,在正式治疗开始之前,一定要先将这些孩子安置在一个安全并被悉心呵护的环境中,让温和的治疗成为一个他们可以依靠的正面常态。并补充说,让尽可能多的兄弟姐妹们待在一起对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是很重要的。

    一位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少年法庭治疗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司法心理学家丹尼尔·L·戴维斯(Daniel L. Davis)表示,没有哪一种行为模型可以完全概括出典型的父母施害者。

    “当然,是有风险因素的,”他说。其中可能包括虐待或家庭暴力前科,还有比如反社会型人格、边缘型人格、自恋型人格等一系列的人格障碍历史。他说,这些人可能会过度情绪化、难以预测、控制欲或是剥削欲过强。

    但和其他精神创伤专家一样,戴维斯强调儿童有着惊人的适应力。他曾治疗过一个被父母锁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表现出严重的发育迟缓的学龄男孩。“但经过支持团队集中治疗并作了十足努力后,他的成长十分出色,”戴维斯说。“他的父母被送进了监狱。”

    偶尔也出现过其他一些孩子被父母隔离在社会之外的案例。纪录片《狼群》(The Wolfpack)讲述了七个兄弟姐妹被父亲隔离在下东区一个公寓里的故事。2015年,在维吉尼亚州斯波特西瓦尼亚县发现了三个兄弟姐妹被父母锁在一间充满屎尿的房间里。同一年,在田纳西州默弗里斯博罗市发现了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被父母锁在卧室里数月,她的父母允许她的三个兄弟姐妹随意出行。

    戴维斯博士表示,虽然贫穷是很多案例中的一个因素,但它肯定不是标志性特征。事实上,在加州的这个案例中,这家人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据说父亲戴维·艾伦·特平(David Allen Turpin)曾做过工程师。但是,戴维斯博士指出,贫困导致的情况可能更容易被发现,“因为犯罪者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避免公众监督”。

    孩子们先要被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家中,评估与创伤相关的症状,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之后才开始正式治疗。他们可能不愿意或无法描述自己的经历。噩梦可能会困扰他们。最轻微的触动——例如,钥匙的响声——可能会让他们爆发歇斯底里症状。他们可能会极度亢奋或警觉,始终警惕而畏缩,随时准备逃跑或对抗。年幼的孩子可能在玩耍时都会表现出创伤;另一些孩子可能遭受了巨大的情感创伤,显得有些麻木。

    “不过,大多数孩子都能恢复过来,”匹兹堡阿勒格尼医院(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创伤中心(Center for Traumatic Stres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的主任安东尼·P·曼纳里诺(Anthony P. Mannarino)说,“我不是说他们会忘记,但他们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曼纳里诺博士是创伤性认知行为疗法(TF-CBT)的联合开发者。他说,治疗一般需要12至16个疗程。

    首先,治疗师帮孩子控制关于那段经历的可怕想法和感受。接下来,治疗师引导孩子慢慢讨论创伤。

    “那些记忆真的很可怕,”曼纳里诺博士说。“也许他们的父母说,‘这是你应受的惩罚,这是你的错’,羞耻感可能已经在孩子的心里扎根了。帮助他们谈论和处理这种扭曲的想法能让他们有机会明白,那不是他们的错。”

    TF-CBT的最后一步需要孩子新看护人的参与。“我们帮看护人们明白,孩子的行为是他们遭遇的表现,不是他们的真实性情,”曼纳里诺博士说。

    在治疗创伤患者的诸多疗法中,TF-CBT是最受关注的一种。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2004年发表的一项多地点随机研究中,203名8至14岁具有性虐待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孩子和他们的看护人被随机分配采用TF-CBT疗法或“以儿童为中心”的疗法——后者是强奸危机中心或性虐待治疗中心经常使用的一种谈话疗法。采用TF-CBT疗法的患者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行为等指标上的改善更为明显。

    巴拉德里安博士不仅希望那个加州家庭能得到足够的服务,而且希望“人们的关注也能帮助那些没有得到如此密切关注的案例的受害者”。

    (来源:纽约时报 https://cn.nytimes.com/health/20180118/california-13-kids-siblings/ 2018-1-18)

  • 精神病真的是种病吗?还是被污名的开始?

    ·《香港精神健康调查 2010-2013》估算,全港有100万人有情绪问题。电影《一念无明》有这么一幕:曾志伟扮演的父亲、陪同余文乐扮演的狂躁抑郁症患者儿子到公立医院覆诊。精神科医生以机械式口吻说:「最近有没有想自杀?」、「有就开多尐药啦」、「走得㗎啦」,诊症全程只有约一分钟时间。

    ·精神科医生张力智(Ricci)、与精神病康复者兼社工郑仲仁(Vincent),均是《一念无明》导演黄进撰写剧本时的主要咨询对象。Ricci指精神病是一种医学上的大脑疾病,Vincent则多次强调这是一种严重的情绪困扰和特色,与成长、创伤和环境等亲历经验有关,不必框在精神科的病征来理解。

    人物介绍:

    ·R=医生=张力智Ricci,曾在公立医院精神科工作3年、英国公立医院执业7年,现为本港私家精神科医生。

    ·V=社工兼过来人=郑仲仁Vincent,13岁起陆续被诊断患各种情绪或精神病,现已停药。现职为社工,专责促进康复者复元相关工作多年,有多年与康复者同行、了解其心声和需要的经验。

    记者:「精神病」是一种「病」吗?

    R:精神病是一种医学上的大脑疾病,不像肢体、躯体的病那么容易被察觉到。有人是管理情绪的能力出问题了,就会得抑郁或焦虑;有人是分辨真假的能力出问题了,就有可能是思觉失调。好像有人发脾气,很多时人们会以其身边的环境压力导致、以为这只是一个症状,但其实可能是抑郁、焦虑⋯⋯过程牵涉到伤害脑部功能。如果以为只是纯环境的问题,处理的方法会很不同。工作压力?咪转工啰。与母亲相处有问题?避开她。但我们又看不到大脑发生甚么事,是否你以后避开就解决了问题?

    V: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看精神科医生是在中环,那时大概1983年,我13岁,因为我自10岁起已有很多强逼行为或思想,如整晚不睡、将床褥搬到客厅中。每晚做功课,每晚会问母亲你的说话有没有意思、是否在暗示对我说些甚么,有没有类似行为、Check住自己。我觉得是一种严重的情绪困扰。精神病很多时是因为艰难经历导致,而确诊后因为污名(Stigma),病人失去了一些社会角色(social role),引致创伤。这与生命经历很有关系,可以是成长的功课,所以不要只以一个纯生理学的角度去看待。

    记者:患精神病的原因是?

    R:主要两个,一是基因,二是压力。而以医学的角度看,基因的原因占了很多,我接触的患者中,很多时其直属家人怀疑或确诊有情绪精神健康问题,再追查会找到一些新的、未被发现患者。研究显示,两个基因愈相近的人,如果一人有情绪或精神健康问题,另一人也有的机会愈高。至于压力,在这个都市你有压力我也有压力,有人是学业、有人是金融炒卖。

    V:人人不同,我的就是学习环境。基因可以是,但我作为社工接触个案时,发现家庭对人的影响不只是基因,而是代代相传的教养和沟通方式。

    R:情绪病是大脑有些元素发生了质变,从而影响心理状态的运作。在照显微镜下或做脑部测试时,照得到病人的脑袋在结构上功能上,真的与常人不同,这就是科学。

    V:但是否因为那些社会心理因素长期压在病人身上,令他们大脑病变,而大脑病变到底是因还是果?我作为社工接触个案时,发现环境因素的确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基因异变是因,即是大脑问题最重要;但如果是果,环境上可以怎样改善?

    R:但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下,不是所有人的大脑都会发生质变。

    记者:若有人发现自己情绪或精神状态出现问题,到甚么地步才要看精神科医生?

    V:看困扰到达一个甚么的程度,例如令你很明显及持续地不能应付自己的日常生活。当时我看医生的触发点是,父母觉得我3年来每晚和他们吵架、瞓地、喊,觉得我好奇怪,所谓的不正常。

    R:同意如困扰明显地影响到日常生活要看医生,但其实如只是怀疑自己有困扰,也可以看医生。因有时初步的问题是病人自身未有察觉,到察觉到很困扰时已经太迟了。

    记者:如何看待幻听或「听声」?

    V:首先因我不认同以医学框架来理解,因此我不会用「幻听」这个词语,而说是「声音」或「听声」。我认为听到声音很多时与生活经验有关系,例如面对过创伤等艰难经历。而很多在服用药物的人中,有一半还是会听到困扰的声音。我们经常说,玻璃破裂了后,不会期望完全没有裂痕。我觉得与这些病症共存是正常的,只要找到方法面对就可以。每人总会有些特色,不一定要把它完全消除。我曾经试过工作量太重,那些困扰的声音好像快出来了,我会请两天假来让自己休息。

    R:这就是错误观念。宁愿在治疗复康上抱完美主义,不需要再与幻听共存,好过太容易去接受伤痕裂口。

    (来源:香港01社区 https://is.gd/EzzqTl 2017-03-30)

  • 你知道吗?半数博士生正受精神疾病威胁!

    很难让人相信的是,可能是这个世界对科学贡献最大的一类人,科学家的有力后备军,博士生们——的相当大一部分正在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

    这一比例,据根特大学的科学家报道,占总人数的50%以上。不止如此,大约三分之一的博士生正面临着长期抑郁的风险。

    这很糟糕,但也非常能够理解。如果你曾经有过攻读博士的经历,那你应该能意识到,这可能是全世界最为孤独的旅程之一。

    用人生中最为精力充沛的几年来解决那些没人知道答案的问题,这让人兴奋,但也很危险——挫折、失败、自我怀疑,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这些可以轻易摧毁一个博士生。

    心理学家称,引起这种恶性情况的主要问题是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过重的工作负荷和不合理的科研需求(是的,科研中并没有太多的“合理“科研)会严重干扰实验人员的家庭生活,并为他们的人际关系带来过重的负担。

    据统计,受到这样负面情绪困扰的博士群体,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概率比本科生高出两点四倍。

    追逐科学是一件看上去很让人兴奋的事,但事实上,任何从事过科研工作的人们都难易否认科学的黑暗一面。知识背后的美丽让人心醉,但它从来不易于接近。

    拨开迷雾看到真理需要智慧,也需要坚持和勇气——而也许这些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们,还更需要这个社会的支持和理解。

    (来源:果壳网 http://www.guokr.com/post/779046/ 2017-03-31
    原文 http://www.iflscience.com/brain/half-phd-students-suffer-psychologica-distress/all/)

  • 精神病很可怕吗?其实对他们来说──歧视才是最可怕的

    由于新闻事件的延烧,大众对精神障碍者的恐惧与歧视似乎慢慢地浮上台面。前阵子甚至有新闻表示有某小区在大门贴着「防精神障碍者进来杀人,要关门」的事件。
    这样子公然歧视精神障碍者的事件,如果继续延烧,可能会造成社会对立。而这一切的起源都可以说是从「污名化」开始。
    什么是「污名化」?什么是「精神病的污名化」?那小郁有被「污名化」吗?小郁乱入这次特别整理了一些关于污名化的资料,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详情含多张图片故见链接)
    (来源:报橘https://buzzorange.com/2016/04/13/destigmatization/ 201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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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真的有病吗?他可能只是反政府

    内湖女童命案引发社会哗然,北市刑大认定为精神病患杀人,因而北市府宣布要劝导疑似精神病患送医;但31日警方至政治大学欲将丁姓男子「摇摇哥」强制送医,立刻引发政大师生挞伐。然而,「精神病患」的认定其实隐藏了国家机器的权力,纳粹德国、现在的新加坡与中国大陆,都曾出现「被精神病」患者,政府说你有精神病,你就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
    这些「精神病者」因思想与掌权者背道而驰,而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强迫送入精神疗养院,可能造成心灵的严重创伤,从2010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被称为「被精神病」。被精神病不是历史,现在许多国家都还是以精神病为手段监禁异议人士,以下由Yahoo奇摩小编整理出新加坡、中国与俄国遭到「被精神病」审判的例子,让大家重新思考精神病认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中国学生宣扬台湾民主 被以「人格缺陷」送入精神院
    今年3月25日中国武汉一名大学生,因为在网络上宣扬自己认同台湾民主,遭到同学检举,被学校以「人格缺陷」等原因强行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其实类似的案例在中国屡见不鲜,而官方都以人民上访(上诉)、政府维权等原因,强行限制人民自由。更令人怀疑,中国政府是否利用「被精神病」来迫害人民自由与安全。
     
    新加坡少年批判李光耀 被判入精神院观察
    2015年6月新加坡16岁少年余澎杉,因批评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假民主」,而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观察两星期,此事件引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等的关注,以余彭杉年纪太轻,不适合送入精神病院等原因,要求新加坡立即释放并重新考虑。
    俄国异议人士Mikhail Kosenko被送入精神病院
    普丁的反对者Mikhail Kosenko在2014年被政府诊断为精神病,被强制治疗。从列宁时期开始,政治异议人士就经常被诊断为精神病或精神分裂,送进精神疗养院,并丧失自由。像Mikhail Kosenko这样的例子,不断在当代俄国发生,异议人士、艺术家,都经常「被精神病」。
    二次大战德国纳粹 典型「被精神病」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集中营的迫害更是典型的「被精神病」案例,当时纳粹集中营囚禁犹太人、战俘、政治犯、知识分子与同性恋等上千万名囚犯,而这些囚犯大多成为德国的劳动人口,而估计也有上千万名囚犯在纳粹期间遭到杀害,为历史上一大伤痛。
    (来源:Yahoo奇摩https://tw.mobi.yahoo.com/home/%E7%B2%BE%E7%A5%9E%E7%97%85%E7%9C%9F%E7%9A%84%E6%9C%89%E7%97%85%E5%97%8E%EF%BC%9F%E4%BB%96%E5%8F%AF%E8%83%BD%E5%8F%AA%E6%98%AF%E5%8F%8D%E6%94%BF%E5%BA%9C-085802313.html  2016年4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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