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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令人期待已久的《精神卫生法》终于得以实施，《精神卫生法》是中国第一部旨在维护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表明当局对精神病群体的重视，值得肯定。不过，这部法律实际上是从1985年开始启动立法的，经过十多次修改，2012年10月份才被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直到现在才实施，这种办事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精神卫生法》之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显然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不是来自于民间，而是来自于官方。从海内外媒体的报道看，访民等各类敏感人士时常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限制人身自由和遭受虐待。《精神卫生法》不仅仅是针对精神病群体，还对避免正常人“被精神病”作出了规定。这部法律能否确保以后不会再有人“被精神病”，民间与外界依然存疑。
《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必须自己愿意，没有严重危险性的不得强制住院”。从这句话来看，立法者的文字并不严谨，倘若一个人真的患上了精神病，虽然思维异常，但仍然知道精神病院不是个好地方，自然不会自愿进精神病院。所以，应该是自愿或者家人愿意。该法规定必须实施住院治疗的有两种情形：“1）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2）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对于第一种情形，一般人容易理解，但对于第二种情形中的后半部分，显然具有太大的活动空间，是否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究竟应该由谁说了算？家人还是他人？如果是家人，当然没问题，如果是他人，那警方或者其他人又可以以你有危险为名强行送入精神病院了。
有媒体统计称，“被精神病”者被送至精神病院通常有三类情况：被家人送至、被单位送至、被政府送至，以致有评论认为“被精神病”者绝大多数是访民和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从常理看，被家人送至精神病院的人绝少是“被精神病”者，因为家人往往不会轻易将自己的亲人送进去，只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而被单位和政府送进去的则不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被送入者坚持维权或发表令官方恼怒的言论。无需调查，便可以想象得出来，中国的“被精神病”者基本上都属于这类人。
虽然“被精神病”的情况经常发生，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并不愿意承认这种事实。该机构认为，在之前的多次调研中，听到的“被精神病”情况极少，听到的多数意见是立法要解决当前精神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预防不力，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和有效康复等问题。所以《精神卫生法》要立足于从人财物等几个方面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设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精神卫生工作队伍。
深圳律师黄雪涛是著名的“被精神病”公益律师，长期关注《精神卫生法》，她认为，“被精神病”已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现象，《精神卫生法》除了应该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外，还应确保正常公民不被强行收治。《精神卫生法》的部分内容算是对黄雪涛以及民间的呼吁作出了回应，但相关内容只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不得不令人担忧。
近年来上访大军日益壮大，让地方政府挠头，为了防止他们继续上访，很多长期上访的访民均“被精神病”。早在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症精神病超过1600万人。真不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卫生中心是怎么得出这一数据的，如果各类精神病人数在1亿人以上，那比例也太高了，这与常人的感受有明显的区别。当然，或许在官方的眼中，各类敏感人士，尤其是访民都属于“精神病”患者，如果把他们都算进去，当然能让上述数据成立。
官方认定精神病的标准与民间有天壤之别，这才是导致中国精神病人数据庞大的重要原因。几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认为，那些长期上访者都是有“精神病”的，结果引起访民众怒，使得访民纷纷奔向北大或者他的家门前讨说法。按照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在这个世界上，精神病患病比例无国能出中国之右，更有专家危言耸听，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四分之一。这种说法不堪一击，可见，“被精神病”者不仅是那些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正常人，还有从未进过精神病院的正常人。有上述数据撑腰，人人都有被强行收治的可能。
精神病院本应是诊断和治疗精神疾病的地方，但是，早在20多年前，精神病院就开始沦为了为当局打压“不稳定因素”和“敌对分子”的特殊场所。北京作家王万星因为1992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呼吁平反“六四”的标语，结果被警方以“精神病人”的身份强行送入北京安康医院关押治疗，直到2005年才结束了“被精神病”恶梦。
仅仅最近几年，被中国国内媒体曝光的“被精神病”案例就层出不穷、触目惊心：2003年，因不满“同工不同酬”问题，武钢职工徐武将工作单位告上法庭败诉后开始上访，2006年至2011年被强制接受精神病治疗4年多；郭元荣曾为湖北十堰竹溪县建设局干部，因为举报自己上司违纪行为，被关在精神病院长达14年；2003年10月30日，河南漯河大刘乡农民徐林东因为帮邻居讨公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乡政府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院。之后竟然家属无权接人，要通过乡政府许可。徐曾被电击55次，两次逃跑、几度自杀；2009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郭俊梅和几名护士到深圳市信访办反映奖金过低的情况后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被强行治疗……
显然，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不为公众知晓的“被精神病”案例数不胜数。《精神卫生法》倘若能得到认真的贯彻实施，或许真的能够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并杜绝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悲剧；但是，在权大于法，政权高于人权，稳定压倒一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当今中国，即使这部法律的确有改善现状的意图，也难免不会沦为一纸空文，只要不能真正做到将官员手中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被精神病”的悲剧还会不断上演。（来源：民主中国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3/05/201305042145.shtml#.UYUJV7WLC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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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中发是安徽省马鞍山市金瑞小区的居民，今年30岁。近日，邵中发通过他正在北京上访的家人联系上了《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介绍了他的情况。

2011年3月份，因痔疮发作邵中发到马鞍山市中医院做了痔疮切除手术。手术后邵中发一直感觉比较痛，肛门抽了几天，上厕所有很多组织挂在外面好长。邵中发问医生怎么搞的，医生讲是痔疮没切干净。时至今日，邵中发饱受这种状况的困扰，感到十分痛苦。

 

为此，邵中发和家人多次找到马鞍山市中医院。马鞍山市中医院在带邵中发到南京中医院等处检查后，竟得出结论说邵中发精神有问题，他的症状是他想出来。

 

此举更令邵家人不满，邵中发母亲和姐姐四处上访，2013年2月底邵中发的姐姐到北京进行上访。

 

高峡

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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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梅是吉林省敦化市渤海街振兴社区6-3bg095号的居民，1953年4月4日出生。今年59岁的刘淑梅，在2012年却被关精神病院185天。2013年1月29日，本刊记者刘飞跃电话专访刘淑梅和她的老伴刘兴鲁，以下是访谈全文和录音。

刘飞跃：你好，请问你是刘淑梅的家人吗？

 

刘兴鲁：是的，我是她老头（丈夫）刘兴鲁。

 

刘飞跃：请问刘淑梅回家了吗？

 

刘兴鲁：回来了。12月25日回来的，被关了185天呀。

 

刘飞跃：她现在身体怎么样？

 

刘兴鲁：哎呀不太好，头发都掉了一大“团子”，跟大人拳头那么大的“团子”。她现在在家，具体情况你问她吧。

 

刘飞跃：好。

 

刘飞跃：你好刘淑梅，先请你说说这次是什么时候、怎么进精神病院的？

 

刘淑梅：2012年6月13日早上七点多，我又到了敦化市委门前上访，希望能碰到书记申冤。后来书记的车快来了，我因为腿刚做过手术站不住，就想坐下来，可一座腿不得劲就弯下了，于是当天就有警察把我抓走了，他们说我在市委门前“下跪”扰乱了社会治安，于是因此拘留我七天。

 

2012年6月19日早上，渤海派出所来了二名警察把我从拘留所里提了出来，用车送到了吉林省公安厅所属的公主岭安康医院精神病鉴定中心。到医院后，一名女警察将我带到一屋内，然后进行了所谓的鉴定。“鉴定”结束后，我问鉴定人结果，她不答，只是笑笑，我也从未见到鉴定报告。只到出院时，医院才给了我一个出院证，上面写我是精神分裂症，但我根本没精神病。

 

6月20日上午，我被带到了渤海派出所，当时我老伴也来了。渤海派出所警察瞿敬贺等人让我们上警车，我们不知道干什么，我和老刘进行了抗议。但还是被推上警车去往延吉。当时送我们的都是渤海派出所的警察，有四个人，他们骗我说去延吉做脑部检查。中午11时许到延吉后，他们把我送进了位于延吉的延边社会脑康医院四楼病房。他们根据本不是为我做检查，而是要把我关起来。我老头一看不对，就把我拽了出来，结果十几个人过来就把我老头围住，然后把我送进了病房。

 

刘飞跃：进医院后情况怎么样？他们给你吃药了吗？

 

刘淑梅：进去后他们就让我吃药，我不吃医生护士就把我绑到床上，手、腿、脚都捆住。就这样我被迫吃药，吃完药后护士还让把舌头伸直检查药是不是真的吃下去了。过了一个半月，我吃得实在受不了了，吃药吃得腿只哆嗦，就不肯再吃药。结果医生护士强行给我灌药，他们四、五个人骑在我身上，还有人拿钳子撬我的嘴巴，把我的牙都撬掉了一颗。他们就这样给我灌药灌水，当时弄得我满身都是水。

 

刘飞跃：听说你在医院里面还被过电了？当时是怎么情况？

 

刘淑梅：是的，大概是在医院里面关了三个月后，我给医生说要他放我回家，他一边说我唠叨，一边喊人给我过电。这次我被过了一个多小时电，当时来回在我两个腿上过电，过得我嗷嗷叫。我的主治大夫姓金，特别坏，他不让我说话，一说话他就要给我过电，后来有一次我不得不给他下跪才没过电。在医院里护士还揣了我二次，打人的是二个护士，都是三十多岁，一个汉族的一个朝鲜族的。

 

刘飞跃：医院为什么对你这么狠？

 

刘淑梅：在医院里面有护士曾对我说“你不是爱告状吗？”“就是要治治你”。

 

刘飞跃：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几个月住下来身体怎么样？

 

刘淑梅：我是2012年12月25日出来的，我儿子多次去找政法委、派出所、渤海街道，才放我出来的。一百多天药吃下来，把我身体搞坏了，都不像个人了，现在连端半脸盆水都端不动。我这次在医院里共花去了一万七千多元，都是民政局出的。

 

刘飞跃：最后请你谈谈你上访的原因吧。

 

刘淑梅：好的。我原在一校办工厂上班，可社保局一直不肯给我办退休手续。2001年我家里又三次被盗，公安不处理不抓人，有公安局内部警察说小偷有当官的亲戚。就是为这些事我一直在上访，去北京都几十次了，因上访我还被拘留了四次。

 

刘飞跃：你有在医院的相关材料吗？

 

刘淑梅：有，我把医院给我的出院证给你吧。

 

刘飞跃：好，谢谢。

 

刘淑梅：不客气。

 

2013-1-31

 

 刘淑梅的诉求信

 

刘淑梅的出院证

以下是刘飞跃与刘淑梅的对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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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剑是位于杭州的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教师，北大学子，2012年12月7日晚上王培剑险些被送进精神病院，发出这一消息的是王培剑的北大同学滕彪和他杭州的朋友昝爱宗。获悉上述消息后，我于当日深夜电话采访了王培剑老师。

王说，7日晚上六点多，法学院院长助理和他一起吃饭后来到他家中，委婉地说因为王培剑的政治言论从下周一起学校要对他进行停课，同时这位助理还建议王培剑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随后不久，王培剑的弟弟赶了过来，他是学校专门把他从老家叫过来的。王培剑的弟弟进来后就提出要将王培剑送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院）。王培剑坚决不从，最后将他弟弟赶出了房间。王培剑说他看到他弟弟当时很焦急，压力很大，相信这种压力是来自学校和有关方面。后来，法学院的书记周泛海也赶了过来，王培剑把房门顶住，坚决不让周进来，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周泛海离去。

 

对于所谓政治言论王培剑说，近一、二个月来他在课堂上确实给学生讲过。讲的内容主要包括，建议共产党放弃权力，因为共产党与民众构成了主奴关系结构；共产党坚持一党专政，把自己打造成正义的化身就没办法建立稳定的宪政社会；王培剑给学生讲到了六•四事件的真相和经过，并讲到了王震当年“十万人头”的讲话；介绍了知名维权人士滕彪被剥夺律师执照等情况；向学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时王培剑曾和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交往过，他因此被监视居住了一个月并在公安局关押了几天；向学生讲述了一些学院限制公民自由的表现和行为，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还向学生讲到了毛泽东等。

 

王培剑说，他的这些言行都被学校的信息员报告给了学校和有关方面。近段时间来，计量学院法学院以各种方式对他提出了警告。7日学院欲对他这名曾经的抑郁症患者采取行动看来是“忍无可忍”了。

 

8日上午，我与王培剑又进行了通话。当时王培剑说他上午刚与与法学院的书记进行了交涉，并表示随后将与他的弟弟进行交流。王培剑还表示，与法学院书记的谈话气氛还可以，结束谈话后他还与这位书记来了一个拥抱。对于谈话的内容，王培剑表示以后再谈。当时我感觉王培剑可能暂时逃过一劫了。

 

谁知第二天，就传来了王培剑已被送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发出的消息说，王培剑是8日中午一点左右被他弟弟王壮剑送到精神病院的。王壮剑虽然否认中国计量学院给他施加了压力，但承认当日王培剑“同意倒是没有同意，我一个人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一定需要有协助的人，找不认识的（学校）保安进行协助，那天还是比较顺利，冲突还是比较小的”。

 

对于王培剑被关进杭州第七人民医院的最新情况，2012年12月下旬，我又电话采访了在杭州的昝爱宗。昝爱宗说：“王培剑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就是平常情绪上有些小波动，有时爱说些小事情，有点幻想症状”“他曾经二次住过精神病院，都是他家人送进去的。我曾到医院看过他，他们病房里当时有三、四十人，一进病房看到他就和其它病人明显不一样，他还在里面看书”“我认为他没什么大问题，不应该住院”。

 

对于王培剑为什么不应该住院，昝爱宗说：“没经过医生诊断就认为发病”“没发病就送精神病院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患心理疾病的人多得很，全国据说有一亿多”“我了解的就在中国计量学院王培剑的同事中，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差不多。他因为没讲政治问题，就没人强送他到医院去，而是被安排到学院图书馆上班”。

 

我又问如何看待王培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一些所谓的敏感话题。昝先生说：“王培剑本身是法学教师，宪政这些内容本身就是他专业授课的范围，是应该讲的内容” “关键是看在哪儿讲了，杭州的环境紧，这事要是在广州大学讲可能就没事了”。

 

滕彪在自己的微博也介绍了王培剑的一些情况，他说到王培剑经历了很多不幸，毕业后分在浙江省女子监狱，但很快离开了。他成为中国民主党成员，也因此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在律所实习后，司法局拒绝给他发律师证。几个月前王培剑离了婚，一人住在学校筒子楼里，加上停课的打击，心理压力极大。

 

本刊记者：刘飞跃

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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